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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远古文明考述

已有 17391 次阅读2015-6-27 10:00 |系统分类:文学分享到微信

 当代新媒体.西部地域文化系列丛书

巴蜀远古文明考述

 张凤林  杨国平  李仁藻  选编


广汉三星堆


西部地域文化工作室




目  录

===========================================================


*.巴  ---------------------------------------------(   )

*.古蜀国---------------------------------------------(   )

*.耶稣是中国三皇五帝之颛顼,其母蜀山氏之女------- ---(   )

*.神秘消失的古国——古蜀国---------------------------(   )

*.神秘消失的古国:巴国,庸国,夜郎,西陵国------------(   )

*.神秘消失的古国——邛都-----------------------------(   )

*.神秘消失的古国:滇国.南诏.大理---------------------(   )

*.甲骨文中的巴与蜀-----------------------------------(   )

*.族概况-------------------------------------------(   )

*.彝族六祖分支各种版本-------------------------------(   )

*.彝族古籍考述---------------------------------------(   )

*.博大精湛的彝族毕摩文化-----------------------------(   )

*.彝族《指路经》的文化学阐释-------------------------(   )

*.彝族舞蹈-------------------------------------------(   )

*.彝与夷、羌——从彝文考察彝族与古羌人的关系---------(   )

*.三星堆七个神秘的符号-------------------------------(   )

*.巴人使用楔形文字-----------------------------------(   )

*.《百濮考》详解-------------------------------------(   )

*.《华阳国志》 [晋] 常璩-----------------------------(   )

*.伏元杰《蜀史考》-----------------------------------(   )




上古时大洪水后,西王母氏族部落在青藏高原首建氏族部落国,首创远古文明(详见西王母古国考述),若干年后,居住在古青藏高原的西王母古国的羌族人向东南迁居,进入了岷山地区和成都平原。后人将这些居住在岷山河谷的人称为蜀山氏。犹太民族是东方泾渭流域氏族,他们经过几个世纪的西迁,于前11世纪从两河流域迁到中东,并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了“以色列犹太国”《山海经。大荒西经》里这样记载:“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稣。”“耶稣即颛顼”,耶稣是中国三皇五帝之颛顼,其母蜀山氏之女。   彝族远古时代从西北迁徙到西南,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越,楚,高棉及东南亚诸岛国古先民, 多为为巴蜀后裔----巴国,在先秦时期位处中原今西南地区、嘉陵江中上游地区的一个国家,国都为江州,即今重庆渝中区。始于先夏时期,于夏初加入夏王朝,成为其中一个诸侯国,在周武王伐纣时有功,被封为子国。因首领为巴子,而叫巴子国,简称巴国----



*.巴 国


巴国,在先秦时期位处中原今西南地区、嘉陵江中上游地区的一个国家,国都为江州,即今重庆渝中区。始于先夏时期,于夏初加入夏王朝,成为其中一个诸侯国,在周武王伐纣时有功,被封为子国。因首领为巴子,而叫巴子国,简称巴国。

鼎盛时期疆域“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及黔涪。”其疆域之辽阔,概括了今重庆全境、川东北、川北、湖南西北、湖北西南、陕西南、贵州北等地。

公元前316年,巴国为秦国所灭。秦惠文王南下伐蜀灭蜀国,同年,将巴国君臣掳往咸阳,巴地在无阵痛情况下实现政权的更迭。秦国在江州筑城,设置巴都,把巴地纳入了秦国的郡县体制。

巴国形成于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初期,灭亡于公元前316年的战国中期,约有800年历史。

据考古发掘,巴国地区(包括今 重庆地区、四川东部、陕西南部、湖北西部、贵州北部地区)史前文化发端于20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其代表性古人类是“巫山人”。结束于距今4000多年前,即新石器时代末叶,其代表性文化是“巫山大溪文化”。约4000多年前,巴人先民们就世世代代在重庆地区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生息繁衍。他们领受神旨来到此地,自强不息,创造了灿烂的巴文化。


历史


起源

巴国最早见于《山海经·海内经》记载:“西南有巴国。太葜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太葜即伏羲,后照为巴人始祖。据考古发掘,巴国地区前文化发端于20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巴人先民们就世世代代在重庆地区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生息繁衍。他们战天斗地,自强不息,创造了灿烂的巴文化。


建立

而后巴人建立巴国,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说:“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日覃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馀姓悉沉,惟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小虫,与诸虫群飞,蔽掩日光,天地晦冥,积十馀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乎君于夷城,四姓皆臣之。”

即最早的巴国是由五个氏族部落联合形成一个大型的部落集团,其中巴人以武力和船技上的优势,获得了集团的领导权,巴人首领巴务相成为该集团的首任领袖,称廪君,即以白虎为图腾的巴人首领。该部落集团溯流而上,同样凭借武力和船技战胜了原住民载人,控制了清江流域及巫溪河流域的盐业生产,在夷城(今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境内)建立了巴国第一个首都。


商周时期

据《辞源》:“巴国,古国名,位于今重庆市及四川省东部一带地方”。夏朝时(距今4100年~3600年)称为“巴方”,商朝时(公元前16世纪初~公元前11世纪中)称为“巴奠(甸)”。巴奠(甸)向商朝年年纳贡,岁岁服役。后来巴人不甘商朝的压迫,于公元前11世纪,参与周武王伐纣,由于巴人英勇善战,迫使纣王军队阵前倒戈,终于打败商纣王,西周建立。

西周初期分封了71个诸侯国,巴氏被封为子国,首领为巴子,因而叫巴子国,通常简称巴国。巴国的地域大致在重庆全境,北到陕南的汉水上游,大巴山北缘,东至襄阳,春秋时有所扩展。战国初期迫于楚的势力,巴国举国南迁至长江干流,先后在清江、川峡之间至川东立国。


春秋时期

楚武王三十八年(公元前703年)巴国和楚国联军打败邓国。后又联合出兵攻打位于河南南阳一带的申国。

楚文王十二年(公元前676年)巴与楚在出兵伐申国时,巴与楚关系的破裂。《左传》与《华阳国志》都记载了此事,巴国转而出兵伐楚,在津地(湖北省荆州市)将楚军打得大败。

楚庄王三年(公元前611年)巴与楚、秦国联手灭掉了位于鄂西(湖北省竹山县)的庸国。巴人从楚师灭庸国并分得庸国之鱼邑(重庆奉节县)后,便被楚国逼入长江三峡、川东地区(重庆)。

楚惠王十二年(公元前477年)巴人再次伐楚,包围了楚国的鄾邑(湖北省襄阳市), 同年三月,楚国派出了三位能干的将领公孙宁、吴由于、薳固在鄾地击败了巴国军队.


战国时期

到战国《华阳国志·巴志》说:“七国称王,巴亦称王。”“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及黔涪。”

巴国内乱(公元前377年以前)《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周之季世,巴国有乱,将军有巴蔓子请师于楚,许以三城。楚王救巴。巴国既宁,楚使请城。蔓子曰:‘藉楚之灵,克弥祸难。诚许楚王城,将吾头往谢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头授使。(楚)王叹曰:‘使吾得臣若巴蔓子,用城何为?’乃以上卿礼葬其头;巴国葬其身,亦以上卿礼。”

据传许割三域之中包括有鱼邑(重庆奉节县、重庆巫溪县)、巫邑(今巫山),正是宝源山盐泉所在之地,这是巴国经济命脉之所在,故蔓子宁愿舍弃自己的头颅,也要力保这些地方不致丢失于楚,足见其忠于巴国热爱巴国之心。但借兵这件事无疑暴露了巴国的虚弱,刺激了楚国的贪欲,于是楚国向西进兵,首先攻占夷水——清江流域,夺取了巴国“盐水”,从而占据巴国第一道盐泉。

楚肃王四年(公元前377年)蜀国、巴国联军伐楚取兹方(湖北省松滋市)。蜀国东,为巴国之地,何能超越巴国伐楚国,实则,巴国不甘心盐泉的丢失,联络蜀国,经乌江、郁水、清江向楚发动袭击,以夺回盐水的控制权。但楚国很快发动反击,在兹方击败巴蜀联军,楚国吸取了清江不设防而成为伐楚通道的教训,于是在清江筑捍关以保卫楚国在清江的既得利益——盐水泉盐。巴国第二道盐泉盐水泉盐产地丢失,巴国在经济上遭受沉重打击,国力更加不振,楚师便大举西进。[6] 

楚宣王九年(公元前361年)巴国南部江山——黔中之地(重庆涪陵区、重庆黔江区)被楚国攻占。楚师进攻方向很明确,就是冲着巴国第二大盐泉来的,因此,攻占巴国黔中之地,也就意味着完全占有伏牛山盐泉。《史记·秦本纪》载:“(秦)孝公元年,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

楚威王三十至四十年(公元前339年—329年)把兵锋指向巴国最后一道盐泉,很快攻占今重庆巫溪县、巫山、重庆奉节县一带,置为巫郡。至此,巴国三大盐泉已尽失于楚,巴国也失去主要的经济来源。楚军从枳邑出发西进,攻下江州东面唯一关吕——阳关,接着楚军很快全线西进,攻陷巴国国都江州(重庆渝中区)及其北的陪都垫江(重庆合川区)。故《史记·秦本纪》正义曰:“楚南有巴渝,过江南有黔中、巫郡。”


历史解读


巴国联苴抗蜀国

到蜀王杜芦(开明十二世)时,巴国被庸国的侵略弄得很头疼,于是把移居目标定在了西邻的蜀国,蜀巴两国的交战很频繁,蜀国由于开明十一世起国力渐衰,十二世蜀王杜芦准备集中力量打败巴国以振奋蜀国人心,于是有了巴蜀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苴国在这次战役中依然是靠向巴国一边,不过为了不与蜀国撕破脸皮,只派了一队为巴国引路的士兵。蜀王杜芦早得到苴巴合流的消息,于是秘密差由蜀军差老弱兵做诱饵,引巴军主力深入,然后顷巢围剿,战役以蜀大获全胜,斩敌大将告终。


秦国张仪的石牛计

秦惠王垂涎蜀国富饶,欲派兵攻打,但秦将对蜀地道路不甚了解,张仪出谋制作五头石牛,将黄金镶在牛尾下,由其子张若护送给苴国,苴侯高兴的承诺愿助秦国借道伐蜀,张若又到苴蜀边界向人们大肆宣传说”秦惠王愿与苴国结秦晋之好,送给苴国了五头石牛。这可不是一般的石牛,这是秦国才有的石料做的,而且石牛还有灵性,晚上会偷偷的吃草,吃饱了也会拉屎,但它们拉的屎是黄金“。

蜀王杜芦是一位在年轻气盛的君王,但有时候气盛太过了也未免是好事,击退巴国来犯军队的他,决定伐苴另立新苴侯,他忘了上几辈为什么要建苴国,他更忘了上一辈为什么对苴侯忍气不发,他没有思考,或许没想去思考,也没想听廷上百官对他的进谏,他令五组劳工限期开凿蜀国至苴国的道路,以便快速出兵打击越来越不听话的苴国,另外要夺来秦惠王送给苴侯的五头能拉黄金屎的石牛。


苴国连累了蜀与巴

张若在苴国关注着蜀国至苴国的道路修拓进展,终于等到蜀王杜芦亲自率兵,令“五丁力士”(即五组劳工)引路攻打苴国,这条路就是后来的蜀道。苴侯急忙请张若回秦国求秦王出兵援救。蜀王杜芦也派使者与秦结盟。但狡诈的秦惠王嬴驷还是派张仪、张若、司马错率队攻打蜀国。苴侯为表诚意大开城门,秦兵蜂拥而入走石牛道(今剑阁金牛道/剑阁道)灭蜀吞苴,蜀王身死,苴侯被废,蜀太子逃到彭乡(今彭州)被捉。

蜀、苴二国同年灭亡。苴侯或许不记得春秋时期“假道伐虢“的故事了。

就这样,刚吃了蜀国败仗而元气未复的巴国被秦军势力包围,秦惠王嬴驷采纳司马错“先灭蜀,继灭楚,而得天下”的建议,同年时隔两月后灭亡巴国。之后屯兵江州城(今重庆),一步步向东蚕食楚国。由此我们也大概可看出中原六国为何全被灭国的原因了。

正如所言,多年后中原六国也是这样相互残杀共同衰弱,秦国独做大。


历史遗迹


大溪文化

1987年以来,清江隔河岩考古队、高坝洲考古队先后对清江中、下游地区进行了数次考古发掘,共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6处,这些遗址地层中出土文物主要有石器、骨器、陶器等。经对比研究发现,清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与长江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大溪文化遗存的文化面貌基本一致,相当于大溪文化的早期和中期遗存。从出土的箭镞、鱼钩、网坠等狩猎和捕鱼工具,以及遗址地层中较多的鱼骨、兽骨来分析,鱼猎生活在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中依然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石器

石器共出土数千件,器形有斧、锛、锄、铲、钺、锤球、杵、镞等20余种,主要为生产用工具,分别用打制、磨制、打磨兼制、琢磨兼制等方法制成,石器制作的原料多就地取材,为清江河滩的烁石。


骨器

骨器主要有骨锥、骨针、骨镞、骨钩、骨饰等。其中的骨锥、骨针作十分精致,有的骨针,其圆径仅0.5厘米,孔径只有0.08厘米。可见当时的骨器制作工艺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陶器

陶器主要有碗、钵、盘、簋、器盖、杯、盆、鼎、罐、釜、缸、支座等20多种,时代偏早的陶器有碗、盆、盘、器盖等,时代偏晚的陶器有圈足碗、猪嘴形支座、彩陶单耳杯等。


廪君巴国

作为廪君时期巴国五个氏族来源的武落钟离山,位于长阳县西北的都镇湾东侧,西北临清江,东南临南汉溪,三面环水,山上五峰并立,据《太平寰宇记》载:“武落钟离山,一名难留山,在长阳县西北七十八里。"所谓“夷水”,又谓“盐水”,即清江,《通典》卷一百八十七载:“今夷陵郡巴山县清江水,一名夷水,一名盐水”。

如今在清江中游地区调查发现的相当于中原夏、商、周时期的古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长阳县境内,共有4处,即香炉石遗址、桅杆坪遗址、南岸坪遗址、深潭弯遗址等,在长阳以西的巴东、建始、恩施境内的一些遗址中,虽发现有零星的商、周时期的陶器碎片。在上述几处被确认的早期巴人遗存中,以香炉石遗址最具代表性。

香炉石遗址地处清江腹心──长阳渔峡口,1988年和1989年先后作过两次发掘,该遗址处在陡峭山崖的夹缝中,面积约700多平方米,文化层的整体堆积厚度达到4.5米以上,不仅堆积较厚,且遗物保存较好,这是目前在整个清江流域最具代表性的“早期巴人遗存”。

香炉石遗址的地层堆积自上而下可分为7个层位,遗址地层堆积中出土文物十分丰富,仅首次发掘的400平方米的面积中,就出土各类石器、骨器、陶器、兵器等多达9240件。且这些文化遗物自夏商时期开始至春秋战国时期而未间断,并被学术界确认为是属于“早期巴文化遗物”。现结合地层与出土遗物逐次进行分析。

夏代前的巴人

夏代以前的巴人源头,学术界如今争议颇大,有清江说,峡江说(西陵峡),甚至还有三星堆文化说等等,无论哪种说法都缺少充分的材料让学术界所信服,因为在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大溪文化与夏、商、周时期的香炉石文化之间还存在很大一段缺环。

在西陵峡地区虽发现了时代较早、数量较多的巴文化遗址,有的遗址在夏时期的巴人遗存之下直接叠压着湖北龙山文化地层,但诸多遗址从地层堆积、出土遗物及文化内涵看,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较多,巴文化的遗存不够单纯,土著文化的特色均不及清江流域的香炉石遗址那么系统典型,成都平原发现的三星堆文化也不能代表巴文化的源头,因为三星堆文化最有代表性的陶器是小平底罐,而鄂西清江流域及西陵峡地区巴文化遗存的代表性器物是圜底釜,这应是两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不能说后者也出土了小平底罐就与三星堆是同属一种文化体系。

如今在清江下游和清江与长江交汇处的石板巷子、茶店子和鸡脑河等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末期至夏代早期的巴文化遗存,但由于发掘工作做得较少,所获资料有限,还难于作出更为确切的论证。

至夏禹时期,巴国加入夏王朝,成为夏王朝的诸侯之一。《华阳国志.卷一.巴志》载:“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

至此,巴国成为夏的统治集团的一个部分。《山海经·海内南经》记载:“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之。是请生。(孟涂)居山上,在丹山(泸州丹山景区位于泸州市南114公里的叙永县境内,由分散的几个景点组成,总面积200多平方公里,为国家级旅游景点)西。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属也。”《竹书纪年》也记载:“帝启八年,帝使孟涂人巴涖讼。”


商代

这一阶段共分两层:遗址第⑥层文化层据碳十四测定年代数据为距今3520±130年,相当于中原商代早期文化层;第⑤层文化层相当于商代中、晚期夏末商初,巴作为夏的一部分,参与了夏与殷的斗争,起码在夏灭亡的时候,巴并没有成为商的同盟。《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有人无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故成汤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斩耕厥前。耕既立,无首,厥咎,乃降于巫山。”巫山,即巴国所在,巴国收留了夏亡国后的遗民。

在商代,巴没有完全臣服加入殷政权,反而和殷发生过战争。殷墟文字记载说明,公元前13世纪的殷武丁时期,武丁和妇好都曾经征讨过巴国。


商代中、晚期

遗址第⑤层出土的商代中、晚期文化遗物,以陶器为大宗,石器呈明显下降的趋势,陶器中以釜为器类之冠,占陶器总数的90%以上,次为罐、钵、杯、豆、纺轮和网坠。釜的器形大小不一,有夹砂灰褐陶、褐陶、黄褐陶等,饰有细绳纹、方格纹、蓝纹等。说明这一时期,随着生产的发展,制陶技术的进步,以陶釜为特征的代表性器物在早期巴文化中逐步占据其重要位置。

此外,在该地层中还出土了数量较多的卜骨和与生活相关的兽骨,卜骨用大鱼的左鳃盖骨制成,均有钻孔。钻孔大多为椭圆形、圆形和长方形,一般凿槽较深,有的已凿穿,烧灼痕迹明显,有的可看见兆纹。


西周

公元前11世纪,巴的军队作为前锋加入了周武王伐纣的战争。也因此在周灭商后,正式成为周王朝的诸侯国之一,并入周王朝的疆域。《华阳国志·巴志》称:“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代纣,前歌后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

春秋时期的楚国逐渐强大,驱赶巴国的疆域不断向西迁移。《华阳国志·巴志》载:“巴、楚数相攻伐”“巴子怒,伐邓,败之。其后巴师、楚师伐申。楚子惊巴师。鲁庄公十八年,巴伐楚,克之。”“鲁文公十六年,巴与秦、楚共灭庸。”“哀公十八年,巴人伐楚,败于鄾。”

《左传·桓公九年》:“文十六年(即公元前611年)以后,巴遂不见,盖楚灭之。”最终楚国夺取了巴国经济的根基:位于巫溪和清江的盐业基地。逼使巴都城也沿江向西迁移。《华阳国志·巴志》:“巴子时虽都江州(重庆[10] 主城区),或治垫江(重庆合川),或治平都(重庆丰都),后治四川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重庆涪陵)”


陶器

其中陶釜的数量达2100多件,占陶器总数的88.3%左右。陶质有夹砂褐陶、灰褐陶、黄褐陶、、泥质灰陶、灰褐陶等。纹饰有方格纹、绳纹、回形纹等。器形的制作以手制为主,不少器壁还保留有手指按窝,说明在西周时期,以陶釜为特征的代表性器物在巴文化中依然十分兴盛。除陶釜之外,其它陶器器类有罐、盆、钵、杯、纺轮、网坠等。


陶质印章

还出土了两枚陶质印章,印章印文为阴刻。张政良认为:陶玺印文字属巴蜀文化系统。陈公柔认为:两玺印出在早期巴文化遗址西周地层中,当然是巴人比较早的玺印。夏渌认为:两玺印印文一为“蔡”,一为“鲛”,前者与甲骨文相近,后者与有巨口有利齿的水生动物有关。是中国玺印历史中的文字记载找到了第一件实物例证,在此之前,我国所发现的古玺印上限仅在战国。也证明中国首先使用玺印。尽管香炉石遗址陶玺印的印文目前尚未辨识清楚,但不影响称它是古代玺印的定名,即使是用它来印陶器,也应是我国古代玺印的一种或玺印的祖型。


石器和骨器

除上述陶器外,还出土了少量的石器和骨器。石器有斧、锛、刀、镞、纺轮、砺石等;骨器有锥、镞、牙饰等。同时还出土了部分卜骨已及大量的与生活相关的兽骨、鸟骨、鱼骨等,其卜骨的制作方法与钻孔形状与商代出土遗物基本相似。


铜器和贝币

值得一提的是,在该地层中出土了部分铜器小件,计有铜锥、铜凿、铜镞、铜环、铜鱼钩等。另外,还发现了贝币,均为海贝,虽然数量不多,应是巴人区域货币史的实物依据。说明清江流域在西周时期已开始慢慢步入青铜时代,经济交往中逐步开始使用货币。

从该地层出土遗物可以看出,西周时期,清江流域的巴人在生产技术、制陶技术等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陶釜为特征的代表性器物在早期巴人的陶器文化中依然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说明早期巴文化有其自成体系且发展稳定的陶器群体。清江流域的巴人依然处于氏族部落的原始或半原始的社会状态,石器和骨器等原始工具依然在生产和生活中广泛使用,鱼猎和采集依然是当是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手段,巫术活动中仍然以占卜为主要活动方式。


春秋巴国

遗址第③层为东周早期文化层(即春秋时期),出土遗物中仍以陶器为大宗,占遗物总量的97.3%。此外,石器、骨器、铜器,也有一定数量的出土。


陶器

陶器器类仍以釜为主,占陶器总量的68%左右,釜的器形发生变化,较前期变小。还发现有鬲、罐、瓮、钵、碗、盘、豆、杯、纺轮、网坠等。豆的形态特点各异,其中有碗形豆、细柄豆等。陶质有夹砂灰褐陶或黑陶,泥质陶中有灰陶、灰黑陶等。纹饰主要有方格纹、绳纹、锯齿纹、鱼鳞状网状暗纹、锥刺小三角纹等。陶釜是早期巴文化中最具特征的代表性器物。以陶釜为特征的自成体且发展稳定的陶器群体依然占据重要位置,釜的形体尽管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无论从陶系特点和器物特点看,一直保持着早期巴人土著文化特色。


石器

石器器类主要有斧、锛、刀、镞、纺轮、砺石、凿、铲、环、坠饰等,石器数量与前期同类出土物呈明显下降趋势。铜器有锥、凿、削刀、镞等。骨器有锥、铲、凿、筷、镞、牙饰等。

楚文化

这一时期出现部分楚文化的器物,如楚式鬲等,楚文化开始影响到清江中游地区,也说明巴人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


战国至秦汉

战国时期,清江流域的巴人逐步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沿清江上游西迁进入川东;一部分往南进入了湘西;还有一部分则在清江流域定居下来,繁衍生息。战国到秦汉时期,以虎钮淳于为特征的青铜文化逐步取代了早期巴文化中以釜为特征的陶器文化,青铜文化成为这一时期巴文化中最具特色的文化。


巴式青铜器

1949年以来,在清江流域的中、上游地区,窖藏出土的巴式青铜器50余件在这些出土的虎钮淳于中,保存最为完整、造型最为精致、器物最为珍贵的当属在建始景阳出土的双虎钮淳于。

双虎钮淳于重12.75公斤,通高49厘米,整个形状上大下小,肩部隆起,略成椭圆的圆柱体。上端有一长32厘米,宽25厘米的椭圆形盘,盘中并立两只长15厘米的铜虎,双虎间有一环相连,便于悬挂,虎身刻有柳叶形花纹,虎的形体粗犷,虎口大张而锋齿毕露,尾平伸略上卷,体态丰满,栩栩如生。


虎钮淳于

淳于为乐器,由淳与盂两种器形复合而成。《周礼·鼓人》云:“以金淳和鼓”。郑《注》:“淳,淳于也,圜如碓头,大上小下,乐作鸣之,与鼓相和。”近代出土有陶制淳于,都作“碓头大上小下”之形,加上素钮,以便悬系,这应是早期淳于的形制,铜制淳于多是模仿陶制而成。依照考古分期,淳于必然是由陶淳→素淳→钮淳→虎淳,从粗糙向精制发展而成[11] ,据考证,淳于的起源应在


黄河流域。

山东,为春秋时期,以后由山东逐步传入江淮。春秋时代的淳于,主要用于战阵,《国语·晋语》曰:“战以淳于、丁宁(丁宁,钲也),儆其民也。”同书《吴语》曰:“吴王夫差乃秉战袍,亲就,鸣钟鼓、丁宁、淳于、振铎。”可见当时黄河流域的晋国和长江流域的吴国都有了淳于,并用于战阵。

淳于传入清江流域及三峡地区的巴人区域时,则逐步改变了原有的特征,以虎为钮,巴人从东夷人那里继承和袭用了淳于的形体和音乐功能,同时对淳于之钮加以改造创新,让虎的威严,凌驾于淳于之上,使之成为巴民族的象征,并以此物祈求虎神的保护。

虎钮淳于主要分布于渝、湘、鄂、黔毗邻区域,从战国到汉代,可谓盛极一时。从总体特征看,其铸造风格、图案表现手法以及淳于的形体特点等,均不属于专门的作坊制作,而是有小区域的制作风格。

铸范风格各异,使虎钮淳于形成了精彩纷呈的局面。从虎钮淳于的大小尺寸看,鄂西清江流域的虎淳多在55──70厘米之间,而湘西地区的虎淳则多在50──55厘米。从虎的形态上看,鄂西南清江流域的虎淳上,虎的形体粗犷,虎口大张而锋齿毕露,尾平伸略上卷,有的虎淳之虎背部生有双翼,有如虎添翼之势,整个形象威严而神秘;而湘西北之虎,张口而不露齿,或露出不明显,尾多上翘,背部无翼,整个形象朴实生动,接近自然界中所见的虎的形象。这些不同特点,说明虎钮淳于在当时存在着小区域差异。但虎钮淳于之虎经过论证却并非巴人的图腾。


巴人


巴人,古巴族人的简称,巴人是古羌的一支,和蜀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巴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巴人主要分布在今重庆、川东、鄂西一带。传说周朝以前居住在今甘肃南部,后迁到武落钟离山(今湖北长阳西北),以廪(音lǐn)君为首领,本有巴、樊、瞫(音shěn)、相、郑五姓。秦灭巴以后,巴人的一支迁至今鄂东,东汉时称江夏蛮,西晋、南北朝时称五水蛮;另一支迁至今湘西,构成武陵蛮的一部分。留在重庆、四川境内的,部分叫板楯(音dùn)蛮,南北朝时因大量迁移,大都先后与汉族同化。賨(音cónɡ)人,板楯蛮的别称,是土著民族之一,其中心在今四川省渠县一带,系古代巴人的一支。板楯蛮这个名称,来源于賨人善用一种叫板楯的武器,賨的名称则由于板楯蛮“岁出賨钱”的缘故。板楯蛮有七姓,以卢(或作罗)、朴(或作胡)、沓(音dá。或作昝)、鄂、度(或作杜)、夕、龚等七个姓氏组成的酋帮,叫賨国。板楯蛮古时居住在嘉陵江和渠江两岸,北及汉中东部,东及长江三峡,遍及整个重庆和川东地区,是巴国各族中分布最广的民族之一。

古代巴人不但作战勇猛顽强,以致被称为“神兵”,而且能歌善舞,极其乐观。他们曾在商、周、楚、秦等强大部族的包围中经过不断征战,在荒莽的大巴山、秦岭中,在极为艰难困苦的生活条件下,自强不息,世代繁衍。他们斩蛇蟒、射虎豹、猎牧捕鱼、垦荒种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这对重庆和川东地区,特别是大巴山一带经济文化的开发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自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至清朝初年,重庆和四川史上曾有五次移民迁入。由于战争、瘟疫和天灾等原因,历史上曾出现过饥荒无人、尸横遍野、群虎白日出游、賨人几乎灭绝的惨景。为填补战争死亡、瘟疫死亡、天灾死亡形成的空缺,秦朝、西晋、北宋、元末明初、清初曾五次移民入川。这五次移民迁入,既促进了土著居民与汉民族的同化,同时又加快了重庆和四川的开发步伐。


精神

信奉占卜,崇尚巫教,民风古朴自然,情感表达直白,具有豪放、率直的文化性格,这似从遗物的纹饰变化与特色上可见一斑。相比较而言,巴文化中比较雅致的文化成份少,更多的是自发的、自然的、民族的或可称为世俗的文化成份较浓厚。清江巴人独特的文化性格,与蜀地“君子精敏、小人鬼黠”形成鲜明对比,又与江汉楚文化那种华美修饰有明显区别。


濮文化

早期巴文化包涵了早期濮文化的部分因素,因为“巴濮的统治部族同为廪君之后”,“巴、濮本为两个部族,因为长期杂居而成为一族”[27]。可以说,巴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复合体,在他产生的初期就已融合了土著濮人的文化特征[28]。


文化


内涵

巴文化是巴国王族和巴地各族所共同创造的全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及其社会结构的总和。


演变

战国以前的巴文化,包括巴国文化和巴地文化两部分。巴国文化是一种方国文明,巴地文化则是一种地缘文化。

(1)巴国文化:商代晚期和西周时代,主要以汉水上游为基本地域依托;春秋时代,巴国文化有所扩展,南及大巴山北缘,东至襄阳;战国初,巴国举国南迁至长江干流,先后在清江、川峡之间至川东立国。这几个地方,留下了巴国文化的大量遗迹。

(2)巴地文化:包括重庆地区、四川东部地区、长江三峡地区和鄂西南的土著新石器文化,考古学上称之为早期巴文化。从新石器时代到春秋末叶,这些文化在当地发展演变,盛衰兴替已达一二千年之久。

(3)完整意义的巴文化:战国初,巴国溯江进入重庆地区及四川地区,始将青铜文化与当地的土著新石器文化融合起来,也将巴国文化与巴地文化融合起来。这才形成了完整意义上的巴文化。


主要代表

 

(1)巴渝舞

“巴渝舞”,是古代巴渝地区民间武舞。中国古代典籍记载最古老的音乐创作产生于巴地。巴渝舞来源于商末巴师伐纣时的“前歌后舞”。巴渝舞特点:舞风刚烈,音乐铿锵有力,属武舞、战舞类型。“剑弩齐列,戈矛为之始。进退疾鹰鹞,龙战而弱起”,“退若激,进若飞。五声协,八音谐”,由此可见巴渝舞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

汉初,巴渝舞被刘邦移入宫中,成为宫廷乐舞,既供宫中观赏,也成为接待各国使节贵宾的乐舞,还成为王朝祭祀乐舞,天子丧礼乐舞。那时巴渝舞几乎成了国家乐舞。三国曹魏时巴渝舞更名为“昭武舞”,西晋时将“昭武舞”易名为“宣武舞”。唐时,巴渝舞仍为宫廷乐舞之一,唐以后,巴渝舞便从宫廷乐舞中消失了。尽管如此,在民间,巴渝舞遗风犹存,川东巴人后裔的踏踢舞、摆手舞、腰鼓舞、盾牌舞,就是古代巴渝舞的流变,现存的薅草锣鼓、花鼓调、花灯调、莲花落、川剧帮腔、川江号子、船工号子、劳动号子、翻山铰子等都和巴渝舞曲密不可分。[2] 


(2)“巴乡清”

古代巴人的酒,以“巴乡清”著称于世。《水经·江水注》记载:“江水又迳鱼腹县(今奉节)之故陵……江之左岸有巴乡村,村人善酿,故俗称‘巴乡清’,郡出名酒。”此酒名贵,饮誉遐迩,以致秦昭王与板楯蛮订立盟约时,以此为质。清酒酿造时间长,冬酿夏熟,色清味重,为酒中上品。巴人善酿清酒,表明其酿酒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3)巴人风情

巴人有古朴凝重的民风,历来崇尚勇武。他们住干栏式房屋,楼上居人,楼下养畜,傍水而居;死后大多采取船棺葬、悬棺葬、幽岩葬、岩穴葬、土坑葬。賨人善织,家家户户能自己织布,衣物等所需布匹均能自给自足,“賨布”就是賨人织的麻布,秦灭巴后,令板楯蛮以交纳賨布代替户赋,由此賨布名传海内。


(4)巴人神话

巴人自然神话有:“比翼齐飞”、“巴蛇吞象”、“白虎神话”。巴人英雄神话有:“廪君传奇”。巴人神女传奇有:“巫山神女”、“盐水神女”。

根据考古发掘,巴文化代表还包含巴人诗作、巴国符号文字和青铜文化等内容。由于秦朝大规模的“焚书坑儒”,加之战乱、灾荒和历史年代久远等,其史料逐渐绝迹,巴文化已埋藏在滚滚的历史长河中,融化在大巴山人民的民俗文化里。对巴文化的更深层次研究,有待依赖考古新发现。


遗产


巴文化是重庆的根系文化,为追溯千年巴文化历史渊源,弘扬巴文化精神,九龙坡区政府及龙力地产斥资4亿元,联合打造一座融文化、生态、旅游、商务、休闲于一体的重庆市文化观光胜地——巴国城。

巴国城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定位于“呈现巴国历史文化的主题公园”,内设大量人文雕塑及雕刻,整个建筑群风格仿古代巴国时期文化,将复原古代巴国鼎盛时期的版图及其模型遗址,同时还将设置巴国历史文化名人的雕塑长廊。

巴国城将集巴国文化之大成,建设巴文化博物馆、巴国文化研究中心、巴国文化广场、巴国湖中舞台、巴国历史人物雕刻、巴国传奇雕刻等。同时融入现代商业内涵和旅游休闲概念,建设高级商务区、宾馆会议中心、运动休闲区、湖中舞台游览区、城墙观光区等,是一座气势宏大的大型历史文化观光型商业中心。

巴国城将挖掘巴渝文化的独特资源,通过展示千载巴文化的灿烂,彰显重庆先民忠义爱国的民族精神,传承千古巴国人文传奇,让更多的人了解重庆的历史。同时将古文明与现代商业完美结合,探索出文化商业的运作典范。徜徉未来的巴国城,人们将解读巴国文化神韵,领略中国汉唐风情,观赏文化建筑经典,享受现代文化商娱旅业的魅力。

巴国城的建设,体现了九龙坡区政府文化造势、生态兴区的城市建设理念,是一次极具文化智慧与市场远见的神奇创意。


*.古蜀


相传,上古时,居住在古青藏高原的古羌族人向东南迁居,进入了岷山地区和成都平原。后人将这些居住在岷山河谷的人称为蜀山氏。后来,蜀山氏的女子嫁给黄帝为妃,生下儿子蚕丛,蚕丛在四川平原建立了古蜀国,代代相传,经立了一个又一个的朝代。

*.古蜀国  

概述


考古工作者们在对金沙遗址的第六次发掘。当天就出土了130多件珍贵文物,在这些出土的文物中,考古工

作者意外地发现了中国迄今为止最大的商代石磬。

此次共发掘了两个商代石磬。其中最长的一个长达1.1米,堪称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大的商代石磬;在它的旁边还躺着一个约四五十厘米的稍小的石磬,两个石磬都可以找到一个小孔。在清理中,工作人员还发现其中的一个石磬上还刻划着清晰的弦纹。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介绍,这个石磬的发现非常意外,他当时就在现场,还是他第一个喊出了石磬的名字,这个发现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很激动。

磬是当时的庙堂之音,也是中国最古老的传统乐器。它是古蜀王在祭祀时用来演奏的乐器,据专家介绍,这种乐器在四川地区属首次发现。它的发现真实地反映了古蜀王祭祀时的场景。同时也证明了金沙时期的祭祀活动中已经有了较为完善的礼乐制度。

不论金沙遗址出土的石磬、太阳神鸟、玉璋还是玉琮无不彰显出当时社会的高度文明。可是人们仍然不明白,为什么在3000年前的古蜀王国会有如此高的文明,是什么造就了它的发展?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孙华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四川成都平原属盆地地区,周边较高的地区当时很可能有着很高的文化。成都平原又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而且有很多的河流。当时茂密的丛林很适宜人类生存繁衍。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四周的居民开始慢慢向这里聚集,来自不同的地域的人,也带来了不同的技术和艺术,各方文化在这里汇集,这里成了中国西南地区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

谜团二:成都平原的良渚、三星堆、金沙遗址究竟如何传承?

在金沙遗址的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对发掘出来的器物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从出土的这些器物的形制上看很多都与据金沙村大约60公里的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器物非常的相似。尤其是金面具、金冠带和青铜小立人,都惊人的相似。

孙华介绍,金沙出土的青铜小立人仅有19.6厘米,这是金沙遗址中最具代表性的青铜器。它与三星堆出土的2米高的青铜大立人在造型方面极其相似,身上都穿着同样的长衣,摆出同样的姿态,一只手空空地攥着拳头。不同的仅仅是身高上的悬殊,但从金沙青铜小立人下面的一个小插件可以看出,它此前应该是插在一个大件上的一个物品。除身高的不同,形制上看,两个青铜立人所差无几。

金沙遗址中出土了金冠带上面刻有鱼、鸟、箭、人头图案,其做工也很精致。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图案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杖上面的图案完全一致。孙华认为,金冠带与金杖都是至高王权与族权的体现和代表,二者表面上基本相同的纹饰具有相同的象征意义,反映出了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之间内在的紧密联系。

三星堆遗址的突然消失,给人们留下了很多待解的谜团。有猜测说:“三星堆的消失可能是外族的入侵。”还有猜测认为是受到洪水的侵袭,族人全部外迁所致。所有这些都是人们的猜测。金沙遗址的发现似乎可以解开一些三星堆突然消失之谜。

此外,金沙出土的22厘米的青玉琮在众多的玉琮中显得尤为突出,它的颜色为翡翠绿,雕工极其精细,表面有细若发丝的微刻花纹和一人形图案,上面的微雕图案令人叫绝,堪称国宝。

整个玉琮分为十节,玉琮上雕刻有40个人面纹和一人形图案,人体肥胖,头上戴有一个冠饰,双臂平举,两臂上都有一个上卷的羽毛形装饰,双脚叉开,长袖飘逸。整个玉器为青色,玉质非常温润,呈半透明状。从造型风格看与良渚文化完全一致。

成都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谢辉在谈到对金沙遗址出土部分玉器的几点认识的时候曾表示,金沙遗址青玉琮与良渚文化的玉琮仔细研究发现二者之间仍存在一些差异:首先质地不同,良渚文化的玉材多为鸡骨白,金沙遗址的是青玉;其次造像风格不同,目前在良渚文物中还没有发现青玉琮的造像风格的图案。

谜团三:如此高的文明为何没有文字?

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金器、玉器都显示出了当时精湛的工艺,可是这种高度的文明到目前为止仍没能找到任何的文字,难道当时没有文字?

王仁湘说:“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并非没有文字,殷墟甲骨文是最好的证明。”在殷墟甲骨文没有被发现之前,人们并不知道商周有文字存在。在殷墟出土的龟甲、兽骨上可以发现,商代晚期商王室及其他商人贵族在龟甲、兽骨等占卜材料上记录了大量的与占卜有关事项的文字,也包括少数刻在甲骨上的记事文字。这个时候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商周不仅有文字,而且相当的成熟。

虽然目前金沙遗址中发现的卜甲上并没有发现任何的文字,但不代表这里没有文字存在,我们现在挖掘的仅是金沙遗址的冰山一角,还有更多有价值的金沙文化有待进一步的发掘,文字并不一定都刻在卜甲上,它很有可能在其他的可以刻字的材质上。没有发现并不代表没有,将来的情形还不好说,现在还不能下定论。还有可能是因为保存的关系,流失了很多。比如有可能把文字刻在树叶或者是树木上,虽然现在看到的大多都是刻在卜甲、铜器上的,但不能认为只有卜甲或者铜器上才会有这样的文字。

孙华认为,有没有文字有不同的说法。按照文献的说法,确实没有文字记载。此前有一种说法,一个名叫尸子的人曾在蜀国著书立说,如果当时没有文字的话就不可能会有这样的说法。但是,这种说法目前还没有得到证实。

在四川也没有发现像楚国那样的帛书、竹简这些文物,但在四川商代晚期,还是可能有文字的,那时流传着一种“巴蜀符号”,但这种符号究竟是不是文字,目前还没有定论

 

历史


据文献记载, 古蜀国最早的先王是蚕丛、柏濩 ( 伯灌)、鱼凫, 三代而下是望帝杜宇、鳖灵, 或说是蒲泽, 其后是开明。① 这些帝王名号怪异, 史料匮乏, 正如诗人李白喟叹道:“蚕丛及鱼凫, 开国何茫然”, 长久以来, 其历史一直是云遮雾罩, 成为困扰着人们的难解之谜。

可资留意的是, 《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一段看似荒诞的文字, 对揭示蜀国开国之秘有重要帮助:

有鱼偏枯, 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 天乃大水泉, 蛇乃化为鱼, 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

这里的关键词“鱼妇”, 学界向无确诂。有人以为指上身为妇人、下身为鱼的“鱼美人”, 其实不然。按,“鱼妇”即蜀先王鱼凫的别写;“蛇乃化为鱼”, 则隐含了民族融合、图腾易帜的剧烈变故。其理由可先从文中的颛顼说起。

颛顼是五帝之一。在神话系统中, 他是水神, 是大名鼎鼎的治水英雄鲧的父亲、禹的祖父。古籍各版帝系都说黄帝生昌意, 昌意生颛顼, 颛顼生鲧, 鲧生禹,禹生启。②作为他的子裔, 鲧、禹同样具有水族的特征。他们都有鱼的化身。③《山海经·大荒北经》说:“西北海外, 流沙之东, 有国曰中车扁, 颛顼之子。” 这里“中车扁”, 和上面《大荒西经》讲的有鱼“偏枯”, 是一个意思。这个颛顼之子, 显然指鲧。鲧,又作鮌, 即玄鱼。④《庄子·盗跖》说:“禹, 偏枯。”《列子·杨朱》说:“大禹,一体偏枯。”禹也是鱼, 而且禹、鱼是同音通假字。鱼的形象其实就是该族团的图腾, 它可以上溯到中原仰韶文化半坡遗址大量出土的鱼图腾徽志。

如上所说,《山海经》“有鱼偏枯, 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 这段话的内在联系已清楚了, 但作为沿袭鱼图腾的颛顼一脉与蜀先王鱼凫之间的关系, 还值得进步讨论。

巴蜀在中国古代地理观念中, 是西部的大本营之一( 另一个是以西王母为神性代表的昆仑山, 确切地点不明, 有的说法含巴蜀地境)。而不少材料证明颛顼族团所处的西方具体位置恰恰就在巴蜀。

有叔歜国, 颛顼之子。

——《山海经·大荒北经》

有国名淑士, 颛顼之子。

——《山海经·大荒西经》

颛顼母, 浊山氏之子, 名昌仆。

——《世本》

歜、浊、淑、叔, 皆为蜀字的异写。浊山氏, 《十三州志》径写作蜀山氏:“蜀之先, 肇于人皇之际, 至黄帝昌意(昌仆)娶蜀山氏女, 生帝喾, 后封其支庶于蜀。历夏、商、周, 始称王者。”只是所生者为帝喾, 因此有学者认为, 帝喾就是颛顼。再看下面:

帝颛顼生自若水, 实处空桑, 乃登为帝, 惟天之合。

——《竹书纪年》.

若水, 古水名, 在今四川省。 那末, 颛顼竟是巴蜀人, 或至少颛顼的母家是巴蜀土著了。《山海经·海内经》曾列出一个著名的巴蜀帝系, 说是“西南有巴国, 大嗥生咸鸟, 咸鸟生乘厘, 乘厘生后照, 后照是始为人。” 颛顼又号高阳, 高阳与太昊(大嗥)族关系密切。因此, 和这个谱系也对得拢。不同的是, 太昊风姓, 属东夷集团, 以凤鸟为图腾。但这正说明颛顼这一集团族氏成分的复杂性。

鲧也生于西方。《吴越春秋·越王无馀外传》:“鲧……家于西羌。”关于禹,证据更多。《新语·术事》:“大禹出于西羌。”《史记·六国年表》:“故禹兴于西羌。”集解引孟子语:“禹生石纽, 西夷人也。”《太平御览》卷八二引《帝王世纪》:“伯禹……长于西羌, 夷人。”而《史记·夏本纪》正义引《蜀王本纪》:“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更指明禹为今四川汶山县人。

罗列这些资料, 并不意味要否定黄帝、颛顼、鲧、禹、启这一大系发祥于中原腹地并构成了华夏文明的历史主脉。上面的引证与其他史科相对照, 存在不少矛盾冲突的说法, 例如, 有关颛顼的活动区, 《左传》等书就有陈、卫等地( 今属河南一带) 的记载。这一现象表明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黄帝族裔的发展是复杂的, 它经历了各民族血缘和文化的大融合。

近年来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发掘, 表明巴蜀自有其迥异于中原的文化渊源, 这可证实巴蜀原住民的土著性质。其文明( 距今5000~3000年) 的匆匆消失, 不排除是中原文明楔入的结果。

我以为《山海经·大荒西经》那段话, 曲折地透露了巴蜀被纳入华夏文化圈的信息。

大荒西部, “有鱼偏枯, 名曰鱼妇”。鱼妇, 即鱼凫, 妇、凫同音通假。“有鱼偏枯”, 这是表征颛顼、鲧、禹族团特有的用语, 说明鱼凫与颛顼族团有非同寻常的关联。这两句开宗明义, 鱼凫是以鱼为图腾的族团或朝代。

“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 天乃大水泉, 蛇乃化为鱼, 是为鱼妇”, 则展现了民族融合的的残酷和激烈。在中原有过漫长发展阶段的颛顼族团, 在巴蜀早有落脚之点, 其势力在扩张中与巴蜀土著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终于, 在洪水( 大水泉) 爆发的岁月里, 双方出现了正面交锋。在后来的兼并战争中, 鱼图腾取代了虫图腾( 蜀蚕、巴蛇等), 但颛顼也在这场消耗战中元气大伤, 于是“颛顼死即复苏”, 进入了鲧的时代。这个鲧, 号鱼妇, 史称“鱼凫”。

这便是古蜀国由“蛇乃化为鱼”的历史真相。从此揭开了鱼族世家在巴蜀治国理水的英雄篇章。

犹如鱼凫可与鲧对应一样, 蜀先王鳖灵、开明也可与禹、启一一对应。

鲧死为鳖灵, 复活后即是禹。《国语·晋语》、《吴越春秋·越王无馀外传》都说鲧死化为黄( 能) 即三足鳖, ⑤也即是鳖灵。《水经注·江水》卷三十三引《本蜀论》:“荆人鳖令( 灵) 死, 其尸随水上, 荆人求之不得也。令( 灵) 至汶山下, 复生, 起见望帝。……望帝立为相。”鳖灵本是鲧尸, 再生, 应即是禹, 其神格、事功与禹契合。“复生”, 又可训读为“腹生”。《山海经·海内经》曰:“鲧复生禹。”《楚辞·天问》曰:“伯鲧腹禹。”皆为“腹中生出”之意。故《初学记》二二引《归藏·启筮》有此神话:“鲧殛死, 三岁不腐, 付之以吴刀, 是用出禹。”注意前述鳖令( 灵) 至汶山下复生的文字, 与禹为四川汶山县人相合, 亦证明鳖灵即禹, 应是同格帝王。

蜀帝开明同夏后开, 即启。启改开, 因汉代人避景帝刘启讳而改。

笔者认为, 自鱼凫(鲧)而下, 巴蜀历史明显地带有了中原文明的投影, 其交叠重复, 反映了巴蜀已经丧失其独立性, 而水乳交融加入到中华文化圈中了。


①《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蜀王本纪》作蚕丛、柏濩、鱼凫、杜宇、鳖灵(开明)、卢保(开明)。《汉唐地理书钞》引《蜀王本纪》作蚕从、伯灌、鱼凫、蒲泽、开明。

②见《大戴礼·帝系》、《史记·五爷本纪》、《世本·帝系篇》、《竹书纪年》、《随巢子》等。

③水神有鱼的形象, 又可见《酉阳杂俎·诺皋记上》所说的河伯:“河伯……人面鱼身。”

④《太平御览》卷九三六引《拾遗录》:“夏鲧治水无功, 沉于羽渊, 化为玄鱼。……后世圣人以鱼为神化之物,以玄字合于鱼为鲧字。”

⑤《尔雅·释鱼》:“鳖三足, 能。”束皙《发蒙记》:“鳖三足曰。”


古蜀国历代君主


(一)蚕丛王朝 蜀王蚕丛(相传是教会古蜀国人民养蚕技巧的君王) … … … 

(二)柏灌王朝(相传是教会古蜀国人民种植技巧的君王) 蜀王柏灌 … … …

(三)鱼凫王朝(相传是教会古蜀国人民捕鱼技巧的君王) 蜀王鱼凫 … … … 

(四)杜宇王朝(?~约前666) 蜀望帝(杜宇)(相传杜宇因为过于相信一位大臣的话而让位给手下大臣,结果大臣残暴无道而杜宇又没有任何办法,只好化为杜鹃) 

(五)开明王朝(约前666~前316) 1、开明丛帝鳖灵 2、开明卢帝万通(又称成帝) 3、开明保子帝芦保(又称褒子帝) 4、开明青帝胡 5、开明赤帝(又称别帝) 6、开明黄帝 7、开明白帝 望帝之陵

8、开明黑帝 9、开明圣帝 10、开明尚王 11、开明后王 12、开明末王(又称芦子霸王) ?-前316年

(六)蜀侯国(前314~前285) 13、蜀侯嬴通国 公元前314--前311年 14、蜀侯嬴辉(恽) 公元前308--前301年 15、蜀侯嬴绾 公元前300--前285年 

(七)安阳国(约前316~前207) 开明制 前316~前257 开明泮 前257~前207 (蜀国经历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个王朝,开明王朝自丛帝鳖灵开始传十二代至末王,为秦国所灭,秦惠王封其子通国为蜀侯,直至公元前285年,秦昭王才废除蜀国。另外,秦灭蜀之后,蜀国王子安阳王带领部分余众迁到今越南北部建立安阳国。)



古蜀国之兴亡简史


中国之长城以南之疆域,历代之统一分裂,就地理因素来说,只有两处,一是长江。

因为长江这个天险的存在,中国一分裂,往往演变成南北朝形态。

就是最近的解放战争,国民党三大战役大败亏输之余,还梦想着和中国共产党隔江而治。

第二个地方,就是四川了。

所谓,天下为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说的,便是四川。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这是因为四川的整个地形是很封闭的,封闭到什么程度,即便是在解放前,它和中原的联系只有两条路。

向东经过重庆,沿长江抵达荆襄地区。

往北越过大巴山和秦岭可以抵达关中。

这两条路,都不经济,水路靠船,可是这条水路,顺流而入,轻松。逆流而上,在没有现代船舶的情况下,死人的事情是常有的。

另一条路,全是山路,而且全都是中国境内最变态级别的山路,5.12汶川大地震,国家展开救援行动,如此困难,原因即在此。

所以唐代大诗人李白在这里憋出一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怪叫声,那都是值得原谅和同情的。

当然,封闭也有封闭的好处。

从四川境内的地理条件来看——

四川盆地内主要是由长江及其支流冲刷而成的冲级平原,河流众多,土壤肥沃,并且气候温和,降水充足,自然条件非常优越,适于农耕。

也因此发展成四川发展成中国之粮仓是必然的,这个必然呢,在进入战国之后就实现了,在李冰的主持下,修筑都江堰,四川成了天府之国。

有了粮食,人口滋生速度就比其他地区快了,人口多了,经济发展的速度自然也上去了。

再加上封闭性的地理,它往往成为政府和人民避难的第一选择。

唐朝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时期,唐玄宗和唐僖宗先后两次入川。

最近的抗日战争时期,四川再次成为陪都。

总之,四川封闭地形使当地建立的政权无外患之忧,发达的经济给了他们闭关称霸的资本。

四川第二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他的民族构成复杂,超过中国多数地区。

一般来说,上古时代,一个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各民族肯定是要走上兼并,融合之路,最终混血而出现一个主体民族。

黄帝王朝在中原地区便是这么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四川呢,也不例外,但是他独特的地理环境,让这种兼并、融合之路大大的延缓了,不像中原地区,一打起内战,没完没了的。

即便在今天,四川尚居住着彝族、藏族、回族、汉族、羌族等诸多民族。有着“中国第二大藏区”、“唯一的羌族聚集区”、“最大的彝族聚集地”等诸多头衔。

而在上古时代,四川的各民族构成之复杂,更是今人不可想象的。

根据今天专家考古之发现推定,黄帝王朝时代,四川的文化分为两大系——禹羌文化与氐蜀文化两个大系。

在距今天6000多年前至4500多年前的这段时间里头,属于古氐族的蜀山氏家族(后建立古蜀国蚕丛、柏灌王朝)与属于古羌族的夏后氏家族(大禹的先祖)均在龙门山北麓生活。

和黄帝王朝内部的华夏集团、东夷集团一样,这两大部落联盟的关系是既有联合也有抗争。

他们分别占据龙门山东、西侧,讲和修好的时候,互相之间结亲通婚。争斗资源的时候,互相之间血腥仇杀。

这里先来谈谈氐蜀文化这一支。

在上古时代,中国大地各族发展是很多元的,氐蜀文化这一支,和太昊氏之华夏文化、少昊氏之东夷文化一样,渊源也很长,成就也很高。

氐蜀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和世界各大文明没有两样,都要跑步进入国家形态。

目前根据文献可知,他们第一次构建国家的努力当在距今6000多年前,新建立起来的王朝名为蚕丛,存在的时间大约有800年左右。

相传为西汉蜀人杨雄所著的《蜀王本纪》约略的为我们讲述了上古之蜀地方史 ,他说:

蜀这个地方啊,最早的时候,依次建立国家的王朝有蚕丛王朝、柏灌王朝、鱼凫王朝、杜宇王朝和开明王朝。

在那个遥远的年代,这里的人头上都将头发结成椎形的髻(椎髻)。穿衣服,胸前是衣襟是左边打开的(左衽)。还没有创建文字,更没有发展出类似中国先进的礼乐文化。

从开明王朝一直上溯到蚕丛王朝,大约有四千多年的历史吧。

此外该书还说:

“蜀国最早建立的王朝叫做蚕丛王朝,其后接续便是柏濩王朝和鱼凫王朝。

这三个王朝的寿命都各有几百年,这些王朝的君主都被神话了,成为不死的天神,他们的民众也有些追随他们上天去了。”

魏晋南北朝时代常璩 所撰写的《华阳国志》这本中国最古老的地方志上,有单独的《蜀志》,则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段记载——

蜀国所建立王朝号称蚕丛王朝,这个国家之君主的相貌上有一个很独特的特征——眼睛是竖着的(纵目),当君主去世之后,安葬规格是用大块石材制作出来的石棺石椁,他的国民认真执行,所营建的浩大王陵被称之为纵目人冢。 

眼睛也有竖立起来的,太奇怪了。是神话吧?

1980年,在四川广汉南兴镇挖掘出土的三星堆遗址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颠覆性的答案。 

这里数量庞大的青铜人像、动物不归属于中原青铜器的任何一类。

器物种类和造型都具有极为强烈的本地特征,它们的出土,首次向世人展示商代中晚期蜀国青铜文明的高度发达和独具一格的面貌。

在繁多的青铜器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大量的纵目面具。

这些面具重点表现了“眼睛”,不惟树立,而且眼球极度夸张。

造型大致可分三种:

一种就是两目向上挑的,也就是我们常常在风俗画里头,看到关公的形象特征之一——凤眼。

一种是眼球直接往外突的,就是大家日常身边经常看到的“金鱼眼”,或“大泡眼”,

最后一种,就是类似神话传说中的二郎神杨戬,在两目中还有一个完全纵向的眼睛,我们不妨称之为三目人。“

由此可见铸造者是将艺术的创作重心放在纵目上的。 

用意何在呢?

今天科考作者深入四川,发现位于甘川相交的四川平武、九寨沟及甘肃文县的白马藏人是氐族人,简称白马氐人,这一人群中有些人的纵目特征明显。

极有可能他们就是古蜀国的蚕丛王朝君主之后裔。

当上古之氐人称霸四川之时,自有宫廷御用艺术家宣扬他们的特殊的体征以神话之。

  

蚕丛王朝是怎么退出历史舞台的,由于氐蜀文化本身没有文字,而中原王朝对于周边之文明也不是在意,所以今已不可考了。

但是氐蜀文化由柏灌王朝和鱼凫王传承下来,越来越光彩夺目了。很可能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四川属于地震多发地带。 

频繁地震带来可不惟是一场场惨绝人寰的天灾,还伴随的文化彻底的灭绝。但在震后,也更可能激起人类的斗志,加速文明的演进。

2008年5•12四川大地震发生后,现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便说——

我们的历史总是和洪水、干旱、地震等灾难联系在一起,但我们这个民族从没有溃散过,反而愈挫愈奋。

氐蜀文化便是在这种极端生存环境下第一次突围而出。 

柏灌王朝和蚕丛王朝一样,其历史目前也湮没在一片迷雾之中,我们只能借助今天考古学家们的努力,竭力找到几片光亮。

大约4500-4200年前,第四纪古气候进程发展到这时,温湿气候逐渐结束,开始转为以灾变性气候为特点的全新世亚北方期,全球无一例外均受此影响。


蚕丛王朝是怎么退出历史舞台的,由于氐蜀文化本身没有文字,而中原王朝对于周边之文明也不是在意,所以今已不可考了。

但是氐蜀文化由柏灌王朝和鱼凫王传承下来,越来越光彩夺目了。很可能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四川属于地震多发地带。 

频繁地震带来可不惟是一场场惨绝人寰的天灾,还伴随的文化彻底的灭绝。但在震后,也更可能激起人类的斗志,加速文明的演进。

2008年5•12四川大地震发生后,现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便说——

我们的历史总是和洪水、干旱、地震等灾难联系在一起,但我们这个民族从没有溃散过,反而愈挫愈奋。

氐蜀文化便是在这种极端生存环境下第一次突围而出。 

柏灌王朝和蚕丛王朝一样,其历史目前也湮没在一片迷雾之中,我们只能借助今天考古学家们的努力,竭力找到几片光亮。

大约4500-4200年前,第四纪古气候进程发展到这时,温湿气候逐渐结束,开始转为以灾变性气候为特点的全新世亚北方期,全球无一例外均受此影响。

  

前面说过,帝颛顼自空桑迁都至于濮,也当是在这个时期。原本居住于华北平原的人类苦于海水倒灌,纷纷往高地搬迁。

而同时,青藏高原上许多地方都发生了冰川前进的现象。在四川境内的岷江河谷附近的贡嘎山、四姑娘山的冰川也开始活动,产生了小冰河时期气候。

于是,这里居住于高山高原的人类,则纷纷往下跑。被迫进行全部族性的向低海拔地区的大迁徙,成为准“气候难民”了。

在灾难面前,柏灌王朝君主下令迁徙。为了不至于全军覆灭,他所组织的迁徙沿茂汶-土地岭-青片河-禹里-湔江到达古汶山郡地区。

在这里,四川各族重建国家政权。

一个意外的情况发生了。

这里正是黄帝王朝影响力所能辐射到的西南最偏远的地方,我们知道,黄帝曾经派他的两个儿子青阳和昌意,分别降居到江水(今四川岷江)和若水(今四川雅砻江)。

于是华夏集团第一次和氐蜀集团发生了碰撞。这种接触最初似乎是以上层贵族之间的通婚实现的。

青阳在江水呆的时间短,后来被调去空桑领导东夷集团了。

而昌意则几乎下半辈子都在若水度过的,因此迎娶了蜀山氏的女儿。

这样,就避免了兵戎相见。 大家暂时在这块土地上和睦相处了。这对双方来说,其实都是无奈之下的选择。

黄帝王朝这边,不正苦于涿鹿地震之后的政局动荡,对于最西南的边疆之掌控,鞭长莫及。

而柏灌王朝这边,都成了气候难民,人家肯和你和睦相处,已经所望非分了。

  

长期相处下来,氐蜀集团的文化水平是很高,但华夏集团也很先进,两者互补性应该是很强的。

这种文明的碰撞,就造成了氐蜀集团不再是铁板一块。分裂成两大块。

一块,保留本民族之特色,抵抗演变,属于古氐族的蜀山氏一族。这一族在柏灌王朝覆灭之后,又建立了鱼凫王朝。

鱼凫王朝应该也是经过了百邦林立的邦国时期,才在大约3700年至4000年前,整合各族建立起来的。

鱼凫王朝在成都平原上融合各族,其国以鱼族部落与凫族部落为首。

先在今四川温江一带发展,迁至广汉三星堆,集长期和平发展积累之力,更击败当地的濮人的部落联盟,建立了灿烂辉煌的鱼凫国都。 

据考证,鱼和凫当是两个不同部落的图腾,就如黄帝王朝之龙凤图腾,分别代表其中最强大的两只主体民族太昊氏和少昊氏一样。

  

另一块,则是和迁都到南方的炎帝一族通婚,有了古羌族血统的夏后氏(鲧氏之先)一族。 

他们无力与鱼凫王朝争雄,只好背靠大树好乘凉,选择了和黄帝王朝结盟,并接受黄帝王朝的领导。

当然,夏后氏要取得黄帝王朝的认同,也不是一代人两代人的时间,根据竹书纪年记载:

帝颛顼在位第三十年,颛顼生下了诸侯鲧氏 

也就是说,鲧氏之册封,标志着夏后氏作为代表黄帝王朝在最西南之影响力确立。

鲧氏虽然加入黄帝王朝,接受黄帝王朝的领导,但也不忘自出之本根,鲧之一字,便包含了鱼图腾的信息。

至于夏后氏之名号,则是后起的称呼。

要到帝舜时代,鲧氏一族之族长大禹受命治水,率本部落的一部沿嘉陵江而下,至古江州(重庆),再顺长江而下,至江、河、湖、海地区。

最终在治准时,又与安徽涂山氏部落联盟,至此形成了中原地区一支不可忽视,无比强大的政治势力——夏后氏。

那么,鱼凫王朝和夏后氏的关系如何呢?

大体而言,双方在相持不下的情况下,往往会选择划定彼此的势力范围。

根据考古现实,鱼凫王朝之势力范围主要在龙门山北麓西部,以松潘、黑水、茂县叠溪、汶川、理县、都江堰(原灌县灌口地区)为界,

而夏后氏之势力范围则在龙门山北麓东部,有茂县营盘山史前遗址及松潘、茂县、汶川、理县、都江堰的夏后氏禹迹为证。

后来大禹就出生在今四川汶川县境内的石纽山刳儿坪。

(汶川居然是大禹的出生地,我想这是很多读者不会想到的吧。)

濮人部落联盟被鱼凫王朝赶走后,退回云南、川南一带。

经过几代人修养生息,融合当地的彝族先民,又在其首领杜宇王的带领下,打了回来,占领三星堆古城。

杜宇王在推翻鱼凫王朝后,迁都到瞿上(现双流牧马山麓)去,建立了杜宇王朝。

因此我们可以从三星堆文化遗址看到两方面的影响——

鱼凫王朝诚然代表了古代氐族蜀山氏的文化高度,但是即便在覆灭前夕,也没有走出新石器时代这一阶段。

而取而代之的杜宇王朝则从云南带来的高度发达、远远超越中原地区的青铜文明。

和别的王朝灭亡有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不同,末任鱼凫君主好像在如日中升的杜宇王朝的压力下,放弃了抵抗——

末任鱼凫君主曾经屯田在湔山,忽然顿悟,体察到天地宇宙间的奥妙,成了仙人离开了人间。

直到今天,遗民们追思他的功德,还在湔山立下祠庙纪念他。 

  

鱼凫王朝覆灭之后,其遗民辗转北上到达宝鸡,建立了弓鱼国 ,同中原商王朝关系密切,渐与中原文化所融合。

不过在中原争雄的情况下,自然再难重现旧日之辉煌。

最终,弓鱼国无声无息的湮灭在历史长河之中。

  

由于蜀山氏将在杜宇王朝和开明王朝时期这两个漫长的时间段里头,游离于中原文化之外。

然而它又是自成一体,抵达很高文明程度的社会形态,因此在这里先梳理完它的历史,再回头继续谈鲧氏。

杜宇王朝应该是古蜀国第一个可以大致推算出历史年代的国家。

根据《蜀王本纪》记载:

有一个男子从天而降,名字叫做杜宇,他在人间游荡,有一天在朱提 (今云南昭通朱提山一带)这个地方停下脚步,安居了下来。

这时候,又一个名字叫做利的女子,在岷江的源头的一个井中出生。

两人相识相知,进而结为了夫妻。

有了妻子利的帮助,杜宇于是自称为蜀王,名号为“望帝”,他的疆域大抵以四川的汶山 (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以北)为中心,他将这一大土地名之为“郫”。 

当地民众纷纷出来,拥护追随。 

而根据晋代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则说:

杜宇王朝的君主名号为杜宇,他掌握先进的农耕技术,教导民众务农,他另外还有一个名号,叫做杜主。当时云南昭通地区朱提有一位梁氏的女子,名字叫利,当他来到岷江的源头游玩。杜宇看见了利,非常的喜欢她,将她纳为自己的妃子。

他们迁移到了成都平原,将人民治理的有声有色,国都则定在瞿上。

杜宇王朝之疆域范围内,有七大部落联盟各自称王,但都接受杜宇王朝的领导。

杜宇作为最高领袖,号称望帝,这块土地上民族,统称之为蒲卑。 

杜宇王朝的君主,总是自认为自己的功德远远的高出治下臣服的七大部落联盟之王。

是以划定本国之疆域,以褒斜为前面之防守要塞 ,以熊耳(今四川省青神县西十五里),灵关(今四川省西昌县)为后面之防守要塞,

在北方以玉垒山、西南方以峨眉山为军事重镇;把“江、湔、绵、洛” 四条河流当成自己的内河和湖泊去用心的经营。

于是,整个国家以汶山为中心的这一大块地区(今岷山之中的大草原)为畜牧区。以南中为中心的这一大块地区(今四川的凉山、宜宾地区乃至云贵)为农耕区。

到了杜宇王朝末任君主在位期间,有一次爆发了大洪水,他的总理(相)名叫开明,建议挖掘开玉垒山以泄洪除害。

杜宇王朝末任君主为了方便开明集中事权,全力治水,于是不惟将政事交给开明全权处理,更学习黄帝王朝尧舜时代之禅让制,将君主之位禅让给了开明。

开明遂得以开创开明王朝。

而杜宇王朝末任君主则飞升到了西山之上,消失了。

他消失的时间,正值二月,杜鹃鸟不断的叫唤。杜宇王朝的遗民在杜鹃声中追思故主,悲不自胜。

(后来唐代诗人李商隐有名句——沧海月明珠有泪,望帝春心托杜鹃,用的便是这个典故。)

看完这两段记载,我们大致了解杜宇王朝之兴起,其族当是古濮族人濮与蒲音通,所以又号“蒲卑”。

  

杜宇王朝的开国君主借助云南朱提部落联盟女首领利的力量不惟覆灭了鱼凫王朝,还大大拓展了疆土,较之蚕丛、鱼凫,杜宇时代的蜀国已经拥有广阔疆土和强大的实力。

成都平原土地肥美,气候湿润,加之灌溉之利,乃是发展农业的极佳之地。杜宇王朝“教民务农”,推动四川由渔猎社会向农耕社会转型,对古代四川农业发展的贡献是很大的。

有趣的是,不论是杜宇王朝、鱼凫王朝其末任君主都飞升了,成仙了。

其实这种记载,很有可能是史家为王者设计的避讳之辞,实际上指的是王者在强大压力之下,在王朝覆灭前夕,不是遇难了,便是逃亡了。


开明王朝的开国经历,《华阳国志》语焉不详,这里只好再找出扬雄《蜀王本纪》的相关文字补上——

杜宇王朝末任君主(下文姑且用后世的望帝之名称呼他)在位大约有一百年。

(上古时代,总是很有这种“长寿”的君主)

楚国地方有一个人名叫鳖灵,不知道什么缘故,就死了,而且尸体还消失了,他的亲人怎么找也找不到。

更奇异的是,鳖灵的尸体也不知道怎么落入了水中。

于是尸体随着江水漂流,一直到飘到郫(今四川省成都市西郊郫县)这个地方。

这时候鳖灵又不知道怎么滴,又活过来了。

(中国人的古文就是这样的,自以为写清楚,其实全没写清楚啊。)

一个人漂流的那么远,来到蜀国,杜宇王朝的末任君主望帝大约是好奇的缘故,接见了他。

这个鳖灵应该是大有学问的一个人,两人一交谈起来,这位鳖灵谈起政治是头头是道,于是望帝任命他为蜀国的总理。

那时候蜀国正遭遇大洪水,狂潮自玉山汹涌而出,无情的淹没广袤的农田和无数的百姓。就像黄帝王朝帝尧时代的大洪水时期一样。

杜宇王朝以农耕为主,受到的影响就特别的大。当然要治水了。

可治水在当时是一门先进的高科技,古蜀国自闭于中原各国之外,举国对于该当如何治水自然手足无措。

这个突然冒出来的鳖灵,似乎就是老天爷赏赐给蜀国的治水专家。这才有可能和望帝一见之下,应对得宜,像坐直升机一样的当了蜀国的总理。

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

这个鳖灵确实很厉害,下令挖掘玉山(即玉垒山),疏通水道,蜀国的百姓这才得于安居。 

鳖灵治水之后,望帝就和自己的妻子商量,认为自己作为一个君主,却不能治理好国家,实在太惭愧了。

于是望帝决定将国君之位禅让给鳖灵,就像黄帝王朝,帝尧将自己的宝座禅让给帝舜一样。

鳖灵即位之后,号称开明帝。

接替鳖灵继任的开明王朝第二任君主,是鳖灵的儿子卢保,也号称开明。 

现在很多历史书都有是秦国郡守李冰兴建了都江堰,其实这个问题是很值得商榷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秦灭掉蜀国开明王朝是在公元前316年,而李冰是在秦昭襄王末年(约公元前256~前251年)被任命蜀国郡守的,也就是在60年之后。

据专家计算,都江堰这一大型水利工程,光是挖掘郫湔二江的土石方量就高达1200万方。

即便用现代工程技术来施工,投入100辆三峡大坝施工中所使用的那种超级大卡车,也得用二年多时间才能完成。

那么以战国时代的科技水平,即便是动用十万人,花上十年时间时间也打不住的。

如果是李冰兴建了都江堰,则必然秦国的大型水利工程郑国渠的兴建时间重叠了。

郑国渠兴建于公元前246年,修建者多达十万人,这项大工程的总负责人郑国(人名)是韩国派来的间谍。

根据《史记•河渠书》记载——

当时,有蜀守李冰凿开离堆,以避开沫水(河名)所造成的水灾;又在成都一带开凿二条江水支流。

这些河渠水深都能行舟,有余 就用来灌溉农田,百姓获利不小。

至于渠水所过地区,人们往往又开凿一些支渠引渠水灌田,数目之多不下千千万万,但工程小,不足数计。

韩国听说秦国好兴办工役等新奇事,想以此消耗它的国力,使它无力对山东诸国用兵。

于是即将亡国的韩惠王命水利工匠郑国找机会游说秦国,要它凿穿泾水,从中山(今陕西泾阳县北)以西到瓠口,修一条水渠,出北山向东流入洛水长三百余里,欲用来灌溉农田。

渠未成,郑国的目的被发觉,秦国要杀他。

郑国说:"臣开始是为韩国做奸细而来,但渠成以后确实对秦国有利。"

秦国以为他说得对,最后命他继续把渠修成。

渠成后,引淤积混浊的泾河水灌溉两岸低洼的盐碱地四万多顷,亩产都达到了六石四斗。从此关中沃野千里,再没有饥荒年成,秦国富强起来,最后并吞了诸侯各国,因把此渠命名为郑国渠。 

《史记》这段文字背景,是在战国七雄之间的兼并战争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

在这段时间里头,各国都几乎是全民皆兵,所有的人力都投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战争中。

在这种情况下,秦国采纳郑国兴建大型水利工程之建议,就要动用所有青壮年劳力,耗费大量财力和精力,这必然要影响到秦国统一战争的进程。

公元前237年,郑国渠就要完工了,秦国识破修渠原来是拖垮秦国的一个阴谋,不但作为间谍的郑国面临着生命危险。在整个秦国更掀起了一场“排外”危机。

秦国贵族势力借这一事件,向秦王嬴政(秦始皇)建议驱逐外国人。 这才有了来自楚国上蔡的李斯所写的千古名篇《谏逐客书》。

从郑国渠这一事件,我们看到如下几点:

一、秦国要保持全民战备状态,绝对没有足够人力同时兴建两处大型水利工程

二、如果秦国本土有水利专家,秦国断乎不会把郑国渠这样的大型水利工程交给敌对国家的工程师。

三、郑国渠之兴建乃是解决秦国本根之地关中的农田灌溉问题。蜀国作为刚刚被征服的国度,秦国断乎不会立马投入巨大的人力去兴建都江堰这样一个大型水利工程的。

四、巴蜀虽亡,但反叛不断。秦三立三杀蜀侯,秦军平叛尚属不易,哪来那么多的剩余力量来开凿都江堰? 

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都江堰这一大型水利工程乃是开明王朝自鳖灵开国以来历代君主前仆后继,而兴建起来。

至于李冰的功劳,恐怕是在旧有的基础上,进行重修维护罢了。

  

鳖灵开创的这个开明王朝,定都于广都樊乡(今双流县境)。维持了很久,先后有十二任君主,一直到秦灭巴蜀,才告消亡。

由于开国君主鳖灵本是楚国人,所以他即位之后,当是大量引进中原列国之先进科技,便是政治制度之建设,也以华夏为学习的榜样。

就拿他们的国号来说,明显是从黄帝王朝兴起之昆仑之神山崇拜借了个概念,加于改造的。

什么概念呢?

如果大家还记得《族天下》上一卷里头,曾经谈到昆仑山上有至尊之西王母,有很多珍奇的动植物。

而守护昆仑这座神山,坐镇于山门的便是开明兽。

山海经上是这么说的——

一则曰:

昆仑山的每一面有九道门,而每道门都有称作开明的神兽守卫着,是众多天神聚集的地方。 

二则曰:

昆仑山的南面有一个深三百仞的渊潭。开明神兽的身子大小像老虎却长着九个脑袋,九个脑袋都是人一样的面孔,朝东立在昆仑山顶。 

中原列国之昆仑神山崇拜,在黄帝王朝时期已然奠定了基础。

楚国虽然是个蛮夷之国,但是在周王朝开国之后,跑到南方长江汉水一代发展。

是以在追认自己的世袭的时候,是认炎帝系重黎氏祝融这一脉为祖先的,在文化认同上,自然也吸收了昆仑神山信仰。

不过基本上到了夏商周时代,举凡昆仑山上珍稀动植物都被中原列国认领光了。

只有开明兽是个开门的,地位低微,没人打他的主意,认他做祖先。

这就给鳖灵一个机会,认开明兽为蜀国之祖先的机会。

  

就像罂粟是海洛因毒品的原料,对于民族主义的、种族或是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而言,历史就是他们的原料。

在这些意识形态中,过去是核心要素,很可能是最基本的要素。

如果没有适用的过去,他们常常会捏造过去。

鳖灵之捏造蜀国之历史,重塑蜀国之历史,说起来无非是想和中原列国之华夏文化靠拢。

他的这种做法,绝不是第一个,也绝不是最后一个。

(直到今天,日本人韩国人中国人不也都还在捏造并不遥远的历史么)

混淆历史,是一个民族国家形成中必不可缺的部分。

因此今天,作为历史学家,很大的努力未必是花在保存过去的完整上,相反多数是浪费精力去戳穿各种各样的神话。

当然,至于那些违背操守甘愿做政治家之奴仆的历史学家,则又另当别论。

  

鳖灵作为在先进发达国家呆过的人,当他开始治理蜀国的时候,整个国家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和闭关自守的蚕丛王朝、鱼凫王朝、杜宇王朝截然有别。

开明王朝之蜀国更因为认识到中原列国之富裕远超蜀国,是以开始将目光转向东方,历代君主锐意进取,开疆拓土,使得周边国家承受极大的压力。

而首当其冲的便是西陲大国秦国。

从开明二世卢帝开始,开明王朝一度攻至秦国都城雍(今陕西凤翔东南)。

进入战国以后,又与秦国反复争夺南郑(今陕西汉中东)地区,终于得手,成为威震西南的霸主。

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前后,九世开明帝开始仿效华夏礼乐制度而立宗庙,又把都城从广都樊乡迁到今天的成都。

一直到末任君主,蜀国的存在依旧让秦国君主寝食难安。甚至迫于其强大的压力,不得不与之和亲通婚以安抚之。

这段历史由于比较晚近,是以《华阳国志》记载的就比较详尽了——

第一任开明王朝君主鳖灵的帝号叫做丛帝。

第二任开明王朝君主是鳖灵的儿子帝号称卢帝。

在卢帝在位期间,开明王朝攻打秦国,一直将兵锋推进到秦国本根之地,都城雍(今陕西凤翔东南)之下。

第三任开明君主号称保子帝,是卢帝的儿子,在保子帝在位期间,雄心万丈,兵锋四出——

第一个打击对象是蚕丛王朝灭国之后,在川南的宜宾一带所建立的青衣国。 

同时又和分布在川南至滇中一带的僰人、以及位于僰人以东的僚人争雄。

也许是保子帝的这些征伐用尽了国力,就像后世之汉武帝开边一样,余下来的几任继任者,要花很长的时间和精力去消耗这些新拓展的疆土。

守成之主,向来名声不著。

开明僻处西南,文明程度不高,一直到第九任开明王朝君主在位期间,开明王朝才开始像中原列国一样,设立自己的宗庙,祭拜祖先的时候献上特别酿造的甜酒,国家大典之时演奏的国乐定名为“荆”,国民崇尚之服色为赤色,君主也像中原列国一样,尊称为“王”。

在那个时代,蜀国军队中有一支特种部队,名号为五丁力士,只要这支特种部队出现的地方,即便是高山也能移走,万钧之重也能被举起。

开明王朝的每一任君主去世之后,所见陵墓上,都会树立一块长达三丈、重达千军的巨石,在上面记载死去君主之在位名字和生平功德(墓志)。

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石笋,这个恍如巨石阵的地方,又叫做笋里。 

这些墓志上面显示开明王朝并没有引进中原列国评价君主功过之谥号系统。

只是给这些石头染上五种颜色青、赤、黄、白、黑以作区别,所以这些陵庙又分别称之为青、赤、黄、白、黑帝之庙。 

期间,据说是开明王朝第五任君主,将国都自梦廓(今地不详)移到了成都。

进入战国周显王时代 (公元前?~前321年),开明王朝已经据有了褒斜谷、汉中之地。

最后一任开明王朝的君主(不知帝号,这里姑且称之为蜀王)有一次在褒斜谷一带狩猎。

古代狩猎,如果是在边境上,那就等同于是一次军事演习了。

作为一直被蜀国侵扰的秦国,也不敢怠慢,秦惠王(公元前337年前——前311年)当即亲自领兵出现。

秦惠王对于蜀国在边境之威胁,很是头疼,但在边境上,还是本着当时国际交往的礼仪,派人送给蜀王一笥金子。 

用意呢,当然是警告开明王朝这边,不要轻举妄动。实际上,当时秦国之主要国策,是和中原列国争雄,并没有想要收拾掉开明王朝之蜀国。

不过在开明王朝之蜀国这次军事演习之后,估计秦惠王大受刺激,才决定腾出手来,解决掉这个在卧榻之旁的心腹大患。

蜀王接到秦国使者送来的金子,知道秦国已然有备,讨不了什么便宜,决定撤军了。

只不过在撤军之前,还要摆谱,让己方使者也带着一个漂亮的箱子去回报。

秦惠王本以为是什么奇珍异宝,一打开箱子,靠,里头装的居然是沙土。给人家面子,人家却拆你的台,说实在,蜀王这一手确实不怎么样。

不过很有很有可能,和后世诸葛亮送给司马懿一样,蜀王当时的算计是想激怒秦国,让双方爽爽快快的在战场上打一场。

这种激将法,就看主事者之心胸了,要度量不够,自然立马不守了,出来大战一番。

如果是这样,秦国这边就比较吃亏了。因为秦国军队是接到前线之警告,匆忙赶过来。用军事术语来说,属于“疲兵”。

秦惠王气急败坏的时候,帐下有一位大臣倒是聪明,敌国拆了自己君主的台,做臣子只要要给君主找一个台阶,当即向秦惠王贺喜——

这是老天爷站在我们秦国这边啊,大王日后必将灭掉蜀国,尽有蜀国之地。

于是,一大堆臣子一个比一个会做官,会来事,当即一起恭贺起秦惠王。

秦惠王深知蜀道之难,现在肯定不是吞并蜀国的时候,因此,有了台阶赶紧下。

这场军事危机,应该以蜀秦两国两国签订临时停火协议、各自退兵而告一段落。

  

秦惠王还都之后,感到蜀国之存在威胁性实在太大,但是要远征吧,蜀道又难于登天,左思右想,想出了一个高招——

秦惠王派使者告诉蜀王,秦国出现五头奇异而又巨大石牛,每天早上便便的时候,拉出来的,都是金屎。(这种石牛特异功能姑且名之为“牛便金”)

而每天伺候这些石牛的精兵就有百人之众。

蜀王一听说,两眼就发亮了。本来像这种弱智的骗局,是很容易拆穿的。

可是开明王朝自蚕丛王朝以来,就有巨石崇拜,迷信石头有灵,无所不能。

蜀王当即派遣使者要求秦国将石牛赠送给秦国。

秦惠王见蜀王上了圈套,如何会不应允呢?

