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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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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的现实意义
包海山
南开大学李庆诚教授在中文版《奇点临近》一书的“译者序”中说：“当人们看到太多相同的时候，也许我们很无知；当人们看到太多不同的时候，也许我们视野不够大；当人们同时看到不同和相同的时候，也许这恰是我们的智慧原点。”
对于地方学研究来说，如果只是局限于某个地方，停留在收集整理资料的层面上，人们看到太多相同的东西泛泛而论，研究成果基本上是各自独立、相互拼凑的论文汇编，那么也许我们还很无知；如果能够开展不同地方文化之间的平行和比较研究，是一大进步，但是人们仅仅看到太多不同的时候，那么也许我们视野还不够大；如果在特定地方文化的微观与综合研究基础上，能够走得进来、飞得出去，即飞出地方看地方，将特定地方当作鸟瞰的对象，通过跨地域、跨时空、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同时看到不同和相同并且看到一体化发展的内在本质规律的时候，也许这恰是我们的智慧原点。
在鄂尔多斯学研究会2014年工作要点中，奇朝鲁会长果断决定把“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比较研究”作为具有创新意义的重点课题之一的时候，我眼前一亮的感觉，内心深处感到一种震撼。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鄂尔多斯学研究将会发生质的变化，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真正意义上的一体化发展就此开始了，鄂尔多斯学研究将会具有自我修复、自我完善、自主发展的内在生命活力。
一、比较研究的必要性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性
文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也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机结合的统一体。恩格斯指出：“人和自然都服从同样的规律。强力和自由是同一的”；“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而“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说到底，人本身作为自然界的产物，人和自然同样服从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唯一的客观规律，因此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最终会一体化协调发展，并且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存，这是必然的。
最终必然会一体化协调发展的科学文化是一个有机整体，因此无论从哪里切入，只要认识到内在本质，就能够看到“从物理到化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到社会学”的任何一处都不能打断的连续链条。它被分解为哲学、教育、科技、经济、社会、历史、民俗、文化、生态等等“单独的整体，不是取决于事物本身，而是取决于人们认识能力的局限性”。随着人类个体生物智能的提高，特别是通过计算机和互联网等手段使人类联合起来的非生物智能按几何级数发展，人类认识、改变、顺应、融入自然界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以人为本，控制世界，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能力；而回归自然，遵循规律，则是更高境界的思维方式和认知能力。在自然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演化过程中，看到万物的力量，认识到“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就会以人为本，企图控制世界；而一旦达到更高的境界，意识到作为万物本原的“道”的巨大能量，意识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会回归自然，遵循规律。对这个转折点，可以理解为是“奇点”，或者理解为“失控”即人类主观意志的控制欲和控制力的逐渐消失，回归人的自然天性。
美国奇点大学校长雷·库兹韦尔在《奇点临近》中认为：人类创造技术的节奏正在加快，技术的力量也正以指数级的速度在增长。同时，计算机智能应用也在逐渐拓宽。在未来几十年，基于信息的技术将会容纳人类所有的知识和技能，甚至包含识别模式的能力、解决问题的技巧，以及人类大脑中的情感与道德。奇点将代表我们的生物思想与现存技术融合的顶点，它将导致人类超越自身的生物局限性，使我们将获得超越命运的力量。我们将充分理解人类的思想并极大限度地拓展思想的外延。人类智能中的非生物部分将无限超越生物智能部分，非生物智能部分将占主导地位。
