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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妖

已有 1261 次阅读2018-5-15 22:38 |个人分类:回忆|系统分类:杂谈| 华师分享到微信

前前言：有消息说，老妖婆死掉了。言下之意，今后不必再提了。与此同时，也有留言说我发表此文是缺乏修养，意思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之临死之际也不呻吟一声，方显修养本色。更有甚者，在留言中骂我是华师叛徒，持此说的东西，当然是为老妖婆舐痔之徒子徒孙辈。其实，我的写此文，倒不全是泄愤，主要是告诉年轻人在生活工作中要设心防，要对此类人渣提高警惕免如我一般遭彼毒手。将老妖钉在耻辱柱上，是有益社会有益青年，对类此的妖魔同样也有警示作用。故，依旧发此文于此，也再给舐痔之徒添点不快。

2018.5.16.

老妖婆陶才碧

“此人有重大历史问题，不可重用”的政审结论

是华师中文系老妖婆陶才碧对我的恶意诬陷。

前言：恶意混淆黑白，蓄意颠倒是非，精心制造冤案，恶毒陷害好人，是党棍老妖婆陶才碧一贯的作风。事后拒不反省，始终文过饰非，上推下诿，自成画皮。至今仍然沐猴而冠俨然人望，实乃不可理喻的人渣人兽。国法管不了，党纪治不了，寡廉鲜耻，逍遥自得，此文将其押至公正廉明的互联网道德法庭，明显其罪行，使年轻人恶之唾之拒之防之，以免再罹难于此辈。

1、自我介绍.
我叫朱毅，年届90岁，家庭是三代人要饭，两代人当童养媳。本人自小是乞儿，后为保育院收容。1939年接受进步教育,1943年参加重庆地下工作,1945至1948年被白公馆特务追扑（证明人：四川壁山中学李荣禄，文革清队调查组、文革时期襄阳县委副书记张桂轩、文革时期襄阳县教育局长兼文革工作组长石日宝）。1946年转赴桐柏山根据地中途被拉壮丁后交胡宗南第一军当兵,后被认定是“赤谍”，在看守老乡帮助下逃脱，1948年逃至西安通四团当通讯兵,1949年在成都,闻知该部将垃上山与解放军打游击时脱离该部,后听说已经起义,即向接受该部起义的解放军政治部要求参军,经政治审查后分配至野战司令部警卫连任战士兼文化教员职务.部队完成成瀹铁路勘探、修建，通车的任务后转为西南铁路公安，1952年复员为小学教员，1956年录取在华师中文系。1960年毕业后分配至襄阳县一中、县师范任语文教员（后改为县教师学校。区六中）。

2、政审经过.
   毕业分配前，女共产党员陶才碧在政治审查中对我进行了恶意的政治陷害，致使我以后在历年政治运动中蒙受致命的灾难。
     大四下时，陶才碧传我去谈话。我站在她的桌子前。
   “你叫朱毅？”冷着脸。
   “是！”奇怪她竟然是这样的态度。
   “把你在成都脱离国民党部队后几个月的生活情况、证人姓名、证人住址马上交来审查！”
   “好！”
   “去吧！”
   “是！”
  大约一个小时后交给了她。第二天又传我去：
   “把证人特征要交待清楚！”色厉词严了。半小时后交给了她。以后又传去要再补充。这段历史原是由解放军政治处审查作出结论后，才批准我重新报到分配到司令部警卫连的。以后又经西南铁路局政治处审查结论了的。怎么会在陶这里出了问题？但是，我对自己的历史是最清楚的：我没有任何问题！
  又一次：
   “你真当过解放军？”
   “有复员证可以证明，我现在还是预备役军人哩。”
   “把复员证交出来审查！”
  又立马交给她。
  和陶接触过的同学洪炜小声点拨我：再去时，不要直呼她的名字，要称呼“陶大姐”，同时再给她的小孩子买点东西带去！
  哦！我恍然，可是更反感。在重庆搞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憎恨国民党的这种腐败，当然是坚决不干。喊她“陶大姐”？也许她是比我年龄大一点点儿，但是论革命，她可能还在我的屁股后面，卖什么老资格？不过也意识到，见面伊始，我就直呼其名冒犯了她的骄矜和尊严而对我大大反感起来。到老了才明白，越是丑女人，自尊心越是膨胀越是敏感越是不允许无意中的轻触。陶才碧恰恰是这样的老女人。她身高不到一米六，稀疏干枯发黄的短发紧贴在后脑门上，三角脸的下巴几乎成了锐角，一双半解放脚，成外八字形走路，常常有一个约四五岁的小男孩，时前时后地活泼可爱地边跑边跳着。她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挂名的调干学员，因为在教室里没有见过她的身影。约一周后又传我去，她是勃勃英姿怒气冲天了：
   “我们已经派人去成都调查了，没有这个地址，也没有找到一个证人。你要老老实实地交待清楚！不准再欺骗组织！”我懞了：怎么会找不到呢？！
   “好好想想，重新写一分来！”
  问题严重了！我赶忙找到地理系图书室，借到了新版旧版的成都市地图。照地图画出了证人的住地，再画出住地的四邻和标志性的建筑，又用连续的虚线箭头指引出寻找的路线，再用醒目的颜色进行标注说明。

