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改国号为“中华帝国”

2011年10月3日下午15点30分，在长沙湘江风光带的杜甫江阁，一群游人围着长沙政法频道夜线节目记者张淋杰的摄像机旁，兴致勃勃地观看着一位中年女性手中的一包“其貌不扬”的“银花边”，年轻的观众出于好奇心，你一言我一语地不断追问这位中年妇女这圆圆的金属片是什么玩意儿？值多少钱一块？有没有收藏价值？是属于哪个年代的？原来，长沙政法频道夜线栏目的记者张淋杰正在为这包“银花边”录制节目。张记者告诉本博主：这些“银花边”经湖南著名古玩家、文物鉴定专家廖文伟老先生鉴定，系民国时代的“袁大头”，是当下的热门藏品之一。为了在节目中增加点“戏剧成分”，张记者让这批“袁大头”的持有者汪冬英女士来到一家小商店，以“身上未带现金”为借口，要求用一枚“袁大头”换取她需要购买的商品，谁知店老板将头摇得像拨浪鼓一般，连连说“不要这个”、“不要这个”……惹得知情的记者忍俊不禁。

　　“袁大头”即袁世凯的头像。在中国近代史上，尽管袁世凯早已臭名昭著，被国人斥之为“窃国大盗”，但他毕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也多少做过一些顺应潮流和民心的事情。在全国铸造“袁大头”以“统一币制”，便是一件便利百姓、颇得民心的事情。

　　俗话所说的“袁大头”，指的是民国三年（1914年）开始铸造的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这种银元在抗战前曾广泛流通，此后也长期存在，是近代中国币制变革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据了“临时大总统”之职，为巩固其统治，尤其是为“制宪”和“称帝”做准备，决定在全国“统一币制”，结束各省自行铸造钱币的历史。民国三年(1914年)制定了“中华民国国币条例”，于是大量收购旧币，由北洋军阀政府在天津造币总厂和武昌、广州、南京等分厂按规格、重量等铸造袁世凯头像银币，在全国通用，遂逐渐取代了清朝政府的“大清银币”、“光绪元宝”等银币。虽然袁世凯是个令人嗤之以鼻的“短命皇帝”，但“袁大头”一进入市场，就信用著于四海，深受百姓尤其深受商民的欢迎。因为在北洋政府之前，各省自铸钱币、自印纸币，致使大江南北流通的中外货币在百种以上，规格不一，流通混乱，折算繁琐，民众积怨。所以，统一的“袁大头”一问世，即被国民认同和接受，并成为我国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银元。1927年北伐胜利之后，国民政府下令停铸“袁大头”银元，改铸总理新币。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宣布实行法币政策，禁止银元在市面流通，限令各金融机构和民间储藏的白银、银元交由中央银行收兑。至此，“袁大头”等各类银币完成其历史使命，开始退出流通领域。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国民政府滥发纸币造成巨大通货膨胀，“退隐”多时的的“袁大头”又在黑市出现，成为抢购对象。1949年之后，政府打击黑市，收兑银元，“袁大头”逐渐销声匿迹。不过，一些家庭把“袁大头”压在箱底，传给后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各种收藏热的出现，“袁大头”也跻身于藏品行列。

