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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你一个真正的“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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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你一个真正的“文革”
“文革”之所以那么惨烈，破坏力那么严重，有一个重要致因一直被研究者忽略，那就是在此之前“干部”与人民的关系。事实上由于M的作用，干部”与人民之间早已是矛盾重重，积累了很多仇恨。
从“解放”那天起，M就一刻不停地搞“运动”，每次“运动”都由各个阶层的大、小“干部”组织领导、掌控操作，而每次“运动”无一不是害人、整人、收拾老百姓。屁大的事都有可能被整治，没有事也能整出事来，被整的对象无论给按上什么罪名，基本上都是普通群众。有的人被活活整死了、逼死了，有的人实在是清白无辜，民怨鼎沸，过一段时间只好给“甄别”、“平反”、“昭雪”，然而仇恨却由此而形成。
还有，“大跃进”期间群众被无情奴役，被驱使从事超体力劳动。当时，城市或农村的基层“干部”大多是没有文化的鲁夫蠢汉（被群众蔑称为“假积极干部”） ，却掌握“特权”，颐指气使、不可一世。他们对劳动不积极的群众不给饭吃，甚至殴打体力不支的病弱者，他们自己却不劳动，沾亲带故的人也可以不劳动，这当然也要积累更深仇恨。“三年自然灾害”（实际是四年，从1959年到1962年）期间，老百姓家里饿死老人与小孩的现象普遍存在，当“干部”的却能利用职权多捞多占，往往关门吃饭，酒肉之臭逸出户外，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同样也在积累仇恨。
“文化大革命”给了普通群众宣泄仇恨、报复“干部”的机会。从1966年“打黑帮”到1967年“斗走资派”，一年多的时间都是群众在清算“干部”，有罪的给他多列几条，没罪就给他编一些罪名出来。制造种种借口夺他们的权，把他们拉出来批斗、游街示众、同样不给饭吃，罚他们挂着大牌子、戴着高帽子扫马路、清理厕所，干最脏的活，施展一切手段侮辱、折磨他们，不惜害了他们的性命。
在某个单位或某一行政地区当“干部”较久的人，当然与群众积累的仇恨更深更重，当然是“罪大恶极”，多数被整得死去活来，还要祸及配偶、父母、子女，一起挂大牌子、戴高帽子、挨斗、挨打、游街示众，有被逼疯、弄死者。淮南市的副市长潘效安，在批斗会上，被人用石灰弄瞎了双眼。谢三矿的党委书记康忠信，被造反派关进铁笼子，批斗数百场，每场上台脖颈上挂上铁制大牌子，用铁丝捆绑胳膊。淮南煤矿机械厂的党委书记杨哲，被造反派无数次毒打、施以酷刑，妻子曹建华是谢家集区委书记，也被打成“走资派”。他们的孩子生病，医院拒治，最后死在家里，连一个愿意帮他们埋尸的人都没有（淮南风俗，父母不“送”子女）。
如果说1949年到1966年，“干部”对待人民算是一个不良施政阶段，那么1966年到1967年群众报复“干部”就算是一个罪有应得的回报。这样的结局当然是非常可怕的，造就这种局面的责任当然在于MZD一人，因为他口含天宪，一直都在任意破坏“D的政策”，所有的“运动”，每次“运动”的虐政、恶政都是他一手炮制的。“文革”中，批判“二月提纲”，打倒彭真，夺了“中央文革”的权，让妖妇江青当“旗手”，都是M亲手干的。不幸幸甚，那时中国的老百姓比较而言还算是本分、善良的，事态发展到最后总算没有失控。MZD看着倒刘的目的既达，差不多了，就转移目标叫大家去搞“清理阶级队伍”，于是乎人们又疯狂整治“地、富、反、坏、右”去了。
如今，通过胡、温以来直到当今领导人的努力，中国社会刚刚走向真正意义的稳定与和平发展，一些不安分的打着M旗的蠢货、居心叵测的奸徒又在鼓噪、叫嚣“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了。人民早已不是M时代的人民，国际形势早已不是东、西方两大阵营相互牵扯、相对稳定的那个时候，倘若真的再搞一次这样的“运动”，大乱暴起、洪水滔天，它必将是整个中华民族最为空前的一场毁灭性浩劫！谁来给你保驾？谁来为你收场？谁能保证你不会成为“革命”的对象，保证你们自己不被这“洪水”吞灭呢？
