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认为，“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而“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由此可见，资本的基础是竞争。

     那么，作为资本基础的竞争是什么？恩格斯说：“竞争最充分地反映了流行在现代市民社会中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是由“目光短浅的利己主义是我们现代社会的基本的和普遍的原则”所决定的。说到底，现代社会存在着身份、地位、利益的差别和对立，人们才会通过竞争来改变社会地位、满足自身利益。“正是由于利害关系的共同性，所以在这种共同的利害关系的敌对状态中，人类目前状况的不道德，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竞争就是顶点”。这不是要不要竞争的问题，而是看是否还存在利益对立的问题；只要利益对立，竞争是必然的。因此马克思指出：“自由竞争是私有制最后的、最高的、最发达的存在形式。因此一切以保存私有制为前提同时反对自由竞争的措施，都是反动的，都有恢复私有制的低级发展阶级的趋势。”

      我们在末端反对竞争，倒不如在源头找到和促成更多利益的一致性，并使人们普遍意识到利益的一致性，从而使竞争意识淡化并最终自然消失。竞争可以提高创造力，而合作可以提高更大的创造力。在各种利益冲突中，或许很难为了提高创造力从竞争转向合作，但可以从“提高核心竞争力”，向既不排斥竞争但更需要合作的“提高核心创造力”转型。随着这种人们的思维方式、道德修养和人生境界的改变，就会从根本上改变资本的基础。

      相对而言，物质形态的产品具有独占性、排他性、消耗性、竞争性，而信息形态的文化产品具有共享性、包容性、传承性、合作性，因此，只有在共享和合作中才能无限增值的科学文化成为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本主体时，特别是随着科学文化的一体化协调发展，人类意识到并且自觉追求利益的一致性时，竞争就会淡化、消失，而合作共享就会成为时代的主流。目前竞争普遍存在，这与物质条件、生产方式和生存环境等有关，也与内心涵养、思维方式和认识能力等有关。

     马克思说：“资本是一种集中的社会力量，工人只拥有自己的劳动力。因此，劳资之间永远不可能在公平的条件下缔结协定......。工人的社会力量仅在于他们的数量。然而，数量上的优势被他们的分散状态所破坏。工人的分散状态之所以造成并继续存在，是由于他们之间的不可避免的竞争。”

     对此，我们也可以有新的理解。一、“劳资之间”“缔结协定”，并不是现在直接的活“劳动”与过去劳动积累起来的“资本”之间缔结协定，而是现在同时代直接的活劳动之间缔结协定，既包括现在货币资本家与执行管理职能的资本家之间缔结协定，也包括是现在执行资本管理职能的活劳动与从事直接生产的活劳动之间缔结协定。因此，劳资之间完全有可能在公平的条件下缔结协定，特别是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的人成为执行全新的社会“资本”管理职能的专“家”时，他缔结协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为了在公平条件下为所有现在直接的活劳动共同谋取更大的幸福。二、资本是一种集中的社会力量，是包括资本家和工人在内的社会总劳动的社会力量；而根据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可分离性，工人并不是只拥有自己的劳动力，也可以通过持股和买股票等形式与资本家共同实现社会资本的人格化，因此他们的分散状态可以通过社会资本纽带连接起来，与社会资本共同形成一种集中的社会力量。三、由以上这两个事实决定了，工人之间不仅可以避免竞争，而且可以合作；不仅是工人之间可以合作，而且工人和执行“资本”职能的专“家”之间也可以真诚合作。从而使竞争这个资本的基础发生改变。

                         二、资本的目的

          资本的目的是生产利润，创造剩余价值。马克思说：“因为资本的目的不是满足需要，而是生产利润，因为资本达到这个目的所用的方式，是按照生产的规模来决定生产量”，所以在“有限的消费范围和不断力图突破自己固有的这种限制的生产之间，必然会不断发生冲突”；“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平衡表现为由不平衡形成的一个不断的过程，因为在这里，全部生产的联系是作为盲目的规律强加于生产当事人，而不是作为由他们的集体的理性所把握，从而受他们支配规律来使生产过程服从于他们的共同的控制”。