与上述基本原理相同，美国《连线》杂志创始主编凯恩·凯利在《失控——全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结局》中认为：自然的野性是我们深刻认识活系统的主要信息来源。从这些特殊的大系统中，我提取出一套适用于所有大型活系统的统一原则，称之为“神律”。这套神律是所有自我维持和自我完善系统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则。人类在创造复杂机械的进程中，一次又一次地回归自然去寻求指引。因此自然绝不仅仅是一个储量丰富的生物基因库，而且还是一个“文化基因库”，是一个创意工厂。人造世界就像天然世界一样，很快就会具有自治力，也随之失去我们的控制。但在我看来，这却是个最美妙的结局。
人法天地，道法自然。人类不再企图战胜和控制自然，而是顺应和回归自然，这就是全人类最终最美妙的命运和结局，也是人类不断发现、认识、转化和体现自然法则巨大能量的科学文化发展的必然。凯恩·凯利在《科技想要什么》中，把数量庞大的发明创造统称为文化。他说：文化包括迄今为止所有被发明出来的科技和这些科技的产物，以及我们的集体思维产生的其他任何东西。当有人提及“文化”时，如果他所指的不仅是当地的民族文化，而且包含人类的整体文化，那么这个词汇所指的就非常贴近我一直在讨论的科技涵盖的广阔范围。
当我们明确了人类集体思维和整体文化的概念，并且意识到科学文化一体化发展的必然性，也就会清楚不同文化比较研究的必要性。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而他们的相同即“含义与作用”、“生命活力”、“内在灵魂”，就是探索和遵循自然法则。鄂尔多斯学研究能不能具有生命活力，能不能融入人类科学文化一体化发展的整个系统中，最终取决于能不能探索和遵循不受任何地域局限、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
二、穿越时空、自成体系的科学文化与个体之间的关系
科学技术的发展，主要源于对客观存在的自然界的各种定律的发现和应用。凯恩·凯利在《科技想要什么》中认为，正如思维必须遵循认知规律及支配生命和自组织的定律一样，技术元素也必须服从思维、生命和自组织——包括人脑——的定律。技术元素包括人类发明所具有的“繁殖”动力，这种动力促进新工具的制作和新的科技发明，鼓励不同技术进行沟通以实现自我改进。这个系统开始具备某种自主性。我越深入了解科技发明的整个系统，就越意识到它的强大和自我繁殖能力。无论生命的定义是什么，其本质都不在于DNA、机体组织或肉体这样的物质，而在于看不见的能量和物质形式中包含的信息。同样，随着科技的物质面罩被揭开，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内核也是观念和信息。生命和科技似乎都是非物质的信息流为基础的。
如果我们把穿越时空、自成体系、自我繁殖的人类科学文化，看作是一个具有内在生命活力的有机整体，那么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层次、不同角度认识和应用各种定律的个体生命，就是融入和支撑人类科学文化有机整体的具有内在生命力的活细胞。当文化能够正确反映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时，人的文化灵魂便与“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自然规律融为一体，具有了长久的生命活力。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老子“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庄子“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者为友”是可以理解的。
同样的宇宙体及其运行法则，可以用直觉来感悟，也可以用理智来推理。郭沫若说：“诗人与哲学家的共通点是在同以宇宙体为对象，以透视万事万物的核心为天职；只是诗人的利器是纯粹的直观，哲学家的利器更多一种精密的推理。”。无论是诗歌还是哲学，只要以宇宙体为对象，以透视万事万物的核心为天职，都会融入人类科学文化体系而具有长久的生命活力。例如程颢在《偶成》中诗云：“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李白在《日出入行》中诗云：“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朱熹《泛舟》诗云：“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这是纯粹直观的诗歌，也是经得起精密推理的哲理。
以透视万事万物的核心为天职是凝聚智慧的内在动力，道法自然是人类科学文化一体化发展的引力中心。老子云： “执大象，天下往”；马克思说：“合乎真理的探讨就是扩展了的真理，这种真理的各个分散环节最终都相互结合在一起”。大象、真理如磁石，对天下往、把各个分散环节最终都相互结合在一起的过程，柏拉图说得很形象：“磁石不仅能吸引铁环本身，而且把吸引力传给那些铁环，使他们也像磁石一样，能吸引其它铁环”；磁石“首先给人灵感，得到这些灵感的人们又把它传递给旁人，让旁人接上他们，悬成一条锁链”。
