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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敏特:什么是“永不变质”的“质”?

热度 1已有 2984 次阅读2015-7-24 18:54 分享到微信


【按】最近,即7月21日,李慎明先生在《中老年时报》发表了题为《反“和平演变”是毛泽东对国际共运最大的贡献》。紧接着凤凰网转载。我即刻拜读,希望从中学到李慎明先生学术研究的新发展。但恕我直言,还是2011年他的那篇《毛泽东关于保持当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的重复。其中的基本观念,我在当时就提出了商榷;我的文章是《什么是“永不变质”的“质”》(见“凯迪社区”)。我原想再写一篇评论,但仔细想想,完全不必了;我当年的那篇文章,只须重发,足矣!

 

 

沈敏特:

什么是“永不变质”的“质”?

 

                         ——点评李文

 

 

[说明]前几天看了李慎明先生的大作,就有“骨梗在喉,不吐不快”之感。可恰好是元旦,难免俗事缠身。节日刚过,我就打开电脑,写了个文头。休息时上网浏览,竟发现方绍伟先生与李慎明先生商榷的大作已在网上刊出,方先生是快手;一种轻松之感油然而生,如果方文与我的想法一样,我可以不写了。不过读毕方文,我发现,一是同中有异,二是还留下了需要进一步论述的空间。于是,我决定在“文头”之后继续延伸和展开。

 

 

   “李文”可称“开山之作”

 

李慎明先生发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10期的《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府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产生的渊源、发展脉络及相关思考》,题目太长,之后发表在其他媒体时改成《文化大革命与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起源》,还是不短,所以本文简称为“李文”。

“李文”的中心题旨很清楚: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以及之前的一系列政治运动,虽有缺点或以失败告终,甚至造成“浩劫”,但初衷是为了党和政府“永不变质”,这是一个伟大的、至今以及未来具有战略意义的思想;而所谓变质的具体内涵就是“资本主义复辟”。

似曾相识燕归来。对于姚文元的文章,和文革前后大大小小的写作组的文章尚有记忆的人,对“李文”绝不陌生,其中的观点、论据、阐述方式、文章风格,我们曾经无数次地领略过了。但对当代的很多年青人,则可能非常陌生,还有新鲜感。因此,再来讨论,绝非过时。        

而更重要的是,我尽管无法同意“李文”的基本理念,但对此时此刻能发表这样的文章,仍然认为意义重大,理应欢迎。因为,文化大革命是当代史绕不过去的课题。可以这么说:搞不懂文革,就搞不懂中国。但文革发生在中国,“文革学”的建立却首先在国外;它已经成为世界历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中国,文革研究属于“禁区”,很长一个时期是媒体不可触摸的领域。我国可以公诸于世的文革研究严重滞后了。我希望“李文”成为突破这个“禁区”的“开山之作”。

 

 

     用“文革理念”看文革,看不懂文革。

 

“李文”对文革的研究,悖离了现代政治的基本框架。因而,“永不变质”的“质”的具体内容,首先不靠谱。于是引出了一连串的不靠谱。要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和延续,必须有一个现代政治理念的基本框架的参照和视角。

一是文化大革命与现行政治制度的关系。毛泽东不管有多大能耐,离开了既定的、能被他使用的制度是寸步难行的。就说“四人帮”,把“四人帮”派到美国去,能搞一场文化大革命吗?绝对不能。这才是现代政治要寻找的答案。

一是毛泽东和宪法的关系。在毛泽东的有生之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有宪法的,通过宪法时,他也是举了手的。但,他怎样对待宪法?他为什么能为所欲为地这样对待宪法?领袖人物和宪法的关系如何,这才是现代政治要寻找的答案。

一是毛泽东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但怎样“服务”呢?人民对毛泽东有约束力吗?除了听他的话,按他的指示办事,对他紧跟再紧跟,还能说他一丁点儿的缺点或不足吗?人民群众有没有质疑、批评和约束政治领袖的权利,是现代政治的核心问题。

一是如何在实践中判断毛泽东的执政行为与人民利益的关系。这里的关键词是两个:一是实践,二是利益。离开了这两个关键,回避实践对人民利益或正或负的影响,就不可能在现代政治层面上,估价一个政治人物和他的执政行为。因此,毛泽东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特别是它的高峰——文化大革命对人民利益(包括人民的生死存亡),究竟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如果回避,就什么也说不清楚了。这是现代政治必须回答的问题。

“李文”远离这四个方面所构成的现代政治理念的基本框架,而着重于毛泽东的“保持党和政府永不变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初衷”,从中引出所谓“伟大战略思想”的判断,并强调了它的现实意义。这样的论述,如若大家能保持三十多年前的文革式的政治思维惯性,定能毫不迟疑地全盘照收。但,今非昔比,有所长进的中国人就难以喝彩了。

