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官员的所谓“59现象”已为社会所熟知，然近年又有了一种“61现象”，似乎更值得社会的高度关注。

　　所谓的“59现象”是说，少数领导干部临近退休时，有一种即将失去权力的心态失衡，于是放松了一向坚守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干了些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的事情来，落得了所谓“晚节不保”的结局。那么，何为 “61现象”?

　　而所谓“61现象”是说，一些领导干部在已届卸任之际及之后，突然一改在任时期之谨行慎言风格，或愤笔疾书，或高谈阔论，以其丰厚的从政信息资源，抨击时弊政疾，呼唤政界良风，并由此获得社会的多多赞许。与“59现象”的情况一样，所谓的“59”并不是个确数，这里的“61”也只是一个官员将退已退的那个年龄段的代词而已。

　　我们可以把近年来屡见不鲜的“61现象”大致分成以下几类：

　　第一类，仗义执言型。这些退休官员的特点是慷慨陈词，语出惊人，引发舆论哗然与热议。如原中组部部长张全景同志退休后直言干部选拔任用体制中存在的种种缺陷，直陈很多地方出现的“官多之患”;原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在退休前夕用激烈的言辞抨击高校乱收费、点名怒斥八省市国家助学贷款毫无作为;原中科大校长朱清时呼吁停止行政主导的高校评估制度等。这些言论不仅大大提升了他们的知名度，也促使公众关注他们揭露出来的真实问题。

　　第二类，猛然领悟型。在多少年吃着“体制饭”、干着“体制活”之后，人们发现了一些“猛然领悟”的退休官员，他们揭示体制性弊端的时候“看得清”、“找得准”，于是获得广大公众的认同。如原国家药监局的一位官员在退休后才发现了高药价的体制内情，并由此写出了两本厚厚的调查报告。北京大学原校长许智宏一改其在任时关于多少年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豪言壮语，一下子把他对于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预期推迟了好几十年甚至更远。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近年来通过各种途径，深刻反思并猛力抨击了现行高等教育的种种弊端，大有拨乱反正之势，还提出了严重的教育危机将在未来二、三十年到来的警示。

　　第三类，牢骚满腹型。有这么的一些官员，由于其主观的客观的原因，或由于其在位时没有得到应有的对待，于是退休后就在各种可能的场合大发其不满和牢骚。国家A级裁判、即将退休时的马鸣曾爆料说某届全运会跳水比赛金牌全部内定，并感叹“裁判可怜可悲，不能有自己的意志”等等，基本上属于这样的类型。

　　第四，莫谈国是型。有一些或许是因为“看多了”并且“看透了”的官员，他们在退休后便称从此不问政事，与政界甚至也与社会“躲猫猫”，远离公众视线。国务院前副总理吴仪在2007年退休前夕公开表示，她的退休是“裸退”，从此往后，无论是官方的、半官方的、还是群众性团体，都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希望民众完全把她忘记。如此姿态，倒也博得公众的深深崇敬。

　　人们注意到，无论上述“61现象”中的什么类型的官员，基本上都能得到社会的认同和赞许，其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社会感到他们在退休后说的是真心话、揭露的是真问题，表现出的是真姿态，甚至认为他们是一种良知的重新觉醒之类。

　　但是，我们的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些官员只有在将退已退之际才能表现出他们的社会良知和真知灼见呢?如果他们在退休后所言所行确有其理，那为什么不在他们任职期间贯彻在他们的为政行为之中呢?如果他们在退休后所揭示问题没有道理，那他们又有什么资格在公众面前胡言乱语混淆视听呢?