但是问题也来了,石牛之身躯异常之庞大,蜀道太狭窄了,运不过啊,咋办。

蜀王当即说,我来办,于是下令本国之特种部队“五丁力士”军团领导大量民工,开凿山道,以迎接神牛。

这条道路因此被命名为石牛道。

(武侠小说里头,外功高手常常有一高招,叫做“五丁开山”,典故即出自此。呵呵)

蜀秦两国之交通要道大大的拓宽,可是整个蜀国之国力也被这项前所未有浩大之土木工程给拖垮了。

当然,任何骗局都会有真相大白的一天,当五头石牛运到了成都,自然再不可能每天早上拉出金屎了。

蜀王大怒之下,再将石牛运还给秦国,同时破口大骂——东方这些个养牛的狗奴才。

秦人却哈哈大笑道:“嘿嘿,正是我们这些东方养牛的狗奴才,总有一天要干掉你们蜀国,等着瞧吧。”

再说开明王朝之末任君主蜀王,虽然老是仗着本国强大之军事实力欺负邻国,但自身确实一个多愁善感的人,而且还是中国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个同性恋。

他很喜欢一个武都(今四川武都)的英俊男子,但是那时候开明王朝已经进入文明社会了,作为一国之君主,大搞同性恋,实在是说不过去。

怎么办呢?

蜀王让那个男子化装成女人,再将之纳为妃子,因此民间传说这个男子是山精变化而来的,也就不足为奇了。

关于这对同性恋的爱情,也是很浪漫很凄凉的故事。这位从武都来的英俊男子,适应不了成都的气候,身体渐渐的吃不消了,常常想离开成都。

蜀王怎会舍得,于是就像后世唐玄宗之于杨贵妃,想出种种讨好美人的绝招,甚至命令宫廷乐师做出一支名为《东平》的乐曲来讨没人的欢心。

可惜这位美人,耳朵有了福气,身体却再也扛不住,终于死了。

蜀王痛不欲生,又再次下令本国之特种部队“五丁力士”军团领导大量民工,前往武都挖掘当地的土石,运到成都,为自己的“爱妃”修建一座占地数亩、高达七丈的大型陵墓,陵墓上面还放置一面巨大的石镜。

建成陵墓之后,他还将那些设计建造陵墓的民工活生生的埋葬,并立下一块巨大的方石,以作为墓碑。

这个陵墓位于今天成都的北角,名为武担。

很久很久之后,蜀王还是不能忘怀,伤悼之余,又作了《臾邪歌》、《陇归之曲》。

在两场大耗国力的大型土木工程的重压之下,蜀国之国政已不堪问,民不聊生,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周显王三十二年(公元前公元前337年),蜀国派出朝见秦国之大型使节团。这是因为秦惠王这些年,一直不断向蜀国进献美女。

在秦国不间断的糖衣炮弹下,蜀国逐渐消除了对秦国的戒心,所以才派出这支大型使节团,进行睦邻邦交。

秦惠王知道现在并不是吞并蜀国最佳时机,因此曲意讨好蜀王。

秦惠王还知道蜀王很好色,为了麻痹住蜀王,他下令集合五位宗室之女,远嫁开明王朝。

蜀王再次派遣本国之特种部队五丁力士军团前往迎接。

(嗨!国防军的精锐居然被蜀王一而再的糟践,不亡何待。)

在半路上,这五位美女很不幸,五丁力士军团也很不幸。

途经梓潼的时候,突然遭遇了四川境内特有的山崩,引发了泥石流从山上滚滚而下,这五位美女都遇难,五丁力士军团之损折自不必说。

(当然这种事情,民间一流传,就完全走样了。到了后世,五丁就是五个大汉,而且山崩之引发也很离奇——

迎亲团在半路上遇到一条大蛇,五丁力士中的一个大汉非得卖弄神勇,去追捕这条大蛇,紧紧地保住大蛇的尾巴不放,可是还是无法制服。

于是其他四个一起过来帮忙,帮着帮着,大家力气都很大,就引发山崩了。)

山崩之后,整座大山分为五岭,山顶之上,还陡然出现一个巨大的平台。

蜀王感到过意不去,毕竟人家远道而来,就这么莫名其妙的挂了,虽说是天灾,可是也要负起很大的责任。

于是,蜀王亲自到达山崩现场,估计也没法挖掘出五位美女的尸体,只好在那里兴建一个巨大的山陵,名之为“五妇冢山”。

而山顶上那个平台,就叫做望妇堠。更在其上兴建了一座思妻台。

(其实面都没见过,思个鬼啊,无非是为了安抚秦国罢了)。

现在这座山,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又叫做五丁冢。

  

虽然蜀国君主昏庸,国政混乱。可是千年大树,要摇撼容易,要拔起就难了。

秦惠王忍无可忍,一直在忍,终于被他忍到了——蜀国发生内乱了。

蜀王有个弟弟名叫葭萌,被封在汉中之地。封号苴侯,他的封国,就叫做葭萌(今四川广元昭化镇),。

(熟读三国演义的读者,都知道,刘备取四川时候,葭萌关乃是川地之重镇。)

葭萌是蜀国的重镇,旁边就是蜀国之世仇巴国。

很可能,蜀王的用意,是借助敌国之手,搞掉自己的弟弟。

而他的弟弟苴侯也不傻,反过来也想搞掉自己的哥哥,也可能是为了自保。

总之呢,苴侯居然和巴国君主结成盟友了。

蜀王自然不得不做出反应了,要是让苴侯和巴国联合起来,他的君主之位自必岌岌可危了。

只是世界上已经没有后悔药吃了。

蜀王下令攻伐苴侯。

苴侯无法抵挡,出奔巴国,巴国靠自己本身也没有力量抵挡蜀军之强大压力。于是巴国向秦国派出使节,代苴侯求救。

当时的中原列国之国际形势一直在变化,秦惠王最初的打算是目前先搞定南方强大的楚国(《史记》上的记载则是韩国),于是召开朝会,和群臣讨论此事,秦惠王说出自己的看法——

这个蜀国,位于西边偏远地区,鸟不拉屎的,文化程度又很落后,打下来也没有多大的油水,不如还是先讨伐楚国吧。

但是秦国军方方面有一位将领叫做司马错和中尉田真黄则认为——

现在是天赐良机啊,蜀国内部有像夏桀商纣一样的暴君,而他的国土是那么富饶,抢掠他们积蓄的布帛金银,足以供给军用。

而灭掉了蜀国之后,就可以沿着长江,自上游攻打楚国,更能驱使巴国之精锐部队,乘坐巨大的大舶船东向攻打楚国,这样,楚国土地就可以轻易的征服。

从军事战略而已,得到了蜀国,就等于得到了楚国。楚国灭亡了,统一天下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秦惠王听到这里,连声称善。

于是,在一番准备之后,秦国于周慎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秋天,集结大军,在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将领的率领,自当年之石牛道攻伐蜀国。

大兵压境之下,蜀王也不敢怠慢,亲自率军在葭萌防守。

但是,让蜀王多年来胡乱糟蹋的国防军,怎么可能抵挡的住秦国的百战精兵,一场大战下来,蜀国大败亏输。

蜀王遁逃到武阳,但还是被秦军追上了,当场杀害。开明王朝的总理(傅相)和太子退守逄乡顽抗,然而还是免不了在白鹿山覆灭的命运。

到了是年冬天,蜀国彻底平定(其后又三反三叛)

于是开明王朝就这样灭亡了。自鳖灵开国,前后一共有十二任君主。 

  

《华阳国志》是一部地方志,并不是信史。所谓“金牛伐蜀”的故事,仅仅是一个传说故事,不是客观历史事实。

有比如亡国之君蜀王之命运,《史记》上的记载则是被秦国贬号为侯,并没有被杀。 

根据《史记》的记载,蜀国的灭亡过程则是这样的——

苴国和蜀国相互攻打,分别到秦国告急。

秦惠王要出动军队讨伐蜀国,又认为道路艰险狭窄,不容易到达。这时韩国又来侵犯秦国。秦惠王要先攻打韩国,然后再讨伐蜀国,恐怕有所不利;要先攻打蜀国,又恐怕韩国趁着久战疲惫之机来偷袭,犹豫不能决断。

司马错和张仪在惠王面前争论不休,司马错主张讨伐蜀国,张仪说:“不如先讨伐韩国。”

惠王说:“我愿听听你们的理由。”

张仪说:“我们先和魏国相亲,与楚国友好,然后进军三川,堵绝什谷的隘口,挡住屯留的要道。这样,使魏国到南阳的通道断绝,让楚国出兵逼近南郑,秦军进击新城和宜阳,径直逼近西周和东周的城郊,讨伐周王的罪恶,再攻占楚、魏的土地。

周王自己知道没办法挽救,一定会献出传国的九鼎宝物。秦国占有了九鼎之宝,依照地图和户籍,就可以挟制着周天子而向天下发号施令,天下各国没有谁敢不听从的。这是统一天下的大业啊!

如今蜀国是西方偏僻的国家,像戎狄一样的落后民族,搞得我们士兵疲惫、百姓劳苦,也不能够扬名天下,夺取了他们的土地也得不到实际的好处。

我听说追求名位的人要到朝廷去,追求利益的人要到市场去。如今,三川、周室,如同朝廷和市场,大王却不到那里去争夺,反而到戎狄一类的落后地区去争夺,这离帝王的功业就太远了。”

司马错则说:“不是这样。我听说,想使国家富强的人,一定要开拓他的疆土;想使军队强大的人,一定要使百姓富足;想要统一天下的人,一定要广施恩德。这三种条件具备了,帝王大业也就水到渠成了。

如今,大王的疆土还狭小,百姓还贫穷,所以我希望大王先做些容易办到的事情。

蜀国,是西方偏僻的国家,却是戎狄的首领,已经发生了类似夏桀、商纣的祸乱。出动秦国强大的军队去攻打它,就好像让豺狼去驱赶羊群一样。

占领了它的土地就可以扩大秦国的疆域,夺取了它的财富就可以使百姓富足、整治军队。用不着损兵折将,他们就已经屈服了。攻克一个国家,天下人不认为我们残暴;把西方的全部财富取尽,天下人不认为我们贪婪,我们这一出动军队,使得声望、实利都有增益,还能享有禁止暴乱的好名声。

如今去攻打韩国,劫持天子,是很坏的名声,未必就能得到好处,还负有不义的丑名,而又是天下人所不希望攻打的国家,那就危险了。请让我陈述一下理由:

周王,是天下共有的宗主;是和齐、韩交往密切的国家。周王自己知道要失掉传国的九鼎,韩国自己知道将会失去三川,这二国必将通力合谋,依靠齐国和赵国的力量,与楚国、魏国谋求和解。如果他们把九鼎宝器送给楚国,把土地让给魏国,大王是不能阻止的,这就是我说的危险所在,所以不如攻打蜀国那样完满。”

惠王说:“说的好,我听您的。”

终于出兵讨伐蜀国。当年十月攻占了蜀国。

于是,平定了蜀国的暴乱,贬谪蜀王,改封号为蜀侯,派遣陈庄出任宰相。蜀国归秦国后,秦国因此更加强大、富足,更加轻视其他诸侯了。 

  

开明王朝的灭亡,自此,四川就并入中国疆域,其后中国发生很多次分裂,每次分裂,四川都成为独立王国。

秦朝统一之后,建立于四川的政权先后有:

两汉之际,公孙述的成家政权(25~36);

东汉末年,四川先是被刘焉、刘璋父子所割据,后又被刘备建立的蜀汉占领(221~263);

西晋末年,李特、李雄父子发动流民起义,建立十六国中最早的成汉政权(304~347);

东晋末年,四川发生叛乱,焦纵被推举为首领,自称成都王(405~413);

五代时期,王建的前蜀(907~925)和孟知祥建立的后蜀(934~965)前后相继;

元末红巾军起义时,徐寿辉的部将明玉珍占领巴蜀,建立了夏(1362~1371)。

明末张献忠建立了大西政权等等等。

但是只要中国再度统一,四川依旧重回中国之版图。

  

一些脚注

  

1原书已散佚。《文选•蜀都赋》中引用了《蜀王本纪》的一段文字:“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以上至蚕丛凡四千岁,故曰兆基于上代也。”

  

2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去”——扬雄《蜀王本纪》

  

3常璩,字道将,蜀郡江源县(今四川崇州市一带)人。生平事迹不详,巴氐人李雄、李特有四川一带建立了成汉政权,他曾在这个政权任散骑常侍、掌著作。晋穆帝和三年(公元347年),晋朝派大将桓温南下进攻成汉,他曾劝李势投降,桓温以常璩为参军,随至建康。他的著作除《华阳国志》见存外,其余都佚亡了。

   

4 《华阳国志•蜀志》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后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谓纵目人冢也。”

在这个遗址中发现城址1座,其建造年代至迟为商代早期。已知东城墙长1100米,南墙180米,西墙600米,为人工夯筑而成。清理出房屋基址、灰坑、墓葬、祭祀坑等。

其中两座大型祭祀坑,出土有大量青铜器、玉石器、象牙、贝、陶器和金器等。金器中的金杖和金面罩制作精美。青铜器除罍、尊、盘、戈外,还有大小人头像、立人像、爬龙柱形器和铜鸟、铜鹿等。

古蜀国与中原商王朝并无任何藩属关系,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方国。

商朝甲骨文中,记载有很多商朝军队与蜀人作战的事件,三星堆遗址中也出土了少量作为战利品的商朝贵族使用的兵器、权杖和刻有商朝文字的器物,古蜀国的强大可见一斑。

三星堆的发现三星堆"的发现,三星堆的发现,是真正颠复性的,它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中国的社会发展史、冶金史、畜牧农耕史、艺术史、文化史、军事史和宗教史。

众多的青铜文物出土,将夏朝之前的700年辉煌历史,活生生地摆到了世人的面前。

千多件的青铜文物,其数量,质量(高超铸造工艺)都说明,早在夏朝之前700年,就已进入到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

同时,也将古蜀国的历史推前到5000年前,证明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证明了长江流域地区存在过不亚于黄河流域地区的古文明。

——根据《百度百科》整理。

三星堆出土了世界上最大的青铜纵目人像。高64.5公分,两耳间相距138.5公分。


5根据就职于亚利桑那大学的地质学家埃里克•福尔斯认为,在自然灾害和人类的社会进步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

埃里克•福尔斯是在将一份地质图和人类古文明发源地分布图进行对比后得出上述结论的。

在15个著名的欧亚古文明发源地中,竟然有13个都是沿阿尔卑斯-喜马拉雅山脉带分布的。

要知道,阿尔卑斯-喜马拉雅山脉带正是地球上地震活动最为频繁的地区之一。

在所有著名的古代文明中,只有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出现在了阿尔卑斯-喜马拉雅山脉带以外的地区。而其他文明则几乎全部分布在距离地质运动带75公里范围内的区域。

岷江河谷发育在一条巨大的活动性断裂带内,第四纪以来的新构造运动异常显著。这里是强烈地震活动带,在地质历史和历史时期内曾经发生过若干强烈地震。仅自南宋孝宗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以来,就发生破坏性地震25次。其中里氏6级以上地震18次。


6 。《太平寰宇记》卷七八“茂州石泉县”下载:“蜀山,《史记》黄帝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盖此山也”。

《路史•前纪四》引《益州记》说:“岷山禹庙西有姜维城,又有蜀山氏女居,昌意妃也。”《路史•国名记》又说:“蜀山 ( 今本无‘山’字,蒙文通先生据《全蜀艺文志》引补 ) ,今成都,见杨子云《蜀纪》等书。然蜀山氏女乃在茂。”

又说:“蜀山,昌意娶蜀山氏,益土也。”

鱼凫时代的文明。这由温江集中了鱼凫古城址、鱼凫王墓、鱼凫王妃墓与柏灌王墓遗迹可以得到物证和旁证。

鱼凫古城址发现的人居遗迹,为属南方文化的干栏式建筑和属于古羌族文化的竹骨或木骨泥墙式建筑。


7 三 十 年 , 帝 產 伯 鯀 , 居 天 穆 之 陽 。 (《 大 荒 西 經 》 注 引 《 竹 書 》 曰 : 「 顓 頊 產 伯 鯀 , 是 維 若陽 , 居 天 穆 之 陽 。 」

鱼凫王田於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於湔。——晋代常璩《华阳国志•蜀志》 


8 1974~1975年发掘在陕西省宝鸡市茹家庄的西周中期弓鱼国的家族墓地 。其1号墓墓主是伯,2号墓墓主为其妻井姬,年代约当周昭王至周穆王时期。这两座墓东西并列,均为土坑竖穴墓,南面有一条斜坡墓道,有随葬的车马坑。两墓都有殉葬人,伯墓殉7人,井姬墓殉2人。共随葬铜礼器、兵器、工具、车马器及玉石装饰品、陶器、原始瓷器等1500余件。

朱提文化所覆盖的地域,即包括今云南昭通市的昭阳区、鲁甸、大关、永善、盐津、绥江、水富、威信、彝良、镇雄、巧家,云南曲靖市的会泽、宣威,云南昆明市东川区,贵州的威宁、赫章、毕节、水城等地。

昭阳区以北北闸境内过山洞人牙化石的出土,说明至少在5万多年前,昭通就有了人类活动,称“昭通人”。随着人类从旧石器时代步入新石器时代,尤其春秋晚期有“从天堕”的杜宇由南向北将农耕文明取代了成都平原落后的渔猎生产方式,并远治蜀国后,朱提地区并没有大的发展和变化,仍是僰人聚居和彝族袭居之地,处于奴隶社会发展阶段。

朱提”先为山名,继为县名,再为郡名,后为银名(朱提银),文献所载始自西汉,并沿用至唐初,持续了近800年,朱提一词在明清笔记小说中比比皆是,朱提银在全国经济与货币史上曾有过一席之地。

西汉以汶江为治所,建汶山郡。隋汶山郡即会州。隋又于今茂汶置文山县。会州、汶山郡及唐以后茂州,都以汶山县为治所。

这可能是成都平原早期的代称。非专指一地。

“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民往往复出。 ”

  

9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七国称王,杜宇称帝, 号曰望帝, 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後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禅位於开明。帝升西山隐焉。时适二月,子鹃鸟鸣。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

——晋代常璩《华阳国志•蜀志》

  

10 褒斜栈道,褒斜道因南口名“褒谷”(位于汉中市城北),北口名“斜谷”(在眉县),沿谷成道而得名。它是我国古代横跨秦岭,连接关中、巴蜀凿石架木而成的栈道,又叫阁道。由褒谷口经留坝县东北,越衙岭山,至眉县西南的斜谷口,全长250公里,是一条很古的通道。古书称:“褒斜之道,夏禹发之,汉始成之。南褒北斜,两岭高峻,中为褒水所经,春秋开凿,秦时已有栈道”,至唐宋褒斜道是兵家行军必经之路,同时又是商旅的要道。巴蜀的物产,通过栈道运抵关中。唐在褒斜道上建了11个驿站。唐宋以后,由于连云栈道的畅通,褒斜道逐渐衰落。

江即岷江,绵水即绵远河,洛水即石亭江,这都很清楚。只有潜水说法不一。刘琳校注说:“一为渠江,一为西汉水、一为潜溪河”,


11 《水经注》上说“江水又东别为沱,开明之所凿也。”应该指的就是鳖灵治水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


12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惭愧,自以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如尧之禅舜。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帝。帝生卢保,亦号开明。——扬雄《蜀王本纪》


13 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

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

而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毋令东伐,及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⒁,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


14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山海经》

昆仑南渊深三百仞。开明兽身大类虎而九首,皆人面,东向立昆仑上。——《山海经》


15《蜀中名胜记》载川南叙州府南溪县有青衣江,并引《旧经》云:“青衣江,在南溪县南十五里。古有青衣国,与叙州相邻,其人因贾至蜀,见汉衣冠,遂求内属,因以名焉。”

而《史记正义》引《普记》称:“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嶲等处。”


16古代蜀人自蚕丛氏起就有一种以大石为葬具或墓志的文化传统,称为大石文化。开明王朝迁都成都后,也有样学样,以大石作为历代蜀王墓前的表识,王族亦采用此类葬制。

卢求《成都记》云:“距石笋二三尺,夏月大雨,往往陷作土穴,泓水湛然,以竹测之,深不可及,以绳系石投其下,愈投愈无穷,故有海眼之说。石笋之地再过必有小珠,青黄如粟,亦有小孔,可以贯丝。”

也就说石笋下是“海眼”,不能移动,以免引发洪水。这当然是神话了。

成都石笋,一直到南宋还保留着。陆游《老学庵笔记》五云:“成都石笋,其状与笋不类,乃累叠数石成之。所谓海眼亦非妄,瑟瑟至今有得之者。”

  

17 笥,古代较为普遍使用的一种盛物器具,形状如同今日长方形小箱。


18 开明位号曰丛帝。丛帝生卢帝。卢帝攻秦,至雍。生保子帝。保子帝攻青衣,雄张獠、僰。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时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举万钧。每王薨,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为墓志。今石笋是也。号曰笋里。未有谥列,但以五色为主。故其庙称青赤黄白黑帝也。

开明王自梦廓移,乃徙治成都。 

周显王之世,蜀王有褒汉之地。因猎谷中,与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遗蜀王。王报珍玩之物,物化为土。惠王怒。群臣贺曰:「天承我矣!王将得蜀土地。」惠王喜。乃作石牛五头,朝泻金其後,曰「牛便金」。有养卒百人。蜀王悦之,使使请石牛,惠王许之。蜀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还之。乃嘲秦人曰:「东方牧犊儿。」秦人笑之,曰:「吾虽牧犊,当得蜀也。」 

武都有一丈夫,化为女子,美而豔,盖山精也。蜀王纳为妃。不习水土,欲去。王必留之,乃为《东平》之歌以乐之。无几,物故。蜀王哀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担土,为妃作冢,盖地数亩,高七丈。上有石镜。今成都北角武担是也。後,王悲悼,更作《臾邪歌》、《陇归之曲》。其亲埋作冢者,皆立方石以志其墓。 

  

周显王三十二年,蜀侯使朝秦。秦惠王数以美女进,蜀王感之,故朝焉。惠王知蜀王好色,许嫁五女於蜀。蜀遣五丁迎之。还到梓潼,见一大蛇入穴中。一人揽其尾,掣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抴蛇。山崩,同时压杀五人及秦五女,并将从;而山分为五岭。直顶上有平石。蜀王痛伤,乃登之。因命曰五妇冢山。川平石上为望妇堠。作思妻台。今其山,或名五丁冢。 

蜀王别封弟葭萌於汉中,号曰苴侯。命其邑曰葭萌焉。苴侯与巴王为好。巴与蜀仇,故蜀王怒,伐苴。苴侯奔巴。巴为求救於秦。秦惠王方欲谋楚,与群臣议曰:「夫蜀,西僻之国,戎狄为邻,不如伐楚。」司马错、中尉田真黄曰:「蜀有桀纣之乱。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水通於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惠王曰:「善!」 

周慎王五年秋,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蜀王自於葭萌拒之,败绩。王遯走至武阳,为秦军所害。其傅相及太子退至逄乡,死於白鹿山。开明氏遂亡。凡王蜀十二世。冬十月,蜀平。

   

19 苴蜀相攻击,各来告急于秦。秦惠王欲发兵以伐蜀,以为道险狭难至,而韩又来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韩,后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韩袭秦之敝,犹豫未能决。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惠王之前,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王曰:“请闻其说。”

仪曰:“亲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当屯留之道,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秦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诛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案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今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狄之伦也,敝兵劳众下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狄,去王业远矣。”

司马错曰:“不然。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地小民贫,故臣愿先从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焉。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请谒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齐、韩之与国也。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谓危也。不如伐蜀完。”

惠王曰:“善,寡人请听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候,而使陈庄相蜀。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史记•张仪列传》

  

古蜀纪年(古蜀国及夏后氏部落联盟)

选自《古蜀囯断代初探》(董仁威 董晶著)

  

时代  年 代 部族 都邑及辖地 古遗址及遗迹 备注

蚕丛王朝 距今约6000年前-5200年前 古氐人蜀山氏部落联盟(蚕丛王) 龙门山上,现茂县、汶川、理县、松潘、都江堰一线,兴起于现叠溪松坪沟蚕陵(都邑叠溪) 来自甘青高原的炎帝系古氐族,茂县叠溪蚕陵重镇、汶川姜维城史前遗址以及周边十余处4500年至6000年史前遗址为证。 新石器时代

夏后氏部落联盟 约6000年前-4500年前 古羌人夏后氏部落联盟 龙门山上,现茂县、汶川、理县、松潘、都江堰一线(聚落茂县营盘山) 来自甘青高原的古羌族,有茂县、汶川、理县一线“禹迹”以及茂县营盘山“人牲”为证。 新石器时代

柏灌王朝 约5200年前-4500年前 古氐人蜀山氏部落联盟(柏灌王) 龙门山上,现茂县、都江堰一线,都邑灌口 氐族,有都江堰市蚕崖关、蚕崖市、蚕崖石等古迹及温江柏灌王墓古迹为证。 新石器时代

无王时代(邦国林立时期) 约距今4500年前至3800年前  龙门山下及成都平原 成都平原都江堰、崇州、郫县、温江、新津等地六座史前城址 新石器时代

鱼凫王朝 约距今3800年前-3200年前 古氐人蜀山氏部落与土著濮人鱼部落的联盟(柏灌后代称鱼凫王,鱼妇为后) 成都平原,现都江堰、崇州、温江、双流、新津一线(都邑温江鱼凫城) 三星堆二、三期文化4070年至3200年为证。 青铜时代,五帝、夏代

夏后氏部落联盟 约距今4500年前-4070年前 古羌人夏后氏部落(约距今4040年前大禹担任酋长,并在三星堆建都) 龙门山下,现北川、什邡、广汉一线(聚落广汉三星堆) 三星堆一期文化(4740年前至4070年前)及现北川、什邡禹迹为证(聚落三星堆)。鱼凫族入侵,战败,在大禹率领下沿水陆两路东渐,于公元前2070年左右建立夏后王朝。 新石器时代

杜宇王朝 约3200年前-2800年前 云南昭通濮人杜宇(彝族先祖)与土著濮人梁利氏部落的联盟,望帝 成都平原,现都江堰、崇州、温江、双流、广汉一线(都邑广汉三星堆) 三星堆四期文化及一、二号发掘坑(距今约3100至3200年前)为证。 青铜时代开明王朝(12世) 约2800年前-公元前316年 巴人(鳖灵、丛帝) 成都扇形平原,现都江堰、崇州、郫县、温江、新津一线(都邑广都、新都、成都) 金沙遗址及郫县望丛寺古迹为证。 青铜时代

(王威)


*.耶稣是中国三皇五帝之颛顼,其母蜀山氏之女

来源:环球  2014-7-11 6:08:22  作者:平度123网  编辑:老戴 

惊了:耶稣竟是中国皇帝 尸体埋在吉林


[导读]:中国著名《山海经》权威、吉林学者宫玉海教授对《山海经》等古籍进行了多年的认真研究和考证后,最近提出一个堪称“石破天惊”的新说:“耶稣并非只是宗教或神话的人物,而是实有其人:他就是中国上古时期“五帝”之一的颛顼!” “颛顼死而“复活”后,回到了中国(西方学者有人认为他回到东方的印度);其墓葬则在吉林省扶余县! 而基督教上的耶稣则是以颛顼为原型重新塑造的。”

这一新说,对揭开这个谜带来了希望之光!宫先生的这一观点发表在《〈山海经〉与中国文化论文集》(第三辑)中,并在不久前在东北举行的一个山海经国际学术探讨会上引起轰动。

 

◎宫玉海和“天下第一奇书”

 

出生于松花江畔吉林市、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宫玉海,198~9年离休前任长春光机学院副研究员,后又被聘为教授。他是中国作协吉林分会会员和筹建中的中国《山海经》研究会会长。

 

离休后宫先生“十年读一经”,独辟蹊径,从语言民族学和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来考证《山海经》,终于有所获。“耶稣原型即颛顼”,就是他在钻研此书时发现的。

 

《山海经》是我国一部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的珍贵古籍。由于成书年代久远,语言简练而晦涩,加上语言、环境的变化,十分难读难懂,致使该书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被誉为“中国第一奇书”。汉、唐以来,甚至把它列入神话、传说、小说、异闻之类,常使研究者望而却步,一读三叹。

 

深入研究后,宫玉海认为,《山海经》并非神话而是“信史”,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志书”,其中包含珍贵的世界古代文化史料,堪称一本难得的“博物志”。他认为,该书是中国上古时代黄帝等几任统治者先后派人去世界“六大洲”考查后所形成的“调查报告”,大约成书于四千多年前。

 

为此,宫教授运用语言学并结合当代考古实证,把对《山海经》的破译与解开世界文化之谜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在研究上有重大突破。

 

宫教授最早提出的“印第安人是中国人后裔”、“现代人类发源于中国”、“古代中华文化为世界文化的中心”、“世界三大宗教皆起源于中国”、“伊甸园在中国云南”等一系列新观点,在国内外引起不小的轰动,其中一些已被考古新发现和有关学科研究成果所证实。

宫先生认为,上古世界本是浑然一体,正如《书经》所说的“普天下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夏以前的上古时代,即距今四五千年到一万年前,只有家族与氏族,还没有形成“国”和“民族”等概念。“国”的含义与今不同,开始是“地域”,后来是“诸侯领地”。

 

上古人类并不愚昧穷苦,不像摩根以现代原始村落为依据所描绘的那样,而是生活在自然物产丰富的优越环境之中,因此才能“百乐歌舞”,创造出高度的文明。

 

人类不仅有过共同的语言,还出于共同的“根”:现在人类大多是伏羲、女娲、神农、轩辕的后代。古代的中央帝国曾是全世界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中心,宏伟的巨石文化、辉煌的金字塔、神秘的古希腊文化、印第安文化,都与中华文化密切相关,气息相连……

 

最近,由海峡两岸史学家联名发起的“重写中华古史”的倡议,得到了海内外一百多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的热烈响应与广泛支持。他们认为,过去习以为常的“中华五千年文明”说法和历史事实不尽相符,“中华文明史应追溯到万年前”。这在某种意义上,对宫玉海的上述说法也是一种印证。


◎颛顼出生地点和耶稣一致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宫玉海认为,这句话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上古历史的真实反映,“三皇五帝”都是中华文明史中的着名的领袖人物。他说,“三皇”就是“天皇”(伏羲氏)、“地皇”(炎帝神农氏)、“人皇”(黄帝轩辕氏)。

 

而“五帝”则指少昊、颛顼、喾、尧、舜五人。“五帝”之后,以治水闻名的大禹开始称王,之后又有汤王、周王,后世共称“三王”。

宫教授说,基督教的创始人耶稣的原型,乃是“五帝”中顺序排第二的颛顼(音“专须”,又读“瑞须”)。他是轩辕黄帝之孙,少昊之侄儿,其父是“降居弱水”的昌意。

 

史书说:(昌意)“娶蜀山氏之女曰昌仆,是为女枢,……生帝(指颛顼)于若水”。宫玉海说,根据专家研究,“若水”即为“西方之水”(如《山海经》和其它古籍所载:“若木”即“西方之木”)。由此可见颛顼生于西方。后来他的领地封在扶余,为高阳之国,方圆三百里。这和基督教所称耶稣生于巴勒斯坦的伯利恒是一致或至少相似的。

 

◎语言学上的证据:颛顼即耶稣

 

宫玉海说,语言是考古的活化石。从古代语言学的角度看,颛顼和耶稣其实是同一个名字。

 

一方面,根据古汉语中“四通”之法,“颛顼”又读作“瑞须”;而“书”、“稣”也读作“须”;所以“颛顼”又可读作“瑞稣”。另一方面,“耶稣”在古希腊文中为Jesous,翻译成汉语为“约书亚”。宫先生在“中华文化中心说”中论证古希腊是颛顼之子“伯鲧”的封地,所以伯鲧和其后代对先王颛顼尊称为“颛顼爷”,也是很自然的。

如人们现在仍尊称“开天劈地”的盘古为“盘王爷”,尊称关羽为“关老爷”。在古音中,“亚”、“爷”读音相通。如伯鲧的儿子是治水的大禹,他生于西方(古希腊),封地在山东。现在的山东方言中仍称“读书”为“读须”。所以“颛顼爷”与“约书亚”其实是一回事。因此,从古代语言学的角度分析,古希腊语中的“约书亚”(耶稣)其实就是颛顼。

 

按照上古时代“一昭(东方)一穆(西方)”、“一幽(北方)一明(南方)”的培养、选拔接班人的原则,少昊(居东方)之后,应由其弟、居西方的昌意的大儿子颛顼接任帝王位。

 

据宫玉海分析,因为同居西方的古罗马人是黄帝重孙子,他们认为有权接班,所以千方百计不让颛顼接班,采取了“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漏网一个”的极端措施,把当地与颛顼同时出生的婴儿全部杀死。

 

但颛顼被人们藏匿起来而获救,他因此得名颛顼。后来的基督教中耶稣的故事,很可能就是以这段历史为原型的。“颛顼”与“拽恤”同音,也有“拯救”之意,但他并不是“救世主”,而是“被拯救”的意思。

 

◎犹太人根在中国西北


据宫教授研究,不仅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和中华文化同宗同源,而且犹太人本身就是从中国迁走的,犹太文化因此上和中华文化也是相通的,可称“近亲”。

 

西方的世界史专家也认为犹太民族是东方民族,他们经过几个世纪的西迁,于前11世纪从两河流域迁到中东,并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了“以色列犹太国”,但该民族在此之前来源不祥,但承认他们是东方民族。

 

宫教授研究发现,犹太人的起源在中国,应在中国寻根。他们是炎帝神农氏之后,姜姓,封于邰(今陕西省武功县一带),所以号“有邰氏”(“犹太”即是“有邰”)。其地应在今河南偃师一带。那一带,也是帝喾时的首都,称为“西亳”(音“伯”)。

 

公元前26世纪,尧执政时,舜又把“有邰氏”封到“来 ”(其地在陕西武功一带)。这可能是犹太人又自称“西伯来”(即“西亳来 ”人)的原因吧?

“这一家族于公元前15至14世纪(夏代)开始西迁,经过几个世纪,于公元前11世纪达到中东。这和世界史上所记载的犹太民族西迁在时间上也基本吻合。”

 

国内也有许多学者把中华文化和犹太文化做了比较,也发现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也为犹太人来源于上古中国提供了一个佐证。

 

例如,从宗教信仰上看,人信仰上帝耶和华;而中国人特别是在帝喾时代,对上帝的崇拜是特别虔诚的。“上帝”一词,在我国古已有之,而且是上古人民崇拜的神。帝喾的“喾”字,古读go,与英语的中的god(上帝、圣人)相同。

 

古籍《纲鉴易知录》中讲到喾时,说他:“帝普施利物,不私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意,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其色郁郁,其德巍巍。其动也时,其服也士。帝既执中,而偏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服从。”这俨然是上帝的化身,耶稣的形象。由此可知,在上古时代,犹太人的信仰其实和中国人的信仰基本上是一致的。


◎颛顼死而复活与耶稣复活故事一致

 

宫玉海说,“死而复活”在事情,颛顼与耶稣身上都曾发生过。而据考证,在世界历史上,“死而复活”的着名人物只有颛顼;宗教史上也只有耶稣一人。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么?《山海经。大荒西经》里这样记载:“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稣。”

 

宫先生解释说,“风道北来”是说传教者从北方而来(当指颛顼)。“天乃大水泉”,“天”即“天方”,指西方。上古时中国人的方位称呼是:西方为“天方”(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天方夜谭》里的天方,即是西方),东方为“人方”;北方为“鬼方”;南方为“兽方”。

 

“泉”指源泉。这两句话说的正是《圣经》中所说的大洪水的故事,是说洪水是从西方发源的。“蛇乃化为鱼”,是指当地居民由蛇图腾转化为美人鱼图腾。“鱼妇”按古音与“以埽”相通,“以埽”即以色列:“鱼妇”也可以看成是美人鱼。

 

我国长江中就有“美人鱼”(《梦溪笔谈》等古书记载),而美人鱼图腾是波兰人(即古籍中的“亳人”)的图腾,犹太人也来自于“亳”,所以很可能也是以美人鱼为图腾的。

 

这句话是说犹太人从东方西迁之后,统一为以色列国,并由蛇图腾转变为美人鱼图腾。最后一句则指颛顼“死而复活”无疑。宫教授说,《大荒西经》记载的地点在现今中国西部更远的地方。

 

这一段话语言虽简练,但所记述的内容明显是西方也就是中东地区的一段历史。因为“颛顼复活”应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宗教课题,所以很可能当时就已成为人们庆祝的一个盛大节日——复活节。

 

对如此重大的事件,作为上古博物志的《山海经》一书有所记载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后来基督教中的“复活节”则很可能是以此为蓝本。


◎耶稣并不是基督耶稣教非基督教

 

据宫玉海介绍,按玛雅历(玛雅人为古中国移民)及《外纪》等中国古籍的记载,黄帝应生于5120年前(公元前3113年),10岁有国(封地),寿命110岁。其子少昊在位84年,应为94岁以上:“颛顼十岁佐少昊”,20岁继帝位,在位78年,享年97岁。

 

以此来推断,颛顼应生于4946年前,卒于4849年前。也就是说,他生于公元前2948年。宫先生认为,生于西方的颛顼,10岁到东方建立了自己领地,20岁继帝位,30岁又往西方传教。

 

人们所熟知的耶稣出生日期是公元元年,有人不禁会问:既然耶稣的原型是颛顼,但他为什么与颛顼在时间上相差了近三千年?

 

宫先生解释说,要搞清这个问题,先要弄明白:基督教并非真正的耶稣教。耶稣是创立耶稣教(颛顼教)的人,也就是颛顼;而基督则是一位名叫“叔达”的传教士。后世的基督教是在继承古代耶稣教的基础上,进行重新改造形成的。

 

他说,上古时代,政教合一,最高统治者也是天下教主,当然要负责创立宗教文化、派人传教的工作。据中国古书记载:“舜举十六族”,“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正因为政教合一,所以不能把“总揆百事”(管理行政事物)和“布五教于四方”(到各地进行传教)截然分开。

 

据记载,高阳氏的“才子”八人中,有一人名叔达(又写作叔得、季达、子都)就曾在世界许多地方留下足迹。宫先生说,他就是“基督”。因为“叔得”之“叔”古读为“基”,“得”也读“督”:“叔得”也就是基督。“子都”的含义是“有德行的美男子”。

 

他还说,后人可能是为了“世济其美,不陨其名”,才在修建“九丘”以为崇敬和纪念。在这里已发现了古代留下的七座金字塔(按《山海经》中的记载,应有九座金字塔即“九丘”),其中之一的“叔得之丘”,就是为了纪念叔得(基督)而建。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名字也来源于基督(叔达),这是印第安人带去的;巴西的里约热内卢港口高七十多米的石像也是为纪念他而建。

 

另外,西方把基督奉为新教的创始人,并且认为基督是一位“有德行的美男子”,也和中国古代所标榜的“子都”的内容也是一致的。其实在西方,耶稣的存在与否及生卒年也没有搞清。公元一年左右,在宗教革新的浪潮中,耶稣教改为基督教(是为新教)。

 

宫玉海说,为适应世俗需要,宗教改革者在对旧的教义做了大幅度修改的同时,并把2900多年前的往事拉到近前,此举为了抓住人们“事情发生的年代越近就越可信”的心理,“新瓶装旧酒”,重新定义、重新解释了古耶稣教即“颛顼之教”的教义。


◎扶余——颛顼之领地和归宿

 

《山海经》中有三处提到颛顼葬于扶余。《大荒北经》说:“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水之间,附禺之山。帝颛顼、九嫔葬焉。”《海外北经》说:“务隅之山,帝颛顼葬于阳,九嫔葬于阴……”《海内东经》也说:“鲋鱼之山,帝颛顼葬于阳,九嫔葬于阴,四蛇卫之。”

 

宫玉海认为,上述说法应是比较可信的。他说书中多处提到的“附禺”、“鲋鱼”、“务隅”、“凫余”之山,就在吉林省扶余县境内,其南北皆有松花江(北江为松花江干流,南为第二松花江),北有长春岭,从地形上看就像一条大鱼。

 

他说,这个地名是从记音和记形两方面而来:因为它在松花江的拐弯处,因此叫“附禺”;它的地形像一条鱼,渔猎氏族把它叫“鲋鱼”;鸟氏家族又把它叫“凫余”。

 

他介绍说,上古时代实行氏族分工负责制,扶余人原是伏羲氏的一个家族,被派到今黑龙江以北作“冬官”,即是“黑龙氏”(黑龙江就是因此而得名的)。后来,这个家族不愿意在这个寒冷的地方生活,私自违抗帝命,南迁到扶余县境内的松花江以南地区。

 

为了表示告别冬天,他们过了松花江就把一道山岭命名为“长春岭”,又在其西方修筑了“长春城”居住。由于是“叛逆家族”,后来的扶余人老者仍自称“古之亡(逃亡之意)人也”。这个家族离开后,统治者又把“华渚人”派到了黑龙江流域及北极圈内,即今之赫哲人和爱斯基摩人。

 

上古时代,伏羲氏定下了培养、选拔接班人的原则“一昭(东方)一穆(西方)”、“一幽(北方)一明(南方)”,即生于东方者必须封于西方,上一代住南则下一代住北,反之亦然。此举当是为了不断加强中央帝国对世界的了解和管理。直到周代,统治者还遵守这个规矩,如昭王生于东,穆王生于西,是典型的“一昭一穆”。

 

按照这个规矩,生于西方分颛顼必须到东方来建自己的领地。中国许多史书都说:“颛顼十岁佐少昊”(少昊是黄帝之子,颛顼之伯父),“少昊孺帝颛顼”,就说明颛顼十岁时即有领地。

宫玉海说,大约4900多年前,颛顼受命到扶余来建国(领地)。这使得一部分扶余人迁到现在长春市一带,他们把地名带到新址,就是“长春堡”(长春市的前身,以此推断,长春历史已有4900多年了)。

 

另据《扶余县志》和当地考古资料证实,当地发现了五六千年以上的古墓葬群,从新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均有文物出土,其中还有黄帝时代的彩陶。但是,由于缺乏与历史研究相结合,并没有确定出其具体归属。这会不会就是颛顼和扶余人留下的呢?

 

世界着名神学家、德国的霍尔根。凯斯顿在其《耶稣在印度》一书中坚信:耶稣“复活”之后,经过克什米尔逃到了印度。宫玉海认为,耶稣(颛顼)“复活”后回归东方是可信的,但不是到了印度。因为他“复活”之后最大的可能是回到中国。因此《山海经》中所说颛顼葬在扶余(故国),也是完全可能、并有迹可寻的。



作者:如何面对
古蜀国——神话的国度,现实的传奇
据文献记载,古蜀国最早的先王是蚕丛、柏濩、鱼凫,三代而下是望帝杜宇、鳖灵,或说是蒲泽,其后是开明。这些帝王名号怪异,史料匮乏,正如诗人李白喟叹道:“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长久以来,古蜀国的历史一直是云遮雾罩,成为困扰着人们的难解之谜。

蚕丛,鱼凫,传说里的古蜀王
诗仙李白在一生中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诗篇,其中一首《蜀道难》中,有这样一句:“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蚕丛,鱼凫,说的是什么呢?“开国何茫然”又是什么意思呢?
蚕丛,又称蚕丛氏,传说中是上古时代蜀国首位称王的人。据说他是位养蚕专家,“蚕丛”即由此而来。蚕丛的眼睛像螃蟹一样向前突起,头发在脑后梳成“椎髻”,衣服样式的左边是斜着分了叉的。最早他居住岷山石室中,为了养蚕,率领部族从岷山迁到成都居住。在夏桀十四年,夏桀派大将军扁攻打蚕丛和有缗氏,于是蚕丛跟有缗氏献上美女。夏桀被美女迷惑,竟然退兵。西周时期,蚕丛被其它部落打败后,蚕丛的子孙后代,都各别逃到姚和雟(两地于今四川西昌一带)。这时,又出来一个了不起的人物重新统一了古蜀国,此人就是鱼凫。
李白的这句“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说的就是蚕丛、鱼凫两位国王建国的事情。因为两位国王先祖是谁、如何由何而来、如何建国都没有确切的答案,所以叹曰为“开国何茫然”。
那么,古蜀王国是真实存在的吗?有关古蜀初期蚕丛和鱼凫两代的记载,只有史料中的寥寥数十字而已,他们是想象出来的还是确有其人呢?
成书于晋代、记载我国西南地区历史的《华阳国志》中说:“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
按照历史的记述,上古时,西南的大部分民族是居住在古康青藏大高原的古羌族支派。公元前5世纪前后,他们向东进入平原,与土生的华人杂居融合,孕育中华文化。他们的一支向东南迁居进入岷山地区,依山势而居,垒石为穴。后又循河谷进入成都平原,开始渔猎生活,并捡拾野蚕抽丝。后人将这些居住在岷山河谷的人称为蜀山氏。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蜀山氏的女子嫁给黄帝为妃,所生的后代就是古蜀王国的开山鼻祖——蚕丛。
蚕丛的家系为支庶,被分封到蜀地作侯伯。据说他巡行郊野时常着青衣,因此被人们呼为“青衣神”。
蚕丛之前的古蜀人以牧业为主要生活来源,兼营狩猎和养殖。蚕丛见岷江中游和若水流域江边的坝子很适宜桑叶生长,于是到处劝农种桑养蚕。他带领族人继续向东南方向迁徙,他们经过今茂县与汶川之间的茂汶盆地后,逐渐发展农耕。
夏商之际,第三代蜀王鱼凫成为国王,蜀人再次东迁,从茂汶盆地东南而下经过成都平原北端进入广汉平原。这时的古蜀王国已经完成了由原始氏族公社制向奴隶制的转变,鱼凫是这个奴隶制政权的第一位统治者。
有关古蜀人与他国的战事,并无传世记载,但考古实物却证明确有其事。在殷墟和周原的卜辞中,出现了“蜀受年”、“征蜀”、“至蜀有事”的记载。可见,当时商朝与古蜀国之间曾经爆发多次战争,因此商王才会进行占卜,向上天询问吉凶、对策。
鱼凫执政的时期,正是商王朝接近灭亡的时候。因为与商朝不合,古蜀国参加了周武王讨伐纣王的会盟,在伐纣的洪流中勇往直前。古书《尚书》记载说:“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这就是说,在武王伐纣的过程中,古蜀国的军队起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据说,古蜀国军队出战时,都是载歌载舞,用悠长宛转的嚎叫增添军威,用请神明附体的舞蹈仪式来增添勇气。而这嚎叫与怪异的舞蹈,无疑也是对敌人的一种威慑。尽管当时与商朝频频发生战争,古蜀人的生活却未受影响。因为巴蜀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既有险可依,又有肥沃的土壤、丰富的矿藏、成群的野生动物。
与古蜀国联系最密切的是生活在长江三峡地区的巴族和巫耋人。远古的羌人在成都平原发展成蜀族以后,遭遇了一个始料未及的大问题:四川盆地食盐缺乏。据猜测,第一代蜀王蚕丛之所以眼睛像螃蟹一样向前突起,成为纵目,可能就是因为缺盐而患甲亢造成的。羌族的池盐远在千里之外,又有重山阻隔很难运送,只能依仗巫、巴之盐。
从蚕丛到鱼凫时代,古蜀人曾到川东三峡地区购回食盐。巫耋和巴人纷纷溯江而上运送食盐。在贩盐利润的分享上,巫、巴间也存在矛盾。巫耋的盐产量高于巴人,而巴人紧邻长江,得舟楫之便。双方若发生争执,不管结果如何,都会影响到古蜀国的食盐供给。为此,作为西南最强大的政权,古蜀王鱼凫一面派出一支队伍驻扎在瞿塘峡以西地区,以阻止巫、巴的纷争,保证长江盐运畅通无阻一面暗中自己动手采盐制盐,以避免古蜀国的食盐供给因巫巴之争而间断。这支队伍在白帝城西的河滩上垒石扎营,据说石垒纵横8行,共64垒。有人认为,古蜀国的营垒被后人误认为是诸葛亮为阻击东吴陆逊追兵而设的“八阵图”。
在了春秋初期,王位从鱼凫家族传到了望帝杜宇手中。
杜宇也是一位活在传说中的古蜀王,而且比以前的古蜀王更具传奇色彩。传说,杜宇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成了蜀国的国王,被尊称为“望帝”。望帝当国王的时候,很关心老百姓的生活,教导老百姓怎样种植庄稼,叮嘱人民要遵循农时,搞好生产。他热爱百姓,因此百姓对他十分拥护。
那时蜀国经常闹水灾。望帝也想尽各种方法来治理水灾,但始终不能从根本上根除水患。有一年,忽然从河里逆流漂来一具男尸。人们见了感到十分惊奇。因为河流上的东西总是顺流而下,怎么这个尸体却是顺逆而上?好事者便把这个尸体打捞上来。更令人吃惊的是,尸体刚一打捞上来,便复活了,开口讲话,称自己是楚国人,名叫鳖灵,因失足落水,从家乡一直漂到这里。望帝知道这个消息后,便把他叫来。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望帝觉得鳖灵是个难得的人才,便任命他为蜀国的宰相。
不久,一场大洪水爆发了。老百姓深受其害,死的死,逃的逃,国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蜀国人口锐减了一大半。鳖灵受望帝的委任,接受治理洪水的任务,他带领民众治理洪水,打通了巫山,这样水流就从蜀国流到长江,使水患得到了根除,蜀国人民又可以安居乐业了。杜宇十分感激,自愿把王位禅让给鳖灵。鳖灵因此成了新的古蜀王,号称“开明帝”,又叫“丛帝”。
然而,鳖灵统治下的古蜀国在鳖灵的子孙手中很快就灭亡了,古蜀国从此消失。望帝杜宇悲伤而死,死后化为杜鹃,整日在林中哀啼。于是,后人的诗中便有了“望帝君心托杜鹃”的凄美词句。
从蚕丛、鱼凫,直到望帝、鳖灵,史书与神话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富有浪漫色彩的神秘古蜀国。人们相信古蜀国是存在的,无时无刻不在寻找着古蜀国存在过的证据。那么,这些证据能被找到吗?
0世纪,答案揭晓了。

三星堆,古蜀国辉煌的证明
1929年的春天,四川省广汉市南兴镇月亮湾的农民燕道诚在住宅旁掏水沟时,发现了一坑精美的玉器。这些玉器具有浓厚的古蜀国地域特色,引起了世人广泛关注,也“惊醒”了沉睡几千年的“三星堆文明”。但是,时逢乱世,这一代的考古发掘被一推再推,几乎被遗忘。
1986年,对广汉境内文物的发掘工作终于展开了。考古工作者就在广汉三星堆一带发掘出了两座大型祭祀坑,出土了1000多件美妙绝伦的珍贵文物!出土文物之多,价值之高,引起了世界轰动。这些遗址被称为“三星堆文明”,经考证,属于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传说中的古国原来真的存在,辉煌灿烂的三星堆文明就是有力遗址的证据。而且,按照规模来看,这里曾经是古蜀国的都城。
三星堆文明的一个奇特之所在处,就是这里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青铜面具。在此之前,在殷墟一带也出土了许多精美的青铜器,包括鼎、盆等,但没有一件青铜面具。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青铜面具,几乎全是粗眉毛、大眼睛、高鼻梁、阔扁嘴,没有下颏,表情似笑非笑,似怒非怒。仔细观察这些青铜面具,两只耳朵上各有一个小孔。这种面具的脸型与现代当地人大相径庭。它代表了什么?人们百思不得其解。
遗址中还出土了一尊细而高的青铜铸成的人像,其相貌和青铜面具的特征相同,穿着一件燕尾服式的袍子,赤着脚,站在一个高高的底座上。铜像身高170厘米左右,是世界上现存最高的青铜时代青铜像。铜像两手一高一低,呈握东西状。但该铜像出土时,手中没有发现握有东西。而且,如此细高的铜像在站立时,手中稍有负重就会倾倒。专家推测,这个铜像的神情和手势,像是一个不同于平常人的巫师,应是在祭祀中用到的道具。
在众多的青铜人面像里,有3件著名的“千里眼、顺风耳”造型。它们不仅体型庞大,而且眼球明显突出眼眶,双耳更是极尽夸张,长大似兽耳,大嘴亦阔至耳根,使人体会到一种难以形容的惊讶和奇异。而它们唇吻三重嘴角上翘的微笑状,又给人以神秘和亲切之感。其中最大的一件通高65厘米、宽138厘米,圆柱形眼珠突出眼眶达16.5厘米。其中一件鼻梁上方镶嵌有高达66厘米的装饰物,既像通天的卷云纹,又像长有羽饰翘尾卷角势欲腾飞的夔龙状,显得无比怪诞诡异,为这类揉合了人兽特点的硕大纵目青铜人面像增添了煊赫的气势和无法破解的含义。看着眼球突出眶外的青铜像,联想到传说中上古时代“纵目”的蜀王蚕丛,人们不仅猜测:这难道是对蚕丛相貌的夸张吗?这是否意味着蚕丛确实存在呢?
除面具和人像之外,三星堆文物中还出土了金杖、青铜神树、象牙等。金杖长达142厘米,上面雕刻有精美、神秘的纹饰,以及两只相向的鸟、两背相对的鱼,鱼的头部和鸟的颈部还压有一只箭状物。另外,杖上还刻有充满神秘笑容的人头像。青铜神树也让人惊讶,树高近4 米,共3层,分为枝,每个枝头上站立有一只鸟。据考证,这些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鸟,而是代表太阳的神鸟。繁茂的树枝、果实及花朵、尾在上头朝下攀援在青铜神树上的神龙,让人们在惊叹之后常会引起这样的思考:古代蜀人采用极其高超的青铜工艺和造型艺术铸造这件充满了神奇想象力的青铜神树,究竟是作什么用的呢?
在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中,既有明显的古蜀国文化的痕迹,又有浓郁的西亚和其它地域文化的特征。特别是青铜雕像、金杖等物品,与世界上著名的玛雅文化、古埃及文化都非常接近。这种带有“杂交”特征的青铜文化与中国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有明显不同。
从一些陶器酒杯极似欧洲同期出土酒杯外形看,三星堆青铜器可能受到来自西亚、近东、欧洲等异域文化的影响。
随着一大批精美、神秘的珍稀文物将辉煌的古蜀文明真实而又匪夷所思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一连串历史之谜也接踵而来。
三星堆文化来自何方?学者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彼此融合的产物,是多种文化交互影响的结果但究竟来自何方?三星堆遗址居民的族属是什么?是氐羌人、濮人、巴人、东夷还是越人?三星堆展现出的古蜀国的政权性质及宗教形态是怎样的?古蜀国是一个附属于中原王朝的部落,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已建立起统一王朝的早期国家?其宗教形态是自然崇拜、祖先崇拜还是神灵崇拜还是兼而有之?三星堆青铜器群高超的青铜器冶炼技术及青铜文化是如何产生的?是蜀地独自产生发展起来的,还是受中原文化、荆楚文化或西亚、东南亚等外来文化影响的产物?古蜀国何以产生、持续多久,又何以突然消亡?出土上千件文物的两个坑是哪个年代留下的?是商代、商末周初、西周还是春秋战国?它是祭祀坑、墓葬陪葬坑还是器物坑?三星堆出土的金杖等器物上的符号是文字、族徽、图画还是某种宗教符号?从规模来看,三星堆无疑曾是古蜀国的国都,那么,这里为何被废弃了呢?
三星堆文明与长期以来人们对巴蜀文化的认识大相径庭,甚至有些地方是完全不同的。它的发现也验证了古代文献中对古蜀国记载的真实性。以前,有人认为在古蜀国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方,与中原文明没有关联或很少有交往。而三星堆遗址的发现证明,它应是我国商周时期前后一个重要的诸侯国,它的文化虽然具有独特性,但与中原文化有着一定的渊源。三星堆的发现毫无疑问可称之为重大发现,它完全可与当今世界上的一些重大发现相提并论。
世界考古学界公认,对古文字的解读与破译属于重大的科学难题。当前在世界范围内,完全没有被解读破译出来的古文字仅剩玛雅文字等两三种,而三星堆出土文物上的古蜀文字也属于其中之一。不仅仅是目前无法破译,而且以前也根本没有见过,叫不出名字。
三星堆文明及其出土文物的神秘之处,让世界各国的考古专家争论了半个多世纪以致不少外国媒体称三星堆遗址是来自“外星人”的文化。这种说法自然虚无缥缈但三星堆文明不合理的神秘又不能不让人“胡思乱想”。我们只知道它是古蜀国人创造出来的,除此之外简直一无所知。谜底,在何时才能揭晓呢?

金沙遗址,走近古蜀国的金钥匙
2001年2月8日。一个初春的下午,成都市西郊苏坡乡金沙村,一群工人正在蜀风花园大街的工地上汗流浃背地施工。突然,有人在挖出的泥土中发现了异样:大量白色的骨状物,还有一些石人、圆形石器和一些铜器等,便高声的喊着:“挖到宝物了!”只见断壁上挂着一些白色的骨质物,还有一些其它的东西。人们猜测着:是不是挖到古墓了。
施工人员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得到消息后,考古发掘人员立即赶到。很快,他们就从遗址中清理出珍贵文物多达 1000余件,绝大部分属于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少部分为春秋时期。文物包括金器30余件、玉器和铜器各400余件、石器170件、象牙器40余件,出土象牙总重量近一吨。此外还有大量的陶器出土。
在出土的金器中,有金面具、金带、圆形金饰、喇叭形金饰等30多件,其中金面具与三星堆的青铜面具在造型风格上基本一致,其它各类金饰则为金沙特有。玉器种类繁多,且十分精美。其中最大的一件是高约22厘米的玉琮,颜色为翡翠绿,雕工极其精细,表面有细若发丝的微刻花纹和一人形图案,堪称国宝,其造型风格与良渚文化的完全一致。出土的400多件青铜器主要以小型器物为主,有铜立人像、铜瑗(yuàn)、铜戈、铜铃等,其中铜立人像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相差无几。石器有170件,包括石人、石虎、石蛇、石龟等,是四川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最精美的石器。其中跪坐人像造型栩栩如生,可能是代表当时贵族的奴隶或战俘,这表明当时的蜀国已比较强大。
金沙遗址的出土文物,很多都是有特殊用途的礼器,应该是当时成都平原最高统治阶层的遗物。它们在风格上与三星堆文物相似,表明金沙文化与三星堆文化有着较为密切的渊源关系。金沙遗址的考古年代比三星堆晚大约500年左右,那么,金沙文明是不是创造了三星堆文明的古蜀人离开三星堆之后创造的呢?从时间上看,完全有这个可能!在金沙遗址中,出土了一具19.6厘米高的青铜小立人。与在三星堆出土的高达2米多的青立
人相比,它们虽然高矮差别悬殊,但造型极其相似:同样的长衣,同样的姿态,空空的手中似乎都握着什么东西。仅仅这两个青铜立人,就足以说明三星堆文明和金沙文明之间的深厚渊源。奇怪地是,揭示金沙与三星堆神秘关联的各种文物,几乎全部集中遗址中的祭祀区。三星堆的祭祀坑中出土了大量的象牙、青铜器,似乎是某种特别的仪式,而出土的文物中,很多都有被灼烧过的痕迹,有些则被人为地破坏过。金沙遗址中的青铜器也一样,很多已经碎裂成残片。在金沙遗址还发现了一些青铜神鸟,它们和三星堆神树上的挂件极为相似。
种种迹象都表明,三星堆文明因某种特殊的原因从广汉突然消亡后,迁徙到了以金沙为中心的宽阔地带,并在此延续和发展。金沙遗址是处于古蜀文化分期的中段,它晚于三星堆文化。
金沙遗址告诉我们,三星堆文明在突然消亡以后,原来并没有从这块土地上灭绝,而是悄然迁徙到了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带,继续以其独特的文化面貌发展着。
当然,金沙遗址所显现的文明特征也有与三星堆文明不同之处。三星堆文明是以青铜器见长,而金沙遗址是以玉器见长。
根据现有的文献记载,成都有文字可考的建城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战国晚期张仪筑“成都城”,但金沙遗址表明成都早有城市存在,却不为后人所知。根据出土的文物,可以断定古蜀国的活动早在3000年前就开始了。当时的金沙,已经是商周时期蜀文化中心遗址,分布面积在平方公里以上。同时,随着附近宫殿遗址的被发现,金沙曾是古蜀国的国都这一猜测也被证实。
金沙遗址曾是古蜀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的中心。然而,这样一个繁盛的王国的首领到底属于传说中古蜀王的某一位,还是另有其人?为何史料中竟无人提及?
古蜀国和古蜀人到底来自何处,千古以来都是一个谜团。在发现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之前,人们曾发掘出宝墩文化遗址。宝墩文化是一种石器文化,而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是一种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古蜀先民的生产力不可能在一夜之间从石器发展到青铜器,这两种不同水平的文明是如何过渡的呢?从时间的延续性和文物特征的相似性上,已经可以确认金沙遗址直接承接了三星堆文化的精髓,并发展壮大,三星堆和金沙先后都曾是古蜀国的国都。那么,古蜀国为什么要将都城从三星堆迁到金沙呢?
最为怪异的是,如此辉煌的金沙古城,为什么没有被任何一部史书记载?为什么史书中有古蜀国的信息,却没有它的城市的描述呢?
在历史上,对于古蜀国,西汉史学家用了八个字来描述:不晓文字,未有礼乐。
八个字掩盖了历史真相,在人们的心目中,巴蜀之地是蛮荒,是不毛,是瘴疠弥漫的地狱,是虎狼横行的边陲。
幸好,逝去的古文明一个个被发现了,哪怕被发现的只是冰山一角,消失的古国景象也像潮水般不可遏仰地重现在今天我们的眼前。事实告诉我们,成都平原也是一个文明之花长久绽放的土地,拥有着高度发达的物质、精神生活。
创造这个伟大文明的古蜀人,源自位于成都平原西北方向、青藏高原东北部、黄河流域上游的氐羌族部落,是与华夏族的祖先发源于同一地域的。他们在成都平原兴建了规模宏大的早期城市,在城市周围进行农业耕作。在丰沛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壤的养育下,古蜀人经营着发达的种植业,发展着畜牧业,从事着工商业。
随着人口增多和生产力发展,古蜀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古蜀国。在这个国度里,宗教的地位至高无上,每一个蜀王本身也被传说赋予神秘的力量。大量国力运用于宗教事物,祭祀的花销惊人。
古蜀国文明繁盛时期的社会生活与同时期黄河流域文明大不相同。古蜀人穿着左衽的细苎麻布衣或丝衣,有的衣服上还绣有龙、云、人面、回字的图案,衣服袖口窄小,背面比正面长,像长着尾巴一样;他们梳着高高的椎型发髻,贵族还戴着莲花高冠。他们在三足陶盉里烹煮肉食,用瓶形陶杯中装盛酒浆。他们将海贝作为法定货币进行买卖,而且还把海贝作为财富的象征,或收藏或陪葬。
当成都平原古文明到达它顶点时,古蜀国北控汉中地区,在汉水上游与楚、秦、巴角逐;南包凉山州及云南北部,役使着氐羌及西南夷众多部落;东边称霸川东,与巴、楚相抗衡。而当时开放的文明中心成都,就像太阳一样,向东亚大陆的西南隅放射着文化的光芒。

发型与古蜀政坛的风云变换
古蜀国人的政治生活是怎样的,在众多遗址被发掘之前,没有人知道。人们只是通过传说知道有古蜀国的存在,知道有几位具有神话色彩的古蜀王曾在这里领导他的臣民。而其中的细节,无从猜想。
三星堆遗址的出土文物为我们提供了一斑以窥全豹的机会。
在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中,有两种青铜人头像,一种留着长长的辫子,一种则把头发盘在脑后。在古代,不同民族的发型一般是不相同的,在三星堆出现的这两种青铜人头像,难道也是来自于两个不同的民族吗?留着不同发型的青铜人头像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唯一的线索是祭祀坑出土的青铜人像提供的。1986年,从三星堆两个祭祀坑中出土了数十件青铜人像:有断为两半的青铜大立人,也有只残存头部的青铜人头像。在青铜器时代,青铜是一个国家的宝贵财富,这些青铜人无疑拥有着辉煌的历史。在能辨认出发型的64件青铜人像中,发型只有两种:一种长长的辫子拖在脑后,考古学上称之为“辫发”;一种头发卷起来,用笄系在脑后,叫做“笄发”。三星堆人是一个爱美的民族,他们的 “笄发”花样颇多,有的在头顶上扎了个蝴蝶结,有的把头发盘在前额像羊角一样高高耸起,青铜大立人梳的就是“笄发”。当以祭祀坑为单位统计他们的发型时,又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一号祭祀坑辫发铜像有9个,笄发的有4个;二号祭祀坑有辫发的铜像则是38个,笄发的是13个。为什么祭祀坑中“辫发”铜像与 “笄发”铜像数量不相等呢?
要了解两种铜像各自所代表的含义,就必须想弄清哪些民族爱留辫发,又有哪些民族爱梳笄发。但是,辫发和笄发是古人经常梳理的发型,单凭发型,想确定古人的身份都难上加难,何况要确定青铜人像的发型所代表的含义!
不过,青铜人的姿态却泄漏了“秘密”。梳着笄发的青铜人像,常常显示出神秘的气息,几乎全部跟宗教有关:那身着华丽服饰、高高站立在祭祀台之上的青铜大立人,双手无限夸大举在胸前,仿佛正陶醉于盛大的仪式之中;头戴鸟头冠、下穿鸟足裤的青铜立人,似乎正在云蒸霞蔚中飞翔;青铜神坛上的四个大力士,身着太阳彩衣,手中紧紧攥着一根神秘的树枝。这些铜像无一例外,都是“笄发”的,他们无疑都从事着与祭祀活动有关的职业。
那些梳着辫发的青铜人像,神情则闲适、安逸得多。因为身躯已经毁坏,很难从中看出更多细节。但从表情来看,他们与笄发青铜人像是不同的身份。他们是一些什么人?属于古蜀国哪个阶层?既然是青铜雕像,那么,它们所代表的群体必然不会是平民与奴隶。有人认为,跟那些与祭祀有关的笄发青铜像不同,辫发青铜像代表的是一个世俗的权力集团。这个集团掌握政治权利,也就是王权。他们是一个世俗而显赫的阶层,是3000多年前古蜀国统治阶层的缩影。
远古古代,国家权力并不是统一的,这与原始社会的影响有关。在原始社会,最大权利的拥有者是主持祭祀仪式、负责占卜吉凶的人,他们并不负责管理氏族的日常生活,不去做带领成员狩猎、指挥战斗等“琐事”。受原始社会的影响,早期奴隶社会的统治阶层一般也分为宗教与王权两个部分。青铜人像的两种发型无疑透露了古蜀国内部的政权模式:笄发铜像代表的是一个神权阶层,控制着古蜀国人的精神,充当着人与神灵的联系者与媒介;梳辫发的人们则奴役着古蜀国人的身体,驱使他们劳作、征战。按这种猜测来看,古蜀国的政权是一分为二的,两个阶层中,一个占有所谓的神权,另一个则把王权收入囊中。
那么,这两个阶层各是什么身份呢。
按照常理推测,远古时代,掌握至高无上的王权的,应该是土著民族,而掌握神权的,则可能是实力强大、让土著民族不得不做一些让步的外来民族。也许,这个外来民族就是来自于中原!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3000多年前,一支来自中原的民族来到了成都平原。他们带来了中原的先进文明。经过了几次接触,古蜀国对他们表示了欢迎。中原民族神秘、虔诚的祭祀仪式被古蜀国人毫不排斥地接受了。他们担当起了古蜀国的巫师。古蜀国统治者用青铜为他们锻造出一种虚无而神秘的力量。中原民族取代了古蜀国本土巫师,攫取了古蜀国的神权,古蜀国中出现了神权与王权并驾齐驱的情况。
祭祀坑中,辫发铜像的数量远远超过了笄发铜像。但数量与权力的分享是没有太大联系的。这些青铜人像中,有4个戴着黄金面罩,这也许代表着两个阶层之间的秘密协议。青铜时代,青铜固然珍贵,但黄金更为贵重。这4个青铜人像应该代表了古蜀国的最高权力。他们中两个梳辫发,两个梳笄发,数量恰好相等,似乎是制作者在刻意维持某种平衡。
在出土的一把金杖上,刻着这样一幅神秘的图画:4根羽箭平行射穿两颗人头,箭头分别穿入两条鱼的头部,箭尾则是两只展翅的飞鸟。有人认为,两颗人头代表着梳笄发和梳辫发两个阶层,鱼和鸟是它们各自的图腾,羽箭则相当于誓言。这可能是两个阶层刻下的契约,代表者庄严和肃穆的誓言。
然而,神权与王权终究不能长期分庭抗礼。对权利的渴望注定会让两个分享神权和王权的民族爆发冲突。这种事并不罕见在商朝早期,商王的权力不是至高无上的,一个叫贞人的神职集团决定着卜筮权,假借鬼神的意志聚顶国家的方向。他们被所有臣民尊敬、信仰,是比商王还有权力的统治阶层。商王武丁继承王位后,王权才慢慢压过了神权,贞人才逐渐消失。商朝的情况跟古蜀国不会有太大区别。因此,可以这样猜测:在某一个时期,古蜀国的王权和神权是分属两个阶层,互相依存的。但慢慢的,拥有世俗世界最高地位却要向拥有神权者低头的王族们不满的情绪日益严重。他们突然想到:为什么不把神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让自己的权力更大呢?!
那么,权欲进一步膨胀的王权拥有者展开行动了吗?这个猜测正确吗?三星堆遗址没有给我们答案。但这个答案在金沙遗址中找到了!
在金沙遗址出土的一条金腰带上,同样有人头、鱼、鸟、羽箭,但人头图案却从两颗变成了一颗。权力拥有的两者间,是不是有一个消失或衰落了,剩下的一个成为古蜀国真正的统治者?金沙遗址确实也找不到梳着笄发的青铜人像了,只剩下辫发铜像,王权拥有者们似乎不仅继续掌握着古蜀国的王权,还得到了原本不属于自己的神权。
金沙遗址中出土了一个小铜立人,梳着跟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像一样的辫子,腰间插着一根短杖。他头上戴着象征着太阳的高冠,手却像青铜大立人一样无限夸大举在胸前,依稀有笄发铜像的影子。
古蜀人在一场灾难中逃离三星堆,来到金沙,而这个过程中,王权拥有者趁乱抢夺了神权。
历史的真相也许就是是这样。

