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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家权谋 • 庙算

已有 1580 次阅读2015-8-16 04:18 |个人分类:军事谋略|系统分类:军事分享到微信

                                                                                              作者:李炳彦    

“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所谓“庙算”,本意指兴师作战前,先在庙堂(朝廷)举行会议,谋划作战大计,预见战争的结局。这是就战略决策而言的。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是庙算之妙。所以,庙算就普遍意义而言,也可称作“庙算”。将军用某,神机妙算。

战争是力量的比赛,而力量则具体表现为一定的数量关系(兵力、火力的多少)和空间形式(编组、部署、设防等)。军事谋略不过是通过精细的运筹计算,用“数”和“形”编织出的画图。

同样一支军队,处在行军、宿营中,或配置在阵地上,其战斗力大不相同。

同样数量的火炮,对同一具有反抗力的军事目标射击,采取集火齐射或分次零射,其效果大不一样。

同样上、中、下三等马,按田忌的赛法则就败,按孙膑的赛法就胜。

两个马木留克兵绝对能打赢三个法国兵,而一千个法国兵则总能打败一千五百个马木留克兵。

整体是由局部构成的,但整体力量并不等于一个个局部力量的和。使用得法,排列组合适当,整体力量则会成倍地超过一个个局部力量的和,否则,还会小于这个和数。从对力量的使用来说,施计用谋,无非是灵活而巧妙地玩弄“军事魔方”——用一定数量的兵力,组成超定量的“形”。

数有虚实,形有真假。这一方面给军事家料敌决谋造成了困难,另一方面又为兵家施展权诈之术提供了成功的条件和可能。那些明智的英雄,总能把“不确实性”(虚数假形)送给对手,又能够透过敌手的“不确实”而找到“确实”。这就是“形人而我无形”。这就需要妙算。

尽管战争中的人的精神、民族情绪、得道多助等无法用数学计算,不能用点、线、面的几何形式来表示,但在一定意义上还是可以说:解“战争方程”,也是通过已知求未知;决胜敌之谋,在于多示“假形”,以隐“原形”。

    以  计  为  首

未战之时,先料将之贤愚,敌之强弱,兵之众寡,地之险易,粮之虚实。料计已审,然后出兵,无有不胜。(引自《百战奇略?计战》)

〔译文〕和敌人开战前,事先要了解敌我双方将帅的指挥才能,敌方实力的强弱,兵员的多少,地形险要还是平坦,粮食缺乏还是充实。分析计划周到然后再出动部队,这就没有不胜利的。

〔浅释〕“掐指一算,便知分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古典小说中这些描写军事智囊的词语,虽然带有几分神话色彩,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决胜之策,在于运筹;高敌之着,已计为先。

战争中充满着未知数,也一定会暴露出许多已知数。指挥员的判断艺术,就是通过已知求未知;指挥员的欺敌方略,在于示形虚数,深隐实数,已多算胜少算。

孙膑马陵设伏,妙在先“度其行”,料定庞涓“暮当至马陵”。虞诩増灶赚羌戎,巧在设虚数示强,使敌手判断错误,行动失算。战争从冷兵器发展到热核武器、电子武器,战场空间愈来愈大,牵涉面愈来愈广,如同初级数学发展到了高等数学一样,原来还比较简单的战术计算,逐步发展成一门新的学科——军事运筹学,从而改变了传统的决策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有这样两个战例:

一九四三年二月,美军获悉一支日本舰队集结在南太平洋的新不列颠岛,准备越过俾斯麦海,开往新几内亚。美国西太平洋空军司令肯尼将军,奉命拦截轰炸这支日本舰队。

从新不列颠岛到新几内亚有南北两条航线,航程都是三天。美军从天气预报得知,近三天内,北路航线是阴雨天气,南路航线天气晴朗。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舰队会选择哪条航线呢?为此,美军派出侦察机进行搜索,力争尽早发现日本舰队。

美军分析自己的搜索方案有以下几种:

一、搜索力量主要集中在北路,日本舰队也走北路。北路的天气虽然差,能见度低,但搜索力量集中,有可能在一天之内发现日本舰队,从而争取到两天的轰炸时间。

二、搜索力量主要集中在北路,日本舰队走南路。南路的天气很好,便于搜索,但因主要力量集中在北路,只有很少的飞机在南路。这样,要发现日本舰队也需要花费一天的时间,轰炸时间还是两天。

