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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国家、婚姻、金钱的未来社会(2)

已有 907 次阅读2012-2-23 03:17 |个人分类:学术研究|系统分类:杂谈分享到微信

              没有国家、婚姻、金钱的未来社会

               ——“蔚蓝国度”与马克思理论相似之处(2)

                                                     包海山

                                                   二、国家

           每个人都应该热爱自己的家乡、自己的祖国,但是把家乡、祖国看作是地球自然村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能彼此割裂。台湾诗人卜衮先生的《界》云:“心好比被刀割划着/心好比被撕裂割划着/地球是完整的被天制造的/不过,人以其小小的心/将地球小块小块地界出自己的世界”。人们能够冲破自己内心的封闭与束缚,就能够看到一个彼此联系、相互包容的大千世界。列夫·托尔斯泰认为艺术的使命是促进人类友爱与联合。他说:“只把某些人联合起来,这样的联合正好把这些人和其他人隔开,因此这种局部的联合往往不仅是使人不团结的根由,而且是使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怀有敌意的根由。一切爱国主义的艺术便是这样的,例如国歌、爱国诗歌、纪念像等”。无论是艺术创作还是理论研究,都应该超越各种狭隘心理,为共同创造人类未来统一的和谐社会而努力。

           在人类初始阶段没有国家,在未来和谐的地球自然村也不会有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国家是在利益冲突中统治集团“欲取天下”的变态畸形产物。恩格斯指出:“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任何事物都是分为不同层次、不同阶段的发展过程。例如生产资料,相对于个人占有,国家占有就是公有制;而相对于全社会共同占有,国家占有就是私有制。而且,“官僚机构掌握了国家,掌握了社会的唯灵论实质:这是它的私有财产”。马克思说:“就单个的官僚来说,国家的目的变成了他的个人目的,变成了他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手段。”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各种利益冲突不一样,所以国家的职能也不一样。马克思认为,“在亚洲,国家既是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而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在这里,国家就是最高的地主。在这里,主权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随着资本、劳动、土地(自然资源)成为“经济三位一体”,国家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而从“最高的地主”变成“真正的总资本家”。马克思说:“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从十分荒谬地成为所有者到像好家长那样科学地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这需要不断提高全民综合素质,不断改进社会管理机制,逐渐消除统治集团和生产集团的利益冲突。

         《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副社长吴思在《血酬史观——中国历史的分析框架》的演讲中,把暴力集团和生产集团看作两个物种。生产集团,例如农民、工人、组织生产的大小老板,比较像植物,属于自养物种。暴力集团,例如土匪、军阀、打天下坐江山的皇帝贵族,比较像动物,属于他养物种。一个搞生产,自养;一个吃别人,他养。两个物种之间存在着博弈关系,类似食草动物和食肉动物之间的羊和狼的关系。食草动物兴旺了,食肉动物也会兴旺起来。食肉动物吃过头了,食草动物生长繁殖供不上了,双方都要衰落。如此循环往复。他提出,“血酬”是暴力掠夺的收益。“法酬”是“血酬”的升华、变形、提高、升级版。法酬之中包含了自我约束,也包含了对对方的尊重。法酬等于税收总额减去公共开支的剩余部分,是包括贪污部分在内的用于暴力集团的收益。他用“老子曲线”,来描述暴力集团的法酬与生产集团的自由度之间的关系,即法酬随着自由度的变化而改变的一种函数关系。

                                      老子曲线之启发

       由此曲线可以看出,法酬首先随着自由度(变量)的增大而增大,达到最大值后随着自由度(变量)的增大而减小,法酬随着自由度(变量)的增大最终变为零。

       对于统治者与社会大众之间的关系,老子云:“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与此相对应,我们把“老子曲线”中,把法酬随着自由度的增大而增大的社会,分别理解为令人“侮之”的统治型社会、“畏之”的管理型社会;而把法酬随着自由度的增大而减小的社会,分别理解为令人“亲而誉之”的服务型社会、“不知有之”的自正社会。 这与《蔚蓝国度》中所讲的利益智慧、文明智慧、环境智慧、宇宙智慧这四个层次的人生智慧即红色、黄色、绿色、蓝色四种智慧相同。