一个古汉字背后隐藏的神秘古蜀国历史
在我国青铜时代,青铜器上曾刻有这样一个汉字:弓鱼。“弓鱼”这个字是会意字,早已经从日常用字中消失。古人根据一个事件或一些场景造出了这个字,它的读音在今天已经失传,它所隐藏的信息以及产生的原因也已经成为千古之谜。
“弓鱼”字最早出现在陕西弓鱼国遗址出土的青铜鼎、青铜盘上,除此之外,以前并未在其它器物上。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人们以为“弓鱼”字只属于弓鱼国时,这个字却在另一块土地上出现了。
在三星堆出土的金杖上,雕刻着许多图案和花纹,其中包括这样一个图案:一张弓,一条鱼,一只鸟,鱼被弓箭贯穿而入。同样的图案也出现在了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带上。金是古代最贵重的金属,刻在金器上的图案,一定意味着战争、盟誓、迁徙等大事。在文字被创造出来之前,古人就是用图案、符号来记录部落中发生的大事的。那么,一张弓箭与一条鱼的组合代表着什么含义呢?符号是文字的前身。如果把“弓”与“鱼”组合在一起创造汉字,恰好就是“弓鱼”字。这绝不会是偶然的。“弓鱼”字与古蜀国金杖、金带上的图画是有神秘的联系的。那么,为什么古蜀人想表达的内容会在陕西弓鱼国遗址的青铜器上出现?三星堆、金沙遗址与弓鱼国遗址之间,究竟有何关联?
弓鱼国是西周的诸侯国之一,比三星堆遗址的年代晚了数百年。弓鱼国遗址中也曾发掘出青铜人像,不同的是这尊青铜像被安放在墓室中,三星堆的青铜大立人却被埋入了祭祀坑。他们之间是否有某种联系呢?弓鱼国会不会是古蜀国人的分支?三星堆遗址的祭祀坑中似乎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一场意外的大火也许是古蜀国与弓鱼国联系之谜的解。
有人猜测:3000多年前某个深夜,火焰产生的热浪与浓烟将熟睡中的古蜀国人惊醒。他们逃出屋子,发现国都中央的宗庙正在被熊熊大火吞没。惊慌的人们纷纷赶去救火。然而,火势已经形成,不是当时的人们所能扑来的了。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高大巍峨的宗庙在烈火中轰然倒塌,房梁与瓦砾砸在神案上的金器、青铜器、玉器上。
大火渐渐熄灭了。古蜀国人在宗庙的废墟中巡视,发现这里已彻底被烧毁,到处是还冒着青烟的断壁残垣。象征着国家根基的宗庙已化为乌有。祖先流传下来的祭祀用具不同程度地遭到了损坏,失去了昔日的神采。用来呼唤、祭祀神灵的神器已被烧毁,在古人的眼中,它们已经完全失灵,只能像垃圾一样抛弃掉。这不是臆断。古代历史上,许多古老的部落常常会丢弃自己认为已经不灵验的祭祀品。大火被理解成神的责罚,对于这些失宠的祭祀品,古蜀国人不打算继续使用。于是他们在河畔挖坑,将这些失灵的神物永远埋到地下。三星堆文物的祭祀坑起源于一场大火而不是战争,这是有根据的。古时,两国交战,战胜者会焚烧战败者的宗庙,但对战败者宗庙中的宝物却不会毁弃,而是作为战利品运送回国,炫耀胜利,抢夺对方的福祉。这才造成了特洛伊被希腊联军彻底摧毁的悲剧。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伐燕,获得胜利的齐宣王就毁掉了燕国宗庙,把燕国宗庙中的圣物运回本国。古蜀国在三星堆留下的青铜器、玉器,却被掩藏在两个祭祀坑中,显然不是敌人所为。而且,对于埋葬祭祀用品,古蜀国人显然有着足够的时间来做这项工作。祭祀坑平整规则,坑底堆放着小型青铜器、玉戈、玉璋,中间是大型青铜器,最上面则是60 余根象牙,令后人觉察不到一点匆忙的痕迹。如果是战胜国所为,他们没有理由这么用心地做这件事。如果古蜀国在三星堆都城的宗庙是毁于大火,那么,三星堆文明突然消失,出现在别处,便也可以解释了。崩塌的宗庙最终也带走了古国的稳定。在大多数古蜀国人心目中,这片曾经养育了他们的土地被神诅咒了,变成不祥之地了。要继续过幸福的生活,就应该离开这块土地。但是,该向哪里迁徙呢?仓猝之间,人们并没有确定的目的地。古蜀国内部出现了剧烈的争吵与对峙,庞大的古国在这一刻走向了分裂。他们一部分要去成都平原定居,另一部分则执意要向中原迁徙。最终,持不同意见的人谁也说服不了谁,在一场盛大而凄凉的告别仪式或厮杀后,他们分别踏上了自己的旅途。向往成都平原的那一支,在金沙重新建立了一个堪与三星堆媲美的文明。而远上陕西的古蜀国人则踏上异国他乡的土地。他们必须重新取得耕地、河流、青铜矿,也必须得到强大的周王朝的信任。在渭水河畔,这群顽强的古蜀国人建立了弓鱼国——一个对当年的三星堆有着无限追忆与缅怀的王国,一个活在过去的王国。定居中原乐土的弓鱼国人一度活跃无比,弓鱼伯成为他们新的领袖。西周年间,弓鱼国迎来了一个风光的政治婚姻,周朝王室重臣井伯之女井姬下嫁弓鱼伯。这为弓鱼国带来了一段和平、安详的生活。然而,婚姻带来的和平终究是短暂的,弓鱼国与临近的矢国、夌国之间一度剑拔弩张,一连串的政治婚姻最终也不能使“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弓鱼国远离衰落。西周穆王时,矢国逐渐强大,成为关中西部最活跃的诸侯之一,渭水以北的肥沃土地逐渐落入矢国之手,弓鱼国被迫迁往渭水南岸,依靠渭水天险与矢国对峙。从弓鱼国遗址出土的文物中,已不难看出当时的弓鱼国人生活的窘境。渭水南岸弓鱼伯墓出土的青铜器,数量虽然很多,但都非常小,制作简陋,呈现出衰败的气息。到西周中期以后,弓鱼国在渭水南岸的行踪已经逐渐模糊。此时的弓鱼国也许已经国破人亡,或者迁徙到了别的地方。在一座有王室规模却没有任何陪葬品的古墓中,人们发现了一具芦苇包裹的骨架,死者颈部有条痕迹,明显是被缢死。许多人相信,这个被缢死的古人,或许就是弓鱼国最后一位国王。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流落到陕西的古蜀国人的命运,不能不让人感叹。当然,历史的正文有时会被误读。也许,古蜀国与弓鱼国之间的联系并非如今人猜想的那样。是对是错,也许要交给时间与科学来证明了。
曲终人散,辉煌过后的古蜀国国破家亡
公元前451年,中国已是战国早期,奴隶制尚占据主导地位。这一年,中国大地上一片宁静,只由定居成都平原的蜀国和渭水一带的秦国,战争的乌云在两国人民的头上翻滚着。时逢乱世,人们对战争早已司空见惯了,就如同家常便饭一样。这一年,秦国率先向古蜀国发动了进攻。双方在南郑展开了激战。南郑就是今天的陕西汉中。当时,这里是一片不毛之地。但南郑是入蜀的咽喉之地,扼守在汉江和嘉陵江上游之间。进可出蜀入关中,退可固守,战略地位十分险要。因此,蜀人、秦人的南郑之争,是一场攸关双方生死的重要战争。早在鳖灵统治下的开明王朝建国初期,鳖灵之子卢帝便率蜀人北上,一度进军到了雍(今陕西凤翔一带),已经越过了渭水,南郑当时是古蜀国的领地。公元前451年,秦人决意收复南郑。他们突然发动进攻,一举拿下南郑,让古蜀国手忙脚乱。古蜀王不能容忍失败,也不能容忍自己统治的地方被敌人掌握。他集结兵力反扑,可秦国早已在这里筑起了坚固的城墙。这场战争持久惨烈,足足用了10年,古蜀国才将南郑艰难收复。获得了胜利的古蜀国人沉浸在了极度的骄傲中,骄傲自满让他们失去了进取的欲望,10年大战的消耗也让他们不愿再去冒险。收复南郑后,古蜀国并没有将其作为前哨,只当作一片普通领土。他们并没打算以此为据点,一举歼灭邻国秦人。在他们看来,拥有四川盆地这样的天府之国,已经足够了。大约在公元前361年前后,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在秦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变法。这次变法曾因秦国贵族的反对而导致秦国一片混乱。这也许是最后的彻底打败秦国的最好机会,但古蜀国没有任何行动。商鞅的变法见效了。他本人虽然因为变法得罪了贵族而被车裂,但他施行的改革措施已经形成了滚滚洪流,谁也不能逆转了。秦国变得强盛起来。而在古蜀国的东边,楚国比秦国更早走上了变法图强的道路。公元前382年,楚悼王任命吴起为令尹,在楚国施行变法。吴起的下场与商鞅如出一辙,但他的变法也与商鞅一样,成为没人能改变的趋势,使楚国也慢慢强大起来。变法的成效并非立竿见影,这是一个时间累积的过程,而且,在初期,变法甚至会让国家产生一定程度的衰弱。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古蜀国在对秦国、楚国的军事行动中,一度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它的势力已经远远伸出了成都平原,庞大的版图似乎给古蜀国人带来了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感。其实,古蜀国的胜利都并非正面交锋,不能算是强大的证明。但古蜀国人不这么认为。他们非常满足。在各国先后开始施行变法的时候,古蜀国内也在进行着紧锣密鼓的重大行动。不过,这个行动不是非励精图治以求逐鹿中原的变法,而是古蜀王正忙着将开明王朝历代祖先的坟墓迁到成都来——他们原本已经入土为安,却迁到了新都城来。对于迁地重葬的祖先,古蜀王高度重视,斩杀了许多奴隶,作为殉葬祖先的人牲。这种残酷的殉葬制度在中原早已销声匿迹了,在古蜀王却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好。变法已经卓见成效的楚国要一血当年之耻了。楚国的大军挥师西进,很快占据了古蜀国的邻居——巴国的大片领土。巴国的毁灭并没有让古蜀国人心生警觉。相反,古蜀王觉得这是个有利可图的机会,命军队蚕食巴人在川东一带的领土。楚国的残渣剩饭让古蜀国王心满意足,他并不懂得唇亡齿寒的道理。楚国已经享受到了变法的好处,秦国也不甘人后。已经足够强大的秦国对古蜀国的肥沃土地一直有着占有欲。秦人开始谋划如何动手了。古蜀国地势险要,真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秦国再强大,采取硬攻的办法也不可能达到目的。秦惠王便想出一条妙计。他命人雕刻五头石牛,悄悄运倒秦与古蜀国的边境上,并叫人每天在石牛屁股后面摆上一堆金子,有派人散播谣言,谎称石牛是神物,每天能拉一堆金子。贪婪的古蜀王听到这个消息,眼见真的有人每天到石牛屁股后面收金子,便一心要得到这些神牛,托人向秦王索求。秦王假意拒绝了一番之后,终于答应了。石牛很重,很大,蜀道又那样崎岖,如何才能把“宝贝”搬回国内而不损坏呢?当时蜀国有五个大力士,力大无比,叫五丁力士。古蜀王就叫他们去凿山开路,把石牛运回来。五丁力士奉命开出了一条通往国都的坦途,将所谓的宝贝带回国都。古蜀王兴高采烈地等了许久,也不见石牛拉出半两金子,终于知道自己是受愚弄了。他派人去指责秦惠王言而无信,把石牛运了回去,以免留在国内让自己蒙羞。秦王本来就是要借此机会上古蜀国为自己开一条进攻的方便之门,计谋已经成功,自然十分高兴。为了进一步扩大通往古蜀国都城的道路,他又使出美人计,托人向蜀王讲:“石牛粪金这件事,我也是受到了下人的欺骗。如今让你们也上了当,我非常内疚。我国有位美貌的女子,是人间绝色。为了表示王牌致歉的诚意,如果古蜀王喜欢的话,我愿意把她嫁给古蜀王。”古蜀王本是好色之徒,听了使者的转告欣喜若狂,立即命五丁力士再到秦国去一趟,顺便将道路弄得更宽、更平,将美人安安稳稳地接回来。五丁力士领命阔路修道,到了秦国,带着秦王所说的美女返回。传说,在返回的路上,经过梓潼,力士们忽然看到一条大蛇正向一座山洞钻去。五丁力士好奇心起,跑过去抓住它的尾巴往外拉,企图把蛇杀死。但蛇很大,几人拽了半天,巨蛇才一点点地从山洞里拖了出来。力士们正高兴,忽然刮起大风,地动山摇,大山崩塌下来,转瞬间,五个壮士和那个美女都被压死了。古蜀王听了这个消息,悲痛欲绝。他做梦也想得到那位美女,不料美梦还是没能实现。古蜀王亲自到发生事故的山上悼念美人,唏嘘不已。蜀道已彻底畅通。而在此之前,古蜀王有一次想调侃秦惠王,就写信邀请他参加自己的军事演习,没想到秦惠王大胆赴约,蜀国军队的实力在演习中被秦人一览无余。万事俱备,只差出师的名义了。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公元前316年,巴蜀风云再起,古蜀王率大军向苟延残喘的巴国进攻。巴人节节败退,眼看就要亡国。无奈之下,巴王遣使向秦国求救。知道进攻蜀国的时机已经成熟,秦惠王派大夫张仪、司马错率师伐蜀。此时的秦军,再也不是以前与古蜀军不相上下的军队了。秦军一路高歌猛进,古蜀王不得不从巴国退兵,迎战秦军。这场大战并没有持续太久。古蜀军溃败,古蜀王也在战场上丢了性命。秦军顺利攻占古蜀国都城。同年冬,张仪移师东伐巴国,俘获巴王,巴国也灭亡了。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了。古蜀国,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辉煌文明,在曲终人散之后退出了历史舞台,空留下一只只杜鹃在曾经是古蜀国的丛林里泣血哀啼。古蜀人自从鳖灵建立开明王朝以来,一直奉行奴隶制。战国早期,封建制开始萌芽,古蜀国内却没有随时代的变迁而变化,坚守着古老的传统。商鞅、吴起的变法分别让秦、楚成为强国,锋利的铁器开始用于铸造兵器,两国成了新兴封建势力的代表。因此,古蜀国与秦、楚之间的战争,实际上也是奴隶制与新兴封建制的对抗。经受了改革和竞争磨砺的中原文明占据了明显的上风。古蜀文明因为停滞不前,终被历史的车轮碾碎。

  
古蜀国大事记

约公元前3000年,黄帝娶蜀山氏的女子为妃,生下蚕丛。蚕丛后来成为古蜀国开国之君。 夏商时期,鱼凫成为古蜀王,率领蜀人从茂汶盆地东迁至广汉平原。古蜀国由原始氏族公社制进入奴隶制社会,鱼凫是古蜀奴隶制政权的第一位统治者。商朝末期,古蜀国参加了武王伐纣的战争。古蜀国军队是伐纣联军中最具战斗力的队伍之一,是推翻暴君殷纣王的重要力量。春秋时期,望帝杜宇用鳖灵为相,治理在古蜀国境内爆发的洪水。鳖灵出色地完成了人物。望帝因此禅位给鳖灵。鳖灵因此成了新的古蜀王,号称开明帝,又叫丛帝。公元前451年,秦国进攻蜀国,夺取战略要地南郑。10年之后,古蜀国又将南郑夺回。公元前316年,古蜀国进攻巴国。巴王遣使向秦国求救。秦军一路高歌猛进,占领巴蜀。古蜀国从此灭亡。



*.神秘消失的古国:巴国,庸国,夜郎,西陵国

 

巴人的乐土——巴国  

四川,自古称巴蜀之地。这个名称的由来大有渊源。其中,“蜀”指古蜀国,而“巴”就是指巴国。在巴国的土地上,曾经发生过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天府之地寻三巴  

“巴”是一个古老的部族,也是一个古国的名字,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山海经?海内经》记载:“西南有巴国,太昊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认为巴的远祖是太昊。巴人活动在汉水流域中游一带。殷商时代,称巴人为“西土之人”,殷墟甲骨文中已有“巴方”,那时巴人活动在商王朝的西方。后来,巴人最终迁徙到了四川东部。

四川东部丘陵地区,气候宜人,土地肥沃。巴人迁入以后,与当地的土著民族一同披荆斩棘,开垦土地,挖掘矿藏,原来较为落后的川东地区开始发生变化。

巴人以善于猎射著称于世,经济生活以渔猎畜牧为主,原始的粗放农业仅是其辅助手段。约在春秋时期,巴受西面古蜀国的影响,开始致力于农业生产,农耕开始成为其主要的生产方式。

巴国的农业生产水平差异很大,发展极不平衡。在沿江河谷冲积平坝地区,已开辟成水田,种植稻谷。广大丘陵地带和山区,农业生产技术仍很落后,主要是刀耕火种,种植黍(shǔ)、稷(ji)等。《华阳国志?巴志》中有巴人歌谣,描述了当时的生产情况:  

川崖惟平,共稼见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

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巴人的粮食有了一定剩余,酿酒业也发展起来了。巴人很善于酿酒,其特产“巴乡清酒”,是向周王朝交纳的贡品之一。当然,巴国境内也存在偏远落后地区,那里的巴人仍然以打猎为生。

随着农业的发展,经济林木、经济作物种植也发展起来,产水果的、有药效的、用于编制制作的等等,都已经得到广泛种植。

巴人还弃分利用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发展了冶矿业和手工业。巴国的冶矿业,一是开采丹砂,即硫化汞,用以作药物或染料,或者提炼水银。巴人中一个名叫清的寡妇,就世代经营丹砂矿的开采,富可敌国,曾经为秦始皇提供过大量丹砂。二是冶铜。巴国青铜的冶炼和铜器的制造在当时已达到较高水平。尤其在战国时期,巴人在青铜合金比例方面已经达到中原先进地区的水平。巴人制造的青铜器风格独特,器上纹饰与众不同,民族特色浓郁,制作技术十人熟练。如脊薄刃宽扁径无格而形似柳叶的巴式剑、圆刃折腰式或月刃式的铖、平顶带虎纽的镦于及错金装饰的编钟等,都是巴青铜器成就的典型代表。

巴国的疆域,从夏商时代到春秋战国之际有很大的变迁。夏、商时代,巴族主要活动在沔水中游,另有一支以巨蛇(青龙)为图腾的支系活动在今洞庭湖一带。西周初年,巴立国于南土,与楚、邓、濮为邻,其活动范围大致在今陕西东南部的汉水流域到今四川东北部大巴山地区。战国时代,巴国入川后,向西、向北发展,其疆域“东至鱼复,西至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控制了以嘉陵江、长江、乌江流域为腹心,包括今川东、陕南、鄂西湘西北和黔北地区。

巴国建立了一套以土地世袭制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巴王是国内最大的领主,拥有最高军政权力,直接统治其中心地区。巴王任用各级贵族为卿大夫,分封于王国各地,把土地、人民封赐给他们作为采邑,命令他们镇疆土、按职纳贡和从军出征,成为巴王统治各地的支柱。

巴王是国内最高军事长官。西周春秋时代,巴国对外作战,均由巴王亲自统率军队,各级领主的武装,也都听从巴王的统一调遣。巴王还把自己的宗室子弟派往边境要地,屯驻重兵防守。战国时代,巴国在军队中设置了将军,在巴王的指挥下,统兵作战。将军的设置,表明巴国的军事系统和行政系统已经分离,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兵制。

巴国的政治机构和职表况,史籍记载不详。目前仅知卿在巴国职官系统中具有重要地位,尤以上卿最为显赫,卿大夫也是地位显要的重臣。在对列国事务方面,设有专门负责聘享之礼的“行人”。

在巴国疆域内,除巴族外,还生活着众多不同族属的氏族和部族,其中主要有濮、宗、苴、共、奴、儴、夷、蜒及充、鱼、夔、彭、巫等部族,他们有的是土著,有的是迁徙而来。濮,商周以前已有部分居住在川东地区,和宗一样应是土著。苴,活跃在葭荫(今广元)一带,或与巴有一定关系。共,即庸人后裔,原在川鄂交界地区。奴,既春秋时代被楚灭亡的卢人后代,本在汉水中游西岸活动。儴,居于溪谷。夷,为执弓之人。蜒,出自南蛮,为水居鱼猎的部落。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廪君蛮,原居武落钟离山(在今恩施,长阳间),是夷水(今清水)流域的最大部落,以水居射猎为事,习乘土舟,使用陶器,崇祀白虎,其社会处于家长奴隶制阶段。巴人进入夷水流域时,与之结盟,一同进入川东地区,成为巴国内较有影响的部落。

殷商中叶,商王武丁的时代,殷商不断对外用兵,讨伐四方部族、方国,以扩大版图。武丁的妻子妇好就曾率大军进入沔水(今汉水)一带,同巴人发生了激烈的战争。巴国最后战败,被迫向殷王朝纳贡服役。

殷朝末年,巴人因屡遭殷商的侵扰掠夺,参加了以周为首的反殷集团。在牧野之战中,巴国士兵为讨伐军前锋,所有战士奋勇争先,歌舞而进,成为武王伐纣的主力部队之一,对倾覆殷商王朝起了重要作用。

周王朝建立后,巴国国君被周天子正式封为诸侯,首领称巴子。巴国与西周王室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春秋时代,巴国与秦、楚、邓、庸等为邻。这时,楚国已在南方崛起,巴开始受到楚国的控制,一度与之结成联盟。但是,把国人显然不愿意受人挟持,虽然表面上承认楚国的宗主国地位,但一有机会便起来反楚。

不仅与楚国有理不清的恩怨,巴国与相邻的鄾(yōu)国、邓国、申国、庸国也都发生过战争。战国中叶以后,楚国向巴国大举进攻,开始了经营西南的事业。楚国不断向西进逼,巴国步步败退,接连丧失了今陕南、湘西、川东、黔北的大片领土,长江一线也被迫退守鱼复。

大约公元前四世纪,巴国发生内乱,将军蔓子许诺割让三城给楚国,借楚军平乱。巴国内乱被平定后,楚王派使者要求蔓子兑现承诺。蔓子回答说:“多亏你们楚国的帮助,巴国才得以消弭灾祸。楚国的帮助,应该割让五座城才足以报答。但是,国土岂能割让呢?为了谢罪,你把我的头拿去献给楚王好了,城是一座也不能给的。”于是,蔓子拔剑自刎,将头留给楚国使。楚王非常感动,厚礼安葬蔓子的头,巴国人也隆重安葬了蔓子的身躯。

楚威王时(公元前339~前329年),楚国又派将军庄蹻(jué)领兵循江而上,攻略西南,很快占领了巴国的军政中心枳以及江州。在内忧外患的煎熬下,巴国国都不断迁徙于枳(今涪陵)、平都(今丰都)、江州(今重庆)、垫江(今合川)之间,最后迁都阆中(四川省阆中市)。这时,巴国仅剩下今川东北一隅之地了。

公元前316年,巴国与古蜀国之间发生矛盾,巴国向北方的秦国求救。秦惠文王决定趁机灭蜀,遂派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统率大军南下伐蜀。灭掉蜀国后,秦军接着进攻巴国,俘获巴王,把巴国也灭掉了。

巴人,你来自何方  

人们对“巴”的含义和巴人的起源有多种说法。有的认为“巴”指动物,如蛇、虫、蟒、鱼、蚕;有的则将“巴” 解释为对山、水、石头的称呼。近年有学者提出:“巴”就是“虎”,“巴”是巴人称呼老虎的一种发音。据史书记载,巴人认为老虎是本民族的祖先或图腾,因此巴人自认为是虎之族,以虎为崇敬对象,自称“虎(音巴)人”。于是,中原及与巴族为邻的人,皆称其为“巴人”。

巴族是由两大部族集团构成的。一是从东方迁到今渝、鄂、湘、陕交界处的廪君族;二是原来就生活于此的土著部族,如:濮、苴、共、奴、亻襄、、等。巴的核心廪君族来自什么地方呢?早期的姓氏书说,巴与秦、徐、钟离等一样,同源于一个“嬴”姓祖先或氏族部落。我们知道,秦、徐、钟离等是源出“东夷”的民族,其发源地在今淮河流域至山东半岛一带;既然巴与秦、徐皆出于“嬴” 姓,那么巴人廪君族的最早的居住地,应当到东方去寻找。

廪君族包括巴氏、樊氏、(目覃)氏、相氏、郑氏五姓,共同生活在一个叫“武落钟离山”的地方。五姓的首领聚在一起时,定出了选举共同君长的两个办法。一是看谁能将短剑掷中半山腰的石穴,二是看谁能乘陶船于江中而不沉,皆胜者即为君。竞技的结果,是巴氏年轻的首领务相连胜,他于是作了五姓共同的君长,史称“廪君”;这五姓结盟形成的部族共同体,就叫“廪君族”。

不过,巴人真正成为一个民族,还是在廪君族西迁到今鄂渝交界处以后的事情。在这里,以巴氏等五姓为主构成了巴族的“核心”,可称之为“内五族”,而以原居于渝、鄂、湘、夷、濮等被廪君族融合或征服的土著部族,构成了巴的外围部族,而当时的史书把他们均称作“巴人”。

在古代星宿理论中,白虎星直接主宰着人间的兵戈和战争,是充满杀伐之气的战神。商周之际的灭纣兴周战争中,有一支勇猛善战的军队深得周武王赞誉,他们被称为虎贲和虎士,这是早期的巴人武士。

《后汉书》记载道:“廪君死,魂魄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巴人崇虎以白虎为图腾和祖先,已被近来的考古发现所证实。

《后汉书》中的禀君时代,巴人已经拥有相当的渔猎经济、部落间的军事冲突与征服已十分普遍。书中记载的禀君部族杀人血祭,已透露出禀君死亡的蛛丝马迹,作为开疆拓土并得到血祭的军盟首领,他只能是死于征战,这是历史真实中的禀君,作为一个英雄,他被后来的巴族尊为他们永远的神祗——白虎。

在古代巴人看来,白虎与祖先有着同样的含义,亲人死后就成了祖先,而祖先就是白虎,虎要吃人,人祭的习俗就这样一直传了下来。

大溪位于瞿塘峡以东三十多公里的地方,今天的大溪已是一个干涸的河床。专家带着我们沿干涸的大溪而上。大溪在古代通往清江,并与清江连接。这在史籍中已有明确的记载。古代大溪与长江平行流向,它穿过长江与清江的分水岭而进入恩施境内。史书记载的廪君沿盐水之地迁徙,直到公元5世纪,清江以上到恩施尚可通航。春秋时,巴楚相争,巴的兵力时常出现在湖北枝江,松滋,江陵一带,就可证明巴人是沿大溪入清江东下的。

古巴歌中唱出的情景,仍见于峡江两岸。长江是巴人生命旅程中一个新的起点。生性骠悍的巴人在长江两岸的纵深地带开始了他们田园牧歌似的生活。史书记载,巴人种植水稻、燕麦,采摘桑叶养蚕,用上好的粮食酿制特有的清酒。他们有着丰富的事物。农耕文明改变了他们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优质的稻米被制成脂粉,巴族女子在战争间隙,展示着她们短暂的美丽。

考古学家证实,早期进入峡江地带的巴人,大多在长江的支流上建立他们的家园。这里有平缓的台地和肥沃的土壤,而这一切还与当初巴人势力的相对薄弱有关。春秋战国之交,巴人在与江汉楚国、川西蜀国的分合中日渐强盛,强大的巴国在这一时期可谓如日中天。他们在长江边的丰都、忠县,涪陵都相继建立过都城。考古学家仍在进行的探寻,把我们带进扑朔迷离的氛围中。

这是中国西部最大的工商业城市--重庆。长江与嘉陵江在这里神奇交汇,勾勒出一座美丽的半岛。生活在这里的重庆人似乎仍沉浸于他们最初的氛围中。男人的热烈率直,女人的美丽都一成不变的存留了下来。两千多年前,这里是巴国最重要的都城--江州。上世纪,这些沿江而立的干栏式建筑,连结成片的船只,一眼望不到头的石级,或许能带给我们关于巴国图景的想象。

两千多年前的巴人经过漫长的颠沛流离,获得了宁静的生活。历史上,具有尚武精神的民族都与延绵不断的大迁徙连在一起。从殷商开始往后的千百年间,巴人的足迹遍及半个中国。

解读巴文化  

巴文化是中华文明中最璀璨,最耀眼的一颗明珠,无论在中国古文明还是现代社会中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由于众多原因,一直静寂于历史的沉淀中。“巴文化”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在长江文明中占主体地位。

约在我国商周时代,巴人在巴国的疆土上创造了一种具有浓郁自身特征的区域文化,它是巴人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同样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古老的巴人及其后裔土家人,豪放慓悍,能歌善舞,在长期的历史演化过程中,以其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海纳百川的精神,历经数千年的吐故纳新,创造了绚丽多彩、个性独特的巴文化。

巴人或巴族是我国古代西南及中南地区的一个族群,早期历史在距今4000~3000年间。巴人是开创巴蜀文化的“主力军”,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曾发挥重要作用。

在巴国的发展过程中,巴人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加之所居之地环境适宜,因而物产丰饶。对此《华阳国志 ?巴志》有详尽的描述。巴国的手工业门类繁多,工艺先进,特别是青铜冶铸,这一技艺带有强烈的民族色彩和地方色彩,其产品如剑、矛、钺、于等,铸造精良,装饰优美,丝毫不逊中原诸国。

在巴人墓葬中,出土有相当数量的漆器,计有漆盒、漆盘、漆奁、漆梳等,多髹红、黑二色,色泽鲜明,造型优美,而且多加以装饰。

巴人主要是通过煮泉盐、煮岩盐等方法获取盐。开采丹砂——丹砂用于颜料、涂料和医疗,用途甚广,重庆涪陵是丹砂的主要产地。此外,酿酒、制酱也是巴国远近驰名的传统手工业,虽历经数千年,如今的巴蜀之地仍然是酿造业的中心区域。

巴人是一个临水而居的民族,他们用整木挖造一种独木舟,捕鱼捞虾,赖以为生。他们死后,又用这种独木舟作为葬具,或仿其形另作葬具,且加盖,考古学上称之为船棺葬。其葬法或者是将死者遗体和随葬品一道直接装殓于船舱内,或者另备一只小棺容放尸体和陈放死者随身小件物品,再将小棺放入船舱内,较大的随葬品如陶罐、陶壶、陶釜、陶盆等,则放在船舱中空处。

巴人几经转徙,从一个弱小民族发展成为地括今湘、鄂、川、陕、黔五省大半地区的大国,从侧面反映了巴人尚武、强悍的习性。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巴人的墓葬中多随葬有富含本民族特色的青铜兵器,如戈、矛、剑、钺等。因其形制、纹饰富有民族特色,迥异他国,因此,它们又被称为“巴式青铜器”。

巴人以乐舞见长。《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当周武王伐纣时,巴师“歌舞以凌殷人”,即且歌且舞以鼓舞士卒冲锋陷阵,故当时有谚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文选?宋玉对楚王问》云:“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可见巴人乐舞是多么的深入人心。“下里巴人”一词亦流传至今。

巴人的发式也是独具特色。巴式青铜器上,经常铸有一种梳有两尖锥状发髻的人头符号,也就是后世习称的“椎髻”。

巴人常见的居室是一种“干栏”式建筑,这种房屋为竹木结构,分上下两层,人居住在上层,下层为底架,这样既能防御南方地区的潮湿,又可避虫蛇之扰。

在巴国的发展过程中,巴人创造了丰富多彩又具有鲜明的民族色彩和地域色彩的文化,如巴式兵器、乐器、舟船、民居、歌舞、服饰及婚丧习俗等。

巴文化厚重沧桑而绚丽多彩,融事实与浪漫于一体。在现实生活中,巴人及其后裔土家人同来自自然的、社会的一切艰难险阻作斗争,使其文化成分中富含大量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反抗压迫的内容。他们对神秘的自然赋予奇特的幻想,这使得巴文化成分中又蕴含瑰丽神奇的浪漫色彩。他们崇拜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信奉神灵,表现出”天人合一”的世界观。

著名的古曲《下里》、《巴人》,正是源于巴地的民歌,传遍楚地,这充分说明了巴文化是一种劳动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所谓”大俗即大雅”,巴文化往往以其大俗的表现形式充分张扬个性,显示艺术魅力,达到大雅的境界。再如源于巴渝地区的竹枝歌、竹枝词,描绘风土人情,本身也就是俗文化与雅文化交融互摄的一种文学形式。

巴人及其后裔人长期生活在崇山峻岭的自然环境中,交通阻塞,再加上历朝统治者对土家族地区实行“蛮不出境、汉不入峒”的民族羁縻政策,使其与外界长期处于隔绝状态,文化传播受到阻隔,这就为形成本民族独特而稳定的文化提供了相应的历史空间。“改土归流”政策推行后,巴文化开始大规模地与汉文化交流融合,逐渐由封闭走向开放。

巴文化在与外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中,博采众长,在继承的基础上引进、融合与创新,如土家民间祭祀舞蹈“跳丧舞”,就源于古代巴人的“踏歌舞”。

凄美的神女传说  

在古巴国的土地上,流传着许多神话传说。其中,巴国“盐水神女”的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巴国人当年的生活风貌。

盐水女神与巫山神女是相映成辉的,而且巫山也在巴国边上。因此,在介绍盐水神女之前,我们先来说说巫山神女。巫山神女可算得上是中国第一情人,在传说中,曾经有许多人与巫山神女结下浪漫恋情。

与巫山神女有过恋情而被传诵最广的是楚襄王。文人宋玉曾经把这个老色鬼的那场春梦写得绘声绘色,几乎就是一个现成的《色?戒》。这就是著名的《神女赋》和《高唐赋》。宋玉说,楚襄王在游览巫峡美景的时候,做了一个春梦,梦到一个自称巫山之女的美女跟他翻云覆雨。文中,巫山神女自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宋玉用煽情的词汇地描绘了巫山神女惊世无双的容貌与气质:“夫何神女之姣丽兮,含阴阳之渥饰,被华藻之可好兮,翡翠之奋翼。其象无双,其美无比,毛嫱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美女毛嫱和西施在巫山神女面前都黯然失色,神女本人的姿容,怎不令人遐想?。

有人对巫山神女进行了另一种大胆的推测:巫山在春秋国时期,是巴、楚征战不休的边境地带。后来,楚国强盛起来,军事上已经处于劣势的巴国很可能利将巫山美女献给楚王,以求自保。楚襄王与巫山美女一番缠绵,偶听美女讲述巫山神话,遂引发了一场春梦。

盐水神女的传说与巫山神女的传说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盐水神女的故事见于“廪(lǐn)君传说”,是现存资料中关于巴族起源的最古老的传说。

“廪君之先,故出巫诞。”根据这个记载,廪君应该是巫山一带居住在水边、名为“巫诞”的原始部落中的人。廪君出生时,巫诞部落尚处于在洞穴中居住、以渔猎为生的阶段。廪君成为部落首领后,为了改变部落的落后状况,沿今清江溯流而上,朝祖居之地的方向寻找便于农耕而适合部落繁衍发展的水土肥美之地,到了盐水北岸。在这里,他遇到了盐水神女。两人意见倾心,像后来的楚王与巫山女神那样恩爱缠绵。虽然对盐水神女非常爱恋,但廪君也时刻惦记着自己的部族,没有改变寻找乐土的志愿。因此,许多天以后,廪君打算离开盐水神女了。

盐水神女舍不得让廪君走。塔对廪君说:“这里土地辽阔,可以捕鱼采盐,你何不留下来呢?我愿意与你结为夫妻,共同生活。”廪君坚决不肯留下来。盐水神女见不能说服廪君,就晚上来与廪君双宿双栖,白天则化为飞虫召唤所有飞虫飞上天空,掩蔽阳光,使天地变得一片阴暗。阴暗之中,廪君辨不清方向,没办法带族人离开。他冥思苦想,最终痛下决心,让人将一条青绸送给盐水神女,说:“你披上这条青绸,就表示我们两情相悦,我就与你同生共死,永不分离。”盐水神女一位廪君真的回心转意了,非常高兴地披上青绸。廪君站在山上,对着青绸所在射去一箭,将盐水神女射死于阳石之下。盐水神女死了,虫子都飞走了,天空亮了,廪君带着族人走出来,抵达乐土。巫诞成为巴人,廪君则成了巴人的王,巴人都臣服于他。在廪君的带领下,巴人这个族群繁衍壮大,由巫山往长江上游发展,进而建立了东迄今鄂西南、西至今宜宾、南有黔中、北接汉中的巴国。

“廪君传说”是巴人满怀对其祖先的敬仰之情传述的故事。“廪君”,意思是“带领族人从事农耕并获得谷丰仓满、使族人摆脱冻饿之苦而种类繁兴的君长”,是巴人对其祖先的尊称,就像华夏族尊称教民农耕的祖先为“神农氏”一样。廪君传说不是一个专门叙述廪君与盐水神女的缠绵爱情的故事,而是赞美廪君为了巴族的发展,不惜射杀恋人以求脱身,终于寻找到适宜民族发展的新居地。

尽管如此,盐水神女在传说中的下场令人同情但盐水神女对廪君一见钟情、苦心强留、至死不渝的故事也非常生动感人。

上古的神话传说往往是历史的影子。如果结合当时的情况来推测,盐水神女应是一氏族的女性首领。她召来遮蔽阳光、阻止廪君离去的虫群的传说,实际上可能是对其招来与其氏族世代相亲的氏族首领挽留廪君的艺术加工。盐水神女死后,巴族获得发展,并占有了这个部落的居住地,其族人及与其相亲的氏族也融入巴族。盐水女神阻碍廪君而被射杀,巴人却对其并不憎恶,就可以作为支持这个推测的证明。

盐水神女和巫山神女的故事有许多相通之处。两位神女都是巫山之中的女神”;她们都爱上了外来的君长;她们都是自荐枕席,晚上来。白天走……这些相通之处证明,两个神女故事有着一定了关联

盐水神女与巫山神女故事,反映了巴文化的繁荣和辉煌,也是巴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历史贡献。

巴国大事记  

殷商中叶,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率大军征讨巴国。巴国战败,向殷王朝纳贡服役。殷朝末年,巴国加入周为首的反殷集团。在牧野之战中,巴军担任前锋,成为武王伐纣的主力部队之一,对倾覆殷商王朝起了重要作用。

周王朝建立后,巴国国君被周天子正式封为诸侯,首领称巴子。大约公元前四世纪,巴国发生内乱,将军蔓子借楚军平乱,并自刎以谢违背割让城池承诺之罪。

公元前339~前329年,楚将庄蹻领兵占领了巴国的枳以及江州,巴国国都不断迁徙,最后迁都阆中,在四川东北一隅之地苟延残喘。公元前316年,古蜀国进攻巴国。巴国向秦国求救。秦军南下灭掉蜀国后,顺势灭亡了巴国。

    

神秘消失的古国——庸国   


开启中国古史宝藏的钥匙——庸国 

庸人自扰、庸庸碌碌、平庸无为……庸,在今天已经成了一个含贬义的字,庸人,则是一群没有才干、没有理想、没有智慧的人的代称。然而,我们不知道的是,上古时代,正是一群“庸人”建立了一个以“庸”为名的国家。庸国这个古国,在历史上并不平庸。

庸国,中华文明的源头?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华夏文明是黄河流域诞生发源的。因此,长江中上游地区春秋时期存在的几个国家,就难以有详实的资料。庸国就是这样一个身处三峡地区、几乎被遗忘的古国。

古庸国历史悠久,关于庸的起源,古往今来众说纷纭。目前较流行的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是“容成氏”说。容成氏又有两种解释。一种称之为“黄帝之臣”,《后汉书》说:“容成,黄帝之臣。”也有人说容成是古代诸皇之一。《庄子?胠箧》中说:“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近些年出土的楚简中,也发现了类似的记载。有人考证,容成氏就是庸国的先君,容成氏就是庸成氏,因为“容”与 “庸”在上古是通用的。

二是“祝融”说。祝融,有人说是上古三皇之一。《庄子》说,在神农之前有祝融氏。《礼》中也说:“伏羲、神农、祝融,三皇也。”又说:“祝者,属也;融者,续也,言能延续三皇之道而行之,故祝融也。”祝融亦即古三皇之一燧人氏,因其发明钻木取火,温暖人间,故尊其为祝融。也有人说,祝融是黄帝的大臣。《通典》称,祝融是黄帝六相之一,黄帝“得祝融而辨南方,得蚩尤而明元道,得太常而察地理,得苍龙而辨别东方,得风而辨西方,得后土而辨北方,谓之六相。”还有人说,祝融是为帝喾(kù)管理火正的两位大臣,即颛顼高阳之后卷章的两个儿子重黎和吴回。据《史记& #8226;楚世家》记载:“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工共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山海经》也说:“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訞(yāo)生言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工共……洪水淘天,鲧(gǔn)窃帝之息壤以堙(yīn)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又说:“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有学者认为,融与庸同音,庸即融演化而来,庸人就是祝融氏的后代,同是帝颛顼高阳的后裔。

庸国究竟是容成氏所创,还是祝融氏后裔所创?祝融是远古三皇之一祝融氏,还是帝喾之臣重黎或吴回?从诸多文献看,庸人应该是颛顼苗裔的分支,可究竟其国君的祖先是谁,恐怕是永远也无法得知了。但不管庸的开国始祖是谁,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庸国的起源应在夏时或更早。庸国的都城上庸本身也表现出庸国的古老。为何叫上庸?庸有“城”的意思。上庸可以理解为上古之城,也可以理解为天子之城。《乐府诗集& #8226;鼓吹曲辞一》有一首民间爱情诗歌说:“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意思是:苍天啊,我要与君相知相守,还要使这种相知永远不绝不衰。这里,“上”就是天的意思,“上庸”中的“上”字也很可能就有“天”、“天子”之意。

早在远古时代,江汉中西部地区就已经有人类活动,庸人的祖先或许就起源于这一地区。郧(yún)县猿人化石,女娲、舜等在庸地活动的历史记载,就是一种证明。正是由于庸人千百年间世代在江汉中西部地区繁衍生息,才能缔造出古老的庸人文化。

在追溯庸国历史时,不得不面对有关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这一问题,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文明的起源问题。只要对黄河、长江这两河流域文明的进程有个基本的了解,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就基本解决了。长江中游是长江流域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原始文化区域,有着相对独立的文明化进程。随着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的深入,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的研究有了很大进展,古庸国历史也渐渐浮出水面。

在长江中上游的古庸国一带,当地的土家族和苗族世代流传着伏羲女娲兄妹繁衍子孙、女娲造人补天的神话传说。那里的土家族和苗族,应该也是伏羲、女娲的一支。《淮南子》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

在洪荒时代,水神共工和火神祝融大打出手,最终,祝融打败了共工。共工生性暴烈,因失败而恼羞成怒,朝西方的不周山撞去,致使不周山崩裂。不周山是撑天的柱子,它断折了,天就倒下了半边,出现了一个大窟窿,地也陷成一道道大裂缝,山林烧起了大火,洪水从地下喷涌出来,各种猛兽也出来吞食人民。人类的生存面临着严重危机。

看到人类遭难,创造了人类的女娲感到无比痛苦,一心补上苍天,以终止这场灾难。她选用各种各样的五色石子,架起火将它们熔化成浆,用这种石浆将残缺的天窟窿填好,随后又斩下一只大龟的四脚,当作四根柱子把倒塌的半边天支起来。女娲还擒杀了残害百姓的黑龙,刹住了龙蛇的嚣张气焰。最后,为了堵住洪水不再漫流,女娲还收集了大量芦草,把它们烧成灰,埋塞向四处铺开的洪流。

经过女娲一番辛劳整治,苍天总算补上了,地填平了,水止住了,龙蛇猛兽敛迹了,人民又重新过上安定的生活。但是,这场特大的灾祸毕竟留下了痕迹。从此天还是有些向西北倾斜,因此太阳、月亮和众星晨都很自然地归向西方,又因为地向东南倾斜,所以一切江河都往那里汇流。当天空出现彩虹的时候,就是女娲的补天神石放出的彩光。在西汉的《运斗枢元命苞》中,女娲、伏羲、神农被列为中华民族创始人的三皇。

神话是虚妄的,但是上古的神话却也可能包含着一些重要史实。要发现隐藏在神话背后的真正历史,必须求助于远古地理学知识。在两亿年前的三迭纪末期,古中国大地的地形本来是东高西低,与现在正好相反。地面上的所有水系一律遵循东水西流的法则,奔向西部地区一片水域非常辽阔古地中海。今天的三峡、西藏、青海、云南、贵州、四川等广大地区,当时都是一片汪洋,湖北秭归是当时的一个滨海湖区。在强烈的造山运动中,海底的岩石拱出海面,古地中海向西后退。大约是在7000万年前的燕山运动中,三峡地区隆起,巫山十二峰形成,山顶上至今还遗留有海底古生物的化石。古老的秭归湖消失了,古中华大地的地貌随即改观,三峡以西的巴蜀湖、西昌湖、滇池等几大水域,被一个水系串连起来,从东往西形成西部古长江的皱形;三峡以东的当阳湖、鄂相湖、鄱阳湖及其众多湖泊串连起来,形成了从西往东的古长江雏形。

大约在三四千万年前,喜玛拉雅造山运动开始,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及三峡峡谷形成,古中华大地呈现出西高东低的地形。正如神话传说中的共工氏怒触不周山,致使“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西部的古长江调头东进,经过长年累月的大水冲刷,终于冲破、三峡的阻拦,东西贯通一气,形成了一条崭新的万里长江。长江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古代有个广袤无垠的两湖平原,面积约5万平方公里,海拔50米左右,原系古云梦泽,由长江及其支流冲积而成,亦称“云梦平原”。现在的张家界地区就是位于古云梦泽里。长江流域的地质地貌变更的年代,正是古生物从水中向陆地进化的大好时期,也是古人类诞生的婴儿时期。

在长江流域的中、下游地区,早已有远古人类的足迹。至今为止发现的化石中,有距今约5万年以前的“汉阳人”、 50万年以前的“长阳人”,还有距今两百万年的“巫山人”,比距今170万年的“元谋人”还早40万年。世界公认的拉玛古猿距今约1400万年,已能直立行走,会使用天然棍棒和石块猎取食物。而这种古猿不仅在长江流域上游有所发现,而且在位于长江流域下游发现了距今约4500万年的古猿化石。在原古庸国属地的堵河入口处也发现了古代原人头骨,经鉴定,比北京猿人要早150万年以上。

洪荒远古,伏羲女娲造人、补天,以及画八卦、制婚姻、作笙簧这些故事,并不都是荒诞不经的神话,而是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地理学知识、人类文明源起的历史。这些创世神话在古庸国地区的流传告诉我们,在追溯庸国的缘起时,我们完全可以上溯到比炎黄二帝更为久远的伏羲女娲那里。

从文献方面看,上古时期最早出现而且影响较大的有三个部族,一为太昊帝伏羲氏,一为炎帝神农氏,一为黄帝轩辕氏。这三个部族的姓氏不同,特征鲜明。伏羲据说姓风,女娲据说是伏羲的妹妹,也姓风,炎帝姓姜,黄帝姓姬,风、姜、姬即为中国最古老的三大姓。伏羲是开创了中华文明新起点的伟大人物,创造了许多文化,能够打猎、捕鱼、织布,有非常高的智慧和发明。《易》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结绳而为网罟,以畋以渔,盖取诸离。”女娲也是创造文化的神祗。《帝王世纪》说:“帝女娲氏,亦风姓也,作笙簧,亦蛇身人首,一曰女希,是为女皇。”女娲也是一位音乐女神。与伏羲创造文化不同的是,女娲的主要功绩:一是炼石补天,二是创造人类。

在汉代画像上,伏羲和女娲往往成双成对地出现,表示他们或者是夫妻或者是兄妹。他们出现的意义非同一般,标志着一个新的文明时代的诞生,是文明和原始的分界点。

在庸国范围内的堵河流域,人们发现了300万年前的“郧县猿人”头骨、10~6万年间的“郧西晚期智人”牙齿,而以霍山坡、黄土凸等为代表的堵河流域的新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表明庸国地区确实是人类的摇篮。有人就大胆推测,认为庸国是中国的庞培是中华文明的源头。

考古发掘表明,早在6000年前,秦岭—淮河以南就已经广泛种植稻谷,农耕文明的出现使人们有时间娱乐,文艺得到发展。那时的文艺就是巫舞,这在出土文物中石、骨、玉等质地的装饰品和岩画作品中都有体现。而庸国就是崇尚巫文化的国家。《民俗博览》记载:“庸人好巫,端公疗疾,其效神验,乃上古遗风也”。

夏商时期的庸人拥有独特而丰富的文化形态。庸国盛产五金,是铸钟大国,掌握着先进的青铜技术,因此又被称为 “镛人”。商代的许多鼎器、大钟都是庸人的杰作。同时,庸人又因善于筑城建房而被称为“墉人”,周朝统治者就曾请庸人在洛邑(今河南洛阳王城公园一带)建造都城,竹山县古庸方城遗址的城墙历经3000余年风雨侵蚀,仍然屹立不倒,这些足以证明庸人的建筑艺术确实高超。庸人又是史料中记载的最早饮茶的先民, “茶风源于巴山楚水间”。历史典籍还告诉我们,庸人是围棋的发明者。堵河流域的上庸,尧统治时期是尧长子丹朱的封地。丹朱在此发明了棋类博弈游戏,史称 “尧时庸人善弈,性狂放狡黠”。庸人还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古代战事考》说“惟庸人善战,秦楚不敌也”。从史料来看,庸人简直是当时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盛极一时的庸国  

古庸国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发祥地,与黄河流域的古殷商之地一样,同是中华文化之摇篮。在辉煌文明的推动下,古庸国曾经盛极一时。

庸国的疆土,比早期的秦及周宗姬封侯国及巴国还大,与南方自己崛起的楚国不相上下。周武王在分封土地时,最大的宗姬国不过百里,小者仅五十里,秦在春秋周平王时只有一个赵城,周早期的巴国疆土限于四川的东、北部及重庆的东、西、北部,楚国疆土限于江汉平原至鄂东、南及湖南被部一带。而古庸国,则是一个横跨长江至汉水这样一个地域辽阔的大国。

以前,人们对庸国不是很了解,以为庸国是楚国的附属国。实际上,庸国包括麇(jūn)、儵(shū)、鱼、夔等附属小国,其东部含古麇属地,东南部含鄂西及湖南张家界市及慈利、桑植等县,今巴东、兴山、秭归、建始等县,是古代夔国的领地,当然也是庸国所属。历史上著名的屈原就是秭归人,其先祖就是庸国的一位国君伯庸。

事实上,商汤至周早期的庸国疆土还应包括现今的荆州市及荆门市的南部到今钟祥一带。楚国国都原本在丹阳(今河南淅川)。今天所说的楚国都城郢(现荆州市北纪南城),原本应为庸国所属,后被楚国侵占。

庸国的南部包括今天重庆的东北地区,含万洲、开县、梁平以北各县。《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四川首州府,周庸国地……四川大宁、奉节、云阳、万县、开县、梁山(今重庆梁平)皆其地也。”

庸国的西部应包含现今的陕西省汉中市大部分属地。《华阳国志?汉中志》说:“(汉中)本附庸国,属蜀。”也就是说,汉中原本是庸国属地。

庸国的北部包含今天的湖北郧西县、陕西旬阳县及商洛东部。郧西县古称上津县,隶属金州(今安康市)。《太平环宇记》、《舆地纪胜》都说,金州“于周为庸国之地。”在史书的记载中,陕西商洛一带在夏商时期的归属并不明了。大概其东部部分地区也属于庸地。据《魏书》记载:“皇兴四年置东上洛,永平四年改为上庸郡。辖商、丰阳二县。”上庸郡就是商洛东部丹凤、商南、山阳一带。名为庸郡,可能与曾经是庸国属地有直接的关系。

庸国疆土如此之大,在春秋前期少有。这样大的一个独立古老国家,被误解成楚国的附属,是非常可笑的。

疆域广大的庸国并非是徒有其表,其国力也非常强大,地位、声望都很高。

庸国在商朝时期,是群蛮之首,湖南北部、湖北西南部的“百濮”都归集在庸国的麾下。这与庸国在当时的政治、军事实力、威望是分不开的。庸国在春秋时期称雄于楚、巴、秦之间,曾打败楚国几次入侵,以至于给楚国造成迁都的威胁。最后的庸楚之战,楚如果不联合巴、秦,单靠某一个诸侯国想灭掉庸国,几乎是不可能的。

庸国不仅国力强大,其爵位也很高。《礼记.王制》说:“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仪礼》说: “同姓大国则曰伯父,其异姓则曰伯舅。同姓小邦则曰叔父,其异姓小邦则曰叔舅。”“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庸国国君世代为侯伯,其他诸侯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曰子。”周时分封制度是严格的,非伯者不能称其为诸侯,故楚子威逼周王室给其封号,“欲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庸即为伯,说明其地位很高,也充分证明庸国的强盛。

独特的庸国文化的特色  

在我国自有文字记录以来,庸国是最古老的国家之一,庸人也是最古老的氏族之一。由于史书缺少记载,庸国及其氏族地位曾长期被人误解,有的称其为“楚之附庸”,说庸人就是楚人,有的归其为“诸巴之一”,说庸人就是巴人。实际上,庸文化具有完全的独立体系,其附属之说实属对历史的误读。

庸国在春秋之前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其建国历史具有连续性、稳定性。庸国在夏时,或最迟在商时就已经成了较为统一、相对稳定、中间无间断的国家。如果从夏时算起,就有1700多年的历史,如果从商算起,也有1100多年的历史。

古庸国属地尽管现在大部分一分为三,分别隶属现湖北、陕西、重庆、湖南三省一市,属于不同的省、市管辖。但长期以来仍然保留着不少共同的文化特征,如饮食文化、服装文化、丧葬文化、婚姻文化、语言文化、娱乐文化、巫文化、道教文化等。有的文化现象一直成为史学界难解之迷。如悬棺、《黑暗传》的形成、唱孝歌等。

古庸国国都所在地的周围的地域,现今竹溪、竹山,极其相邻地区平利、镇坪北部、旬阳、郧西,其方言、口音基本相同,应归属一个方言区。这一方言暂以竹溪方言为代表,这种方言是如何形成的?历经多少朝代?也一直是个难解之迷。一个地区某种方言的形成,需要相当长的一个历史过程。一个氏族、一个部落的方言能够稳定下来,并延续不断的同化外来人口的语言,其本身方言的形成少得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竹溪地方话的形成,并且能长期延续下来,而且周邻地区方言与竹溪话基本相同,只是某些口音有差异,其主要原因,很可能是受古庸国语言文化的影响。竹溪、竹山方言中有上百个独特的语言词汇,很多有音无字,表意也相当丰富,外地人很难听懂。奇怪的是,这些语言词汇,也存在于江汉西部地区重庆东北、陕南部的地区的方言中,表达的意思也完全一样。比如,竹溪人将墙基处称其为“墙根脚”,郧西、白河也这样称谓。竹溪人原本将父亲称“伯”,三峡地区、奉节、巫溪一带也将父亲叫“伯”。竹溪人过去将加餐称为“做神父”,而奉节、巫溪、平利当地居民,也有将吃肉、喝酒称为“做神父”之说。许多方言俗语,在古庸国所属地均通用。

庸国丧葬文化的独特之一是岩葬,即“悬棺文化”。悬棺一直是史学家研究的重要课题,有些迷底长期无人揭开。古庸国人有岩葬文化的传统,有岩屋的地方直接把棺木放进岩屋内,没岩屋的地方将悬崖凿个洞穴放进去。在竹溪河流域,两岸悬崖上至今仍保留着一些洞穴,当地人称之为“老人洞”。最近在水坪镇洛家河一洞穴中还发现了完整的人骨。这些洞穴即古人丧葬之用。当地还流传着一种传说:古人见人老了便死,而蛇在洞中蜕一层皮就变年轻了,觉得不公平。请求上天变“人死蛇蜕壳”为“蛇死人蜕壳”。上天答应了请求。于是人老了睡进洞中蜕一层皮又重返年轻。不料这样下去人满为患,古人只好又请求上天恢复原样。以上的民间传说与竹溪岩葬风俗有紧密联系,老人洞事实上就是老人死后的丧葬之地。古庸人最初风行岩葬,后来变为人造洞穴,再后来逐渐演化为土葬。而岩葬的棺木、尸体大多年长月久风化烟灭。岩葬文化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甚至到现代其风俗仍未完全破灭。庸人有岩葬的风俗,就不难解,庸国立国千年,为何未发现古庸人王室墓穴的疑团。  

庸国丧葬文化的另一个独特之处是“打夜锣鼓”,又叫“唱孝歌”。打夜锣鼓一般有两人或三人,一人系鼓,一人提锣,围着棂柩迈着慢慢舞步,边走边唱,一应一对,或后随一人跟唱。发现于神农架林区的《黑暗传》,现被称之为汉民族第一部叙事史诗,实际上是流行于江汉中西部地区民间的打夜锣鼓歌词唱本。《黑暗传》不是出在某人某时某地,而是古庸国人世代文化延续的结晶。

古庸国是我国巫文化发祥地之一。长江三峡的巫山古称灵山。《山海经.大荒西经》称灵山有十巫,今已被证明都是早期的庸人。其后,十巫中最强大的“巫咸族”建立了一个“巫咸国”(在今天的巫溪县一带)。十巫中,巫咸、巫彭都曾为商王太戊的大臣。巫彭精通医道,巫咸除精通医道外,还精通天文、乐器。巫咸、巫彭所研究的医道、天文、乐器等,对中华文明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庸国所属江汉西部各地,明、清以前均有“民多信巫”的记载。至今这些地区仍然保留着许多巫文化,而且其使用的巫术也基本相同。这些巫术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巫文化的另一方面,就是中草药文化。鄂、渝、陕边境地区民间中草医颇具地方特色,积累着宝贵的经验。这恐怕同上述巫术一样,与古代庸国巫文化的延续和发展是分不开的。

庸人还有先进的铸造文化。庸国被灭以后,庸人中有一支远走东南瓯越(福建)山地,成了后来的百越中的越人一支,这个外来民族以善冶炼青铜器着称,最初被称为“钺人”,钺与镛意义相通,都是指善于冶炼青铜的意思,钺是一种青铜兵器,这也显示了以武立国、精于冶炼的巴镛人的一个特性,在古代,钺越二字相通,钺(镛)人后来才被叫成越人。这支越人就是庸人的后裔,武夷山区一带存在大量秦汉以来的悬棺崖葬,与庸人的风俗完全相同。

庸人还能歌善舞,并发明鼓等乐器,因此古人有时将大鼓称为“庸鼓”。庸人善于歌舞,在《诗经》中可见其端倪。《诗经》中《江汉》及《墉风》中一些作品,很可能就出自庸风。世有“吉甫作诗”之说,尹吉甫为周武王的大臣,其出身地即庸国的附庸之地麇国。庸国的歌舞后来发展成山歌、戏剧。两竹高腔、薅草锣鼓、闹房花鼓调,主要源头就在古庸国的歌舞。

茶在中国作为饮料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早在商、周时期,庸国人就发明了茶叶和生漆,并将茶叶、生漆作为贡品。作为庸国都城上庸所在地而言,唐宋之前的确少见茶叶的历史记载,但并不等于这里就不出产茶叶,也不等于庸国不是中国茶叶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华阳国志》中所记巴地:“上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皆纳供之。”其所说的漆、茶叶产地“巴”,实际上包含庸国的三峡地区,即后来的峡州、夷州等地。在三峡一带,庸人的茶文化后被楚人所继承。陆羽在《茶经》中称:“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茶经》所记载的 “八之出”山南六州,其中金州、峡州即全部或部分为古庸国属地。《广雅》曰:“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若饮先炙,令色赤,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

庸国还是我国盐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古庸国的富强与其地产盐有很大关系。早在夏商时期,庸人就开发了盐泉,用以煮盐,并打开了通往楚国、秦国等地的盐道。秦地少盐,楚灭庸后占领了庸人的盐泉,籍以控秦,秦国则派白起占领了鱼邑之地,夺取了盐泉。据史书记载,秦楚战争,首先就是从争夺庸人盐资源开始的。

躲进桃花源,庸人不再自扰  

公元前611年,楚国遇上严重灾荒,饿死不少百姓,楚庄王在韬光养晦“三年不鸣、不飞”。楚之四邻乘其危难群起攻楚。庸国国君遂起兵东进,并率领南蛮附庸各国的军队会聚到选(今枝江)大举伐楚。楚国危在旦夕

楚庄王火速派使者联合巴国、秦国从腹背攻打庸国。公元前611年,楚与秦、巴三国联军大举破庸,庸都方城四面楚歌,遂为三国所灭,楚王实现了“一鸣惊人”的壮志。

庸国占有逐鹿中原而问鼎的最佳位置,但伐楚未成反成楚之附庸,使楚得以窥中原之虚而入之,实在是“庸人自扰”。这就是“庸人自扰”这一成语的真正来历。聪明的庸人显然吸取了这一教训。

庸国灭亡后,秦楚两国疆域相连,在两大强国近四百年的战乱中,故庸旧地朝秦而暮楚,昔日的古都方城不断地变换着两国战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显然,这样的生存境遇是一个曾经拥有辉煌历史的族群不能承受的。早在灭国之时,庸人就开始了悲壮地迁徙,去寻找新的家园,在四面强敌、遍地狼烟的虎视下,他们的迁徙路线没有更多的选择,只有沿着武陵山脉过峡江,进入到清江、酉水、澧水流域,而这些区域,正是现在土家族的主要分布地。

有关庸国的历史记载随着楚、秦、巴三国灭庸之战烟消云散,庸人在逃亡的迁徙中也从历史中消失踪迹。从流传于今的张家界、湘西的地名中可以看到,从遥远的庸国迁徙而来的是一个庞大的族群,在与当地族群经过了最初的冲突后,他们融入了土家族的先民中,并为我们留下一系列地名:庸州、大庸溪、施溶溪、大庸滩、大庸坪、大庸口、庸水、武陵江……在鄂西、张家界、湘西更为广大的山林中。庸人与当地族群和谐共处,并将大庸开发成为避秦遗世的武陵仙境,隐逸文化成为这一时期大庸文化的特质。历朝历代,这一隐逸文化吸引着更多的人在此归隐。

早在庸人举族南迁之前,与庸人同宗同族的赤松子就已归隐于大庸。在庸文化的早期源起中,伏羲画八卦已经发仞出儒道两宗,赤松子是道家的开山人物。《真君传》记载:“赤松子者,神农时雨师也。服水玉以教神农,能入火自烧。数往昆仑山中,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随风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俱去。至高辛时,复为雨师焉。”《直隶澧州志.方外》中说:“赤松子,相传隐于赤松山(今天门山)迄今有丹灶。”赤松子淡泊人世,隐居大山,修炼长生之道,首创辟谷养生法,采百花为食,极山林之乐,是中国道家一脉的开创者。炎帝女儿对他极是爱慕,随他四处云游修道。后来,赤松子归隐大庸,开中国隐逸文化的先河,也为后世庸人南迁指明了一条道路。

赤松子之后,鬼谷子也隐遁于大庸,其后,汉留候张良同样归隐于大庸,这三人是中国历史上大有名气的人物,他们的归隐自然是万众瞩目,与这些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名人相比,更多的隐者已然湮没于历史的清风里,在无名中成就了真正完美的隐逸。正是一代代无名的隐者,托起了庸文化的隐逸风骨。大庸文化,就是一部民族的隐逸传奇。

 

神秘消失的古国——西陵

     

嫘祖的娘家——西陵国  

西陵国,一个传说中的古老国度。许多人并不知道它的存在。以炎黄子孙自称的我们,应该了解它的过去,因为,它也是华夏民族血脉的一个源头。

华夏文明的另一条根  

西陵国,作为本书开篇第一古国,是当之无愧的。许多人并不知道西陵国的存在,这并不奇怪。这个古国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只存在于史书的记载中。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黄帝居轩辕之丘,娶西陵氏之女,是为嫘(léi)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史记 ?五帝本纪?正义》解释说:“西陵,国名也。”这两处史料结合到一起,就是说,住在轩辕之丘(今河南新郑西北)的黄帝娶了西陵国王之女为妻。也就是说,我们最尊敬的祖先黄帝的妻子嫘祖,原本是西陵国人。我们都相信黄帝确有其人,也相信嫘祖确有其人,因此,这个西陵国就既有可能确实存在。那么,这个西陵国在哪里呢?据专家学者考证,四川绵阳市盐亭县就是当年西陵国的所在。

盐亭县始因为与产盐的盐井比邻而得名。近现代,人们在盐亭发现了大量的出土蚕桑文物、化石、嫘祖文化遗迹、唐代《嫘祖圣地》碑,还发现了许多关于嫘祖发现天虫、养蚕制丝的传说。人们因此相信,盐亭县应该就是当年嫘祖的出生地,也是西陵国的所在。在盐亭县城南60 公里还有一座嫘祖山,上面有个嫘祖穴,据说是嫘祖出生地。上个世纪末,人们又在当地祖家湾古墓群中发现两幅石刻,分别是《轩辕酋长礼天祈年图》和《蚩尤风后归墟扶桑值夜图》。如今,盐亭每个与丝织有关的地名都有一个嫘祖蚕桑织业的故事在流传,老百姓仍保留有每年祭祀嫘祖的民俗。

当然,盐亭只是西陵国管辖境内的一个区域。西陵国的势力范围到底有多大,详细数据无从考证,今人也只能做一下猜测。盐亭境内有一条河叫做潺水,上古时称西陵河。当时生活在附近的上古各小部落,就是沿西陵河建起了西陵诸侯国,选后来出生了嫘祖的部落的领袖为酋长,其势力大约北达今天四川的梓潼、剑阁、昭化、广元,西至四川的三台、中江、广汉,南抵四川的射洪、蓬溪,东止四川的阆中、南部、仪陇、巴中。

西陵国是上古巴蜀地域里的一个非同一般的古老王国。人们曾经在西陵国境内发掘出过高60厘米的青铜跪俑,其年代比三星堆更古远。还有一座上古界碑,上面刻有50多行类似文字的符号,与西安半坡彩陶刻划符号相似,是属于公元前四五千年前的文化遗存,就时间来计算,比两河文明、埃及文明时期的文字古远得多。那么,西陵国人为什么在这里聚集、定居呢?这与盐亭一带的地理条件是由密切关系的。

巴蜀之地自古被称为“天府之国”,有着非常适合居住的环境条件,境内有山、有水、有丘陵,属亚热带气候,四季温差不大,特别适合各类植物和农作物生长。盐亭一代为长江开口之地,处荆山之西南,巫山以东,方圆数百里。当地人的种类,按照被广泛认同的人类起源学说,应该是从非洲抵达中国南方的晚期智人的后裔,与中原地区生活的原始人类在开始时接触不多,但生理特征应该没有太大区别。他们以地名做族名,吃有一个个小部落联合在一起,就好像炎帝、黄帝先后领导的部落联盟一样。当时,长江尚未疏导,四川西陵一带游水患严重,洪水动辄淹没数月乃至经年,氏族群落不可沿江而居,只有盐亭一带利于人类居住。盐亭附近有做雷丘(即雷公山),在那里曾经居住者西陵国部落联盟中的雷氏部落。这支部落以狩猎种植为生,兼营养蚕缫织,也徐这个雷氏部落就是西陵国的统治者所在的部落,而嫘祖的名字也可能与雷氏部落的“雷”字有关。在黄帝世代到来后,西陵国因嫘祖与黄帝联姻而与中原统一,应该也经历了一个相当繁荣的时期。

在前一本书中,我们曾经介绍过神秘的古蜀国。古蜀国是在西陵国之后若干年出现在四川盆地的,它与西陵国也徐存在着一种神秘的关系。是不是正是西陵国人创建了古蜀国?或者西陵国被建立古蜀国的部落灭亡了?西陵国人是在古蜀国的统治下生存下来,还是遭到驱逐甚至被全部消灭?历史没有告诉我们谜底,没有人知道正确答案。

西陵走出华夏第一后  

嫘祖,民间又叫“蚕母娘娘”。她是黄帝的妻子,是远古神州大地的第一夫人。她与黄帝生有两个儿子:玄嚣和昌意。据《史记》记载,夏、商、周三世帝王,春秋十二诸侯以及战国七雄的祖先,均来源于于黄帝与嫘祖的血系,跟他们一脉相承。

大约4500年前,黄帝到成都平原迎娶了嫘祖。黄帝是炎帝之后的中国共主。他本是有熊国的君主,称轩辕氏,活动在今天的河南、山西一带;嫘祖则是西陵国国王的女儿。黄帝为何千里迢迢从中原跑到远在西南的成都平原迎娶嫘祖?或许,这跟古蜀人先进的文明有关——嫘祖嫁给黄帝后,她把先进的蚕桑文明带到了中原地区,中原文明的进程由此发生改变。

黄帝迎娶嫘祖的故事在《世本》、《大戴礼记》、《史记》中都可以找到记载,不过却都是一些只言片语,民间传说则要具体生动一些。

传说,水土丰茂的成都平原上,西陵国国王有一位美丽、善良的女儿。她每天不辞劳累,外出采摘野果,附近的野果采完了,便跋山涉水到远处去采摘。可没过多久,远处的野果也采完了。姑娘一想到族中的老幼要挨饿,不由失声痛哭起来。

玉帝听见了,很感动,就把天庭中的罪仙“马头娘”打下凡间,变成吃桑叶吐丝的蚕。蚕把桑树上的桑果送到姑娘的嘴边,姑娘吃了,觉得又酸又甜,就采了许多带回去给族人吃。到了夏天,蚕开始吐丝做茧。姑娘看到蚕丝既有韧性,又很轻巧,便编成衣服给族人穿。蚕丝织成的衣服热天凉爽、冬天温暖,穿着很是惬意。受到启发,姑娘将蚕捉回家喂养,逐渐掌握了养蚕的技巧和缫丝织绸的技艺,并将这些记述教给族人,西陵国的子民从此不用再穿树皮、兽皮,而是穿上了美丽轻巧的丝绸。人们因此称国王的女儿为“嫘祖”。

嫘祖发明养蚕织丝的消息很快传遍了神州大地,东边的夷人、南边的越人全都来到西陵国,向嫘祖求婚,不过都遭到婉拒。最后,黄帝也来西陵国求婚。两人一见倾心,结为秦晋之好,黄帝便成了西陵国国王的女婿。

跟黄帝完婚后,嫘祖可能还和黄帝在成都平原上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史记》说,他们的两个儿子,大儿子玄嚣生在“江水”边,也就是现在的青衣江(今乐山一带);二儿子昌意,生在“若水”边,在今四川西部的雅垄江畔。

嫘祖与黄帝的结合,并不是一场单纯的婚礼,西陵国与黄帝部落,在婚姻关系的前提下,两个大部落联盟逐渐走在了一起。中原地区的黄帝部落,原本是不知蚕桑的,嫘祖把成都平原先进的养蚕缫丝技术带到了中原,而这个时间,大抵也就是中原文明出现蚕桑的时间。从西陵国学到养蚕缫丝技术,从炎帝那里学到耕作技术,黄帝部落逐渐强大起来,并逐渐向东迁徙,此时的黄帝部落,早已不是以前那个落后的游牧民族了。此时,中原地区并不安定,南方的九黎部落联盟在首领蚩尤的带领下向中原进攻。

九黎部落是一个大联盟,由不少部落联合组成,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首领,而其中最强大的部落首领就是九黎部落共同的首领,这就是“蚩尤有兄弟八十一人”传说的来历。他们原本和炎帝部落一样,在今渭水流域一带偏西南一点。炎帝神农氏传到帝榆罔(wǎng)这一代,国势逐渐衰弱,原来臣服的部落纷起争夺,其中最强悍好斗的,就是九黎族。由于和炎帝杂居,有的记载还说他们也是炎帝之后。

九黎族的文化并不落后,据说他们是最早使用铜器的部落。当时,山洪暴发,铜矿顺流而下,九黎族将这些铜矿收集起来,炼制青铜,制造锋利的兵器。这个时候,还是新石器时期,其他部落的武器还是一些石刀和骨刀,九黎部落的战斗力对其他部落来说是惊人的,人们对九黎又恨又怕,以致后来把蚩尤描绘成一个可怕的怪物。

面对九黎部落的进攻,炎帝部落倾全力抵御。起初,炎帝采取和好政策,但九黎部落仍不罢休,到处征伐,其他部落怨声载道,等炎帝醒悟过来时,九黎部落已经异常强大了。最终,两大集团在今天河北一带的涿鹿发生了“涿鹿之战”,炎帝部落被打得落花流水,获胜的蚩尤到处侵略兼并,整个中国群龙无首,一片混乱。战败的炎帝只好向黄帝求援助。

此时,黄帝已经带着嫘祖和儿子回到有熊国。通过这次西陵国之行,黄帝已经联络了一些长期遭蚩尤压迫的部族,包括西陵国。这些部落的加盟,是黄帝战胜蚩尤的前提。

黄帝下定决心要诛灭蚩尤,但也不想走炎帝的覆辙。为了对付九黎部落的青铜兵器,他命人训练猛兽,以用来作战;此外,黄帝部落有一种厉害武器,就是弓箭。在冷兵器时代,弓箭绝对是一种可怕而又有效的武器。黄帝手下还有几员大将,最著名的是风后和力牧。风后可能是伏羲氏的子孙,居住在海边;力牧则可能是一个游牧民族。他们用兵如神,后来的兵法家都把他们奉为祖师。

黄帝跟蚩尤的对决也是在涿鹿展开的,在此之前,传说他们已经大战了七十一场,却依旧难分胜负。黄帝把蚩尤围在涿鹿山上,围了三年也没有攻下来。

黄帝打了多年的仗,总结了不少经验,制定了一套兵法。有了兵法后,黄帝的军队进退有序,攻守有方,已经有王者之师的风范了。为鼓舞士气,黄帝还令人将东海流波山上的怪兽“夔”(kui)捉回来,把它的皮剥下来做鼓;又派人将森林中的雷兽捉来,从它身上抽出一根最大的骨头当鼓槌。一敲这面鼓,方圆500里都听得到。响亮的鼓声不但可以鼓舞士气,还能联络远处的士兵,传递战争消息。另外,为了在大雾的天气中辨别方向,据说皇帝还发明了指南车。有了这些发明,黄帝自然添了几分胜算,经过一番血战,终于在涿鹿大败蚩尤,结束了战争。

战胜蚩尤后,黄帝理所当然地代替炎帝,成为中原部落联盟的领袖。以武力夺取了天下,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治理国家了。这个时候,嫘祖也充当起了贤内助的角色。她经常对自己的子民们说:“农桑才是国家的根本。”据说,她经常带领妇女上山剥树皮,织麻网,还把男人们猎获的各种野兽的皮毛剥下来做衣服。很快,各部落的大小首领都穿上了衣服和鞋,戴上了帽子,彻底告别了“茹毛饮血”的时代。

嫘祖觉得,男女之间的婚嫁都应该遵循一定的风俗;为了部族的发展,所有人都应该尊敬老人、爱护小孩,有一定的礼制,于是,她就制定出这些风俗和礼制,整个中国人人相互礼让,人们穿着得体,社会一片安定祥和。

当时,不论是中原地区的部族,还是周边的少数民族,没有人不称道嫘祖功劳的,都说她协助黄帝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嫘祖晚年随黄帝到南方巡视途中,不幸辞世。临死前,她想起了自己的故乡,一定要让自己的尸骨在故乡盐亭下葬,黄帝悲痛不已,将嫘祖安葬在盐亭青龙山。

嫘祖以发明丝帛而在西陵享有盛誉,与黄帝联盟联姻后,巡行天下,教人们养蚕,普及蚕桑丝绸文化,辅佐黄帝统一中原,奠立国基,更是功不可没。她是当之无愧的华夏第一后,炎黄第一母。


西陵国大事记 

大约4500年前,黄帝到成都平原的西陵国迎娶了嫘祖。嫘祖将养蚕缫丝技术传入中原。


神秘消失的古国——夜郎    


夜郎——被世人误解两千年的古国

夜郎立国共三四百年,是汉代西南夷中较大的一个部族,或称南夷。夜郎灭国于西汉末期,汉成帝河平年时(公元前28~25年),夜郎与南方小国发生争斗,不服从朝廷调解。汉廷新上任的牂牁(zāng kē,今贵州省大部分及广西、云南部分地区)郡守陈立深入夜郎腹地,斩杀名叫兴的夜郎末代国王,平定了其臣属及附属部落的叛乱。从此后,夜郎不再见于史籍。夜郎国存在了约300多年,其文明发展在西南地区具有较大影响。

夜郎国的故事首见于司马迁的《史记》。汉武帝开发西南夷后,为寻找通往身毒(今印度)的通道,于公元前122 年派遣使者到达今云南的滇国,再无法西进。逗留期间,滇王问汉使:“汉孰与我大?”后来汉使返长安时经过夜郎,夜郎国君也提出了同样问题。这段很平常的故事后来便演变成家喻户晓的成语??----夜郎自大。

寻找“自大”的夜郎国  

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

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  

“夜郎自大”,是在中国流传了千百年的成语。当年,位处蛮荒之地的夜郎国国王向汉朝使者发问:“汉孰与我大?”结果,他这句话让世人贻笑千年。

其实夜郎国君并非妄自尊大向汉王朝叫板。夜郎是僻处大山的方国,即便是今天,交通也多受限制,两千多年前更是山隔水阻。偶有山外客来,他们急于打听山外世界,向知道汉朝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也是人之常情。不过,也多亏了“夜郎自大”这个贬义性的成语,使夜郎国这个原本不为人知的小国留在了史册上,留在了人们的印象中。

中华文化是由“多元”合为“一体”的。当汉文化在中原崛起之时,边疆也出现多种民族文化,“西南夷”中的夜郎文化便是其中之一。“西南夷”泛指云贵高原与川西的古老民族。夜郎文化是西南民族文化的代表。

在《史记》的记载中,夜郎国有精兵10万,是生活在贵州一带、兴建起了城市的农耕民族。考古发掘也证实贵州当时确有较发达的农耕文化。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在贵州威宁中水大河湾发现了碳化的稻谷堆积层,在贵州一些汉代墓葬中中也有稻谷遗存以及水田池塘模型和水稻田模型。在贵州赫章县的可乐地区,还发现了一大批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土坑墓,葬式非常奇特,是把铜釜或铁釜套在死者的头上和脚上,或将釜置于死者的脚下,被称为“套头葬”。这样的葬式此前在世界范围内都未发现,是神秘、古老的夜郎文化。墓葬中出土的饕餮纹无胡铜戈、青铜箭镞、一字格曲刃铜剑、铜柄铁剑、心形纹铜钺、蛇头茎首铜剑、牛头形铜带钩和鲵鱼形铜带钩,也显然都不是中原或巴蜀器物,应该是夜郎文化的遗存。墓葬中出土的铜鼓也是一条重要线索,它是夜郎与其他南方民族共有的文化特征,就像中原以鼎为礼器一样。

在古代,铜鼓是南方民族普遍使用的乐器。它是由铜釜演变而来,起初是烹煮食物用的,后来成为乐器、祭器和礼器。铜鼓的形状如同烘篮,面平中空,腰部收缩,鼓壁很薄,有花纹,敲击时铿锵有声,铸造技术至今尚未完全揭秘。在贵州,出土了铜釜、釜改铜鼓,还有一件上面铸有“羽人竞渡”图案的铜鼓,由此可以清楚地看见由釜演变为鼓的发展脉络。在往后的历史中,贵州民间尚鼓之风世代相袭。

在威宁中水出土的陶器上,人们还发现上面留存了多种刻画符号。这很可能是文字的萌芽形态。夜郎文字当时正处萌动时期。贵州部分少数民族至今仍保存和使用着古老文字,如彝文和水书,究竟与这些刻画符号有无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

一直以来,人们从未发现过夜郎国的蛛丝马迹。连记载于神话传说中的古蜀国都找到了曾经存在的证据,而记载于世纪中的夜郎国却“犹抱琵琶半遮面”,让人摸不到头绪。有人甚至认为,夜郎国可能是一个虚幻的世界,一个空中楼阁,是道听图说的产物。现在,贵州一带的考古发现告诉世人,夜郎国是真实存在的。

夜郎是我国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即存在于西南地区的由少数民族建立的一个国家。古夜郎的地域与今天的贵州并不完全重合,它包括贵州的大部分与滇东及桂西北,还可能曾包括湖南的一部分,贵州则是夜郎的腹心地带。西汉以前,夜郎国名几乎无文献可考。夜郎之名第一次问世,大约是在战国时期。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楚襄王派将军庄跃讨伐夜郎王,夜郎战败投降。但《华阳国志》的这只言片语的记载少有人知,直到《史记》问世,人们才知道在西南边陲有一个夜郎国。

关于夜郎国的起源,《后汉书》记载了一个传说:不知是哪一年,一天,一个女子在河边洗衣服。突然,一根三节长的大竹子从水中漂到女子的脚边。女子想把竹子推走,但推了几次,竹子仍旧漂回来。女子正要再推,忽然听到竹子里传来婴儿的哭声。她很诧异,于是把竹子带回家,用柴刀破开,竟然在里边发现了一个男婴。善良的女子把婴儿养大成人。婴儿长大后,文才武略样样过人。他凭借自己的才智,迅速在西南崛起,统一了各族,成为第一代夜郎国王,并以“竹”字作为自己的姓氏。

这个传说用带有神话色彩的笔墨生动地反映了夜郎的建国经过。而且,向人们传递了一个重要信心——古夜郎国很可能流行对竹子的崇拜,以竹子为本民族的图腾。在贵州有一个广顺镇,坐落在天马山下,左有美女山,右有郎山、夜合山。当地人代代相传说,夜郎国时的金竹夜郎王府就坐落在这里。当地老百姓称那里的古城池为夜郎王府、竹王府等。“竹”字与“夜郎”的同时存在,也证明了夜郎国“竹崇拜”的猜测。现在,在那里仍可看到残墙断壁旧址。古城池面积为2平方公里,有4个出口,内有两道城墙,用土石筑成。近代,人们在郎山西侧山下垦荒时,还曾挖出金剑、方印、青铜匙等多种文物,也挖出过多处古夜郎的坟墓。

对于夜郎国的考古发掘,使一个奇怪现象出现在人们眼前。从发觉成果来看,夜郎国的国都好像到处都是,除了贵州的沅陵、广顺、茅口、安顺、镇宁、关岭、贞丰、桐梓、贵阳、石阡、黄平、铜仁以外,还有云南的宣威、沾益、曲靖,以及湖南省的麻阳等地方。这些地方都发现有相关文物,而且大多数地方的民间都有关于夜郎国的传说,证明该地曾是夜郎古都。有人因此认为,夜郎国时期战争频繁,疆域不断变动,其国都也不可能长久地固定于一地,应该是不断变迁,经常变化的。

夜郎国从何时开始存在,无从查证,只能根据现有的证据大致推断。而其灭亡的时间,则被认为是在汉成帝河平年间。这一年,夜郎王兴同胁迫周边22个小国反叛汉王朝,被汉使陈立所杀,夜郎也随之被灭。

夜郎古国的四重面纱

自从旅游业在中国兴起,文化旅游越来越吸引人们的目光,作为一个古老文明的国度,作为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组成部分,夜郎国的人文价值开始逐渐被世人看重。一段时间以来,湖南、云南、贵州、四川等地都在争抢“夜郎”的归属权。那么,夜郎国究竟在哪呢?

