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年-68年夏，我们处在无所事事的等待中，消磨着时光,青春。有时无聊地聚在渤生家学习打桥牌，但大多数时间则在家里织毛衣，学绣花。把全家人大大小小的绒线背心，套衫，开衫都织齐了；画好图样，配了绣花线，用绷架一针一针地绣。让我有机会磨练自己心灵手巧的本事，记得绣有“丹凤朝阳”，“富贵牡丹”，“金菊满堂”，我认真得像模像样，后来这一对对绣花枕套都让我阿姨，二姑姑硬是拿走了。

      这样的日子，我心中很纳闷：不读书总不大好吧？以后怎么办？十分惘然。大中小学生闲荡在家,这样的荒唐在东西方教育史上也算是绝版。

      1968年秋，最高指示下达：“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当时的分配原则，兄弟姐妹一工一农。先是66届初中的大弟幸运地被分配到上海中华制药厂，接着67届初中的二弟和高中的我是一届，一起分配。母亲在那时选择了儿子留在身边，而没有选择她唯一的女儿。二弟也顺理成章地被分配到上海仪表局下属照相机二厂。

      我有时常想：在人生最初几年长时间没有母亲的亲自照料(我是由外婆一手带大的),可能会阻断母亲与孩子之间的情感联系。母亲又是个重男轻女的人。历史就是这样为每个人的命运作了分配，看来我的运气和造化很差劲！

      上山下乡的通知书送到我家，崇明农场要求先体检，再迁户口。体检结果我血液指标不合格（严重贫血，凝血度极差）。父亲几次从江西来信叮嘱：他一人在外地吃苦就算了，还要让唯一的女儿再去农村吃苦吗？在家养着她!

      夜晚，我一个人坐在公交车上，看路边不停转换的灯光，树，行人；听到几句《红灯记》里李铁梅和奶奶的对唱；想起了最疼爱我的，现在却不在我身边的外婆。（她那时住在阿姨家领我的小表妹）

      我一个人数马路，好像看见似曾相识的背影，少年的同桌，已经很长时间不再联络，于是在萧瑟的秋风中裹紧自己的外套。

      想当初，我曾经那样大声地告诉父母自己的理想大学；曾经那样心驰神往地向渤生好友述说理想的生活；曾经暗暗立志做个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的医生。可如今物是人非，模糊的一切，我看不清前行的路，只得停下脚步，驻足。对一个十八,九岁的孩子来讲，失去读书的机会而去与泥巴打交道。人生似乎一切都变得暗淡了。

      如果我迁出户口去崇明，我有可能永远是农民，再也回不来了，我正面临着人生的关键时刻 。

      人生是一条有无限多岔口的长路，永远在不停地做选择，每一个选择都影响深远，而不同的选择也必定造就完全不一样的人生。生命中不可承受之情，就在于人生没有重来的机会啊！

      我站在马路上，深吸一口气，嗅到那里面淡淡的不如意，然后在人行道旁梧桐树沙沙的叶子摇晃里，再看看自己的样子，便能褐信着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是不能跨越的！

      我正在家中准备行装时,突然不速之客来临，她就是我小学同窗，“三人行”中考进市西中学的友兰，因她们学校已没有崇明名额，只能去安徽，江西插队落户。我们就找到崇明农场来上海招学生的指挥部，终于答应再加两个市西中学的女生，我也因此认识了友兰的好友及儿。

      回首前尘，那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好的选择。我们无法预先串连人生的点滴，我们只能在回顾时将它们串连起来―勇气，命运，生命……它们引领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