“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罪恶之梦破灭了，幸甚！
我说的是做这个梦的人。
“文革”之所以那么惨烈，破坏力那么严重，有一个重要致因一直被研究者忽略，那就是在此之前“干部”与人民的关系。事实上由于M的作用，干部”与人民之间早已是矛盾重重，积累了很多仇恨。
从“解放”那天起，M就一刻不停地搞“运动”，每次“运动”都由各个阶层的大、小“干部”组织领导、掌控操作，而每次“运动”无一不是害人、整人、收拾老百姓。屁大的事都有可能被整治，没有事也能整出事来，被整的对象无论给按上什么罪名，基本上都是普通群众。有的人被活活整死了、逼死了，有的人实在是清白无辜，民怨鼎沸，过一段时间只好给“甄别”、“平反”、“昭雪”，然而仇恨却由此而形成。
还有，“大跃进”期间群众被无情奴役，被驱使从事超体力劳动。当时，城市或农村的基层“干部”大多是没有文化的鲁夫蠢汉（被群众蔑称为“假积极干部”） ，却掌握“特权”，颐指气使、不可一世。他们对劳动不积极的群众不给饭吃，甚至殴打体力不支的病弱者，他们自己却不劳动，沾亲带故的人也可以不劳动，这当然也要积累更深仇恨。“三年自然灾害”（实际是四年，从1959年到1962年）期间，老百姓家里饿死老人与小孩的现象普遍存在，当“干部”的却能利用职权多捞多占，往往关门吃饭，酒肉之臭逸出户外，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同样也在积累仇恨。
“文化大革命”给了普通群众宣泄仇恨、报复“干部”的机会。从1966年“打黑帮”到1967年“斗走资派”，一年多的时间都是群众在清算“干部”，有罪的给他多列几条，没罪就给他编一些罪名出来。制造种种借口夺他们的权，把他们拉出来批斗、游街示众、同样不给饭吃，罚他们挂着大牌子、戴着高帽子扫马路、清理厕所，干最脏的活，施展一切手段侮辱、折磨他们，不惜害了他们的性命。
在某个单位或某一行政地区当“干部”较久的人，当然与群众积累的仇恨更深更重，当然是“罪大恶极”，多数被整得死去活来，还要祸及配偶、父母、子女，一起挂大牌子、戴高帽子、挨斗、挨打、游街示众，有被逼疯、弄死者。淮南市的副市长潘效安，在批斗会上，被人用石灰弄瞎了双眼。谢三矿的党委书记康忠信，被造反派关进铁笼子，批斗数百场，每场上台脖颈上挂上铁制大牌子，用铁丝捆绑胳膊。淮南煤矿机械厂的党委书记杨哲，被造反派无数次毒打、施以酷刑，妻子曹建华是谢家集区委书记，也被打成“走资派”。他们的孩子生病，医院拒治，最后死在家里，连一个愿意帮他们埋尸的人都没有（淮南风俗，父母不“送”子女）。
如果说1949年到1966年，“干部”对待人民算是一个不良施政阶段，那么1966年到1967年群众报复“干部”就算是一个罪有应得的回报。这样的结局当然是非常可怕的，造就这种局面的责任当然在于MZD一人，因为他口含天宪，一直都在任意破坏“D的政策”，所有的“运动”，每次“运动”的虐政、恶政都是他一手炮制的。“文革”中，批判“二月提纲”，打倒彭真，夺了“中央文革”的权，让妖妇江青当“旗手”，都是M亲手干的。不幸幸甚，那时中国的老百姓比较而言还算是本分、善良的，事态发展到最后总算没有失控。MZD看着倒刘的目的既达，差不多了，就转移目标叫大家去搞“清理阶级队伍”，于是乎人们又疯狂整治“地、富、反、坏、右”去了。
如今，通过胡、温以来直到当今领导人的努力，中国社会刚刚走向真正意义的稳定与和平发展，一些不安分的打着M旗的蠢货、居心叵测的奸徒又在鼓噪、叫嚣“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了。人民早已不是M时代的人民，国际形势早已不是东、西方两大阵营相互牵扯、相对稳定的那个时候，倘若真的再搞一次这样的“运动”，大乱暴起、洪水滔天，它必将是整个中华民族最为空前的一场毁灭性浩劫！谁来给你保驾？谁来为你收场？谁能保证你不会成为“革命”的对象，保证你们自己不被这“洪水”吞灭呢？
“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罪恶之梦破灭了，幸甚！
我说的是做这个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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