为了寻找夜郎古国,考古人的足迹遍及湖南、四川、贵州和云南由于在史书中找不到更多的线索,他们希望通过考古发掘让夜郎古国重新复活。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研究,满腔热情的考古学家们难以面对尴尬的现实:夜郎古国神秘的面纱刚刚揭开一角,探寻之路却已山重水复。

近半个世纪以来,对夜郎古国苦苦追寻的人们已经找到了夜郎国确实存在的证据,但遗憾的是,至今仍没有人能见到夜郎的“庐山真面目”。时至今日,夜郎古国至少还存在四大谜:

第一个谜,是古夜郎的疆域和都城在哪里。作为一个国家,不论它是大是小,不论它存在过多久,都应该有一个自己的统治范围,存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要确定其疆域,首先要确定其都城——也就是政治中心的所在。现在,贵州、云南、广西和湖南的一些地方都认为自己的故乡是夜郎国的都城。这些说法都能引经据典,并非子虚乌有。那么,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夜郎国都吗?以前一些学者提出的“夜郎国都在不断迁移”的说法真的正确吗?从古至今,没有任何一个曾经存在过的国家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如此频繁地迁都。因为迁都毕竟是一个需要花费精力、民力、物力、财力的重大事件。

第二个谜,就是谁是夜郎国的统治民族,或者谁是夜郎国人口最多的民族。目前对于这个谜有四种答案。有人说夜郎国的统治民族或者人口最多的民族是苗族,有人说是彝族,有人说是布依族,还有人说是仡佬族。这四个民族都成立了民族学会,为获得本民族是夜郎古国的先民寻找有力证据求证,但还没有任何一个找到了能够一锤定影的证据。

第三个谜,是夜郎国所处的社会阶段是什么样的。夜郎国是末期阶段的原始社会,是早期阶段的奴隶制社会,是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过渡阶段,还是早期的封建社会早期?如果能知道夜郎国所处的社会阶段,对确定夜郎国的历史地位、追寻夜郎国的起源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个谜,是夜郎国究竟存在了多长时间。夜郎国灭亡的事件在史书中有明确记载,但它建于何时,起源于何时,却没有记载。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夜郎国存在了300年左右。但是这种说法没有获得统一认识,没有实际证据。

这四个谜虽然至今没有被解开,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线索。贵州赫章可乐““西南夷””墓葬群的考古发掘,就为解密夜郎文化提供了重要帮助。

彝族默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志》中说,西南夷建立的政权有数十个,其中夜郎国是最大的。西南夷在历史上泛指云贵高原与川西的古老民族,夜郎文化就是西南古老民族文化的代表。

自从可乐地区农民因农事活动发现第一批出土文物以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对此在可乐地区进行发掘,共发掘古墓近400座,出土文物2000多件,其中,战国、西汉、东汉时代都有大量的文物出现。出土的石、陶、玉、青铜、铁、玛瑙等不同质地的农具、生活用品、战斗兵器、装饰品及农耕画像砖、乐工图画像砖等大量文物,充分反映了战国至秦汉时期独特的夜郎民族文化,以及秦汉时期的汉文化与夜郎民族文化相融合的特点。

可乐,在彝文古籍中叫做“柯洛倮(luǒ)姆”,是“中央大城”的意思。这很可能意味着这里就是夜郎国的国都。“柯洛倮姆”在中原史书中记做“柯乐”,后来就演变成了“可乐”。现在,在可乐地区居住的少数民族中,彝族人最多。当地人也说,彝族是最先进入可乐的人。如果可乐真的是夜郎国的国都,那么彝族人很可能就是当初的夜郎国人。

据彝文古文献记载,当时与“柯洛倮姆”齐名的,有成都的“勒姑倮姆”、重庆的“储奇倮姆”、昆明的“勒波倮姆”等等。根据这个线索推断,推断,在战国至秦汉时期,各地的“倮姆”很可能就是属于夜郎国的重要城市。

夜郎国在可乐地区建造城市时,已发展到鼎盛时期。众多同时代的城市遗址表明,夜郎王为了扩展地域,很可能曾携带家眷,率领兵卒,先后在云南、四川、贵州等地区多处建立城池。这也许就是许多地方都被认为夜郎国都的原因。

结合史书记载以及考古发掘的成果来看,夜郎国主要分部在贵州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可乐“西南夷”墓群只能说明可乐当时是一个重要的城市,非常繁荣。如果仅凭名字就说它是夜郎国的国都,理由还嫌不够充分。夜郎国的四大谜题,并未真正解开,神秘的夜郎古国仍需要我们继续探寻。

活在彝族历史中的古夜郎  

在古代中原王朝编纂的史书中,对少数民族以及其他附属国的记述历来非常简略,对夜郎国尤其如此。那些只言片语的记载,让人根本理不清夜郎国起源的头绪。就在人们挖地三尺地搜寻时,有人突然在彝族的文献资料中找到了线索。

彝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有自己的风俗,自己的文字。他们的历史记载,甚至比中原的更连贯,保存得更好。而在他们的文献记载中,竟然有非常详细的关于夜郎国的记述。

根据彝族的史料可知,夜郎之名是以国君夜郎的名字命名的,分为武米、洛举、撒骂、金竹4个历史时期。武米历史时期又分为夜郎、采默、多同、兴和苏阿纳4个历史阶段。夜郎时期,夜郎国只是一个较强大的奴隶制君长国。从国王采默即位开始,以夜郎为首,四周的小国建立起了联盟,并与周朝建立了联系。采默夜郎统治的联盟有5个成员国;多同夜郎统治的联盟有6个成员国;兴夜郎统治的联盟有10个成员国,其中有7个归其直接统治;苏阿纳夜郎统治的联盟有9个成员国;洛举夜郎统治的联盟有10个成员国;撒骂夜郎的盟国有6个,直接统治的邦国有4个;到金竹夜郎时,所统治的邦国达到了39个。

夜郎奴隶制联盟有浓厚的军事性。为了共同的和各自的利益,各联盟国在夜郎国的指挥下作战;战事结束或夜郎国实力衰减时,一些盟国就可能脱离出去,各自为政。当时那里的战争非常频繁,其中有关夜郎的战争最多。

夜郎的最高统治集团由君、臣、师和匠组成。师有些像祭司,又有些像史官,负责讲解道理、规矩,记载历史事件和君的言行,君则按照规矩发号施令,臣和匠按君的命令行事。臣主要管理行政和领兵征战,匠则专管理经济事务,领导生产、建设。由此可见,夜郎有一整套严密的经济、文化、政治和军事制度。

夜郎国人的民族归属,据彝族文献记载,有最早进入夜郎的撒数,以及僰部系、娄部系、濮部系、乜部系,后期还有老苗人。僰(bo)、娄、濮3大部系是后来彝族的主要先民。僰部系中的武部系,彝史文献称为前武部系;娄部系中有武、乍部系。前武部系融于武、乍部系,彝史文献称为后武部系。夜郎的统治民族就是后武部系,是现代彝族的主要先民之一。

中国西南的云、贵、川3省,在远古时期就有早期的原始人类活动。大概相当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初期,势力最为强大的部落酋长希慕返在西南出现了。希慕遮氏的统治历经14代,首领的权力传到了道慕仪的手上。道幕仪将子孙分封为武朵、武默、武博洛、武赤慕、武果勒、武色吞、武古驾、武德布、武陀尼等九部首领。九部首领中,有一些以武陀尼为首领组建了伯部,有一些以恒阿武为首领组建了仲部,还有一些以色麻举楷为首领组建了叔部,分为3部7国。

道慕仪的后人武洛撮做首领,又同时分封了11个部族为方国,与道慕仪时分封的诸侯国相融,称为前武祖,武洛撮号称武米即天君。武洛撮的后人笃慕俄做首领时,以沾益为中心,成为西南最大的君主国。他又分封了武、乍、陋、侯、布、默6个方国,其中武、乍两部与前武祖相融,称为后武祖。后武祖中的武、乍部落被分封于曲靖,史称夜郎。六祖产武乍,武乍产夜郎,这就是前武、后武与夜郎的缘由。

夜郎兴起于夏朝时期,首领因袭前武的称号,也自称武米即天君,历经武米夜郎、洛举夜郎、撒骂夜郎3个朝代,于后汉时在金竹夜郎王朝终结,历时大概有两千余年。

武米夜郎传承于前武祖时期的武米,因此称为武米夜郎。最著名的国王是夜郎、采默、多同、兴与苏阿纳。其中,夜郎正是夜郎国的开国君主。

武米夜郎包括采默、采默鲁里、鲁里娄里、朴娄阿武、阿武撮勾五个方国,其中势力最为强大的是采默夜郎,他也是夜郎国的盟主。除了亲统五部方国外,他还统辖了周围的10个小方国。

多同夜郎起源于武国。武国当时分为九个部落,苏必姆君部就是其中之一。苏必姆的孙子多做首领时,以自己的名字为国名,是为多同夜郎。多同夜郎有5个方国和5个附属国,多同就是他们的盟主。

多同夜郎之后,兴部落强大起来,取代了多同夜郎,成为兴夜郎。兴夜郎拥有近30个方国和附属国,实力非常强大。

兴夜郎后期,西边的苏阿纳部落强盛起来,取代了兴夜郎的盟主地位,建立了苏阿纳夜郎。苏阿纳夜郎是武米夜郎的最后时期,苏阿纳是武米夜郎的最后一位君主。

苏阿纳之后,夜郎盟长转移到佐洛举部落,是为洛举夜郎。洛举夜郎曾经统治了10个方国。但这一代夜郎王朝在首领佐洛举死后就断了香火,来自于武部分支的撒骂继任盟主,建立撒骂夜郎。

撒骂夜郎曾经非常强大,但频繁的战争消耗了这个王朝的实力,它统治下的句町部的幕帕汝舍磨部逐渐强大起来,首领金竹于是掌握了夜郎的军政大权,成为夜郎盟主,建立金竹夜郎。

金竹夜郎统治时期是夜郎国有史以来最强盛的时期,也可能是夜郎国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可惜的是,金竹夜郎的最后一代国王不明智地惹怒了汉王朝,引来了国破家亡的大祸。

夜郎王印与活人坟  

在中国的考古学中,印玺绝对是一项重要内容。奴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印玺一直是权力的象征找到一枚古老的印玺,很可能就可以确定一个传说中的势力。

夜郎国的夜郎王印就是考古学者都在尽心竭力地寻找的印玺。按《史记》的记载,公元前135年,汉武帝派大将王恢率军降服东越,之后派唐蒙劝告邻近的南越归附。他在那里吃到一种名为枸酱的美食。回到首都长安,唐蒙从巴蜀商人那里了解到,枸酱是巴蜀的特产,是经夜郎国的牂牁江运到南越的。巴蜀商人的解释提醒了唐蒙。他建议朝廷顺牂牁江出奇兵,制服南越。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任命他为中郎将,率精兵千人进入夜郎。唐蒙到夜郎后,赐给夜郎王多同许多宝贝,恩威并用,约定让汉朝在夜郎设置管辖机构。后来,南越开始对抗汉朝,被汉军消灭。夜郎王本来依赖南越,此时便立即入朝称臣,被汉朝正式封王,并与滇王同时得到汉朝赏赐的王印。

根据《史记》的记载看,夜郎国应该有一枚中原王朝赐予的印玺。但人们对史记的这个记载并不完全相信,因为夜郎国的印玺从未在历史上出现过。

1956年冬天,云南考古人员在滇池东岸的晋宁石寨山进行考古发掘。有人开玩笑地说:“如果能出现一颗滇王印就好了,石寨山的名气一下子就会大起来。”这本是戏言,哪知道岂知几天后,人们果然清理出一枚金印,上面刻着四个典型的汉篆阴字——“滇王之印”金印完整无损,印背上雕刻着一条大蛇,两眼熠熠放光。学者们考证后认定,这就是汉武帝颁赐给滇王的金印。

滇王印的发现,证明了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汉武帝赐印给夜郎王与滇王”的事是真实可靠的。滇王印的发现,时古代滇国正式复活。那么,夜郎王印又在何处呢?

夜郎王印应该是每朝君王之间代代相传。夜郎灭亡前,这枚重要的印玺应该在夜郎王手中。公元前27年,汉朝太守陈立诱杀了夜郎王。夜郎王的岳父翁指、儿子邪务兴兵复仇。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率领的大军叛变了,拿着翁指的首级投降了汉朝。夜郎国从此灭亡,夜郎王印的下落便成了千古之谜。夜郎王是被杀的,他的夜郎王印很可能在之后被汉朝收回。如果是这样,要找到夜郎王印就成了极其困难的事。

但也有人认为,夜郎王是被陈立引诱出来杀掉的,很可能没有随身携带印玺。后来,翁指被叛军杀掉,但夜郎王的儿子邪务的下落却没有被记载。那么,这颗印就很可能被邪务继承,在兵败后被带走。

上述说法中,任何一种如果符合史实,就意味着夜郎王金印的下落将很难被找到。

俗话说,东方不亮西方亮。就在夜郎王金印被找到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的时候,夜郎王青铜印离奇地出现在人们眼前——贵州镇宁的一位杨姓苗族老人称:他们这一支系的苗族是夜郎王的后裔,他手上有一枚夜郎王自制的大印!

老人手中的印是由青铜铸成的,印面方形,边长为5厘米有余,厚1.5厘米。印面阳刻图文,中央是一个似人非人的图案,3排文字环绕着这个图形排列,字体与汉字不同。老人称自己是夜郎王的第75代后裔,这枚青铜大印是祖祖辈辈秘密流传下来的,一代只传一人,其他人都不知道印在谁的手中保存。

专家已经确认,这枚青铜印确实是汉朝时期的重要文物。因为印是青铜制造,明显不是汉朝赐予的金印,很可能是夜郎王在获得朝廷赐印前自制的印玺。如果真是这样,这枚大印的价值并不亚于当年汉武帝赐予夜郎王的那枚仍未现身的大印。那么,镇宁真的是夜郎王族最后栖息的土地吗?

在镇宁,有一个叫蒙正的村落。“蒙正”,在当地语言里是“遗留下来”的意思。这里的人每年都要举行一次祭祖活动,而祭祀的对象却只是山坡上一些残破的小石洞。这些小石洞有一个古怪的名字,叫做“活人坟”。当地人说,那里不是埋葬死人的,而是埋葬活人的,他们的祖先就是当年埋在活人坟里的人,后来从坟里跑了出来,繁衍出现在的后代

据传说,古时这里发生了战乱,青壮年要应征去打仗。他们担心老弱病残和孩子无人照顾,死了也没人埋葬,于是就盖起了活人坟,将活着的亲人放进去,并在里边摆放了一些食物。活人坟里的人在吃光食物后,就要等待死亡的到来。

这些石洞完全由石板砌成,高约1米,宽约0.8米,长近3米,十分坚固。坟墓大体结构是一样的,在墓主人头顶部位,都留有一个高台,用于摆放食物。在靠外面一侧留有通气口,如果墓里面是男人,通气口就在左侧,如果是女人,通气口就在右侧。

如此奇特的事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来对待自己的亲人的?难道真的是年轻人都去打仗,所以提前安葬亲人吗?那么,年轻的妇女难道不能承担照顾家人的责任吗?

有学者解释,活人坟与夜郎国有关。夜郎国被汉朝灭亡后,首领带着夜郎国的军队逃到一现在的蒙正村一带避难。

经过200多年的时间,这些夜郎国后裔使自己的部落又繁盛起来,逐渐发展壮大。、到大约公元100年的东汉末年,蜀国统治了包括蒙正在内的巴蜀以及贵州。当时,夜郎国遗留下来的后裔已经强盛。他们兴起复国的想法,发动了战争。结果,夜郎后裔大败,被蜀国俘虏了 2000多人。蜀国为防止夜郎人再次造反,命夜郎王族迁往汉中。

陕西汉中距离贵州镇宁县两千多里,道路崎岖,距离遥远。夜郎人中的老弱病残显然不可能在这样的迁徙中活下来。所以,族长让无法进行长途跋涉的人留了下来,决定让他们安息在蒙正,修建了活人坟。

也可能,所谓的活人坟是夜郎人想出来的计策。他们修了活人坟,留下气孔和食物,安排一部分人躲在里边掩人耳目,等蜀国军队撤军后再出来。活人坟中的一部分人躲藏了几天后,悄悄走了出来,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也就有了现在的蒙正村居民。

这个解释,也正好能说明为什么夜郎王青铜印会在杨姓老人的家族中以秘密的方式流传到今天。


夜郎大事记  

“三皇五帝”时代初期,希慕返在西南建立政权。其后人武洛撮为王时,分封诸侯,夜郎国因此诞生。 

夏朝时期,夜郎王朝兴起,首领称武米即天君。夜郎国从此经历武米夜郎、洛举夜郎、撒骂夜郎、金竹夜郎4个王朝。  

战国时期,楚襄王派将军庄跃讨伐夜郎王,夜郎战败投降。  

汉武帝时,汉武帝派人寻找大夏国,途经夜郎。夜郎王问汉使:“汉孰与我大?”从此留下“夜郎自大”的成语。  

汉成帝河平年间,夜郎王胁迫周边22个小国反叛汉朝,被汉使陈立所杀,夜郎随之被灭。

 


*.神秘消失的古国——邛都


在历史的缝隙中寻找它的痕迹——邛都  

邛都,滇国北方诸国中的强国。它在历史上只留下了传说和稀少的遗址。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古国,我们已经难以知晓。


邛都与传奇  

对于邛(jiāng)都这个古国,我们知之甚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它存在的证据只凭《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的一句话:“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滇国以北,还有数十个小国。这些小国中,邛都国最为强大。以前,许多人会怀疑司马迁的记述是错误的。但随着滇国、夜郎国存在的证实,人们不能不承认《史记》对历史的记载是极为严谨的。因此,人们也不敢否定邛都国的存在了。  

据《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载,邛都在汉武帝时被西汉征服,设邛都县。不久,邛都国的所在塌陷了,成了沼泽汪洋,改名为邛池,南方人则称之为“邛河”。公元前111年(西汉元鼎六年),邛都反叛,汉兵自越嶲(guī)水兴师讨伐,杀死邛都王,将邛都改为越嶲郡。邛都一带土地平坦,能够种植水稻。邛都人喜欢游荡、唱歌。

“邛都”这个名字的来历,有人根据《史记》说是因为其地陷为沼泽汪洋而得名的,民间传说也说,邛都“方四十里与城一时俱陷为湖,土人谓之‘陷河’”。这种观点其实是错误的。邛都的得名,显然早于它变成泽国之时。先有邛都国,后又邛都郡,其后,邛都成为泽国,再往后,邛都人造反被镇压,变为越嶲郡。但是,邛都的得名,确实是与其塌陷有关。所谓“邛”,在越人后裔之一的壮族语言中,就是“下陷”的意思。邛都之所以得名,必然与“下陷”有关。地形的变化,是有一定过程的。大概在邛都突然变成泽国之前,当地的地形就比周围要低。  

关于邛都国塌陷为泽国一事,还有一个神奇的传说。相传,邛都国被改为邛都郡后,郡里住着一个老婆婆。老婆婆家里很穷,没儿没女,孤苦无依。但没多久,寂寞的生活被打破了。不知从哪一天起,每次吃饭的时候,就有一条头上有角的小蛇出现在老婆婆床下。老婆婆怜爱小蛇,就将饭菜分出一些来喂它。小蛇在老婆婆的喂养下,迅速长大,很快就长到一丈多长。  

蛇长大了,胃口也就大了。生活贫困的老婆婆根本不可能满足蛇要填饱肚子的要求。于是,这条蛇就常常自己寻找食物。当时,邛都人都很穷,谁家也没有能让蛇果腹的食物,只有邛都县令家有一匹高头大马,这引起了蛇的注意。趁人不备,蛇一口将骏马吞进肚子里,然后溜走了。县令大怒,责令老婆婆把蛇交出来。老婆婆吓得六神无主,哭着说:“蛇平时都在床底下。”县令于是命人去床下搜索,并没有看到蛇的踪迹;又命人挖地三尺,还是找不到那条蛇。无处撒气的县令迁怒老婆婆,将其杀死了。  

蛇躲在密林里消化完食物,回到老婆婆家,发现老婆婆被县令杀死了,立即显灵,瞪着县令,大声责问众人:“为什么杀我的母亲?!我一定会为母亲报仇!”  

从此以后,邛都县的人每天夜里都能听到好像打雷刮风一样的声音。这种声音一连持续了四十几天。之后,邛都人见面时,都会惊讶地指着对方问:“你的头上怎么有条鱼?”在他们的眼里,每个人头上都有一条鱼,而他们自己也是这样。  

这天夜里,就在人们熟睡的时候,邛都县城与周围方圆四十里一齐塌陷下去,成为湖泊,邛都人都变成了人形而头戴官斤的鱼,只有老婆婆的房子没有塌陷,到今天仍旧存在。渔人捕鱼时,想要休息、住宿,都会停靠在那里,住在老婆婆的屋子里。不管有多大的风浪,只要停在房子旁边,便会风平浪静没有任何危险。风静水清的时候,人们还能看到水底城墙楼宇的样子。到了水浅的时候,潜入水下,便可以取得旧木头,坚硬,光亮,色黑如漆。一些人常把它当作枕头送人。

大石墓与它的谜  

在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县安宁河谷,有一种少有的奇观:在浅山之间,耸立着五座用巨石砌成的坟茔。这些坟茔的墓槽宽1~1.5米,长4~10米,四周用大石嵌砌;墓槽上部平铺5~8块扁平巨石。  

这种巨石墓,在中国只安宁河谷的攀西才有,可以与“僰(bó)人悬棺”相媲美。除米易县,在安宁河畔的西昌、德昌等地也有这种神秘的巨石坟墓。这种坟墓被称为大石墓,当地人则称之为月鲁坟。月鲁,据说是一位力大无比的天神。他的指甲和毛发脱落下来时,地上的人们必须建造坟墓埋葬,于是,安宁河谷就到处有这种大石墓保留下来。还有人说,大石墓是明朝初年反抗朱元璋而被杀的月鲁贴木儿的葬身之地。但这个说法无法解释为什么有许多大石墓在当地出现。当地的一些彝族人则称大石墓为“濮苏乌乌”,说大石墓是彝族的祖先进入攀西前,居住在这里的一种矮人居住的石头房子。而一些汉族人则将大石墓演绎成了仙人洞,说里边住着神仙,人们有什么危难,只要在大石墓前敬香烧纸,神仙就会走出墓来帮人渡过难关。  

这些当然都是神话和传说,没有科学依据。随着考石发掘和考古研究的不断深入,大石墓的神秘面纱才逐渐揭开。  

大石墓确实是坟墓的一种特殊造型。这种坟墓,采用天然石块垒成墓室、墓道,再以平整的大石为顶,所用石块都非常巨大。在大石墓中不止埋葬一个人或一对夫妇,而是按亲缘关系,整个家族或部落男女老少同葬一墓,人人无棺椁,无分隔。同一家族或部落的人很少同时死亡,因此,需要多次开启墓门将不同时期死去的人放进家族的墓中安葬。随葬品大多是装饰品和简单日用品,时代比较早的大石墓有陶器随葬品,晚期则有一些金属制品随葬。  

大石墓采用巨石作材料,而这些巨石都未经人工加工,重的达上万斤,轻的也有数千斤。即使在今天,如果不借助机械,也没办法挪动这些巨石。那么。当年建造大石墓的人又是怎样用这些巨石建造坟墓的呢?原来,他们在墓旁修了一条土做的坡道,再用绳索、滚木、撬棒将巨石通过坡道拖到预定位置。  

大石墓的使用时间比较长,可以分为早晚两期,最早是从春秋中期开始,最晚是到西汉末年消失,一直延续了500多年。  

那么,是什么人建造了这些大石墓呢?通过多年的研究,专家们认定,大石墓墓主就是曾经在《史记》中留下踪迹,却不知其来源和去向的邛都人。  

西汉末年,汉武帝降服邛都国,设置了越嶲郡。后来,邛都人的首领任贵杀死了越嶲太守,自封为邛谷王。汉皇没有降罪于任贵,反而承认了他自取的封号。这一方面是因为邛都位置偏远,一方面也是因为邛都的势力比较大。  

当年,邛都人就居住在攀西地区,他们是这一地区最大的民族,而位于安宁河谷的西昌在古代就叫做“邛都”,其旁边还有一个叫邛海的高原淡水湖。这一带就是邛都人的聚居之地。大石墓中出土的稻谷、稻叶痕迹和铜镰以及在安宁河谷内发现的几处大石墓遗址附近的房屋建筑遗迹等,都与邛都人“耕田,有邑聚”的记载相吻合。  

从大石墓的墓葬形式看,攀西地区所存大石墓有200多座,按每座墓葬入80~90人计算,入葬的人数在两万人左右。 

根据《华阳国志》记载,邛都人后来被编成“七部营军”,驻守在安宁河谷。那时,他们已经放弃了用巨石构筑坟墓的习俗。那以后,邛都在文献中便杳无踪影了。  

大石墓中出土的兵器非常少,而且很小,邛都旁边的古蜀国、滇国等则都是用大量青铜兵器武装起来的剽悍民族。那么,邛都人是如何在安宁河谷安居了四五百年的?邛都人是什么人种,从何而来?他们最终是彻底灭绝,还是融入另一个民族,或者是演变成了今天的哪个民族?蜀、滇的王都有自己高级别的墓葬,为什么邛都国的王始终与他的同胞长眠在一起?虽然有关大石墓的谜团已经揭开了不少,但在谜底没有完全揭开之前,对大石墓的探索不会结束,对邛都的寻访也不会结束。


邛都国大事记  

汉武帝时,邛都被西汉征服,设邛都县。不久,邛都国塌陷,成为沼泽汪洋。  

公元前111年(西汉元鼎六年),邛都反叛,汉兵自越嶲(guī)水兴师讨伐,杀死邛都王,将邛都改为越嶲郡。

 

贵州疑现古夜郎陪都苗族老妇破译神秘图案- 搜狐

    

苗族老妇一眼破译神秘图案,专家由此推测镇宁一古城可能是古夜郎“陪都”。近日,贵州镇宁自治县江龙镇一支自称为夜郎王后裔的蒙正苗族聚居区,发现了数十个雕刻精美的赏凳石。奇怪的是,几户收藏赏凳的汉族、布依族主人却不识赏凳上的图案,唯有蒙正苗族妇女,一眼便能破译上面图案的内容。而对于赏凳石上的几幅兵器、军士的图案,相关人士怀疑,它们可能与古夜郎国的军事有关。


赏凳石上发现古代军士

8月8日中午,记者来到发现这些石赏凳的镇宁自治县江龙镇杨柳村。据了解,杨柳村除居住了少量汉族、布依族外,主要居住了蒙正(遗留下来之意)苗族。

在杨柳村杨柳坝村民组黄志会家,记者在石坎子左右两边,看见摆放的2个雕刻精美的方形赏凳石。每个赏凳石只有正面、左右两面3幅图案,除5幅是一些动物与植物图案外,另一幅是植物与3把古代兵器月牙形的戟相融在一起的图案。

而在距黄志会家约2公里的杨柳村大干仗村民组,村民陈福全家也有2个赏凳石和9个支撑房屋木柱的柱石凳。上面的数十幅图案中,大多都是动物、植物。其中,4幅图中出现了古代兵器和军士的图案。据了解,在杨柳村,还有两户村民家中收藏有这种赏凳石。


神秘消失的古国:蜀国邛都

苗族妇女破译神秘图案

据了解,村民黄志会属于汉族。他说,200多年前他的祖先搬到这里时,发现附近的大干仗村民组有一座古城,城墙内一片荒凉。在诸多残败的地基里,有许多雕刻精美的赏凳石,在修建房屋时,祖先们便搬了几块到家中。而村民陈福全家属于布依族。他们家赏石凳的来历跟黄志会家一样。 

对于赏凳石和柱石中的图案,黄志会和陈福全都说,他们一直不知道是什么内容,只觉得好看。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居住在这一带的自称为夜郎王后裔的蒙正苗族妇女却能看懂这些赏凳石上图案。由于平时蒙正苗族与当地布依族、汉族少有往来,所以他们并不知道这几户人家当中收藏了这些赏凳石,前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些赏凳石才被蒙正苗族所知。 

王正英,今年64岁,是蒙正苗族妇女中雕花刺绣的一把好手。当天,指着赏凳石上一幅幅图案,王正英与几位上了年纪的蒙正苗族妇女一一向记者解释说,这是山蝴蝶,这是水蝴蝶,这是银钩花……她们说,就是现在,她们也将这些花纹图案绣在自己的服饰上。


神秘消失的古国:蜀国邛都

神秘古城为夜郎“陪都”?

早在2006年6月,镇宁自治县江龙镇杨柳村便发现了一座神秘古城,这座神秘古城就修建在大干仗杜村民组一座高高的山上,面积约10平方公里。山头西面是万丈绝壁,东、南、北三面则以三道城墙作为三道防线。要想进入第三道城墙的防区,必须要先经过第一道、第二道城墙,由此不难看出,第三道防区应该是这座古城的心脏。

据现在居住在城墙里面的布依族、汉族以苗族同胞们说,他们的先祖是在明清时期搬到这里来居住的。搬来以前,这座古城早已存在。不过,那时是一座空城。关于这座神秘古城,长期潜心研究夜郎史的专家、贵州大学历史系教授田玉隆经过实地查看后说,在贵州范围内,他还没有看见过规模这样宏大的古城。神秘消失的古国:蜀国邛都

悉知杨柳村发现大量赏凳石、而收藏者不识图案内容唯有蒙正苗族妇女能识的消息后,镇宁自治县竹王文化研究会会长杨文金经过实地考察后提出了他的观点。他认为,位于大干仗村民组的神秘古城很可能就是夜郎王室后裔们被打败后躲避修建在此的“陪都”。对此,杨文金引经据典,并用当地发现的大量“活人坟”作为佐证。

图案上疑为夜郎士兵

据《汉书·西南夷传》记载:公元前25年,夜郎国最后的一个王“兴”被牂牁太守诱杀后,他的儿子邪务组织二十二寨苗民继续抵抗,被打败后就逃到一片深山里躲避,夜郎国从此神秘消失。到了三国时期,“兴”的后世家族逐渐强盛起来。《三国志》记载:诸葛亮的部将张嶷带兵平息牂牁郡后,“兴”的后世家族部落又起兵造反,张嶷领兵再次讨伐,俘虏了二千人,全部遣送汉中。

杨文金说,“兴”的儿子邪务抵抗牂牁太守失败后,便带领余部逃到大干仗,根据地形修建了有三道城墙护卫的城池作为夜郎“陪都”,刚刚发现的赏凳石可能就是这个时期雕刻的。三国时期,诸葛亮的部将张嶷打败了夜郎“陪都”里夜郎后裔后,便将这支族人全部迁走。而蒙正苗族中,也有“祖先被迁走他们被遗留下来”的传说。由于老人和小孩走不动,头人们便在大干仗一带山坡上做了数量惊人的“活人坟”(目前还有遗迹),让老人和孩子躺在里面,吃完准备好的少量饭食后等死。但待官家和青壮年族人走后,一些老人和小孩从“活人坟”里爬了出来,因不敢在原住地居住,他们就迁往后面海拔最高的蜂糖大山上居住。数百年后,这些遗留下来的蒙正苗族才渐渐搬到现在的山下杨柳村来居住。

神秘消失的古国:蜀国邛都

杨文金说,蒙正苗族远古时期记事的方法是,将图案符号用刺尖刺在厚实的一种木叶上,晒干后珍藏,后来便将符号图案雕刻在石头上,再后来,妇女们便将它们绣在了自己的服饰上。杨说,由此便可解释,为何收藏赏凳石的汉族和布依族同胞不识上面的图案,而蒙正苗族妇女却能一眼就能“读懂”。

杨文金说,古代大户人家中的赏凳石,一般都雕刻的是花鸟虫鱼及其他动物植物的盘图案,雕刻有兵器、军士的少有,赏凳石上的兵器、军士是否与夜郎军事有关,这还需要专家考证。(贵州商报《老妇破译神秘图案:古城是夜郎陪都》)

 


*.神秘消失的古国:滇国.南诏.大理

 

神秘消失的古国——滇国 

 

 “不知有汉”的国度——滇国  

璀璨的滇文化,是滇国人在历史长河中的伟大创造。它就像一颗耀眼的明珠,在历史的尘埃中沉睡了两千多年。今天,抹去尘埃的它再次发出夺目的光芒,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呼之欲出的滇国  

“夜郎自大”是一个流传甚广的成语,许多人都知道它的典故。可是,“不知有汉”,夜郎王并不是第一人。在他之前,滇王就曾问汉使:“汉孰与我大?”之前,中原不知有滇,滇人不知有汉。两个在各自势力范围内可以说第一强的过度,彼此相邻却互不所知,不能不让人感叹远古时代是一个多么闭塞的时期。  

更为令人诧异的是,在汉朝发现滇国之后,没过多少年,这个古国就消失了,尽在《史记》中留下只言片语。后代人中,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确定滇国是否存在。  

云南昆明南部的江川县李家山,有一片低矮的山丘。就连当地的人也不知道,这片土山竟是一部历史巨书,它记载着2500年前古滇国的辉煌。  

早在20世纪二十年代初,李家山村民就偶尔在山上捡到雨水冲刷出来的青铜器和玉饰。20世纪六十年代初,当地村民修造梯田时,更是挖到一部分中小型墓葬,得到一批青铜器。  

考古专家闻讯赶到,进行了初步的发掘工作,两个月时间内共清理发掘古墓27座,出土1300多件文物。这些文物大大多是精致的青铜器及玛瑙、玉石装饰品,均属春秋战国至东汉初期之间。其中,青铜器文物有1000余件,价值也最高,有戈、啄、狼牙棒等武器,也有壶、尊、洗、案等生活用品,还有锄、削、凿、纺织工具等生产工具以及鼓、葫芦笙等乐器。当时就有人推测,这些古墓群的主人可能就是《史记》中所记载的滇国人。但是,自从《史记》提到滇国后,就再也没有一部史书写道滇国,因此,许多人怀疑司马迁的记述并不符合史实,认为滇国并不存在。那么,这里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滇国所在地呢?仅仅凭当时发掘出来的墓葬和文物,人们还无法断言这里就是滇国,也无法断言滇国确实曾经存在。  

据《史记》记载,公元前109年(西汉元封二年),汉武帝曾赐给滇王一枚王印。如果能找到这枚王印,那么一切谜底就都可以揭开了。那么,这枚王印真的存在吗?它又在哪里呢?  

时间到了1954年10月,人们在与江川县相邻的晋宁石寨山发现了古遗址和古墓地。次年3月,考古工作者对其进行了首次发掘,出土了100余件刻铸有各类人物形象和活动场景的青铜器。尽管当时已知这些青铜器大致是战国时期到西汉时期的制品,而且上面的人物形象和生产生活场景与内地发现的同期或早期青铜器所表现的内容完全不同,属于云南古代民族所有,但并没有人想到将这些遗物可能会与古滇王国有关。不过,由于这次发掘成果显著,人们有在1956年进行了第二次发掘。  

第二次考古,发掘了20座古墓。其中,第一座古墓长3.40米,宽2.30米,深2.58米,墓内存放着一具制作精美的朱黑漆棺,随葬品有金器、银器和铜器等共计137件,以青铜器最为丰富,有古代记载国之大事的青铜重器,还有各种人物、屋宇、模型、饰物和贮贝器;有代表墓主尊贵身份的编钟和随侍铜俑;有各式兵器如戈、矛、剑、戟等;生活用具有铜镜、炉、釜、熏炉等,数量众多,种类复杂,显示了墓主的富有和显赫身份。当将要清理到棺底时,突然在随葬物中闪现出一枚亮铮铮的金印。拂去尘土,只见上面清晰地刻着四个篆字:滇王之印!滇国存在与否之谜终于有了答案——《史记》的记载是正确的,点过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

经过几十年的沉寂,19世纪末,考古工作再次展开。考古工作者再次清理出古墓58座,出土文物2066件(套)。文物中主要器物有铜鼓、铜贮贝器、铜俑、铜编钟等礼器;铜狼牙棒、铜鱼、铜矛等仪仗器和兵器;铜铃、铜策、金钏、玛瑙扣饰等装饰品及生活用具,以及用金、玉、绿松石等制成的各种珠管和扣缝缀在纺织物或毛皮上形成的“珠襦”等,其中的大墓还出土了金簪、金兽饰、金剑鞘等金器。经过专家鉴定证实,这些古墓确实属滇文化类型。由此,人们可以认定,在古代,确实有滇人在这里生活。  

由于历史条件和特殊的地理位置,云南一带自古以来就成为多民族和多种文化的汇集地,滇国青铜文化吸收和融合了不同地区和民族的文化精华。如铜桶、靴形铜斧等可能受到东南亚青铜文化的影响;动物纹扣饰及成套的马饰,与北方草原文化有密切关系;兵器中的铜戈、矛等,则是依照中原地区制作的;铜铠甲、有翼虎带钩等和中亚、西亚文化有关。广取博采,兼容并蓄,是古滇文化发达的重要原因。  

两千多年前,古代越系民族中的一支渐渐占据了以滇池地区为中心的云南中部及东部地区,大致包括今昆明市全部,曲靖和玉溪大部,红河州、楚雄州和文山州的一部分地区,形成了一个以越系民族为主体的滇民族。 

公元前300多年前,中原大地烽烟四起,群雄逐鹿。楚威王为开疆辟地增强国力,与强大的秦国抗衡,派大军南征,欲将西南夷之地纳入楚国的领地。大约公元前286年(楚顷襄王十三年)前后,楚国大将庄蹻(jué)奉命率数万大军出湘鄂,平定了巴、蜀、黔西地区,到达梁州(今云南昭通盐津一带川滇交界处)。  

在梁州,楚军遭到当地土著猛烈抵抗。土著人凭借天险牢牢守住山道,来自平原的楚军将士一筹莫展。庄蹻凭着指挥得当与先进的武器,最终击败土著人,直奔滇中杀去。滇池各大小部落则联合起来,利用山地、森林与楚国正规军打起了游击战。庄蹻稳扎稳打,以武力平定了诸部落的抵抗,在滇池沿岸扎下了坚固的营盘。  

几个月后,庄蹻再次率军出击,一举平定了洱海周围的昆明部落,而后继续东征,直打到今曲靖一带,滇中、滇西、滇东、滇东北数千里之地先后纳入庄蹻麾下。收服西南的任务完成了,楚军准备班师回国。正在此时,庄蹻得到消息:就在几年前庄蹻率军横扫西南的同时,秦军也随后而来,曾被庄蹻平定的巴、蜀、黔西等地已被秦军夺取。  

这时的秦国,实力已经凌驾于其他六国之上,庄蹻要想打败秦军,杀出一条回国的血路,已经不可能了。无奈之下,他只好率军返回滇中等待时机。  

远征军征战数年,如今又归途受阻,一时军心涣散,人心不稳。庄蹻左思右想,只好下令全军入乡随俗,穿上当地民族服装,遵从当地民族风俗,融入当地社会中做当地百姓。 

几年之后,庄蹻的数万大军不再是持矛执戟的战士,却变为地道的当地百姓了。他们首次将中原文化大规模地传至滇中,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冶炼技术、建筑艺术等。  

新鲜血液的加入,使滇人的文明发生了质变,滇中地区迅速繁荣起来,势力不断扩大,庄蹻众望所归地成为滇人部落之王。  

这时,秦国一面忙于“扫六合”,一面派军进攻滇中。以庄蹻为首的滇人部落拼死抵抗,依靠地利、人和大败秦军,将秦军打回巴蜀。从此,滇中归于平静。  

看到滇人部落日益强盛,庄蹻萌发了建立国家的念头。凭自己很高的威望,庄蹻与滇池各部联合,成立了滇国,登上国王宝座。  

庄蹻建立的滇国,是滇中地区第一个统一的王国,势力范围北起南盘江,南至红河,西抵澜沧江东岸,在历史上存在了100多年。  

公元前109年(西汉元丰二年),汉武帝刘彻为打通从四川到西域的“蜀身毒道”,发兵进攻滇国。滇王举国归附,汉武帝正式承认滇国,并赐刻有“滇王之印”字样的王印一枚。至此,滇国纳入汉朝版图。  

西汉末年,汉族人大量移民云南,郡县制得到巩固,滇王的地方政权被逐步取代。到东汉中叶,滇国已完全销声匿迹了。

 

神秘独特的滇文化  

滇国地区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适宜人类居住,而且因崇山峻岭而与中原隔绝,因此养育了独特的滇文化。滇国人很少受中原传统礼教的束缚,这在青铜文化中反映出来。  

滇国青铜器,无论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法,都显得更加开放和富有创造性,以丰富多彩的内容、生动活泼的表现形式、精湛的制作工艺和独特的民族风格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就以器物和种类而言,无论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兵器、乐器还是装饰品,滇国人样样都用青铜制作,而在中原地区,青铜器多只限于兵器和礼器、乐器。尤其是滇国青铜器上的装饰图案,多为大自然中的动、植物图像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典型情节,很少有艺术的夸张和神秘色彩,大到虎豹、小至蜜蜂甲虫,刻画得十分细致逼真、生动。滇国特有的“贮贝器”,里面往往盛放贝壳。这种青铜器在我国其他地区都极为罕见。器内贮藏的贝壳,属“环纹货贝”,产于太平洋和印度洋,是云南各民族的重要货币。使用贮贝器来贮藏贝壳,就是滇人象征拥有财富的特有习俗。  

与中原的国之重器鼎相对应,滇国也有自己的国之重器——铜鼓。滇国铜鼓制作精美,纹饰繁缛(rù):鼓面有太阳纹、晕圈,装饰翔鹭;鼓身分为胴、腰、足三部分,胴、腰部分往往装饰羽人、舞人、舟船、牛等花纹。  

铜鼓原本是权力的象征,是原始部落祭祀、赏赐、进贡的重器。在滇人的宗教信仰中,认为凡人可以通过击鼓与神灵沟通。因此,他们在祭祀中一定要击鼓。此外,铜鼓还是用于号召部众进行战争、传信集众、婚丧喜庆、歌舞娱乐等活动的重要工具。同时,铜鼓又是滇国贵族的重要乐器。  

李家山古墓群出土的“牛虎铜案”是滇国青铜文化的杰出代表,是天下无双的国宝。“牛虎铜案”是滇国当年祭祀时盛放牛羊等祭品的器具,高43厘米,长76厘米,重17公斤,形状为一头站立的大牛,四蹄就是案腿,前后腿间有横梁连接,以椭圆盘口状牛背作案面。大牛腹下站着一头一小牛。大牛身后是一头猛虎,咬住牛尾,四爪抓住大牛的后胯。大牛颈部肌肉丰满,两只巨角前伸,给人一种头重尾轻的感觉,但其尾部铸就的猛虎用一种后坠力使案身恢复平衡。大牛腹下横置的小牛更增强了案身的稳定性。  

“牛虎铜案”的最大价值在其艺术风格上。它充分利用对比、反衬、烘托的手法,把牛与虎的神态、动作刻画得惟妙惟肖,反映了滇人独特的艺术审美风格。  

滇国人在制造青铜器时,已经掌握了合适的铜锡比例,而且不同的器物有不同的配合比例,并知道用分范合铸的办法塑造人物、动物及壮观的场面,制范工艺及浇铸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  

图腾崇拜在滇文化中表现得非常强烈。图腾通常被视为吉祥物,灵物和氏族标志,是灵物崇拜的一种;而图腾神则被视为保护神,他们既是氏族、部族、甚至民族的始祖,又是某种地位很高的自然神。它是多神崇拜中的祖先崇拜与自然崇拜的混合产物。各个部族、民族都有自己崇拜的图腾,以祈祷保佑安康、兴旺、发展和威慑邪恶的力量。

中原人崇拜龙,契丹人崇拜狼,滇人则崇拜蛇,认为蛇是农耕之神,认为自己是蛇的子孙,并因此逐渐发展和形成了独特的蛇文化。从蛇图腾的超人的神力,如祭礼仪式所表现的,到震慑力,如青铜兵器反映的蛇头纹钺、蛇形剑鞘,一直普及到生产、生活中的蛇头銎铲、蛇头纹叉和名目繁多的扣饰,以及蛇纹身。他们视蛇为保护神,相信蛇神能保佑他们战胜敌人和灾难,能驱赶邪恶和疾病,达到清吉平安与发展。  

璀璨的滇文化,是云南各民族先民在历史长河中的伟大创造。它就像一颗耀眼的明珠,在历史的尘埃中沉睡了两千多年。今天,抹去尘埃的它再次发出夺目的光芒,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揭秘滇国血祭  

在古老的滇民族中,有着各种各样在今天的我们看来非常奇怪、残忍的习俗,其中之一就是流行血祭。  

古滇国时期,西南山区各部族间战事频繁。他们之间的战争却并非为了攻城略地。而是为了掠夺奴隶、抢劫财物或是降服异族并迫其纳贡。  

两千多年前,滇池一带不仅生活着滇人,还生活着以“昆明”为族名的昆明人——云南昆明市的名称正是由此而来。滇族与昆明族之间经常爆发战争。滇人当时势力强盛,但是昆明人也是历来以强悍和“善盗寇”而著名的,滇人并不总是能在战争中获得胜利。原始民族敬重勇士的思想是朴素的。他们承认昆明人的勇敢,因此非常喜欢用昆明人的热血来祭祀神明,取悦上苍。仅仅为了祭祀的目的,滇人也会主动进攻昆明人,掠夺奴隶以及贡品。  

相比于更为原始的昆明人,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滇人在战争之前往往就进行周密的准备。而且,点国人的军队整齐划一,前排是射手,手中握着弓和从中原地区买进的弩。他们还有骑兵,骑着鞍辔齐备的战马。身穿轻甲,左冲右突,速度快,反应灵活。面对装备精良、战术先进、准备充分的滇军,昆明人的胜算是很低的。  

反抗者的头颅会被滇人割下,挂在马上或者提在手中,而投降者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滇人在胜利后,会展开像狂欢节一样的劫掠。不仅是牲口圈中的牲畜,有躲在屋子里的妇女和儿童也会被统统作为财富带走。然后,部落里还活着的成年昆明男子会被集中到一起,带回滇人的领地。妇女和儿童会被作为奴隶为滇人纺织和放牧,成年的男性昆明人则会被挑选,被买卖。但是,其中总有健壮勇武的,会被留下来。这样的战俘会被滇人用于最神圣的场合用于活祭。  

天气晴朗的初春,对于滇人来说有重要意义。再过不久,就是一年中的播种时节。同时,春天到来,万物繁衍,滇人的婚配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当祭司们选定日子后,不幸的昆明囚徒会被从牢里拖到一个空场里,绑在柱子上。空场中央立着三个叠放的大铜鼓,象征着农业之神,鼓面多饰有光芒四射的太阳纹,代表了天,鼓身上刻、铸的各种场景则代表了人间的生活。这个昆明囚徒将被滇人作为活祭献给农神。主祭的祭祀是女性,这大概是因为滇人当时刚刚走出母系氏族公社制度的缘故。主祭者头发向后梳理得平整光洁,在额前中分为两半,在颈后束成银锭形的发髻,身穿对襟无领、衣长及膝的长衫,通身珠光宝气。在她的指使下,囚徒的头颅被一刀砍下放在祭器中,囚徒的鲜血洒在土地上,在滇人看来将会让神明肥沃土地。滇人热切盼望着用敌人的鲜血换取庄稼的茁壮生长。众所周知,腐败的动物遗体会让土壤更肥沃。滇人不知道其中的原理,单纯地认为是人的血肉让神因喜悦而赐福。  

祭祀的仪式完成后,男女就可以在桑林中自由媾(gòu)合,以求阳光普照、万物繁衍、人丁兴旺。  

活祭的场面在今人看来那样残酷,却被古代滇人视为理所当然。滇国的能工巧匠们用青铜将活祭的场面铸造成型,在大量青铜器上作为装饰。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对那血腥、蛮荒的世代有更多的了解。


滇国大事记  

约公元前286年(楚顷襄王十三年),楚将庄蹻(jué)奉命率军征西南,因被秦军阻挡归途而滞留当地。庄蹻下令全军入乡随俗,自己成为滇人部落之王,后又与各部落联合,建立滇国,成为第一代滇王。  

公元前109年(西汉元丰二年),汉武帝派兵进攻滇国。滇王归附,汉武帝赐给滇王一枚刻有“滇王之印”字样的王印。至此,滇国纳入汉朝版图。

 

神秘消失的古国——南诏   

 

云南的王者——南诏国

叶迦独避祸远走,竟成南诏王之祖  

隋唐时期,在今云南地区错杂散居着许多部落,名号繁多,难以胜计。就种族来说,主要有白蛮与乌蛮。

唐初,乌蛮大体仍过着畜牧生活,还不会纺织,男女都用牛羊皮制衣,其社会发展较白蛮落后。从7世纪初叶到中叶,乌蛮征服了当地的白蛮,建立起六个诏。乌蛮称王为诏,六诏就是六个王国。六诏是:蒙舍诏,在今巍山县境,因地居最南,故又称南诏;蒙嶲诏,在今巍山县北部,为蒙舍诏北邻;越析诏,在今宾川、风仪二县;邆赕(téng dǎn)诏,在今邓川县;浪穹诏,在今洱源县;施浪诏,在邆赕诏东北。

公元654年(永徽五年),蒙舍诏张乐进求让位于为避仇来到南诏定居的细奴逻。细奴逻即位后,遣子入唐为质,以求得到唐的保护。

7世纪70年代以后,吐蕃势力进入洱海湖区北部。南诏距离吐蕃最远,受威胁较小,因此仍依附于唐朝。唐朝为了抵御吐蓄,大力支持南诏进行统一战争。公元713年(开元元年),玄宗封南诏皮罗阁为台登郡王。公元729年(开元十七年)2月,唐打败吐蕃,攻下昆明盐城(今盐源)。六诏中的邓赕诏、浪穹诏、施浪诏依附于吐蕃,而越析诏、蒙崔诏及蒙舍诏


(南诏)归附唐王朝。

到南诏王皮罗阁时,南诏实力最强,打算一统六诏。唐王朝为减轻与吐蕃接壤的边患,鼎力支持南诏统一各部落。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南诏先后征服了西洱河地区的白蛮诸部,取代了“白子国”,并灭了其他五诏,统一了洱海地区,建立了统一的南诏国,定都太和城(大理市南)。南诏统一洱海地区,无疑是唐朝统一天下的一个重要步骤,既为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在云南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也为白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为嘉奖南诏皮罗阁统一洱海地区的功勋,唐廷于公元738年(开元二十六年)册封他为“南诏王”。然而,南诏的野心没有就此终止。在统一六诏成功后,他们希望统治更大的区域,这就与希望周边小国相互制衡的唐朝发生了矛盾。

南诏统一洱海地区后不久,利用滇东爨(cuàn)部的动乱,挥戈东进兼并爨部,与唐朝发生激烈冲突。南诏在吐蕃的支持下大败唐军。唐朝自天宝战争失利后,被迫退出云南。南诏迅速扩大势力,统一了云南。由于南诏打败唐朝主要依靠吐蕃的支持,所以,吐蕃对南诏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的控制不断加强。自秦汉以来,汉文化已在云南深深扎下了根,但在天宝战争后,因唐王朝政治与军事力量退出云南,汉文化对云南的影响有所减弱。

此后,南诏与唐朝和吐蕃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天宝战争后,吐蕃的政治与军事力量在南诏不断增强,南诏的部分典章制度受到吐蕃的极大影响。但是,吐蕃对南诏的控制是十分短暂的。不到半个世纪,南诏还是“弃蕃归唐”了。公元794年(唐德宗贞元十年),南诏在洱海边的点苍山神祠与唐朝使臣举行盟誓,南诏之主异牟寻面对天、地、水三大自然神与五岳四渎之灵,率文武大臣发誓:“请全部落归附汉朝(即唐朝)”,南诏管辖的各部落首领也表示:愿归清化,誓为汉臣,永无离贰。唐廷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赐“南诏印”;以南诏统领的疆域设置“云南安抚使司”,政区长官为“云南安抚使”,由剑南西川节度使兼任,南诏由云南安抚使节制。

自这次南诏再次归附唐朝后,南诏摆脱了吐蕃的抑制和压迫,社会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洱海地区成为南诏的首府所在地。以大厘城(今大理县)为中心的十睑(赕)是南诏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中心。这十赕是:云南赕(今祥云、宾川)、品澹赕(今祥云县城)、白崖赕(今弥渡红崖)、赵川赕(今大理凤仪)、蒙舍赕(今巍山)、蒙秦赕(今漾濞)、邆川赕(今邓川)、大和赕(又作矣和赕,今大理太和村)、苴咩赕(今大理县古城)、大釐赕(又作史赕,今大理喜州)。在十赕地区,以往的昆明蛮、云南蛮、哀牢蛮、西洱河蛮、僰、汉姓等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区域,在长期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交往中,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原来诸蛮部之间的差别逐渐消失,形成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政治体制、共同的语言与共同的文化,融合为一个新的人们共同体。原来的哀牢、昆明、云南、弄栋、青蛉、河蛮等蛮名也随之消失,就是唐代初期“乌蛮”、“白蛮”的界限也不复存在,出现了共同的专用名称。

公元9世纪30年代以后,南诏和唐的矛盾再度激化,不断发生战争。公元830年(文宗太和四年),南诏攻陷成都,大掠男女、百工数十万人及珍货而去,给唐朝造成巨大损失。

公元877年(唐僖宗乾符四年),南诏酋龙卒,子法(隆瞬)即位,自号“大封人”。“封人”又作“封民”。“封”古音读“邦”,意义也相同。“封、邦”、与“僰”读音相同。“封人”就是“僰人”。南诏将洱海的十赕称为“大封民国”,也就是“大僰国”。“僰”字又作“白”字。“大封人”这个专用名称的出现,标志着洱海诸蛮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冲突与融合,形成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民族:白族。

在强大的唐朝的影响下,南诏迅速发展,参照唐制建立了相当完备的政权组织,还实行了均田制度。南诏的纺织技术原来比较低,但自从成都的织工进入云南后,南诏的纺织技术就赶上了唐朝的水平。南诏的冶炼技术也相当进步,它所产的浪剑、郁刀、铎鞘等武器锋利无比,素负盛名。南诏的建筑大多模仿唐制。现存南诏时期的大理崇圣寺塔,巍峨壮观,就是由汉族工匠恭韬、微义设计建成的。

在南诏后期,大臣专权,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公元902年(唐天复二年),汉族大臣郑回的七世孙郑买嗣推翻蒙氏南诏,自立为王,改国号为“大长和”。在经历了“大长和、大天兴”和“大义宁”之后,才出现了我们所熟知的大理国。


南诏迁都,古国走向巅峰

皮罗阁统一六诏之后,将统治中心从巍山(位于云南省西部大理白族自治州南部)迁到苍洱(即云南苍山、洱海)地区。从此以后以后,虽然南诏国国都在大厘(位于大理市喜洲镇)、太和城(位于大理市七里桥乡太和村西的鹤顶峰麓)和羊苴咩城(又作阳苴口草城,位于大理城南的苍山中和峰下)三地屡屡变动,但都是在苍山以东和洱海西岸两关(龙首关和龙尾关)之间,时间长达163年,没有大的变动。这是当时社会的自然、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所决定的。

迁都并不只是表示一个地理位置的变动。一个政权,一旦有意识地迁移统治中心的地处,大多最终会选择一个比原来地处条件更好的地理位置,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在当时必然占有优势、有长远利益。这样的迁都。常常使政权走向强盛,走向巅峰。但是,迁都如果是由天灾人祸所逼迫,就常常是一个政权开始风雨飘摇,走向衰亡的征兆。殷商王朝早期曾经频繁迁都,直到盘庚统治时才最终定都在安阳(今河南)。此后,殷商王朝就进入一个有273年稳定发展,走向巅峰的时期。而东汉末年由于权臣作乱,都城被迫在董卓等人的命令下屡屡变迁,成为东汉灭亡的不幸标志。

对南诏而言,都城从巍山迁到苍洱地区,是谋求自身发展的重要选择。它的迁都,在自然、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都是非常明智的。南诏之所以从巍山迁都苍洱地区,一个重要的客观因素就是两个地区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南诏的发祥地巍山,地处在哀牢山和无量山的北端,在苍洱地区的南面。那里也有适于人类生存发展的平坦地带。唐代前期,那里土地肥沃,是种植禾稻的好地方。但是,巍山的气候,干湿季节分明,春季干旱非常严重。而且,周围峻峭的山岭阻碍了与外界的交通。更不利的是,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巍山一带瘴疠横行。瘴疠是指亚热带潮湿地区流行的恶性疟疾等传染病,在古代可以直接威胁人的生命。相比之下,当时苍洱地区两关之间的自然环境、交通和社会经济等发展状况远远优于巍山。将都城从巍山迁到苍洱地区,无疑是最佳选择。

南诏迁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治因素的驱使。当时,年轻的南诏充满活力,虽然它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基本统一了洱海地区,但这并不是它的最终目的。作为一个新兴的少数民族政权,发展自身,寻求扩展,壮大势力才是他们的理想。迁都苍洱地区10年后,南诏在唐朝与爨部的矛盾中插手并兼并爨部,而后又起兵叛唐,就是因为南诏原本就想扩张势力,迁都正是势力扩张的前提。定都于苍洱之间,进一步可以通好唐朝,退一步可以结交吐蕃;往东可以进占滇池地区,往西可以通过控制永昌,将更远的西方纳人南诏王的视线。

皮罗阁,这位智慧的南诏王,他在公元739年(唐开元二十六年)的迁都之举为他的继承者铺垫了一条通往巅峰的道路。皮阁罗首先把都城定在太和城。太和城建在苍山佛顶峰和五指山之间的缓坡上。苍山的险峻在古城的西面成就一道天然屏障,洱海水域又在古城的东面隔出一片苍茫。要想逾越苍山和洱海都是非常不易的,因此,南诏没有耗费精力,像中国大多数城市那样建造方形城。太和城在修建上主要加强了南面和北面的防御力量,城墙主要建造南、北两道,西面向苍山敞开,以山为墙,东面向洱海敞开,以水为池。但太和城的内城金刚城的西半部城墙和外城南北城墙的西段,实际起到了西城墙的作用。

太和城的城墙主要为夯土筑成,在不同的地段,又根据地势、土质情况杂以岩石沙土。南诏人在建城墙的同时,再次利用了苍山的地势,在有的地段利用山坡与溪流相间所形成的沟壑,大大增加了城墙的高度;又以苍山奔流而下的溪水作为古城天然的城壕。这样,“以山为壁,以水为壕,内高外下,仰攻甚难”。

为了加强都城外围的防御,皮罗阁在太和城北的32公里处筑“龙口城”,用以阻绝北方的敌人;阁罗凤时又在太和城南面约13公里处,西洱河的北岸筑“龙尾城”,以抵挡南面、东面和西面的进攻。两座城池就像都城的南北门户,形成犄角之势,有效地保障了都城的安全。

关于太和城的宫殿和的遗存,目前大多无法确指。史书中记载的金刚城,是南诏的避暑宫,位于太和城的西端。今天,在城墙的西部已经发现有南北两个城门的遗址,在城墙西端有一个较大的夯土台基遗址,很可能就是当年南诏大型建筑的基址。不过,根据避暑宫所处的位置看,它地处全城的西端,并且处于全城的制高点上,所以,这座宫殿绝非一般的避暑宫,有极其明显的防御作用并且很可能有建中立极的政治寓意。

太和城的建筑极有特点。史书中记载说太和城的街区巷陌都是用石头垒砌而成,高有一丈多。这种以石头垒砌成的城墙、街区曾经连沿数里不断。这样一种用石头作为建筑原材料的习俗一直延续至今。今天,如果你在大理古城漫步,依然可以看到那些极具个性的建筑。这样的建筑风格朴实无华,以石头的本色构建出一种自然之美,和谐之美。

南诏统一后使用过的第二座都城就是大厘城。大厘城又名史城、喜州城、喜洲等。在南诏统一后使用过的三个都城中,大厘城位于大理坝子中最为平坦的地方。早在唐朝初年,它就是一个人烟繁聚、交通便利的处所。所以,南诏以前的邓赕诏等及以后的南诏诏主对大理城都有一种偏爱。

大厘城原为河蛮(即西洱海河区的白蛮)所居之地。公元 737年(唐开元二十五年(,皮罗阁联合邓赕诏首领咩罗皮攻打河蛮,战胜后,咩罗皮分得大厘城。数月之后,皮罗阁又攻打咩罗皮,夺取了大厘城。

在南诏第五代国主阁罗凤时期,阁罗凤常常在邓川城、太和城和大厘城之间活动。在南诏第六代国主异牟寻时,就曾经于784~786间在大厘城居住过两年,当时叫作史城。到第十代国主丰祜统治时期,于827年(唐文宗太和元年)又建喜洲土城,并且将王宫迁到那里。遗憾的是,关于丰禧在喜洲的情况没有更为详细的资料,甚至什么时候又回到羊苴咩城也不清楚。

无论大厘城为都的时间有多久,大厘城地势平坦、交通便利、人烟繁盛,是它得天独厚的地理和资源优势,这些一直是大厘城可以作为苍洱地区一个经济型城镇发展的重要基础。但是,作为一座都城,无险可倚则是喜洲的致命弱点。所以,南诏以后,再也没有统治者将它作为政权中心的所在地。

羊苴咩城是南诏最终选择的都城。羊苴咩城北城墙依梅溪修建,溪水深沟成了天然的护城河,大理羊苴咩城城墙用土夯筑,残高约5米,长达1500米。据史书记载,大理羊苴咩城南城墙应在龙泉溪旁,但城墙遗迹不明显。

早在六诏与河蛮并存时期,大理羊苴咩城就是大理洱海地区一个较大的村邑,已具有城市雏形,是皮逻阁统一六诏、征服河蛮后占领的城邑。阁逻凤曾对大理羊苴咩城进行扩建,使其成了南诏的重要城镇。公元779年(唐大历十四年),南沼王阁逻凤死,因其子凤迦异早逝,而立其孙异牟寻为南诏王。此时,正值南诏、吐蕃联军进犯西川(今四川),遭到唐将李晟(chěng)的痛击。吐蕃责怪南诏,贬异牟寻为“日东王”,使南诏降为吐蕃属国。异牟寻是一个饱读史书、有才智、得人心的人。他发现叛唐投靠吐蕃后受到了吐蕃的侮辱,因此希望重新归附唐朝,但又害怕吐蕃兴师问罪,便修建了三阳城作防御吐蕃城垣,并于公元779年将王都从太和城迁至羊苴咩城。

羊苴咩城和太和城一样,只有南、北两道城墙,西依苍山为屏障,东据洱海为天堑,形势十分险要。据《蛮书》记载,羊苴咩城方圆有15里,城内建有南诏宫室和高级官吏的住宅。羊苴咩城南、北两座城门之间由一条通衢大道相连。城内有一座高大的门楼,在左右有青石板铺垫的高大台阶。从羊苴咩城南城门楼进去,走300步就到第二座门楼,城两旁又有两座门楼相对而立。这两座门楼之间,是高级官员清平官、大军将、六曹长的住宅。进第二道门,走200步到第三道门。门前置放着兵器,门内建有两座楼。第三道门后面有一照壁,走100步就可以见到一大厅。这座大厅建筑宏伟,厅前建有高大台阶,厅两旁有门楼,厅内屋子层层迭迭。过了大厅,还有小厅。小厅后面是南诏王的宫室。公元856年(唐大中十年),南诏王劝丰佑在羊苴咩城内修建了一座宏伟的建筑物——五华楼。这个巨大的楼阁周长有5里,高33.3米,可容纳万人,是南诏接待西南各部落酋长的国宾馆。

南诏的国都从皮阁罗定都太和城,到了异牟寻定都羊苴咩城,是南诏政权的统治中心不断调整和适应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虽然三座城都地处苍洱地区,但是彼此又存在差异。三座城池中,大厘城的地处最为平缓开阔,生活方便,最适合人类生存发展。但是,当一个政权还处于扩展势力的阶段时,地势平缓在防御方面就是一种缺憾。与大厘城不同的是,太和城和羊苴咩城同处于苍山的缓坡地带,都是依山而立的城市,具有较好的防御能力。但羊苴咩城和太和城又有不同,羊苴咩城较太和城明显北移约7公里左右。这种北移有极大的合理性,有利于城市的发展。若对两城的地理环境细加分析,人们就会发现太和城虽然西倚苍山,东面洱海,但苍洱之间仅有一狭窄的区域。作为防御,这对太和城无疑是一种优势,但如果作为一座要发展的城市,它却是一种局限。羊苴咩城也是西倚苍山,有了防御的优势。在其往东一直到洱海之间的地区,是一片相对平缓和宽阔的空间地带。这一点,尤其利于人们的生活和发展,利于城市的发展。

南诏与唐王朝、吐蕃的关系时战时和,局势并不十分稳定,苍洱地区的北面一直是南诏政权重点防范之地。大厘城在羊苴咩城北约40里处,有先遇兵锋之患;又由于它地处平缓开阔地之间,在防御方面有明显不足。仅就一般城市而言,城市的地处、人口、产业、交通等对其经济的发展有直接影响,但是作为政权的中心所在地,如果仅有经济发展条件而没有军事防御条件是难以想象的。所以,虽然大厘城比羊苴咩城、太和城有更好的发展条件,但是终究因为防御条件较差而被放弃。而南诏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最终以羊苴咩城作为政权统治中心所在地就在情理之中了。

正是由于羊苴咩城的地处同时具有政治经济军事因素的优越性,使得太和城和大厘城的发展始终没有超过它;而羊苴咩城不仅作为雄踞一隅的南诏国国都,也作为后来大理国的国都,行使着统治中心的职能,几百年而不衰。


三败大唐,南诏虽小不容小视

公元748年(天宝七年),唐朝立阁罗凤为云南王。为加紧控制洱海地区,唐王朝修筑安宁城,遭到爨氏各部反抗,唐王朝派兵将其镇压,阁罗凤随即拉拢爨氏各部,奏请朝廷谢罪。

为加强与爨氏部落关系,阁罗凤将女儿嫁给爨归王之子守偶,另一女嫁给爨崇道之子辅朝,南诏势力由此进入滇池地区。唐王朝认为此举于己不利,派李宓(mì)以反间计挑起爨氏内讧。在一场政治阴谋下,爨崇道杀死爨归王,爨归王之妻阿姹向南诏求救,南诏立即出兵杀死爨崇道父子。唐朝对此非常恼火,与南诏关系急剧恶化。

为了打击南诏,唐朝计划以皮罗阁另一子于诚节取代阁罗凤,并加倍征取粮税以削弱南诏势力。这时,云南太守张虔陀向朝廷告发阁罗凤谋反,阁罗凤起兵杀死张虔陀,占领了姚州等三十七郡。

唐王朝西川节度使杨国忠派鲜于仲通、李晖、王知进率兵八万,分三路进兵征伐南诏。南诏节节败退,向唐朝谢罪,并威胁要向吐蕃投降,被唐朝所拒。南诏于是向吐蕃求救,在吐蕃的援助下,南诏将唐军打败,吐蕃与南诏由此结为兄弟之邦。这一年,也就是公元752年,南诏改元为赞普钟元年。第二年,唐朝派兵再置姚州,以贾颧(quán)为都督,发兵三万攻南诏。但贾颧被生擒,全军覆没。

公元754年(唐玄宗天宝十三年),唐朝发七万唐兵再向南诏进军,结果再次大败,许多唐军战死。阁罗凤说: “生虽祸之始,死乃怨之终,岂顾前非而忘大礼?”于是,他下令修筑“大唐天宝阵亡战士冢”(俗称万人冢),并在太和王都立大碑,刻石写上“叛唐不得已而为之”等字句。

唐军在天宝战争中的惨败,丞相杨国忠却向唐皇报捷。明代万历云南总兵邓子龙看了“万人冢”后感慨地写道:  

唐将南征以捷闻,谁怜枯骨卧黄昏?

唯有苍山公道雪,年年被白吊忠魂。  

唐末南诏战争爆发的原因,有人说是因为唐朝末年政治腐败,不能较好地执行政策,以致激起与南诏的战争;有人则说纯属南诏政权的奴隶主统治阶级为谋求其阶级利益而战。这些见解,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仅从阶级分析的观点去看待这一历史事件,未免失之简单化。唐末南诏战争的起因可分为“深隐层次”的因素和“表显层次”的因素两大类。两种因素互为因果,前者表现事物的实质,后者表现为前者的现象和反映。

从民族关系来看,自唐代以来,北方诸民族的强盛,构成了与中原关系的主要民族矛盾,常与唐王朝相抗衡者,前为突厥,后为回纥、高丽、吐蕃。几百年间,唐王朝与这些民族的战争,使自己陷入疲于奔命、应接不暇的状况。而中原能在这些战争中取得胜利,一部分原因是唐王朝国力强盛,军威壮猛,唐室君臣能发奋自强;另一部分很重要的原因,则是因为突厥等民族本身的腐败、动乱所致:再一个原因,是由于另外的少数民族的兴起和强大,与原来的老牌少数民族政权有你死我活的矛盾。例如突厥之败亡,就是这一规律的体现,突厥内部分化为西突厥、东突厥几部,加之天灾频仍,牧业不振,贵族奴隶主阶级又攻伐篡夺不止,无法倾全部精力和武装对付中原王朝的进攻。再者,与突厥接壤的部族回纥、薛延陀,此时乘机兴起,倾向唐室,共同反击突厥,这就给唐王朝一个可乘之隙。而回纥日后的灭亡,更是与吐蕃的壮大有关。陈寅恪先生曾说过:“回纥自唐肃宗以后最为雄大,中国受其害甚巨,至文宗之世,天灾党乱扰其内,黠戛斯崛起侵其外,于是崩溃不振矣。然考之史籍,当日中国亦非盛强之时,而能成此攘夷之伟业者,虽以李文饶之才智,恐不易致此。其主因所在,无乃由坚昆之兴起,遂致回纥之灭亡欤?”而吐蕃之兴起,则使唐王朝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因为在吐蕃为害期间,高丽战争还在进行。当时唐朝的首都在长安,西北成为全国武装力量部署的重点。高丽战争的输与赢,对唐朝的政治中心不会有直接的威胁。而吐蕃的壮大,则从西方直接虎视着关中。所以唐王朝理所当然地把吐蕃作为防御的重点对象。正是由于在西部被吐蕃所牵制,唐朝在东北的高丽战争不得已才采取了消极退守之策略。唐代的民族关系,正是在以上所述的互相牵制、递相隆替的情况下,向前进一步发展着。

到了唐文宗时期,西南的强大民族吐蕃开始走下坡路了。史称此期间“吐蕃彝泰赞普卒,弟达磨立。彝泰多病,委政大臣,由是仅能自守,久不为边患。达磨荒淫残虐,国人不附,灾异相继,吐蕃益衰。”《新唐书?吐蕃传》亦说此时的吐蕃“故不能抗中国,边候晏然”。到了武宗会昌四年,唐朝进入了对吐蕃进行反攻的战略态势。“朝廷以吐蕃内乱,议复河湟,乃以给事中刘濛为巡边使,使先备器械粮糗,诇吐蕃众寡以闻”。从此以后,直至懿宗时期,唐王朝和吐蕃之间进行了一场决定性的大战,以吐蕃的衰败和唐王朝的元气大伤而告结束。而在此期间,南诏政权却乘机崛起,给在对吐蕃战争中已无暇息的唐王朝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南诏深知唐廷已极端虚弱,随时可寻机与唐决一雌雄,以不失壮大自己国力的良机,加以吐蕃已极度衰微,构不成对南诏的后顾之忧。所以在这种三方关系的力量消长现实面前,南诏具有发动战争和打得起这一仗的可能性与条件。由此而知,咸通年间的南诏战争,乃势所必然。

从南诏内部的情况来看,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政治结构特点,也决定了它与唐王朝战争的必然性。首先,南诏统一了六诏以后,国力日益强大。铁农具的广泛使用,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对开发洱海地区的经济,起子巨大的作用。农业和畜牧业不但有了分工,而且迅速发展起来,出现了较多的剩余产品,为奴隶主剥削广大奴隶提供了可能,并且由于国库充盈,为掠夺战争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城镇的出现和发达,形成了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为维护南诏的统一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它的政权结构的多民族性的特点,也易于产生统治与被统治的民族、部族之间的夺权和斗争,哪一民族要想在洱海地区站稳脚根,就必须打败对手,制约异族,并不断扩充疆域,以获取更多的生存空间和更大的发展余地。其次,南诏政权组织的仿唐性,亦是决定其向内地渗透扩张的一个内在因素。它要求与唐疆合而为一,只不过不是以臣服的身分,而是以入主者的姿态来实现这个目的。再次,南诏社会经济的跳跃性发展,也在某种因素上变成了这次战争必然爆发的动力。由原始生产方式一跃而受到进步的封建生产关系的影响,势必会使其内在的经济结构发生巨大的嬗变,而作为这种结构的敏感中枢的上层建筑尤其是政权组织,便必将相应地作出满足其新形势下生产关系的种种需要之选择与决定。简言之,其社会经济的跳跃性,决定了它固有的军事扩张性质。加上如前所述的南诏统一后的经济、军事实力,使其与大唐帝国的冲突,乃成为势所必然之事。

从唐王朝这方面来看,为天灾人祸相寻,财政匮竭,经济破产,民不聊生,遂导致国力剧弱,形成了南诏发动侵边的最佳时机。首先,是由于政治败坏,皇帝不行仁政,荒淫无度;大臣没有几个忠诚的,奸臣反而招摇过市。贪臣敛财,奸吏弄法,民怨沸腾。贵族与富豪也依仗特权为害乡里,从唐中宗时代起,歪风邪气愈演愈烈。唐懿宗执政后,更是日益败坏。唐懿宗这个人才质庸下,又不关心国事,只知奢侈享乐。有君如此,其臣可知。虽然有几位大臣尚属廉俭贞苦之臣,却或遭奸人谗挤,或已年老无用。可以说,咸通之际,唐朝统治已是出千疮百孔、奄奄一息,政权机器已难以正常运转了。不仅如此,从公元860年(咸通元年)起,天灾也屡屡发生,对困境中的唐朝来说不啻雪上加霜。政治腐败,天灾频仍,相互作用,造成了唐朝经济的溃崩。贫民或饿殍载道,或流散转徙,逃亡他乡,群起造反,形成了全国性的大动乱局面。

唐与南诏尽管有和睦友好的日子,有利于西南地区社会发展和经济水平提高,但由于双方各自的阶级利益,因此和睦只能是暂时的。云南各诏原本因未能统一,经济与军事实力无法与唐抗衡,只能臣侍唐朝。然而,随着皮阁罗统一六诏,随着唐朝与强盛的突厥、吐蕃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南诏强盛起来,再也不听凭唐朝的摆布了。而且,对于与南诏的矛盾,唐朝没有正确处理矛盾,而是一味采用镇压的方法,致使双方关系遭到破坏,南诏击败唐兵,反叛唐朝,归附吐蕃。经南诏谋臣郑回和唐边吏韦皋等人的不懈努力,南诏终于在德宗年间与唐朝重修旧好,握手言和。以后半个世纪中,唐与南诏之间相安无事。然而,这数十年间;唐朝与南诏约定合攻吐蕃,南诏屡得胜利,而唐朝却一无所获,致使南诏又得以发展,才与唐朝再度发生战争。南诏在军事上占了上风。到唐宣宗大中末年,南诏便成了唐朝最大的边患。

唐朝始终没有对南诏的实力作出过公正客观的估价对南诏的威胁没有足够的重视,只是把它作为唐与吐蕃战和关系的工具。南诏正是利用了这一时机,潜蓄暗长,乘机壮大了自己,从而成了新时期下唐王朝的新威胁。

在错误估计形势的基础上,唐朝对南诏采取了一系列破坏民族政策的行动。自公元829年(大和三年)的战争后,唐朝对南诏采取怀柔政策,但这个政策却—直未能兑现,反而连续发生唐朝守将破坏怀柔政策的事件和行为。种种事件,加深了唐与南诏之间的矛盾。

南诏统治集团内部也不断发生主战派占上风的变化。南诏王不能一人说话算数,而要受清平官们的制约。所以,就会出现前后诸王对唐态度不一的情况,如皮逻阁主和,而阁罗凤则主战,异牟寻则忽战忽和。到丰祐继位后,本来仰慕中国,主张与唐保持和睦关系,但掌握实权的大臣嵯巅并不执行主和政策,为提高他们在国内的地位和夺取更多的财富而经常进攻唐朝,而且受到越来越多的战士们的拥护,尤其是得到新加入南诏的寻传蛮、骠蛮、施蛮、顺蛮、么些蛮等少数部族首领的支持。

总之,种种原因,使得唐朝与南诏无法和平相处,并造成了盛唐不强,南诏不弱的形式,难怪南诏这个西南小国能屡屡击败唐朝这个中原大国了。


大长和,南诏的尾声  

“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内地军阀割据,政权更迭频繁。地处西南边疆的云南,也经历了一个地方政权更迭的动荡时代。直到大理国建立,云南才恢复平静。  

郑回归化南诏,成为南诏大姓贵族的重要人物,郑氏家族也便在南诏繁衍。到第九代南诏骠信隆舜时,距郑回人南诏已140余年,郑氏家族也传到了第七、八代。按一般正常情况计算,这时的郑氏子孙已不下三、四百人、连娶进的媳妇,郑氏家族的人数可能还要更多,已经发展成为南诏的大姓之一。  

至今仍有郑氏家族聚居的白族村庄,也有奉郑回为本主的本主庙。大理城东门的清官庙是供奉郑回的本主庙,正确称之应为清平官庙,民国年间李根源先生曾为之题书 “郑公祠”的匾额。洱海东岸挖色王氏一直传说:宾川郑氏历代与王氏认本家,来挖色共同祭祖。原因是郑回人南诏时是被王氏所俘,收为义子,更名王蛮利,所以王氏是发过相、发过王的家族。通过拜寄收义子,改姓联宗的习俗至今仍在白族中存在。  

郑回在南诏久居相位,与蒙氏王室有特殊的关系,郑氏家族自己拥有优势的文化传统,因此子弟在南诏历代都有位居高位者,在南诏朝廷中形成一股文官家族势力。至郑回七世孙郑买嗣时,南诏骠信隆舜 “又多嬖幸,好田猎,纵杀戮”,“失下人心”:郑买嗣又善于逢迎拍合,深得隆舜信任,得居首相地位,在南诏朝廷内广布腹心,又与高赞为首的高氏武装势力协谋.得以专断国政。  

隆舜后期走上了荒唐帝王迷信神佛丹药的老路。沉溺于主持道场,练功法、服丹药.最后对这种百无聊赖的荒唐帝王生活感到索然无味,要通过服丹药人定成佛。郑买嗣便乘此机会秘密指使监臣(侍臣)杨登将隆舜害死。以伪造隆舜遗诏取得掌握全权的 “国老”资格,将蒙氏王朝的王位继承人舜化贞完全当作了卑鄙的傀儡。以舜化贞为南诏骠信的五年时间只不过是王朝姓氏由蒙氏变为郑氏的过渡时期.此时郑买嗣已经掌握了南诏朝廷的一切权柄。当时机完全成熟,郑买嗣便于唐昭宗天复二年(南诏中兴五年公元902年)七月,谋杀舜化贞,继之又谋害舜化贞的婴儿,清除了南诏王统的直系继承人,正式登上最高权位,完全代替蒙氏王朝,建立郑氏王朝。  

南诏立国150余年,促进了云南社会的发展,边缘各节度地区也得到了开发。各节度地区的中心地带也赶上了洱海区域的发展程度。分守各节度区的大姓贵族都拥有了自成体系的充足的经济实力;通过历次对外扩张战争,各自的军事实力增强,逐渐有了可与南诏王中央集权抗衡的资本。  

郑氏得国,首先为其创造条件的是蒙氏王室自身的腐朽、衰败。其次是各自蛮大姓势力的膨胀和进逼。郑氏是白蛮大姓势力中居于有利地位的捷足先登者。然而郑氏大姓位居中央,虽有文官的行政握权优势,但缺乏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后盾,所以要援引高氏势力作为后援,这也就是郑氏政权脆弱的原因。  

郑买嗣得国后的举措是:首先,杀蒙氏八百余口于五华楼前,根绝蒙氏复辟后患。其次,仍定国名为“大封民国”,以顺应云南各族当时普遍白化的倾向。经过南诏的150余年的统一,互相频繁接触,融合,原来不同民族的人们通行了共同的语言,有了共同的文化心理状态,逐渐认可共称白人,白民,所以隆舜时便将南诏国自称为“大封民国”,意即白人之国、白民之国、大白国的意思。这一国名也顺应了白蛮大姓在国内占据优势地位的优势。郑氏王朝又定国号为大长和国,改元安国,表示要调和蒙氏王朝后期尖锐的社会矛盾,安定国内形势。第三,建立郑氏自己的社稷、宗庙,确立郑氏王统地位。一切政权机构仍按蒙氏王朝旧制运行。郑氏王朝实质只是通过宫廷政变改变了王朝姓氏。郑氏王朝大长和国实质仍是蒙氏王朝南诏国的延续。第四,将五华楼前蒙氏王朝所立的抚《运碑》改刻为《高公辅政碑》,确立支持其篡国的高氏白蛮大姓势力的地位,以调和内部矛盾和镇摄其余大姓势力。第五,由于郑氏王朝本身的脆弱性,为了增加自己的强势形象,只好借助造神运动。立即建普明寺、又铸佛一万尊。一方面为超度蒙氏被杀的800余口,以安抚人心;更主要的还是为郑氏王朝自己寻求神灵、佛法的庇护,为自己增添神圣的光圈。  

公元909年(郑氏大长和国安国七年,后梁开平三年)八月,郑买嗣亡,子郑曼即位,时年21岁。郑买嗣在位7年。这7年都是在风雨飘摇的形势中渡过的。  

郑曼即位时,唐朝已经灭亡,朱温篡权建立后梁王朝。中原军阀混战不已,开始了五代十国时期。沙陀贵族军阀李克用父子在河东(山西)与朱温对峙。在四川为军阀王建割据,建立前蜀国。  

为了转移国内矛盾,郑曼依谋臣建议,贸然发起攻蜀。仓促调集大量军队,渡过大渡河,进攻黎州,为王建之兵所败。被俘、被斩杀、溺水死者众多,损失惨重。从此郑氏大长和国便再也无力向外发起武装攻击了。 

郑曼攻蜀失利,转而向东方的南汉搞好关系。派其清平官郑昭淳为使到广州,以朱鬃白马为聘,向南汉求婚,要求和亲。南汉以增城公主妻之。通过和亲,南汉与郑氏大和国结盟。  

  在中原,朱温的后梁王朝在与河东沙陀军阀李克用集团的混战中失败而结束。李克用之子李存岛建立后唐王朝。在四川的王建前蜀割据政权于公元925年(后唐同光二年)为后唐的魏王李继笈所灭。后唐魏王李继笈对云南的郑氏大长和国采取了友好的态度,派出了通好的使臣。公元926年(后唐天成元年)“供奉官李彦楷等云南使回。”(《文献通考?南诏》)“(天成)二年(公元927年)七月,遣使入蛮。九月,西川奏:据黎州状申,云南使赵和于大渡河南起舍一问,留信物十五笼并杂诗一卷递至阙下。”(《文献通考?四裔考》)郑氏大长和国亦表示与后唐王朝和好的意愿。《五代会要》记:“初,郭崇韬平蜀之后,得王衍(王建后继者)”昔获(云南)俘数千,以天子命,令使入其部,被止于界上,惟国信与蛮俘得往。续有转牒,称督爽大长和国宰相布燮等上大唐皇帝舅奏疏一封……差人转送黎州。其纸厚硬如皮,笔力遒健,有诏体。后有督爽陀酋(南诏官职名)、忍爽王宝、督爽弥勒、忍爽董德义、督爽长恒纬、忍爽杨布燮(南诏官职名)等所署。有彩笺一轴;转韵诗一章,章三韵,共十联,有类击筑词。颇有思本朝姻亲之义。语亦不逊。”  

对郑氏大长和国的史料记载极少,从以上记载可以窥见以下一些情况: 

1.郑氏王朝的政权机构组织形式、官制至郑曼时,仍一如蒙氏南诏国时无什么重大改变。  

2.南诏自世隆以后不向唐朝称臣。郑氏王朝仍对后唐王朝不表臣属,但愿意以对等国地位与后唐交好、和亲。后唐方面也表示了友好的态度。据记载:后唐魏王李继笈被李存岛馋杀后,云南与中原王朝的往还断绝。 

3.双方以大渡河为界。边界防范严密。大渡河北的黎州成为双方交往、中转的主要地点。  

4.郑氏大长和国时,其国内文化风气比蒙氏南诏国时唐风更盛。因为郑氏家郑氏大长和国由于自身的脆弱性,对其边缘地区各部落失去控制能力。这些部落有的向中原各个割据政权联络,遣使贡方物,表示愿意臣服。可查到记录者有:公元926年(后唐天成元年)“熹州山后两林蛮都鬼主右武卫将军李卑晚差大鬼主傅能阿花等来朝贡,(后唐)明宗引见,加其官遣还。”(《五代会要》)另有“群舸郡清州八郡刺史宋朝化遣使至(后)唐贡方物”。又“昆明大鬼主罗甸王普露当乱世慕中国,亦率其九部落各遣入朝。”(滇《史》)其西南境的开南、银生节度地区的茫部、和泥、蒲蛮等部落,亦如蒙氏南诏国后期处于各自为政的分离状态。  

郑曼在政治上无什么建树,只知迷信方士、丹药,将自己的命运托付给神佛。迷信祥瑞,接连改元六次,希图以吉祥年号来保佑自己的地位,相继改元孝治、贞明、天瑞、景星、安和、贞佑、初历。在位17年中平均每隔一年改元一次。 

公元927年(后唐明宗天成二年)郑曼因服丹药狂燥杀人,是年八月死。其24岁的儿子郑隆瞌即位。 

郑隆瞌即位二年后,公元929年(后唐天成四年),剑川节度杨干贞欺郑隆瞌幼弱,假以朝见入都,杀郑隆瞌。立郑氏王朝侍中(宰相)赵善政,改国号为大天兴国。郑氏王朝大长和国结束。  

从公元902年郑买嗣篡国到公元929年郑隆瞌被杀,共传三世,共存续了26年。这个短暂的郑氏王朝是一个内部矛盾重重、软弱松散的王朝,谈不上文治,更没有武功。


南诏国大事记  

公元654年(永徽五年),蒙舍诏张乐进求让位于为避仇来到南诏定居的细奴逻。细奴逻即位后,遣子入唐为质,以求得到唐的保护。 

公元713年(开元元年),玄宗封南诏皮罗阁为台登郡王。  

公元738年(开元二十六年),唐廷册封南诏皮罗阁为“南诏王”。

公元794年(唐德宗贞元十年),南诏与唐朝使臣盟誓归附。唐廷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赐“南诏印”。  

公元830年(文宗太和四年)底,南诏攻陷成都,大掠男女、百工数十万人及珍货而去,给唐朝造成巨大损失。  

公元902年(唐天复二年),权臣郑买嗣推翻蒙氏南诏,自立为王,改国号为“大长和”。


神秘消失的古国——大理


大理——飘扬着儒雅的佛号

    

大理是中国宋代以白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在今云南一带建立的少数民族国家。后晋天福二年(937),通海节度段思平自立为王,国号为大理,1094年国中权臣高升泰改国号为大中,1096年段正淳改国号为后理。蒙古宪宗三年(1253),忽必烈征云南灭大理。大理国主段氏降,被任命为世袭总管。原大理官员多受封为云南各地土司。大理国大力推行汉族文化,用僰(bó)文说话,用汉字书写。今昆明古幢公园内的石幢,是大理时石雕仅存的硕果。此外,大理的壁画和木刻也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大理盛行佛教,儒生无不崇奉佛法,佛家的师僧也都诵读儒书,有所谓的“释儒”(又称“儒释”)。可说大理国是以儒治国,以佛治心。


历史与传说中的段氏家族  

在著名武侠小说大家金庸先生的著作中,多次出现过大理国,如《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天龙八部》。在书中,大理国是由段氏王朝统治,人民儒雅宏文,衣冠谈吐都和中原汉人没什么分别。那么,我国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这个段氏王朝呢?一灯大师与段誉又是否确有其人呢?

