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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必然走向美国政体(2012-11-02 20:34:20)转载▼标签：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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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必然走向美国政体(2012-11-02 20:3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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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主张彻底放弃各种形势的极端民族主义，彻底打破笼罩中国的各种意识形态迷雾和偏见，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即自由、民主、人权重建中国社会和重构国家战略。

                                                    　一，解读美国与二十一世纪的国际政治。

　　感谢上帝，在二百多年前北美那片辽阔的土地上诞生了这个伟大的国家，这个没有历史的上帝之子命中注定是来挑战邪恶、拯救人类的。诚如伟大的托克韦尔预言，这个秉持自由与民主理念的新生儿势必与代表专制暴力的俄罗斯在全球范围内对峙决战。上个世纪毛骨悚然的冷战应证了这个法国思想家穿越历史长廊的卓越远见。

　　在二十世纪，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挺身而出，拯救了世界；在与前苏联长达半个世纪的对峙中，终于使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邪恶帝国”不战自溃。在某种意义上，二十世纪的历史就是一部美国史，一部美国从自得其乐的孤立主义到主动承担国际责任，捍卫世界和平，推动全球民主化的历史。那么美国在当今代表着什么？象征着什么呢？
　　第一，美国是世界和平的主导力量，美国为全球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国际环境。而今已经是一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国家之间的彼此依存度越来越高，发生在某个国家的动乱或地区战争，已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可能对世界其他国家人民的生活质量发生重大影响。全球经济一体化势必内在地要求全球范围内的民族国家，既开放又稳定。美国是国际依存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的国家利益必须有赖于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而它的国家利益不期而然，也正好代表全球利益。在中国人的商业利益也遍布全球的时候，难道我们希望自己的投资毁于异国的战火？希望国际航线布满水雷？期望一个不稳定的暴政一夕之间没收我们的财产？驱逐我们的商人？全球经济一体化内在的要求曾经作为孤立分子的每一个国家在今天必须是稳定、开放、民主的国家，这种内在的驱动力会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促使那些专制封闭的民族国家逐步向民主开放的自由国家转型。由于政治传统，宗教原因和社会发展水平，一些国家的转型将是漫长而痛苦的，但站在这些国家的根本利益上看，只有变革才能生存。在冷战后，世界和平的主要危险来自这些区域性极权国家及9.11事件所提示的宗教狂热势力。虽然在可预期的将来不大可能产生破坏全球平衡的邪恶力量，但失控的地区冲突以及诸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等，仍然可能毁灭我们的和平愿望，危及世界经济繁荣。
　　美国捍卫的世界和平绝不单纯是为了“和平”这个中性的词藻，乃是贯注了文明的主流价值，即：自由、民主和人权，诚如前文所言，在全球化时代自由、民主、人权已不仅仅是一种理想，一种价值诉求，而是人类共同体内在的结构性要求，因此第二，