            1、靠刀枪出政权、维护政权就是统治型社会,靠的是红色智慧。对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统治型社会,马克思说:“只要村庄保持完整,他们就不问村庄隶属于什么权力,或受哪一个君主统治”;“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都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统治型社会违背自然法则,主要靠武装力量、政治权利、个人意志来维护。马克思说:“政治的原则就是意志”;“政治理智”“越是成熟”,“它就越相信意志是万能的,就越分不清意志的自然界限和精神界限,因而也就越不能发现社会疾苦的根源”。于是靠高压来维稳,靠税收来增加“血酬”,其结果如老子所云:“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而统治集团自身则“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金玉满堂, 莫之能守。 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状洪认为,“红色智慧”是源于欲望、利益的智慧,它循着基本人性的要求,争夺生存空间和控制财富权利。这种智慧的内容是你死我活的争斗,沾满血腥,表现为硝烟弥漫的战场和竞争激烈的商场,具有极端的残酷性。红色智慧的显著特点是自作聪明、自以为是,人们虚伪而多忌讳、胆怯而多利器、投机而多伎巧。结果像老子所说的:“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在现代商品社会,“红色智慧”主要表现为残酷竞争和贪婪赚钱,而竞争和赚钱从根本上败坏着人类道德的水准和心灵的纯洁。就像恩格斯所说的:“正是由于利害关系的共同性,所以在这种共同的利益关系的敌对状态中,人类目前状况的不道德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竞争就是顶点”;对现代人来说,“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在这种贪得无厌和利欲熏心的情况下,人的心灵的任何活动都不可能是清白的”。

       2、就像“法酬”是“血酬”的升华一样,管理型社会是统治型社会的升华,是吴思所说的“管家主义”社会,靠的是黄色智慧。在管理型社会,统治集团依然是“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老子云:“智慧出,有大伪”;“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统治集团为了追求更多“法酬”所出的“智慧”、所滋彰的“法令”,有很大的虚伪性和欺骗性。表现在政治层面上,如马克思所言:“政治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

      庄洪认为,“黄色智慧”是源于公理、文明的智慧,它从专制到民主,从愚昧到科学,由纯朴到奢华。文明社会源于智慧,同时在消耗智慧并且可能毁于智慧。如恩格斯所言: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所有这些人愈是聚集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每一个在追逐私人利益时的这种可怕的冷淡,这种不近人情的独僻愈是使人难堪,愈是可恨。每一个人的这种孤僻、这种目光短浅的利己主义是我们现代社会的基本的和普遍的原则。

     3、服务型社会的显著特点是“法酬”随着自由度的增大而减小,领导阶层的利益与社会大众的利益逐渐趋于相同,基本能够做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从管理向服务转型升级,不仅需要思想观念的转变,更需要综合能力的提高。老子云:“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意思是说,圣人不去积蓄财富,他总是尽力帮助别人,结果使自己可以帮助别人的能力越来越大;他总是尽量给予别人财富,结果使自己可以给予别人的财富越来越多。天之道,是造福万物而不为害;圣人之道,是只管成就事业而不去争夺果实。

     庄洪认为,“绿色智慧”是源于和谐社会和自然环境的智慧,它促使人们循着和谐发展之路,从对自然的索取破坏转向关爱维护。恩格斯说:“我们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都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特别是从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就愈来愈能够认识到,因而也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通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但是这种事情发生的愈多,人们愈会重新地不仅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能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一致的智慧,就是绿色智慧。对于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来说,绿色智慧就是以文化经济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时代的智慧,它主要表现为能够根据自然法则,来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构建全新的绿色劳动价值评判体系,并通过改变资本的基础、实质、分配机制、运作方式等手段,来科学地应用资本的运作规律发展全人类共同的高级智慧。

     4、自正社会无需“法酬”,其基本原则是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云:“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没有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人们共同遵循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在自然法则面前人人平等,才能天下自正。

          庄洪认为,智慧源于人类对自然和谐状态的追求,源于对自然规律的探索,人类形成同自然和谐相生的局面才是智慧的更高层次。到了更高的层次,人的智慧就同自然规律融为一体,智慧就是自然,自然就是智慧,处处有天然之美,美中有智慧之趣。最终,只有无边无际的宇宙才是智慧的方向和归属,只有源于天道的“蓝色智慧”才是智慧的最高境界!