          资本的这个目的，说到底是人们自己的目的，这与整个时代的目的有关。恩格斯说：“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人们在贪婪的物质欲望追求中，把自身内在本能的需要扭曲了，使满足社会需要与生产资本利润成为相互对立的矛盾。

          在商品社会，人们根据价值的二重性，通过创造使用价值来满足需要，通过追求交换价值来生产利润。例如对于房地产老板来说，他并不真正关心房子的使用价值，之所以生产使用价值，“只不过因为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基础，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这一点在鄂尔多斯市表现的非常明显。目前一个几十万人口的东胜区，闲置和停建的楼房就有数万套，投资这些楼房的目的都不是满足需要，而是生产利润。盲目的利润欲和有限的消费能力之间的矛盾，最终变成危机。也就是说，鄂尔多斯的房地产不是人们需要不需要的问题，而是能不能生产利润的问题。

           鄂尔多斯楼房能不能卖出去，也“不是由个人消费的需要所决定的，而是由生产利润的需要所决定的”；当然，消费者的想法和决定是以他的现实需要和消费能力为基础的。现在鄂尔多斯的楼房供给，远远超过超过有消费能力的人们的现实需要，而真正有现实需要的人们又没有消费能力。商品房消费者并不比生产者自由。消费者的想法和决定是以他的需要和资金为基础的。有的人买大房子、有的人买小房子、有的人买不起房子，这种差别就是由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所决定的。

               在商品社会，仅就交换价值而言的按劳报酬，是在大的方面，少数人对过去劳动积累起来的资本以及天然支持系统所提供的社会公共资源不公平占有的基础上，只是在小的方面，对大多数现在直接的雇佣活劳动所创造的利润部分的分配。马克思认为，在单个的个人面前，分配自然表现为一种社会规律，这种规律决定他在其进行生产的那个生产中的地位，“因而分配先于生产”；“这个人一开始就没有资本，也没有地产。他一出生就由社会分配指定专作雇佣劳动。但是这种指定本身是资本和地产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存在的结果”。可见，当先于生产的分配，使少数人已经占有了作为独立生产要素的资本和资源时，劳动者主体“就由社会分配指定专作雇佣劳动”，这不仅造成了经济上的贫富差距，而且进行了不公平的社会地位分配。

            对各种资源的不公平占有现象，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李强在《政策变量与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调整》一文中说：“各地的矿产特别是煤矿私有化现象非常普遍。不少地方搞所谓改革，将煤矿承包给私人矿主，其中掺杂了很多权钱交易的不法行为。一些人廉价甚至免费获得了全民或国家的矿产资源，然后再到市场上出售，这种无本万利的买卖富了一批人。煤矿主成了今日中国引人注目的富人群体。矿产资源如此不公平的配置，对于社会结构的影响是两极分化式的”。

      如果说经济资源的占有是有形的，那么组织资源的占有是无形的。研究者将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作为区分的三个标准。在这三种资源中，组织资源具有决定性意义。所以在当前中国社会各大阶层中，失业、无业人员处于最底层，而国家干部的位次最高，究其原因在于执政党和政府组织控制着整个社会中最重要的资源。这种最重要的资源价值不是按劳报酬，不是公开公正的市场化运作，而是靠政治权利获取。这是造成贫富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

      相对而言，富裕地区的穷人比贫困地区的穷人更难过。马克思说：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但是，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么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被人轻视。工资的任何显著的增加是以生产资本的迅速增加为前提的。所以，工人可以得到的享受纵然增长了，但比起一般社会发展水平来，工人所得到的社会满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对于需要和享受是以社会的尺度，而不是以满足他们的物品去衡量的。