人类科学文化一体化发展是必然的，但是由于人们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和心胸视野的狭隘性，会围城自封、制造壁垒。台湾诗人卜衮在《界》中诗云：“心好比被刀割划着/心好比被撕裂割划着/地球是完整的被天制造的/不过，人以其小小的心/将地球小块小块地界出自己的世界”。列夫·托尔斯泰也说：“只把某些人联合起来，这样的联合正好把这些人和其他人隔开，因此这种局部的联合往往不仅是使人不团结的根由，而且是使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怀有敌意的根由。一切爱国主义的艺术便是这样的，例如国歌、爱国诗歌、纪念像等”。
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而人类原本共同生存在一个地球自然村。成吉思汗在促进“全球化”时说，“你的心胸有多宽广，你的战马就能驰骋多远”。现在我们促进和融入人类科学文化一体化发展，也需要这种心胸、智慧和勇气。从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来看，鄂尔多斯三面黄河环绕，南面“一堵墙”万里长城阻隔，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独立的自然单元；而中间秦直道穿过，形成了南北通道。秦长城和秦直道构成了大秦帝国的丁字形防御体系，有人形象地比喻为盾和矛的关系，也有人比喻为弓和箭的关系。总之，大秦帝国的丁字形防御体系的结合点在鄂尔多斯，矛盾的焦点和弓箭的射点也首先在鄂尔多斯，所以历代鄂尔多斯人对长城和秦直道的感触应该是最为独特的。
“长城内外皆故乡”。然而遗憾的是，曾经在故乡土地上修筑了一道隔离墙，一家人之间挥动起矛、盾和弓、箭。从心理模式和精神状态来看，万里长城是自封意识与开放意识的分界线。小农自封意识注重的是上尊下卑，对内集权专制，对外围城自封，缺少科学精神。唐代诗人陈陶在《续古》中诗曰：“秦家无庙略，遮虏续长城。万姓陇头死，中原荆棘生。”常建《塞下曲》诗云：“北海阴风动地来，明君祠上御龙堆。髑髅皆是长城卒，日幕沙场飞作灰。”鲁迅在《长城》一文中说：其实，从来不过徒然役死许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尝挡得住。我总觉得周围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联为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何时才不给长城添新砖呢？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
在充满开放意识的人们看来，中华民族的屈辱历史早已结束，胆小怕事围城自封的狭隘心理早该改变。我们根本没有必要用奴性的心态，去塑造围城自封、自我树敌、挨打受气、冒着敌人炮火前进的可怜模样的心理模式，而是用我们全体中国人民的卓越智慧和豪迈气慨，去营造自由民主、和平友好以及充满鲜花和掌声的和谐的国际社会氛围。因此，我们愿化干戈为玉帛，在内心深处里把用来御敌的万里长城，化作迎接远方宾客的一条圣洁的哈达——在无形的变换升华中，举重若轻，充满自信——这是鄂尔多斯人所特有的一种境界和神态。
或许只有具备这种具有生命活力的文化根基，具备这种与时俱进的境界和神态，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作为一个地方学研究团体，才能够把“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比较研究”作为具有创新意义的重点课题之一，并以此为基础来促进和融入人类科学文化一体化发展。
三、凝聚智慧、几何级数发展的科学文化在不同地域发挥的作用
穿越时空、凝聚智慧、几何级数发展的科学文化，具有自我补充、自我修复、自我繁殖、自我协调的生命活力而一体化协调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人类科学文化的一体化发展中，看我们能够做什么，看我们的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能不能融入人类一体化发展的科学文化体系并且占有一席之地；二是看人类一体化发展的科学文化能够发挥什么作用，看我们怎样应用它的巨大能量来推动和引领鄂尔多斯全面协调和谐发展。当然，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彼此促进的关系。
科学文化的创造和应用的整个系统和全过程，都是围绕定律形成和进行的。科学文化的发展，就是发现、认识和应用各种定律的过程。一方面，通过观察各种现象和事实，归纳和推理出定律和理论，包括在前人发现和创造的定律和理论基础上进行比较研究，认识和创造新的定律和理论。另一方面，解释和演绎定律和理论，根据定律和理论来预见、推测事物和现象将会发生的新的变化。
英国著名学者A.F.查尔默斯，在《科学究竟是什么》一书中谈到“为什么世界应当遵循规律”时认为：一旦在对物质系统的表征中使用诸如倾向、趋势、能动力量和能力这样的概念，那就可以把自然规律理解为是对倾向、趋势、能动力量或能力的表征。以这种方式解释规律，就不必再期望规律去描述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的结果，因为所发生的那些事情典型地都是一些倾向、趋势、能动力量或能力以某种复杂的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原因与规律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正是特殊事项所具有的能动力量和能力以及特殊事项相互作用的效力，迫使那些特殊事项按照规律活动。有规律的活动是由有效的因果作用引起的。这种观点从一开始就承认所有科学实践所隐含的意义，即自然是能动的。它阐明了什么使得系统按照规律活动，而且它以一种自然的方式把规律与因果作用联系在一起。
