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阶级、阶级斗争没有彻底消亡之前，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领土的完整，民族间的和睦，人民大众生活的幸福安康，是必不可少的根本保证。这已为世界各国几千年的文明史所证明。在古代，这种中央集权是由充满了神圣色彩，至高无上的皇权所表现出来的；在近、现代，这种中央集权则是由具备了某种符合大多数人的信仰，能够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政党所执掌、担当的。

然而，无论是皇权还是政党所代表着的中央集权一旦因为各种原因弱化而丧失了民心，则会逐渐地导致种种社会矛盾激化，从而引发政权信任度雪崩似的垮塌。这时，各方诸侯、军阀的割据则不可避免，外敌趁虚而入鹊巢鸠占亦顺理成章。于是，国家分裂，领土被侵，人民颠沛流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就会变成残酷的现实。上世纪初中国国民党的迅速兴盛与迅速败亡就是最好的说明。

因此，在古代，君权神圣不可侵犯；在近、现代，执政党只要不是逆历史的潮流背民心而肆意妄为便会受到人民的拥戴与最低程度的不反抗。这也是改革开放后的当代中国尽管执政党背弃了原则和理想，差一点使国家、民族跌入万劫不复深渊而人民始终不忍抛弃它的原因所在。这个看似简单的道理即便是普通的百姓也心知肚明，却难以为缺乏历史沉淀感，极其浅薄的小右们和狂妄无知的极左们所不能理解。他们要么幼稚地以为，只要有一人一票的选举和反对党的监督便会产生民主与自由，万事大吉。要么执拗地认为，一旦执政党改变了颜色就必须彻底地摧毁它，推到重来。殊不知，任何的政治组织宛若人体一样，同样存在着吐故纳新、新陈代谢的功能，而能够决定这种功能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发挥决定性作用，使得这个执政党起死回生的关键性人物，只有执政党的领导集体、尤其是一两个并非政客而确确实实是心怀天下，胸富韬略的政治领袖。

这就提出了一个异常尖锐、沉重得可以令人窒息的问题——在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人口数以十几亿计，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国度中，执政党的领袖其实就是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肩负民族的期望与人民的重托，被历史寄以厚望的关键性人物。这样的人物如果是一个英明神武、胆略智慧超群的伟丈夫，则国家强盛，民族兴旺，人民幸福。反之，这样的人物如果是一个昏聩无能、胆小如鼠智虑低劣的宵小之徒，则丧权辱国，祸乱频发，人民遭殃。那么，如何选择前者而杜绝后者呢？什么样的人能够负担得起如此的历史责任而胜任这样的领袖？这样的人是应该怎样被发现而真正地为人民所选择再被委以重任呢？

当《东方红》嘹亮的歌声在昔日的宝塔山下唱响的时候，人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救星毛泽东。而千古伟人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以前无古人的辉煌业绩证明了这种选择是极其正确的。可是，尽管毛泽东非常重视接班人的选拔和培养，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干扰和具体历史条件的限制，这种试验与努力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在刘少奇与林彪相继被废黜之后，毛泽东同时从上海和湖南调进了“敢闯敢干”的王洪文与“老实厚道”的华国锋。然而，此二者不管在人品、理念、年龄与作风等各方面存在着多少区别，仅就胆识、智虑和才能而论，在精于权谋、老辣果敢的总设计师面前仿佛只是不谙世事的孩童一般——离开了毛泽东这棵参天大树，他们便什么也不是。

与毛泽东的培养、选拔形似而神非的是，在能力上能够做到举重若轻却在思想上目光短浅，作风上武断专行的总设计师，对于选择接班人采取的是指定。这种仅凭个人好恶、异常轻率的做法蕴含了太多的不确定性，而所有这些不确定性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只要听话就行！改革开放后二十几年两任“核心”片面地理解改革和开放，不敢越“特色”的雷池半步却放任资本主义全面的侵略，人类历史上所有丑恶的现象在中国大地上肆无忌惮的泛滥，尤其是贫富差距不断地被拉大与讨好西方敌对势力导致丧权辱国，实际上已使得国家在思想和经济等多重领域被殖民的恶果，就是这种轻率所必然要付出的惨重代价！

