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一位面容娇好的柴老师是30多岁老姑娘,因在复旦大学毕业时就定性"摘帽右派",来我校就取消了上课的资格,只在图书馆打杂,平日里哆哆嗦嗦做人,命运也剥夺了她谈婚论嫁的资格。66年9月中旬这天批斗”牛鬼蛇神”,她上午被批斗后,下午把红卫兵勒令她打扫的?所擦洗得干干净净,然后默默地爬上教学大楼的四楼楼顶,跳楼自尽。这位不太年轻的姑娘大概是彻底绝望了,前世里也没有想到会有1978年党中央给右派改正的这一天。

        五六十年代这些知识分子给我留下的：那种压抑的心态,夹缝中求生存的艰辛。让我混沌初开的心不寒而栗。

        建国后二三十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日子里,家庭"出身","成分"像紧箍咒一样套在人们头上。文革期间,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黑六类(地,富,反,坏,右,资)进一步成了公开的等级性分类。”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一度使学校的每个教室变成”审讯室”。

        当你踏进教室,红五类的女孩们坐在"红五类是英雄"的大红体字下；黑六类的女孩们只能站着低头受讯,她们的背后是”打倒一切黑六类””不许乱说乱动”的黑色标语,她们的家都被抄过,也因此习惯了”俯首贴耳”地受这样的凌辱；我们没抄过家的职员家庭的女孩则在中间接受教育。 

        偏偏我的渤生好友不服气,说自己的父亲曾是陈毅元帅麾下的师级干部,又曾任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第一任商业局局长,虽于1964年在华东医院高干病房,因脑溢血去世了。但她父亲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为革命有卓越贡献,她应该坐在’红五类”这边。为何把她归到”黑六类”去低头认罪呢?

        我班参加红卫兵团的小头头一下子声色俱厉起来,指着渤生,尖着嗓子喊:"你父亲是国民党旅长,抗战时投诚到新四军来的,是反动派一个。”我顿时感受到了空气的窒息，接着几个红卫兵推推搡搡把渤生拉到"黑六类"那边,并宣布黑六类子女每天必须准时到校报到,接受监督改造,不准离开上海到外省市大串联,谁如果和黑六类子女相处,谁也当作黑六类子女处置。

        历史告诉我们:新四军即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共两党抗日合作的产物。它证明了渤生好友的父亲是抗日英雄,不然也不会受到陈毅元帅的赏识和重用。但在那个年代里,是什么理都说不清的。

        许许多多的所谓档案材料不知是谁抛出来的？弄不好是那些平日里成绩不如渤生而一直妒忌她的人,趁机会借因头做伊一记,这样的疑惑常会在我心头升起。

         66年10月初,我和渤生好友等8人悄悄结伴同行,准备上北京见毛主席,计划在北京等地呆上两个多月。母亲给了我10块钱(母亲那时的工资才40多元,父亲在江西被割去工资,只拿25元。)为了省钱,我还带了些面包,除日常生活用品外,我的行李中带了过冬的棉衣裤。

        火车站人山人海的学生,铺天盖地想涌到北京去见伟大领袖毛主席。

        火车里挤得像沙丁鱼罐头-所有的空间都塞满了人：过道旁,厕所边,行李架上,座位底下….

         车厢喇叭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伴着火车行驶的隆隆声,车窗外一片漆黑,已是半夜,车上好些年轻又狂热的红卫兵们还在大声背诵着毛主席的语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