      美国是人类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旗帜，是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的火车头。人权政治和干涉内政是全球化时代的必然要求，是冷战胜利后充满自信，拥有绝对经济和军事优势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力量人道主义精神在外交政策上的必然表现。很难想象一个强大的自由国家会对肆意屠杀的邻国暴君熟视无睹，仅仅因为那是所谓的主权国家；在当前的国际政治中，民族主义和主权是摄取政权的统治者麻痹人民的毒品，是掩饰罪恶的遮羞布。人权在国际政治中只有一个标准，所谓双重标准之污，只不过是企图从根本上否定人权政治的籍口而已，但人权政治可能有双重策略，它是以实力对比为前提的，我们不可能让忠勇双全的义士无条件面对魔鬼。前苏联在国内迫害持不同政见者，迫害少数民族，但对这个拥有能毁灭地球的核武库的“邪恶帝国”，自由世界不可能武装干涉。但是，正是前苏联的土崩瓦解，俄罗斯走上民主轨道，世界均势已不复存在，人权政治和干涉主权才成为国际政治的现实。即使如此，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也肯定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在策略上多样化。   战胜前苏联“邪恶帝国”，使美国功垂千秋，也使人权政治和干涉内政有了可操作性，对全世界向往自由的人民来说这是一剂巨大的希望。美国的国家利益在全球化时代鲜明地表现为捍卫世界和平，推动全球民主化，促进世界经济繁荣。为此美国所作出的努力是巨大的，也是卓有成效的：以各种形式驻扎在全球140余个国家的美军是世界和平的一支战略保障力量；促成俄罗斯进一步融入西方社会，阻止它滑向民族主义泥潭从而危及世界和平并引发专制主义的大复辟，巩固冷战的战略成果；积极实施太空防御计划，打造一个自由世界固若金汤的万里长城，彻底毁灭极权国家和恐怖分子的罪恶幻想，建立毫无疑问的绝对战略优势；积极调停、干涉各种类型的地区冲突，义无反顾地当好全球和平警察和消防队员的角色；促使转型期中国以经济融入为先导最终在政治上彻底融入西方社会，不遏制中国的强大而阻止中国走向军事法西斯帝国；诱导伊斯兰世界逐步向现代文明社会转型，防止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冷战胜利后的美国空前强大，也责无旁贷。如果说二十世纪是美国世纪，那么二十一世纪人类仍将托庇于自由强大的美国，它将仍然是美国世纪。
      在国际舞台上，欧盟及北约在根本性的战略方向上断然不会与美国背道而驰，美国在亚洲的战略伙伴日本、韩国亦必然如此，这些自由国家的战略利益是一致的。不管欧洲文明的自负导致多少心理上的妒忌，不管这种妒忌会表现在外交上及至个别策略上的分歧，欧洲的内心是清醒的，它的利益的归宿会警示它：美国的国家战略是它的根本利益的代表，也只有美国能承担全球领袖的重任。伟大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早在二战之际就清醒地推动当时还处于孤立主义的美国勇挑世界重任，当时维持世界秩序的大英帝国在悲壮的反法西斯战争中陨落了，主持了这个伟大帝国壮丽日落的丘吉尔以自己对人类，对自由世界的巨大使命感召唤了这个沉睡的巨人。仿佛承袭了丘吉尔的远见和责任感，英国希莱尔首相目前是欧洲鼎力支持美国战略的最卓越的政治家。经常要发出一点不同噪音的法国不过是多一些布尔乔亚的文化自恋和自私心而已。法国的这种自恋性的象征意味在美国的一些欧洲盟国中多少都有一些表现，但在这些雾水之下是欧美坚若磐石的同盟，以9.11事件为分水岭，普京旗帜鲜明地倒向了美国。只要俄罗斯不会出现民族主义极权政府，只要已经崩溃瓦解的苏共不会死灰复燃，后者几乎是不可能的，俄罗斯必然与欧美结盟，这也是俄罗斯的根本期望。只有美国和西方世界能够为俄罗斯提供复兴的经济和技术支持，只有与西方完全的融入，才符合俄罗斯的最高利益。普京以9.11事件为契机成功地克服了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幼稚病和大国后遗症，迅速地融入西方世界。从最近签约的俄罗斯一北约理事会的性质看，两个传统的冷战伙伴已近乎同盟甚至已经是同盟国了。
      中西方都有一批以十九世纪殖民主义时代的地缘理论和价值观来解释当今国际政治的战略评论家，这些评论家的根本谬误在于完全忽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人类的繁荣与文明已经休戚与共，更忽视了人类在二十世纪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深重苦难和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恐惧带来的价值：对人权、自由、民主的珍视和共识，低估了西方文明的道德觉悟和制度演进，低估了西方文明的普世价值和整个人类的觉醒。全球经济一体化势必推动全球性民主改革浪潮，无论是宗教极端主义还是民族极端主义，从根本上讲都是一种极权文明对自由民主浪潮的反扑，是对改革求变的抗拒，借口不管多么冠冕堂皇，其实质就是落后对进步的反动，是落后文明对先进文明的垂死挣扎。被小布什指称的所谓“邪恶国家”及其扩大版，不管是宗教国家还是冠以“党”名目的国家，撕开画皮后，无一不是对内实行独裁专制的国家，这类国家在二十一世纪理所当然地会成为人类文明的公敌。这就是二十一世纪国际政治的现实。以美国无可匹敌的军事优势，当然应该联合文明世界的力量，以主动干涉的战略促进变革。美国对阿富汗的战争就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解放战争，使在塔利班奴役下的人民有了自由新生的希望。