金庸在小说中是这样解释段氏家族的出身的,说段氏祖先原本是凉州武人,也就是说段氏家族是十六国时期北凉第一任国君段业的后裔。北凉灭亡后,段氏家族出逃,下落就不得而知了。究竟小说中叙述的是否正确也就无从考证。但是,在我国的云南确实存在过一个段氏皇族,建立了大理国。《唐书?世系表》中说: “段姓出武威”。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也说:“段氏自称先世是武威郡(凉州)人”。那么,段氏家族是怎样繁衍生息并迁徙到武威的?小说中对段氏家族的描写与现实中存在过的大理段氏家族是否相吻合呢?这些要从段姓起源谈起。

我国在很早的史书中就有对段氏家族的来历、渊源的记载。《史记?郑世家》记载了在27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郑武王姬掘突建立了郑国。他迎娶了申女武姜为夫人,武姜生了两个儿子,一个是后来的郑庄公,另一个是叔段。郑武王死后,郑庄公继位,而叔段却很不满,仗着自己母亲的宠爱,就造反夺取王位。但是,郑庄公对叔段早有防备,叔段打败,远逃到现在的河南地区,不再以姬姓作为自己的姓氏,改姓段。这就是段氏的来源。段氏族人最早一直生活在河南的附近地区,后来不断向外迁徙,并流入西北。唐朝的林宝编著的《元和姓纂》中记载了在西汉文帝时有一个叫做段仰的人,任北地都尉,他的后人段贞任武威太守,段氏子孙开始在武威繁衍。汉朝的段贞任武威太守后,段氏家族在凉州大地上大展身手,为造福地方和社会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武威籍历史名人中的段颖、段煨、段承根、段荣、段韶、段达、段秀实等都曾在历史上创建过丰功伟业。段氏是武威历史上有名的九大姓之一,立堂号为“武威堂”,郡望为“武威郡”、“京兆郡”。

那么段氏家族又是怎样散布到云南地区的呢?清朝著名学者张澍在《姓氏寻源》里说:“段氏有出辽西者,本鲜卑擅石槐之后,晋将段匹郸里也。支南蛮段氏,魏末段延没蛮代为酋帅,裔孙赁人朝拜为云南刺史,本出武威。”他在文中指出,武威的段氏子孙在魏末受到朝廷调遣被派往云南做官。从这时起,云南开始有了段氏家族。

从段氏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云南大理国段氏出自武威,而金庸的武侠小说中描绘的段氏同样也出自武威,所以,这两个段氏家族应为同一源头,只是小说中的段氏家族根据情节的需要做了调整。也就是说,小说中的段氏家族是以大理的段氏王为原型来塑造的。

段氏在云南真正发展壮大起来是在南诏统治时期。在传说中,段氏家族的在云南的第一位英雄名叫段赤城。他曾杀死巨蟒,被当地白族崇拜为“本主”,也就是地方保护神的意思。但是,这只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真实性不可考证。

在历史上,段家为南诏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新唐书?南蛮传》记载,唐宣宗时,安南经略使贪暴,对那里的少数民族“棠魔蛮”族进行残酷剥削,一斗盐就要换他们的一头牛。少数民族不堪压迫,与南诏大将段迁攻陷安南都护府,取得了今红河州南部及文山州的地盘。可以说,段家为南诏创下了丰功伟绩。此后,段氏家族一直都在南诏政权中担任重要官职。

公元902年,南诏的末期,朝廷权臣作乱,段氏家族趁机夺取了政权。从此,段家飞黄腾达的日子来临了。

在真实的大理段氏王朝中,并不存在小说里的一灯大师、段誉等拥有绝世武功的高人。但是,小说中的人物也并不是完全虚构的。在大理国中,第十六位国君名叫段和誉,小说中称为段誉,第十八代国君名叫段兴智,小说中称为段智兴。

大理灭亡之后,段氏家族也渐渐的衰落了下去。元世祖忽必烈在征服大理后,就在这里设置了官府,而原本的大理国皇室则成了元世祖的管家,并一直延续到元朝末年。后来,大理的段氏家族有发展分裂成几个支系,有的留在原籍,有的迁移到了陕西的雁门关,还有的迁移到了更远的地方。

  

大理的变迁 

大理的开国之君是段思平。他是“乌蛮”贵族,是南诏国的通海节度使,手握重兵,很有实权。南诏的最后一个国君舜化贞驾崩后,清平官郑买嗣趁机发动政变,杀戮南诏王族800人,自立为君,改国号为长和。长和国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仅过了3年就灭亡了。长和国的权臣杨干贞杀死了国君拥立清平官赵善政为君,改国号天兴。但是,赵善政只是个傀儡国君,也没有什么政治才能。在他称帝几个月之后,就被杨干贞废掉。杨干贞自己坐上了皇位,改国号为大义宁。这个人虽然阴险狡诈,很会卖弄权力,但是却没有什么治国方略,而且为人十分贪婪,对百姓横征暴敛,不得民心。当时,大义宁国上上下下都掀起了反杨的运动,国家政权摇摇欲坠。

段思平见大义宁国内大乱,就在通海培养自己的势力,等待机会准备干一番大事业。为了加强自己的力量,他以“减尔税粮半,宽尔徭役三载”为口号,拉拢了乌蛮三十七部贵族,又得到了洱海地区的白族封建主的支持,力量大增。据说,段思平能够出兵建国还要归功于一支神戟。《南诏野史》中记载,段思平有一天化装成猎人去联络武装力量,夜晚在一户农家投宿。这户人家藏有一支神奇的戟,似乎专门在等待着他的到来。那天晚上,刮起了大风,那杆戟竟然自己跑了出来,来到段思平的房间。段思平很是惊讶,觉得这是上天的恩赐,就赶忙带着神戟走了。在后来的战争中,段思平使用这杆神戟指挥千军万马,杀敌无数。

公元937年,段思平趁大义宁政权危难之机,联络云南东部的“三十七部”武装力量向大义宁发起了强大的进攻。大义宁的军队不堪一击,段思平没用多长时间就灭掉了大义宁。之后,段思平称帝,改国号为大理,定国都在羊苴(xié)城。大理国是以白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在今云南建立的政权。

大理这个国号还有着一段不寻常的来历。《南诏野史》说段思平在进兵时,找不到渡口过河,正在危难之际,遇到了一个“披缨浣纱妇”给他指点迷津,并且叫他建国后把国家命名为“大理”。但是,这只是一个传说,在史书中,记载了段思平取大理作为国名的用意。他改国号为“大理”,就是要大大调理各方面的关系,以稳定统治基础,富国强兵。在我国古代社会,“理”与“治”是一个意思,“大理”就是“大治” 的意思。对于这个国号,还有一种说法,“理”是彝族的自称。那时,“理”和“宁”是一音多写,大凉山彝族至今还称自己是“宁”或“宁惹”,彝区称为“宁木”。

段思平建国后调整、治理了国政,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更易制度,损除苛令”,使政权逐步得到巩固、人民得到休养,使经济在不长的时间内得到恢复和发展。为了封赏帮助自己登位的功臣,段思平分封诸侯。各诸侯都世袭领有封地,在诸侯领地内,当地诸侯是最高统治者,其下也各有家臣效忠。他在全国设首府、二都督、六节度,共八个地方政权,有“云南八国”之称。在大理国的发展前期,这种分封制稳固了统治基础,发展了经济,大理国进一步强大起来。大理国的疆域十分广大,是今天云南省面积的将近3倍,东至普安路之横山(今贵州普安),西至缅甸之江头城,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今越南莱州北部的黑河),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大理沿用了南诏的政治制度,王称骠信,下设清平官,有坦绰、布燮、久赞、彦赞,彦赞是大理增设的,清平官下有“九爽”的官职。

在几位皇帝的努力下,大理国的国力与日俱增。《桂海虞衡志》中的八个字可以充分的说明大理取得的成就,“地广人庶,器械精良”。经济的发展源于农业的发展,那时的统治者大力发展农业,兴修水利再加上良好的自然环境,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先天的优势,使大理的农业与中原地区水平基本相当。元初郭松年到大理,见到了“灌溉之利达于云南之野、禾麻蔽野、溉田千顷” 的景象。大理的畜牧业也很发达并产良马,每年都有数千匹精壮的马匹被运到内地贩卖。

大理由于交通四通八达,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十分频繁,边境的互市榷场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大理商人输往内地的商品有马、羊、鸡等畜禽,刀、毡、甲胄、鞍辔、漆器等手工业品,以及麝香、牛黄等药物。从内地输入的则有汉文书籍、缯帛、瓷器、沉香木、甘草等药材和手工业品。随着贸易的增多,内地的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也被带到了那里。宋徽宗时册封大理国王段和誉为“云南节度使、金紫光禄大夫、大理王”。此外,大理与缅甸、越南、马来亚、印度、波斯等国家都有贸易往来。经济的发展,对外贸易的发达带动了手工业的兴盛,用象皮制作的甲胄,形式精巧,质坚如铁与披毡、彩漆器皿、马鞭鞍辔等是大理国闻名天下的特产。冶炼技术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闻名天下的云南刀“吹毛透风”。

但是这种繁盛局面并没有持续多久,大理国就陷入了严重的统治危机之中。段思平所分封的诸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国家的统治,但是也给后世的帝王们带来了统治危机,诸侯据地自雄、王室力量极大削弱。各封建主和其他民族的一些贵族领主,经济和政治地位也相应地得到巩固,滇池地区的高氏家族,洱海地区的杨氏家族,就发展成了东、西部的两大霸主。他们与“大理王”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以至发展到同段氏王族分庭抗礼、争夺权力的地步。

公元1063年,杨允贤公开叛乱。大理的第十二位国君段思廉无力平乱,只好请诸侯高智升出兵相助。高智升虽然平定了杨允贤的反叛,但却趁机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占据了整个鄯阐府辖境。段思廉虽然不情愿高家这样做,可是碍于高氏家族的强大势力,只能顺水推舟封高智升为鄯阐(shàn chǎn)侯,并且还不得不把国王直辖领地的一部分“赐”给高智升,这也进一步加剧了段氏统治的危机。

杨允贤虽然反叛失败,但是杨家的势力却并没有因此而衰弱。公元1080年,杨义贞再度发动政变,杀掉国君段廉义自立为“广安皇帝”。杨义贞的称帝危及到其他被封诸侯尤其是高家在整个大理国的地位。鄯阐侯高智升联合“乌蛮”三十七部的兵力再次平叛,4个月之后就把篡位的杨义贞打败,高家的势力趁机发展到洱海地区。由于段廉义无子,高智升便拥立他的侄子段寿辉段为大理王。高智升表面上拥立段氏为王,实际上“挟天子以令诸侯”,自任宰相,把鄯阐侯的位子传给儿子高升泰。这样,高氏就成为大理国势力最强大的一支诸侯,几乎全部控制了大理国政权的辖区。大理国的重要官员,也几乎为高氏家族垄断,号称“一门之盛,半于大理”。

段寿辉仅仅当了一年有名无实的傀儡皇帝,就被高家父子废除,段正明被另立为大理国君。段正明在位时,对高氏家族十分谦让,博得了他们的好感,因此做了14年的皇帝。但是,野心勃勃的高升泰一心只想着当皇帝,于1094年废段正明,自立为皇帝,改国号“大中国”。高升泰篡位后,遭到其他封建主和其他民族部落领主的反对,尤其是“乌蛮”三十七部反对最为强烈,他们根本不接受高氏“大中国”的统治。高升泰仅仅做了两年皇帝就一命呜呼了,临终前,他告诫子孙“我之立国,以段氏之弱。我死,必以国仍还段氏。慎勿背我。”他的后人也很听他的话,在他死后就把皇位又还给了段氏家族,立段正淳为国君。

段正淳复国后,依旧大权旁落,高氏家族依然掌握实权,世袭宰相,称“中国公”。高家极力扩充实力,通过分封子弟占据了大片领地。高泰明的堂弟高祥明,在宋徽宗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居然赠送给段正淳农奴32000户,皇帝接受臣子的馈赠在历史上实属少见。

大理国在内部受到诸侯割据困扰的同时,周边的一些其他民族的部落贵族,也纷纷开始趁机作乱,反抗起大理的统治来。“乌蛮” 三十七部中的“于矢部”在混战中统一了贵州南部地区,建立“罗殿国”。“些么徒”部统一了滇池东南地区,建立“自杞国”。“邛(qióng)部”的贵族扩充武装,“闭其境以专利”,自称“山前山后百蛮都鬼主”。“金齿百夷”贵族叭真,兼并了周围各部,建立“景陇金殿国”。大理国形成了“酋领星碎,相为雄长。干戈日寻,民坠涂炭”的四分五裂的局面,一直延续到大理国灭亡。

大理国就这样在内部的统治危机与部族的叛乱中国势疲敝,逐渐走向衰落。蒙古灭金之后为了对南宋形成两面包抄的夹击战术,决定先征服大理。1253年,忽必烈率领率领10万大军,分兵3路进攻师南下,长驱直大理国入,大理国内各部落纷纷投降。同年十二月,蒙古攻陷大理城,大理末代国君段兴智弃城而逃。1254年,蒙古大军活擒段兴智,存续300余年大理国灭亡。

  

儒雅飘香的佛国  


在云南及其附近地区,经常会出土一些制作精美的佛教用品,如佛像、宝幢等等。1919年,在昆明地藏寺遗址修建公园时出土了一尊佛顶尊胜宝幢。宝幢布局严整,层次分明,构图造型精美,人物神态逼真,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当时的日本人称它为“中国绝无仅有之杰作”,著名历史学家方国瑜赞道:“雕刻佛像最精,世人咸为惊异,滇中艺术,此其极品也”。1978年,云南文物工作者在维修大理崇圣寺三塔时,发现了一件令世人震惊的宝物,大理国时期的五色舍利塔模。这座塔模制作技艺精湛,将金、银、铜、铁和琥珀五种不同的质地完美地组合起来,浑然一体。五色舍利塔是佛教用品,是用来装敛过世高僧的舍利的用品。

在云南地区为何频频出现佛教用品?这与大理国佛教的盛行有着直接的关系。舍利是指高僧入灭火化后的结晶物。佛教一向十分重视对舍利的供奉,大理国也不例外,因此才会屡次出现会出现精美的宝幢。

佛教在那一地区是在南诏时传入的,大理时期佛教逐渐发扬光大,最终到了全民信佛的地步,佛教发展成为大理的国教。大理的统治者把佛教与汉族的儒学充分的结合起来,把儒家的教条与佛教的道义融为一体,用以控制人们的思想、巩固统治。那时,读书人无不崇奉佛法。佛家的师僧也都诵读儒,被称为“释儒”。这些释儒不仅可以在寺庙内讲经求法,可以到朝廷内做官,还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取得政治地位。大理国是一个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国家。

开国皇帝段思平岁岁建寺,铸佛万尊。元朝的郭松年编著的《大理行记》记载“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从这里足可以看出大理的佛教盛况。就连张胜温所做的《大理画卷》都是以佛教为主要题材的。大理的佛教的繁盛以佛经、佛寺、佛雕的发展和佛雕技艺的精湛为代表。

大理国写本佛经是我国佛教文化的珍宝,是云南最早的佛教典籍。佛经的内容涉及经、论、仪轨、注疏及白族史志,充分反映了大理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绚丽多姿,是研究白族社会、历史、宗教、哲学、文化艺术的无价之宝。佛教的发展使佛经成为一种十分紧缺的资源,于是抄写刻印佛经就成为当时的文人、儒释的重要活动。为了显示自己对佛教的信仰真诚,他们耗费大量心血用手抄写卷帙浩繁的佛经。这些制作精美的佛经除了用于平时讲经颂佛之外,由于装帧的精致还成为赠送亲朋的精美的艺术品。但是,由于佛经是用人工抄写的,数量本来就十分有限,再加上时间的磨损以及战乱,到现在这种写本佛经留存的已经十分稀少了,因此弥足珍贵。

大理写本佛经不仅是佛教界的瑰宝,还是研究大理历史、书法的重要资料。通过这些佛经不仅可以修正现在人们对大理认识的一些错误观点,还可以找到一些新的信息。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曾将南诏大理国经卷的发现与敦煌藏经相媲美,称其为“北有敦煌、南有大理”。

佛寺是大理佛教文化的重要代表。著名的佛寺有无为寺、崇圣寺、宏圣寺、感通寺等。在大理国故地洱海东岸的鸡足山上,有大理佛寺佛寺50余座。崇圣寺是大理国佛教发展到巅峰的标志,被当时的人们称为佛都。

无为寺是大理国的皇家第一寺,位于环境清幽的苍山兰峰之麓,始建于唐朝,在大理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寺庙为东西向,由大门、过厅、大殿、南北厢房所组成,隐于松柏之中。无为寺有八景:晒经坡,传说唐僧取经路过此地,曾在这里晒经书,驻跸台,无世祖忽必烈片大理时,曾在附近驻兵停留,还有来衔桥、翠华楼、阁老岩、玉磬碑、汪清泉、香杉树。元末明初,大理段氏总管段功之女段宝姬在无为寺畔建兰苑隐居。

在大理留存下来的佛教雕刻艺术品中,以石钟山石窟最具代表性。石钟山石窟又称“剑川石窟”,位于云南省大理的石宝山上。这里的佛教雕刻集中反映了密宗佛教与当地民族宗教信仰相融汇的特点。在石窟中的佛陀、菩萨、明王、大黑天神等的造型上,想象丰富、生动逼真、气度非凡。石窟雕刻技艺娴熟,以高浮雕为主,辅以线刻和浅浮雕,手法时而宁静温和,时而强劲勇猛,既有曹衣出水之细密,又有吴带当风之灵动。此外,在石窟中还留存有大量的大理国佛教绘画,如《菩萨图》、《南诏图传》、《张胜温画卷》等石钟山石窟是研究大理宗教、社会、历史和民俗的重要资料,是我国众多佛教石窟中的璀璨的明珠。

  

出家的国王 

大理国的宫廷似乎有一种特殊的风气,就是出家。据历史记载,从公元937年大理建国开始,一直到公元 1253年大理王朝灭亡的22位皇帝中,竟先后有10位出家做了和尚。这10位帝王中,除了第二代皇帝段思英是被迫逊位的,其他9位都是自愿放弃江山社稷出家的。这在我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实在是我国帝王史上一缕独特的风景。

在我国上下几千年的帝王史中,除了南北朝时期的梁武帝和清朝顺治皇帝外,就再也没有帝王有过这样的举动。梁武帝萧衍笃信佛教,曾4次皈依佛门,都因群臣的苦谏仍然归座龙椅。顺治皇帝因心爱的皇妃去世而悲痛不已、看破红尘而出家。

传说大理国这些做出惊人举动的帝王分别是第8代国王段素隆、第9代国王段素贞、第11代国王段思廉、第13代国王段寿辉、第14代国王段正明、第15代国王段正淳、第16代国王段和誉、第17代国王段正兴、第20代国王段智祥。

为什么坐拥江山美人的帝王会甘愿放弃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地位、财富去做整天吃斋打坐、念经颂佛的和尚呢?纵观这些皈依佛门的国王,是在大理国佛教的盛行的大前提下出家的,与大理国“以佛立国”、“以佛治国”、全民信佛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分不开的。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国家的灾祥祸福,都与当朝的帝王有关,与他们前世今身所作所为有着因果关系。国家一旦出现某种灾祸的征兆,便是帝王孽障缠身,只有出家,才能消灾免难。不过他们出家的原因又各不相同,具体原因分为在争权中失败被废为僧、政权不稳被迫出家、人心相背被迫出家。可以说,这些国王出家的最主要原因是为了避祸。

如公元946年,在位仅有一年光景的段思英被废为僧,就属于大理国统治集团内部各种势力争斗中一次典型的夺宫之变。据《滇史》记载,“思英性暴戾,居丧淫戏无度,多变易文德年制度”。段思英因性情暴戾、淫戏无度、变易旧制而被废,不得不出家当了和尚。其中变易旧制又是最为主要的一个原因。他继位后,将其母亲杨氏桂仙封为“榆城宣惠圣国母”。这时推崇杨氏势力的信号,显然与段思平以董姓为重要依靠的方针有悖。董氏是段思平改朝换代时的主要依靠力量,代表人物是段思平的军师董迦罗。大理建国后,董迦罗成了大权在握的相国。段思平死后,段思英受到了董氏势力的威逼,企图抬高杨氏势力的地位,势必引起以董氏势力为首的各政治势力的不满。这时,董迦罗自然与好友段思良结成了利益联盟,逼宫退位。

段和誉是大理的第十六代帝王。他并不像小说中塑造的那样是一位多情的风流才子,从政绩来看,他可以说是一位具有文韬武略的优秀帝王。段和誉自幼聪明好学,7岁时就到点苍山龙苑拜师于天台山云游到大理的高僧六铉(xuàn)法师。在学习的过程中,他认真刻苦,为以后的帝王之路铺平了道路。段和誉26岁时继位,年纪轻轻的就曾几次平定三十七部的叛乱。他还采取了缓和的外交政策,与周边的国家尤其是宋朝保持了十分友好的往来关系。在他的统治期间,大理国多次向宋朝进贡,献礼献乐,博得了宋朝统治者的欢心,也因此而得到许多赏赐作为回报。宋徽宗为了表彰段和誉,册封他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上柱国、云南节度使、大理王。在对内的政策上,段和誉勤政爱民,十分同情社会底层百姓的痛苦,仁慈治国、减轻徭役赋税。因此,那时大理境内的人民都十分拥护他。在经济上,段和誉在国内大力发展经济,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很快。就这样,大理王朝的统治更加稳定了,国力也走入了最为强盛的时期。段和誉还是一位十分宽宏大量的帝王。有一次,部将高智昌在大庭广众之下竟然当面指出他的错误并且辱骂他,可是,段和誉身为一国之君并没有以自己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来惩罚他。在高智昌死后,段和誉为表彰其功绩,还大办佛事为其超度亡灵。高智昌手下的两名军官因为怀恨段和誉而趁机刺杀他,但是没有成功,反而被段和誉擒获。令人佩服的是段和誉并没有雷霆大怒,把这两个叛贼施以酷刑,反而认为他们的举动是忠于主人的义举,释放了他们。这两名刺客后来自杀,段和誉又下旨为他们修建“义士冢”。

在段和誉的长达39年的统治时期内,国家政治稳定,外无战事,经济繁荣。那么他又为什么会在自己生命中最辉煌的时期激流勇退,选择出家作为人生的最终归宿呢?这与他的儿子们有着重要的关系。

段和誉有4个儿子。这四个人的品性与他们的父亲却相差深远。为了争夺皇位,他们明争暗斗,甚至会在朝堂之上就大打出手。这四个皇子每人都有自己的势力集团,把整个朝廷弄得乌烟瘴气,不得安宁。段和誉对这几个儿子的行为很是失望,萌生了退位的打算。在他当政的第39年发生的一件事坚定了他退位的想法。那一年,在大理国的上空一颗彗星滑过夜空,整个朝廷都被这件事震动了。那时,彗星是灾星的代表,一旦出现,国家就会发生、严重的灾难。段和誉见到彗星之后,也认为这是国家的不祥之兆,就决定退位,把国家交给早就日思夜想当皇帝的儿子管理。他十分信奉佛教,便决定退位之后皈依佛门。这样不仅可以落得个耳根清净,还可以使国家的繁盛不葬送在自己的手中。此外,这样做还可以修行,为下辈子积德。就这样,段和誉把皇位传给段正兴。他出家后法号广弘,终年94岁,是大理国最高龄的国王。

出家的大理国王们虽然不再是一国之君,但是待遇却远非普通的和尚可比。崇圣寺是大理国王们出家的专用佛寺,其建筑金壁辉煌,高僧殿里排列的九位出家为僧的大理国国王塑像。野史记载大理国民谣曰:“帝王出家,随臣一邦,嫔妃一串,素裹红妆。出家犹在家,举国敬菩萨,早晚拜大士,禅室如世家。”由此可见,国王们虽然出家,但是仍旧是帝王级别的待遇。

  

割耳而葬与祀典文化

2001年夏季的一个傍晚,大理东南的苍山上空雷声滚滚、乌云密布,一场暴雨眼看就要来临了。一位进山采药的彝族老汉见山雨欲来,赶紧找避雨的地方。他知道,这座山上有许多天然形成的山洞,经常被高高的青草覆盖起来。这些山洞正是绝妙的避雨场所。老汉在草丛中细细的寻找着,果真如他所料,一个洞口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他向洞内望了望,只见里面漆黑一片。但他已顾不得许多,因为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临了。老汉点燃了一只火把,壮着胆子往里走了进去。当火把的光亮照向山洞的深处时,一片金灿灿的光芒射了出来。老汉很是纳闷,凑上前去查看。他发现那些耀眼的光芒是从墙角一些金黄色的罐子里发出来的,原以为是一些陶罐。但当他将这些罐子细细观察一番之后,发出了惊愕的表情。老汉像受到了什么惊吓一般,不顾外面的倾盆暴雨,跌跌撞撞的跑出了山洞。原来,墙角的那些罐子都是都是由黄金做成的。回到家后,不知是因为暴雨的原因还是受到了惊吓,老汉一病不起,没过几天就与世长辞了。

老汉为什么对从天而降的财宝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兴奋,反而出现这样怪异的举动呢?这都与当地流传的一个古老的传说有关。

这里的村民祖祖辈辈都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在很久以前这里曾经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国家——大理国。这个国家的国王死后都有一种奇特的丧葬制度。他们不像其他的帝王那样死后埋葬在华丽的陵墓里,并且陪葬着众多的金银珠宝。这些国王对自己的后事是这样安排的,将死者的耳朵割下来装在一个精美的金罐子里,存放在只有后世帝王才知道地址的秘密山洞中,然后再将遗体火化。传说藏着国王金瓶山洞可以穿过苍山、达到苍山的另一面。

那位误入山洞的老汉看到里面金光闪闪的金罐子,很快就想到了家乡的这个古老传说。他的死很可能与这些金罐子有关。在他病重的那几天里,曾经在昏迷之中模模糊糊的与自己的后人说起了这件事。于是,苍山中果真藏有大理国王的金瓶的事情就这样传开了,并很快传给了当地的文物保护部门和考古学家。当他们听说老汉的传奇经历之后,马上就决定去查找那个山洞。因为,在史书里确实记载着大理国王割下双耳,藏于金瓶的事情。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后世的祭奠。只要后世的国王们拿出秘密山洞中的金瓶就可以祭奠前世的国王了,而不用大费周折。但是,随着老汉的去世,山洞再一次消失了。无奈之下,考古专家们只得组织了大规模的考古队对整个苍山进行全面的勘查。

既然国王把金瓶看作是贮存自己灵魂的地方,金瓶的地位就相当于陵墓,因此肯定会特别的隐秘。据史书记载,只有继任的国王一人才知道山洞的秘密,就是王后以及死去国王的其他亲人都不知道。在安放国王的金瓶时,为了保密,有很多人丧命。继任国王首先派一批人把金瓶储存收藏好,当这些人做好墓葬的一切事宜之后,就会被全部杀掉,这样山洞的地点以后就是个永远的谜了。大理国王作为一个国家的皇帝为什么会让自己的后事如此简薄,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大理只是个地方王朝,国力无法与中原王朝相比,没有足够的实力为每一位国王修建大型的王陵;原因之二,可能与大理的独特风俗习惯有关。大理远离中原内地,信奉佛教,时兴火葬,也就没有必要为保存尸骨而修建豪华的陵墓。

据历史记载与现代考古发现证明,大理时期,那里的人们无论身份地位高地都普遍实行火葬。这与中原及其他地区那个时代流行的土葬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大理国时期三百多年的统治中,考古学家竟然没有发现一个土葬的陵墓。但是,由于死者身份地位的不同,火葬罐的材质也不同。普通百姓一般只是一个陶土烧制的罐子,只有在贵族的墓葬中人们才能见到精致的火葬罐。国王们因为了显示身份的显贵,他们的火葬罐则应该是用黄金打造的。

考古队将整个苍山勘查了两遍之后,都没有发现那个传说中的山洞。但是,他们在勘查过程中对苍山的地形进行了详细的观察。他们发现苍山的峰麓下面,前面有上下两个平台,两个平台之间有个通道,而这样的地形只有在古代的大型祭祀场所才能够见到。因此,专家们推测这里很可能就是大理国王的祭奠仪式所在的场所。每到国王的忌日,后世的国王都会从山洞中取出金瓶,举行祭奠活动。

2004年冬季,又有一支考古队伍来到了苍山的脚下,准备对这里再进行一次深入的考古挖掘。经过历时一个多月的挖掘,考古队员终于清理出了许多大小不一的土坑。这些土坑之所以能引起考古队员的注意是因为里面都埋放着一块大石头。这种在土坑中埋放大石的做法是古代的一种建筑手段。他们先在坑中放上石块,然后再以石块为地基,在上面安置木桩。而这种特殊的建筑手段正是大理国所独有的建筑方法。既然存在大理的建筑遗迹,那么就很有可能存在存放国王灵魂的金瓶的山洞。

考古学家们针对以前的考古中发现的两级平台进行重点发掘。当他们从第一阶平台的取泥土勘查时,果然发现里面有一层层不同的土质,这样的情况只有人工夯筑的土层才能出现。在对第二层平台进行勘察时,考古队员发现了许多瓦砾的残片,上面有着一些特殊的花纹。经过专家鉴定,这些瓦砾正是大理国的遗迹。这些建筑遗址都显示了地面铺有一层一尺见方的绿釉砖。从这些典型的建筑特点,再加上各方面信息、资料的综合分析,专家们认为这里应该是大理王陵。

各种迹象都表明,大理国王的金瓶是存在的,神秘的山洞也是存在的。那个深藏不露的山洞就是王陵的地点。也许大理国王的王陵只是一个普通的洞穴,也许洞穴中也只有些国王们的黄金火葬罐,但是这个神秘的王陵却是大理王国300多年历史的见证。

除了独特的割耳而葬,大理国还有一种特殊的风俗——祀典。

祀典就是祭天地,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起源于人们对大自然的崇拜。早在上古时期,那时的统治者伍怀氏就在泰山上进行祀典仪式。司马迁《史记?封禅书》记载道:祀典产生于伏羲氏以前的无怀氏,无怀氏曾封泰山。

大理的许多国王都曾举行过盛大的祀典仪式。在苍山的《敕封点苍照明镇国灵帝位碑》中,可以窥见当时祀典盛况的一斑。大理国段氏王朝奉行“天人和一、政教合一”的施政方针。举行祀典的皇帝出于政治需要,为昭示天下,为提高皇帝的威望,为了标榜段氏王朝“永镇山川”的功业,为了提高皇族的政治地位、巩固王权,为了粉饰太平,为夸示中原,都希望祀典后,国家安宁、五谷丰登,四海升平,帝业永固,永镇山川。祀典成为标榜皇权的一种重要手段,以敬“天地君亲师” 为途径。因此,可以说祀典也是大理国统治者统治人民的一种手段,是对人们思想的一种教化。大理国的祀典是一种独具特色的封禅形式,一种政教合一的盛典礼仪。古代大理国的祀典经过历代帝王都有许多创新,到后来“祀”的仪式往往重于“典”的仪式。这是因为他们“天在上,地在下,龙在上,风在下”的天地观、世界观、价值观造成的。他们把“天、地、人”融入了封建的祀典仪式上,以庄严、至尊至上的祀典活动来呼应三山五岳。

大理国举行祀典仪式的一个重要场所就是苍山,在那里还专门为了祀典而建筑了一座宏伟的苍山神祠。苍山在大理国心目中是一座神山,是万物之始、阴阳交替之地。此外,洱海边的“天镜阁”、“珠海阁”、“浩然阁”和“水月阁”也是帝王们经常举行合祭天地仪式的场所。那时,统治者为了极力宣扬自己的统治地位,祀典仪式都办得极为隆重。在举行祀典仪式时,几乎全国的百姓都要参加,马就要动用千万匹,要从下面的八府、四郡、三十七部中抽调才能够满足供奉神明的需要。祀典的举行,要耗费大量资财,是需要良好的经济实力作为基础的。大理国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冶铁技术都比较发达,经济实力大增,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较以往大大改善,已经接近中原地区的水平。

除了皇帝举行隆重的祀典外,还有另外一个特殊群体也举行盛大的祀典仪式,这个群体就是高僧,以大理国出家的国王最为典型。大理国总共有10位皇帝由于各种原因而出家,尽管出家之后他们以僧人自居,但是手中还是握有很大的权力。这些高僧举行的祀典往往都在他们的出家之地崇圣寺,每年春秋举行两次。“驻马寻幽入梵官,空阶铃铎响天风。波风远映三干顷,雪里高悬十九峰”便是形容高僧祀典盛况的诗句。

   

大理大事记  

公元937年,段思平联络云南东部的“三十七部”灭掉了大义宁称帝,改国号为大理,定国都为羊苴城。 

公元1147年,段和誉把皇位传给段正兴后出家,从此,大理国开始走下坡路,国势日衰。 

公元 1063年,洱海地区的杨允贤叛乱,掀起了大理国内乱的序幕。  

公元1080年,杨义贞杀掉国君段廉义自立为“广安皇帝”,高智升借平叛之机大大扩充了自己的实力,成为大理国实际的掌权者。  

公元1094年,高升泰废大理国王段正明自立魏王,从此,段氏家族在大理的统治暂时告一段落。  

公元1096年,段正淳复大理国,开始了大理中兴。  

公元1253年,蒙古大军南下,开始侵扰大理国。  

公元1254年,蒙古大军活捉段兴智,大理灭亡。

   



*.甲骨文中的巴与蜀

(日本.成家彻郎)(朱凤瀚译)

     

一、巴

(一)“巴”字的起源及“巴”字与巴族的关系。巴字之起源与古代在四川东部及湖北居住的民族为何被称作“巴”,关于这方面的问题,诸家已提出了很多见解[注一]。自唐兰将甲骨文的“巴”字释作巴字以来,研究者多从之,但对于甲骨文“巴”之字源为何则未见考述,甲骨文之“巴”何以则指称巴族亦未见考察。

庄燕和曰:“殷墟甲骨文中已有‘巴方’一名,在陕西汉水流域的黄金狭地段,这支巴人殷武丁时臣服于殷的方国……”他是认为甲骨文之“巴方”乃居住于汉水流域之民族。董其祥亦曰:“(妇好)曾在武丁指挥下,举兵伐巴方,在甲骨文中有过明确的记载。《粹编》巴蜀文化研究(第三辑)1230:壬申卜,争鼎(当),令妇好从沚戬伐巴方,受有佑。”巴方据唐兰释,谓其地在西南,并说武丁之世,西连巴蜀。顾颉刚《中国历史地图集》置巴于汉水、丹江之间,楚邓之南,谷城之北,可从。另外,周集云则认为甲骨文中的“巴”之所在地在今四川省东北部,今巴中县,并进而言曰:“这个巴方,建立于夏末商初,史志记载上,往往把他叫做古巴国。周武王克商之后,封宗姬于巴的巴子国;是建都于重庆巴县的,致使巴方这个巴国,沉没几达二千年,很少被人知道。”这即是说,周氏认为殷墟甲骨文中的“巴方”与西周时代以后的巴国是有区别的。因此,他进一步对有“巴方”的卜辞结合当时的历史状况作了深入的考察,提出了出色的见解。下文在解释有关“巴方”的卜辞时采用了他的一些看法。

(二)巴族在武王克商时是否参加了以周军为核心的联军?巴族是否参加了讨伐商国之联军,是一个麻烦的问题。周武王曾在为倒商而集结于牧野的诸侯面前作了演说,讲了此次决战之意义。记述这一情况的文献是《尚书·牧誓》。即使文中所言不能信为是完全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实情,但其可信程度应当还是很高的。在《牧誓》开头,有以下记载:“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日: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有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其中列举了在牧野所集结的诸族,然而其中虽可以见到蜀,却未见到巴,因此,赞成巴族也应当是参加武王克商之举的研究者,必须提出推翻《牧誓》记载之根据。他们主张的共同特征是,认为见于《牧誓》之诸族中有某一个族包含有巴族。

先是徐中舒,对于《牧誓》八族中未见巴族之事作了如下解释:“但注家对此八族所在,一致以为即在西南,其中当有巴。《华阳国志·巴志》又说:汉高祖谓“巴渝舞”是武王伐纣之歌,汉(高)祖之言,可能就是本于渝水賨人相传旧说。常璩所据,当不出此。(《论巴蜀文化》19--20页)”徐氏认为,见于《牧誓》之诸族皆为居于巴族所在地域附近之民族,故其中应当有巴族。但他对于此说并未再作探求。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学者认为《牧誓》中所见之“彭”即与巴有关。如童恩正即持此说。童氏指出,在一些传说中,彭国位于今四川省彭县。然其为参加克商之战而奔赴数千里以外之安阳,似非可能。实际上彭并不在此地,而是在今湖北。据《牧誓》伪孔传,彭与卢相邻,卢族之活动地域在今湖北省南漳县,南河流过其北,此河古称彭水。而彭水之称缘于彭族曾居住于这条河之流域。童氏说:“巴族在殷周之际主要活动在汉水以西的地区,所以此处的彭,可能是巴人的一支,也可能是巴人的代称。”(见《古代的巴蜀》) 邓少琴、庄燕和也主张巴与彭有关,但是所论与童氏之说有相当的差异。庄氏对邓少琴在《巴蜀史迹探索》中的看法几乎原封不动地接受,但也有少数地方作了更细致的研究。下面介绍一下庄氏之说:

据《逸周书·王会》,武王克商后不到三十年的时候,周武王曾在东部洛邑会集了诸侯。此时,巴人曾奉献比翼鸟。然而在《王会》中却未见到彭(成家注:即言《牧誓》之彭指巴族)。再有,据《水经注》,彭溪口位于四川省云阳县双江镇。在此地居住之民族正是见于《牧誓》之彭,乃巴人的一个支族。庄氏指出:从地理位置上推论,参加牧野誓师大会的彭人,就是著称于春秋经传的巴人,当为殷武丁时“巴方”的后裔,汉代叫费人,又板凳蛮夷……是巴人中的一支。(《古代巴史中的几个问题》5页)

对这个问题,李启良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见于《牧誓》之“濮人”才应当是巴人。因此他主张必须对以往《牧誓》的读法作修正。李氏提出了很重要的见解:“所谓八个方国(成家按:即见于《牧誓》之八族)只是混而言之,并不是都完成了国家机构,还不能各自算作国的。”(《巴族渊源探微》53页)在此一时代(公元前12一前11世纪),巴族居住于今四川省东部、湖北省与河南省及陕西省之南部的宽广地域内。如据此居住范围言,巴族乃是此时中国大陆中发展之地域范围最为广阔的民族。因而,亦即会因其所居各个地点之不同而以各种不同的名称呼之。对于李氏提出的这一点,我们必须引起重视。李氏在否定了彭与巴有关系的说法后,指出: “(濮人之分布,是在含汉水中上游、巴山地区之广阔范围内)这样的分布情况就不能说是一个小部族,而只能说这一地区散处的诸部族,是濮人分布的不同支系。从意识形态来说,都属于同一个文化体系,濮可以作为部族的通称。”(同上54页)据此,李氏主张对《牧誓》中有关诸族的一段文字作如下解释:“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庸、蜀、羌、髳、微、卢、彭等地的濮人’,而濮人也就是巴人”(同上54页)。另外,李氏对《牧誓》所以未言及巴而言濮的理由作了考察,他认为,商代甲骨文中所见“巴方”一词,自然是以商国为中心的地区之语言,但周人是在商国的统治之下,因此周人以自己为中心称远隔之地域为某方是不可能的。周人所言之濮人,与商代甲骨文中所记之巴方应是指同一民族。

以上,将李氏的见解作了简单的介绍。最后,我要指出读了这篇论文后所想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李氏将巴族(濮族)说成是“江汉地区的少数民族”(同上54页)。但是在当时巴族不仅不是少数民族,而且是在中国大陆上一个相当强盛的民族,因此连处于黄河流域的兴旺的商国也感到很大的威胁。[注二]李氏未经意地使用了“少数民族”这一词语,在古代史研究的认识上是有问题的,这样讲是不得当的,荣枯盛衰是贯穿于历史的一个根本原理。彭适凡即曾言及于此:“如果说新石器早期阶段,华南一些地区文化发展程度尚较低于黄河流域的话,那么到六七千年前,东南和长江下游一些地区的原始文化,却明显表现出赶上甚至超过中原的趋势,丰富多彩的河姆渡文化就是明证。但到四五千年前,中原文化迅速高涨,并最先跨入阶级社会,高度发展的青铜文化又大大超过其它地区。所以说,在古代文化的发展长河中,先进与落后是相对的,也不是不可改变的,这在史前时代表现尤为突出。”(《万年仙人洞新石器早期文化的几个问题》16页)这种看法虽不能说是十分全面,但基本的思考方法上还是正确的。此类问题出现不限于李氏,在其他著作中也常可以见到的。

周集云通过周族的文献《尚书》考察巴族之历史真相时,曾说:“巴,小国也。僻在西南荒服,在‘庶邦’之列,是‘正供’与国,这是无疑的。”(《巴族史探微》73页)这显然与事实违背,今后,笔者准备在有机会时对此种历史认识上的问题作更深人的研究。周集云认为,在研究《牧誓》中未见到巴的问题时,首先应重视《华阳国志·巴志》的记载,以此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华阳国志·巴志》曰:“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又曰:“阆中有渝水,责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数陷阵,锐气喜舞。(汉高)祖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令乐人习学之,今所谓‘巴渝歌’也。”周氏亦注意到上引文中“武王伐纣,前歌后舞”(同样的内容亦见《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克商之际,巴族演出的歌舞被称为“巴渝舞”,传至后世。但据《晋书·乐志》,当时对这一歌舞中的歌词意思已不能理解。这是因为歌是用巴语唱的。而刘邦因为与巴人接触较多,故能很好地理解其意[注三]。再有,《牧誓》中所见八族之居住地,的确大致在巴地范围内。《尚书》中还有巴国是周国主同盟势力的旁证。因而周氏作出这样的结论:“所以,我认为虎贲隶于师氏(成家按:“师氏”见于《牧誓》),既已指出师氏,似言巴师也。”

然而,学者中亦有主张巴未参加武王克商的。例如张雄即认为,巴族与蜀族不同,并未受到中原文化之影响,所以能长久保持着独立性。张氏言:“但从整体来看,鄂西地理位置较偏僻,受中原文化影响较小,土著文化的特点较突出。“巴”和商文化的关系,显然还不如“蜀”和商文化的关系密切,也不可能在武王灭商以前,成为周文王的属国。因此,《尚书·牧誓》所载随武王伐纣的西南“八国” 之中,有‘蜀’而无‘巴’。”(《从夏商时期文化遗存看早期巴族——兼谈“巴、蜀”非相同族属》39页)对巴族是否参加周武王联军的问题,笔者的见解在本章末段申述。

(三)巴国之领域。《华阳国志·巴志》对巴国的领域是这样记载的(括号内今地名为笔者所注):“其地,东至鱼复(奉节),西至僰道(宜宾),北接汉中(陕西省南部),南极黔涪(贵州省乌江、赤水河)。” 这段话,如蒙文通已明确指出的那样,讲的是战国以后的情况(《巴蜀古史论述》9页)。关于春秋时代巴的北境与东境,幸赖《左传》桓公九年、庄公十八年、十九年的记载而可以得知(参看图一,方框内是现代地名)。《左传》桓公九年(公元前703年):“巴子使韩服告于楚。请与邓为好。楚子使道朔将巴客以聘于邓,邓南鄙鄾(yōu)人攻而夺之币,刹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远章让于邓。邓人弗受。夏,楚使斗廉帅师及巴师围鄾。邓养甥、聃甥帅师救鄾。三逐巴师,不克。斗廉衡(横)陈其师于巴师之中,以战,而北。邓人逐之,背巴师,而夹攻之。邓师大败。鄾人宵溃。”《左传》庄公十八年(公元前676年):“初,楚武王克权,使斗缗尹之,以叛,围而杀之。迁权于那处,始阎敖尹之。及文王即位,与巴人伐申,而惊其师。巴人叛楚而伐那处,取之,逐斗于楚。阎敖游涌而逸。楚子杀之。其族为乱。冬,巴人因之以伐楚。”《左传》庄公十九年(公元前675年):“十九年春,楚子御之,大败[注四]。”

以上所记的两个事件,皆是与巴有关的战事。战事中所涉及到的地名有:邓、鄾、权、那处、申,此外尚有楚都。这些地方相当于现今何地,如能搞清楚,则春秋时期公元前700年前后巴国的势力范围(其东部、北部地区)即可以推知。

关于“权、那处、申”之地望,诸家见解一致。“权”,童恩正认为“在今湖北当阳县东南”(《古代的巴蜀》23页)。周集云(《巴族史探微》91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208页)说同。至于“那处”,童恩正言:“在今荆门县东南”(《古代的巴蜀》23页);杨伯峻亦曰:“荆门县东南有哪口城,当即其地。”(《春秋左传注》209页)。周集云则认为在“编县东南”(《巴族史探微》91页)。徐中舒(《论巴蜀文化》19页)、李启良(《巴族渊源探微》54页)亦持此说。要之,“那处”当位于今荆门一带。春秋时代申国在今河南南阳,诸家无异议(参看谷口义介《申国考》)。“鄾”,《左传》桓公9年言其地在“邓南鄙”。则鄾、邓二地必须合并研究。童恩正提出,“邓位于河南南部”(《古代的巴蜀》21页),郧“在今湖北襄樊北”;杨伯峻、徐提所编《春秋左传词典》言鄾、邓故城在今河南邓县(880页),杨氏《春秋左传注》“据《方舆纪要》,鄾城在今湖北省襄阳旧城东北十二里”(125页);徐中舒亦言“鄾在襄阳县”(《论巴蜀文化》19页)。认为邓在今河南邓县的还有张雄(《“巴氏蛮夷”浅论》82页)与庄燕和(《古代巴史中的几个问题》14页)。综言之,研究者多认为《左传》之邓即在今河南邓县,鄾则在其附近。

石泉提出的见解与以上诸说稍有不同。他在开始时这样论述的:“关于邓国的都城所在,汉魏六朝时期的记载都说是在当时的邓县。后人对这一点亦无异议。但对当时的邓县以至春秋时的邓国究竟在今何处,则有不同的解释(《古代荆楚地理新探》105页)。”在指出邓县说之问题所在后,石氏提出自己的主张:“今襄樊市西北的邓城遗址是古邓国及宋齐以前邓县所在。邓县遗址是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位于襄樊市樊城西北十余里。据武汉大学历史系师生1973年春的实地调查,古城墙基还很完整,城址略呈方形,周长6.3里弱(3137.6米,合清5.4里强)。城内及城外(特别是北面)有大量汉代以至战国、春秋时的器物残片,说明这一古城的历史悠久和居民众多。据当地群众说,邓城虽然久已不是个城镇了,但至今在周围几百里内仍很有名。祖辈传说:邓城比襄阳还要古老。”(同上109页)

笔者同意石泉的见解。申国因为是在南阳县一带,所以今之邓县当时实为申国之领域,邓国应在其南较远的地方。而且石泉所举出的证据是很有说服力的,依此方能对上举《左传》记载的历史事件所涉及的诸国地理位置关系,有一个正确的理解。但是最麻烦的是楚都之位置。在周原甲骨文中已能见到“楚子”(“子”是敬称)之语,可见在武王克商之时,楚国已经成立。然而对于楚都的位置,说法很多,但何者为正确,目前尚难有定论。例如,近年出版的罗运环所著《楚国八百年》,在“丹阳的地望”一节中即介绍了八说。现在我们必须要搞清楚的是,春秋初期楚武王、文王时的楚都究竟在何地。笔者认为,从《左传》中所记情况考虑,当以荆门枝江说为最妥当[注五]。亦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楚都丹阳在今河南淅川县(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123页)。但笔者不以此说为然。楚族自春秋至战国时代最为繁荣,这由出土文物也可以证实。但无论如何,楚都先在淅川,以后又南移是不大可能的。春秋中期楚族发展壮大,淅川一带亦被纳入其势力范围内,其明证即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参见《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楚都是从襄樊南迁至荆门或者枝江一带的,应当说是合理的考虑(参看《枝江发现一处大型楚文化遗址》)。

那么,依据以上对地名的考察结果来推定当时巴国之东境,则杨伯峻的看法是较妥当的:“旧说四川省重庆市有江州故城,即古巴国。然以《传》文考之,巴必与邓相近。庄十八年《传》又云:‘巴人伐楚,而伐那处’,文十六年《传》云:‘秦人、巴人从楚师,遂灭庸’,是巴国当在楚国之西北。春秋之世,巴国可能在今湖北省襄樊市附近,迁入夔门,则战国时事。”(《春秋左传注》124页)张雄亦同意此说(《“巴氏蛮夷”浅论》82页)。还有徐中舒也作过具体的推测,其文曰:“它(巴)叛楚后,对楚用兵之处的那处在今湖北荆门县。津在江陵县,郧在襄阳县,这些地方,都在长江北岸楚、邓的西疆,是巴之疆域必兼及长江北岸楚、邓迤西之地。如以汉代的巴郡、南郡为巴的旧壤,或不至于有很大的错误。”(《论巴蜀文化》19页)

综上所言,在春秋时代初期,巴国之领域当已抵达今湖北省襄樊附近。笔者在旧作《关于古代巴族的几个问题》中即已说明在楚族兴盛以前巴族之领域。在论文中曾论及,至晚在殷墟时代巴族已进出于湖北省东部地域。在殷墟时代前期武丁之时,巴族发展至最繁华阶段,其领域更扩大及今南阳一带。(参看杨华《从鄂西考古发现谈巴文化的起源》)如果说此时其已形成国家,似亦不为过。因为从殷墟甲骨文可知,商王为了讨伐巴国,曾打算派最著名的将军浊或与妇好出征而占卜了其吉凶,此足见巴国在当时已是商国最大之强敌,使商国感受到极大的威胁。

(四)甲骨文“巴”之原义——字形变化与释字之妥当性。最早将甲骨文中之“巴”说为巴字的是唐兰。他认为甲骨文中的“蜀”地即是指今四川省之蜀,而且将一般释作“[上工下口]”字的甲骨文释作“邛”。蜀、邛皆在四川省,所以甲骨文中能见到巴当然亦是可能的。唐兰说:“卜辞有‘巴方’,旧不识,余以为巴方。又有蜀,则“[上工下口]”当即邛律筰之邛,其地略当四川之邛县,在殷时当甚强盛,故为西方之巨患也。”(《天壤阁甲骨文存》考释54页)然而他对巴族的历史未作考察,仅是因甲骨文“巴”与小篆字形之巴字形相似而释为“巴”字。此外,几位前辈也认为甲骨文“巴”应读为巴字[注六],唯他们也未对巴族作历史的研究。“巴”字的原义为何亦未作考察,下面对认为甲骨文“巴”变化作小篆之“巴”字的看法作一检讨,看此说是否妥当。

巴字在迄今所能见到的西周至战国时代的文字资料中尚未出现,因此只能将《说文解字》中所记载之小篆体与甲骨文“巴”作比较,如果参照其它字例变化的情沉来看,认为甲骨文之“巴”演变为小篆之“巴”字的看法还有道理的。(参看表一《字形变化比较表》)

(五)甲骨文“方”之字义。甲骨文“巴方”之“方”的意思,也是一个相当麻烦的问题。在甲骨文中,“方”有如下字形(见《甲骨文编》360~362页)。图二:甲骨文“方”(略)。《说文》是这样解释“方”字的:“并船也,像两舟省总头形。”所言为何不清楚?徐中舒曾对“方”字作过说明:“方字像耒,上短横像柄首横木,下长横即足所蹈履处,旁两短画或即饰文。”(《耒耜考》17页,《甲骨文字集释》2777页)即是说,徐氏认为“方”是农具之象形。贝塚茂树赞成此说(《贝壕茂树著作集》第1卷《中国の古代国家》47页以下,の即“的、之”)。然而,有不少卜辞采用此种解释并不能很好地说明。

对于“方”字之正确的解释,第一步始于叶玉森。叶氏曰:“方殆像架上悬刀形,并不像两舟总头,省作[方]架形微失,造字之始当与(?)从矢从(?)甲戈同例,殆谓边裔之国,习俗如是,故名曰夷、曰戎、曰方而已。”(《说契》,《甲骨文字集释》2779页)高鸿缙亦有同样的考虑,但作了更为深入的考察:“按字原意为旁边之旁。倚刀画其靠架Ⅱ形。由物形Ⅱ生意。故托刀倚架旁之形,以寄旁边之意。状词,亦用为名词。《仪礼·大射礼》“左右曰方”。《易·象传》“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或又用为副词,如《书·立政》“方行天下”,即旁行天下也。用本意。商周借为方国之方,名词,又通假以代口员之口。久而成习,遂失其本意。甲文第二形(?),乃就原字加(?即‘凡’字)为声符者,传为今旁字。说解于此两形分释,均未得其本。至《说文》旁字两古文(?)、(?),乃晚周人由(?)传写之讹。(《中国字例》第2册307—308页)

美国学者夏含夷(Shaughnessy)同意高氏的见解。他在介绍了高氏之说后,又补充道:“方、旁古书假借通用,例子甚多,此不详列,譬如《今文尚书》作旁者,《古文尚书》作方。并且古书训释有《仪礼·大射礼》“左右曰方”,亦可为证。因此,方之原义可假定为旁边之旁。在卜辞用语中,此乃申引为殷畿之边方地区;再申引之,即为住在边方地区之人。是故,卜辞云“方其出”,含义为有边方地区之人攻击殷畿,但是殷王向不知何种方国之人(含夷按:这也可以说明卜辞“伐方”用语之缺乏;殷王举行征伐之时,会有限定之对象)。(《释御方》104页)

可是在甲骨文中,与“方”相似的词语还有“土”。将此二者作比较对照,对“方”的意思会理解得更清楚。关于“方”与“土”二者之差别,据艾兰(Allan)的考察如下:“有的学者认为‘四方’与‘四土’意义相同。然而实际上还有‘东土、南土、西土、北土’这样的词语,只是不合称为‘四土’。这‘四土’指的是从商国的位置来看在其东、南、西、北四面的土地。在其中央的商即称为‘中商’。晚期卜辞中有以下辞例:己巳,王卜鼎(当)。〔今〕岁商受〔年〕,王占曰‘吉’。东土受年,南土受年,西土受年,北土受年。”(《合集》36975)我们认为‘土’与‘方’是不同的概念。土地神‘社’之字形从‘土’,但‘土’是具体的有一定范围的土地,内容多是占卜农作物丰收或受灾。......方与土在卜辞中的字义是有差别的。”(《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

“方”是指位于商国殷墟与其势力范围以外的全部空间(参看图3),因此,甲骨文“四方”不是指四个方向,而是指出了商国之领域以外的全部范围,并涵盖在那些地方居住的人们。相对而言。“土”即可以认为是指商国的具体的领土。......根据以上考察可知,甲骨文的“巴方”是指处于商王国势力范围以外、被称为“巴”的一块地域。一词,我们必须搞清楚巴族是否被称作“巴方”?甲骨文“巴”之原意以及“巴”与巴族之关系。

以往,研究者或原封不动承接《说文》之说法,将“巴”字与蛇相联系来考虑“巴”字的含义,对此,张秉权已指出其错误之所在“是把一个像人形的字(即甲骨文‘巴’字),误认为蛇的象形字。”(《丙编》上辑[一]考释46页)拙作《关于古代巴族的几个问题》对此问题已作过明确论述。在这片论文中曾指出,蛇是巴族之图腾。只是由于巴族居于非常广阔的地域内,其个分支依住地之不同,在图腾上又有某些差异。汉水流域之巴族是以鱼(读ba)为图腾;在今四川省之巴族以虎为图腾;居于长江以南者则以蛇为图腾。

    

蜀与殷商关系刍论——从甲骨文记载谈起

甲骨文中的“蜀”字,具有多种写法。20世纪30年代,孙海波先生在《甲骨文编》(中华书局增订本1965年版)中列出20种,80年代初,高明先生在《古文字类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中列出4种,80年代末,徐中舒先生主编的《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年版)中列出9种。许慎《说文解字》曰:“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娟娟。诗曰:‘娟娟者蜀。’” 孙海波先生释蜀为地名(《甲骨文编》),徐中舒先生释为方国名或人名(《甲骨文字典》)。释蜀为地名或方国名,是被学术界普遍接受的,但具体地所指却存在着较大分歧。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殷商时代四川与中原地区不可能发生联系,故胡厚宣先生认为蜀地在山东,“自今之泰安南至汶上皆蜀疆土”。陈梦家先生认为在山西南部,“故城在今新绛西”。还有认为在殷之西北等等。长期从事巴蜀文化研究的徐中舒、蒙文通、冯汉骥等先生则认为在川西高原至成都平原一带。

除甲骨文之外,文献资料中最早见到的蜀是《尚书.牧誓》中随周武王伐纣的“友帮冢君”蜀。王世舜等学者在注释中也认为蜀在今四川成都一带。长期从事《尚书》研究的李民先生也明确指出:“蜀,方国名,在今四川西部、成都平原及岷江上游。今四川广汉一带发现三星堆青铜文化遗址,属古蜀文化。”周武王在誓师中的第一句话就说:“狄也,西土之人!”这足以说明蜀是在西方而不可能在东方。不少学者都认为晋南是商族的发源地,商族东迁之后,尚有部分留在原地,并与商保持着密切的藩属关系。殷商时期的黎就是商在晋东南的一个重要属国,是殷商抗击西方和西北少数民族入侵的重要前哨阵地。周文王时欲向东方发展,也首先必须征伐黎国,因此随同周武王灭商的蜀也不可能在晋南,而只能在西土四川。

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载:“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山番,地称天府,原曰华阳。”这虽然说的是后来蜀最强盛时期的疆域,但也说明了夏、商、周三代时期蜀的位置。新中国成立以后,四川考古工作不断有新的重要成果涌现,其中不乏商周时代的遗迹遗物。   

1957—1958年,四川新繁县(今新都县)水观音寺遗址出土有铜饰件和镞、戈、矛、钺等铜兵器,发掘者认为这些铜器是商至春秋时期的遗物。1959年四川彭县蒙阳镇竹瓦街窖藏出土铜容器8件,兵器13件,其中覃父癸觯、牧正父已觯被认为属于商器。徐中舒先生对二觯研究后认为:“此铜器群中杂有殷代遗物,而此诸殷器又不属于同一氏族、同一年辈之物,则此诸殷器必为战利品,或为周王颁赐的掳获物,这正是蜀人参加伐殷之役最直接有力的物证。”从1980年开始,四川文物考古部门在广汉三星堆文化遗址连续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周长达6000米的宽大的堆土城墙,出土了大量具有浓郁特色的青铜器、玉石器、金器、骨角器等遗物。人们认识到三星堆遗址不是一处普通的邑聚,而是夏商时期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的一处中心都城,即古蜀国在夏商时代的都城。2001年春发现、发掘的成都金沙村遗址,是四川省继三星堆之后又一重大的考古发现,发现发掘了大量遗址,出土了铜器、玉器、金器、象牙器等大量珍贵文物。金沙村遗址和三星堆遗址同处成都平原,且相距不远,它们之间必定有内在联系。俞伟超等学者认为:“三星堆遗址是夏代晚期至商代或稍后的成都平原乃至于四川盆地古代王国的都城,那么在三星堆遗址衰落以后兴起的金沙村遗址,就极有可能是三星堆古城衰落后成都地区新出现的另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这就使人们对蜀文化特别是它的早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李学勤先生曾指出:“过去的流行看法是,像湖南、四川这样的地区,古代中原文化不会与之有什么联系。特别是四川,从来以山水险阻著称,文化似乎只能是封闭的。现在考古发现证明,自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少晚期之末)起,当地与中原间的文化交流是存在的,有时还明显是畅通的。”从而使更多学者接受了徐中舒等先生的观点,蜀地望问题应当已成为不争之论。

许多学者还根据考古资料、文献记载及甲骨文资料探讨了蜀文化及蜀与殷商的关系,并取得许多可喜成果。20世纪50年代徐中舒先生的《巴蜀文化初论》(《四川大学学报》1959年2期)、《巴蜀文化续论》(《四川大学学报》1960年1期);70年代童恩正先生的《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80年代顾颉刚先生的《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冯汉骥先生的《西南古奴隶制王国》(《巴蜀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90年代宋治民先生的《四川先秦时期考古研究的问题》(《四川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蜀文化与巴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本世纪初孙华先生的《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论著,就是这些成果的代表。

徐中舒先生曾指出:“四川是中国古代的一个经济文化区,但是它并不是孤立的;也不是与其它地区,尤其是与中原地区没有联系的……最近在四川新繁水观音寺及忠县合甘井沟遗址和墓葬里出土的陶器和铜兵器,这已经是金石并用的时代了,至迟在殷商的末期,四川与中原地区就已经有紧密的联系了。《诗.商颂.殷武》说:‘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商颂》是春秋时代宋人歌颂其祖德之诗,氐、羌服属于商,当为其世代相传的旧说。当时氐、羌所在,可能已西达巴蜀。新繁出土的陶簋、陶豆和湖北、河南、安徽、江苏出土的后期黑陶,从形制上观察,可以说是一系的宗支。铜兵器的戈也和殷代相同。虽然从殷墟流传到西蜀,时间上有先后但也不能相距过远。《尚书.牧誓》载武王伐纣时,有庸、蜀、羌、微、卢、彭、濮人参与,《华阳国志.巴志》也说:“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殷周之际,巴蜀和中原地区有密切的关系,现已得到地下资料证明了。”

林向先生也曾指出:“蜀文化是在夏商文化影响下的一个地方性文化,它们之间经常的政治、经济交往是不容置疑的……商代的蜀人已在成都平原上形成人口密集、建筑宏伟、有城墙围绕的城邑,并有自己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而与殷商文明又有紧密的联系,其发展水平决不亚于同时代的东夷文明与商之南土。” 这些是关于蜀文化和蜀与殷商关系十分精辟的论述,我们基本是赞同的。但有一点所不同的是蜀和中原的联系,在殷商时代还不能说是“紧密”,应当说还是比较松散的。现从甲骨文资料分析中说明这一观点。

有关“蜀”的甲骨卜辞,最早董作宾先生统计有11条(《殷代的羌与蜀》《说文月刊》3卷7期,1942年版);后来日本学者岛邦男先生统计有42条(《殷墟卜辞综类》,北京中国书店翻印1979年);在纪念甲骨文发现90周年的时候姚孝燧先生列出了67条(《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中华书局1989年版),这其中还包括仅有一两个字无法确定其内容的卜辞。现选具有代表性、内容比较完整的20条如下予以分析说明。为印制的方便,对疑难的甲骨文字都用现代汉字代替。甲骨卜辞大都选自《甲骨文合集》,简称《合》。

(1)口寅卜,壳贞:登人征蜀。 (《合》6858)

(2)口寅卜,壳贞:王登人征蜀。(《合》6859)

(3)丁卯卜,壳贞:王敦岳于蜀。(《合》6860)

(4)丁卯卜,壳贞:王敦岳于蜀。(《合》6862)

(5)……允……它蜀…… (《合》18080)

(6)……伐……蜀……口…… (《合》33083)

(7)……于蜀 (《合》6866)

(8)……在蜀 (《合》20584)

(9)……无祸在蜀 (《合》20598)

(10)癸酉卜,我贞:至蜀无祸。 (《合》21723)

(11)辛酉卜,录贞:至蜀无祸。 (《合》21726)

(12)甲寅卜,臣子来蜀。 (《合》22374)

(13)癸巳卜,贞:旬在蜀。 (《合》33141)

(14)……蜀御事。 (《合》5563)

(15)癸卯卜,贞至蜀我有事。 (《合》21730)

(16)……巳,贞:毕以津于蜀乃奠。(《屯南甲骨》866)

(17)辛巳,贞:毕于津于蜀乃奠。(《英藏甲骨》2413)

(18)贞:蜀受年。 (《合》9774)

(19)贞:蜀不其受年。 (《合》9774)

(20)贞:蜀不其受年,二月。 (《合》9775)

上列20条卜辞可归纳为三大类:第一类(1)至(6)条是记述殷商和蜀之间的战争;第二类(7)至(14)条是记述殷商之间的联系;第三类(15)至(20)条是记述殷商和蜀的友好交往。第一类殷商和蜀之间的战争,(1)、(2)和(6)卜辞中的“征蜀、伐蜀”是显而易见的,“登人”意为征集兵员进行伐蜀。(5)中“它蜀”的“它”含有祸害侵犯之意。(3)和(4)则记载商在蜀地还要打击(敦)岳人的反叛。

值得注意的是,甲骨文中有大量的征伐土方、羌方、日方、人方等方国部族的记载,不仅数量多而且延续的时间长,规模也更大。据姚孝燧先生主编的《殷墟甲骨刻辞类纂》粗略统计,有关征伐或敌对行动的卜辞,对土方的有90余条,对工口方的多达240余条。特别是武丁时期一次反击土方、工口方进犯的战争,卜辞材料记载从某年的11月开始,到次年10月仍在进行商王武丁数次征集兵员,并派自己的妻子妇好率大军出征,自己还亲自出征。到再次年的3月,土方和工口方同时发动进攻,夺邑落、耕田、人口,形势紧张。商王再次征集兵员进行反击,战争异常激烈,直到第四年的3月战争仍在进行。这场战争前后经历了4年,商王多次征集兵员,说明商王与这些部落之间进行了长期的、激烈的战争。而甲骨文中征伐蜀的战争,仅8例而已。甲骨文中有不少商王“呼、令、从”某方国部族征伐另一方国部族的记载,如:

呼吴取夷。 (《戬》7、1)

呼雀伐犹。 (《龟》2、15、11)

令趾它羌方。 (《合》6623)

王从沚戬伐土方。(《后》上17、5)

王从望乘伐下危(《粹》1113)

 吴、雀、趾、沚、戬、望乘都是当时的方国部族,它们之中也有曾与商为敌而发生战争的,但在被商王朝征服后成为商的藩属,并奉商王之命或在商王的率领下去征伐夷、犹、羌方、土方、下危等部族。蜀与商曾发生过短期的战争,但并不见蜀曾参加商王朝对其他部族征伐的记载,这就说明蜀既未形成对商的重大威胁,成为商的主要战争对象,也没有加入商王朝的战争同盟。商蜀之间在开始接触时曾有战争,以后则保持长期的友好关系,再也没有发生战争。

第二类,殷商和蜀之间的联系,“在蜀、于蜀、至蜀”和“蜀御事”,就是这种联系的证明。殷人到蜀地还要进行凶吉祸福的占卜,(9)、(10)、(11)即是这种占卜的记录。不仅殷人到蜀地去,蜀人也到殷商京畿来,(12)当是这种记载。据统计这一类的卜辞共有35条,占全部有关蜀的卜辞一半以上。

第三类,殷商和蜀的友好交往,殷人到蜀地还要举行祭祀,(16)、(17)都是举行祭祀的记载。(18)、(19)、(20)三条是卜问蜀地能不能“受年”,亦即能不能获得丰收。殷人祭祀卜问“受年”的对象,除泛指的“东土、西土、南土、北土”外,具体指的常是“王妇、王子”等人的领地,而被卜问的方国部族则必须是亲信盟友,如:

甲寅卜,古贞:妇井受黍年。(《粹》879)

贞:自受年。(《库》308)

已巳卜、洹贞:羽不受其年。(《合》9790)

丁亥卜、洹贞:木受年。(《合》9783)

乙卯卜、方贞、唯受年。(《合》9783)

乙卯卜、方贞:敦受年。(《合》9783)

井、自是商王的妻妾,羽、木是王子,唯、敦是方国部族。蜀能够成为殷人卜问受年的对象,可见其地位的重要,但数量并不多,也仅3例而已。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蜀和殷交往的卜辞数量虽多为战争,但与其他一些方国部族如b、攸、雇、雀等比起来就少得多了。另外,甲骨文中有大量记录商王向方国部族索取和方国部族贡纳的记事文字,如:

呼取郑女子。(《殷缀》276)

取竹刍于丘。(《粹》819)

先致五十。(《殷粹》137)

自光致刍五十。(《珠》620)

虎入百。(《合集》9272)

竹入十。(《乙》4525)

郑入二十。(《乙》5407)

郑、竹、先、光、虎等方国部族,向商王贡奉(致、入)女奴、奴隶(刍)、龟甲等。在1976年发掘的安阳妇好墓中,出土一件石磬,其上刻有“妊竹入石”,另一件玉戈刻有“卢方皆入戈五”,是方国部族向商王贡纳的实物资料,与甲骨文资料记载正可相互印证。甲骨文中不见有蜀入贡的记录,文物考古资料也未见蜀向商王纳贡的实物,说明双方可能不存在贡纳的关系。

杨升南先生在讨论商代的方国部族与商王关系时曾指出:“商代的诸侯有一定的地域,有军队,也有自己的管理系统,是个带有一定独立性的政治实体……在他们的封域内,商王可以行使各种权利:他们的军队要服从王室的调遣;在经济上要贡纳包括谷物在内的各种物品。因此,无论在领土主权上、军事上、经济上,对商王而言其独立性都是不完整的。商王对诸侯如同对王室的臣僚一样,可以随意‘令、呼’其完成各种使命。古文献中称他们是王室的‘外服’贵族官吏,即商王的‘在外之官’,是接近历史事实的。”蜀既不承担贡纳义务,军队也勿须服从商王室的调遣,因此蜀虽然与殷商有联系,但这种联系是友好的也是较为平等、较为松散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在商周之际的风云变幻中,蜀也不会轻易的脱离殷商王朝而依附于新兴的周势力,加入到武王伐纣的行列中。真正与殷商关系密切的方国部族,在殷纣灭亡之后还参加武庚的叛乱,以至使周公东征三年,“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孟子.滕文公下》)。

由上述分析我们可知,蜀地虽然距中原遥远、道路难行,但至少在殷商时代就和中原地区发生了交往,开始双方曾有小规模和局部短期的战争,之后则建立了友好的联系。也正是由于路途的遥远,这种联系当时还是较为松散的,各自都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但是这种联系和交往促进了双方的文化交流和发展,特别是蜀文化在殷商时代有了长足的进步,成为我国古代文明在祖国大西南地区的一个起源中心。正如北京大学教授孙华先生所指出的,四川盆地的青铜文化在产生和形成过程中一直不断吸收着中原青铜文化和周围其他文化的因素,“但在长达几近两千年的发展历程中,由于群山环塞的地理环境和相对独立的文化传统,以及中原早期王朝的中心和经略范围多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使得四川盆地青铜文化自产生以后一直保持其自身特色,基本上没有发现文化传统的中断和转移”。

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期从事巴蜀文化研究的宋治民先生曾指出:“中国文明起源是多元的,但文明起源的地区受各种条件制约,也不能说每一个地方都是文明起源的地区。文明起源最根本的条件是生产力的发展,蜀文化进入文明是其本身发展的必然,但这个发展受到了商周文明的强烈影响和刺激,也是不能否认的事实。这也是四川先秦时期考古研究的一个特点。”这一结论不仅得到了考古学地下发掘出土的资料证明,也得到了甲骨卜辞资料的证明。(安阳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郭胜强)

 

古蜀之谜初探(廖红丁)

 [摘要]本文从古成都平原的自然环境入手,对古蜀的先民从何而来,由哪些族属的人组成及其社会结构作了一初步的探讨,文中并对三星堆“祭祀坑”的性质及三星堆文明的衰落和金沙文明的毁灭作了一个新的解释。

   

[正文]本文所指的古蜀是公元前3000年左右至公元前316年秦灭蜀以前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生活着的先民所建立的“王朝”。根据古代文献记载的巴、蜀历史和传说,古蜀曾先后经历蚕丛、柏灌、鱼凫、浦卑、开明等五个“王朝”。而根据考古材料所建立的古蜀文化谱系,也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从近5000年前的宝墩村文化开始,先后有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十二桥文化、新一村文化、青羊宫文化、最后在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后逐渐融入秦汉文化之中。由于还没有发现古蜀有文字,以前我们了解古蜀的历史仅靠传说和后世并不那么可靠和稀少的文字记载,难怪唐代大诗人李白在《蜀道难》一诗中吟唱道:“蚕丛与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而与古蜀同时代的商、周仅只有甲骨上的只言片句提到蜀,但就是这只言片句也是夸张、猜测的成分居多,并不能完全相信。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广汉农民燕道诚和他的儿子们,在广汉县城西北马牧河北岸月亮湾旁自己的农田中挖蓄水池时,偶然从地里挖出了一些玉器。从此以后,古蜀开始从传说中向我们走来,开始向我们展现她那辉煌灿烂而又神秘莫测的古老文明。特别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广汉三星堆发现两个大“祭祀坑”和坑中大量的奇特器物以及九十年代在成都金沙村发现一个古蜀的大型聚落遗址,并出土大量精美的金器、玉器、陶器和青铜器,再一次向我们展现了古蜀高度发达的文明。其精美的手工制品,特别是那与同时代的商、周有着明显差异的青铜器造型和表现形式,把我们仿佛带入了一个梦幻般的神秘世界!我们在赞叹之余又发现古蜀好象不仅没有更加清晰,却似乎更加谜团丛丛!