由这种轻率而付出的代价并非局限于此，它的衍生物则是执政党内各种利益集团形成后，在决定领导集体人选上各利益集团为自己的代理人所占的份额和位置而激烈地厮杀着，又无可奈何地妥协着。他们留给百姓的唯一期盼就是瞎猫遇见死老鼠——碰运气——运气好，是福气；运气差，是晦气。如此的“顶层设计”不仅丝毫不顾及人民的意志，而且对国家、民族和历史同样丝毫地不负责任。这种状况如果持续下去，其结果不但不如资本主义社会的竞选，即便是连同封建王朝的分封也不如——封建王朝的君主哪怕是一个平庸之辈，尚且知道简拔贤才于草野，任用能臣干吏治天下，而这种“顶层设计”出来的结果只能是马屁精沐猴而冠，唯唯诺诺之徒宽坐朝堂。久而久之，英俊贤达扼腕叹息，平民百姓愤懑难当，周期律恐怕就会不请自来了。

能够打破这个怪圈的，只有薄公熙来！

自从当初将大连打造成渤海明珠，薄熙来崭露头角、声名鹊起之后，此公由辽宁省长、商务部长直至重庆市委书记一路走来，其间，无论是升是降，是褒是贬，凡到处无不风生水起，有声有色。尤其是治理重庆的几年间，他堂堂正正地坚信共产主义理想，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在举国“特色”的夹缝中义无反顾地高举共同富裕的大旗，以“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的大无畏气概唱红打黑，倡导“三进三同”，“五个重庆”，不但将此前黑恶势力猖獗，经济落后的西部重镇治理得经济增长率排名全国前列，更是营造出了一个贫富差距不断被缩小，黄赌毒匿迹，百业兴旺，秩序井然，人民安居乐业，百姓斗志高昂，奋发向上的大好局面。

这种被他人后来总结为“重庆模式”的格局宛若昏暗的天际上划出的一道闪电，使迷茫的大众看到了希望而兴高采烈。人们在议论、探讨这一切的同时又为薄熙来的个人魅力所吸引，从他身上仿佛又感觉到了当年毛泽东的魄力和气度，周恩来的儒雅与干练。实事求是地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人们对中共领袖的热爱和崇拜，毛、周之后薄熙来是第一人。这种热爱和崇拜的背后说明了两个问题：一，薄熙来用他自己的业绩无声地证明着他具备了超一流治国理政的能力。二，人民大众渴望自己能够拥有这样的领袖。

同样，这样的模式这样的人令许多人和势力惶恐不安。西方敌对势力怕他，怕这样的人一旦掌控大局便出了一个难以对付的对手。汉奸卖国贼怕他，怕这样的人一旦掌握大权他们就会死无葬身之地。资改派和各类利益集团怕他，怕这样的人一旦“野心”得逞他们便无法逃脱被清算的下场。于是，一个旷世难得一见的“奇迹”出现了——各方抛弃前嫌，以“珠联璧合”的方式联手扼杀。

其实，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薄熙来本人只要留得青山在，其它具体的结局已经不重要了，扼杀他的人在无意之中创造了另一个奇迹——极其快速地为他建造了一座历史的丰碑，又为自己挖出了一座座坟墓。薄熙来被“双规”之后越来越多的人赞美他，拥护他，爱戴他；而对扼杀他的人口诛笔伐无不都在有力地说明着这个问题。

而透过薄熙来事件，如果站在大历史的角度去看问题，或许至少可以发现两条极为重要的信息：第一，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薄熙来用他的言行在客观上开创了党内自由竞争政治领袖的先例。这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只有广泛的党内民主党才能焕发勃勃生机；因为只有党内竞争党才能择优劣汰，保持先进。第二，民众开始觉醒，不再被动地接受自己的领导者而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政治领袖。薄熙来事件自2012年的3.15始发之后，互联网上铺天盖地的挺薄的文章和帖子涵盖了各个阶层的民意，这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么？民意即天意，天意不可违！历史将记录并且证明，民众一旦觉醒，一切违背民意的东西都将被打得粉碎！

民众自主选择领袖的时代大门正在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