         从红色智慧的统治型社会、黄色智慧的管理型社会到绿色智慧的服务型社会、蓝色智慧的自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国家形式将在绿色智慧的服务型社会开始逐渐消亡。恩格斯指出:“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其主要原因,是“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产生”,“公共职能就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真正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

              对国家消失的发展阶段,恩格斯讲得很清楚:“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和消失。”那么,能够使国家自行解体和消失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列宁也曾坦言:“生产力将怎样迅速向前发展,将怎样迅速发展到打破分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把劳动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这都是我们所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的,只能作为悬案,因为现在还没有可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材料。”可见,建立在连自己也没有搞清楚的“悬案”基础之上的所谓社会主义,其实并不是社会主义,因此它的解体和失败也不是社会主义的解体和失败。就像德国著名学者哈贝马斯所说的:东欧剧变和苏联变化,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所失败的只是“苏联模式的所谓社会主义”。应该说,前苏联的解体,只是一个政治泡沫的自然消失,只是一个历史误会的客观更正。如今,俄罗斯人民选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市场经济,这决不是背判,而是客观公正地纠正错误,推动新的历史发展,当然会受到世人的尊敬。

       至于对中国曾经的所谓农业社会主义,刘少奇认为这是“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邓小平认为,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完全违背客观实际情况,头脑发热,想超高速发展,结果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灾难。由此可见,如果把这种违背观律带来灾难的社会经济发展方式也说成是社会主义,那是对社会主义本身的最大亵渎。因此,邓小平明确指出:“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而中国就一穷二白。我们只有非常清楚地理解这一切,才会明白,现在逐渐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一体化,不是我们从更高一级的生产方式复辟了,倒退了,而是原本就落后的太多,是通过改革开放才加快了发展步伐,现在是先进发达的世界接纳了贫穷落后但发展很快的我们。也只有非常清楚地理解了这一切,我们才能以坦荡的胸怀包容各种生产方式,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和清晰明确的思维,共同探索创建以文化经济为基础的人类共同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社会主义是与资本主义相对而言的,因此我们只有清楚资本主义才能理解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是对资本而言的,即因为社会上存在着资本,所以叫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应用资本的运作规律具有“盲目性”和“科学性”的不同,我们把应用资本的运作规律来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全部现代社会,划分为盲目资本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两个不同的历史自然发展阶段。对“全部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过程,一是根据拥有、管理以及执行资本职能者的身份和构成不同,我们把全部现代社会划分为个体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资本主义三个不同的历史自然发展阶段;二是根据应用资本的运作规律具有“盲目性”和“科学性”的不同,我们把全部现代社会划分为盲目资本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两个不同的历史自然发展阶段。综合两方面的因素来看,我们把资本属于个体占有的个体资本主义、资本属于国家占有的国家资本主义,称为资本主义;而资本属于全社会共同拥有的社会资本主义,即超越国家形式的整个人类共同“科学”地运用资本的运作规律来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的“社会”资本“主义”,简称科学社会主义。

           在个体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不同的历史自然发展阶段中,国家资本主义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那么,什么是国家资本主义?1949年9月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该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等。1953年,毛泽东在《关于国家资本主义》中也明确指出: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

       我们曾误以为,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就是社会主义;其实,那只是国家资本主义而已。恩格斯指出:“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在股份公司的场合,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倒了顶点。但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生产力归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我们认为,解决国家与国民之间的矛盾冲突的手段和线索,就是使社会资本的高度集中在各个国家之内达到极限,使社会资本冲破和超越国家形式,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始自由整合并高度集中,资本作为一种集中的社会力量能够促进国家形式的解体,最终全人类共同促进社会资本的高度集中达到极限,使资本关系自然消失,把劳动力从商品地位解放出来。在这种发展过程中,随着国家资本主义的消失,“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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