   鄂尔多斯居民的贫富差距显而易见。在资本盲目生产利润的欲望和冲动面前，政府协调社会力量来满足居民现实需要的能力不够。走在东胜区大街小巷，就会感觉到，一方面数万套闲置和停建的楼房变成了“黑窟子”，人们不能居住，另一方面还有很多居民、特别是外来务工人员居住在简陋的平房。2013年，据中国新闻网报道，“6月30日，鄂尔多斯东胜区突降暴雨，降雨量达71毫米，引发城市内涝，造成部分建筑墙体倒塌，低洼处平房浸水等严重灾害。其中东胜区3个镇、12个街道办事处不同程度受灾；共造成塌方79处，374户、979人受困。在救灾过程中，发现有8人遇难”。这是一个突发事件，是自然灾害，但是作为一个“能源之都”，号称人均GDP超过香港的城市核心区，71毫米的降雨量，就使低洼处平房浸水超过屋顶淹死人，这也暴露出很多问题。

      有人说，中国人的素质不是教育出来的，而是教训出来的。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和民间高利贷资金的断裂，给予鄂尔多斯人深刻的教训，因此也给予鄂尔多斯人显著提高素质的一次机会。为了尽快改变房地产现状，鄂尔多斯市应该出台一些具有针对性的地方性法规、政策。例如，国家出台政策打压投机性购房，相比之下，更应该打压的首先是投机性占地、投机性建房。居民占有两套以上商品房就可以征收高额税收，那么房地产商占有那么多社会稀缺的公共资源，他们可以想建就建、想停就停，房价想定多少就定多少吗？从占有土地到建成楼房，应该有严格的时间控制，超过这个时间还占有社会公共资源，就应该征收高额税收；而对不办手续、没有证件却只有社会公共资源的房地产商，应该给予严厉的处罚。我们不能总是以房地产商获取多少利润来认定这个行业走入寒冬还是有所回暖，而是应该以是否能够满足社会大众的正常消费来评判这个行业是否在健康发展。也就是说，比起资本达到生产利润的目的，实现社会大众满足现实需要更重要。鄂尔多斯人有智慧有能力能够做到这一点。

                       三、资本的构成

          自然资源和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资源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加工成财富，财富转变为资本。马克思认为，“资本的构成要从双重的意义上来理解”：从资本的价值构成来看，是由生产资料的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比率来决定的；从资本的技术构成来看，是由所使用的生产资料量和为使用这些生产资料而必需的劳动量之间的比率来决定的。

          那么，具体来说，什么东西可以变成资本，或者说资本包括什么？马克思说：“资本不仅包括生产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不仅包括物质产品，并且还包括交换价值。资本所包括的一切产品都是商品。所以，资本不仅是若干物质产品的总和，并且也是若干商品、若干交换价值、若干社会量的总和”。构成资本的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内生产出来和积累起来的，因此，“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就是说，资本包括劳动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换句话说，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完善，促进社会资本总量的增加和结构的优化。

           同样的资本数量，由于它所合并的科学文化含量不同，以及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它的价值和增值方式不同。马克思说：“资本不是一个固定的量，而是社会财富中一个可伸缩的、随着剩余价值分为收入和追加资本的比例而不断变化的部分”。而且，资本所合并的劳动力、科学和自然资源不同，也会成为资本的有伸缩性能力，这种能力在一定的限度内使资本具有一个不依赖于它本身的量的作用范围。

         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实质是可以改变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科学文化是在过去劳动中形成和积累的，同时也是现在直接活劳动所掌握和发展的，因此当科学文化成为第一生产力并在生产力体系中发挥决定性的指数效应时，现在直接的活劳动将有条件有智慧有能力支配过去积累起来的劳动，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资本的实质。2、过去、现在、未来，这是相对的，同时又是一个完整的历史发展过程。当只有在共享和创新中才能无限增值的科学文化，成为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本主体时（实质上是科学文化所揭示、反映、转化和体现的自然法则本身能量巨大而且可共享），这种共享性和无限增值性决定了，现在直接的活劳动在创造剩余价值时，便可以使社会资本具有为未来活劳动提供服务的功能；换言之，由于现在赋予社会资本新的功能，对于未来直接的活劳动来说，过去积累起来的劳动可以成为替活劳动充当进行新生产的手段。3、随着现在直接的活劳动具备几十天之内就能够使科学文化这个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本主体总量翻一番的能力，随着资本具有为直接的活劳动提供服务的功能，人类不仅可以改变资本实质，而且还能够通过充分体现巨大自然能量的可共享性和不断提高社会公共产品比例和总量，来逐渐淡化和消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资本属性，并最终消灭资本关系，从而把人类劳动从商品地位解放出来，还原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是无价之宝的自然属性。