是谁创造了这些伟大的文明?古蜀的先民们是怎样生活的?他们来自何方?古蜀的社会结构是怎么样的?三星堆的青铜人头像,特别是那奇特古怪的凸目造型大面具是什么?其寓意何在?三星堆文明为什么会突然毁灭?金沙文明为什么会突然毁灭?等等。这些谜引起了学术界以至许多爱好者的极大关注,各种假说层出不穷,但是没有一种假说能够圆满解释以上这种种谜。下面,笔者也试着解释以上这些古蜀之谜。笔者相信,随着考古发现,古蜀的谜是会慢慢被揭开的。


一、古蜀的自然环境

不可否认,自然环境往往是决定人们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决定性因素。很难想象,人们会在撒哈拉大沙漠大规模种植水稻,在南极大陆放牧牛羊。即使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也很难违背大自然的规律。更不要说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的古蜀。古蜀的先民们是在长达数千年与自然的抗争中逐渐改变了自然,也逐渐改变了自己的。那么,在5000年至2000多年前成都平原的自然环境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四川盆地西部和北部是青藏高原的岷山山系,东面是秦岭山脉,南面是云贵高原,四周都是崇山峻岭。自然条件决定了盆地与外界的交往是十分困难的。难怪乎李白会感叹曰“不与秦塞通人烟。”外界,当然也包括古蜀东面的商、周,他们对蜀的了解非常有限且有许多并不完全可信的附会和传说。而古蜀中心所在的成都平原是在四川盆地的西北部,其北面和西面都是与成都平原高差达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岷山山脉,而东面和南面是被龙门山脉和龙泉山脉包围着的一块棱形盆地,其地势西北约高,东南较低。古蜀时期的成都平原并不是现在这样良田万亩,稻谷飘香,星罗棋布的竹林掩映着幢幢农舍,平原上的河流和大小人工渠道纵横交错,夏无酷暑,冬无严寒,旱涝保收的天府之国。在古蜀时期,成都平原的平均气温要比现在高2-3度,气候偏于湿润,雨量比现在要大得多,又据冰川考察表明,成都平原西面和北面的横断山脉当时受高温影响,在各大河流谷口都形成巨大的洪积物和泥石流组成的混合型台地,成都平原上的条型高地就是如此形成的。整个平原上长满了茂密的森林,河流密布,沼泽遍地。发源于成都平原北部青藏高原的岷江、沱江等水量巨大的河流一但冲出高原峡谷的羁绊,就以千钧不可阻挡之势冲向成都平原,成都平原实际上就是一个大的冲击扇平原。成都平原上川流纵横,底坡平缓,加之雨量多集中在夏秋两季,常有暴雨出现,每年汛期几乎都有洪水为患。

特别可怕的是,由于岷江、沱江的上游,即现在的阿坝藏族自治州地区是地震和地质灾害多发区,而这两条江都是在坡度达50度以上的V型峡谷中奔腾而下,雨季时河床特别容易发生崩塌并阻塞河道。更加可怕的是,由于两江都处于地震多发带,江的两岸又都十分陡峭,许多地方的地质结构十分脆弱,一遇大的地震往往会震塌山崖并阻塞河流。1933年茂县叠溪镇就是在一场大地震中因山体滑坡而葬身岷江之中,岷江并因此而被拦腰截断。其遗址现在仍清晰可见,这就是深达70多米的叠溪海子。这种悲剧历史上肯定发生过多次。可以想见,当地震引起的塌方阻断江河,河水突然断流,住在下游成都平原上的古蜀人当然不会知道河水断流的原因,当河流突然断流时,他们很可能还会在断流的河床中抓鱼,以为这是上苍赐给的礼物。但当河水一旦冲破壅塞,那冲天巨浪冲入平坦的成都平原,可想而知会带来多大的灾难!《四川通志》上就曾有过乾隆九年,“三皇峡水淹三十丈”的记录。再加上成都平原上的行洪河道只有三个出口:西南部有新津岷江河谷和华阳府河河谷,这两处河谷比较开阔,没有阻塞的可能;惟有东部的沱江穿越龙泉山处的金堂峡有阻塞的可能,该峡全长12千米,最窄处谷宽仅有200米左右,在古蜀时期可能更窄。由于该处峡谷两岸山岩为侏罗系蓬莱镇细沙岩与泥岩互层,软弱的泥岩易于风化,常剥蚀成凹腔,上面带有裂隙的砂岩失去支承后,往往会自行崩塌,该河谷至今还堆积着许多巨大的孤石即是明证;再因龙泉山脉在这里有一条北北东方向的大断裂带,沿此带存在着平均每百年发生一次5级以上地震的危险。1933年的叠溪地震时此处曾受波及,峡谷出口处凉水井曾产生岩崩,至今那里的地名还叫垮梁子,并可见崩塌遗迹。[1]正是由于成都平原的这种地理环境,造成了古蜀时期成都平原的主要自然灾害是洪灾,那时的成都平原并不是旱涝保收的天府之国,而是常有洪涝灾害,并不总是那么适于人居的蛮荒之地。

成都平原在古蜀时期常遭水灾古人是有明确记述的,如《史记.河渠志》:“蜀守李冰,凿离堆,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明确说明蜀守李冰修都江堰是为了“避水害”;又如《华阳国志》记杜宇时,“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再如《水经注》又有“江水东经巫峡”处注为“杜宇所凿以通江水也”;又再如,《华阳国志》有“开明王自梦郭移,乃徙治成都”文中“梦郭”意指水泽中的城,其意为开明王在水淹城后,迁都于成都。在近年的考古发掘中也证实了古人的记述,在古蜀时期成都平原水灾频仍这一点上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如1986年广汉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就为古成都平原常发大水提供了实证。该遗址的文化堆积层可分16层,其中8层相当于商末周初,而这一层上面的第7层是青灰色黏土,堆积呈水平状,且不随地形起伏而变化,应属于淤泥,其最厚处有50 厘米。种种迹象表面,三星堆遗迹曾被水淹。成都的金沙遗址也清楚表明,在古蜀时期金沙曾被水淹过不只一次。而最可说明古成都平原常发生水患的实物证明还有广布于成都平原的“乌木”,“乌木”又称“阴沉木”,主要是麻柳、红椿、香樟、楠木、马桑等树木在远古时被洪水掩埋于古河道之下,经过长期的物理、化学反应而形成的似木非木,似石非石的“神木”。“乌木”树身上那大大小小的由鹅卵石挤压而留下的坑坑洼洼的印记,形象地向我们传达了古成都平原大洪水的可怕景象!据碳14测定,其最晚的年代在距今3200±50年,这正好是古蜀的“浦卑”末期。成都的金沙博物馆和广汉的三星堆博物馆里矗立的那桩桩“乌木”,默默地向我们诉说古蜀成都平原大洪水的故事。

古蜀时期的成都平原上除了生长着茂密的森林,纵横交错的河流和随处可见的大小沼泽以外,还是动物们的乐园。温暖的气候,充沛的降雨都使得植物生长繁茂,各种食草动物如大象、鹿、野猪等和各种处于食物链上端的虎、熊、豹、狼等都大量存在,河流里是各种鱼类的天堂,鸟儿在天空自由飞翔。三星堆的“祭祀坑”和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象牙以及在这些遗址的灰坑中发现的大量兽骨就已可以充分证明。

如果古蜀时期的成都平原真是这样洪灾频繁,猛兽成群,古蜀人为什么还要到这个地方来呢?是什么吸引了他们呢?原因很简单,氐羌人在未进入成都平原之前,生活在岷江上游,这些地方耕地很少,他们主要以狩猎和采集并兼放牧牛羊生活,加之5000年前左右气候有一个大的变化,生活在岷江上游的氐羌人迫于生存压力被迫迁徙,正因为成都平原有大量的野兽、鱼类,而成都平原因常有洪水泛滥带来的肥沃土壤和温暖的气候更使得成都平原非常适宜进行农业生产。那么,古蜀人是怎么来到成都平原的呢?是哪些人最先来到成都平原的呢?

    

二、古蜀人是由什么人组成的?他们是怎么生活的?

前面说过,自然环境往往是人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决定性因素。在古蜀时期人们的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时尤其如此。要考察古蜀时人们是怎样生活的,必须要将当时的自然环境和古蜀的生产水平都考虑进去。正是由于近年来的考古发现,特别是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发现,那众多奇特、精美青铜器、金器与中原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正是这些差异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各种假说层出不穷。有人说古蜀人是西迁的闪族人,是犹太人的后裔,认为三星堆文明决非内生,是外来文明;更有甚者,还有人认为三星堆文明是天外来客带来的天外文明等等。笔者认为这些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或者是没有办法检验的。三星堆文明、金沙文明乃至整个古蜀文明都应该是内生的,是整个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当然,古蜀文明也不排除可能吸收、借鉴了某些“外来文明”。

那么,最早来到成都平原的是什么人呢?现在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最早来到成都平原的人是来自岷江上游的氐羌人的一支。根据古史传说记载,古蜀人在来到成都平原前的活动区域是成都平原西部的岷山山区。据《太平御览》卷166引“蜀望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柏灌,后者名鱼凫。”《蜀王本记》云:“蚕丛始居岷山石居中”。而蚕丛之陵相传在今岷江上游的茂县北部的叠溪,该处有蚕陵山,汉代在此置蚕陵县,今其地一大石上仍有古人所镌“蚕陵重镇”四个大字。据传说和有关史籍记载,轩辕黄帝曾娶蚕丛部落之女嫘祖为妻,《史记.五帝本记》云:“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西陵之女,是为嫘祖。”按西陵《汉书.地理志》:“蜀郡有蚕陵县”,《水经注.江水》官刻本作西陵,沈炳巽谓西陵是蚕陵之误。因此,黄帝所娶之西陵氏女即是蚕陵氏女,也就是蚕丛氏女。而黄帝之子昌意所娶蜀山氏女也应当是蚕丛部落之女。因为,蜀山即是东岷山,另从得名上来看,蜀山是因其山多“蜀”——一种野蚕而得名,居此山之部落因此而得名蜀山氏;蚕陵系因蚕丛之葬地而得名,而蚕丛则系因其地本多野蚕,居其地之民驯养本地野蚕而为家蚕,故号蚕丛氏。[2]黄帝娶蜀山氏(蚕陵氏、西陵氏)女嫘祖而生昌意,黄帝之子昌意也娶蜀山氏女为妻,因此,黄帝部落与蜀山氏部落是世代通婚的两个联姻部落。学者们一般认为,蚕丛、伯灌、鱼凫是一脉相传的蜀族,蜀人是古氐羌人的一支,他们从甘肃一带迁徙至岷江上游,后又进入成都平原。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证实了以上传说和史籍记载,2000年在汶川石鼓乡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该地位于岷江东岸的营盘山台地,岷江围绕台地流过。遗址有大型广场、屋基、人殉坑等,值得注意的是,该地出土了与甘肃马家窑类似的彩陶,表明这些蜀人可能与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分析其年代在5000-5500年前左右。1995年在成都市郊新津县宝墩遗址发现了距今约4800年左右的宝墩古城,并证实其与郫县三道堰遗址的古城、温江县鱼凫村的鱼凫城都江堰市芒城村遗址的芒城、崇州市双河村遗址的下芒城和紫竹村遗址的紫竹古城都属于同期而约有先后的遗存。而这些遗存与汶川的营盘台遗存有着文化上的传承关系。这些都说明最早来到成都平原的古蜀人是从岷江上游顺江而下的氐羌人。

那么,这些古氐羌人是为什么到成都平原来呢?笔者注意到,同属氐羌人且居住地与古蜀人相距并不太远的大地湾先民(大地湾遗址在甘肃省秦安县五营乡邵店村)的高度农耕文明在4800年前渐趋衰落。据考古发现,大地湾文化是距今7800——4800年间甘肃东部渭河上游地区一个高度发达的文化,先后发现相当于仰韶文化早期半坡类型、中期的庙底沟类型、晚期石岭下类型和常山下层类型等五期文化。大地湾的先民们在约8000年前就在此繁衍、生息,创造了高度的农耕文明,现在已发现了7800年前的黍和粟的遗存,表明大地湾的先民们是以农业为其主要生活来源的。考古发掘还发现,大地湾地区在8000年至5000年前时气候温暖,气温较现在要高2-3度,该地区生长着茂密的森林,一期时有苏门羚、苏门犀等动物,二期时还有虎、豹、象、猕猴等动物,到了四期这些动物都踪迹全无。这些都说明,气候的变迁可能是大地湾走向衰落的主要原因,另外,人口的大量增长,大量砍伐森林,植被的大量破坏等人类的活动加剧了气候的变迁。古蜀人就是在大地湾文化后期,即5000年前因为气候变化等原因从岷江上游的原聚居区逐步迁到成都平原来的。

是什么吸引古蜀人来到成都平原呢?应该是古成都平原那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古蜀人是追逐着野兽来到成都平原的。古蜀人原本的栖息地是在岷江上游,即现在的阿坝藏族自治州,此地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气候条件与大地湾差不多,如果古蜀人在来到成都平原以前是农耕民族的话,他们所懂得的农业知识也最多与大地湾先民差不多,也就是说,他们最多懂得种植黍和粟,而并不懂得种植水稻。我们也知道,黍和粟都是对气候十分敏感的植物,气候的变化使得其往往只长苗不结穗,因此,它们都不适宜在成都平原这样的高热、潮湿环境中生长。所以,古蜀人在刚来到成都平原时应该是以狩猎、采集为其主要生活方式的。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都发现了大量被吃剩后丢弃的野生动物骨骼即是明证。

古蜀人来到成都平原后的最初时期主要是以狩猎为生,而成都平原那丰富的植物资源也为采集提供了可能。我们可以想见,古蜀的男人们主要是负责狩猎,而女人们则主要负责采集。他们也可能进行一些少量的农业活动和畜牧活动,理由同上,不再赘述。有古成都平原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他们的生活应该比在岷江上游要好得多。

正是因为社会分工是由女人们来负责采集,有一天古蜀人中的一位伟大的妇女在采集的过程中发现了野蚕吐丝结茧,她并因此发明了养蚕、缫丝,使古蜀人在成都平原这样湿热难奈的地方有了轻薄、美丽的衣料,并从此创造了一个行业——缫丝业,进一步促成了社会分工和进步。缫丝也是古蜀人为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做出的伟大贡献,黄帝部落通过联姻(娶古蜀人的一位妇女——嫘祖为妻)学到了这项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而发明缫丝的那位妇女也就成了古蜀人一位伟大的神。(关于她文章后面将进一步论述)

在古蜀人来到成都平原后,他们先后修建了宝墩等“古城”,这些城都是夯土修建的,城墙都很宽大,墙基底宽20-31米,上部残宽7-19米,很多的人力。他们为什么要修建这样高大的城墙呢?据考古研究认为,一是为了防洪,二是为了防卫。笔者认为防洪是没有错的,前面已经论述,当时成都平原的主要危险就是洪灾,构筑高大的城墙可以在洪灾来临时抵挡洪水或者登上城墙避难。成都的羊子山土台应该也是具有同样的避难功能。(学者们一般认为,羊子山土台是古蜀人进行“祭祀”的场所。但笔者认为,土台的主要功能或者古蜀人修建土台的初衷应该是一项防洪工程,当不期而至的大洪水来临时,人们就可以登上土台避难,安心等待洪水退去。当然,没有洪水时也可用做祭祀场所。但如果专门修建一座高有十来米而底边长却达140多米的巨大土台来进行祭祀活动的话,古蜀人为什么不用木头修一个更高而且要省工得多的祭祀台呢?那时成都平原上木材不是更方便吗?我不禁为古蜀人的聪明才智叫好!)

城墙当然也有防卫功能,但是,主要是为了防止野兽的侵犯。当氐羌人来到成都平原时,成都平原地区应该没有强大到要古蜀人如此加以防范的敌人,至少现在还没有任何考古发现能够证明这一点。当然,古蜀人内部不同部落或家支之间也有争斗,但在刚到一块处女地,面临着严酷的自然环境时,他们彼此之间多的是团结,而不是争斗,这应当是符合实际的。看看现在云南西双版纳人与大象之间为了生存而发生的争斗。可以想见,古蜀时期人与动物之间的争斗不知要激烈多少倍!人不但要猎取动物作为食物和生活用品,还在不断地蚕食动物们的领地,破坏动物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这样的争斗一直持续了近2000年,最后以人的胜利而告终。这种争斗因古蜀的另一种人群的来临而加剧,胜利的天平以更快的速度向人类倾斜。他们就是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濮、越系统民族或者可能是来自云贵高原的南夷,如夜郎、靡莫、滇、邛都等。他们都是善于种植水稻的和精于青铜冶铸民族。

从三星堆考古发掘我们可以得知,三星堆遗迹可以分为四期:其一期遗址文化的创造者无疑地应当是三星堆遗址最早的居民,其时代属新石器时代晚期,三星堆二期文化的年代在夏末商初,即距今4000多年前,其文化面貌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一期文化但主要的文化特征与一期文化不同,反映出二期文化的主体另有来源。也就是说二期文化的创造居民主要来源于三星堆以外的地区。从文化面貌上来看,二期文化虽然与中原同期文化有一些联系,但相似之处太少。二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基本文化特征从陶系、器类上皆具有自身特征,与中原文化截然不同,因此二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而吸收了某些中原文化因素。二期文化与川东鄂西的一些同期遗存有一些相似之处,不过各自又具有各自的文化特色。从总体上看川东鄂西的夏商文化遗存是在本地新石器时代文化基础上继承发展而来的,而三星堆二期文化的主要来源亦非来自川东鄂西。[3]三星堆遗址二期文化至三期文化连续发展而无间断,文化面貌一脉相传没有突变。从第二期开始修筑沿用至三期上层的巨大古城墙充分说明了着一点。

因此,从第二期至第三期文化又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第二期前段——年代约为夏代前期,为古蜀国第一历史时期;第二期后段——年代约为夏代后期,以无冠、无勾嘴鸟头把勺为代表,为古蜀国第二历史时期;第三期——年代相当于商代,以有冠、有勾嘴鸟头把勺为代表,为古蜀国第三历史时期。由于三星堆遗址第三期的鸟头把勺鸟首有作回钩的勾嘴,极似活体鸟类中的鱼鸟,因而学术界一般认为此种鱼鸟形象应即古史传说中的第三代蜀王鱼凫的象征,从而推定第三期遗存为鱼凫治蜀时期的遗存。按照古史传说,古蜀国第二代蜀王柏灌亦是以鸟为名号的部落。如果说三星堆遗址第三期鱼凫形鸟头把勺代表的是第三代蜀王鱼凫氏的文化遗存的话;那么三星堆第二期后段的无冠无勾嘴鸟头把勺的鸟首形象就应该是柏灌鸟的形象,该期文化遗存就应属柏灌氏王属时期的文化遗存。依此上推,三星堆遗址第二期前段文化遗存自然就应该与第一代蜀王蚕丛氏有关。[4]三星堆第四期文化遗址其文化面貌与第三期相比虽有时间上的间断,但文化传统一脉相传,没有突变。因此,其创造民族就遗址反映的情况来说,应当与第三期的民族属同一民族。按第三期属鱼凫氏时期,第四期的时代就应属古史记载中第四代蜀王杜宇氏。[5]

但是,在三星堆考古发掘中发掘出的大量青铜人头像中可以发现存在两种有明显差异的头像,其中一号坑出土的青铜头像的脸型较短,嘴也较窄,并有接近于写实风格的单圆颐的青铜人头像,而二号坑的青铜人头像脸型较长,嘴也较宽,所有头像均为双层方颐。[6]

学者们认为,脸型较长的与我国古代华北类型居民接近,因而应属氐羌系统的古蜀人;而脸型较短者与我国华南类型居民较接近,先秦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居民为濮、越系统民族。因此,脸型较短者当与濮越人有关。其实,三星堆遗址还发现有第三种类型的人像,关于此,笔者在下文专门论述。

三星堆器物坑的碳14年代测量数据有两个,均出自于一号器物坑,一个数据(试验市编号为97062)的测定年代为前3500+295,树轮校正后的年代为公元前1520-公元前1470年;另一个数据(实验室编号为97063)的测定年代为前3430+90,树轮较正后的年代为公元前1880-公元前1430年。着两个数据比我们根据考古交叉断代的结论要约早。[7]

三星堆的考古发掘说明,至少在3500年前成都平原就生活着两种不同的族群。除了最先来到成都平原的氐羌系族群以外,还生活着一种濮、越系的族群或者是夜郎、靡莫、滇、邛都等南方族群,或者这两系族群都有。我们知道,这两类族群的人们都是善于种植水稻和精于青铜冶炼的族群。考古发现,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早在10000年前人们就在种植水稻,7000年前良渚文化就有高度发达的玉文化,而三星堆发现的玉器与长江中下游发现的玉器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特别是玉琮更是如出一辙。

南方族群是在氐羌族群之后来到成都平原的,这没有什么疑问。他们的迁徙路线很可能是沿着长江而溯江而上,如果是云贵高原的民族入川,则可能是沿着乌江入川,或者昭通——宜宾——成都,或者楚雄——西昌——成都一线入川。他们的迁徙过程应该不会是一次性的,其迁徙过程应该是多次、多批,整个过程很可能长达数百年。除了考古发掘发现的青铜人头像有明显不同,表明古蜀存在两种不同的族群以外,古蜀中、后期青铜制品明显增多,陶器制品风格、样式也发生明显变化,玉器样式及制作方法与长江中下游地区也存在着明显的传承关系。这些都说明古蜀在氐羌人之后,另一种南方人群也来到了成都平原。

南方族群的人来到成都平原后,先到者与后到者应该没有发生大的冲突,或许在南方族群的人刚来到成都平原时曾与氐羌族群的人有过冲突甚至战争,但他们最后还是和解并和平相处了。笔者认为,其原因是后来者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和青铜冶铸技术,而先到者在那时已经处于猎物越来越少,生存开始越来越困难的时候,后来者的到来对他们来说不谛是及时雨。

后来者的先进农业技术和成都平原因洪水带来的肥沃土壤与适宜的气候使古蜀人获得了丰收,他们四处砍伐森林,填平沼泽,加固河堤,修建水渠,使成都平原改变了原来的面貌,他们破坏了原来的自然生态平衡,建立了新的生态平衡。但常有的大洪水也使得他们损失惨重,他们与洪灾进行了长达千年的不懈斗争,但成都平原的洪灾一直到公元前316年秦灭蜀以后,一位叫李冰的太守才领导人们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

正是由于后来者有着先进技术和突出贡献,他们才得以与先到者和平共处,取得了与先到者同等的地位。这与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上那些为了争夺地盘和财富而杀得你死我活,与那血淋淋的所谓“征服”,与那以强凌弱的“融合”,不是要好得多吗?古成都平原两大族群的和平共处与和平融合难道不是给我们现代人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和深刻的启迪吗?既然古蜀是由两大类族群人组成的,那么,他们的社会结构是什么样的呢?

    

三、古蜀的社会结构

前面说过,根据史籍和传说古蜀共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浦卑)、开明等“王”他们各领古蜀数百年。另据考古发现,在成都平原有多处古蜀时期的大型城市建筑遗迹,如三星堆和金沙遗迹。其中,三星堆遗迹明显是古蜀时期的一个“政治”中心,是古蜀的一个“都邑”。因为在其中有古蜀人的大型祭祀场所,并且包括了古蜀的两大族群人们的神庙,而金沙遗址应该是古蜀人的一个为上层服务的玉石器件和金器具的加工场所。

在考古发掘中我们发现了古蜀的大型青铜头像、金面罩、青铜雕像、金杖。一些专家认为这是采借的一种外来文化,认为这种充满神秘王国气氛的文化恰好适应了古蜀王在神权的庇护下强化王权机制的需要。例如,作为神权、王权和财富垄断三权一体的最高象征物金杖的出现,无疑适应了蜀王统一政权并作为群巫之长的标志的现实需要;而大型青铜雕像群不仅显示出物质财富上的垄断和在精神世界中的巨大威慑力量,而且还活生生地展现出蜀王国的神权与政权结构,即群巫从属于大巫、诸王从属于蜀王这一现实的权利结构,也足以使诸神或者诸王对于大型礼仪中心的奢望得到充分满足。[8]很明显,古蜀“国”是一个由两个大族群的若干部落组成的神权异常强大的“王国”。特别是三星堆出土的高达2.6米的青铜大立人,学者们一般认为这是一位大巫师。这座青铜大立人高高伫立,傲视另外那几十个较小的青铜人头像,显示出无比的威严和至高无上的权力。

但古蜀国与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与同时期的商、周也有不同。正是由于四川盆地是处于丛山竣岭的包围之中,道路交通条件决定了古蜀与外界,特别是与古蜀相比要强大得多的中原各国交往困难,中原各国对古蜀的威胁基本上不存在。古蜀偏安一隅,其最大的敌人是自然界,是常有的大洪水。他们对外的需求也不过是盐、铜矿等古蜀缺少的资源,而这些资源一是可以与川东的巴交换(盐),而铜矿资源在云贵地区广泛存在,这些地方比较古蜀而言要弱小得多,古蜀要取得这些资源并不困难。所以,古蜀的“国家”功能并不要求有非常强大的防卫和对外扩张能力,其“国家”功能应该主要体现在对内部矛盾处理、协调上,体现在对付天灾上,体现在举行大型的祭祀活动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古蜀“国”更应该是众多部落为了对付共同的天灾,为了祭祀共同的祖先和共同的神而形成的一个神权、宗权合一的统治集团。这个统治集团在“王国”的“首领”异常强悍或者占主导地位的部落非常强大的时候,古蜀国倾向是一个专制主义色彩较浓的集权“国家”,而在其“首领”不太强悍和没有占主导地位的部落时,古蜀应该是一个较为松散的类似于解放前大凉山彝族那样分为许多对外团结一致,对内却互相争斗、打冤家的“家支”。(关于这一点下文再作阐述)

那么,古蜀的社会结构是怎么样的呢?从古籍记述中我们知道,蜀王是“各数百岁”(见《蜀王本记》),实际上是说统治者是世袭制度,蚕丛、柏灌、鱼凫、杜宇(浦卑)、开明各统领数百年。三星堆的“祭祀坑”中出土的青铜人头雕像也表明其衣、冠、发式颇为相似,具有明显的继承性。显然,古蜀是由上层的“国王”、巫师组成,其下面是各部落的奴隶主和较小的巫师。从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半成品玉器来看,金沙遗址是一个为上层统治阶级生产玉器、金器的场所。从场所的规模来和生产的金器、玉器的数量、复杂程度、加工难度来看,没有大量熟练的专业工匠是不可能想象的,而一些复杂、高难的金、玉器、青铜器的加工技术没有几代人的技术知识积累、传承也是不可想象的;三星堆以其方圆2.6平方千米的面积,出土大量的为上层权贵所专有的青铜和陶制酒器来看,必然要耗费大量酿酒的粮食;另外,在成都十二桥发现的大型木结构宫殿建筑和黄忠小区遗址发现的大型房屋遗址及各式各样的精美的金、青铜、陶器物,无一不是出自奴隶们的双手,无一不是由奴隶主们享受。所以,古蜀的下层社会里一定存在大量的为统治阶级生产贵重的金、玉、青铜器的人,也一定存在更多的采掘、运输各种原料的工人,存在大量的从事建筑、冶炼、纺织、酿造和更多的从事农业劳动的人们,而这些人多数是奴隶。三星堆出土的两尊双手反绑、无首、跪坐的石雕奴隶像和跽坐青铜人像就说明奴隶们不仅要为统治阶级辛勤劳作,统治阶级对其还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这些石跪人像的制作材料比青铜人像要逊色,他们的发式既与笄发的青铜人像不属一类,也与辫发的青铜人像有所差异,他们除了社会地位底下以外,族属也可能与辫发的铜人有所不同。[9]充分说明古蜀就是一个奴隶制的社会,说明奴隶很可能是与占统治地位的那两种人的族属不同的另一族属的人。

因此,古蜀(中后期)应该是一个由两个不同族属的若干部落组成的政权、神权合一的“王国”。在这个“王国”中最上层的是世袭的大奴隶主贵族和巫师,在其下的是较小的奴隶主和巫师,而“王国”中也存在大量由这两个族属的人组成的部落族人,他们应该是相对的自由民,而“王国”还存在大量的奴隶,这些奴隶主要是为奴隶主们服务,这些奴隶为古蜀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为古蜀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但是,他们并不甘心当奴隶,终于有一天他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亲手毁坏了自己所创造的文明。(文章下面将要论述)

    

四、三星堆的青铜人头像,特别是那奇特古怪的凸目造型大面具是什么?其寓意何在?

古蜀那令人感到震惊和神秘莫测的辉煌灿烂的文明主要来自于三星堆遗址的两个“祭祀坑”出土的大量青铜人物雕像。这些雕像共有82尊,包括全身人物雕像、人头雕像和人面具。其中,全身人物雕像有10尊,最大的就是那尊著名的大祭师像(青铜大立人像)。他身着华丽的“燕尾服”,双手呈握物状举在其胸口,似乎正在捧着什么东西向神灵祈祷;还有三尊眼睛异常突出的青铜人面像,其中一尊最大的宽达138厘米,高65厘米,厚0.5-0.8厘米的青铜人面像眼球呈极度夸张的柱状,突出眼眶达十多厘米,耳朵像戈一样大小,突出于双颧的斜上方的奇特古怪造型的青铜大面具;还有与真人一般大小,面部表情几乎一样的,但是发式、服式和脸型可分几类的青铜人头像,这些人头像中有几尊的面部敷有金箔。所有这些青铜人像的面部神态几乎完全一样,庄严肃穆,睁着有眼无珠的大眼睛,薄薄的嘴唇占去面部一大半的宽度,大大的像戈一样的大耳朵的耳垂上都有耳环孔,都有一个略带勾的大鼻子。在三星堆博物馆里,在这些青铜人像面前你会感到庄严、肃穆,你会不由自主地觉得阴森、恐怖,在这个光怪陆离、五光十色的青铜人头像构成的环境中,你会觉得自己似乎回到了3000多年前的古蜀大神殿,正在聆听大祭师祭祖或者是请神送鬼。但是,这些青铜人头像究竟是什么?古蜀人为什么要供奉他们?青铜大立人是大祭师吗?他的手中究竟捧的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会有几尊青铜人头像的面部会敷有金箔?特别是那尊柱状眼球突出眼眶达十多厘米的特大青铜人面具其寓意究竟是什么?

以上这些问题,包括青铜人头像源于何处都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争议。学者们认为三星堆出土的这些青铜人物雕像,不但在古代巴蜀地区,而且在夏商时代的整个中国范围内,都是前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不论文献还是考古资料,都找不到这些文化因素的来源,也丝毫找不到它们发生演变的任何序列痕迹。这就意味着,它们是借用了中国以外某文明地区的文化形式,并且根据蜀人自身的某种需要,制作而成的。[10]本文不对古蜀的这种青铜文化源于何方或者是否有所借鉴作探讨,而只对这些青铜人头像是什么和其寓意是什么作一初步的探讨。

有一种意见认为,三星堆青铜大立人雕像应为中原古文献中记载的“尸”。有学者已对这种意见进行了反驳,他们说:从《礼记》中有关“尸”的大量记载来看,所谓“尸”其实是用男女儿童作为受祭代理人,从没有任何文献提及以青铜或其他雕像为“尸”。此为古今定论。从夏商周三代“立尸”或“坐尸”的情形,不仅不能证明有什么青铜雕像之“尸”,相反,却正好证明三代本无以偶像代“师”之制,此即古人所谓“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由此也证明了三星堆青铜雕像绝不是“尸”。[11]

但是,这座高大的青铜大立人究竟是什么呢?他手里到底握着什么东西呢?笔者认为这座青铜大立人就是古蜀人的大祭师,正因为古蜀是一个君、神合一的所谓“王国”,大祭师应该是他们的最高精神领袖,也有可能其君主也就是大祭师,他们的身份是合二为一的。在古蜀国,君是拟人神,有生命、有灵魂、有意志,是替天行道,为上天的神代言的人神,他们往往要借助祭师的力量来通达上天,来传达神的意志。于是,君也有可能会直接扮演祭师的角色,借助于法器的神秘力量,施展法术(举行各种仪式),俨然成了神的代言人。正是由于祭师在古蜀有着无可比拟的地位,所以古蜀人才会铸造这样大的一尊穿着华贵衣服的青铜大立人像。并将其安置在古蜀人的神庙或者宗庙里。

有人感到奇怪,说由于这尊青铜雕像的重心太高了,很容易倒。如果铸造这尊像不是为了要安置在什么地方而是有其他什么目的,那么,他就有可能不是什么巫师了。这尊像能不能立起来,立起来后会不会倒呢?古蜀人是怎么将他立起来的呢?其实这一点都不难,这尊青铜雕像的底座是一个空心的方锥体,只要先在地上埋一个木桩,木桩露出地面的部分做成空心底座的形状,然后将大立人安上去就会非常牢固了。又有人猜测,大立人的双手做捧物状,他到底捧的是什么东西?笔者认为,他一定是捧着一根大象牙,首先,大立人的双手是作环状,右手在上,左手在下,而环的大小与象牙的粗细是差不多的,其次,大立人的双手环握的中心有一个角度差,不在一条直线上,这一点令许多人百思而不得其解,而这恰好可以解释为什么是捧的象牙,正因为象牙是弯曲并略有扭曲的,而且一头粗一头稍细,某一根象牙应该刚好可以安装到大立人的手中。古蜀时期成都平原有许多大象,古蜀人又是猎象的好手,他们把猎象看成是勇武和生活富足的象征,认为洁白、粗大象牙是供奉他们的神和祖先的最好祭品。这就是为什么在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会有那么多象牙出土的原因。显然,古蜀人并不是把象牙用来制做工艺品和生活用品,因为从来没有出土过古蜀时期的用象牙制作的这类器物,但是却出土了如此大量的象牙,这只能说明象牙的用途是古蜀人用来祭祀和供奉祖先的物件,也是显示自己勇武和生活富足的标志。因此,在古蜀人的祭堂里,青铜大立人(大祭师的形象)是手捧着一根洁白、粗大的象牙在向上天和祖先祈祷。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最让人感到惊奇,让人感到不可思意的是那三尊眼睛异常突出的青铜人面像,其中一尊超大的青铜人面具,他那双粗大的柱状眼球突出眼眶达二十厘米,鼻子又高又宽且略勾,大嘴宽阔上翘,占去了几乎整个脸的宽度,给人以神秘微笑的感觉,他的双耳既大又尖,向两侧横向伸出。在铜像的前额及两侧的上下,共有五个长方形穿孔,可以通过这些孔将面具固定在像设上。[12]这尊青铜雕像的体量是三星堆所有青铜像中最大的,也是最奇特的。相比其他青铜人像而言,这尊铜像与真人有非常大的区别,而其他青铜人像除了眼睛和嘴有一定的夸张以外,与真人并无太大的区别,并且其他青铜人像的头部形态基本是一致的。只有这尊青铜人像特别夸张,特别神秘。他究竟是什么?是神还是人?如果是人,会是谁?他的眼睛为什么会呈柱状并且突出眼眶那么多?其中有什么寓意?为什么要将他的像做这么大?

有人在看了这尊奇特的雕像后联想翩翩,认为这表现的是外星人,并进而认为古蜀文化有地球外文明的因素,这当然是毫无根据的,是不值得相信的。也有人认为这尊青铜人像是神。认为在中国先秦时代,神像突出表现其眼睛,是原始崇拜中具有的特点之一。并举出辽宁建平、凌源县间的牛河梁“女神庙”出土的红山文化“女神”的彩绘泥塑头像,其双眼用绿松石镶嵌,显得额外突出[13]。商周时期的单独的铜神像如江西新干大洋洲大墓出土双面铜神像、陕西城固苏村出土的铜像等,他们的形态都有圆眼突出、双耳尖刺的特点,其眼球中的圆孔还有可能插入其他材料的瞳子(尤其是大洋洲铜神像)[14]在陕西西安市老牛坡、歧山县贺家村、北京房山区琉璃河等墓葬中出土的人面形铜像,都是镶嵌于盾牌之上用来恐吓敌人的神像,这些神像的眼睛也都是双目圆睁且突出,与普通人的面部造型不同。[15]他们还认为,根据古代文献对一些具有神性人物的描述中,如远古五帝传说中的虞舜,因其眼睛有“重瞳子”,所以名为重华[16],其形象被汉代的人描绘为“有人方面,日衡重华”或“龙颜、重瞳、大口”[17]

。舜为重瞳,其眼睛究竟是一种什么形状,研究者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他的眼睛肯定是与众不同的,所以才会被视为灵异。(黑体字为笔者所加黑)此外,凸目的形象在中国传统傩戏神面具中也还可以见到。由此可见,三星堆这三具眼睛特别的人形铜面具是神而不是人。[18]

虽然一些学者引用了众多的古籍和考古发掘报告来证明三星堆的那三具面具所表现的是神而不是人,但仍然不能说明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所有其他神的眼睛都没有这尊神的眼睛突出,也没有回答这尊青铜雕像的眼睛为什么会这样突出。既然神是人根据自己的形象造出来的,那么,这尊“神像”又是根据哪个人的形象造出来的呢?虽然学者们引经据典,找了很多依据,但笔者仍然认为理由并不充分。学者们举出的这些例子中没有一个造像的眼睛有三星堆的青铜雕像那样突出,所有那些造像眼睛的突出程度远比三星堆的那几尊凸目造像的眼睛要小得多,也就是说那些造像最多只达量变的程度,还远未达到三星堆凸目造像那样质变的程度。红山文化的那尊“女神”像的眼睛也只不过比常人的稍突出一点,并没有使人感到非常特别,应该是一种平常的艺术夸张手法,都是在正常的范围内。远的不用去找,大家去寺庙看看佛像就可以知道,多数佛像的眼睛也是被刻意夸大了的,特别是金刚的塑像,但最多给人的印象也就是怒目圆睁而已。而古蜀人的这几尊雕像究竟表现的是什么?他们的眼睛如此突出,其寓意何在?要解其中之谜,笔者认为首先应当了解这尊雕像表现的是谁?如果认为是神,也应该知道这几尊造像是古蜀人的什么神?是古蜀人根据什么人的形象造的神?

关于突眼球的青铜像究竟是谁的问题,大多数学者持如下看法:他是古蜀的开国元勋——蚕丛氏。任乃强先生在其所著的《四川上古史新探》一书中考蚕丛氏得名说:“丛者聚也(《说文》)。自聚为集,被聚为丛,故丛聚之字并从取。蚕丛氏始聚野蚕于一器而采桑饲养之,使便于管理。结茧于簇,则茧无遗佚。选蛾交配,则种可优良。产卵于皿,则卵不散乱而便于冬藏控制孵化。凡此种种,皆今世养蚕者遵奉之法而导始于聚饲者也。野蚕性不聚食,共初强之聚食,须经多次失败。迨其成功,则使制丝之术成为一次飞跃,故世遵行其法者敬之,颂为‘蚕丛氏’。不言丛蚕而曰蚕丛者,羌语宾语在谓语后。盖其时蜀族仍为羌之一支,群羌称之如此。”邓少琴先生《巴蜀史迹探索》引《诗经.圝风.东山篇》“蜎蜎者躅,蒸在桑野”指出说,“躅(躅通蜀)为野蚕,经蚕丛氏之驯养而为家蚕,此为古代蜀人大发明,故以蚕丛称之。”我国典籍中的蚕桑之神大致有三。其一为嫘祖娘娘。宋代高承《事物记原》卷九:“黄帝四妃西陵氏(嫘祖)养蚕为丝。”因她教民养蚕缫丝,被祀为神。嫘祖娘娘已被证明为出生于岷江上游的氐羌-蜀人氏。其二即为青衣神——蚕丛氏。《三教搜神大全》卷七载,蚕丛常服青衣巡行郊野,教民蚕事。死后,乡人感其德,为之立祠祭祀。冯鉴《续事始》引《仙传拾遗》则载:蚕丛,教人蚕桑,作金蚕数千头,每岁之首给民一蚕,“民养之蚕必繁孳,罢则归蚕于王。”其三为蚕花娘娘,亦称“蚕姑、马头娘、马头神”。起源亦早。晋干宝《搜神记》卷十四说:“古时,有人远征,家惟有一女,并马一匹。女思父,戏马曰‘尔能为我迎得父,吾将嫁汝。’马乃绝缰而去,至父所,父疑家中有故,乘之而还。后马见女辄怒而奋系,父怪之,密问女,女具以答。父乃射杀马,曝皮于庭。女至皮所,……皮蹶然起,卷女而行,父还失女。后大树枝得女及皮,乃尽化为蚕,绩于树上。”马头娘的故事亦广泛流传于川西。其实,嫘祖-蚕丛(青衣神)-马头神传说在四川民间乃属一回事,或曰三蚕神实为一神,且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纵目。早有《荀子.赋篇.蚕赋》即说蚕“身女好而头马首”,以为蚕首如马首,而马目即似‘纵目’。任乃强先生以为,之所以以蚕首比马首,系因‘蚕丛出于牧羌,善养马,既又创养蚕,恒以良马和蚕丝与华夏贸易,故华人谓‘蚕与马同气’。于天驷为蚕,天马为丛辰,护持蚕命。故俗于饲蚕之月禁杀马,而绘蚕丛神像作马头。华夏周秦之俗如此,汉魏晋世亦当如此。故晋人传马头娘故事(崔豹、程雅皆晋人)。[19]

而又根据传说和《华阳国志.蜀说》说,最早的蜀王“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石椁为纵目人冢也”。一些学者对“纵目”一词也有其他解释,还有一些人认为“纵目”是额头中间长了一只眼睛,并与传说中的二朗神联系在一起,这当然是没有什么根据的。但不管怎么说,传说中的蜀王始祖——蚕丛氏的眼睛非同一般则是可以肯定的。(文中黑体字为笔者加黑)

由民间传说和古籍我们可以得知,古蜀人的一部首先发明了养蚕、缫丝,该部落因此而被称为蚕丛。后因该部落一女子嫁给黄帝(黄帝之四妃嫘祖)和另一女又嫁与黄帝之子昌意而将养蚕、缫丝技术传与中原大地,而嫘祖后来却成了中华大地上缫丝业的祖先,但嫘祖实际上只是将蚕丛部落早已有之的养蚕、缫丝技术带到了黄帝部落而已,她本人并不是养蚕、缫丝技术的发明人。养蚕、缫丝技术的输出是历史上古蜀人第一次伟大的技术输出,是一次伟大的技术发明,也是古蜀人最伟大的技术输出和技术发明,现在怎么评价这次技术发明和技术输出都不为过。一般来说,在新石器时代后期,人们已经有了社会分工,女人主要负责采集和饲养。因此,古蜀部落的一位妇女在采集时发现野蚕吐丝结茧并进而发明了缫丝、养蚕,这应当是顺理成章的事。当古蜀的这位伟大的妇女发明养蚕、缫丝后,她自然会被族人尊为神,并进而奉为本族的首领。就象现在如果某人有重大的科技发明,会被人们和社会加上许多耀眼的光环一样,这位伟大的古蜀妇女更会被其族人神化。

那么,后人为什么会将其描述成一个双眼成柱状突出的神呢?其实,一点也不奇怪,这位伟大的妇女应该是一个甲状腺亢进病患者,甲状腺亢进是一种病因和发病机理不明的疾病,有人认为病因是垂体促甲状腺分泌过多,还有人认为是自身免疫性疾病所致。这种病的特点之一就是眼睛呈恐怖状突出,而且这种病妇女的患病几率比男人要高得多,女、男之比在1:4-6之间。在古蜀时代,如果是一个普通人患了常人看来有些奇怪的病,会被人们认为是魔鬼附体,说不定还会被族人赶走甚至处死。但是,这种“缺陷”发生在一个被族人认为是有不可思意的重大发明的人身上,她身上的缺陷就不会被认为是缺陷,而会被认为是异于常人的神奇之处。蚕丛部落的这位伟大妇女因身患甲状腺亢进症,双眼突出,本来是一种疾病,一种身体上的缺陷,但就是因为她发明了养蚕、缫丝,为古蜀人做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而且这个贡献在族人看来是那么神奇,所以一定会被人们认为是有神佑,并进而被人们尊为神。这位伟大的妇女最终就成了古蜀的一个神和古蜀人的第一位“国王”,并且是古蜀人最值得骄傲的一位伟大的神,而神身上异于常人的地方当然就是优点了,并且她眼睛突出的特点会被人们一代一代地夸大,直到一千多年以后她的眼睛就被人们夸大——神化成三星堆遗址里的样子了。但为什么在“祭祀坑”里出土了三尊大小不一而造型基本一致的凸眼青铜人面具呢?有学者根据这一点提出质疑,认为如果说那具大的凸目青铜造像是蚕丛氏的话,作为古蜀人的始祖的造像应该只有一个,而在三星堆二号坑却出土了三个,那两个是谁呢?其实,这一点都不奇怪,三尊青铜造像应该都是表现的同一个祖先,即蚕丛氏,只是这些青铜造像的应用场合不同罢了,大的凸目造像应该是固定在古蜀人的神庙里供人祭拜,而小的青铜造像则用在其他场合,比如移动的场合。我们在同一个寺庙里不是经常可以看见有多尊同一佛的造像吗?由于古蜀没有文字,后世人的记述当然就只能是根据人们的传说和作者的附会。于是,古蜀第一代蜀王的“纵目”问题就成了一个谜。应该说,三星堆“祭祀坑”中凸目青铜雕像的发现为我们解开蚕丛氏“纵目”的真相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实证。

三星堆的两个“祭祀坑”中还出土了数十尊与真人头大小相当的青铜人头雕像。这些头像的面部表情基本一致,都带有一种严肃、神秘、庄重的表情,只是发式、服饰和脸形有不同,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其中,有几尊头像的面部包敷有金面罩。这些青铜人头像究竟是古蜀人用来做什么的呢?是古蜀人的神还是他们的祖先?为什么有几尊头像要包敷黄金面罩呢?

面对这一大批青铜雕像,尤其是其中的青铜人头雕像,学术界对他们的性质、功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似乎一时无法从中理出一条清晰的头绪,找不出它的发生演化脉络。学者们一般认为,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是全球最早利用青铜制造雕像的,黄金面罩最早也是产生在美索不的达米亚,而最著名的就是古埃及的图坦卡蒙木乃伊脸上所覆盖的黄金面罩。而在古代中国却似乎没有这种传统,但三星堆青铜雕像的发现却打破了这种传统观念。古代中国不但有青铜人物雕像和用黄金做的面罩,还很精美。因此,有学者认为三星堆的这些青铜雕像是由西亚传来的。那么,三星堆的这些青铜雕像会不会是外面传来的呢?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也是要解决这些雕像是用来做什么用的。那么古蜀人做这些雕像干什么呢?有学者认为这些青铜像既然是出土于“祭祀坑”,所以应该是具有宗教祭祀礼仪功能,换言之,这些青铜雕像是古蜀人在一次宗教祭祀活动后将其掩埋的祭祀品。但是,首先,这种假设是在肯定“祭祀坑”就是起祭祀作用的前提下做出的,而“祭祀坑”究竟是用来干什么用的?其用途现在还有相当大的争论,如果“祭祀坑”不是用来进行宗教祭祀活动的,而是有其他的用途,或者这个“祭祀坑”本不是用来掩埋坑里发现的那些器物,而是原本要掩埋其他祭祀物呢?如果是这样,其假设就从根本上站不住脚了。其次,应该没有哪个民族会奢侈到将这样大量的贵重器物砸毁、掩埋的,就是其敌人也不应该这样,更不要说是自己举行宗教祭祀活动所为,何况如果认为凸目大雕像是古蜀人的祖先的话,就更加不可思议,哪有将自己祖先的造像这样砸毁掩埋呢?

笔者认为,这些青铜雕像应该是古蜀人历代王或者首领的造像,他们原本都是放在古蜀人的宗庙里的。古蜀人是信奉祖宗崇拜的民族,这些雕像即是他们的列祖列宗。古蜀人的这种习俗(铸造青铜人头像和在头像上覆盖黄金面罩)有可能受到外来的影响,如四川盆地经云南-缅甸-印度的通道有可能在那时就已开通,西亚的某些技术、意识也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古蜀人。但是,古蜀人的这些头像的艺术风格与西亚或埃及的头像在艺术风格上是有很大不同的,如西亚及埃及的头像比较写实,而三星堆出土的这些头像却比较抽象,最显著的不同是三星堆的头像除了那几尊显然是奴隶的造像以外,都是有眼无珠。前面笔者已经论证了那具凸目的雕像就是古蜀人的第一代王——蚕丛氏,既然蚕丛的雕像都在“祭祀坑”里,而且该雕像是古蜀人最伟大的祖先,那么其他的雕像为什么就不会是古蜀人的祖先呢?最伟大的祖先的造像当然应该是最大的,而其他祖先的头像当然就要小一些了。其中那几尊覆盖有黄金面具的青铜头像就应该是在古蜀历史上有过伟大贡献的祖先了。因此,在三星堆的两个“祭祀坑”里发现的这些青铜人头雕像都应该是古蜀人的列祖列宗的头像,他们原本都是放在古蜀人的宗庙里供人祭祀的,由于古蜀人没有文字,古蜀人将其祖先铸成头像放在宗庙里也是他们记录历史的一种方式。而后来因为某种原因被人砸毁后扔进了“祭祀坑”。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五、三星堆文明是怎么被毁灭的?

我们现在知道古蜀有非常高的文明,发达的青铜冶铸、玉器制造和黄金制造等技术以及那与中原地区那么不一样的风格,文明表现形式和文化内涵,基本上都源于1986年的那一次惊人的大发现——三星堆的两个大“祭祀坑”,它们的发现将古蜀推上了中华文明的另一个中心位置。

1986年在广汉三星堆发现了两个大“祭祀坑”,其中一号坑为长方形土坑,口大底小,坑口长4.5-4.64米,宽2.3-3.48米;坑底较平,长4.1米宽2.8米,深1.46-1.64米。坑的四角基本为正东、西、南、北方向。坑内填有黄褐色五花土,经层层夯实。

一号坑内出土有金、玉、石、骨、陶、象牙等质料的文物300余件以及海贝和3立方米的骨渣。据发掘者根据现场情况分析,埋入的器物是按一定次序投入的。其中玉戈、璋等形制教大的玉石器主要在东部坑壁的东端;玉凿、玉锛、石斧等形制较小的放置在坑的西南;大型铜器如人头像、人面像、铜尊等主要分布在坑的西南部;象牙主要在坑的中部;金杖则出土于坑的中部偏西。出土器物的类型主要有,青铜器:跪坐人像、头像(可分三种类型),爬龙柱形器、虎形器、罍、尊、盘、器盖等;金器:金杖、面罩、虎形饰;玉器:璋(有四形)、戈(三形)、凿(分六形)、锛、瑗、锄、斤、匕、斧、佩以及石器、象牙、海贝等。

二号坑也为长方形,坑壁微斜,长5.3米,宽2.2-2.3米,坑口至坑底深1.4-1.68米,坑底长5米,宽2-2.1米。坑底西南高,东北低,坑内填五花土,填土经夯打。

根据发掘现场情况分析,坑内的遗物投放也是有一定先后次序的。表现为三次投放,因此遗物亦可分为三层:下层主要为大量的草木灰烬、碳屑、小型青铜器、青铜兽面、青铜树枝、玉石器及大量的海贝等;中层主要为大件的青铜器,如大型立人像、太阳器、大型人面像、人头像、树、尊、罍等;上层则为60余枚(节)大盎门齿纵横交错在一起。这些遗物在清理时,大部分都杂在灰烬骨屑里,并留下明显的烟薰火烧痕迹。其后再投入大型的青铜容器、青铜人像、头像、人面、树座等;最后放入象牙。大青铜立人像腰部断成两截,分别位于坑的中部和西北部。……头像和面像尤其是人面像,大部分被打坏或烧坏。[20]

很显然,这两个“祭祀坑”里的器物都是人为投放进去的,并且是有意破坏以后掩埋的。而且这两个坑里的东西都是非常贵重,非常神圣的器物。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蜀时期这些器物可以说是他们所有的大部分宝贝,也是他们的主要精神寄托。但是,他们为什么要毁坏这些宝物并且掩埋它们呢?是古蜀人自己干的这件事吗?关于这个问题,确实给大家带来了很大的疑惑,学者们提出了许多的假说,这些假说是:

1、“祭祀坑”说。这是目前学术界占主流的认识。并得到众多同行的认可。该说认为两坑是三星堆古蜀国民进行祭祀后的遗迹。其中包括“燎祭”与“瘗埋”的过程,即将祭物用火焚烧后埋葬。致于祭祀的对象则为天、地、山川及祖先神祗等。

2、“厌胜”说。这种说法出现较早,其比较注重青铜像和神树是被毁掉后埋掉的——对这奇特现象,从民族学材料入手,从古代巫术的概念出发,认为这些神像“不灵”而加以打击、虐待、丢弃或烧毁,以此来刺激灵物。在此基础上,“厌胜”论者还进一步推测“厌胜”活动与蜀地洪水及战乱有关,并而联想到古蜀世系中的杜宇、开明氏的政权更迭。[21]

3、鱼凫灭国器物坑说。该说认为这两个坑是古代四川最初王朝更替的结果,即鱼凫被另一薪兴势力杜宇所灭,鱼凫族最后的王及其宗族被杀,其王杖等宝财被烧毁埋葬葬(一号坑)。他们的宗庙被捣毁,其以祖先蚕丛像为主的众神像、礼器等被打碎、烧毁后“抛入随意挖的小土坑内”(二号坑)埋掉。这即如《国语.周语》中的“入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的写照。

4、窖藏说。此说以彭县一带多次出现巴蜀时期的窖藏器物和三星堆遗址内有几个玉器窖藏为据,并指出一、二号坑的器物放置与坑的形制和中原祭祀坑不一致,认为可能是因灾祸骤起,主人弃窖而落荒而逃走;其时代背景当在杜宇和开明交替之间。这一说法实际上是对本世纪70年代冯汉骥先生对广汉窖藏坑说法的继承和发展。

5、“庆胜”埋葬坑说。该说认为这是杜宇灭掉鱼凫后,杜宇氏用战败国鱼凫的社树、社神和所用的礼器来祭祀自己的祖先而专门设立的祭祀坑;而且两坑为同一时代,均在殷末周初。至于两坑的器物、器形的不同,是杜宇氏在“庆胜”埋葬时曾有所区别有关。[22]

6、“蜀王”大葬墓”说。该说认为,由于一号坑内发现有大量烧骨,提出两坑的埋葬乃“死于非命的蜀王”;但该说对于蜀人行火葬以及埋葬形制等方面,却未见有力之论证。[23]

此外还有“器物坑”说、“埋葬坑”说以及“宗庙破坏”说等,都和上面诸说大同小异。

笔者认为以上诸说都不能圆满地解释这两个“祭祀坑”里的种种谜团,如:为什么这两个坑都是事先挖好的,它们是做什么用的?或者说它们原来准备是做什么用的?为什么坑里的器物都是被破坏了以后才丢入坑里呢?这两个坑是同时形成的吗?难道这些器物都是古蜀人自己所掩埋的吗?如果不是他们自己埋的,会是谁呢?会是敌国的人干的吗?

要了解这两个“祭祀坑”的秘密首先应当知道这两个“祭祀坑”是预先挖好的还是临时所为。在考古发掘时我们已经知道在挖掘这两个坑时都是作了精心准备的,如一号坑有严格的方向,有墓道,两个坑都经过夯实。很明显,这两个“祭祀坑”都是预先挖好的。显然,“厌胜、庆胜、窖藏、蜀国灭国器物、蜀王大墓”等说法对此都不能作圆满解释,如果按照以上假说,掩埋者完全可以随便挖个坑埋掉了事。那么掩埋者会不会刚好利用古蜀人挖好的这两个坑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呢?符合这个假设的就只能是掩埋者与古蜀人不是同一种人。首先我们来看看“厌胜”说,如果真是古蜀人认为这些神像不灵而要对其加以毁弃,他们未免也太大方了吧,如果这些青铜雕像是他们的列主列宗,那就更不可能了,世上没有一个民族会对其祖先下如此“毒手”的,所以,当后面的事是不可能发生的时候,那么,前面预先挖好坑就当然也是不可能的了;其次,“庆胜”说会不会呢?当然也不会,胜利者对敌人的重器应该是作为战利品而不是毁掉,哪怕是敌人的礼器,何况在金、青铜都十分贵重的古蜀时期,何况,胜利者更不可能精心挖一个坑来庆祝他们的胜利吧;再其次,“窖藏”说的可能性更不存在,“窖藏”东西当然是为了以后再用,哪有将以后要用的东西砸碎、火烧后再“窖藏”呢?既然窖藏的目的都不存在,那么,为窖藏而精心挖坑就更不可能;再再其次,“鱼凫灭国器物”说,此说认为是四川最初王朝更替的结果。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是胜利者即使不用失败者的祭主礼器,也不会把这些贵金属抛弃不用,何况有些掩埋物并非是礼器,二是掩埋物显然是分别属于两个族属的,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古蜀王国是由两个族属的人联合而成的,如果真如该假说认为是杜宇灭掉鱼凫的话,鱼凫是氐羌族系的,杜宇被认为是濮越族系的,而被掩埋的祭祀物里又被认为是以上两个族属的器物都有,杜宇怎么会砸毁、掩埋代表自己祖先的器物呢?不会埋葬自己祖先的神像,当然也就不会预先挖坑了;最后,“蜀王大墓”说,该假说也站不住脚,首先,三星堆遗址地区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发现有大墓,没有大墓,当然也就不可能是为了给某位蜀王陪葬,其次,如果那些青铜人头像都是古蜀人的祖先,并且有一位还是最早的祖先(蚕丛氏),那有用自己祖先来陪葬的呢?不会预先挖坑的理由同上。最后,火烧陪葬品一般都是烧掉死者生前的常用物品,而不是烧掉显然是用来祭祀用的礼器。那么,以上假说都不可能话,“祭祀坑”说是不是站得住脚呢?

笔者认为“祭祀”说也是站不住脚的。一是祭祀者怎么可能将自己的祖先砸毁了来进行祭祀呢?二是怎么会两个族属的人都会这样来祭祀呢?他们的宗教观会刚好一致吗?三是在古蜀那样生产力低下的时代,他们会将如此贵重的器物这样处理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如果以上假说都不成立,而祭祀坑却又确实存在,是怎么回事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先回到这些掩埋的器物是怎么制造出来的,由谁制造出来的这个问题上。

古蜀的青铜器冶铸应该开始于夏末商初,在宝墩文化和鱼凫文化中,我们从来没有见到有铜器发现,也未出土过炼铜炉、坩锅、铸型、炼渣等与铜器有关的遗迹和遗物。[24]因此,古蜀的青铜冶铸技术应该来源于成都平原以外的地方。当时中国在三星堆文化分布及四川地区以外,夏代前后有两个早期铜冶铸的中心,一是黄河中下游地区,一是西北的甘青地区。根据学者们的考证,成都平原上的三星堆文化遗存发现的青铜冶铸技术应该来源于中原地区,或者是受到了中原地区的很大影响。[25]学者们在对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进行从青铜器的合金成分、铸造方法、铸造工艺、铸后加工、施纹工艺等方面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冶铸技术是在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和商文化的影响下而发生,并自始自终得到了中原二里头文化和商文化的影响和制约,所以三星堆器物坑青铜器表现的合金成分、铸造方法、工艺原则、铸造工艺和装饰工艺,才体现了与中原地区商文化青铜器基本一致的总体趋势。[26]

在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数量巨大,其重量在一千千克以上,这还仅仅是古蜀人在三星堆其宗庙里所用的青铜器,古蜀人的青铜用量肯定要比这个数量大得多。我们知道,成都平原周边地区没有铜矿床,(最近有报道称在彭州市和龙门山发现了古铜矿床,但这还没有得到是否与古蜀人有关的确认。)特别是没有制造青铜器所必需锡、铅矿。经曾中懋先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中的铅进行同位素科学测定,证明其来自于云南。我们也知道,云南省铅、锡和铜矿的蕴藏量是非常丰富的,三星堆遗址发现的青铜器所用的原料应该是来自于云南。我们也知道,青铜器的成品与原料之比至少在1︰5甚至到1︰20以上,考虑到古蜀时期的技术水平有限,这个比例应该取偏大一些的1︰15。也就是说只是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就需要原料在15吨以上。再加上古蜀在兵器、生活用具、生产用具和其他较小的祭祀场所所需要的礼器、祭祀品等上的需要,古蜀每年至少需要几十吨青铜制品,换算成原料就需要近千吨。在古蜀时期,成都平原与云南的交通条件是非常困难的,不但道路条件艰难,路途遥远,运输也只能人背马驮,个别地方才可以船运,想一想共和国用了多大力量才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修通了成昆铁路,就应该明白在古蜀时期他们有多难!这样庞大用量的青铜原料如果用人力来运输,平均每人背75千克,就要10000人才能运输750吨原料,这些运输的人员每年平均运输2趟,就需要5000人。还不算为这些运输人员提供后勤服务和安全保障的人员,不算开采和冶炼、加工的人员。如果把这些人员全都算上,古蜀光是为了取得青铜制品就需要20000人以上。以三星堆这样大规模的“城池”,再加上制造玉器、陶器、石器、修房子、城墙等各种建筑物以及农业生产的人员,古蜀需要的劳动力至少要在20-50万人以上。而这些人有许多应该是奴隶。关于这些奴隶的来源,笔者认为应该是古蜀在为了取得云南的矿物资源,必先打同川云之间的交通,其间的土著和云南的土著应该就是古蜀人所虏掠的对象。从三星堆出土的那几尊奴隶造像可以发现他们与古蜀人像貌、发式等都有明显的不同,而古蜀人的周边地区只有川云间和云南地区有为古蜀提供大量奴隶的可能。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古蜀时期需要大量的奴隶劳动,而这些奴隶主要来源于川云间或者是云南地区。后来,在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后,蜀的部分人经川云通道逃到了越南北部,他们在那儿继续生存了下来。在越南北部红河地区考古发现的瓯骆国,又称蜀国的玉璋等器物与古蜀的器物惊人相似也说明了这一点。这也间接证明了古蜀人对川云间的陆上通道是非常熟悉的。

这些奴隶被虏掠到成都平原来以后,就开始了他们悲惨的命运,他们要为奴隶主开荒种地,修建各式房屋,修建防洪设施,还要为奴隶主开采、运输和冶炼各式青铜制品,要为奴隶主制造各式金器、玉器和陶器,甚至还要在重大的祭祀礼仪上充当牺牲品和陪葬。他们完全没有人身自由,只是奴隶主的工具和财产。而这些奴隶在沦为奴隶之前,有些人说不定还是本地的奴隶主或者头人呢。所以说,通过三星堆遗址的发掘,我们知道古蜀应该至少有三类人群存在,即源于氐羌族系的人、源于璞越族系的人和来自云南或者川云间的奴隶,他们的族系与上述两个族系的人不同,而且来自川云间或者云南的奴隶的数量还不少。但这些奴隶的存在却被一些学者所忽略了。

又据专家考证,三星堆的那两个“祭祀坑”是同时掩埋的,而坑中的主要器物的制造年代虽然不尽相同,但其掩埋年代应当是一致的,其时间不会晚于商代末期。而三星堆两个器物坑彼此相对年代关系的确定,器物坑与三星堆遗址的年代关系的确定,对我们认识三星堆器物坑的埋藏性质具有重要的作用。[27]那么,三星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笔者认为一定是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奴隶起义或者造反事件,就是这次起义造成了三星堆的衰落。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时三星堆是古蜀人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那里有古蜀人的大型宗庙,宗庙里供奉有古蜀两个平等的统治族群的列祖列宗,每年古蜀人都要举行多次大小不等的各种祭祀仪式,这是古蜀人祈求祖先和神灵保佑风调雨顺、祛病消灾、战胜敌人、团结族人的神圣仪式。在一些重大的仪式上甚至可能杀活人来祭祀。在某一次大型祭祀活动前,挖好了两个大坑,准备要杀活人祭祀,而这些活人当然只能是奴隶了。这一次,奴隶们在知道自己的命运后,当然不甘心,于是在一位奴隶(这位奴隶有可能原来是一位其部落的头人,甚至有可能也是一位自己族属的奴隶主。)的带领下,在古蜀人的祭祀仪式开始前,提前造反。他们捣毁了古蜀人的神庙,将他们平时最痛恨的古蜀人的祖先——青铜头像和神庙里的各种祭祀品砸烂,抛入本来是用来杀祭他们自己的大坑里并点火焚烧。这两个“祭祀坑”相距大约三十米远,它们距古蜀两个占统治地位族属的神庙应该是各有远近,即一、二号“祭祀坑”原是分别属于不同的神庙用来搞祭祀活动用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祭祀坑”里器物的风格有差异的原因,再因为古蜀人宗庙里的祭祀品摆放是有一定顺序的,奴隶们在搬运这些东西时应该是由外及里,由小到大,由易到难,这也解释了“祭祀坑”里的器物似乎有分层、分次现象的原因。

奴隶们在干完这一切以后,当然不可能继续留在成都平原,而是一路杀回了自己的老家。这也就是为什么古蜀在三星堆文明以后其青铜文明突然衰落的原因吧。首先,古蜀人自那以后被迫断绝了青铜原料来源的通道,因为这些奴隶们的家乡正好是在古蜀取得原料的必经之路上,奴隶们回去以后决不会再允许古蜀人轻易地从其地盘通过,而且,奴隶们通过接触较他们先进的古蜀文化、技术以后,比原来要强大得多了,较原来更有能力抵御古蜀人的再次进犯;其次,奴隶们的造反必然会给古蜀带来极大的冲击,必然造成古蜀社会的剧烈动荡,有可能原来处于优势地位的某个部族的头领在这次奴隶造反中丧命,而这个部落因此一蹶不振,从而多个部族开始了互相争斗,并进一步造成了古蜀的衰落。《华阳国志》里只记载有周灭商时巴曾派兵支援而未见记载蜀派兵支援也可间接证明蜀那时已衰落了,他们因“国力”衰落而无力支援或者自己内部四分五裂而无暇顾及,这从紧接三星堆文明的金沙文明显然比不上三星堆文明辉煌也可以看出;最后,奴隶们的造反也必然会杀死一些熟练的工匠,破坏一些生产工具,也有可能有一些熟练工匠本来就是奴隶,他们也乘此逃亡了。

笔者认为,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阶级矛盾是必然存在的,也是非常残酷的,他并不因政治需要而被淡化,被忽略或者被强调,被放大。在西方有被记入史册的斯巴达克斯奴隶起义,而在中国至今为止还没有任何文字记载过古代的大规模奴隶起义,也没有发现过任何古代大规模奴隶起义的历史遗迹。不是没有发生过,而是没有人记录过,也不是没有发现过,而是没有认识到。如果三星堆遗迹真的是一次伟大的奴隶起义给我们留下的遗迹的话,从这一个角度来说应该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发现。因为它不但让我们发现了古蜀高度发达的文明,那么不同于中原地区的青铜、金器的艺术造型和包含其中的文化内涵,他还让我们知道了古蜀发生过的一次剧烈的社会动荡。看着那“祭祀坑”,仿佛把我们带入到那个发生社会激烈动荡的场景,成群的奴隶高举着各式各样的武器、劳动工具甚至石头扑向古蜀人的宗庙,将古蜀人供奉的神和祖先撤下来砸碎,欢呼着抛进本是为他们准备的“祭祀坑”中烧毁、埋掉。他们烧掉一切他们可以烧掉的东西,砸毁一切他们能够砸毁的器物,杀死平时给他们带来痛苦和死亡的主人。三星堆“祭祀坑”的发现为我们填补了这方面的历史空白,让我们看到了一次严重的社会对立产生的社会动荡和这次动荡带来的严重后果,为我们带来了一次鲜明、生动的奴隶起义的实证。现在怎么评价它都是不为过的。

如果说三星堆遗址是一次奴隶起义,是一次严重的社会动荡留下的痕迹,那么金沙遗址是怎么回事呢?

    

六、金沙遗址是怎么毁灭的?