   以后陶才碧没有再传我去。我也认为已经清楚结束。但是，事情并没有了结，在毕业分配工作以后的小四清和大四清中，虽然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教员群众，却每次都是重点审查的对象，事实上，我已经成了学校的典型反面教员。生活、工作、待遇，比戴帽的右派、地主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开除留用的坏分子还差百倍，我成了学校历次运动中的“活老虎”型的“反面教员”。延至文革，当时的所谓地富反坏右等等几乎都成了依靠的中坚骨干力量，成了坚定的革命左派。在学校开始文革的第一天，我就立刻被这些角色关进小屋，当时学校里的地主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开除留用的坏分子、戴帽右派分子、国民党三青团区委书记都成了斗争我的最为积极的坚定革命左派，他们给我写的大字报标题，赫然就是沿用国民党围剿共产党时的标语口号“彻底铲除”。他们成了在刑审中把我打死过去的骨干。要我交待出陶才碧政审结论中给我栽赃上的“重大”的“反革命历史问题”，如当大特务的罪行，冒充解放军的罪行、由此再延伸出我是漏划大地主、漏划大右派、潜伏的国民党大军官、指挥并组织反革命暴乱的现行反革命。不承认？打死过去后，倒拖到水龙头下冲醒后再刑审。直到再一次揭发批判我的发言中，我才醒悟到：他们是根据陶才碧放进档案中的毕业政治审查结论：“此人有重大历史问题，不可重用!"才认定我是有“重大历史问题”的，才紧紧抓住这个把柄，借以把我置之于死地的。
  原来如此！这是共产党员陶才碧这个老妖婆臭婆娘在政审中下的毒手！由此也足见陶才碧的阴险毒辣和人格品质的低劣。

  有幸活到文革的清队运动。内查外调小组也要到党棍陶才碧称调查过的无地点无证人的成都。他们到了成都却立即毫不费事轻易顺利地直接找到了证人取回了证明材料。
  由此可以证明，以前陶才碧在审查时说去成都调查过了的话，完全是谎话，用谎话下了政治结论，用谎话把我打入另册，用谎话定性我是敌人，用谎话判了我政治生命的死刑！用谎话使我几十年九死一生伤残至今。
   平反的时候，我要求华师中文系和陶才碧，撤销档案中的不实之词，并发还我的解放军人复员证。当时中文系的领导将我的申诉交给陶才碧。以后就不了了之置之不理了。陶才碧后来还不屑地振振有词地责怪我不应该申诉，理由是：“当时社会是极左思潮，能怪我吗？”可是，极左思潮也不是叫你恶意扯谎害人呵！
   陶才碧在政治审查中的蓄意陷害，与极左思潮是毫无关系的。由个人卑劣思想品质造成的罪恶，不能推给当时的政治倾向。文革清队时期的左倾思潮比之于1960年毕业分配审查时的左倾思潮更左，但是清队外调人员为什么却能在外调中实事求是？当时的襄阳县委为什么经过研究审核而予以确认我在解放前的革命工作？这只能证明陶才碧的政治陷害完全与左倾思想无关，是由她个人的思想品质所决定的，应该由她负责，用拉大旗作虎皮文过饰非的卑劣手段是不管用的。而华师中文系领导的当时不认真审查毕业政审结论，文革后平反时又将申诉陶才碧的材料交给陶才碧本人后就不闻不问了。对当时党中央三令五申的平反政策，是一个明显的对抗，也说明了这些人从骨子里依然是在“响当当硬邦邦”，更可能至今还在享受文革的“成果”。既使撇开党性和职责不说，单就知识分子良知而言，他们也该扪心自问：“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还稍稍有点人类的良知吗？