从倾向、趋势、能动力量或能力以某种复杂的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来看，人类科学文化总量翻一番的时间，从几千年、几百年向几个月、几十天方向发展。恩格斯说：“自然界用了亿万年的时间才产生了具有意识的生物，而现在这些具有意识的生物只用几千年的时间就能够有意识地组织共同的活动；不仅意识到自己作为个体的行动，而且也意识到自己作为群众的行动，共同活动，一起去争取实现预定的共同目标。”
科学文化按几何级数发展，不仅得益于人类生物机能的进化，不仅得益于科学文化能够世代积累，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得益于人类能够有意识地组织共同的活动，使形成科学文化的内在组织结构发生系统性变化。凯恩·凯利认为：变化本身是可以结构化的。当多个复杂系统构建成一个特大系统的时候，每个系统就开始影响直至最终改变其他系统的组织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使系统产生变化的规则，自身也产生了变化。当科技被生物激活之后，我们就得到了能够适应、学习和进化的人工制品；而当我们的技术能够适应、学习和进化之后，我们就拥有了一个崭新的生物文明。工业时代的标志是机械设计能力的登峰造极；而新生物文明的标志则是使设计再次回归自然，将工程技术和不羁的自然融合在一起。在即将到来的新生物时代，所有我们所依赖和担心的事物，都将具有更多天生的属性，并使之接受它那不断进化、常变常新且不受我们掌控的进程安排。
对这种发展趋势，我们是可以理解和预见的。在存在资本关系的历史条件下，科学文化可以成为起决定性作用的第一生产力，而且将会成为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本主体。那么，当人类非生物智能自我“繁殖”的科学文化的数量和质量，远远超过人类生物智能创造的科学文化的时候，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以及整体现代政治经济学将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据有关专家估算，到2030年全球能源需求将达到现在的两倍，增加的能源需求很可能由纳米级的太阳能、风能及地热能提供；而运算和通信的性价比将很可能以亿倍的系数增长，其他技术在性能和效率上也会大幅增长。也就是说，对于鄂尔多斯这样的所谓能源之都来说，在未来十几年的时间，就将会使经济基础、产业结构、发展模式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会成为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必须面对的最现实的问题，也是我们现在开始集成创新的主要内容。
科学文化的发展，促进人的自然天性的回归，劳动苦力的减少。恩格斯指出：“资本在日益增加，劳动力在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科学又日益使自然力服从于人类。这种无穷无尽的生产能力，一旦被自觉地用来为大众造福，人类所肩负的劳动就会很快地减少到最低限度。”随着科学文化的迅速发展以及人类所肩负的劳动很快减少，按劳报酬的原理将会改变为按需分配的原理。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共产主义的最重要的不同于一切反动的社会主义的原则之一，就是下面这个以研究人的本性为基础的实际信念，即人们的头脑和智力的差别，根本不应引起胃和肉体需要的差别；由此可见，‘按能力计报酬’这个以我们目前的制度为基础的不正确的原理应当——因为这个原理是仅就狭义的消费而言——变为‘按需分配’这样一个原理，换句话说：活动上、劳动上的差别不会引起在占有和消费方面的任何不平等，任何特仅。”
对“‘按需分配”的社会充满期待，对“研究人的本性为基础的实际信念”的理论创新充满激情。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不同时代不同地域思想文化的比较研究”课题组，2014年上半年完成3个专题研究：一、“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比较研究”，包括老子道学的含义与作用；成吉思汗文化的生命活力；马克思理论的内在灵魂；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的现实意义；在资本产生、发展和消亡过程中发挥不同作用等5篇文章，2月完成初稿。二、“《资本论》与重新‘论资本’——价值转移、追加价值以及创造新的价值研究”；三、以金融思维来思考证券市场的改革，重点是证券公司怎样从赚取股民的钱向赚取上市公司的钱转型的内在规律研究。前一个专题侧重于比较研究，后两个专题侧重于集成创新。一方面，“不谋全局，不足以谋一域”；另一方面，如网友在互联网上所理解和鼓励的： “策应一隅，足见奇谋”。
作者：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副会长、“不同时代不同地域思想文化的比较研究”课题组负责人、《鄂尔多斯学研究》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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