　　籍贯武汉江夏区的汪冬英女士呈现在摄像机镜头下的81枚“袁大头”，正是来源于她老姑妈的“箱底”。

　　汪冬英的老姑妈吕氏系湖北鄂州境内华容村人。吕氏和丈夫开了一家油面馆，因经营有方，生意殊好，光雇工就达十多人，成了当地首屈一指的“款爷”，家藏数缸“袁大头”。然而，吕氏在生儿育女上却连遭不幸，九个孩子都在天花病毒的侵袭下过早夭折。当吕氏生下第十个孩子后，她丈夫为其起名为“天赐”，意为上天赐予的孩子，也一定会得到上天的保佑。谁知“天赐”36岁那年染上了出血热，因治疗不当而殒命。丈夫将儿子的不幸迁怒于妻子吕氏，将吕氏打得皮开肉绽、手折脚断，成了一个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从此，吕氏家境日趋破败，丈夫死后，她的晚境可谓穷途潦倒。作为亲戚，汪冬英一家经常接济吕氏，为其送米送油送衣衫。时间长了，吕氏自觉不好意思，一日忽然想起用藏在阁楼上的一口米缸里的“袁大头”和汪家换取粮油。于是，吕氏过十天半月，便拿来一块“袁大头”到汪家要求换大米，汪家并不觉得“袁大头”有多大的价值，每当吕氏拿来“袁大头”后随手就仍在抽屉里。几年下来，汪家的抽屉里已经有了两三百个“袁大头”。前些年汪冬英创办了一家有色金属材料厂，她将一百多枚“袁大头”熔铸后用作了产品表面的镀银。几年前，汪冬英来湖南安化创业，偶尔读到一本《打捞岁月――廖文伟古玩丛谈》的书，得知廖文伟先生对古玩深有研究，便萌发了请廖先生对她收藏的“袁大头”进行鉴定的想法。通过朋友穿针引线，她终于和廖先生取得了联系，有“古玩癖”的廖先生听到她的介绍后非常感兴趣，并表示可在电视台做节目。国庆节期间，汪冬英专程来长沙找到了廖先生。廖先生约请了长沙政法频道“夜线”栏目记者张淋杰在杜甫江阁拍摄现场鉴定、讲解的情景。

　　廖文伟先生用一看（看颜色）二听（听音韵）三查（查磨损）验边齿（验边齿是否匀称规整）等方法，对汪冬英女士持有的81枚面额均为一元的“袁大头”进行了现场鉴定，结论是81枚“袁大头”全为真品。据廖先生介绍，“袁大头”由于铸地多、铸量大，出现了许多版本，仅在壹元“袁大头”中，就有普通版、签字版、甘肃版、新疆版等多种版本之分。此外，还有10种以上的稀有版和最为珍稀的民国3年“袁大头”签字版试铸币。在收藏市场上，“袁大头”按年号分为民国三年、五年、八年、九年、十年版等。汪冬英的“袁大头”有上述各种年号的普通版本。目前在收藏市场上，这类普通版“袁大头”的价格在900元左右。其中八年版本因存量少，价值高于其他版本。廖先生说，汪冬英的“袁大头”尽管没有价值数千数万元的珍稀版，但由于其数量有81枚之多，且普通版齐全，却也有相当的收藏价值，容易引发银元收藏者的兴趣。

　　从总的趋势来看，“袁大头”的行情看好。一枚普通“袁大头”，10年间由40元涨至800至1000元。近年来涨势加快，人们发现当兔年的大幕刚刚拉开，除了今年发售的生肖兔票在集邮市场上火了一把外，以“袁大头”为代表的老银元也成为今年市场上的新宠儿，有记者在长沙市邮市和中心集邮市场上了解到，“袁大头”单枚叫价竟然突破1000元。年后虽然有小幅回落，但不会落到哪儿去，因为质地为白银的“袁大头”本身就是属于贵金属，由此决定了它具有良好的保值性，是长线投资的好项目之一。尽管“袁大头”的年代不太久远，但它代表了中国近代的货币文化，反映了我国近代历史、经济、金融的兴衰和沧桑，因而具有很高的艺术观赏价值和文物价值，也具有一定的保值和升值功能。拥有诸种版本齐全的整套“袁大头”，是一些银元收藏者努力追求的目标。

　　10月4日晚，长沙政法频道夜线栏目有关81枚有关“袁大头”的节目，　甫一播出，便引来了众多银元收藏爱好者的关注和垂询。

　　长沙：  罗修云（1310170430@qq.com；汪冬英电话：13971278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