  这个问题，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都是应该解决的问题。无论过去与现在，执政不为民，都应该受到应有的谴责！还活着的当事人及陶才碧，深夜梦回，如果还是感觉不到良心的自责进行补救而行若无事，就只能由我年年在这里诉之于社会，对他们的恶行进行谴责了！不管他们是老了病了死了，只要我还活着，我就要将这个谴责继续下去！让后来的青年人知道在过去有过此类人兽人渣！也希望看到这里的年轻人，生活工作中遇到陶才碧这类东西，不妨迁就迁就，喊她一声“陶大姐”，再给小孩子买点东西。如果时光能倒回去，我一定也会这样作的。但是，有一个原则，在这种躲避被伤害以求自己生存的过程中，绝对不允许伤害周边的任何人！

解放後成了“特務”的日子

我原先所在的國民黨部隊是起義，具体到我應該是參軍。因為我是在解放軍來到之前，就已經潛逃離開了那個部隊，以後知道原部隊起義後才又去報到的。這個報到的性質，當然不是向國民黨的部隊報到，是明白無誤的向解放軍政治處報到。它的性質無疑的應該是參軍的性質。起義的兵，沒有一個需要政治審查；而我是和許多參軍的一樣，是經過解放軍政治處一個多月嚴格的政治審查，是在政治完全合格後才批准我入伍報到的。過了一段時間以後，連黨支部集體研究決定我為入黨培養對象後，連指導員找我談話時也明確指出：“你的本質好，但是還需要鍛煉”，同樣是完全從政治上肯定了我的。

因為自己少不更事，在年終連隊的民主生活大會上，批評了指導員和連長互相間的明爭暗鬥，影響了連隊的建設。散會後我所在的排就到成渝鐵路朱羊溪車站成立了公安派出所。不久連長就來了。召開了排長班長的會，緊接著又分頭開了幾次積極分子的會，最後才召開全排的軍人大會，連長站起來宣佈：“今天的會，就是揭發潛伏在我們中間的國民黨特務……”接著就有人應聲而起，說我就是國民黨的特務。於是面前舉起了一片胳膊樹林，個個都怒吼著，要我老實交待當特務的罪行。這真是在猝不及防下的五雷轟頂，我解釋，不行；我說明事情真象，不行。只准我承认罪行回答“是”。在失魂落魄日日夜夜昏昏沉沉中過了幾天幾夜都不知道了。只知道散會了又開會，開會了又散會。最後是怎樣結束的？是承認了還是沒有承認、不知道。

以後雖然還是照常帶著槍去接車送車站崗放哨沿路巡查，但是同志們都不敢接近我了。

以後才斷斷續續瞭解到，連部認定我是特務的材料上報到重慶西南铁路局，經政治處研究，發現有不少疑點。便幾次著人下來在內江與朱羊溪等大大小小車站之間反覆多次調查後否定了連部的栽赃。不久，部隊就開始了建国後的第一次復員，我在復員之列。離開朱羊溪派出所後，意料之外的被公安處調到另一個連隊。繼續擔任文化教員的工作，受到領導和同志們的肯定。以後又被原指導員知道了，說我繼續留在部隊，影響了連隊領導的威信，無法開展連隊的工作。他的人事關係逐層活動到政治處，我就隨同第二次復員離開了部隊。

