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两次参加全国曲艺大赛活动，对我国曲艺的不景气现状有了粗浅了解。

    一次是去年7月下旬，第十届中国艺术界前夕，全国曲艺优秀节目展演在山东滨州举行，来自全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41个艺术单位的57个参演节目进行集中演出，涵盖相声、小品、快板书、数来宝、京韵大鼓、苏州弹词、河南坠子、四川清音等30余个曲种。第二次是今年6月上旬，第八届中国曲艺牡丹奖全国曲艺大赛在浙江余杭举行。中国曲艺牡丹奖是中国曲艺界的最高奖项，大赛包括滑稽小品评弹、鼓曲唱曲、相声小品“三书”（ 评书、快板书、山东快书）三大类，在浙江余杭举办的，是鼓曲唱曲类，共有来自全国15个省市的44个节目进入本次比赛。

    两次大赛主办方和活动举办地都付出了很大努力，但显然可以感到的是，活动并不吸引人气，都没有在当地引起什么反响，更别说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了。尤其与其它文艺赛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整个活动观众寥寥，比如日前余杭比赛期间，我白天两次进入剧场，发现偌大的剧场里观众顶多有三成，一次晚上进去，观众也只有五成，耐着性子看下去，节奏缓慢、语言难懂、题材陈旧、唱腔陌生的问题被深深困扰，后来实在看不下去，也只好与不少观众一样中途退场。

    特别要说明的是，上述这些节目都是各地精心挑选后的精品。精品节目尚且如此，其它节目有多少能吸引观众，完全可以想象了。

    应该说，曲艺在历史上曾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传承载体，承载着各民族的文化智慧和文化积淀，不仅是中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考察、研究和认识、发掘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参考依据。在传统的农业和渔牧业社会，曲艺客观上还是中华各民族进行文化知识传播和道德信仰教育的重要手段，因为在没有条件接受正规教育的普通民众那里，“说书唱曲”历来是广大民众获取知识、提高自身的重要实现途径。然而到了现代，随着大工业革命和现代文化的兴起，我们在传统社会引以为豪的曲艺表演越来越受到极大挑战，在生存和发展上也越来越面临极大困境，我以为主要表现在：

    首先，大多数的曲艺曲种极少出现具有经典品格堪与传统优秀节目媲美的新节目，这是曲艺发展陷入困境最主要也是最直接的表现。撇开那些地域性很强即采用方言方音“说唱”表演的地方性曲种不谈，仅以采用普通话讲说表演而流传范围较广，且在现代传媒上占有一席之地的相声为例，这些年一直缺乏真正优秀的新节目，几乎是多年来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

        其次，缺乏大批具有高素质的曲艺创演人才，这是曲艺发展的制约性“瓶颈”。历史上这个行业的发展，就是口耳相传的师傅带徒弟模式，数年间与师徒吃住相随、形影不离，言传身教、耳濡目染，夏练三伏、冬练三九，艺术的知识和技巧，就这样点点滴滴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积累起来。而现在的专业曲艺演员，除极少数从曲艺学校毕业外，绝大部分都是由业余爱好而转入专业创演的，往往是已经登台出道了，才认一个名家大腕当老师。关系是拉上了，可艺术是否传授并继承了下来却很不好说。

    再次，曲艺专业曲艺团体经费匮乏难以为继的存在状况，以及曲艺的地方性特点限制了它在广大范围的流传，使曲艺的艺术传统面临着大面积流失的危险，这是曲艺发展的区域性限制弊端。另外，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外来艺术文化的冲击，使得传统的艺术生产土壤和审美创造氛围发生变革，曲艺究竟按照什么样的生产经营方式继续生存和发展，节目形式和内容如何在保持传统中创新发展，目前尚在探索之中，并没有一个较为清晰有效的模式和途径可供参考借鉴，这又使曲艺在时代性上面临严重挑战。

    总之，曲艺的上述窘况表明，当前在我国，如何保护、传承与发展传统艺术，确实是任重道远，很需要引起各级政府、有关部门乃至社会的关注与思考。

                      本次大赛获奖单位和个人与中国曲协负责人合影。

                        牛群担纲颁奖会主持人。照片上神采奕奕，可在后台近距离看去，

                人苍老了许多，一身衣服也不怎么般配合身。

                       李金斗与李建华当晚表演的相声《红灯记》竟是多年前的作品。

                 郭达担任本届大赛的评委，他在颁奖会上与新搭档表演的小品《某男某女》，

         也是毫无新意的旧作。

                             刘全利与刘全和兄弟表演的滑稽节目《兄弟拍电影》，在当晚出演明星

                      中最出彩也最卖力，获得满堂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