      资本实质的改变，与生产条件和生产方式有关。作为物质形态的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等，是生产力系统的基础性要素。在生产力系统中最活跃、变数最大的是作为信息形态的科学文化。科学文化，被劳动者所掌握，就能够转化为劳动技能、生产经验、创新能力；渗透到劳动资料中，就能够转化为新的工具、新的机器、新的设备；延伸到劳动对象中，就能够扩大范围、提升质量、提高效率。 科学文化在不同的经济时代发挥不同的作用；换句话说，由于科学文化发挥不同的作用，使社会进入不同的经济时代。在农业经济发挥和数效应，在工业经济发挥积数效应，在文化经济发挥指数效应。

     丹增在《文化力与文化生产力：文化经济发展的立足点》中认为，文化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包括人的智力、科学、生产管理、劳动组织、文化资源等，它的构成主要在于内在要素，是一种以文化内容为主导的社会生产力。文化本身成为经济增长的要素，也成为一种劳动对象、生产对象。文化生产也具有一般实践活动的特征，即由实践主体通过劳动，将一定的材料加工改造为新的存在物，因此文化生产过程也表现为一个物化的过程。现代生产力既是一种物质力量，也是一种文化力量。任何时代的生产力都是人类用以影响和改造自然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综合。生产力中的物质因素即人类改造自然的现实物质生产力，主要表现为实际的机械动力和技术手段；而精神因素则指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既包括科学理论，也包括代代积淀的人类文化。因此，在社会生产力中，文化生产力不仅是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应该成为主导力量。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充分激活人的发展潜能与创新精神，已经科学合理地内化于文化生产力的发展之中，也是文化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所谓“文化经济化”，是指文化进入市场，文化进入产业，文化中渗透经济的、商品的要素，使文化具有经济力，成为社会生产力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经济学界把新世纪“人文化的知识经济”称之为“文化经济”，强调经济发展中的人文关怀，反对因发展经济而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和损害弱势群体的利益，破除物质与精神的隔膜、协调现世与未来的关系、平衡人类行为与自然演化的冲突，走出经济或物质中心主义，将文化资源不断转化为富有吸引力和感染力的文化产品、转化为富有商业价值的文化精品。

      据有关资料，日本于1995年确立了在21世纪的文化立国方略，把发展文化经济作为国家战略。1998年韩国也提出了“文化立国”的方针，将文化创新作为经济突围的突破口，将文化产业作为21世纪发展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立誓把把韩国建设成为21世纪文化大国、知识经济强国。美国没有自己厚重的历史文化，美国人却把人类历史的和民族的、古老的和现代的、科学的和虚假的人的思想文化现象，统统纳入自己的经营视野。美国人胆大，是因为没文化包袱，不知天高地厚；美国人的“胃”比“胆”大，是因为没有文化歧视，不管是科学的还是宗教的，无论是历史的还是民族的，也不论是哪个林子的鸟，只要会一鸣惊人，美国人就能把它经过美式包装后推广到世界上最偏僻的角落。具有超强消化外来文化的肠胃功能，成就了美国“没有文化”的“文化巨无霸”。美国的“无为”文化政策，使美国从一个文化资源小国变成全球文化产业大国，仅版权业（包括电影、音像、出版业和软件业）一年创造的增加值就高达4500亿美元，占美国GDP的5%。美国电影不仅赚足了大把的钞票和利润，在文化价值观念等意识层面对各国进行着“软”控制，世界各国一方面空喊“美国佬，滚出去”，另一方面却玩味着美式文化的刺激和温馨。