這一次被打成特務的教訓是深刻的，又因為最終被查清還了自己的清白，遂沒有引以為戒。在以後還是每每好給領導提意見，自己也就每每還是被幾次打成反面教员和特務。

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幫助黨整風時，寫了一張回應廢除政治考試的大字報，反右的第一天第一炮就向我轟來了。整個上午，我就在青年男女炮手的轟轟隆隆中垂頭喪氣中挨過來了。下午進了會場，準備繼續挨炮轟。班團委書記兼班長的金複基，起身讀了宜昌師範學校黨組織給系黨總支的一封公函，說那位向我轟第一炮的同學，鼓動了宜昌師範右派分子向黨的倡狂進攻，致使學校陷入無政府狀態。然後號召大家對第一炮手進行揭發。我既不自我慶倖，也不幸災樂禍，更沒有落井下石。我只是默默地坐在那裏。似聽又沒有聽清楚，還是深深陷在自我惶恐中：接在後面的當然還是我！如此一直日夜惶恐到毕业分配后，在焦灼中我問金複基：

“我的批鬥會什麼時候開？”

“你的什麼批鬥會？”鏡片後面睜大的眼睛金複基在驚奇的望著我。

“我寫的大字報……”

“呵呵呵，余天狗沒有找你談話？”余天狗是外号，此人真名是余天国。

“談話？沒有！”

“咳！”金複基重重跌了一下腳，滿臉氣惱地說，“這個人對工作怎麼是這個樣子，他是團組織委員，老早就在支部分工會上，決定由他和你談話，傳達系黨支不再開你會的意見……他竟然到現在也不執行！”

我渾身輕鬆得就像要飛了起來，我的天呵，漫長的日夜煎熬終於結束了。

聽一位當了名教授的學友談到余天狗時，我情不由己脱口而出罵了一句“忘八蛋”，這位教授就向另一個教授同學批評我粗野不文明不該罵，我立即和名教授斷了交。搞文科的，竟然沒有學到一點正義感，算什麼鳥教授！污辱斯文罷了！

畢業分配審查時，又因對方態度生硬，自己馬上就回以態度更生硬，得罪了小腳婆娘陶才碧，又被她暗中在自己文件档案裏寫下了“此人有重大歷史問題，不可重用”的政審結論被這條雌狗栽贓陷害。

到了中學，在全體教職員的會上，我又傳達了校內校外說書記是假紅旗的話，建議書記退回紅旗，重新爭取一面真紅旗。此話一出，全場就啞了。

以後我就成了和右派同等地位被群眾監管的對象。小四清時，我被認定是潛藏了三十多年的大特務，大四清時，不僅大特務，還升級為辱罵共產黨的現行反革命。批呀，鬥呀，拳頭在頭上飛舞，唾沫星子噴得滿頭滿臉，接著是莫名其妙地被列為“編外”，要我回家勞動。文革開始，幾乎是傳來十二道金牌，勒令回校參加學習。我明白回校是挨鬥，便期期不應召。地方上的限令來了。只好躺到人家的刀俎之間任人宰割了。又是揭發呀，批鬥呀，惡罵呀，毒打呀，打死過去噴醒了再審呀。。。。。這次更升級了，自己被批成漏網的大地主，漏劃的大右派，國民黨的大軍官，企圖組織暴動的大現行反革命，潛伏最深的大特務。

最初成立黑幫組時，只有我一個人，以後又把兩個地主分子一個右派分子擴充進來，就名副其實地“組”起來了。當時管黑幫組的革命骨幹肖富生見了我就獰笑著向我喊“四分之一”。當時不知道是喊我，还向身后寻找被喊的人。见身后并没有人有任何反应，便疑惑地望著他的狞笑，几次以後才恍然大悟：兩個地主分子，一個右派分子，加上我這個分子，就是四分子小組，而我當然是“四分之一”了。這個肖富生，不僅是陰毒，還多多少少有點與屁同臭的幽默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