金沙遗址是2001年在成都市的西北郊(现在已是热闹的市区了)的摸底河畔发现的。后经10多个月的勘探和发掘,确认了金沙遗址的分布面积,其面积在3平方千米以上。发现了房子、陶窑、墓穴、灰坑、象牙堆积坑、石器及野猪牙等文物分布区,整理了1000多件文物,其中包括金器、玉器、石器、铜器、陶器及骨器等。其中以金面具和金四鸟绕日饰最为引人注目,金四鸟绕日饰还被用作中国旅游标志和成都电视台的台标。

在金沙遗址的东部,文化堆积层至少可分16层,共发掘出1300余件金器、铜器、玉器和象牙等文物,其中金器、铜器、玉器及卜甲等重要文物700余件均出土于西周时期的地层中。还有面积达300平方米的石壁形器及石斧形器(璋)半成品分布区;有面积达300多平方米的成片的野猪獠牙、鹿角、象牙、陶器和美石集中分布区。经鉴定,野猪獠牙全为野猪的下犬齿,显然是经过专门挑选的。在金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祭祀礼仪性器物以及与宗教有关的器物,如青铜立人像、青铜人头像、金四鸟绕日饰等,可以认为与祭祀活动有关。[28]

从金沙遗址发现的众多窑穴、灰坑、石器半成品及一座陶窑等文物和遗迹以及金沙遗址有教大规模的加工作坊,制作、加工中的各种质地的器物和半成品来看,金沙遗址应该是为古蜀的统治者们加工、制作各种器物的场所。而在距金沙遗址不远的黄忠遗址和十二桥遗址发现的大型建筑群遗迹也说明金沙遗址是为当时的蜀王国加工、制作器物的加工区。运用现代科技方法,比如碳14法,可以鉴定出某些文物的绝对年代;运用文献考证、考古学文化考证等方法考察、分析后,认为金沙遗址出土的铜器、陶器、斤器、玉器等文物,时代为商代晚期至春秋前期,与十二桥文化时代相当;因此,可以比较明确地认为,金沙遗址是古蜀时期十二桥文化的遗址。[29]

在金沙遗址发现了三星堆三期(约相当于商代中晚期)的地层,并出土了大量三星堆文化器物,表明成都同古蜀其他地区一样,经历了三星堆文化时期。金沙遗址的出现,至少是在三星堆的中后期,换句话说,当三星堆还处于繁荣的阶段时,金沙遗址便开始形成了,而三星堆文化消失的时间是在西周初期。可见,金沙遗址并不是在三星堆文化消失后从三星堆搬来的。[30]从这里也可以进一步看出,古蜀并不是一个集权的“王国”,而是一个较为松散的由多个部落组成的联盟,处于优势地位的部落或者各部落的总宗庙(三星堆遗址)有大的神庙和为其加工、制作器物的加工区,小一些的部落也有为其服务的加工区。金沙遗址在三星堆遗址没落前就已存在就已说明了这个问题。三星堆遗址没落后,金沙遗址并没有跟着衰落,而是有了发展,这也说明金沙遗址为其服务的那个部落所受到的打击并没有三星堆遗址那样大,相反还因祸得福,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但是,金沙遗址文化遗存所达到的高度显然没有三星堆遗址所达到的高度要高。金沙遗址所发现的青铜器要比三星堆遗址的小得多,而且从精美程度上也要差得多,这一方面是社会动荡造成生产力下降,另一方面说明古蜀的青铜原料来源被切断。但是可以看出其文化内涵显然是继承三星堆遗址的文化。这只能说明古蜀在三星堆时期达到了一个顶峰,而在其后便开始走向了衰落,古蜀内部再也不象三星堆时期团结统一。

正是由于成都平原经常都有可能遭到洪水的威胁,古蜀人从一移居到成都平原以后就开始了与洪水的斗争,他们砍倒森林,添平沼泽,修固河堤,开挖灌溉渠道,开垦田地,多年洪水带来的肥沃土壤和温暖的气候非常适合农业生产。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他们将成都平原慢慢改造成了适合水稻种植、栽桑养蚕的蚕粮之仓。但是,成都平原原有的自然生态平衡却被破坏了,成都平原再也不是动物们的天堂了,而新的生态平衡却慢慢地建立起来了。由于岷江和沱江等发源于岷山山脉的江河仍然经常要发大洪水,特别是因为这些江河上游的特殊地质情况,在发生大地震或者大滑坡时很有可能壅塞江河,而在破堤时的特大洪水对成都平原将有毁灭性的威胁,这也就是古蜀的“中心”为什么会不定期地搬迁的原因。与洪水的斗争贯穿了古蜀人的整个历史。如《华阳国志》、《蜀王本记》等古籍记载的那样,“鳖灵治水有功,继望帝而为蜀王,建立开明氏国。”

但是,自三星堆“王朝”之后,(商末)古蜀开始从起顶峰走下坡路,没有了一个处于优势地位的强大部落,其内部开始互相争权夺利,也正是由于没有了一个较为强大的统治中心,古蜀人也就没有能力集中起力量来建设一些大型的水利工程。他们各自为自己部落的利益而争斗。因为大的洪水并不是年年都有,也不是大洪水来了以后所有部落都会遭灾,所以,一些解决根本问题的大型水利工程就进行不下去了。其实,都江堰水利工程应该不是秦灭蜀以后才计划和实施的工程,只不过古蜀那时确实没有力量来实施罢了。后来的李冰父子只不过是将蜀人早已有的计划或者没有完工的工程继续完成了而已。大家可以想一想,蜀人还是那些蜀人,工具还是那些工具,只不过是领导换了而已,只不过换了一位更强有力,更有效率,更加铁腕的蜀守罢了。从这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蜀之后期是多么地衰败。

正是由于一次大洪水的突然到来,金沙遗址就是被这样毁灭的。当时古蜀人根本没有预见到有大洪水,他们仍然还在进行着他们平常的工作,这就是在金沙遗址有那么多金、玉石器和它们的半成品等贵重物品都来不及转移走的原因。不但贵重物品来不及转移,就连人也很有可能遭到了灭顶之灾。洪水退后连这些宝贝的下落也无人知晓,更无人打捞了。为什么这次洪水来得如此突然,古蜀人连一点防备都没有,显然这不是一次天降大雨而引发的洪水,降大雨到洪水来临应该有一段时间,古蜀人完全有时间去转移他们的这些宝贝。因此,笔者认为,很有可能是岷江上游发生了一次大的地震或者岷江的某处江岸发生了一次大的滑坡,岷江被垮塌的山体壅塞堵住了,江水形成了一个大湖,而当壅塞体被高涨的江水突然冲开后,滔天的巨浪以不可阻挡之势冲向成都平原造成了毫无防备的古蜀人以及金沙遗址和周边其他古蜀遗址的毁灭。

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发现为我们揭开了古蜀时期成都及其周边地区遮盖在古蜀文明上厚厚的面纱,我们在惊叹她那高度发达的青铜和金文明的同时,也为她的奇特、夸张、神秘的表现形式以及丰富的内涵感到迷惑和不解。古蜀人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来自何方?他们是怎样生活的?他们为什么要创造出这样令人不可思议的“艺术品”?这些“艺术品”向我们传达了什么信息?还有,古蜀人在成都平原的活动破坏了原有的自然生态平衡,建立了新的生态平衡,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应该怎么评价这件事?这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争论还将继续下去,笔者相信,真相一定会在争论中渐渐清晰起来的。


注释:

[1]李绍明、林向、徐南洲:《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

[2]徐学书:《试论“蚕丛氏”文化的源流》,《成都文物》1989年第3期。

[3]屈小强.李殿元.段渝:《三星堆文化》。

[4][5]同上。 

[6][7]孙华.苏荣誉:《神秘的王国》。

[8]屈小强.李殿元.段渝:《三星堆文化》。

[9]孙华.7苏荣誉:《神秘的王国》。

[10][11][12]孙华、苏荣誉:《神秘的王国》。

[13]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

[14]《新干大洲商墓》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出版社,1997年。

[15](1)陕西省博物馆等《陕西歧山贺家村西周墓葬》,《考古》1976年1期,(2)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西安老牛商代墓地的发掘》。

[16]《史记.五帝本记》:“虞舜者,名曰重华。”《正义》:“目重瞳子,故曰重华。”

[17]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一-帝王部-引《洛书.灵准听》和《孝经.援神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18]孙华、苏荣誉:《神秘的王国》。

[19][20]屈小强、李殿元、段渝:《三星堆文化》。

[21]参见林向:《蜀酒探源——巴蜀的‘萨满文化’研究之一》,《南方民族考古》1987年第一辑。

[22] 胡昌钰、蔡革:《鱼凫考——也谈三星堆遗址》,《四川文物》1992年《三星堆古蜀文化专辑》。

[23]孙华、苏荣誉:《神秘的王国》。

[24]孙华、苏荣誉:《神秘的王国》。

[25]参见孙华、苏荣誉:《神秘的王国》。

[26][27] 孙华、苏荣誉:《神秘的王国》。

[28][29][30]段渝、邹一清:《日照金沙》。

 


彝族迁徙:从西北到云南

作者:yang1zhi12


在这之前,在凉山众多民族中认为彝族人从云南迁徙而来。可笔者最近阅读了彝文古史诗《勒俄特依》、《古侯尼夫》、《勒俄阿布》(公史篇)等书时,发现在《君王寻地记》一章,可看出彝族最早系西北迁入大凉山,云南彝族也是从大凉山涉过金沙江迁徙而去的。

 

在《勒俄特依》、《古侯尼夫》、《勒俄阿布》以及油印本《古侯》等彝文书中,尤其是在《君王迁徙录》和《古候曲涅寻地记》等章节里,有一条彝族早先人群从西向东,再向南的迁徙地名叙述。这条迁徙路因年代久远而无法知道一些地名在何处外,但现在在凉山境内的一些地名依然还存在。这条迁徙路线大致从贡嘎山下至西昌,从西昌到昭觉,再到雷波,再到云南永善,最后抵达云南昭通或洱海一带。

 

凉山境内的迁徙线路为:麻迪尔曲波(贡嘎山)———尼日尔觉(泸定)———阿七比尔(冕宁境内)———勒洛俄卓(西昌)———木特董勒(大兴)———普诗甘同(玄生坝)———沙拉地坡(烂坝乡)———斯克拉达(四开)———久图木沽(好谷乡)———好谷交脚(昭觉)———尼木卓黑(竹核)———金义素罗(黄茅埂)———日哈洛木(日哈乡)———特觉拉达(布拖县拖觉区)———阿尼玛合(金阳县狮子山)———日史特布(不详)———日史布卡(金沙江)———日史破卡(不详)———伊木合木(不详)———合古夜洛(云南永善境内)———滋兹南见(云南昭通境内)———滋兹普乌(洱海一带)。

 

彝族人迁徙至日史布卡(金沙江南岸)后,书中记载说,迁徙队伍中的部落酋王———“普合”在此生下了三个儿子,经过路程的短期休整后,最后到达滋兹普乌。在滋兹普乌这个地方,书上还有这样的描绘:

 

屋上方有山有坡是处好放牧之地

屋下方有田有地可种稻

山坳中有坝有树可住人

有大坝子可供赛马

有沼泽可供放猪群

村里有路可供年轻人游玩

庭院内可供好女摆家常……

 

据有关学者实地考证,目前云南洱海一带与上述书记中所叙述的竟一致。可见,彝族在几千年游牧迁徙史中,只有一支是从西北迁入云南的,而凉山彝族可能是在这次迁徙途中留下的一部分。阿都鲁普


*.彝族概况

 

彝族,现有人口657.2万。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国最著名的卫星发射基地西昌,就是彝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使用彝语,属汉藏语系 藏缅语族 彝语支,有6个方言。彝族文字是一种音节文字,形成于13世纪。与汉族人居住联系比较多的彝族人能通汉语。彝族人过去流行多神崇拜,清初云贵地区部分彝族受道教和佛教影响教,19世纪末年天主教、基督教传入,但信教的人很少。

 

彝族是中国人数较多、分布较广、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早在2000多年前,彝族的祖先就生息繁衍在云贵高原和金沙江、澜沧江畔,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与西南的土著部落不断地融合而形成的一个民族。公元8-10世纪,以彝族和白族为主体的南诏国政权建立。

 

彝族的活动范围曾遍及今云南、四川、贵州三省的广大地区,各地的彝族人都传说他们是出自仲牟由,其所生6子发展为“六祖”部落。彝族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长期地保持着奴隶占有制度,至20世纪中有些地方还残留着奴隶制。彝族人有许多自称,因地而异,如“诺苏”、“纳苏”、“罗武”、“罗罗”、“米撒泼”、“撒尼”、“阿细”、“阿西”等,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进行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按广大彝族人民的共同意愿,以“彝”作为统一的民族名称。

 

彝族的文献典籍卷帙浩繁,内容涉及哲学、史学、宗教、文学等诸方面。其中《西南彝志》是记述彝族历史、风俗的彝文书籍,被誉为彝族的百科全书。史诗《梅葛》描绘了先民开天辟地的经过,想象奇特,瑰丽多彩。长篇叙事诗《阿诗玛》是描写彝族青年男女的恋爱故事,诗中反映了彝族人民不畏强暴、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愿望。每年的农历六月二十四日是彝族最隆重的火把节。这天,人们手执火把围绕住宅和麦田游行,然后燃起篝火,唱歌跳舞,村寨充满了节日的欢乐。

 

彝族人民能歌善舞,民间流传着各种曲调,如爬山调、迎客调、娶亲调等等。彝族的乐器有葫芦笙、马布、巴乌、口弦、笛、铜鼓等。彝族的舞蹈也颇具特色,如“跳歌”、“跳月”、“打歌舞”、“锅庄舞”等,其中“阿细跳月”是最流行的舞蹈之一。夜幕降临,在皎洁的月光下,小伙子们吹起短笛,弹起三弦,男女青年和着节拍,翩翩起舞,跳到酣畅时姑娘们会随手摘一片树叶含在嘴上吹起曲子,欢快的舞蹈直到月落方止。

 

彝族的婚礼也很独特,大凉山彝族群众中至今仍普遍保留着“抢婚”的遗风。娶亲时,男方亲友由新郎兄弟率领,抬着礼品到女家迎亲。女方藏于门后,待迎亲者一到,便向他们泼水,当迎亲人靠近闺房时,女方又以锅灰抹在他们脸上。但若迎亲人摸到新娘的衣服,女方亲属就不再进行阻拦。这时新郎的兄弟就把新娘背上,冲出来直奔男家,女方亲属则追随其后,装作要抢回新娘。直到新娘远去,仪式才算结束。

 

彝族服饰古朴、独特。生活在不同地区的彝族人民有不同的服饰习俗,大致可分为凉山型、 乌蒙山型、红河型等。凉山的彝族成年男子往往在脑后留一绺长发,象征男性尊严不可侵犯,俗称“天菩萨”。他们还喜欢用青布包头,在前额处扎出一长锥形结,俗称“英雄结”,以示英武气概。凉山彝族姑娘的三节裙是用三种不同花色的布料拼成,跳舞时宽宽的裙摆随风飘起,像一朵大大的喇叭花,而她们的花包头则被看作自由、幸福的象征。

 

彝族的传统民居被称为“土掌房”。这种“土掌房”一般以石块为房基,土坯砌墙,形成平台屋顶。平台屋顶滴水不漏,又可以晾晒谷物。“土掌房”冬暖夏凉,防火性能好,非常实用。彝族的食品主要为玉米、荞麦。彝族人喜欢饮酒、吃“坨坨肉”。饮酒时席地而坐,围成圆圈,依次轮流喝,这叫喝“转转酒”;逢年过节,彝族姑娘还会抱出一坛酒,插上几根麦秆放在家门口的路边上,供来往过客饮用,这叫喝“秆秆酒”。这两种喝酒的风俗体现了彝族人民热情好客的民族性格。

 

(内容出自《中华各民族》一书)【返回】

 


*.彝族六祖分支各种版本


【一】彝族六组分支各种版本

“追寻天起源,源头木古陆;追寻地起源,源头咪索尼;追寻水起源,源头茂尼矣;追寻人起源,源头六祖先。”——古彝文译文

古滇国时期,今曲靖至滇池一带属古滇国之范围,汉文文献中记载在今曲靖一带是滇族部落联盟下的劳浸、靡莫两个部落,彝文献中则记述为实、勺两个部落。据说实、勺两家在“拜谷楷戛”(在今会泽)设立歌场,赛歌招亲。阿普笃慕去赶歌会,与实、勺两家的3上女儿蚩以武吐、能以咪都、尼以咪哺产生了爱情,因此

与3个姑娘的未婚夫家发生纷争,他们联合4个部落派出9支军队分九路进攻阿普笃慕部落。阿普笃慕部落抵挡不住,向实、勺两家求援。双方联合起来,组织部落联军,与4个部落开战。战争打了九天九夜,各有胜负,僵持不下。最后,交战双方只好承认既成事实,歃血为盟,各自撤兵。阿普笃慕与实、勺两家的3个姑娘结婚以后,蚩以武吐生慕雅切、慕雅考;能以咪都生慕雅热、慕雅卧;尼以咪哺生慕克克、慕齐齐。阿普笃慕的6个儿子后来发展成为武、乍、糯、恒、布、默(又称黔)6个古代彝族部落,古彝文典籍称生慕雅切、慕雅考、慕雅热、慕雅卧、慕克克、慕齐齐为“六祖”。由于部落内部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所产生的冲突和发展,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统一体的解体,六祖后裔分别从洛尼山分迁外出,开辟各自新的领地,并在与其他部族、部落的征伐和融合过程中,建立和发展了奴隶制度,这就是彝族历史上的


“六祖分支”。

武(慕雅切)、乍(慕雅考)二部从东川、会泽迁移出来后,主要向云南各地迁徙,成为今天居住在云南各地彝族的祖先。糯部从慕雅热传七代至额阿糯时,从东川境内迁至今昭通与曲靖接壤地带,后辗转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凉山州境内,成为凉山彝族“曲涅部”。恒部(慕雅卧)后来分为三支,一支迁徙并定居于今昭通,发展成为“乌蒙部”;一支经贵州西北部的毕节地区迁至四川南部的永宁(今叙永)、古蔺一带,发展成为“扯勒部”。一支从云南昭通渡过金沙江后沿美姑河北上到达凉山各地,发展成为“古侯部”。

布部祖先慕克克传七世至阿德布时,势力大增,因而称为“德布部”。在今云南宣威时与“濮人”发生冲突,阿德布联合默部,大举进攻“濮人”,攻占了“濮人”的15座大山。并由此向四方扩展,东南路发展到今贵州普安北路发展到今贵州威宁,其后裔发展成为乌撒土司。

默部原来居住在今云南北部地区,后来发展到贵州大部分地区。慕齐齐的第十一世孙默阿德,其妻妥雅尼生下德阿施,力大无比,长大后率领部民四处征讨,掠夺其他部落的土地、牛羊,建立起严格的租税制度,威服远近部落,号称“德施部”。德施部后裔发展成为东川阿于歹土司、镇雄芒部土司、贵州水西土司、贵州普安土司四大著名土司。其后裔自豪地说:“日月所照之地,尽是德施氏彝人所属。”滇中地区的彝族主体为武(慕雅切)部之后裔,主要居住谷窝(今昆明)、竜朵嘿(即滇池)为中心的广大地区。慕雅切后裔实阿武的第十世孙皮武古,娶妻耿叩娄益,生下八个儿子,分住四方,征服周围各部落并建立了滇国。滇国强盛时期,其辖

地东至云南沾益、陆良、华宁、蒙自,西到今保山县,北至今云南剑川、姚安、禄劝,南抵红河北岸,即汉武帝时设置的益州郡范围内的各彝族部落。

公元前339~329年,楚威王派大将军庄乔带兵从湖南沿清水江进入贵州境内,并从贵州西部进入云南滇池地区。后因泰国控制了黔中地区,阻断庄乔归楚,庄乔及其所率士兵只得变服易俗,融入当地彝族之中。这就是古代史上首次彝、汉民族的大融合。

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派巴蜀兵击灭滇王同姓部落劳浸、靡莫,迫使滇王归附,建益州郡。但摄于地方政权的传统势力,仍授滇王王印,由其仍旧统辖当地彝族各部落。


【二】彝族六组分支各种版本(尚未整理)

彝族分支圣地,神奇乌蒙昭通

作者:阿呷

2011年7月23日至24日,在彝族火把节的欢乐氛围里,滇川黔桂彝文古籍整理出版第十四次协作会、全国第九届彝学研讨会暨彝族六祖历史文化研讨会在云南昭通隆重召开。众多彝学专家和学者汇集于此,以彝族六祖文化为主题展开学术交流。会议期间,在昭通六祖文化广场举行了庄严的祭祖仪式以及大型歌舞晚会

彝族是西南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以大分散、小聚居的方式分布在今滇川黔桂一带,普遍以阿普笃慕为共同的祖先。西南地区关于阿普笃慕的神话传说很多,归结起来大同小异,普遍都说经一场洪水后,阿普笃慕来到洛尼山。洛尼山属乌蒙山系。阿普笃慕的六个儿子慕雅苦、慕雅且、慕雅热、慕雅卧、慕克克、慕齐齐就是今天我们所谓的六祖。《中国彝族通史纲要》中记载“由于内部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所产生的冲突和发展,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统一体的分解,‘六祖’后裔分别从洛宜山分迁外出,开拓新的地域。并和其他民族的征伐和融合过程中,建立和发展了奴隶制度,这就是彝族历史上的‘六祖分支’。” 六祖分支,实则是彝族先民的迁徙史,经过历史演变,最终形成今天彝族的分布格局,是彝族历史发展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它是彝族发展史上的一个启程,一个关键,一个进步,是彝族奴隶社会形成与发展的关键阶段。社会、经济、历史等范畴内错综复杂的因素共同促成六祖分支的出现,同时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六祖分支的过程中将彝族的祭祖、毕摩文化等习俗传承了下来。毕摩经文《指路经》中彝族魂归的最终目的地都指向了今天的昭通地区昭通籍此花了三年的时间修建了六祖文化广场以示纪念。

古老神奇的彝族文化、虎与火的图腾崇拜、绚烂多姿的民族歌舞、缤纷艳丽的彝族服饰……


【三】彝族六组分支各种版本(尚未整理)

彝族分支

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历史阶段,彝族祖先为了生存、发展的需要而产生了分支。大约几千年前,有了武、乍、糯、恒、布、慕的六个分支。分别迁徙到云南、四川、贵州等地,经过长期了历史发展,形成比较多的彝族支系。目前较大的几个支系是:阿细、撒尼、阿哲、罗婺、土苏、诺苏、聂苏、改苏、车苏、阿罗、阿

扎、阿武、撒马、腊鲁、腊米、腊罗、里泼、葛泼、纳若等。

彝族因彝语方言和地域差异,加上社会历史的变化和自身不断发展等诸多因素,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彝语方言、土语和服饰。操不同的彝语方言或土语的彝族支系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因此彝族是一个支系繁多,自称繁杂的民族。不同的支系其自称也存在着不同。

彝语有六大方言,即北部、东部、南部、东南部、西部和中部6大方言,各方言内部还分许多次方言和土语,方言间差别较大,基本上很难相互通话和交际。彝族服饰有300多种。彝族服饰、彝语方言以及彝族自称是区分彝族支系的重要依据。

 “尼”是最早的、统一的彝族自称。据《彝族简史》,彝族自称有35种,他称有44种。但这只是彝族繁杂的自称体系中的一小部分。在彝族的历史上有诺苏、聂苏、纳苏、罗婺、阿西泼、撒尼、阿哲、阿武、阿鲁、罗罗、阿多、罗米、他留、拉乌苏、迷撒颇、格颇、撒摩都、纳若、哪渣苏、他鲁苏、山苏、纳罗颇、黎颇、拉鲁颇、六浔薄、迷撒泼、阿租拨等上百个不同的自称。新中国成立后,按照彝族人民的意愿,正式定名为彝族。

以“诺苏颇”、“纳苏颇”“聂苏颇”(尼苏泼)、“尼颇”、“撒尼颇”作为自称的彝族占川、黔、滇、桂四省区总人口的半数以上。从方言来看,这些自称都属于分布在东部方言区、北部方言区、南部方言区和东南部方言区;自称“倮颇”、“罗罗”、“纳罗”、“腊罗”、“鲁泼”的彝族都属于彝语中部方言和西部方言区,人口占彝族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左右,这部分彝族的自称与龙、虎图腾崇拜有关;自称为“倮颇”的,都属于倮、黎、栗、勒、俚同音异写,彝语的意为野外、山上,即居住于山上的民族,其语言和习俗都与自称倮倮泼的较

为接近。无论自称“尼颇”还是“栗颇”乐于接受“尼泼”这个彝族的较早的自称。彝族自称虽然繁杂,但归结起来就是一统三大的自称体系:一统,即“尼”是彝族最早的统一自称:三大自称体系,即尼泼自称体系、(罗)泼自称体系、俚泼自称体系。这三大自称体系是通过彝族最早的统一自称“尼”函变并衍生为繁杂的彝族自称体系的。从彝族的历史来看,彝族不同的支系、自称的产生有其社会历史文化的缘由。不同自称的形成除了同彝族形成和繁衍过程中的部落内外战争(冲突)、民族迁徙、彝族社会的等级制度、民族融合以及自然图腾崇拜等诸多因素有关之外,最主要的是与彝族自古以来就延续下来的祭祖大典“耐姆”分支习俗有关。

彝族是祖灵崇拜最厚重的民族。彝族祭祖大典“耐姆”习俗是彝族宗教活动中“祖先崇拜”的具体体现和缩影,被视为是支系宗教活动的头等大事,是彝族最高级别的祭祀礼仪和彝族氏族宗教活动的重要支柱及纽带。这一宗教体现认为祖先是子孙后代的保护人,是祸、福的主要根缘,人死后回归祖源地与祖宗团聚是对来世的最大愿望,祖源地是宇宙间最美好的乐土,而做好这一仪式对生者和死者关系较大,尤其对死者的关系重大。祭祖大典“耐姆”仪式在彝族社会生活中,成为以氏族宗支为单位的对全氏族宗支祖先的最大的集体共祭礼。

彝族举行“耐姆”共祭仪式,除了具有缅怀祖先业绩、为祖先解除各种“罪过”、超度祖灵以求得子孙兴旺发达为目的外,最主要的而且最重要的目的是氏族分支,叙谱续谱。从这一角度,可以说彝族的历史就是祭祖分支的历史。

在彝族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从彝族公认的父系始祖希慕遮传至31世孙笃慕(父系社会)后,彝族开始以父子连名的方式按血统关系记载谱牒。彝族在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彝文文献记载曾有三次大的祭祖大典“耐姆”分支(第一、二次分支是发生在 “洪荒”前时期,第三次分支是在“洪荒”后):第一次是希慕遮14世孙道孟尼,道孟尼有9个弟兄8个兄长分别到各地开拓发展,变为其他支系或彝语支民族;第二次分支是希慕遮29世孙武洛撮时代,武洛撮有12个弟兄,11个兄长渡河变成崇拜虎、狮、熊、猴、蛇、蟒、马、树、蜂、鸡等图腾的部族(即凉山彝文文献《勒俄特依》中记载的“武之十二支”),只有武洛撮不变。第三次大分支是“洪荒”后笃慕的六个儿子分为六个部(即彝族史书所记载的六祖分支),即老大慕阿切(武部)、老二慕阿枯(乍部)向南部发展;老三慕阿热(糯部)、老四慕阿额(恒部)向四川雷波以北方向发展;老五慕阿克(布部)、老六阿齐(默部)向金沙江两岸发展。经过三次大的分支以后,彝族各支系越来越发展和壮大后来六部中的武、乍两部又分出若干个氏族和亚氏族;糯、恒两部分出若干个氏族和亚氏族,直到现在已经发展到五百多个家支;布、默两布也在滇东北、黔西北分化出十多个称“勾”的部落王国。这些“勾”部落分出的后裔成为前述德布德施行的亚氏族之祖先,其范围几乎遍布贵州省和云南省滇东北等广大的彝族分布区域。美洲土著的印第安人多以动植物或无生物作为氏族的自称,而彝族的氏族自称与之有所不同。彝族多以氏族分衍时具有代表性的某一祖先之名作为氏族名称,氏族自称就是这个氏族的共同祖先,历经若干代的繁衍和发展后,氏族自称漫漫的成为了这个支系的自称。由“勾”部落分出的氏族,仅在云南省禄劝县这个地方就发展为若干个亚支系,而自称纳苏颇的黑彝支系又分出十多个氏族、亚氏族支系,上百个家支氏族每次分支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祖大典“耐姆”分支仪式,每次祭祖分支都出现新的氏族名称。随着氏族的发展壮大和时间的推移,氏族自称或亚自称也跟随着主人,成为所居地的支系标志称谓符号。

由于彝族在社会历史长河中传承和延续下来的特定的社会文化习俗所产生的互动因素,不同的彝族支系形成繁多的彝族自称和彝语方言或土语,而不同的自称产生了不同的彝语氏族地名。如果说不同的彝族自称是彝语氏族地名形成的主要因素的话,那么,在彝族社会生活中所崇重的祭祖大典“耐姆”分支习俗便是造成彝族支系繁多、自称繁杂方言或土语众多的重要原因。


【四】

彝族六组分支各种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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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六祖分支”的历史 

大约在六七千年前,居住在我国西北河湟地区的古羌人开始向四面发展,其中有一支向祖国的西南方向迁移。不同的民族在西南大地碰撞、融合,形成了彝族等多个具有自身特点的民族,丰富多彩的民族史也由此书写。彝族在历史上曾经历了洪水泛滥的时代。战胜洪水之后,“六祖分支”的决定使得彝族先民朝着不同的方向迁徙、拓疆,逐渐成为西南地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民族。

彝族人认为,人去世后,魂灵必须回到祖先发祥地,也就是回到“六祖分支”地去。现存的18部彝文《指路经》,其终点大多指向滇东北,特别是今天的云南昭通。“六祖分支”发生在昭通,昭通是彝族文化的发祥地。

往事越千年,彝族形成与发展的简单梳理彝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部,有诺苏、纳苏、罗武、米撒泼、撒尼、阿西等不同的自称。

大约在六七千年前,居住在我国西北河湟地区的古羌人开始向四面发展,其中有一支向祖国的西南方向迁移。3000多年前,这支向西南迁移的古羌人以民族部落为单位,在祖国的西南地区形成“六夷”、“七羌”、“九氐”,即史书中常出现的所谓“越嶲夷”、“青羌”、“昆明”、“劳浸”、“靡莫”等部族。

当古羌人迁移到西南时,西南地区已有百濮、百越两大古老族群。古羌人和百濮、百越长期相处、互相融合,并吸收了百濮、百越创造的南方文化。

汉至六朝,汉文史籍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四川南部的主要居民称为僰人,有时则以僰、濮并列。今天的羌族正是古代羌支中保留羌族族称及其传统文化的一支,与汉、土家、藏、彝、纳西、白、哈尼、傈僳、普米、景颇、拉祜、基诺等民族为兄弟民族。

隋唐以后,彝族先民中出现了“乌蛮”与“白蛮”的分化。“乌蛮”由昆明部落发展而成,“白蛮”以叟、濮为主体,并与其他民族融合而成。1253年,蒙古骑兵自四川分三路进攻云南,经由彝族地区,促使处于分裂状

态的彝族各部形成比较松散的反蒙古联合体,大家开始统一于罗罗族称之下。与之相对应,蒙古贵族加强了对各地彝族部落首领的争取工作,形成了在部分边疆民族地区分封各族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的土司制度。自1263年至1287年,元朝相继在今越西、西昌、屏山、大方、昭通、威宁等地设立彝族土司。

明代统治的276年间,地跨川滇黔3省的水西(大方)、乌撒(威宁)、乌蒙(昭通)、芒部(镇雄)、东川(会泽)、永宁(叙永)、马湖(屏山)、建昌(西昌)等地各彝族土司连成一片,相互支援。各地保持着基本上相同的奴隶制度,全体社会成员按生产资料的占有和严格的血缘关系被划分为“兹莫”、“诺

合”、“曲诺”、“阿加”、“呷西”5个等级。其中兹莫、诺合是统治者,曲诺、阿加、呷西是被统治者。彝语称“被占有者”为“节伙”,因此,也可将曲诺、阿加、呷西统称为“节伙”,而将等级划分为3个。

清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在彝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部分彝族地区比较迅速地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

遍布大西南,关于“六祖分支”去向的共识

据彝文文献记载,彝族在历史上曾经历洪水泛滥的时代。战胜洪水之后,彝族人文祖先阿普笃慕召集了一次大会,将其子民分为武、乍、糯、恒、布、默六支,由他的六个儿子(慕雅切、慕雅考、慕雅热、慕雅卧、慕克克、慕齐齐)带领,每两支人为一联盟形式,向不同方向迁徙、拓疆。彝族先民分向各地后,逐

渐成为西南地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民族。后世把这一重大的历史活动称为“六祖分支”。

关于彝族“六祖分支”的去向,《西南彝志》说:“武、乍二长子,居楚吐以南;糯、恒二次子,往洛博而北;布、默二幼子,实液中部漫。天上布满星,地上布满人,六祖的后裔,各处去定居。”由于彝语地名的消失和演变,难以确定“楚吐”、“洛博”、“实液”等地是现在的什么地方。但大部分专家学者认为,武、乍居云南,糯、恒迁四川,布、默徙贵州,从而形成今日彝族主要分布于川滇黔的格局。

《指路经》是古代彝族给亡者举行祭祀活动时吟诵的一种特定的古典经文,别名《阴路指明》、《教路书》等,是彝族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毕摩文献,同时也是史诗性文学作品。《指路经》产生于民间,与一般民众联系紧密。流传于滇南的《指路经》和彝文家谱,大多说他们的祖先是由洛宜山(包括今天云南禄劝、会泽、东川及四川会理一带)迁到昆明的,然后到晋宁、通海、建水以至滇南各地。流传于凉山的彝族口头史诗《勒俄特衣》,对糯、恒两支的历史有较多的记载。

布、默后裔遍及黔西、黔西南、滇东北、滇东和昆明部分地区,其中德布氏势力在东南路发展到今天贵州的普安,北路发展到今天贵州的威宁,其后裔发展成为乌撒土司。默部原来居住在今云南北部地区,后来发展到贵州大部分地区。其中德施氏后裔发展成为东川土司、芒部土司、水西土司和普安土司四大著名土司。其后裔自豪地说:“日月所照之地,尽是德施氏彝人所属。”

回望滇东北,彝族永远的灵魂栖息地

彝族六组分支各种版本(尚未整理)

彝族人认为,人去世后,魂灵必须回到祖先发祥地,也就是回到“六祖分支”地去,与祖先团聚,才能保佑后世子孙,享受子孙祭奠。所以,举行送灵仪式要请德高望重的毕摩念诵《指路经》。一部《指路经》记载着一个家支从古到今的迁徙路线,《指路经》中所记录的地名、山名、河水名,都是一个家支在迁徙

过程中走过或居住过的地方名称。

现存的18部《指路经》分别来自云南的路南、双柏、红河、弥勒、武定、禄劝、罗平、中甸、宁蒗,四川的普格、喜德、甘洛、美姑、盐边,贵州的大方、威宁、赫章、盘县。这18部《指路经》所指的路线,不论出发地点、迁徙路线如何不同,其终点都指向滇东北地区(除罗平篇终点待考),特别是今天的云南昭通。比如,《乌蒙卷·指路篇》说:“到了这地方,德布卸马鞍,德施把马歇,古侯作小憩。”

在云南省昭通市西郊十余公里处,有一座石山,名叫老鸹岩。山崖下面有一眼泉水,因井内泉水上涌时形如葡萄,故名“葡萄井”,文人们称之为“珍珠泉”。几乎每部《指路经》中,都记载着葡萄井这个“六祖”取分支水的地方。这里陈放着新旧攀藤和新钵、旧钵,凡“六祖”子孙到此,都用新藤攀登、开拓,

好自为之;用新钵吃饭、喝水,“口渴得喝三坛水,不渴得喝三坛水”。

《指路经》是彝族“六祖”后裔迁徙的信史。毕摩必须准确无误地念诵《指路经》,方能指引死者魂灵返回祖先的发祥地。各地的彝文《指路经》证明:葡萄井是彝族“六祖”饮用过的甘泉,他们从这里走向分支的道路,去披荆斩棘开创自己的新天地。清雍正八年(1730年),清军攻破天梯土城(今云南昭通境内)后,大肆屠杀当地居民,有一部分彝民经葡萄井逃往四川凉山幸存下来。历经劫难之后,他们回到故里烧一笼火,让青烟和火焰告慰祖先:“子孙仍活着”;再去葡萄井喝

上3口祖先饮用过的泉水,表达对先人的怀念和崇拜之情,然后离去。 


 

*.彝族古籍考述


彝族古籍简述


 一、彝文古籍的编纂写作分类:从编纂、写作者的角度来分类, 彝文古籍可以分为毕摩文献、摩史文献和其他文献三大类。其中 毕摩文献是最多的一类。 1、毕摩文献毕摩是彝文古籍的主要创作者、收藏者和使用者。 毕摩古籍主要是经书,也有其它书籍。根据王继超与余海所著《彝 族传统信仰文献研究》的分类,结合彝文典籍的情况,毕摩经书 可分为十大类:(1)丧事祭祀时迎毕摩与献酒类,有《迎毕摩 献酒经》、《毕摩溯源经》、《献水经》、《献茶经》等。 (2)丧祭仪式经书类,有《丧祭经》、《丧仪经》等。 (3)丧事活动的禳解仪式经书类,有《解冤经》、《解除衍尤 经》等。 (4)丧祭仪式用的破司署经类,有《破除司鬼经》等。 (5)丧祭仪式用消灾经类,有《解除灾难经》、《治星经》等。 (6)丧祭仪式其他经书,有《物始纪略》、《那史释名》等。 (7)祭祖仪式用经类,有由祭祖文献传承下来的《彝族源流》、 《更换祖筒经》等。 (8)祭祀与崇拜神祗类经书,有《省舍多苏》、《延续寿命经》 等。 (9)消除灾难类经书,有《解除灾难经》、《局卓布数》等. (10)测算、占卜类文献,有《吉禄扎数》、《署舍》、《署莫》 等。 毕摩文献也是最先引起外界注意的彝文文献。1936 年,著名地 质学家丁文江与彝族翻译家罗文笔先生合作出版《爨文丛刻》, 被日本学者称为“彝学走向世界的标识”。而《爨文丛刻》中的绝 大部分作品就是毕摩文献。 2、摩史文献:摩史文献中,著名的有《西南彝志》,《摩史苏》, 《诺沤》等。 《西南彝志》原名《哎哺啥厄》,是清朝贵州省黔西州彝族 热卧土目家的摩史益果那埃拔辑录、整理历代彝文史籍而成书。 全书37 万多字,26 卷,分480 多个标题,记叙从天地形成,到 清朝初年的整个彝族历史,涉及许多彝族古代重大事件、重要人 物、典章文物、风俗文化等,被称为“彝族的百科全书”,是截止 目前发现的字数最多、内容最为丰富的彝文古籍。 《摩史数》是彝族丧祭仪式摩史用书。贵州彝文木刻本中 仅存的一本,记录了摩史在一场丧祭场合的主要活动过程。书中 阐述生死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连天神地祗也不能幸免,强调 个人的伦理道德及应尽的义务。《摩史书》对历史人物历史典故 亦多有涉及,反映了先民由哎哺、尼能、什勺、米靡、举偶、六 租六个时期过来,走过了四川平原,经过了滇西,翻越点苍山麓 来到滇东、滇东北,落脚于黔西北,经历过笃米与“六祖”时期的 强大,以及开发乌撒、水西的艰辛。 3、其它文献:其它文献中,以金铭石刻文献居多。这些文献中 的一部分是毕摩和摩史所作,但绝大多数是彝族历史名人、或其 他作家所作。例如著名的在贵州省大方县的《水西大渡河建桥 碑》,分为彝文碑一通和汉文碑一通。彝文碑上的彝文共有1972 字,是目前发现的字数最多的一块碑刻。其碑文是水西著名君长、 贵州宣慰使安国亨所撰。又如在贵州省七星关区的《李雨铺四棱 碑》,字数仅次于《水西大渡河建桥碑》,也是一块著名的碑刻。 其它如西汉时期的彝文铜器《祖祠手碓》,蜀汉时期的《妥阿哲 纪功碑》,宋代的《拦龙桥碑记》,明代的《成化钟铭》、《罗 婺盛世史摩崖》、《新修千岁衢碑记》,清代的《蚂蚁河桥碑》、 《扯凯箐摩崖》、《桃源峡摩崖》等,都非常有名。 


二、彝文古籍的内容分类:彝文文献的内容非常丰富,可以分为 历史、政治、经济、军事、宗教、谱牒、哲学、伦理、民俗、文 学、艺术、医学、教育、地理等。 1、 历史类:有《西南彝志》、《彝族源流》、《彝族创世志 ——谱牒志》、《滇彝古史》、《古侯曲涅谱》、《凤氏 谱系》、《尼祖谱系》、《毕摩谱系》、《蒙化左氏家谱》 等。《彝族源流》以父子连名谱为线索,记录哎哺、尼能、 什勺、米靡、(武僰)、举偶、六祖等六个时期的彝族历 史,认为彝族共同起源于哎哺时期,哎哺繁衍的尼能、什 勺、米靡、武僰四大氏族是今彝族的主要来源,其中尼能、 什勺氏与米靡的结合,繁衍了昆明人和叟人,昆明人和叟 人即是彝族先民。什勺氏还繁衍了南诏国王室的彝族蒙氏 等。武僰氏族则在滇川黔的部分地域及结合部繁衍了卢夷 国、朱提国、夜郎国等。秦汉以后,武僰系彝族从今黔西 北、滇东北往云南中西部地区迁移,而昆明人和叟人则从 云南中西部地区往今黔西北、滇东北迁移,形成了彝族居 住地域大体的分布格局。 2、政治类:有《古史通鉴》、《治国安邦经》等。 3、哲学类:有《吐鲁立咪》,《吐鲁窦纪》等。 4、宗教类:这是彝文古籍中数量和内容最多的种类。主要有《献 酒经》、《指路经》、《献牲经》、《作祭经》、《祈福禄经》、 《吾查 们查》、《查诗拉书》、《尼布木司》、《诅咒仇人经》、 《退咒经》、《解咒经》、《招魂经》、《祭祖经》、《驱除病 魔经》、《送鬼经》等。 5、文学艺术类:也是彝文古籍中数量众多、类别丰富的一种, 主要有《阿诗玛》、《尼苏夺节》、《查姆》、《普曲荷歌传》、 《牧羊人史郎若》、《则谷阿列与依妮》、《赛玻嫫》、《贾斯 则与朱武斯》、《妈妈的女儿》、《孜孜尼扎》、《红白杜鹃花》、 《达恩妹与鲁汝朵》、《阿买恳》、《曲谷》、《走谷》等。 6、教育伦理类:主要有《赛特阿育》、《凤凰记》、《劝善经》、 《玛牧特依》、《色尾处莫》、《那朵合司》等。 7、医药类:主要有《医算书》、《双柏彝医书》、《寻药经》、 《元阳彝医书》、《选药治病书》、《聂苏诺期》、《齐书苏》 等。 8、经济类:如《宣慰岩石刻》、《中建丹书》以及其它一些彝 文书契。 9、天文历法类:如《宇宙人文论》、《母虎日历碑》等。 10、其它:没有归入以上类别的彝文古籍。 


三、云南彝族古籍简介: 云南彝族人口有4705658(2000 年),以大分散小聚居的 方式散居于全省各州、市,主要聚居区有楚雄彝族自治州、红河 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滇东乌蒙山区及滇西北小凉山一带。彝语属 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共分东部、东南部、南部、西部、北 部、中部6 个方言区。彝文古籍的产生于宗教有密切关系,它的 传播以宗教活动为载体,使用范围主要是宗教领域。彝文古籍内 容广泛,大多为手抄本,有少量木刻本。目前发现最早的是明版 《太上感应篇》。迄今云南已有39 部彝文古籍被列入“国家珍 贵古籍名录”。 云南彝族文献古籍中较具代表性的有《梅葛》、《查姆》、 勒俄特依》、《阿细的先基》、《阿诗玛》、《劝善经——太上 感应篇》、《指路经》、《尼苏夺节》、《普兹楠兹》、《洪水 泛滥》、《查诗拉书》、《彝族创世史》、《尼布木司》、《万 物的起源》、《祭龙经》、《彝族打歌调》、《尼祖谱系》、《滇 南彝族指路经》、《木荷与薇叶》、《红鱼姑娘》等。 彝族口传古籍主要有:神话传说《更资天神》、《虎公虎母造万物》、 蜘蛛撒经线》、《独眼人、直眼人和横眼人》、《伏羲兄妹创人烟》、 六气造化天地》、《冬德红利诺》、《虎氏族》、《三女找太阳》、 《祭黑龙》、龙女寄书》、《阿鲁举热》、《孟获的传说》、《火把 节的传说》、《三月三》、《毕老造字》等;民间故事《梦先生》、 《三妹和蛇郎》、《石蛤蟆》、《媳妇坟》、《聪明的媳妇》、《老 虎不容猫长大》等;叙事长诗《则谷阿列与依妮》、《花鹿姑娘》、 《百花公主》、《太阳和月亮》等;歌谣《求婚歌》、《配偶经》、 《十看郎》等。 《阿诗玛》:彝族叙事长诗,佚名撰,成书年代不详。主要流传 于云南彝族撒尼人居住的地方。长诗描写了美丽的姑娘阿诗玛被有钱 有势的热布巴拉抢走,又被其兄阿黑解救,以及回家路上遭岩神暗算, 从此阿诗玛变成了回声的故事。全诗语言朴实、优美,具有鲜明的人 民性和高度的艺术性。解放战争时期曾改编成歌舞剧。1953 年云南 省文工团圭山工作组搜集了包括书面作品在内的 21 种资料,经翻译 整理在《云南日报》连载,后全国各大报刊、杂志相继转载。云南人 民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都出版了单行本,另有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根据彝文古籍本翻译整理的科学版本。国 外已出版英、法、俄、日、捷克等语种的译本。1964 年被改编为电 影剧本,搬上银幕。孙剑冰《<阿诗玛>试论》(载《中国民间文学论 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可供参考。 《查姆》:共3000 余行,彝族创世史诗,佚名撰,成书年代不详。 流传于云南楚雄州、红河州等地。全书分上下两部:上部记述天地起 源和人类起源;下部记述棉麻、绸缎、金、银、铜、铁、锡、纸、笔 等生活用品的来历。史诗叙述盘古开天辟地,死后生下一个蛋,天地 万物都包藏在这个蛋中;盘古死后肢体分解成宇宙万物、山川河流、 日月星辰。史诗中充满了虚幻的想象,也包含了彝族先民朴素的唯物 主义宇宙观。对于探讨彝族远古的社会、经济、风俗等有重要参考价 值。为研究彝族先民的天体演化和人类演化的思想提供了颇有价值的 资料。 《尼苏夺节》:彝族创世史诗,佚名撰,成书年代不详。流传于 云南哀牢彝族地区。全书由 10 个神话故事组成。叙述开天辟地、战 胜洪水猛兽、栽种五谷、发展生产、婚姻恋爱、民族风情、音乐舞蹈、 医药卫生、金属采炼、伦理道德和创造文字,是目前所见彝族文献中 记载金属冶炼方面最详细的本子。其中涉及金、银、铅、铜、铁、锡、 铝、钨、水晶、锰等 10 种矿石及其颜色特征和采炼方法。全书为五 言诗,共3000 余行。 《尼租谱系》:彝族家谱,佚名撰,成书年代不详。流传于云南 哀牢山一带。现存本子抄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为云南新平“白 勒”(黑头翁鸟)氏族的谱牒。“白勒”氏族居住在尼租,后来分别居 费达、老方寨等地,于清朝中叶改汉姓为方氏。此书记载彝祖洪荒前 30 代到聂托聂维至清光绪二十年的父子连名谱。“白勒”氏族谱牒到 光绪二十年后改为夫妻连名谱。共记载了102 代。对研究滇南地区彝 族文化历史有重要价值。全书以五言句为主,共700 余行。 《尼布姆司》:彝族宗教经书,佚名撰,成书年代不详。流传范 围较广,各地本子的篇幅长短不等,长者三十多卷,短者二十多卷。 全书以人间生活为模式,教亡灵各种生产生活方法。在追悼亡灵时念 诵。对研究彝族宗教、哲学、历史有参考价值。 《梅葛》:彝族史诗,佚名著,成书年代不详。流传于云娜楚雄 的大姚、姚安等彝族地区。史诗分创世、造物、婚事和恋歌、丧葬四 部分,反映彝族先民在远古时代对事物的丰富想象,记录彝族先民的 生产和生活变化过程,展现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彝族人民的贫困 生活以及恋爱、婚姻、丧事、怀亲等习俗,反映历史上彝族与其他民 族特别是汉族在经济、文化上的亲密关系,概括了彝族先民生活历史 发展的轮廓。对研究彝族历史和文学有重要价值。 《木荷与薇叶》:彝族叙事诗,佚名撰,成书年代不详。流传于 云南红河彝族地区。讲述木荷与薇叶从小青梅竹马,订了婚约,木荷 父母去世后,薇叶家长解除了他们的婚约,并将薇叶许给土司家的少 爷。薇叶坚决抗婚,与木荷结为夫妻。土司再次劫持薇叶,木荷用超 人的毅力战胜了土司。全诗为五言句,共5000 余行。 《劝善经》:亦称《尼木苏》,1 册,彝族伦理道德经典,佚名撰, 约成书于明朝。流传于云南武定、禄劝彝族地区。通篇以道家《太上 感应篇》章句为母题,每章之后结合彝族风俗习惯、哲学伦理进行宣 教说理、传授知识,按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善恶标准宣传 忠君思想和因果报应等宗教观念。其中也有不少倡导破除迷信、发展 生产、改革陋习、移风易俗、向汉人学习先进思想和技术的篇章。写 作方法打破彝族传统五言律诗的规矩,语言流畅。是现存罕见的彝文 木刻本之一。对研究彝汉文化交流史和彝族伦理道德观念及教育思想 有重要参考价值。全书共110 页,22000 余字。 《普兹楠兹》:1 卷,彝族祭祀词,佚名撰,成书年代不详。流 传于云南石林彝族地区全书共 11 章。内容是:从远方请来普神和楠 神与人们一道欢度节日,咒走一切邪魔,找各种药品来敬神。在敬神 过程中创造了多种文明,把野生食物培植成五谷,摸索出种植庄稼的 一套生产技术,进而发明了酿酒业。驯化狗、牛、马等动物。全书多 为五言句,共2000 余行。 《查诗拉书》:1 卷,共3000 余行,彝族宗教经书,佚名撰,成 书年代不详。是举行丧葬仪式念诵的经书。流传于云南哀牢山彝族聚 居区。全书由释梦、净尸、献活牲、迎客、诉苦请、吃夜宵、踩尖刀 草、供牲、讨墓地、敬贡献、敬送马、焚祭物、驱妖秽、指路、除邪 气15 篇组成。按照丧事仪式程序排列目次。 《彝族氏族部落史》:又称《登勒轿洪》,1 册,彝族史书,佚名 撰,成书年代不详,为彝文手抄本。流传于云南武定彝族地区。以五 言诗体叙述彝族先民采集、狩猎、农耕等生产、生活状况以及氏族部 落之间的战争等历史事实。具体记载了 69 个氏族部落的史事。涉及 社会制度及政治、经济、军事和原始宗教、哲学思想、风俗礼仪、自 然地理等诸方面。是研究彝族古代历史和传统文化的重要古籍。有杨 凤江译本(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 《彝族六祖地理分布》:1 册,彝族地理书,佚名撰,成书年代 不详。流传于滇东北彝族地区。全书由彝汉城名记、追溯十二宗亲史、 六祖魂光等三部分组成。内含我国西南彝族地区各重要地名的彝语和 汉语对照、彝族十二宗亲地理分布情况。是研究彝族古代地理分布和 分支繁衍历史的重要古籍。对地名学和我国古代民族分布情况的研究 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赊窦六祖》:亦称《赊窦榷濮》,1 册,彝族史诗,佚名撰,成 书年代不详。流传于云南省武定、禄劝一带的彝族地区。全书由人类 六祖、彝族六祖两部分组成。叙述古代西南地区棘、濮诸民族渊源关 系及迁徙情况。记载了语言、狩猎、宗教祭祀的起源。是认识和了解 彝族古代社会历史的重要古籍。全诗为五言句。 《阿细的先基》:1 卷,彝族史诗,佚名撰,成书年代不详,流 传于云南弥勒。“阿细”为彝族支系之一。“先基”为彝族音译,意为: “歌”。全诗有两部分,前一部分包括天地万物的起源、各种自然现 象的成因,人类早期生活及其经手的苦难;后一部分以男女谈情说爱 为发展线索,反映了阿细先民的爱情生活和他们对现实社会的见解。 史诗将神话和现实、理想和事实融为一体,反映了阿细先民从原始社 会到阶级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



*.博大精湛的彝族毕摩文化

来源:中国彝族网  师有福


世居滇川黔桂的彝族,现有人口800多万,云南彝族有502.8万,红河州是全国彝族聚居区之一,总人口104万,居全州少数民族人口之首位,分布在全州13个市县,其中弥勒、石屏、建水三县彝族人口分别超过15万人。用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记载的彝文文献,成为毕摩文化的主体内容,又是彝族传统文化的思想库。这个思想库里,不仅保留了彝族历史文化的过去,也反映了彝族与其他民族和谐相处的崇善理念。在云南,历史上人口占绝对多数,先民在昭通六祖分支以后,曾建立过夜郎国、古滇国、南诏国的彝族,之所以象《华阳国志》中所记载的有“夷经”,用经典思维的民族,用诗歌和酒热情接待其他民族的民族,文化底蕴深厚,用大海一样的胸怀包容、接纳、学习其他民族,云南才长期形成为稳定和谐的陆地边境省份。在面向大西南开放的桥头堡建设的今天,传统毕摩文化中的万物平等观、天人合一观、人生审美观是有借鉴作用的。

 

一、毕摩文化的作用与源

 

毕摩文化 是彝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以毕摩群体为主所传抄、保存、使用的大量文献典籍,不仅是彝族文化的瑰宝,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文化组成部分。这一文化瑰宝自从产生毕摩文化以来,就形成了彝族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的精神支柱,以资(君)、莫(臣)、毕(师)、格(工艺)、各(商贾)、德(牧农)六等分级而治的远古彝族社会中,毕摩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员,主要职责是司礼、主簿、记史,查星相识云雾以断阴晴,占卜测卦解阴阳以求吉凶。这一时期,由于毕摩文化是统治阶级的文化,它所反映出来的宗教理念、天文哲学思想、道德行为规范等等便成为整个彝族社会中披着神权外衣的行为准则。

 

毕摩文化是彝族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是彝族社会历史发展的传统精神支柱,是彝族社会源与流的载体,他在整个彝族社会历史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毕摩文化,从仪式内容、传承形式、场地分工等等来考察,他产生于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的阶段,从文化的传习方面讲,女性掌握的“妮嫫”文化向“妮颇”文化过渡,妮颇向具备社会地位的毕摩文化过渡。彝文经书《文字起源经》中记载,文字最先是女氏族首领布玉嫫根据花草记数画图发明的,尔后撒氏传人间,逐步形成文字。所以,彝族文字阴体字画圆、弧、圈多,阳体字画直、横、勾少,就是这个道理。

 

彝族文字大多是独体字,25%的字目前还保留与古蜀国的文字相同,是中国远古徽号文字的延续。彝族人继承了中国远古文化的血脉,这种血脉充分体现在毕摩文化中。如果从彝汉文书写体例来看,彝经左起直书,向右;汉书右起直书,向左。两个古老民族的书写形式构成了一幅太极图,成为中华智慧源的象征。中国在秦汉时,以黄河中上游为中心,把周边民族划分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彝族被划为南蛮,南蛮中心在巴蜀,处于洛阳、长安的南部,故称为南蛮,蛮、尼(彝族自称)同音,南中的南与尼(彝)同义,苗族叫彝族“蛮”,壮族叫彝族为“蛮濮”,就是这个历史根源的记忆。大约3000年左右,彝族先民的一支由于洪水离开了古蜀国,向滇东北迁徙,开辟新的领地,毕摩经书中记载为笃慕避洪水和六祖分支,分支地点在昭通鲁甸坝。分支以后开疆扩土,建立古滇国、古夜郎国。

 

所以,毕摩文化中反映出的彝族文化主脉植根于神话中的炎黄神农等等先民,最终归宿点在前有平川、背靠青山的大崖洞肥直氐,始祖神额氐居住地方,彝族送祖归去那里就实现了与祖先团圆的愿望。由于历史的原因,毕摩文化随着中国中央集权制的建立和统治扩展,走向了艰难的路程。

 

秦汉时期,秦开五尺道,汉置郡县,特别是蜀汉政权对彝区的控制,中国西南彝区的彝族文化随着权力向大姓、夷帅集中,毕摩文化也开始分化成服务于政治权力的若干区域文化。唐宋时,又受印度佛教的影响,原属土葬,甚至在《生死渊源》中记载有活葬习俗(陪葬)的彝族改行火葬了。毕摩文化受佛教文化的影响,有些地方的经文消失了,更多的地方是异变了。元跨革囊,赛典赤在云南设立云南行中书省,西域文化随人口的迁徙又落户彝区,至今,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威宁彝族回族自治县构成一条线,这条弧线穿越古滇国、古夜郎国腹心,把彝族分割为南北两半,从人口来讲,弧线的南北人口也基本平衡。明洪武开始,大量移民实边,民屯、军屯遍布云南各地,内地人口剧增。元明时期彝族的毕摩文化随着历史社会的变迁,迅速走向衰落。明朝初年,彝人又开始改行土葬,在葬俗上反映了主体文化的异位。清初因受平西王吴三桂株连,雍正皇帝支持额尔泰以武力在彝区改土归流,彝区居住地域形成了现在的破网式格局,被有的学者称为大分散小聚居。毕摩文化从发生学上的纵向低谷进入了山谷,自我封闭,利用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来维系着毕摩文化的点滴血脉。

 

毕摩作为毕摩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他们的任务,一是弘扬传播本民族文化;二是因时而异,吸纳其他民族的文化,站在传播统治阶级文化的角度上翻译异族文化,使其他民族文化在彝区传播。由于毕摩有这种作用,清乾隆年间开始在临安府举行毕摩会考制度,合格者在经书上盖上满汉文四方府印,以维持地方秩序。

 

但是,不管怎么说,毕摩保存的彝文文献典籍,其宗教思想、哲学观念、伦理道德、历史天文等等保存了彝族毕摩的原生态文化,也就是具有较清晰的彝族历史和哲学思想。天文历法方面,由于唐朝册封南诏王,南诏改用夏正朔开始,十二地支历算法在彝区普及。干支配法中,十干用彝族传统五色公母代替,形成了彝族哲学五色观与十二地支的配合,毕摩们实行了与时俱进,大胆改革为我所用的态度。

 

文字是历史文化的符号,史书上把彝文说成爨文或蝌蚪文,爨文是因爨氏称霸南中,汉学者才称之。而蝌蚪文是以字的形状来称呼的,蝌蚪文是周时古文的一种。彝文与甲骨文有渊源关系,从文字学和毕摩经文中的《开路经》、《指路经》等回归祖先神的路线来考察,彝文是否是由部分先民从中原南下时带来的呢,在彝文文献《文字起源经》中记载,彝文由北天区传入凡间,凡间的毕摩使用推广。北天区和灵魂朝北归祖在区域上是相同的。况且根据哈尼族和现今无文字的阿细人南迁涉河过江时,文字被迫消失的传说,这是肯定的。什么年代由北往南迁徙中把蝌蚪文传下来,那是另一回事。根据这许许多多的情况,彝族是以发源于金沙江流域和南北盘江流域的土著居民与南下的氐羌族群融合而成的观点是正确的。

 

当然,毕摩文化所反映的内容说明,彝族的历史也走过了孕育、形成、发展、壮大、分支和交融、分化、再分化、再发展的螺线型曲线道路。

 

二、不同款式的毕摩经书

 

手抄本是毕摩经典的主要形式。毕摩们按照传承习俗,拜师纳徒,代代沿习。手写经文是将纸、布、动物皮等剪成长方形,经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字序书写后,卷成筒形,用布作封壳,麻线装订。属于祖灵经文的,通过祭祀祖先,续谱仪式后,放入竹筒内,摆在祖灵坛上。逢期才取下,享受祭祀。

 

红河州内有少量的彝文木刻印刷本,以《劝善经》为例。这种字体工整、严谨,受汉文印刷正楷字的影响较深。

 

铅印本发现于云南弥勒县,属于天主教的教经之一。清光绪年间,法国传教士邓铭德在云南路南、弥勒两地彝族撒尼、阿细人聚居区开办教会小学,发展教徒,宣扬上帝神灵的外来宗教。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昆明天主教会到阿盈里村建盖一所教堂,法国神父主持教务,传播教义,发展教徒。《赞美诗》是邓铭德在刊印《法倮字典》时同期印刷的经书之一。

 

书写于竹片上成捆的经书,保存于弥勒长冲,赵毕摩说,文革破四旧,被迫销毁。

刻于碑上的彝文,最早于康熙年间,保存于石屏。嘉庆、道光、光绪的碑刻,红河州仅有十多块。

 

三、毕摩文化中的宇宙观

 

宇宙观是对宇宙探讨研究得出的看法和相关的一系列理论阐释,彝族的宇宙观建立在雌雄阴阳相生制化的对称论基础上,认为任何事物都由雌雄二性构成,任何事物都可以分为雌雄二性的结构形式。合而为一是再生与升华的一般方式,一分为二是化生与演变的普通规律,万事万物都遵循着这种方式规律在不断发展、壮大、演变、转化。

 

1、雾气生天地

 

天地如何产生,日月星怎么出现。这是任何民族在蒙昧时代就思考的问题,各种神话传说也反映了各族先民对天地起源的看法。毕摩经书《天生篇》和《天道篇》记载,天地未产之前,宇宙间黑漆漆、混沌沌一片,过了千年万年,混沌沌中出现雾。在越万万年,风神诞生,在风神的作用下,雾又分为清(白)雾和浊(黑)雾,清雾与浊雾之间诞生了万物始祖冬德宏莱诺,也就是清雾之神德玉颇成客和浊雾之仙达玉嫫比妮婚媾生了冬德宏莱诺。冬德宏莱诺的名字,其意思是千百层高的人,他出生后,日长九千九,夜长八万八,把清雾顶到九千九层高的上边,把浊雾踩在八万八层低的下边,天地逐步形成。之后,由于冬德宏莱诺顶天立地,精疲力竭,最后倒在大地母亲的怀抱,毛发变成木草,肋骨变成山梁,肠子变成江河,眉骨变成悬崖等等。

 

天地初产,一片黑茫茫。由越千万年,九十九层高的东方天空上出现了绿海兀侯(清海、公海)和红海租侯(浊海、母海),绿海红海边有红崖绿崖。太阳神添直用红崖石造太阳,红泥糊太阳,太阳女神拉梅和达梅用绿红水洗太阳,太阳神阿迷取金神针送太阳,太阳才出来;施默德玉颇和施默德玉嫫用白石造月亮,白泥糊月亮,安排月亮小郎君去追赶太阳。日月出,昼夜始分,真正意义上的天地产生才开始。

 

因 此,雌雄公母是万物孕育产生的基础。从宇宙观到哲学观,彝族认为,清浊二水是万物产生的基础,阴阳二气是万物产生的条件,红绿二色是事物自我完善的外在表现形式,归纳为无水不生、无气不活、无色不现,也就是六气生万物学说。万物在水气色三元素和六气的平衡和谐中遵循规律演化,万物也归为三元素的衍生,其中,水类包括大地上的所有实物,石头原来也是软的,是水变化而来的;气包括风、雾等;色包括人的眼睛能看得到的颜色。彝族的伦理、宗教、人生观、审美观都遵循着这一规律,以求得万物和谐平衡安康。

 

在彝族普通生活里,雌雄公母概念贯穿于实践中。毕摩经书分公书母书,石、草、树、山、崖、水分公母,日月、星云、风雨、石木、山水分阴阳,动物分雌雄。器物用具鼓、钵、镲、锣、凿、锄等也分公母。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多数研究彝族文化的人都知道彝族虎宇宙观,说虎生天地,虎眼变成日月、虎肠变成江河等等。其实,虎宇宙观是与冬德宏莱诺创造天地相联系,彝族民间谚语有“人活为花,人死变虎”的说法,把虎作为宇宙观,或把宇宙观的思想归纳在虎身上,与三色六气不冲突。其实,虎宇宙观是宇宙观的图腾化、简明化而已。彝族传统文化中的四大图腾虎、鹰、葫芦、龙,代表不同时期不同内容的图腾,虎为阴、为太阳、为女,是狩猎时代的图腾神,属于树立部落威信的精神崇拜图腾;鹰为阳、为月亮、为男,毕摩智慧的化身,是男权制取代女权制,产生祭祀男祖先神以后树立的图腾神,属于政治权利层面的崇拜图腾;葫芦代表祖先神,与祖先地位同等,人从葫芦中来,祖先灵装于葫芦中,逢节日祭祀,葫芦图腾属于宗教精神层面的信仰图腾;彝族祭龙节祭祀的龙是东方苍龙星座,应该说是星龙,同时祭祀农耕神、种子神和日月诸神,是采集时代向农耕时代过渡以后的图腾,属于追求物质层面的崇拜图腾。

 

2、水为万物之源

 

水是万物之母,任何动植物的衍生都是如此。我在为弥勒一个乡村写龙泽圆水利碑时题为:“水乃万物之源,生命根本。无水不生,无气不活,无色不现,是彝族远古哲学精华。日月递炤,阴阳大化,风雨布施,泽流惠芳。人为灵物,当须明查。”初步说明了水是万物之源的道理。

 

万物源于水,水衍生万物。在丰富精彩灿烂的地球及宇宙中,水主根本地位,风为万物演变的助力,无风则不生、不长、不活、不衰、不变,无色则不现、不见、不显、不别。其中,物种起源于水、变化于气、成现于色。

 

人类又是如何形成的,毕摩经书认为,人源于水、衍于鱼、化于蛙、祖于猿。四大阶段构成了人类演化史。人由雪变的故事是源于水的简单说法。衍于鱼则在语言中还保存,彝语“我”和“鱼”,同音同意,我既鱼、鱼既我,是同等的。上世纪60年代,逢火把节和大年,弥勒彝族要去抚仙湖买鱼回来祭献祖宗,是古滇人我鱼同类的遗迹反映。蛙是人类的远亲,彝族把娃作为雨神、春天的天神使者看待,最崇拜蟾,在神话故事中大量存在。祖于猿,彝语叫猿“阿乃妮嫫”,大奶毛人,相传,人类与猿巢居时代,互相照应,到了人猿分居,人类穴居,开始采集和种植相结合,猿经常偷吃人的劳动成果,出现人猿战争。人类发明先进工具战败猿,人与猿才开始分家。

 

3、地方天圆

 

天地产生的根源已经在先民脑海里似乎有了一个合理的说法,但是,他的形状又是如何呢?这对天地产生的思想理论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补充。彝族认为,地有极天无极,地方天圆。地方的基本认识来源是,日月出没的地方为东西两极,斋移(南箕星)和施纳(北斗七星)涵盖的方位是南北两极,四极是地方的基本概念。通过观察南风北风、东风西风,云雨霜雪与植物生长、茂盛、衰退、凋零的周期规律,彝族先民认为地是四四方方的。

 

在通过观察太阳和月亮升起和落下时,是金黄色的大簸箕,升到高空时变成了小簸箕。所以,先民认定地方天圆是有观察依据的。地方也不是一层构成的,地分两层,如同蜂盘,分公母,公层是人类居住,下母层是小矮人居住。天圆也不是简单的圆圈,而是可以申展的圆弧,白天日月周转,晚上众星运动,构成了一幅无穷极的圆弧天空世界。当然,彝族毕摩经书里面,把大地说成“妥罗”,形状象鸡蛋。妥罗在彝族语里有昆仑山的含义,但其本意为“时间城或时间中心”,掌握时间权力的中心,这个中心在什么地方?是最高统治者在的地方,因为时间由最高统治者掌握。封建社会里还要实行册封,册包括时间、历法、节日的统一。

 

过去的彝族地方,夜郎国故都赫章县可乐与妥罗同音同义,曾经形成过彝族政治中心的另一个地名同乐(陆良)与妥罗也相同,包括螳郎江的名称等等,是彝族政治中心地名的流化。所以,“妥罗”本意不是指地球。

 

天圆会不会掉下来,这对先民来讲是非常恐惧的。因此,在经历了无数次因日食月食彗星引起的洪水灾难、陨石撞大地、火山爆发、地震海啸以后,认为有顶天支柱存在,这就是一年四季被云雾笼罩的高山,高山有神灵,这些神灵能与天神沟通,祭祀高山神就从这里产生了。怕老天塌下来,人们又构思出东方男女绿帝、南方男女红帝、西方男女白帝、北方男女黑帝八位统领四方,形成维护大天神政权和天地四季秩序的神。如果四方帝君不是男女,宇宙间是不会和谐稳定的,这就是雌雄观念的价值所在。

 

四、毕摩文化中的时空观

 

时间和空间简称为时空,他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具体的时和空是有界定范围的,是可以掌握利用的。抽象的时和空是无穷极、无范围,人类难以掌握的,黑洞与星际,星际与星际之间是用光年计算,到目前,哪怕是最优秀的天文学家,也无法说清楚金木水火土五星及银河系以外的宇宙运动形式规律,这就是人类目前认识时空的局限。因此,时空观念对一个民族来讲,是标志着这一民族神话学说、哲学思想、数理概念、天文历法水平的发展层次。

 

1、时间观念

 

时间是人类最早面临的认识单位,可以说,时间是人类和自然界万物共有的资源财富,万事万物因时间而产生、消亡、变异,花草树木依时间而盛、衰、凋、败,金蝉依时间而弹鸣脱壳,虫蛇熊蛙依时间而冬眠,五彩斑烂的蝴蝶因时间而化生。由于时间有因时而异的特点,在自然界造化万物时,不同时间有不同物的存在形式和存在方法。胎生的动物,卵生的鸟,化生的蝉蝶,湿生的鳅蚓,都是由时间气候变化决定的。时间变化给物化不同结果和形式,物化不同反应了不同的物候时间季节。

 

人类认识自然的过程,就是认识时间的过程,就是探索不同时间下万事万物的变化过程。彝族先民认识时间,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这是很难说清的问题。可以说,时间的感觉是动物的共同本能,而对时间从认识到时间概念的设定,是人类迈向文明门槛的大胆探索。彝族对时间的认识是长期对自然界观察的结果,而对时间的概念设定是根据日月运转规律,既最初先民的昼夜观念。但是,时间在彝族先民中有模糊时间和具体时间两种,一般说的“这一生”、“很古以前”、“以后”是模糊时间概念,“昨天”“今天”、“今晚”等是具体时间概念。

 

彝族先民的具体时间概念是根据太阳运转形成昼夜时段来划分的,最初有昼夜的时间概念,然后在万物有灵观念的驱使下,对太阳进行崇拜,以太阳为核心创造了一系列神话传说和天文学说。

 

彝族对时间的认识,从太阳升沉分昼夜开始,先有“白天”和“晚上”的概念,以太阳周转一昼夜为一个时段,一个时段分昼夜阴阳两份。后来,由于对月亮塑望影响物候的进一歩认识,时间从简单的记日时段向记录时段、月段、年段、季段,甚至更适用的记数到记量方面发展。这个发展的过程痕迹就是彝族太阳历向太阴历、阴阳合历(十天干与十二兽合历)转变的结果。

 

时段划分:远古彝族人认为,地方天圆,先有昼夜概念以后,用昼夜的生命节律划分时辰段。当时的人们认为万物是神创造,所有的动物具有灵性,并且是平等的。按照《滇彝古史·天生》记载,雾神德玉波升上高空成为天,为天之父,漳仙达玉嫫沉降为地之母,天地初分。日月是由气、风、雷等诸神用红泥白泥造其轮廓,通过太阳男女诸神用清浊、阴阳、红绿六气镀洗后才形成。日月升沉,昼夜始分。人们利用太阳运转导至的昼夜规律,参照人类和动物息作节律特点,根据黄画眉日啼三次的规律,把一个白天划分为三个时段,并把黄画眉封为值日神。利用阴阳对等平衡法,又把一个夜划分为三个时段,形成与六气相对应的一个昼夜六个时段。按照现在的北京时间计算,这六个时段为:8:00~11:00、12:00~15:00、16:00~19:00、20:00~23:00、0:00~3:00、4:00~7:00,每个时段四小时。后来由于创造了十月太阳历,一个昼夜划分为十个时段。在之候,历法得到完善,十月太阳历与十二太阴历结合,才出现了一个昼夜划分为十二个时辰。

 

年月段划分:根据《滇彝天文》和《爱佐与爱莎》记载,彝族对年的认识是从花开花落的周期变化,以及百虫禽鸟定时出没育雏规律的基础上认识的,最初的历法是物候历。后来由于长期观察太阳运转的结果,制定了以十进位为基础的十月太阳历,并用虎、水獭、鳄、蟒、穿山甲、麂、岩羊、猿、豹、四脚蛇代替十个月的月份,一个月36天,一年360天,剩下5~6天为过年祭祀日。一年365天分为阴阳两截,既一至五月为阳年,六至十月为阴年。到目前为止,演变成火把节和十月年节。十月历按四方分四季,每季90天。每月36天中,最先按六气、六时辰分六个时段,每段6天。后来用三分法分为三个时段,定为每旬12天。节和气是到了历法逐步成熟时才划分的,而且在不断改进和完善。

 

2、空间观念

 

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是一对栾生姐妹。自从人类祖先活动开始,天上有日月星云,地上有花草树木,从活动空间到目视空间,从目视思维空间到对空间的认识与确定,是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空间是具有一定方位来限定的,有了方位的设定才有空间的范围。

 

彝族对方位的确定,是根据太阳和星星。从大的范围来讲,彝族对上下空间的认识是模糊而无穷尽的。彝族把“天上”说成“木楷”,天上还有天,不知到天有多高;“地下”说成“咪客”,地下下到多深也不明确。因此,把上边说成“上边的上边”,下边说成“下边的下边”。发展到后来,用神的等级方位来设定天地之间的范围构架。东西方位用太阳升沉来确定,用“直都”日出代替东方,“直得”日落代替西方。南北用星星代替,南方叫“斋移”,意为“南箕星王“,彝族认为,南箕星是葫芦寿星,掌握生的命薄,因此,用南箕代指南方。北方叫“施纳”,意为“七玄星“,北斗星是确定南北方位的星星,北斗星尾围绕北斗转动,出现了不同节气的转换。上下、东西、南北构成了一个大的简单空间,也可以说是个模糊空间。上下、前后、左右结合,又基本上构成了一个具体空间。

 

彝族的前后、左右方位概念是以人为中心划分的。彝语叫前为“阿嘿”,“阿”读舌根颤音,是肚子读音的变易,用肚子的前边肉眼直观的视线范围代指前方。叫后为“阿夺”或“南夺”,意为脊背的后方。左叫“阿尾”或“列尾”,意为左手边;叫右为“阿偌”或“列偌”,意为右手边方向。从祖先灵台的供奉和彝文书写的情况看,彝族是贵右尊母崇拜太阳的民族,火把节祭祀畜牧神、太阳神就不奇怪了。一般人说,彝族是贵左,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一进彝族家门,你可能看到彝族祖先的灵台在左边,老人的卧室在左房间,这是逆向看的,顺向看是右边。彝族毕摩抄书时候,逆看是左起直书右行,顺看是右起直书左行;古汉文的抄写,逆看是右起直书左行,顺看是左起直书右行。彝汉文的书写构成了一个阴阳太极图,彝族文字是独体为文居多,汉字是合体为字居众。彝文是中国古代徽号文字的继承和发展。由于彝族是贵右,祭龙等祭祀场合驱鬼时用的尖刀草、木刀用左手搓绳和削成使用。

 

彝族创世神话史诗记载,由于天地初产后,天地不稳定,出现了地动山摇、洪水泛滥等等频繁的自然灾害,后经众神共同努力下,以神柱顶天,天地初安。《爱佐与爱莎》记载,到第二次洪水以后,第一世太一神莫玉禅让给策耿纪,策耿纪为第二世太一神后,分封天地四方诸神,神职明确,天地安稳,日月周旋,四时更序。到了这个时候,彝族对空间的认识,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过渡,并从人本主义角度出发,从地到天分为六层,各层东南西北都有神管理,东南西北主神各设男女两帝君分管,上下安泰,四方稳固。灵魂超度归祖方面,彝文经书里,亡魂要归祖,首先要经过地上三座山、六重天关受审,最后由居住在最高天苏纳妮肥宫殿的策耿纪派神马送到远祖额氐居住地肥直氐大崖洞。这里,三加六等于九,为九重天数。因此,彝族认为,空间是生命存在和万物演变的必备条件,生命起源于一定的空间和范围,没有空间就没有生命产生的范围条件。

 

五、十月历法

 

毕摩经书中的历法,目前发现的有两种,一种是通用的十二月干支历法,一种是记载于《天文起源书》(又翻译为《滇彝天文》)的十月太阳历。十月太阳历把历法建立在雌雄造化万物的观念上,整个宇宙被看成是由清浊二气不断运动的结果。经过对太阳东西升沉和南北移动位置的测绘研究后,认为大地是在诸神和气的支配下,处在相对静止状态的圆形球体,日月星宿和银河系则处在相对运动状态并影响地球气候的观点。确立了天无极地有极的理论。十月太阳历把太阳从南端移动到北端的时间定为一个阳年,太阳从北端回南端的时间定为一个阴年。太阳从南端到北端,又回到南端的时间作为太阳运动的一个大周期,这一运动周为一个整年,约365至366日。在阴阳学说的思想指导下,彝族先民把360个整数划分为两半,阴阳两年各占180日,其余5到6天为阳年过年日和阴年过年日。

 

1、十月历定年法彝族先民戈施蛮等人在默哼伯山上用圆桌上的杆影测绘太阳移动情况,结合北斗斗柄的指向定出年份。他把一个整年划为阴阳两截、十个月。上午,当太阳升起时与南方地平线的夹角最大时为阳年末;太阳升起时与南方地平线的夹角最小时属阴年末。与彝族原始哲学中北半阳、南半阴的观念相通。五月底为阳年杀黄牛祭天(太阳神)过年日,十月底是阴年杀猪祭祖狩猎日。整年用兽代替,以虎为先,十卦兽历图转一周为十年一轮。阴阳两个分年不用十兽纪年。

 

2、十月历定季法 十月太阳历把一个整年分成阴阳两小年后,又用二分法把阳年分成能(春)、些(夏)两季;阴年分成除(秋)、笮(冬)两季。太阳到北端为阳年末,也就是夏季末;太阳到南端是阴年末,也就是冬季末。它是先定夏、冬再分春、秋,每季90天,各季开头一天属虎。

 

3、十月历分月法 十月太阳历把太阳从南端往北移动又回到南端的周期定为一个整年。在一个整年中,太阳运动的时间大约要365至366日。360划为十个时段,每段36天,剩余时间为过年日。每个时段为一个月,用十兽纪月,形成每年正月为虎的历法。

 

十月兽历用来纪年时,每兽代表一年,十年(一轮)以后又周而复始。纪日也是按虎、水獭、鳄、蟒、穿山甲、麂、岩羊、猿、豹、四脚蛇的顺序,10天以后重复一次,十月兽历图转18周为半年,转36周为1年。

 

十月兽历纪月,每年一月均为虎月,兽月转了九轮以后重复一次。虎年以外,其余九兽年的各兽年称谓与第十个月份的兽月称谓相同,出现年尾年、月同兽。例如,在水獭年中,到十月为水獭月;蟒蛇年底十月为蟒年蟒月。出现同兽合一时就说明一年已到头了。

 

过了虎年以后,如果要推算次年的月份兽属,先记住每年正月属虎,其余二至十月的兽序,只要把头年的兽月称谓往前移动一个单位就成了本年的十兽月属(详见十月兽历年月对照表)。

 

第一兽虎年和第十兽四脚蛇年的兽月称谓相同。彝族把四脚蛇与龙同等看待,认为四脚蛇是龙仔,也是具体的龙(有的称为地龙)。两兽首尾对应关系恰恰反映了彝族历法的虎龙定天观念。

 

六、毕摩文化中的彝族迁徙史

 

1、彝族迁徙史分类

 

彝族迁徙历史是比较复杂的,迁徙的规模形式上来讲,可以分为:第一、以户为单位迁徙,原因主要是家庭人口兴旺,耕地少,或者与外家族以及与官府发生冲突,避免更大冲突而主动迁徙。如,明末清初,建水阿朋寨范氏、利民黑家师氏、沙拉河杨氏等属于这一类。远距离迁徙的往往用竹子劈开,户带走一片,以后子孙认祖时拿来合笼作凭据。第二、以家族为单位迁徙,如张、李、王、赵等家族单位,主要原因是受欺压或避开官府追究,如弥勒岳氏、建水盘江李氏。李氏原来祖居松江府,以锻造刀剑为生,因受官府牵连,辗转逃难于临安府苏租(今盘江),学彝话彝文,成为掌事毕摩。第三、以村寨为单位迁徙,原因主要是受外村或外族的欺压、瘟疫或地震水火大灾,或者是戊边镇守。滇川黔桂彝族直系始祖阿普笃慕从成都迁入滇东北,就是因为洪水而迁徙。第四、以支系为单位迁徙,原因主要是战争或军事移民,如贵州毕节彝族从大理辗转迁入,弥勒阿哲从贵州水西迁入等等属于这一类。

 

以上四类迁徙,构成了彝族历史迁徙的复杂性。但是,不管什么形式的迁徙,在迁徙过程中,本支系变成其他支系,本民族变成其他民族的现象比较普遍,也存在其他民族变成本民族。如,清朝初年,民族压迫残酷,额尔泰血洗乌蒙,清政府镇压吴三桂余党,彝族都受牵连,纷纷逃难于深山老林。清咸丰年间,红白旗事件,杜文秀、李文学失败,参与起义的彝回被残酷镇压。逃难的更多,不逃难的,改成汉族,不敢讲彝话,说是明朝某年月迁于南京某地来掩饰。弥勒彝族中部分马氏、桂氏是咸丰红白旗事件以后由回族变成彝族的。

 

在云南来讲,明朝以前是汉变夷,明朝中叶开始夷变汉。清朝开始彝变汉加剧。特别是咸丰元年1851年开始到卢汉宣布起义的1949年12月9日止,98年,将近100年的时间,云南彝族地区经历了反抗清政府的红白旗事件、抗法战争、重九起义、护国战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主要是滇桂黔边纵在彝区的游击战)七个大事件,由于人口的剧急流动,加上有共同目的,彝变汉的速度更加快。建水、石屏等坝区彝族消失彝语是在这个100年的阶段。昆明上马村、下马村(昆明学府路位置)在解放前有杨毕摩使用彝文经书,车家壁彝族在上世纪80年代有6—7人会讲彝话,现在没有讲彝话了,更没有毕摩了。蒙自市城中村土官村,现在60岁以上的人讲彝话,在过30年就没有人在土官村讲彝话了。

 

2、毕摩经书中的迁徙史

 

毕摩在念经送亡魂归祖时主要涉及到两篇经文,即《开路经》和《指路经》,由于各地葬俗有所变异,念的时间稍有区别。南部方言红河县的毕摩在参与丧礼时,灵柩启程前用牺牲头脚朝门外祭献作引路,接下来念《指路经》。《开路经》在坟墓修好后念。东南部方言弥勒彝族毕摩,灵柩启程前祭献后念《指路经》,接下来就念《开路经》。

 

《开路经》的内容基本相同,就是为亡魂打开十二个关卡,让亡魂通过关卡顺利归祖。在大多数经文里面只有十一个关卡,据说是不能念完,否则水平低的毕摩会伤害着他自己。

 

《指路经》的内容,不知什么缘故,记载的就有所不同了,当然,这也不能排除毕摩本身传授和学习的水平,或者翻译者对经书理解认识的水平局限。石屏莫则甸一个村子,张家顺毕摩的《指路经》指到昆明、米力于尺(昭通葡萄井),另一位毕摩的《指路经》,根据民间故事,经过十八层地狱后回到南京,这就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经过多方了解,才知道张毕摩的书是一代一代真传,其他这一位是先学汉文,稍懂罗盘地师之道,后来补学彝文,当了毕摩。由于没有经书就自己抄写,《指路经》的内容是按照民间从南京来的故事编写抄成。所以,毕摩经书是有一个鉴别过程,如果不懂老彝文经书,无法鉴别的。红河州彝族南部方言区的《指路经》,根据已经出版的书籍来看,最终指归谷窝(昆明)、南天(晋宁)。

 

东南部方言弥勒杨家福毕摩,师从于五山箐口黄氏和西扯邑普氏。黄氏祖籍临安府(建水)沙拉河,明末清初随杨氏迁入箐口,为祖传毕摩。普氏师从于觅令佟氏,佟氏在乾隆时又承于临安府印王庄罗富毕摩。杨家福保存的《开路经》,共有十一个关卡,最后一个站点是前有平川、后有青山的肥直氐大崖洞,顺着僰道,超出了成都平原,甚至可能越过湖南、湖北。《指路经》由三部分内容构成,第一是说明指路的原因,第二是路线,第三是案例,举例某某死亡指路。路线也是涉及昆明、牛栏江、昭通、盐津水富、宜宾、成都平原,往东北上至德扎斋申,按字义,这一个地点是相当长的一个坝子,望不到尽头走不到边。经书对环境的描述是:“德扎斋审啊,昼啊雾飘移,夜啊日月升;昼啊黑茫茫,夜啊篝火亮。”在这个大坝子旁边有一个崖洞叫默肥节及,义为连天的红色大崖,“右边太阳升,左边月亮出;日君在那里,月亮分八方。”祖魂最后归到这里。肥直氐和默肥节及两个终点,以昆明来讲,方向是一致的,属于不同的描述法或被传误,亦或是彝族最古老的两个发源地,难以考证了。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彝族先民离开这两个地方到现在为止已经有3000年以上了。

 

涉及迁徙历史的经书还有《审自节添俄》、《祭灵台》等等。其中《祭灵台》书记载,阿普笃慕(有人考证为蜀王杜宇)洪水离开成都平原,入滇东北后又传了彝族,开辟了古滇国文明,对灵台的祭祀是这个时候开始。

 

彝族内部存在着交叉迁徙的状况比较普遍,如,四川大凉山的彝族,他们的祖先古侯、曲涅迁于昭通,毕节彝族迁于大理,石林的撒尼、弥勒的阿细、红河的濮拉,部分迁于大理。总体上讲,属于尼的纳苏颇、尼苏颇、诺苏、阿哲、撒尼等,六祖在昭通举行分支以后,逐步迁往各地,昭通鲁甸坝(罗西塌氐)是滇川黔桂彝族集散地。

 

在毕摩经书中,家庭迁徙、家族迁徙、支系迁徙都没有记载。这对彝族迁徙史的完整研究出现了空白。这种空白只能用口传文化或家谱进行对比分析了。

 

七、毕摩文化中的几种观念

 

彝族毕摩文化中最突出的是人生观,是积极的,乐观的,创造的人生观。它要人们鉴因知果,避恶趋善,净化人生假、丑、恶的不良习性,发扬人性真、善、美的本性。如果能人人如此,亡后永久魂能升入天界,与日月同辉,并让归祖魂转世再生成人;归祖魂则通过火的洗礼、审核等九道关,在经过天界尼纳天宫的一系列规则,天神策耿纪才派神马杂摩给他骑到祖先居住地,与祖先团圆;守家(现在指坟,原来是灵台摆放地崖洞)魂则能守住家,并与归祖魂和在天不朽魂保佑子孙。

 

1、天人合一观

 

天人合一观首先体现在天体与人体的相因,天道与人道的和合。《宇宙人文论》中说:“人体如天体,天上的日月,像人的眼睛;天上有风,像人的气;天空晴朗,像人喜乐;天上的云,像人穿衣。”人有头,天地有首在北方,施纳(北斗七星)为众星运动之心,为天地之首;人有足,天地有尾在南方,斋移(南箕)是众星之尾。南箕与北斗又是确定方位的恒星,南北永恒不变,,日月东西还会移动位置,祖庙与龙神林之间,南北子午线,遵循人道服从天道的规律。天地为父母,日月为女男,高低为阴阳,星云、雾瘴、风雨、木草、石土、火水、绿红、黑白、东西、北南等等都是雌雄男女的化身,公母和合,阴阳平衡,天地平稳周转,人类动物才幸福。所谓天地平安、人类泰康,人类破坏自然规律、触怒天地不乐观,人类自身就要遭灭顶灾难。人类至今已经历了四次灭顶洪灾、一次无日月光照的黑暗之灾、一次七太阳轮流考晒的火灾,共经历六次灭顶之灾,换了三次人种,才形成了现在模样,如果不遵循天地规律,乱破坏,灭顶之灾不远。

 

其次反映在三界论方面。毕摩经书认为,人分头身足,生命存在于三界之中,分别是天界,有神人居住,人的祸福盛衰按照德性由天神确定,人类要归祖都要通过天神的恩赐与帮组才能实现。地界是人类居住活动的区域,要遵循天道行事,否则会受惩处。地下界是矮人居住,如同人类界一般,只是任何动植物都比人类界矮小。在天圆地方的思想指导下,天地之间又分上天界、中天界、人界三层,上天界有神人居住,第一次洪水,人类被换种,莫玉退位,举策耿纪为最大神、至尊神,云中君尼裴妥主东、智神萨西主南、主神沙番主西、司命君徐朔主北,形成策耿纪四大政权支柱。东方绿帝男女租赛颇、租赛嫫,南方红帝男女番赛颇、番赛嫫,西方白帝男女添赛颇、添赛嫫,北方黑帝男女格赛颇、格赛嫫,八大男女神是四天门和八棵天地柱的守护神,又是维护天地秩序的神。季节神祖节亥妮诺、种子神生育神尼比尔阿梅、撇兀突阿梅等等众神为联系检查天界与地界的神。天地之间,食为人神共享,娱为人神共乐,铜鼓等祭祀用的铜器是为娱神而发明。人类只能按照三界六层的权利规矩活动。

