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号人的警卫连，冲上山顶之后，只剩下营长、蒋庆泉和通讯员三人。营长把蒋庆泉带到五连残部退守的暗堡里，命令守住阵地，等四连和六连上来换防以后，才可撤下。

交待完毕，营长把蒋庆泉留在山上，自己却转身下了山。

五连残部仅有11人还能打仗，他们又一次英勇地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一位战士问蒋庆泉：“联系上指控部没？现在我们三面被困。”

蒋庆泉说：“有信号，没人接！”

“不可能吧，有信号怎么会没人接？” 一位战友小心翼翼地问：“会不会是舍卒保车？”

蒋庆泉无言以对。

事实上，没人上来增援是“故意”的，这是志愿军指挥部的一种战术。

时任蒋庆泉所在的23军67师201团副团长的黄浩在回忆录中解释：“美军当晚失守，第二天必反攻，于是部队在占领阵地后，保留少数人继续扼守，大部分则撤出，然后组织好层层火力，求得大量杀伤反击之敌。蒋庆泉他们的任务，就是诱惑敌人往山上攻。”

我们现在无法判断黄浩的解释是否合理，但指挥部对蒋庆泉的呼叫故意不予理睬则是事实。直到敌人攻了上来，蒋庆泉的嗓子已呼叫得沙哑，才从步话机里传来清晰的讯号：“蒋庆泉同志，你是共产党员，履行党的宗旨的时候到了。”

终于有了指挥部的回音，蒋庆泉不顾一切地质问：“四连哪里去了？六连哪里去了？其他营呢？为什么见死不救？为啥不开炮？”

但蒋庆泉毕竟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他迅速冷静下来：“报告领导，请向组织转达，我坚决履行党的宗旨”，“……再次申请，向我阵地开炮，……向我的碉堡开炮……开炮啊，向——我——开炮！！！”

不知为什么，就是没开炮，倒是美军的炮弹在碉堡顶上炸开了……

后面的事大家都知道了，昏死过去的蒋庆泉被俘了。他被救活后，关在战俘营，面对威胁利诱，蒋庆泉英勇不屈，宁死坚持回大陆。

最终，蒋庆泉回来了，但他没有得到应有的善待，几乎成了“叛徒”。

当大清的北洋海军被困威海时，也没有人去援助，最后舰队尽没于刘公岛后，人们便把所有的怨恨都集中于李鸿章、丁汝昌等人，全然不管酿成甲午海战失利的其他诸因素。倒是日本人小笠原长生在谈及以身殉国的丁汝昌时，如此设身处地地评价了这位失败者：“其中如提督丁汝昌，我不能不向其深切沉痛追悼，他即是勇敢的武士，又是温和的绅士，他迫于命令和强敌作战而一败涂地，及见大势已去，尽毕生的最后职责，为麾下的将士的生命而与敌签约，这是他自己决定的。他曾期望活着，但他知道祖国的不仁，对他的冷酷待遇将要超过不共戴天的敌国，在夜半孤灯之下，左思右想饮鸩而逝”。

在同一时间里，我读了《中外文摘》2011年第19期的《谁是王成——“向我开炮”背后的故事》和2011年第5期《尊重被命运抛弃的人》两篇文章，我心里竟涌出一股浓烈的酸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