　　分析起来，之所以会产生这种“61现象”，问题的根源应该在他们“61”之前。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不难发现，正是在他们任职期间的组织氛围和制度环境，制造了那种种“61现象”。具体来说：

　　一是，既定的组织规则排斥组织人的独立人格，导致组织内沟通及表达的机制和渠道严重不畅。民间(实际上是官方之民间)有一个段子，告诫领导干部遵循干部的“新四化(话)原则”，叫做“第一，听话;第二，不说话;第三，要说就说好话;第四，偶尔说几句违心话”。这被认为是经验之总结、官场之要义。长期的组织惯性锻造了这样的组织氛围，在一个组织体系中，由于自上而下存在着一种严密的“命令”、“指挥”与“控制”体系，所以实际上存在着“顺者昌、逆者亡”的组织态势。中科大前校长朱清时在抨击那种行政化的高校教学评估做法时曾说：现在有一种情况是，几乎所有坐在火车上的人都知道火车开错了方向，但是谁也不会跳下来。朱清时先生倒说得轻巧，明摆着的事实和逻辑告诉你：即使你坐在开错了方向的火车上，你也少不了吃的、穿的、睡得、玩的，但是如果你跳下来的话，那么就有可能被抛在了荒野之中、滚到了山沟沟里，严重者还可能摔得粉身碎骨甚至成为野尸一具。在我们这样的组织规则下，为官者早有所谓为官的安全之道，这便是谨言慎行、领导说一你就说一，领导说黑你绝不说白，如此而已。

　　第二，强大的体制惯性抑制了体制人的创造性和进取心。除了排斥组织人独立人格以外，体制惯性还在无形中发挥着一种巨大的作用，它潜移默化地规定着体制中人该说什么或不该说什么以及干什么或不该干什么。在这样的体制下，个人的创造性和进取性即被那无形的力量抑制和抹杀。笔者在一些调研中发现，很多官员在位时采取一种“跟着走，齐步走”的为官原则，并且很多官员几乎都有这样的想法，即唯其如此至少还能维持现有的地位和待遇，而一旦有所创新、超越或冒进，或就有丧失现有地位和待遇的危险。这种体制惯性一方面使各项变革困难重重，如在任期间有重大作为的湖南省前纪委书记杨敏之卸任后回首十年反腐之艰时竟也觉得无可奈何，甚至承认自己也无法远离拒绝大吃大喝和红包的“权力消费”。另一方面，这种体制惯性也确实使绝大多数官员意识到，在体制内沿既定通道获得持续稳定发展空间的最稳妥方法便是遵循体制规律，按部就班，而不必去考虑体制本身的问题甚至错误。

　　第三，现行的管理体制和管理规范，也很难容得下不同意见和不同做法。在我国，实行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集权体制，这种行政化的体制还遍及到所有的行政和非行政结构。行政化的结构存在着一种自上而下的命令与服从体制，而在这样的体制文化中，上层的价值偏离、知识缺乏、作风不良等等原因都有可能导致命令本身的偏误，导致下层的智慧和创新被抑制甚至被打压的情况。所以刘道玉先生就说，就教育方面的很多问题，有关人士向教育部“也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可是你们充耳不闻嘛!”在我们的政治实践中，其实无论是在会议上还是在其他非会议的领域中，提出实质性的意见和建议都有可能存在着很大的风险;或者即使没有产生实际的风险，但提了也没有用，“说了也是白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领导干部在任时要能够说出些真知灼见，那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第四，我国现行的一些政治规则和惯例尚未对类似领域的问题作出规范。在一些法制相对健全的国家，一定职别的官员无论是在职期间还是离职之后，对其行为准则以及意见表达等等均有一定的规范，有些国家即使对此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但相关法律或惯例也有隐喻式的规定。如关于官员发表意见时的“克制与保留”义务之类。根据较为普遍的规定或惯例，一定职别的官员在其任职时或离职后的若干年内，应就其言行持谨慎态度，特别是需要履行所谓“克制与保留”的义务。然而，在我国，现行的法律和制度尚未涉及这样的领域，乃至于我们的官员无论是在任职期间还是在离职之后，发表与出版等等均还没有确定性的规范。

　　由此看来，“61现象”的产生，有它一定的客观依据和理由。甚而至于，我们还尚不能就此现象的合法性、合理性以及有利或有弊等等作出简单的评价。草撰此文的目的，仅仅是引发一些思考而已。 （原作桑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