      综上所述，二十一世纪之初的国际政治是在冷战结束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力量获得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绝对优势并全面利用这种优势加速世界范围的民主化进程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时期。由于美国的超强地位，它势必作为整个世界的发动机和领航者，整个自由世界的责任不是妒忌美国的国际地位，而是积极参与配合，调校，纠正美国的国际战略, 使美国的国际政策更能反应全球的共同利益从而成为更有代表性的自由世界的共同战略，欧洲及其整个自由世界应该以更开放的胸怀理解美国日益富于进攻性，主动性的对外战略。团结在星条旗下的自由世界大同盟是二十一世纪和平与发展的坚固基石。

　　二，力行亲美国策，融入西方文明

　　美国的对华战略最近几十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72年对激进狂热的共产党中国实行战略封锁与包围，其间中美的热战与冷战交替出现；第二阶段，1972－1989年，前期以离间制衡苏联为主导，后期加入了促进中国和平演变的因素；第三阶段，1989至今，主要是促进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和平演变。诚如历届美国总统所言，一个民主而强大的中国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反言之，一个专制极权而又强大的中国将危及东亚乃至世界和平。    中国的对美战略也大致可分为上述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主要内容是仇美反美，前期联苏反美，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后期孤立主义反美，第二阶段联美制苏，第三阶段比较复杂，但总的基调是积极争取美国的战略谅解，主要是对中国内政的谅解。在前苏联崩溃以后，冷战的三角依赖关系不复存在，美国已不在需要这个军事上的间接盟友，因而对世界上这个最后的社会主义集权大国日益加大了政治上的压力。
       邓小平的改革路线本质上是一场和平演变的路线。这个深谋远虑的战略家深知红色中国的种种暗礁潜流，为了把中国人民从偏执愚昧和贫穷落后的苦海带入现代文明国家他从来无法明白地坦露胸怀。可以说他是中国人的摩西，他最终把这些苦难的子民带向圣地，但在临近那片自由土地的时候，他撒手西归了。    为了欺骗左派和长期受意识形态狂热毒害的国民，邓祭起了中国民族心理最容易接受的法宝：“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于是我们终于可以心安理得地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因为我们最终将埋葬那些殖民主义者，亲美是不敢明说的，也是为了韬光养晦，有朝一日能同美国抗衡，忍辱是为了来日方长。当中国人民走完这一光怪陆离的历史时期，进入文明世界冷静回望的时候，他们会永远追怀这个伟大而身世复杂的政治家，会钦佩他卓越的政治手腕和纪念他的千年功德，虽然他也曾留下血腥的遗憾。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开始，中美战略关系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从老布什中经克林顿到现在小布什，美国的对华战略十分明晰：以国际压力促进中国政治体制和平改革，考虑到中国国情的复杂性，适度谅解中国执政当局改革的方式、时间、步骤。而中国执政当局总体上秉承邓小平的和平渐变路线，从经济改革入手逐步为政治改革创造基础条件。美国所担忧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强大而政治改革却嘎然而止，一个强大而政治上奉行民族主义的中国或坚持共产主义偏见的中国会挑战世界的政治秩序。这是目前国际政治中最主要的隐患。在《中国威胁论》这本小册子中，美国人的这种忧虑表达得十分透彻。    影响中国融入西方社会的主要偏见是极端虚伪又十分阴暗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是多年仇恨教育熏陶出来的。它把我国人民百多年的苦难和落后的原因一律归咎于西方的殖民主义，它塑造了血海深仇的悲情故事，培育了脆弱而夸张的民族自尊心，执政当局又屡屡操纵这种民族心理作为对抗西方政治改革要求的武器，掩盖国内人权不佳的事实。为了保持和浇灌这种仇恨心理，上个世纪曾经与中国发生过八年战争的日本可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宝贝。由于日本作为侵略者的罪行铁证如山，于是仇恨似乎要进行到底，于是日本人的忏悔要世世代代进行下去，全然不顾民主日本已经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了，日本人民已经不是当年军国主义下的人民，已经是自由世界的自由人民，他们早已选择了和平宪法，他们应该做的不是成天戴着“罪人”的招牌向天下“谢罪”“道歉”，而是主动承担一个自由国家的国际责任。