 

2、万物平等观

 

主要反映在《婚嫁起源》、《封寿延年》和《生死渊源》的经书中。远古时候,天地互婚,人神同寿,动物同乐,白雪当面粮,冰链作金条,冰雹作银子,彩云制衣裳。只因为人类出现黑良心的贪婪人,养虎吞太阳,养狗吃月亮,养黑蜂啃星星,用神缸收云彩。天神震怒,大地漆黑,洪水暴发,人类第一次受到灭顶之灾,这是螳螂竖眼睛时代。过了近千年、万年,天神又造人,也造出七个太阳考晒人类作报仇,神人阿文射落太阳,大地形成火海,人类又灭绝,这是蜻蜓直眼睛时代。尔后,人类又被天女所传,养公鸡喊出了太阳,人类逐渐多起来,并用活猴发丧,杀牛羊,血流成河。动物魂上天告状,封寿开始。天神封人寿9900、马寿6600、牛寿3300、羊寿2200、庄家1100年,实际为99、66、33、22、11年。传令官假传圣旨,死神、病神、瘟神到处串,人类动物又死亡。人魂又告状,天神最后说,三人活100岁,每人33.33333岁。从此,死亡是必然,恶者寿短,德者寿长。这是蚱蜢横眼睛时代。

 

通过几次大灾难,认为万物有灵魂,都是公母元素的延伸演变;万物在宇宙间是平等的。所以,砍树盖房要祭树神,挖地要祭土地神,狩猎要祭猎神,插秧要祭谷神,吃新米要祭祖先神,杀生要祭天神,火把节要祭太阳神,中秋节祭月亮神,二月二祭龙节要祭日月星和种子神,五月五祭洪水神等等有繁琐的祭祀活动。但是这些活动是维系民族文化心理必不可少的仪式,也是民族历法的载体。

 

3、生死轮回观

 

与三界相对应,彝族轮回观也是按照三世轮回理念反复不断。三世为:上世、今世、来世。上世在天上,人数与星星对应,天上一颗星,地下一个人。上世在天界苏纳,受太一神策耿纪等神支配,道德行为善良,脱胎于凡间降生后,衣食福禄无忧,德善智者甚至赋予显达官位,否则穷困潦倒或多灾多难。今世的命和运是在天界苏纳时确定的,先定死亡时间和一切运气,才给人降生。所以,毕摩在作重大祭祀礼仪是,首先要念《请天神经》,请下万物始祖神冬德宏利诺的父亲,雾神、清气神、魂神德玉颇,请下其母瘴仙、浊气神、魄神达玉嫫,有魂魄万物才会生长盛衰变化,只有魂魄神明了万物的开始和终结。

 

今世在地上生活,是上世的延续,福禄吉凶、泰康逻难都由上世的道德行为确定。今世的勤劳、隐忍、善良、仁义、明智、豁达和懒惰、急躁、恶形、毒辣、昏庸、狭隘又决定了来世的前程命运。因此,人生有因才有果,施善因获得善果,种恶因获的恶报。因果通于三世,我们现在的境遇美满,固不必踌躇满志;我们现在的境遇困苦,也无须怨天尤人。由于过去的善因使我们现在境遇美满,现在若不续种善因,未来必然困苦多难;由于过去的恶因使我们现在境遇困苦,现在若能努力行善,未来的境遇也必将改善,所谓鉴因知果,明确这个道理,人人的立身处世的态度就会崇善、行善,家庭、社会、自然万物就会相处和谐。

 

来世由上世和今世决定,上世的修炼和今世的德行决定着来世的归宿。如何知道来世的去处呢?按照天神给予三人100岁的大约平均数30岁为时间标准,30岁及其以上亡故者,通过祭丧的一系列仪式,灵柩抬到村外绕棺洗脸后,灵柩抬往坟山,毕摩则在原地杀鸡祭祀,翻看经书中《苏腊》一章,根据死亡日、时辰,死亡日中查出,死者亡鬼何方去、亡气何方出、亡兆星何处在,什么时间给他明确了死亡的归去日子,他的亡魂是否对某方某年人加害,亡后变成什么,再后又变什么,哪天魂归来查看他的遗物。死亡时中查出,某时死亡,魂某时转来查看遗物,某时出去;上世做错什么,今世为何这般,亡后托生成什么,什么时间魂被天界召回等等。来世如何就可以查出来了。查的时候是用十二属相来查。今世变来世是与人的灵魂观念连在一起,彝族认为人有十二个灵魂,分别是在天魂、归祖魂、守家(坟)魂,来世变生是守家魂。在举行丧葬仪式以后,通过亡魂送天受审、归祖,由天界确定来世变成什么。一般情况下来世变女、男再生,说明上世、今世修炼的好,否则就变成牛、马、狗、猪、鸡、蛇,有的属于先变人再变动物,有的是先变动物再变人,有的是在动物中先后变成马、猪、狗。情况复杂。

 

来世没有变生的也有,主要看有没有指路归祖的资格,如果没有指路归祖的资格,说明是由于上世原因,投胎投错了或者继续在现世与来世之间漫无目的的苦熬。这几种情况分别是,第一、未满周岁的婴儿死亡,,属于投胎错的人,要用裹婴布包裹好,装于篾箩或撮箕内拴吊于村外密林深处,任由乌鸦叼食。让乌鸦转告天界,由天界重新安排投胎于他处。第二、2至6岁死亡的,也属于投胎投错,但主要原因是幼儿父母,上世积德不厚,天神故意戏弄。类似情况,用木板制成盒子,把亡婴埋于大路边,多做修桥补路的善事,以后生子女就健康成长。第三、7至12岁死亡的,除第二种原因以外,可能出现祖坟、房屋、祖庙受冲克严重,请“易师”查证后处理。第四、男子13岁行成人礼,女子14岁行成人礼,13岁至29岁死亡的,如有子女则可以享受指路待遇,祖先魂收不收由祖先魂确定,丧事不得大办,棺椁盖不得钉牢。多数情况下,认为这类人上是无积德,要他变成游魂野鬼继续吃苦。第五、13至29岁无子女而亡者,或13岁以上患麻风病、脉管炎、癌瘤、瘟疫死亡者,无盖棺和指路资格,要成为游魂野鬼继续修炼。以上人员除有子女的而外,不得入葬祖坟,不得刻灵台。麻风病人还要烧化在野外。

 

由于有来世观念支配,彝族家庭中不存在男女不平等的问题,无子家庭招亲时,女扮男装去接新郎。因为,任何人都不知道自己来世变男或变女。

 

4、人生审美观

 

这里讲的是对具体人的审美评价。由于彝族毕摩经书中有完善的理论体系,有天人合一观、万物平等观、生死轮回观,加上《道德经》、《礼仪志》、《妈妈的女儿》等人生道德理性的书,彝族人的行为受制于以上的观念,对具体人的评价也有一个基本尺度。一般来讲,礼、义、仁、善、智、信、勤、健、强、勇为美,视无礼、无诚、坏、恶、愚、诈、懒、病、弱、懦为不美。当然,对男人的审美和对女人的审美还有区别,这里以男子为例:从体质上讲,挺挺立立,健康高大为美,因为这种人可能成为摔跤场上的英雄,是美女锁定的目标;劳动方面来说,勤勤恳恳,吃苦耐劳为美,持家男子,女人追求的对象;道德上,礼礼貌貌,谦让善良为美,平安男子,女人的幸福港湾;信义上说,诚诚实实,信誉达人为美,稳健男子,女人的依托对象;技能方面,行行能通,学用结合,致富能手,女人希望的对象;智慧方面,知古识今,歌乐入理,快活男子,女人精神的力量源泉;从勇气角度说,顽强勇猛,除险克难,奉献的男子,女人追求的保护对象。

 

男人对女人的追求,一般也是以高大健康、勤劳善良、心灵手巧、智慧礼让为基本标准。

 

延伸到对物的审美和对社会的审美,毕摩文化自有一套说法。由于有这种与人为善的传统审美观念,在社会竞争激烈变幻莫测的今天,往往会处于弱势。因为在他们的观念中,把奸诈、狡诈、虚妄、伪装、狭隘、偷盗、淫乱、滥杀、诱骗、毁谤、欺弱视为恶坏的人,这类人亡后只有恶果。



*.彝族《指路经》的文化学阐释

来源:《民族文学研究》作者:李列 字号


内容摘要:对古代典籍的阐释,可以是多角度的,论文选择了彝族宗教典籍《指路经》进行文化学的阐释,立足于宗教典籍本身而又有所超越,历史记忆、民俗文化、文学作品的特征是《指路经》的潜在内涵和意义,通过阐释,进一步透视和揭示其精神价值。

 

翻开彝文典籍的画卷,卷帙浩繁,种类繁多,宗教类、历史类、文学类、医药类,丰富多彩;内容上天文地理、医药病理、伦理道德、美术建筑、军事哲学、农业生产,包罗万象。其中宗教类内容最多,数量最丰富。从现有的宗教典籍内容上来看,包括祭祖祀神、消灾除秽、驱魔送鬼、指路召魂、祈祷占卜等。《指路经》是其中影响广泛、流传久远而具有独特风格的彝族宗教典籍,名称不一(有《开路经》、《指阴路》、《教路经》、《阴路指明》等)、内容繁复(融天文地理、民族历史、文学艺术于一体)。已经出版的《指路经》有: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果吉·宁哈和岭福祥主编《彝文〈指路经〉译集》,包括云贵川三省18家支的《指路经》;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彝族指路丛书·贵州卷一》,包括贵州毕节地区5县(市)的7篇《指路经》;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指路经》(第一集),包括罗平、武定等6县(市)的6篇《指路经》。这并不是《指路经》的全部,在彝族繁衍迁徙的悠久历史中,形成了无数家支,而几乎每一个家支都有自己的《指路经》。《指路经》是研究彝族历史源流、宗教文化的重要史料。

 

一、作为彝族历史记忆的《指路经》

 

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传承,依赖于一个相当复杂的知识背景体系,作为一个多民族“编织”历史的社会,处于“少数民族”这一概念下族群的迁徙、融合、变迁,不是一般大传史书的文字所能覆盖的。搜捡神话传说、歌谣故事、家谱书写、祭祀仪式、经书史籍等“历史记忆”,或许我们能够从这些“少数”的记忆中,获得一些“修补”大传的材料,而更为重要的是,可能更有助于我们了解早已“定论”的历史本质和形成过程。至少,《指路经》“路标”般的指引路线,在时空上唤起彝民族的遥想和追忆,在一次次葬礼中“溯源”六祖分离后的迁徙过程,寻找一段记忆和风雨岁月。

 

历史记忆”和《指路经》所谓“历史记忆”,就是“在一社会的‘集体记忆’中,有一部分以该社会所认定的‘历史’形态呈现与流传。人们藉此追溯社会群体的共同起源(起源记忆)及其历史流变,以诠释当前该社会人群各层次的认同与区分——如诠释‘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民族……在‘历史记忆’的结构中,通常有两个因素——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在‘时间’中延续与变迁。”(注: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历史记忆追寻和突出的是民族起源,认同的是以各种典籍形式记载和流传的民族历史以及在各种仪式中被一次次升华的民族情感,追寻的结果是本民族与它民族的区分和边界。《指路经》是在彝族丧葬仪式上毕摩念诵的经书,是以经籍为载体的文学作品。“指”即“指导”、“诱导”,“路”即“阴路”、“归路”,《指路经》就是指导灵魂回归祖界所历阴路的经书。在彝族原始的宗教观念中,“人死留三魂,一魂守墓地、一魂进祖灵、一魂归俄咪(祖界)”,亡灵回归“俄咪”的路,高山河流、城镇平原、神魔鬼怪、愁云惨雾,充满了坎坷艰辛,亡灵在毕摩的指导下,斗妖魔、跨河流、除尘念,一路走,一路看,一程一站,从亡人住地顺利回到祖先居地。之所以要“原路”回归祖界,目标明确和路线指认,强调的还是“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纯洁性。透过丧葬气氛的悲郁,毕摩诵经的抑扬顿挫,跟着亡灵走,就走出了一条彝族祖先的历史之路,毕摩每念诵一次《指路经》,就开启了一段历史记忆。正是这种历史记忆的“重复”、“编织”、“诠释”,使得彝族的历史传统不断的延续,在经书中“寻根”,在这棵“六祖分支”后经过风风雨雨,枝叶茂盛,伸向四面八方的参天大树下,迁徙各地漂流他乡而顽强生存的各支系,从而获得了“本是同根生”的意义。尽管这是一个曾经存在而逐渐变得模糊的“根”。毕摩念诵《指路经》是送亡灵回归,我们阐释《指路经》并不一定是对古代典籍抱有极大热情,而是为了唤醒一部分被遗忘的历史记忆,并试图使宗教、民俗、文学等方面的研究和探索能够呈现“思想的连续性历史”(注:葛兆光:“所谓思想的‘连续性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可以理解为,固有的思想资源不断地被历史记忆唤起,并在新的生活环境中被重新诠释,以及在重新诠释时的再度重构这样一种过程。”《历史记忆、思想之源与重新诠释》,载《中国哲学史》,2001年第1期。)。《指路经》正是我们追寻彝族“连续性历史”的“固有思想资源”之一。

 

《指路经》与族群认同 彝族认同的文化基础,很多学者都有较深入的探讨。巴莫曲布嫫认为,彝族的认同主要是几个核心“符号”所建构:一是阿普笃慕及六祖;二是家支宗法制度;三是毕摩文化;四是语言与文字(书同文);五是支格阿鲁。(注:巴莫曲布嫫:《神图鬼板与仪式象征——凉山彝族巫祭造型的文化传承之考察》,第二届国际彝学研讨会论文,1998年6月,德国,特里尔。)伍嘎则认为,彝族认同感应该从八个方面来认识,“一、创世故事;二、洪水泛滥;

 

三、阿普都木;四、六祖分支;五、彝文创制发展;六、毕摩的功能;七、指路引魂经典;八、黑白文化和等级色彩。”

 

(注:伍嘎:《彝族认同感的发现与再发现——对川滇黔桂四省区彝文文献中有关认同感的叙述之比较研究》,第二届国际研讨会论文,1998年6月,德国,特里尔。)《指路经》是彝族“六祖分支”后筚路蓝缕的迁徙史。这段用典籍文本构筑的历史记忆空间,和绞杀平民性格的官修史书不同,以仪式行为的方式转述家支族人的迁徙历史。这是家支以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形式保存的历史记忆,这种历史记忆强有力地区分出宗教和世俗的双重时空,也因历史原因与祭祀仪式使典籍具有了双重特征:宗教传说和历史事实。但既是宗教典籍,《指路经》在产生之初就难免有创造和想象的成分,其在流传过程中又会因为各种因素而有许多增删,这尤其表现在山川河流名、地名和仪式内容上,它与真实的历史必然有着一定的距离。不过,重要的不是《指路经》所反映内容是否具有历史真实性,而是它作为一种历史记忆,深深地印刻在各地彝族民众的脑海里,从而凝聚起彝民的族群认同。在一定的意义上,族群认同更强调的是历史文化的认同。“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历史记忆不仅是回忆那些即将被遗忘的往事,或是遗忘那些总是会浮现的往事,而且是在诠释中悄悄地掌握着建构历史、改变现在以控制未来的资源,各种不同的文化、宗教、民族的共同体,都是在溯史寻根,也就是透过重组历史来界定传统,确定自我与周边的认同关系。”(注:葛兆光:《历史记忆、思想之源与重新诠释》,载《中国哲学史》,2001年第1期。)《指路经》表达的正是彝族生死不离族体的族群意识。

 

“洪水消退了,剩笃慕一人……三天君之女,如鸟飞而至,在歌场唱歌,和笃慕成家,传彝族世代。”(注:贵州民族研究所、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编《西南彝志选》,第31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笃慕在洛尼白娶“沽君尼之女,名尼以味哺”为长房,生子慕雅切、慕雅考;娶“能君伦之女,名伦以味都”为次房,生子慕雅热、慕雅卧;娶“布君蚩之女,名蚩以武吐”为三房,生子慕克克,慕齐齐(慕济济)。这6子分别发展为“武、乍、糯、恒、布、默”6个氏族部落,在云南东川、会泽、昭通一带生存发展。物换星移,“子孙多繁衍,如枝生树干,如水注江河,如星布天空”,各部落的人口不断发展壮大,需要开疆拓土、寻找新的生存空间,从而产生了彝族历史上著名的“六祖分支”。武、乍二祖主要迁徙、发展在云南;布、默二祖向滇东、黔西北迁徙、发展;糯、恒二祖向西北大小凉山地区迁徙。这种集体大规模以血缘家支为核心迁徙的重大历史事件,可以依《指路经》的阴路历程梳理出来;《指路经》阴路的目的地,就是指向这“六祖分支”之地。

 

云南弥勒《指路经》(注:果吉·宁哈、岭福祥主编《彝文〈指路经〉译集》,第601-608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的迁徙路线:戟堤昂塌(亡人地、弥勒县境内)、鲁宿呆沓、岌斋呆昂(路南,今石林)、杵泼峨决(澄江)、赫芒莫昂(通海)、宇勒楷昂(江川)、罗卓德勒(阳宗海一带)、罗希菲图(阳宗海与呈贡之间)、谷峨底宿(昆明北郊)、腊尼筛杰(寻甸境内)、莫切来微(会泽境内)、莫切雨尼(东川与鲁甸之间的一条大河)、罗施搭代(鲁甸境内)、毕坨苏额柏(鲁甸与昭通之间的一座大山)、密力雨嗤(昭通市郊葡萄井)、钟寨柯么(昭通东北)、文寨倮么(永善一带)、文沓倮么(川西南境)、独扎寨筛(四川省内一大平原)、木嫩笈节(山名,待考)、执歹克昂(地名:古代祭祀日月神部落居住地)、图坨俄增(地名,疑今两湖一带)、微寨底宿(两湖地区的大平原)。

 

云南禄劝《指路经》(注:果吉·宁哈、岭福祥主编《彝文〈指路经〉译集》,第609-614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迁徙路线:景本(亡人地,禄劝境内)、骂拉法块、木新棵、法基甸、和期洛尼本、撒哄本、根施吐、撒麻昭升、洛利以木(地名、山名、渡口名、均在今云南禄劝县内)、俄罗念涛、昂期勺找(地名,均在今云南寻甸县境内)、豆洋纳古、恒吐景自、莫姑通合(地名,均在今云南东川市境内)、莫节帕纳、莫作罗诗道、麻纳涛底、色期更革(地名,均在今云南境内,待考)、唯吐达木、麻奴以赤、细苴罗莫、吐德老乌、唯昂自施、更夺哄索(地名,均在今云南昭通市境内)、多莫本安(地名,待考)、珠曲枯(地名,待考)、子额范(山岩名,待考)。

 

一山一水,一河一川,漫漫灵魂回归路,夹杂着许多真实可考或待考的山名、地名、河流湖泊名,折射出彝族祖先迁徙、奋斗、开拓的历史。从现在收集、整理、翻译的《指路经》来看,因为各家支的迁徙路线和发展地区不一样,因此,每一部《指路经》都展现一个家支生动的迁徙史。起点不同,来路不同,但从四面八方都汇聚到云南昭通、会泽一带地区,乃至彝族祖先更远的祖居地。把各家支的《指路经》集中起来,就构成了一部古代彝族迁徙发展的路线图:四散播迁,艰难发展,魂归故卫,飘飘而来,这是一条搅乱了时空的生命线,此时,寻找历史的真相反显得不重要,而一种复杂的情感和固执的信念却在彝族人的生命世界里深深扎根。

 

不同地区的《指路经》,因为不同的地域和现实处境而呈现不同的“往事回忆”。回归祖灵,是以“回首往事”的方式进行文化认同,确认自己处在一个强大而悠久的历史空间和族群文化的链条之中。拥有一些作为集体的历史记忆,无论自己身在何处,是这一传统中的一分子,就排除了“魂归何处”的担忧和顾虑,凭借这一突出而深远的文化传统与民族历史的明确指认方式,彝族人获得所需要的自信心和凝聚力。枝叶早已伸展开去,覆盖四面八方,《指路经》把他们指到同根同源之处,不仅获得了互相认同的基础,而且仿佛找到了力量的来源,保持与祖先精神相通相连的本原性。回溯本原,人们并不一定真的是准确地返本复初,沿着来路回头寻找到自己的家支中描述的祖先,而且真正的迁徙历史和路线经历,我们现在已难以确切考证,“祖界”的确切位置,也由于各家支后来的生活习惯、生产方式、语言习惯以及同周边民族的融合而呈现出不同的描述,但这种“历史记忆”早巳深深烙印到人们的意识中,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的彝族,无论丧葬仪式、祭祀送灵如何变化,乃至某些地区甚至在葬俗上已经改革和可能已经屈从了流行风尚和世俗习惯,而作为“典型文献”的《指路经》,一直是彝族“人死归祖”的思想指归,彝族共同体内的认同基础和凝聚彝族的族群认同意识。历史记忆不仅是缅怀祖先的功绩和叙说苦难,同时也是昭示后辈“血浓于水”。每一个灵魂都不能完全代表一个家支的迁徙,但把成千上万的灵魂的阴路历程汇聚一起,无疑就是一幅民族浩浩荡荡的迁徙史。

 

二、作为彝族民俗文化的《指路经》

 

从民俗文化学的视角来看,《指路经》演绎彝族迁徙的历史轨迹、强化族群认同意识,同时,“种种原始宗教仪式及风土人情,《指路经》中俯拾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指路经》称得上是彝族的风俗篇,是研究彝族文化制度的重要资料。”(注:马学良:《彝文〈指路经〉译集·序言》,载果吉·宁哈、岭福祥主编《彝文〈指路经〉译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

 

法祖敬宗的宗教意识 彝族传统文化的信仰意识中,祖先崇拜观念产生在母系氏族社会的外婚制向父系氏族社会对偶婚制的过渡时期,在彝族所有神鬼灵魂的崇拜中,祖先崇拜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最为紧密,吉凶祸福、生老病死、婚丧嫁娶、起房盖屋、分支合族、迁徙安寨、年节庆贺等,都要祷告祖先,祈求祖先神的护佑。祭祀祖先神要做“玛都”(竹灵)来庇护子孙昌盛,家族兴旺发达。《祭祖歌》“年年祭祖灵,祖灵保儿孙清吉,保六畜兴旺,五谷丰登。”(注:《祭祖歌》载《云南彝族歌谣集成》,云南民间文学集成编辑办公室编,第165-166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

 

这是一个完整的从思维模式、行为方式到日常生活习俗乃至各种生活习惯法都以祖先崇拜为中心的信仰系统。《指路经》应合着彝族世俗与宗教的双重要求:在世崇祖,人死归祖,这既是宗教信仰,也是生活信条,可以说,家支制度的形成和确立,其根源就是弥久不散的祖先崇拜的宗教情结,家支之间的械斗、打冤家,同样是为了维护祖宗的神圣不可侵犯。“六祖分支”后的迁徙,使彝族的分布区域不断扩大,同一民族分成若干家支散落在西南地区的崇山峻岭。时空变幻,朝代更迭,形成三大文化中心格局,6个方言和33种以上土语或次土语。崇祖观念、血亲家支、父子联名谱系、《指路经》、《勒俄特依》……无形的血脉和有形的经典,把祖宗“圣地”固置为一个共同的精神空间,因此生活中才会有“走遍氏族的地方,可以不带干粮;依靠氏族,三代人都平安”的谚语。“彝人信仰的祖灵在家族家支生活的重要场合也大显其神力和神意,发挥其权能,祖灵的权能渗透于彝族家族家支事务的方方面面,与彝族社会家族家支的群体生活密不可分。”(注:巴莫阿依:《彝族祖灵信仰研究》,第36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指路经》把法祖敬宗的宗教意识弥漫化、渗透化、仪式化:毕摩告诉“已故的你啊!”不再悲伤,不要流泪,不要留恋故园和亲人,背上亲人敬献的饭食,“朝着太阳路,快去寻祖先”,“纳铁书夺山,有一和确居,那座和确里,爷死归那里,奶死归那里,父死归那里,母死归那里,妻死归那里,夫死归那里,儿死归那里,囡死归那里,孙死归那里。同宗归那里,同族归那里,姊妹归那里,兄弟归那里,人人必同归。……赴阴寻祖去,你爷去的路,你奶去的路,你父去的路,你母去的路,你宗去的路,你族去的路。”(注:果吉·宁哈、岭福祥主编《彝文〈指路经〉译集·红河篇》,第615-620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版。)祖宗护佑今生,祖界是人生归宿,亡灵“落叶归根”,亲人获得心灵的抚慰——已经尽守孝道。

 

丧葬习俗的追本溯源 火是彝族的魂,开荒种地,烧火做饭,狩猎取暖,离不开火,锅庄火塘的火经年不熄,直到人横陈柴薪烈焰中,伴随毕摩吟诵的《指路经》魂归“祖界”。因此彝族每年都有“祭火节”,有火把节,火神叫“阿依迭古”,清代诗人余上泗写到:“甲胄奔腾映日新,绕山行处更扬尘,焚骸不识藏何处,击鼓招魂葬主人”,这是彝族火红的葬礼。各地《指路经》也对火葬习俗有形象的描绘,“焚尸场地上,柴火阴森森,阴狗叫汪汪,阴鸟喳喳叫,你呀别害怕,九十九代时,你们祖先世,用火来焚化。八十八代时,到了你妣世,同样用火焚。七十七代时,到了你舅世,你舅用火焚,六十六代时,到了你父世,你父用火焚。五十五代时,到了你母世,你母用火焚。四十四代时,到了你姐世,你姐用火焚。三十三代时,到了你兄世,你兄用火焚。二十二代时,将到你儿世,同样用火焚。今日轮到你,烈火熊熊烧,你将火中葬。烈火熊熊烧,洁逝者你呀,烈火中永生……全皆化尽了,唯留一双眼,炯炯闪光彩,永远望前方。”(注:果吉·宁哈、岭福祥主编《彝文〈指路经〉译集·路南篇》,第579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在烈火中翻山越岭,涉河渡江,和祖先团聚。综观各地《指路经》,可以说火葬是彝族普遍的丧葬习俗,在多部《指路经》中都描述了火葬的情况,如贵州威宁《指路经》,云南弥勒《指路经》等。但火葬并不是彝族丧葬的唯一方式,彝族的丧葬史也包括土葬。唐樊卓在《云南志·蛮夷风俗》中记载:“西爨及白蛮死后,三日内埋殡,依汉法为墓,稍富室广栽松杉。蒙舍及诸乌蛮不墓葬,凡死后三日焚尸,其余灰烬,掩以土壤,唯收两耳。”在贵州大方《指路经》中,也记载了彝族葬俗的流变及火葬习俗:“到了那时候,有鲁瓦之前,首为武迫勒,次为武奇巧,末为吐史楚。吐史楚之母,生时见土冷,死时欲得土,十锄向土挖,破土葬尸体,埋坟高高耸,埋葬切勿焚。有鲁瓦以后,首为武阿博,次为拜谷楷,末为那乍木,那乍木之母,生时见和避,死时需火化。使用六铁斧,砍伐了阴木,向火山送去。银花作垫褥,柴火架九层,谷莫铺九层,咪尼蒙七层,柴薪堆整齐。”这是丧葬习俗,也是文化现象,土葬火葬作为文化表层结构的变化,是彝族迁徙分支变化的结果。而不论是土葬或火葬,亡灵归宿都是一样的,丧葬形式变化并未改变人生归宿。

 

社会秩序的模拟建构 阴路历程充满坎坷艰辛,有妖魔鬼怪阻挡,有高山大河横隔,却要义无返顾地回归祖界。祖界是什么地方?是怎样的生活?多部《指路经》都对祖界进行了生动形象的描述:

 

后面看一眼,大山翠茵茵,树花亮晃晃,栗树红彤彤,麻栗树似伞,梨树花烂漫,雀鸟叫喳喳,獐麂顺山跑。

 

右边看一眼,右边有水塘,水波轻荡漾,白鱼尾尾长,红鱼把嘴露,此处宜放鸭,附近可养鸡,挑水很方便,还有好菜园。

 

左边看一眼,左边是旱地,旱地平坦坦,还有包谷地,麦田在近旁。

 

门前看一眼,水田水汪汪,养鱼有鱼塘,大田平展展,小田弯又长,宜种白米谷,也可种红谷,糯谷也适栽,还有香稻田,水口清水流,水声潺潺响。

 

看了还想看,屋外再看看,大坝平坦坦,小坝长又长,青草绿茵茵,还有放牧场,这里放牛羊。(注:果吉·宁哈、岭福祥主编《彝文〈指路经〉译集·双柏篇》,第591-592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

 

祖界没有天堂、地狱之分。从人间穿越“时空隧道”到祖界,其实只是到了另外一个被编排装饰的“人间世”,同样满山绿茵,流水潺潺,鸟语花香,鸡鸭成群,牛羊满山,鱼游满塘,粮食满仓,这是一个富饶的、丰衣足食的世界,或许没有时序变化,永远是繁花似锦的春天或瓜果飘香的秋天,因为没有哪一部《指路经》把祖界描述为酷热难耐的夏天或寒风肆虐的冬天。社会结构秩序,人间同形同构,“祖先归祖先,毕摩归毕祖,匠人归匠祖,仆人归仆祖。”(注:果吉·宁哈、岭福祥主编《彝文〈指路经〉译集·罗平篇》,第633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选择住地时,莫做官之邻,莫当官之邦。若住官旁边,经常当差使。无事生是非,有事是非多,时时要受气。选择住地时,选在毕摩邻,可当毕摩邦,平日生活中,头痛找毕摩,发烧找毕摩,时时要毕摩,住在毕摩旁,益处真不少,远离毕摩时,生活多不便。”(注:果吉·宁哈、岭福祥主编《彝文〈指路经〉译集·路南篇》,第575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彼岸和此岸,一样栽田种地,饲养禽畜,辛勤劳作;一样喝酒吃肉,娶妻生子,追求“其乐也融融”的小农经济理想世界,一样官官相护,天下乌鸦一般黑;一样地需要毕摩来规界生活与宗教世界,甚至细小的生活习俗和厚葬之风与隆祭之礼。这是“人间世”的写照,是从物质生活到情感追求都不陌生不孤单的彼岸世界。在人间如果不敬祖拜神,或者触犯神灵,就不得好死,不得归祖界而成为孤魂野鬼。现世的家支制度和宗族观念,延伸为祖界的“另类”人生方式和社会秩序结构。

 

三、作为彝族文学作品的《指路经》

 

宗教信仰、习俗惯制和民间话语的要求,决定了《指路经》的文本形式和内容,既是毕摩的知识分子话语,表达毕摩的生活权威和宗教神圣,也是普通彝人的思维方式,倾诉老百姓的生活理想和现实欲求,既有宗教典籍的文化学术色彩,更有地道的民间文学叙述方式。

 

诗意的寻根 我们一再强调《指路经》对彝族迁徙路线的记录,对过去、对历史、对经过之事的描写和渲染,目的之一是想突出《指路经》作为一部文学作品的“寻根”意识,而这种意识的表达,是和彝族厚重的文学表达传统一脉相承的。“彝族是一个崇拜知识,喜欢思考,用诗思维的民族,对一切事物都要寻根问底,探索其渊源,寻究其来历,这种寻根思维,正是彝族古代文学的指归。”(注:王明贵:《彝族古代文学总观》,载《民族文学研究》,1999年第3期。)彝族的文学大厦是诗歌,“寻根”是彝族的诗学传统,也暗合《指路经》缅怀历史的精神实质。“谈诗要寻根,有根方为上。彝诗无根底,不算好诗章。”(注:举娄布佗:《诗歌写作谈》,载《彝族古代文论》,第116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对“根”的阐释,在彝族古代文论家笔下,有书根、史根、知识根、文根、字根、音根乃至金根银根等,但百枝归总根,“根”就是知识之根、文化之根、民情现实、民族历史传统之根。写诗要具备:“一要书根深,二要文笔强,三要有识力,四要史事熟,五要诗艺精,六要谙民情,七要知君臣,八要知山名,九要知河道,十要有真才。”(注:漏侯布哲:《谈诗说文》,载《彝族古代文论》,第353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这是写诗的要求,也是文学创作的基本素质和条件。《指路经》以诗性的思维,构建先辈历史,再续民族的“生命通道”。每部《指路经》都以诗为载体,以传统五言诗为主要形式。五言诗体是彝族诗歌的主流,“彝族的语文,多是五字句,七言却很少,三言也如此,九言同样是,也是少有的,五言占九成,其余十之一。”(注:举奢哲:《彝族诗文论·论历史和诗的写作》,载《彝族古代文论》,第30-31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文论、诗论、经籍史籍、神话传说,呈现为诗体形式而表达诗性智慧。《指路经》详细记载和用文学语言描述亡灵回归的一站一地、一山一水,是地理上的“寻根”,更是发思古之幽情,诉家支历史文化之情结。

 

人生意义的表达 共同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共同的家支文化背景和相似的人生际遇,《指路经》作为文学作品的表达意义,是以“历史回忆”的方式,用个体生命的生物时间、德行操守来演绎家支历史的延续和不朽,肯定积极而真诚的人生意义。可能个体的真实存在和生命活动并未完全如此,由于生命终结的悲伤和文学话语形式的运用而被遗忘和遮蔽,因此,每一个个体都走向辉煌,荣耀回归祖界。“你的一生啊,就像似太阳,辉煌度一生……就像空中月,一生做明人……就像山中虎,一生多威武……就像山中豹,一生多矫健……就像山中狼,一生多勇猛……就像山中熊,一生多憨厚……就像山中獾,一生多威风……就像大马蜂,一生多勤劳……就像那春蚕,一生多勤奋。”(注:果吉·宁哈、岭福祥主编《彝文〈指路经〉译集·路南篇》,第571-572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版。)追寻个体生命的辉煌价值意义,一方面让亡灵“欣然归去”,一方面向后人传达祖先的辉煌业绩。个体生命真实的浪花汇入家支历史记忆的真实河流而被重构和消解,历史真实和文学思考共同承担了“载道”的功能。

 

鲜明的地域特色 “寻根”的意义,既蕴涵着有不同根系伸向不同的地域,也标识着不同根系有各自的景观

《指路经》以遍布西南各家支的“土著”身份,传达特定地域的生态景观和风俗人情,散发一股真实质朴而又生气勃勃的地域文化和鲜明的地域特色。《指路经》的作者和念诵者,都是毕摩,毕摩是彝族宗教世界,乃至整个生活世界的魂,“君临毕不让”,作为彝族社会生活中“身系一族之文化”的语言文化的传承人、宗教仪式的主持者,毕摩的人生,演绎着彝族人的情感追求、希望梦想。他们既拥有世俗的生活知识,也掌握家支的历史文化,是家支文化的代言人。《指路经》大都从家乡的山水风物、葬俗仪式开始写起,有葬俗记述,也有源流阐述。云南双柏的葬俗,要用高约九寸,粗约四寸的铁筒制成丧炮,送葬时内填火药对天发射,告诉祖先,亡灵开始起程;要吹哀怨的唢呐,表达亲人的悲恸心情。“夜去迎今朝,丧事青棚下。铁炮震天响,唢呐鸣忧忧,锣鼓响沉沉。”(注:果吉·宁哈、岭福祥主编《彝文〈指路经〉译集·双柏篇》,第584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云南弥勒阿细人能歌善舞并以“阿细跳月”著称,《指路经》在回忆往昔生活时也从“跳月”写起:“村头多情女,寨内多情郎,相约篝火旁,起舞四弦弹。”(注:果吉·宁哈、岭福祥主编《彝文〈指路经〉译集·弥勒篇》,第600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而四川喜德《指路经》则从火塘开始:“指魂房下始,房下火塘红,火塘红起处,起于火塘中,又到门坎边。”(注:果吉·宁哈、岭福祥主编《彝文〈指路经〉译集·喜德篇》,第647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至于归途中的山川河流、神魔鬼怪,描绘更是千姿百态。在强调地域特色的描写时,有一个地方必须指出,这就是现在云南昭通市郊被列为“昭阳八景”之一的“葡萄井”,这口“渴也喝三口,不渴也去喝”的井,在我们所看到的《指路经》中几乎都提到。如在云南各部经书中音译为“梅来液尺”、“麻奴以赤”、“密力雨嗤”;四川各部经书中音译为“玛洛依曲”、“玛洛依土”、“阿勒依曲”;贵州各部经书中音译为“麻哈液持”、“玛洪依处”等。可证“葡萄井”是“六祖”各支饮用过的甘泉,是彝族子孙永远怀念的地方。

 

阐释《指路经》,我们力图透过宗教典籍的表层结构,来发现其内在结构和精神价值,追本溯源,想探求一种曾经存在而现正在消失或已经消失的意义,寻觅心萦神系的精神家园。《指路经》所包含的“典型意义”,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宗教典籍价值,“研究彝文经典,必须先通彝族礼俗。以礼俗释经,经义自明,反之以经说明礼俗之依据,更可明礼俗之源流。”(注:马学良:《云南彝族礼俗研究文集·自序》,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古代典籍不仅仅表示过去,同时也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李列,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彝族舞蹈

 

打跳——“从早跳到黄昏落,只见黄灰不见脚”这着滇西民歌所描写的正是彝族人民“打跳”时的情景。 

“打跳”彝族称“古蔗”,是一种自娱性舞蹈,也是彝族人民最喜爱最普及的群众性舞蹈, 各地区“打跳”的风格有异,在称谓上也有差别,又叫“打歌”、“跳歌”、“叠脚舞”、 “叠左脚”、“左脚舞”、“三跺脚”、“芦笙舞”、“阿垂乐”等等。传说,古代部落为了显示自己的力量,在夜色笼罩的山头上,点燃篝火,人们围圈跳跃旋转,火光熠熠,人影绰绰,跺地声隆隆,以壮声势。在楚雄州的永仁地区传说三国时期已有燃火打跳在的舞蹈,据此,“打跳”的历史已近二千年之久。彝族祖先居住山野森林中,为抵御猛兽的袭击,围火跳跃,形成了简单的舞蹈动作。经过漫长的岁月,在生产、生活中逐步创造和发展成为现在的民间舞“打跳”。 

“打跳”的形式是男女相间、手拉手,围着圆圈向逆时针方向转动。脚上的动作十分丰富, 步伐有抬脚、一跺脚、三步一松脚、先跺脚、三跺脚、快步移动、旋转等。“打跳”的风格奔放开朗、扎实有力。各地的“打跳”各有特点。楚雄彝族自治州大姚县的“打跳”比较粗犷、浑厚,节奏较缓慢有力,动作变化不大。双柏县的“打跳”,时而激越,时而优雅。姚安马淤及大理巍山等地的“打跳”则潇洒轻快、灵活多变,如单腿快速旋转等动作,还带有一定的技巧性。“打跳”的伴奏乐器,各地也不尽相同,或笛子、或芦笙、或月琴,也有不用乐器的。动作的组合有固定的曲子,伴奏者在圆圈中心边奏边跳,有的加入到圈里与舞者同跳,有的地区还加伴唱,伴唱有的有词,有的只是虚词。 

在滇西彝族地区,每逢节日,首先吹起长号然后歌舞。逢年过节,家家立青棚(即院里插上 贴了红纸的小松树)全村挨户轮流主持“打跳”。庆丰收或办喜事就更为热闹,往往是“一 寨打跳,八方相聚”,参加者从几十人到几百人不等。气氛非常热烈。与云南省接壤的贵州省晴隆县的“跳脚舞”,也是以腿部变化为主,其风格与云南省的“打跳”相似,可能同出一源。

 

花鼓舞——彝语称“热波比”,流传于楚雄彝族自治州南部山区的双柏县和峨山彝族自治区的新平一带,是一种表演性的舞蹈,一般由村子里的花鼓班子表演。表演者都是男子。在双柏县,每逢年节和办丧事时,就请花鼓班子来跳。他们说,人在世上活着高高兴兴,死后也要高高兴兴,所以办丧事要跳花鼓,相反办喜事是不能跳的。花鼓舞由打击乐伴奏,乐器有大小钹、大小镲、大小锣。花鼓呈椭圆形,一尺二寸长,红色鼓身,用绸带系鼓,斜挂于右肩。

花鼓的表演形式,是由一位师傅手持木制龙头,龙头上插有野鸡羽毛,并用红绸扎成绣球系在上面,作为指挥。另由四人背鼓,鼓横挂在腰的左侧,左手拿白毛巾,右手持槌打鼓。打鼓动作有一定程序,每套动作都有头步和收步,动作先后顺序及图形变化均有严格规定,由持龙头的师傅用手中道具指挥。花鼓舞的风格矫健有力、开朗豪放、开奏鲜明。舞蹈在重拍时向上弹跳,一拍击鼓一下。动作特点是小腿灵活,有不少高难度技巧,如小腿在空中划圈等。在表演花鼓舞时,因整个舞蹈都在弹跳中进行,舞者体力消耗大,故分段表演,每跳一段舞蹈先唱一段花鼓词。曲调分为玩场歌和送丧歌两种。 

新平县的花鼓舞只保留在前进乡的磨皮大寨,故又称为“磨皮花鼓。”表演时至少要有十一人,手持雉翎的指挥者一人,耍大刀、二节棒、水火棍、三叉戟、双刀、双钩镰的各一人,腰系花鼓的四人。舞蹈充满战斗气氛,逐一持兵器表演武艺,在队形变化上也依照战士出征的排列,如跋山涉水、摆陈设仗、短兵格斗、凯旋而归等九段。舞蹈动作豪迈粗犷,古朴大方,场面颇为壮观。据说“磨皮花鼓”来源于庆贺战争的胜利,看来是有一定道理的。

 

丝弦舞——歌舞往往是爱情的媒介,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的青年男女喜爱在跳“丝弦舞”时选择对象,其方式十分有趣、独特。舞蹈时,男子在前面变换步伐,跟不上的女子逐渐被淘汰下来,最后剩下跳得最好的,无论千变万化都能紧跟舞步不乱,于是这一对青年就结为终身伴侣,这种情况在当地往往被传为佳话。 

“丝弦舞”由于主要是用四根丝弦线制成的乐器伴奏,故而又称四弦舞。四弦,形状似月琴,轴上雕有涂绘彩色的龙头,讲究的还在琴盘上镶有镜子,用红绸子系在胸前,十分美观。该舞流传于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的双柏县、龙武县、峨山县一带。丝弦舞是当地彝族十分喜爱的一种自娱性舞蹈,在农闲假日,男女青年聚集在空地上,由男子怀抱四弦琴边弹边舞,众人随之围成圆圈翩翩起舞。舞蹈的特点是柔和、优美、抒情、细腻,脚起脚落有一股悠劲,双手在胸前拍掌,跟着乐曲一拍拍一下。围成圆圈跳舞的人们,随着动作的变化,身体的方向也不断转动。动作的变化由弹四弦的男子在前面指挥,他可以任意变换曲子和步伐,要求随舞的群众跟上变化的舞步。

 

烟盒舞——又称“跳弦”、“跳乐”,也称“跳三步弦”。流传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个旧市及石屏、建水、开远、蒙自、通海、元江一带。是彝族支系尼苏泼的一种舞蹈。因流传地区在红河北岸,又统称为江内彝族舞蹈。这种舞蹈因跳舞者双手手指夹住烟盒的底与盖,以食指边弹边舞,故名“烟盒舞”。舞蹈活泼、节奏感很强。“烟盒舞”清新活泼,身体在富于弹性的起伏中,手臂和手腕灵活舞动,配合得协调自然,轻快健美。

“烟盒舞”是一种传统的民族舞蹈。它的来源传说不一,较为普遍的的说法是彝族人民为了猎取野兽,往往披着兽皮混到兽群中间。后来渐渐把这种模仿野兽的动作发展成为舞蹈,于是形成了“三步弦”。另一种说法,认为三步弦是挑秧苗走路,上山下山的样子。总之,这都说明“烟盒舞”产生于彝族人民的劳动斗争生活。另外据说烟盒舞开始并没有道具,但因节奏不统一而跳不整齐就以拍手统一节奏,后来有人用装黄烟的烟盒弹着玩,发出悦耳的声响,于是就用弹烟盒代替拍手。经过世代相传,不断丰富,发展成为今天的“烟盒舞”。 

跳烟盒舞不拘季节。过去彝族人民有“吃火草烟”的风俗(即男女青年在一起游玩的社交活动,也称“玩场”)。跳烟盒舞是其中活动之一。彝族人民说:“是人不跳弦,白活几十年 ”。又说:“听到四弦响,脚板就发痒。”“烟盒舞”有较高的技巧性。其形式大多数是集体性的圈舞,男女都跳,六人、四人、三人或二人都可以,也有表演性的小舞蹈。传说舞蹈动作有七十二套。但舞蹈工作者搜集的已有一百一十二套之多。 

 “烟盒舞”的动作种类可分为正弦和杂弦两种。正弦为“母弦”,杂弦为“子弦”,按惯例,必须先跳正弦,然后才能跳杂弦。正弦又叫“三步弦”、“簸箕弦”,这类舞蹈只有乐器伴奏,不唱。参加人数不限,最少二人,最多可达十几人。每套的命名均根据动作而来。如“三步弦”就由登步、过堂步、蹲步剪子口这三种动作组合而得名。正弦中有“三步弦”、“二步半”、“一步半”、“歪歪弦”、“斗蹄壳”等十多套组合。“歪歪弦”中有双脚交叉,左歪右歪的动作。“斗蹄壳”( 即斗脚舞)是模拟动作斗蹄的动作,跳时参加者须成双数,两排对舞。 

杂弦大多数是载歌载舞的,内容丰富,套数很多,已搜集到的就有八十多套。其中又分为自娱性和表演性的两种形式。 

一、自娱性的杂弦是群众性的舞蹈,参加人数不限,围圈而舞。每套以晃跳步、盖掖步等基本动作为基础,加上表现一定内容的动作——或模拟劳动,或根据唱词而变化——组合起来。其中表现劳动生活的有:“踩谷种”、“踩茨菇”、“戽小细鱼”等。表现爱情生活的有 “大理弦”、“大红丝线水红青”、“三妹子”等。另一类是根据图形的变化,如三、四、 六人的对穿花,或根据唱词而命名的“赶瘦马”、“上通海,下曲江”、“大翻身”、“六穿花”、“跪哟”等都属此类。 

二、表演性的杂弦又叫“新杂弦”,多由两人表演,一般在自娱性的杂弦跳完后才表演。每套都有简单的情节。开始先跳“三步弦”,然后根据情节表演。其中有许多优美的舞姿和造型,调度复杂,甚至有不少高雅度的技巧如下板腰、叠罗汉。其中表现劳动生活的有“哑巴砍柴”、“哑巴拿鱼”;模拟动物的有“鹭鸶拿鱼”、“猴子搬包谷”、“鸽子学飞”;显示技巧的有“滚松得”、“苍蝇搓脚”;“仙人搭桥”,也有少数现传统故事的如“三打白骨精”等。 

  

乐作舞——流行于红河南岸,故又称为“江外”彝族舞蹈。彝语称“裁比”,意思是成双成对跳起来。 当地汉族人民称这种舞蹈为“龙纵”,又认为是欢乐的动作,故也叫“乐作”。乐作舞的动作颇似蜻蜓飞舞,因此还有叫做“蜻蜓舞”的。这是传统的自娱性集体舞,男子可以从年少一直跳到年老,妇女在做母亲以后就不能再跳。“乐作”是男女青年们主要娱乐活动之一,因此什么时候都可以跳;在彝族传统的节目,如农历十二月三十日过大年、六月二十四日火把节,往往要跳好几天;在婚礼、丧葬和祭祀活动时也一定要跳。 

乐作舞是歌唱、器乐和舞蹈三者紧密结合的一种歌舞形式。参加舞蹈的人数不限,多成双数围着圆圈进行。舞时有一定程序,舞前先以抒情性的歌唱开始,有乐队伴奏,乐队人员不参加舞蹈,却随着伴奏的拍节摇晃身体,并以高昂的帮腔助兴。舞蹈柔和而轻盈,膝盖伸屈富有弹性,舞动的手臂和蜻蜓振翅,姿态优美,特色浓郁。舞者边跳边唱,间或拍手,激烈时,相互对穿;忽停,忽动,并自转一圈。图形基本为圆圈,有时交错对穿,有时翻身自转,欢乐时,还唱着“噻、噻、噻噻”的歌声。

 

阿细跳乐——阿细人是云南彝族的一个支系,传说很早以前,彝族人民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每当春播时,他们白天给土司头人种地,夜晚借着月光才赶种自己的“火地”。在火灰尚未熄灭的地里,人们光着脚板劳动,脚被烫着后就抬起来跳两下,还“阿啧啧”地喊着,这就形成了舞蹈的基本步伐。后来这种舞蹈经常在农闲的夜月下跳,并成为青年们恋爱和娱乐时的一种民间舞蹈形式,称为“阿细跳月”。又因为这个舞蹈里的伴奏乐器很突出,又往往称为“大三弦舞”或“阿细跳乐”。每逢六月二十四日传统的“火把节”夜晚或农闲时都可以跳。 

“跳月”的节奏较奇特,是五拍。伴奏乐器有笛子、大小三弦、树叶等,吹笛子者是指挥者,也是领舞者。舞步始终跳跃,一般跳三步,然后抬脚跳两下,与对舞者对脚,也有在抬脚对舞时自转一圈。男子手持乐器,步伐与女子基本相同。女子左右摆动双手,抬脚对双手拍掌两下,队形变化有前进、后退和交错。舞蹈热情奔放,大幅度的跳动和变化鲜明的图形,构成炽热的气氛。

 

铜鼓舞——彝族称为“妻丽”。是云南东部彝族人民喜爱的古老的传统民间舞蹈。流传在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富宁、广南、麻栗坡、西畴等县。由于跳“妻丽”时,击铜鼓伴奏,故叫铜鼓舞。每年“打公节”,即农历六月十五日这一天,彝族人民百十人为一群,跳“妻丽”,击铜鼓为乐,连跳三天三夜尽兴而散。铜鼓舞是载歌载舞的群众性自娱舞蹈,男女均可参加,人数不限。舞蹈的风格和律动别具一格。它以胸、腰及胯部的大幅度扭摆为基调,舞风清新、纯朴。步伐不复杂,基本是一步一并脚,向前进或横走,膝部随扭摆而屈伸。有时拉手,有时左、右手交替上下甩动。男子左手抱铜鼓,右手敲击,脚步男女相同。舞蹈时歌唱,跳到高潮时呼叫,情绪激越。 

因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紧邻广西壮族自治区,所以云南彝族的铜鼓舞和广西彝族的铜鼓舞同出一源,动作也大同小异。广西的铜鼓舞是在节日或丧事时跳的。舞时一人打鼓,男在外圈,女在里圈,围着铜鼓,随着鼓的节奏起舞。舞步象攀登山路的样子,每迈一步,双膝随之频频颤动,甚为奇特。步伐大致分为六种,即二步、三步、四步、六步、八步,至最后一拍,脚向前踢出。男女同舞时,互相拉手,前后摆动。男子单独排成长队舞蹈时,则各执折扇一把,屈伸于前侧和胸前。舞蹈动作比较简单,主要在于队形的变化,节奏由慢而快,至高潮而收。伴奏用的铜鼓大小各一,成为一套,大鼓为“雌”,小鼓为“雄”。击鼓者右手执软木棒, 交替敲击两只相对的鼓面,左手执竹棍,敲击小鼓梆,击鼓者不参加舞蹈。

 

披毡舞——彝语称“几什瓦那目”,这是在四川凉山彝族中普遍流行的一种舞蹈,多在节日或婚丧时跳,载歌载舞,也有时是边朗诵边舞蹈,男女均可参加。披毡是用羊毛擀制成的,既保暖又挡风,是彝族人民生活中的必需品,身披披毡翩然起舞,塑造出各种美丽的形象。“披毡舞”以手部动作为主,舞时,把披毡披在肩上,双手握住披毡两侧边缘,上下、左右舞动,或两手交替从上向下盖,或一手插腰,另一手向里、向外摆动,还有将披毡向前向后反复甩动,向前甩至胸前,向后甩搭在双肩,看上去一会儿犹如天鹅飞翔般的安详优美;一会儿又如孔雀开屏般的热情奔放,舞蹈步法主要是一步一靠、慢走步等,脚步扎实、稳重,在做碎步时则轻松愉快。当双臂伸展急速转动时,好象盛开的鲜花,当突然下蹲收拢双臂时,又象是将要怒放的花蕾,最客彝族人民的特色。  正是这舞动的披毡给解放后的专业工作者以想象的双翅,编出了《红披毡》、《颂歌献给党》等优秀的节目,将“披毡舞”以更新更美的面貌展现在各族人民面前。

 

摆手舞——是流行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喜德、越西一带的民族间舞蹈,在婚礼时多由姑娘们唱着民歌互相对舞。“摆手舞”为二人一组或四人一组的舞蹈,一手上举另一手下垂或与同伴相拉手。男子舞蹈时手高举至头顶,妇女则仅举手至肩部。用全脚掌做碎步互相交换地位,如人数众多时,有横排、斜排、四方形等队形,队形及动作均随领舞者而变化。手的摆动有上下摆动,前后抖动,左右摇动等。在摆手时肘部与臂部都不能动得太大,碎步行走时要保持上身的挺直、昂首。给人以精神焕发神采奕奕的感觉。几乎跳遍全国的“快乐的罗嗦”就是运用了“摆手舞”中手部动作而创作的节目。

 

对脚舞——是以脚部动作为主的舞蹈,原为节日、婚丧时所跳,解放后已发展为群众自娱性的舞蹈,为青年们所喜爱。“对脚舞”流行于四川省喜德、布拖地区,舞时无乐器伴奏,也不唱歌,以整齐、有力的脚步声响及默契的内心节奏共同舞蹈,时而人们也会发出“赤、尼、锁、耳(一二三四)”的喊声,以统一步伐。多为男子二人相对而舞,动作粗犷,节奏鲜明。男女对舞比较少见,偶遇此种情况,则与男性舞蹈风格迥异,男女在跳“对脚舞”时默契而含蓄,好似以舞代言,传情达意。手部动作虽少,但也有多种不同的拉手方法及姿态,如双手叉腰,一手叉腰一手搭肩,两手并列并叉拉手,以及普通的拉手,或是对面拉手,时而又根据脚步的变化而放开双手等。脚步动作变化较多,其主要动作有向前进、向后退,踏地,吸腿,两人前后对脚及前后变身,跳转等等。

 

羊皮鼓舞——是解放前凉山地区苏尼(巫师)为病人驱邪治病时跳的一种舞蹈,起源甚早,有迷信色彩。舞时左手持鼓,右手持槌,口中念念有词边击鼓边全身颤动,双肩前后快速抖动,略塌腰翘臀,也有全蹲姿态的向左、右纵跳及向上高跳等略带技巧性的动作。解放后,经当地舞蹈工作者收集、加工之后,逐步成为一种舞台上表演的彝族民间舞。



彝族源流


《彝族源流》是一部以谱牒为脉络而叙史的彝文古文献。作为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重点项目,其原本的搜集整理翻译从1986年初开始,到1996年末结束,《彝族源流》1-19集 的译编工作经历了数十年,三代人的努力。他是众多彝族古籍中的一部,彝语谓之《啛数恒勺》,意即彝族源流。彝族先民创造了光辉灿的古代文明、重要的标志是 古老文字的发明、创造、使用。正是这些古老的文字,忠实记录了彝族漫长的历史,论述万物的产生,自然的变化,人类的进化,家支世系的形成,迁徙的践线,创 造了丰富的文化,周全的礼仪,歌颂了在历代代表人物带领下,彝族人民创立的业绩,总结了人类在社会中的斗争精神,从而形成了卷帙浩繁的古籍文献。作为古乌撒彝区流传的一部有着重要影响的彝文文献,《彝族源流》有多种传抄本,作者们在整理翻译时作了多个版本的整理,并参考了许多文献资料。。


已译编的《族源流》全书30万彝文记录了天地形成,自然变化的现象,承载了彝族发展迁徙的分布格局,氏族世系史,记述了彝族各部的分支,发展、开创基业及其政治、经济、文化和各部之间的亲缘关系、互相交往等方面的内容。不失为古老的民族文化、优秀的彝族古史典籍。《彝族源流》一书,以父子连名谱为线索,记录哎哺、尼能、什勺、慕靡、(武僰)、举偶(亦作格俄或根英)、六祖等六个时期的彝族历史,认为彝族起源于哎哺,由哎哺分支并先后占据彝族社会历史舞台的尼能、什勺、慕靡连接六祖、武 僰四大系统是彝族的族源主体,举偶(亦称额索)是彝族文字文化的代表与象征。从《彝族源流》所记载的内容上可以看出,彝族与古老的昆明、蜀、雟、叟、濮、哀牢、卢等族群有直接联系,在进入阶级社会后,又同古巴蜀国、古滇国、古夜郎国、古牂牁国、古朱提国的建立有关,至于建立罗殿国、罗施鬼国、南诏国、自杞国及以百“什数”的君长制政权,更是不言而喻的


内容

彝族源流记录了从米弥时代到着阿几堵时代的若干重要时代和700余 代的文子连名世系。这些时代是:吐米纪抽、米弥时代;骂沟底呔、影补时代;、吾兔底呔,采射时代;各兔底呔,树垛时代;果兔底呔,吼喊时代;咂兔底呔,尼 能时代;代兔博虐,实勺时代;舍兔珠射,举偶时代;着阿几堵,六祖之始。这些时代都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进化和变化过程。将这些时代连接起来即:米弥——影补 ——莱射——树垛——吼喊——尼能——实勺——举偶——六祖。其中影补、尼能、实勺、米摩、举偶、六祖是六个重要的六大时代。

据《彝族源流》和《物始纪略》等彝文文献记载,彝族社会先后经历了哎哺、妮能、实勺、米摩、举 偶、六祖六个前后相继的历史发展时代,总称“哎哺世系时代”。其清晰的一脉相承的父子连名谱系,以六祖之一的恒部后裔古侯支系什列氏族计算,自哎哺时代有 名有姓的祖名计,至公元二十纪世中叶,已有717代。如每代平均以25年计,已有17900年的悠久历史。

影补时代直译为形象,影子、天地、阴阳,原始等意义。影补初期,彝族先民尚处于蒙昧状态,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

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的“血缘家族”虽然已开始出现,但人们的婚姻关系基本上仍处于群婚制。哎哺时代中后期,原始的农业和畜牧业产生了。在原始农业中,彝族先民最早种植的农作物是荞子和稻谷;在原始畜牧业中,彝族先民最早驯养的动物是牛(而后是马、羊、猪)。 手工业有了一定发展,并开始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制造工具的专业人员“匠”开始出现,彝族社会进入了母系氏族社会,氏族首领即君长制已经产生。婚姻形式正由 群婚制向对偶制过渡。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交往的日益频繁,天文历法和文字应运而生,不仅出现了奢堵基那样的既通晓天文又广识地理的人,而且出现了论 制出了无数文字的够斯艺。影补氏族的许多部落的人们,都在“心里想知识,口里谈知识,手里写知识”。

尼能时代直译为青红。在漫长的谋生过程中,影补先民们在古老的云贵高原上,集中觅食,群体穴居、活动范围逐渐扩大,他们顺山脉、河流前行,到达气候适宜、食物丰富的四川盆地。聚居于今宜宾一带的哎哺人类尚青色,叫“尼

兹人”,集居于今成都一带的哎哺人类喜红色,叫作“能沽

人”,彝族将这个时期叫作“尼能”时代。

尼能时代的人类彝族先民处于原始社会的群婚阶段,“男的不知娶、女的不知嫁、知母不知父……”后来“尼能”群体的后裔把古宜宾、成都分别叫作“尼兹落姆”、“能沽落姆”即大城或大寨,直到今天,彝族口语、文学、文献中常常提到。

实 勺时代,是母权制兴盛的时代,是母系氏族社会时期,也是尼能母权制社会的延续和发展。实指尼能氏后裔实阿武、勺买遮为首的古人类群体。“尼能”先民在“男 愿人不兴、女愿人则兴”的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发展的过程中,由实阿武和勺买遮两氏族兴起了开亲,兴起了嫁娶,开始了彝族社会从原始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过渡,彝 族将这个时期称作实勺时代。

在这时期里,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有了金属冶炼,使用铜、铁器。同时,也有了丝织品,出现了生产丝织品中心(能沽)。此期间还有造船业的兴起,出现了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的部落,“苟阿娄、葛阿德”部族,“男的作战、女的管事,制矛造弓箭、铸剑和造刀,样样都精通”。这说明了,金属制品、丝帛制作都已有了较大的发展,并运用于生产生活中。

在实勺时期,“五行”的学说得到了发展,出现了原始宗教信仰,既有对日月星辰等大自然的崇拜,也有对动植物的崇拜,而最主要的是祖先崇拜的原始宗教。这些信仰逐步发展完善。兴起了请布摩念经荐灵的祭祀习俗,建立了“则溪”(仓)的社会政治制度,组成了君、臣、师、匠、民“五位一体”的部落统治阶层。

这个时代,是彝族母系社会的全盛时期,也是向父系氏

族过渡的时期。

举偶时代是父权制崛 起的时代。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男子在生产中和社会成员中地位的提高,改变了他们在氏族中的地位,同时也使他们产生了改变继承制度的意图。于是,原来以母 系氏族为中心的母权制被父权制逐步地取而代之。到彝族父权制先祖希米遮时,社会已完全进入了父系氏族时代。

希米遮是彝族父权制兴起的先祖。在史志音译中有希姆遮、希弥遮、孟逝等同音异写。

在中原纷起讨伐商纣王时,希米遮称雄于希姆古嘎(今陕西西安)一带,率领实勺部参与羌、氂、微、卢、彭、濮等各部助武王讨伐商纣王,周朝建立后,希米遮率领“前歌后舞”的实勺部南下,入居“邛之卤”(今凉山、川南、黔西北、滇东北、宜宾)等地。回到先民发祥地后,与原地未动的实勺人一起,发展成为崇拜龙、虎的卢鹿部族,成为后世历代彝族尊崇的父系一世祖。

在彝族的父系社会里,生产不断发展,剩余价值出现了,私有制也伴随着产生了,社会出现了等级、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同时也完成了婚姻关系中的礼仪和原始宗教中的礼俗。

“六祖时代,彝族称六祖为“切批”,即六个祖先。这是一个宗法奴隶制时代。这一时期,彝族社会进入了阶级,社会。笃米的六个儿子、尊从他的吩咐,分为三个联盟,向外拓土开疆,武乍为一,糯候为二,布默为三,各自向不同的方向迁徙,去开拓基业。

在六祖时期,彝族的婚姻联盟变成内婚制,社会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则溪”制度进一步完善,希部第46代孙俄索折怒王(又名祖摩阿纪)时代,他设置了九大“则溪”,这些“则溪”成了他统治的行政区域,加强了奴隶制的统治力量。在按宗亲分封土地的基础上,按地域划分设立的“则溪”和军事的组织建制,是当时的统治基层单位。并设有相应的官庄、骂裔、骂写、穆魁等等职官,实行“九扯九纵”官制。在祖摩(君长)的统领下,从事自身的职责。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六祖开创了两千余年的基业。

在六祖时期,彝族“祖摩”(君王)宗法奴隶制逐步完善。“祖摩,,译为君王、首领。有纪莫、苴穆、纪姆、慈莫等同音异写。这是彝族宗法地方政权君长。六祖时期,秦始皇统一中原后,默部穆阿齐六世武穆纠,在先世密喳拐(希米遮六世)的“濮与乌”地域崛起,承袭了六祖分支前的娄珠武后裔武氏和六祖武部的宗法权力,彝族称这一区域为“武米”和“液哪米”,汉文史称其境为“夜郎国”。汉武帝遣唐蒙入境设“群柯郡”后、纠阿诺的“液哪(夜郎)”宗法奴隶制地方势力从此衰落。

汉朝中央王朝被王莽篡夺后,西南彝族地区自然灾害和战事并起,王莽调兵遣将,驱兵佚20余 万,对西南“叟夷”进行六年多的征战,促成德布、德施东移,各君一方,形成了北盘江流域吐珠液君长,安顺一带的必拜来君长,威宁一带的俄索君长等等。勿阿 纳进入黔西北后,建立了“租、摩、布、构”四位一体的宗法奴隶制地方统治政权,以耕、牧为本,兴采矿、冶炼各业,建成南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中转落邑一一可乐 洛姆。

从公元一世纪到清康熙37年“改土归流”止,其间共1600多年,不知变革过多次的封号,但当时彝族不知其含义,只知“号凡六更,而于其国,历称祖摩(君长)不变”。

从哎哺、尼能、实 勺、米靡、举偶、六祖各个时期,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他是彝族人类历史从蒙昧时代走向了生产发展、经济繁荣、文化、礼俗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彝族先 民与大自然斗争,经历了艰苦的迁徙创业、融合,创立了自己独特的思想、文化、礼俗,他们的足迹遍及云贵高原,曾活动于川、甘、陕地区,足以说明彝族源于云 贵高原,对开发和发展祖国的大西南地区功不可没。与其他各民族一道,共同创造了祖国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文化

《彝族源流》原译本为五言诗体,这个译本出版发行后,出于不同的任务要求,又有三种版本发行,一种是《彝史精编》(彝文版),另一种是《中国彝史文献通考》(彝文版)第一集。作者编译的汉译散文读本属第四种版本。以娴熟的汉语文功底,发挥驾驭汉语文的技巧,使《彝族源流》新译本通俗易懂,为传承彝文巨著开辟了新途径。



*.夷、羌——从彝文考察彝族关系


摘要: 本文首先论述了彝族之“彝”与彝族古称“夷”的关系。通过彝文“夷”字与甲骨文“夷、羌”两字的对比,论证了作为中国古代族称的“夷”即“羌”,“羌”亦即“夷”;并提出中国历史上的“东夷、西戎( 羌)、华夏”及其后的“西南夷”,均源于中国史前生息于今金沙江南北的“古夷人”,是“古夷人”创造了金沙江文明。

正文: 彝族主要分布于祖国西南的滇、川、黔、桂四省区,据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人口为675多万。彝族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祖国大家庭成员之一,与各族人民在一起,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悠久而光辉的历史。对于彝族的族源,国内外学术界原来有东来说、西来( 外来)说、北来说、土著说等之争。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则主要有北来(氐羌)说与土著说两种不同的见解。对此,本文试图通过一些相关的彝文与古汉字比较,探讨并阐述彝族既不是纯粹的西北古羌人南迁而形成,也不是“极端土著论”的所谓元谋人的直系后裔。

一、彝与夷

彝族的自称或他称比较繁杂,特别是他称,在不同的地域及不同的历史时期,往往有着不同的指称。但其中“夷”之一称,从秦汉迄民国时期,多指或全指彝族;现今“彝”之称,则是解放以后,彝族人民都接受并统一固定的族称。由“夷”改“彝”,其因是从汉语语义学及训诂学角度考虑而为之。许慎《说文解字》说:“夷,平也,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夷”的原始义为“负弓之人”。在汉文献里先是指“东方之人”即东夷族群,《大戴礼?千乘》说:“东辟之民曰夷”,意即东方偏僻地方的人叫夷。东夷又有“九夷”之称,《尔雅?释地》说:“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注:“九夷在东”。疏引《后汉书?东夷传》说:“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同时“夷”又指九服的七服即“夷服”,相传古代天子所住京都外的地方,按远近分为九等,天子居所京都方千里为王畿,其外每隔五百里依次称为: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蓍服共九服。后来,将以中原华夏族为中心的其四方即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统称为“四夷”。《尚书?大禹谟》说:“无怠无荒,四夷来王。”这时的“四夷”之称,已是统治者对中原华夏族以外各族的一种蔑称。到了汉代,对西南少数民族总称为“西南夷”,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民族的形成,“夷”从多指彝语支民族逐步专指彝族

随着汉语言的发展和汉字字义的演变,“夷”在汉语中是个多义词,其中作为地域称谓,含有“荒僻”之意;作为人群称谓,则有“野蛮、不开化、落后”等意。所以在封建时代,彝族多被称“蛮夷、倮(裸)夷”等等。到了清代,自以为天下第一且又闭关自守的统治者,将外国人也称为“夷”。另外,“夷”还有“削平、诛锄” 之意,如“夷灭、夷为平地”等。而“诛锄”又称为“夷族”,是中国古代因一人犯死罪而诛灭其亲属的残酷刑罚制,如《唐律疏义》:“夷族,谓反逆罪及宗族”,“夷(诛)族”有夷三族、夷七族、夷九族之分,其中夷九族又称为“夷宗”,意为诛灭整个宗族。正因如此,“夷族”是绝对不能作为一个族称,特别是消除了民族歧视,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新中国民族大家庭中,“夷族”更不能作为其某个成员的族称。

彝族现今族称之“彝”,《说文解字》说:“彝,宗庙常器也,从糸糸綦也,艹持米器中宝也。”尽管“彝”在甲骨文中,从象形指事来看其原始义是指“被抓获而绑跪着的俘虏( 奴隶)”,但汉字字形字义的发展和演变,“彝”成了古代青铜器中礼器的通称即彝器,如《左传?襄》十九年:“且夫太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注:“彝,常也,谓钟鼎为宗庙之常器。”彝器又称为“尊彝”,宋代以后,则以古铜器中侈口圈足两耳者称为“彝”。又,古汉字“彝”与“夷”通,如《诗经?大雅?蒸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但《孟子?告子》之《注》引作“秉夷”;《尚书?洪范》:“是彝是训”;《史记?宗微子世家》则作:“是夷是训”,等等,证明了“彝”与“夷”通。

再是,从明代始,用字比较谨慎而对少数民族不过分歧视的个别文人,述及彝人或彝族时,就用“彝”而不用“夷”,如: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五《蒙化府》:“境内有摩察者,乃黑彝之别种也。传云:昔从细奴罗徙居此”。又《万历野获编》卷十:“是年( 明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明朝廷在贵州彝苗地区采木一万二千二百九十八根,共该价银一百另九万七千四百余两”等等。解放以后,在深入调查识别的基础上,考虑到如上述“夷”容易产生不良的歧义,中央建议用“彝”不用“夷”,通过彝族人民代表的协商,同意中央建议的统一族称即彝族。据传,毛泽东主席还曾根据“彝”字的结构形象地说过:大意为有房住( 彝字部首)、有饭(米)吃,有衣(糸)穿,两条腿走路,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前进。

二、彝文之“夷”与汉字之“夷”

诚如前述,彝族统一而字义非常好的族称“彝”,是从“夷”改为“彝”,其因仅是“夷”字在汉语中的多义而容易引起歧义而为之,但彝族事实上自古就自称为“夷人”。有人说,尽管彝族的自称繁多,却从来无人自称“夷”或者与“夷”同音的汉音自称,这是对彝语和彝文及汉字训诂的无知。现今在彝族繁多的自称中,仍有不少自称尼苏、聂苏、讷苏、乃苏(尼与聂为同音异写,讷、乃为“尼”的转音),这里的“苏”彝语义为“人”或“族”,“尼苏”即“夷人”。这有汉语训诂为证,如《汉书?地理志》越黯郡苏祈县有“尼江”,颜师古注说:“尼,古夷字”。

至于彝族为何自称繁多,这是大至当有两大成因:其一,古代夷人随着历史的发展,人口繁衍而分支、迁徙,分布地域越来越广,不同血缘、不同地域的群体,因图腾崇拜、自然物崇拜、祖先崇拜,曾居地和居住地的留恋等等原因,在“夷人”之下,又产生了新的各异的自称。其中,古代夷人在尚未分支四方迁徙前,当因崇拜黑虎,并视作图腾,而又有“罗罗”(虎族)之自豪的别称。又因图腾崇拜的是黑虎,加上古代夷人以黑为贵,所以同时又自视为高贵而自我别称为“黑人、黑族”即现今的“纳苏”。

古代夷人的分支、四方迁徙,有的氏族一直保留了古代夷人自称即“尼、聂、讷、乃”等;有的则保留了古代夷人自我别称“罗罗、纳苏”等;有的则如上述,放弃了古代夷人的共同自称或自我别称,而采用新的氏族自称。这种情况,当如滇东北一带彝族“纳苏”一样,纳苏人内部有若干氏族各有自称,如本姆颇(意为高山氏族,汉姓多为高、沙)、东颇(意为蜂氏族,汉姓多为钱、王)、阿麻颇(意为马缨花氏族、汉姓多李、杨)、阿罗颇(意为獐子氏族、汉姓多为张)、普德颇(“普德”为地名、汉姓多为朱、张)等等。因此,彝族纳苏人在不同场合的自称互有区别。如某场合彝族人较多或有别的自称的彝族人在场,就称说“阿事讷苏颇”(咱们彝族);如人数较少并都是纳苏人,则称说:“阿事纳苏颇”(咱们黑彝);如在场人多为本氏族人并话题是氏族事,称说为: “阿事某某颇(咱们某某氏族)。同时纳苏人也承认自己是“罗鲁颇”(彝语纳苏土语“罗”为虎;“鲁”为龙)意即“虎族”或“龙虎族”。在此还顺便提及,彝族自称“乃苏颇”者,翻译成汉语往往作“红彝”。其实,乃苏之“乃”为尼苏之“尼”的转音,以及讷苏之“讷”的微变音,指的仍是“夷”或“夷人”,不是彝语称“红色”为“乃”之“乃”而有所谓“红彝”。

彝族自称繁多的成因之二,是古代原不同的各族群,因自然、政治、战争等的原因,不断迁徙、分化、融合,直到民族形成以后,这种迁徙、分化、融合也从未停止。中华民族是个多元一体化的大整体,相应来说,彝族也在某种程度上是个多元的整体,即彝族是由古代夷人族群为主体,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先后融人了其他一些族群或民族。例如,古代西南有“百濮”,但“百濮”或“濮”后来消失了,这是“百濮”或“濮”分化融人其他民族中,也有不少融人了彝族

又如,汉代至明际以前,因政治等各种原因,中原有不少汉族人口迁入西南,但后来大部分融人了西南各少数民族,其中融人彝族的更是不少。每个民族在有其他民族融入的同时,亦有分化出去融人其他民族的,明代因在西南军屯、民屯,中原大量汉族人口迁入,此后有汉族融入彝族。亦也有彝族融入汉族,现今有些彝族追述家谱,说祖上是从“南京应天府大坝柳树湾”迁来的,这种说法当有两种情况:其一,因民族歧视,有些彝族改变家谱,以抬高自家“身世”。其二,有些彝族的祖上是真的中原汉族融人了彝族。再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民族政策得进一步正确贯彻,各民族达到真正意义上的一律平等。仅在楚雄州,即有不少汉族家庭追宗溯祖,承认自己祖上是彝族或其他少数民族。因此要求或办理了将族别由汉族改为彝族或其他少数民族。这说明了民族的分化和融合,是从古至今从来没有停止过的。

彝族不但有自己的语言,而且保留有起源时代古老的传统文字。此前笔者通过大量比较研究,发表多篇论文论证了中国诸多民族文字中,唯汉字和彝文是真正意义上的方块音节表意文字(借汉字通过变异的诸如西夏文、壮文、白文等民族文字仍旧归人汉字体系),且为同源异流而不同体系的两种民族文字。这两种同源异流的文字其完全分流的时间当在汉古文字即甲骨文形成之前较早的时代,汉文字体系发展到了甲骨文时代即殷商时代,古彝文与甲骨文尚存在许多明显的相似点,其中古代彝族自称的古彝文“夷”与汉古文字“夷”就是一例。

彝族分布地域为大分散、小聚居,又彝语分为互有差异的六大方言及若干土语,作为记录彝语工具的彝文,自然不可避免地,随地域及方言土语的差异而产生互为变异的不同“流派”,其中仅“彝族”之彝文,即各地有异。经对比厘定,如下写法应为原始且正统:

古濮人、古夷人和古羌人关系考

古彝文之“彝族”(参图一)两字是象形字,第一个字中间竖折折一笔是“人”,其上半圆加一竖是“弓箭”或“弓”;第二个字中间竖折折一笔是“人”身,左右两笔(八)为人之左右“手”。1996年,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汉学系教授罗志德先生来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访问,交流学术,其间他希望能得到几个彝文,笔者书“彝族”两个彝文赠与他,题为“从远古走来的彝族”(参图二)。因考虑到既是一个民族,当有男有女,且彝族有丰富传统文化,能歌善舞,所以稍作“象形”一点,第一个“彝”(夷)字是一男人在“弯弓射箭”或“持着弓箭”;第二个“人”字为较现代的“歌舞彝女”。

总之,古彝文之“彝”(夷)字是个非常形象、逼真的“弯弓射箭之人”或“负弓之人”;而且彝文“夷”字从其创制之初迄今,均只有“弯弓射箭之人”或“负弓之人”的人称一义,并无衍生的第二义或多义。现在,再来看汉古文字中的“夷”字:

古濮人、古夷人和古羌人关系考

汉古文字即甲骨文,金文中的“夷”字变体字较多。但从其象形、指意来看,不外乎有以上五种形态:

A字上部既表“人”之上半身,又表“弯弓射箭”,下部是表“人”之脚部。

B字在甲骨文中为“尸”字,但在甲骨文与金文中,“尸”与“夷”通用。在殷商末期,夷方是其强大的敌人之一,经常有征战。根据甲骨文研究资料,其中多次有“王正(征)尸方”的记录,所以“尸方”即指“夷方”

C字在甲骨文中为“人”字,同样,在甲骨文中又“人”与“夷”通用,甲骨文中也有征伐“人方”的资料。“人方”亦即“夷方”。

D字是金文,其中部“弓形”已演变为今汉字“弓”的反写,中间首带箭头,尾分叉部分是既表“矢在弓上”,又表人站立的两脚,整个字意指“站立射箭之人”。

E字为许慎《说文解字》中的金文,其中部已是现今汉字的“弓”字,其余部则“从大从弓”的“大”字。在甲骨文中“人”与“大”通用,这是一则“天地之间人为大”、二则一个人将双手平伸,双脚分开站立,即是一个活写的“大”字。这正如《说文通训定声》所说: “夷,东方之人也。东方夷人好战,好猎,故字从大持弓。会意,大人也”。所以(图E字)金文意指“负弓之人”即现今汉字的“夷”字。

通过以上的比较,彝文之“夷”与汉字之“夷”的原始义都是指的“射弓之人”或“负弓之人”,且两字从象形、指事来说都相同。彝、汉文字同源异流,汉字体系发展到甲骨文时代,毕竟因发展演变,已与更多地保留着原始面貌的古彝文有了较大的变异,由此也说明了彝族历史及彝文起源历史的悠久。

三、夷与羌

在汉文献里,特别是秦汉以前的文献里,“夷”指的是东夷族群,如《周礼?夏官?职方氏》:“辨其帮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民”。注说:“东方曰夷”。《礼记?王制》:“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前引《大藏礼?千乘》:“东辟之民曰夷”。《国语?鲁语》:“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三国韦昭注说:“九夷,东夷九国也。”《说文》:“夷,东方之人也。”《后汉书?东夷传》:“东方曰夷,夷有九种。”同书又说:“今东夷率皆土著”,等等。至于古代活动在今山东、苏北地区的东夷族群来源,学术界有几种不同的见解:

其一,认为东夷是山东地区的土著,在旧石器时代即活动于斯,特别是新石器时代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遗址,即是古代东夷族群的文化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