 

 

“变质”的“质”,不是主观设想,而是历史规定。

 

穷根究底,“永不变质”的“质”什么?按毛泽东当时认定的“质”是社会主义, “变质”是变成了资本主义,而“变”特指是“复辟”。

这里面恰有一个历史的规定性。解放战争到建国初,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格局。当时的共识是不能消灭资产阶级,要给资本主义一个有节制发展阶段;没有这个阶段就没有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物质与精神的准备;因此,资产阶级也是人民的一个部分。解放战争所以进行得如此迅猛,土地改革,使“耕者有其田”的理想有所实现,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看到了他们在新社会的地位,相信可以为中国的富强贡献一份力量。这一时期,决定留在大陆,或从海外归来的民族资本家,不乏其人。建国之初,历经战乱而诞生的新中国,经济恢复得如此之快,也与这两个原因密切相关。

应该说,大多数人,包括党的高层,都不曾料到,这个阶段是如此之短,好像刚上开锣戏,就落幕了。180度的大转弯,资本主义成了消灭的对象,资产阶级成了专政的对象,“三大改造”被说成是进入社会主义的标志。

我们常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而此举与马克思主义相悖。马克思的名言是:“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消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3卷第4页)

所以,违背规律必受惩罚;我们社会出现了一系列怪象。

“资本主义复辟”是一个虚幻的恐惧。复辟的本意是推倒一个新的政治制度,还原一个旧的政治制度。中国虽然有民族资产阶级,但从未执掌过政权,也没有形成过资本主义社会。孙中山当总统勉勉强强算是代表资产阶级,但没有几天就让给了袁世凯,根本没有构成资产阶级掌权的国家,也没有建成资本主义社会。袁本质上是一个封建军阀;他一上台就是另搞宪法,把宪法变成独裁者的护身符。袁世凯倒台,换来的是军阀割据;蒋介石的“统一中国”,则是新军阀替代旧军阀,实行的是一个党、一个领袖的独裁政治。民族资产阶级生存都成了问题,何来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在世界上,资本主义的国家、社会的标本是英、美、法、德,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如果真有本事,能在中国的土地上“复辟”出一个类似英、美、法、德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来吗?

开个玩笑,若真有这个本事,如今的权贵子女、富豪子女,何须千里迢迢,削尖了脑袋钻到发达国家去改国籍、拿绿卡了,留在中国不就得其所哉,获得了资本主义的享受。

中国有社会倒退的危机,却绝无资本主义复辟的条件。

 

 

反“复辟”究竟反了什么,树了什么?

 

中国缺少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力量,却又要大规模地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必然的结果是扩大打击面,制造冤假错案。世界上最穷的知识分子,仅仅因为讲了几句不属于“歌功颂德”的真话;世界上最穷的农民,仅仅因为卖了几个舍不得吃的鸡蛋和屋前屋后种的几许蔬菜,就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表。这样的被专政的“资产阶级”究竟有多少人难以计算,说五六千万却绝对是保守的统计,达到了毛泽东所说的“史无前例”,也无庸置疑。

为了强化所谓“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了一个奇特的解释,即说“百家”实际上就是“两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就忽略和掩盖了在中国大地最强大的一家——封建专制主义。于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文革,就出现了一个贻害无穷的现象,即把先进的思想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加以批判和扬弃,而把封建专制主义的糟粕奉为“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大力传扬。

资深的新华社记者戴煌先生最近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谈及他十几岁参加新四军时的政治气氛,那时很流行、很得人心,使大家愿意献身去争取的目标就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大家毫不怀疑未来的新中国一定能兑现这样的目标。之后,也有人批判资本主义国家自由的“欠缺”,民主的“虚伪”,但立足点是确信新中国一定会有充足的自由,会有真实的民主,绝对不会把这些具有普世意义的东西,全部送给资产阶级。是的,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批判过这些概念,相反,努力追求这些目标能在一个更高的社会形态中得以更全面更充分的实现。“个性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就是马克思的语言。所以,真正的社会主义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提升和优化,而绝不是抛弃,更不是对立。抛弃和对立,恰是社会倒退的标志。

在这些政治运动(包括文革),大家习以为常的却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各种口号、价值和行为方式。最表浅的就是以《东方红》为代表的个人崇拜。在“万岁万岁”“万寿无疆”响彻云霄的时候,我想起了另一位革命家胡志明,他坚决反对越南人向他呼喊“万岁”。理由很明确很简单:我们是共产党人,不是封建皇帝。这就是为什么当大学生在天安门举出“小平,你好!”的横幅,如此震撼人心的原因——它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象征。

