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一个幽灵

——读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

   “多一个人看奥威尔，就多了一份自由的保障。”

      看完了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不由一阵阵发冷。极权主义对人的思想和自由的钳制所能达到的程度，在奥威尔淋漓尽致的描绘中令人不寒而栗。

      在一个名曰“大洋国”的地方，全体人民处于完全监视之下，自由与思想是城中绝迹的珍品，屈从与无意识被训练成一种全民心态……奥威尔以天才般的预见和洞察，透视了人性中最原始而丑陋的东西。

      奥威尔通过细致描述、讽刺夸张等手段，对极权主义对人性的扼杀和戕害做了艺术展现，所呈现出的艺术感染力要远远超过几本理论著作。

      当你沉浸在作者描绘的艺术氛围中，你就成为了现场目击者，甚至就是当事人，你会感受到来自那个特有氛围下的所有一切，你会不自觉被恐惧所攫取，深陷无所不在的思想警察的窥视中，你随时准备被无端囚禁、被亲人出卖、被剥夺生命和自由。你就是一部没有灵魂的机器，没有思想的工具。你就是权力的符号，被权力肢解，也被权力奴役。这样的生活，我们似曾相识，这样的场景，也许还在上演。极权主义的幽魂离我们并不遥远。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年生于英国殖民地的印度，童年耳闻目睹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尖锐的冲突。与绝大多数英国孩子不同，他的同情倾向悲惨的印度人民一边。少年时代，奥威尔受教育于著名的伊顿中学。后来被派到缅甸任警察，他却站在了苦役犯一边。30年代，他参加西班牙内战，因属托派而遭排挤，回国后却又被划入左派，不得不流亡法国。二战中，他在英国广播公司从事反法西斯宣传工作。1950年，死于缠绵数年的肺病，年仅47岁。

       奥威尔短暂的一生，颠沛流离，疾病缠身，郁郁不得志，一直被视为危险的异端。在他为数不多的作品中，《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影响巨大，他以先知般冷峻的笔调勾画出人类阴暗的未来，令读者心凉肉跳。他将悲喜剧融为一体，使作品具有极大的张力。

       英国人生性拘谨，但英国的讽刺文学却一枝独秀，自乔叟以下，斯威夫特、狄更斯、查米亚丁，代有才人，各领风骚。奥威尔的卓异之处就在于，并非仅仅用小说来影射个别的人与事，而是直接揭露语言的堕落。在奥威尔眼里，语言是掩盖真实的幕布，粉饰现实的工具，蛊惑民心的艺术。他坚信在一个语言堕落的时代，作家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抵抗暴力和承担苦难的意义上做一个永远的抗议者。

       奥威尔是在一九四八年写完这部政治恐怖寓言小说的，为了表示这种可怕前景的迫在眉前，他把“四八”颠倒成了“八四”，便有了《一九八四》这部书名。二十世纪是个政治恐怖的世纪，直至今天，政治恐怖的阴魂仍然不散。因此，《一九八四》在今天仍然有价值。对我们来说，只有彻底否定了诸如“文化大革命”这类恐怖的极权主义，才给我们这些多年来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人，带来了真正值得向往的社会主义。

      在小说中，天空永远是灰蒙蒙的，街道上贴满了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老大哥的巨幅画像。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不叫总统，也不叫国王，而叫老大哥，听起来就像公仆、人民的儿子一样亲近，但人们所受的并不是一种慈祥的统治。

      社会的根本信念是：老大哥全能，党一贯正确。

      电幕到处都有。不论你是在家里吃饭、睡觉、在街道上行走，还是在单位上班，墙上的电幕时刻在监视着你，它们不仅能观察你的每一个动作表情，也能监听你的每一句话，甚至一声叹气。

       最重的罪行是思想罪。穿着便衣的思想警察混迹于人群之中。没有人敢保证自己明天不会被逮捕。醒着时你可以做到不说话，但你不可能控制自己不说梦话。小说中那个叫作派逊斯的党员，就是因为梦话被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听见后报告给当局而被捕的。他失踪了，就像他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在小说中，一个人如果失踪了，所有人便会强迫自己承认这样的事实：那就是根本没有过这个人。

      工作间隙有两分钟的仇恨时间。所有人这时必须放下工作来到电幕跟前。电幕上出现了一个从党的最高层揪出来的叛徒、变节分子被丑化的嘴脸。站在电幕前的人群爆发出了控制不住的愤怒的叫喊。

      利用不断更新出版的新话辞典规定人们只能说什么话。新话是世界上唯一一种词汇量在逐年减少的语言。新话的全部目的就是要缩小思想的范围。

      谁能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能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篡改历史是一项日常性工作，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负责。如果老大哥说过的某句话、党所做的某个预测与后来的事实不符，相关的报纸便会悄悄收回来销毁，经过修改的内容会被重新翻印。报纸的日期没变，但观点变了。要证明老大哥和党曾经犯过错误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找不到任何证据。

       真理部负责修改历史。和平部管战争。友爱部对老百姓严刑拷打。无知即力量。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

      《一九八四》是一道艺术大餐。读奥威尔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我惊讶于他怎么能在40年代末期就栩栩如生地预测了乌托邦的必然走向。

      《一九八四》出版之后奥威尔在给朋友的信中曾经提到过他撰写这本书的初衷：“我并不相信我在书中所描述的社会必定会到来，但是，我相信某些与其相似的事情可能会发生。还相信，极权主义思想已经在每一个地方的知识分子心中扎下了根，我试图从这些极权主义思想出发，通过逻辑推理，引出其发展下去的必然结果。”令人遗憾的是，奥威尔笔下的寓言式社会，像一个徘徊不去的幽灵，不断以各种形态出现在人类历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