    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了以自然力为主的农业经济、以资本和大机器为主的工业经济和以知知、科技为主的知识经济的发展阶段，文化经济的迅猛崛起，标志着人类社会新阶段的来临。文化经济阶段是人文精神和知识、技术有机结合于人类的精神创造和需求，以文化内容为主导的人本经济形态。如果说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经济，那么，文化经济则是对知识经济内涵的扩大和深化，其内容构成不仅有科学、技术等智力因素，还有理想信念、价值观念、文化艺术、娱乐休闲等精神因素；不仅包含科学精神，还尤其突出了人文精神、观念文化等，不仅打破了人类的资源依赖和经济的物化形态，还创造出思想资源无限利用、循环利用的文化经济形态。文化产业的实质，就是为文化转化和体现自然规律及其能量的巨大价值提供产业载体。文化经济的要义在于人文精神成了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最直接的资源，人的智慧成为决定性作用的生产要素且具有非损耗性和高增值性优势。

                        五、资本的历史任务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资本正是以此不自觉地为一个更高级的生产形式创造物质条件。”应该说，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具有资本属性的历史条件下，随着资本的基础、目的、构成、实质等发生一系列整体性改变，人类能够自觉、主动、科学地运用资本的运作规律，完成发展劳动生产力和完善社会生产关系的历史任务。

           马克思指出：资本家只有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才有历史的价值。也只有这样，他本身的暂时必然性包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暂时必然性中。但既然这样，他的动机，也就不是使用价值和享受，而是交换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增殖了。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他狂热地追求价值的增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资本家只是作为资本的人格化才受到尊敬。资本家是这个社会机构中的一个主动轮。

            在这段文字里，狂热地追求、肆无忌惮、迫使人类等都是情绪化的语言，而客观事实是，有历史的价值、暂时必然性、受到尊敬、主动轮等。当然，带着什么情绪、用什么词语表达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通过全民持股的形式，可以实现社会资本的全民人格化，其中执行和管理资本的社会职能的专家即资本家，可以成为社会机制中的主动轮。

           未来社会的“基本原则”就是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在驶向未来社会的现代社会机制中，执行和管理资本的社会职能的专家是主动轮，而通过全民持股的形式实现了社会资本的全民人格化，就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正常运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们撩开资本关系的面纱，就可以看到资本集中背后的劳动协作。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协作”时说：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举重、转绞车、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等）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在这里，结合劳动的效果要末是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末只能在长得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且不说由于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而产生的新力量。在大多数生产劳动中，单是社会接触就会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从而提高每个人的个人工作效率。

             他说：结合工作日可以在空间上从多方面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因为结合劳动者或总体劳动者前前后后都有眼睛和手，在一定程度上是全能的。产品的不同的空间部分同时成长。结合工作日的特殊生产力都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产生的。劳动者在有计划地同别人共同工作中，摆脱了他的个人局限，并发挥出他的种属能力。一方面，协作可以扩大劳动的空间范围，因此，某些劳动过程由于劳动对象空间上的联系就需要协作；例如排水、筑堤、灌溉、开凿运河、修筑道路、铺设铁路等等。另一方面，协作可以与生产规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领域。在劳动的作用范围扩大的同时劳动空间范围的这种缩小，会节约非生产费用，这种缩小是由劳动者的集结、不同劳动过程的靠拢和生产资料的积聚造成的。

      只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具有资本属性的历史条件下，劳动协作表现为资本的社会职能。因此马克思说：随着许多雇佣工人的协作，资本的指挥发展成为劳动过程本身的进行所必要的条件，成为实际的生产条件。现在，在生产场所不能缺少资本家的命令，就象在战场上不能缺少将军的命令一样。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一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这种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这种管理的职能作为资本的特殊职能取得了特殊的性质。作为协作的人，作为一个工作机体的肢体，他们本身只不过是资本的一种特殊存在方式。因此，工人作为社会工人所发挥的生产力，是资本的生产力。只要把工人置于一定的条件下，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就无须支付报酬而发挥出来，而资本正是把工人置于这样的条件之下的。因为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另一方面，又因为工人在他的劳动本身属于资本以前不能发挥这种生产力，所以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好象是资本天然具有的生产力，是资本内在的生产力。

      可见，马克思所说的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实质上是应用好象是资本天然具有的生产力，把工人置于一定的条件下，使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就无须支付报酬而发挥出来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