这当然还是表浅的体现,更深层次的是,从一系列政治运动向文革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全党全国的政治指挥权愈来愈集中的过程,而终于在文革中推出了一个新词:最高指示。与此相关的政治行为就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能引起我们联想的只能是四个字:朕即天下。在这里,宪法是不算数的,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被代之以绝对权威的“运动群众”。每当发布“最高指示”,哪怕是深更半夜,也要爬起来去游行“庆祝”,表示拥护,表示坚决执行;谁敢公开说个“不”字,那就是“反革命”,而且是“现行”的。

这就是一种特色鲜明的政治理念。

这就是一种特色鲜明的政治制度。

这就是一种特色鲜明的政治行为。

以这种理念、制度和行为作为前提的所谓“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运动的必然结果,只能是社会大倒退的浩劫。

 

 

是程度“估计”过头与不足,还是对历史的错判?

 

如何解释浩劫产生的原因,“李文”以倒果为因的手法,为毛泽东作了可笑的开脱。“李文”认为原因是:一是对阶级斗争的估计过于严重,二是对无政府主义泛滥带来的恶果又严重估计不足。

毛病出在“估计”上吗?

上面我已指出,中国还处于需要资本主义存在和有所发展的历史阶段,它还不是消灭的对象;中国的资产阶级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压根儿没有复辟的前提和力量。所以,问题的根本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进步的基本原因的论述,把子虚乌有的“资本主义复辟”当作现实的革命对象。焉能不乱!

而所谓“无政府主义的泛滥”是“估计不足”的问题吗?一场以个人指令作为“总指挥”的政治运动,取代了宪法,取代了人大和政府,取代了一切法律程序,这本身就是无政府主义的空前发展,是无政府主义的总根,显然,大政府主义是管不住小政府主义的;压根不是什么“估计”足与不足的问题。要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从来都是格格不入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理念。

 

 

真正“变”了的是什么?

 

于是,我们看到的是,离开了基本符合马克思主义根本精神的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道路,是一种真正的“变质”,即从马克思主义变质为非马克思主义。

这是观念的倒退,而且也是影响社会面貌的政治行为的倒退。一种不符合国情民意的政治目标,是不可能通过民主的程序来推进的。目标决定手段,这是规律。一场文化大革命是在大多数人民,包括高层人物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状态中发动和推进的,它所需要的是两个不可或缺的元素:一是领袖的权威,二是多数人的盲从。于是,个人崇拜、独裁专权,发展到了极致。这里当然有两项重要的历史资源:一是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新民主主义的纲领所取得的初步成效而由此赢得的民心;二是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本来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赢得的民心,进一步延续五四的科学与民主的启蒙,但是我们却用来引来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个人专权的发展。

这里有一个插曲。我的一个学生曾经对我说,我们应该高举五星红旗,消灭资产阶级。我说,高举五星红旗,就不能消灭资产阶级。这五颗星中,有一颗星就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大家应该看得很清楚,从三大改造,到反右斗争,到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再到文化大革命,与此相匹配的就是失落科学、民主,失落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无限膨胀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个人专权,召唤封建专制主义阴魂的过程。

什么是真正的“变质”?违背马克思主义精髓,是变质的基本原因。新民主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至今为止的最成功的典范。为什么小岗村的改革是改革开放开端的标志,为什么我们又有了民营企业家,实行多元的所有制,为什么我们把改革开放的深化定位为“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为一体”的改革,这恰是新民主主义的延续,是对跑步进入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的校正。当然,我们不要求简单重复新民主主义,毕竟时代有所不同,面对着不尽相同的历史条件;不再称为新民主主义,而称之为社主义初级阶段也无不可。但,新民主主义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需要延续的。

“变质”的具体内涵是什么?绝不可能是“资本主义复辟”,“变质”为英、美、德、法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而只能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回潮。今天我们已经面对的权贵资本主义,绝不是原旨的资本主义;它的产生的经济资源、政治资源、社会资源,以及它的经济、政治的发展方向,和原旨的资本主义根本不同。它依托的不是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而是具有垄断功能的权力把持,因此,民主、宪政绝不能给它带来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它需要与改革开放背道而驰的政治天地。最近有人公然声称,“不要迷信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了就是这样的准确无误的信息。迷信与科学的认知是对立的,对任何事物都不能迷信。但在改革开放必须深化、人民对改革开放寄以最大期望的的今天,把“迷信”的帽子戴在改革开放的头上,是值得关注和深思的。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是封建专制主义回潮的赤裸裸的、低级的表演,而更深层的重新包装的不同程度的回潮,必是层出不穷,远不会绝迹。

本文啰啰唆唆几千字,实际上只说了一个字: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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