让人父债子还本来就不是一种大丈夫光明磊落的行径，更何况让别人的孙子辈，曾孙辈来还帐？我们大有一种让民主日本的儿童从娘胎起就知道我的爷爷是杀人犯的迫害狂心理，把我们曾经习以为常的血统论，划分地富反坏右的成份论横加在日本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头上，这种阴暗的民族心理已经到了十分滑稽的程度。有五千年历史的汉民族就没有过征伐异族的战争？世界上有多少民族没有过侵略或被侵略的历史？如果都如此这般地把仇恨进行到底人类岂不成了仇恨之海？日本那一代战争罪人已经为自己的暴行付出了沉重代价，日本民族因为自己的军国主义狂热是迄今为止唯一品味了原子弹威力的民族，想想广岛，想想长崎吧。这种阴暗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中国受绝对控制的宣传舆论下赫然是一种政治力量，当局既利用它来抗衡西方，又深受其制肘。当局利用这种民族主义心理顺势把西方对中国的政治干预解释为恐惧中国的强大。这种解释极其有效地蒙蔽了相当多国民的理性，顺应了他们报仇雪恨，发奋图强的定势心理。这只有在愚民政治下才会发挥作用的谎言是不值一驳的，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经济上强大起来就势必发生对抗性征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重新崛起的欧洲早就应该同美国人打得头破血流了，欧洲国家之间早就应该兵戈相向，征战连年，在九十年代号称要买下美国的日本，早就应该再被原子弹揍扁。中国的经济实力与这些国家或地区相较如何？美国人为何不遏制破坏这些远为强大、发达的国家？事实上在当代世界贸易体系中，一个经济强国可能产生的互惠互利的商业机会远比作为一个穷国大。所忧何在？真正的忧惧是害怕这条所谓的中国龙成为类似于德国法西斯或前苏联那样的“邪恶帝国”。美国及其自由世界欢迎一个民主自由而经济繁荣的中国，却绝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而固守极权形态的独裁国家。诚如罗斯罗芒在《中国威胁论》中所说，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美国人民是一致的，美国所反对的是执政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把这个国家推向邪路，美国绝对不会阻止中国的经济繁荣，反对的是专制主义本身。
　　在当前的国际政治中，伊斯兰国家中的极端主义势力不具备形成对整个世界秩序的挑战，这些国家不具备那样辽阔的国土，众多的人口，不具备成为军事大国的潜力；它可能会阻止延缓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并搔扰西方国家，引发一些地区冲突，但难以构成实质上的威胁，残余的一些社会主义或其他极权国家都不过是些蕞尔小国，也不可能根本上撼动世界和平；但有十三亿人口拥有核武器的中国却是世界秩序中一个不能加以忽视的威胁。
      中国可能以两种方式给世界文明带来麻烦，一种是成为极权世界的强大堡垒，一种是它崩溃失序。过于激进的政治改革可能引爆国内的社会危机从而导致大崩溃;而它的专制传统和民族主义狂热又可能导致它成为新兴的帝国。这两种危险都是美国和西方世界所遏力避免的，这也正是中国的健康力量，包括邓小平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为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的政治家必须彻底清算中国的民族主义，重新塑造中国人民的国际政治观，抛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残余，融入西方文明的主流价值。
      邓的渐进改革战略虽然带着诸多遗憾，但经过二十多年的演变,一个初步的自由经济秩序已脱颖而出，加入WTO使中国经济与世界正式接轨。在这个平台上政治上何去何从已经需要作出刻不容缓的选择，本文不拟从中国国内政治的角度探讨政治改革的紧迫性，将会在下一篇文章中专门阐述，而对美政策却是中国政治选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我们彻头彻尾的主张放弃整合团结落后国家抗拒美国的外交幻想，更嘲笑联俄联印，甚或联日联欧以制衡美国的荒唐设计；我们旗帜鲜明地主张积极支持美国以反恐为号召打击一切根源于专制主义的极端主义；支持美国对个别危险国家采取或将要采取的进攻战略；积极理解和支持俄罗斯加入北约以及与西方和美国形成的亲密关系；理解并支持美国的太空防御计划；积极参与配合美国所主导的防止核武器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总而言之，在战略上与美国保持总体的一致性，同时开启国内政治改革。

　　一个和平的世界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一个民主而强大的中国符合全人类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