三、搜索力量主要集中在南路,日本舰队走北路。这就是说,北路只有很少的飞机在很差的天气中搜索日本舰队,要发现目标得花费两天时间,轰炸时间只剩下一天。

四、搜索力量集中在南路,日本舰队走南路。这样,飞机多,天气好,很快就会发现日本舰队,轰炸时间可争取到三天。

从美方来说,第四种情况最为有利;就日本舰队来看,走北路最适宜。但战争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双方都想趋利避害,善料敌者,应以敌之利来确定自己的对策。于是,肯尼将军决定,把主要搜索力量集中使用在北路航线上,而俾斯麦海战确实在预期的地点发生了。

第二个战例也发生在太平洋战争中。充满武士道精神的日本空军“神风攻击队”,采用“自杀”战术进行攻击,使美国海军伤透了脑筋。当一艘舰艇在受到攻击时,究竟应该急剧转向,以免被击沉;还是保持直线航行,以利于对空火力的发扬呢?为回答这个问题,美军智囊小组经过对477个战例统计分析,提出一个灵活改变舰艇迎敌角度的对策:大型舰只在遇到“自杀”飞机攻击时,应急剧转向,加以躲避,而小型舰只则不应急剧转向。

美国海军舰队采用新的规避对策之后,舰艇损失减少了百分之十八。

   因  粮  于  敌

久守则须屯田〔注一〕,进击则谨粮道,深入则必因粮于敌。(引自《草庐经略·卷三·粮响》)

〔译文〕因:依靠。军队长久守备就必须屯田,进攻时就要谨慎地保护粮道,深入敌境作战必须依靠就地征用粮秣。

〔浅释〕因粮于敌,主要指取之于敌,以战养战。

古代作战,后勤保障主要是粮草。在那交通运输工具十分落后的时代,军事家根据不同情况,优选出了一些即经济又有效措施。如有的提出:凡筹划军用粮食,以年度计算的宜于屯田;按月计算的宜靠后方运输解决;按日计算的宜就地补给;军队行动于千里之外,或打那种行止不定的游击战、运动战,就应采取后方运输与就地补给相结合的方法。

国家因用兵而导致贫困,远道运输是个重要原因。远道运输不仅会弄得百姓饥疲,而且也容易被敌人断绝粮道,兵困虎口。采用取之于敌的策略,则可以克服这些矛盾。

孙子曾作过一个计算:从前方取得敌人的粮食一钟〔注二〕,就抵得上我后方补给二十钟;从前方取得敌人的饲料一石〔注三〕,就等于我后方补给二十石。这个二十比一的价值,颇为历代兵家重视。

北宋时期的著名科学家沈括,在率领部队同西夏政权打仗的实践中深深感到,军粮补给是个大问题。作战的士兵除佩带的武器装备外,就不能再带很多的粮食了,于是只好抽调大批民伕运送。沈括经过计算,发现用三个民伕供应一个士兵用粮,只能维持三十一天,如果往返时间计算在内,最多只能维持十六天。假如出兵十万去和敌人作战,其中就得抽出约占三分之一的兵力押运辎重,直接参战的士兵只剩下有七万人了。同时,还需要动员三十万民伕运粮,其中队长不带粮,伙伕减半,再加上逃亡、病故等情况,民伕的负担会大大加重。如用牲口驮运,自身的食用也相对增多,则与人力背运利害相当。由此,沈括那时就提出:行军作战所需粮秣,最好的办法是取之于敌,以战养战。

在过去的革命战争中,我们没有取得全国政权,没有固定可靠的后方补给,我军人力物力的补充,主要不是依靠后方,而是依靠前方作战的俘获和在战区就地筹划解决。

现代条件下,虽然有了先进的运输工具,运输能力空前提高,但由于战争的突然性和破坏力增大,军队在很短的时间内即可能消耗、损失大量的物资和战斗装备,因而运输量也空前增加。据资料记载,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志愿军的作战兵力与运输兵力的比例,由开始的三比一逐步发展到一比一。印度支那战争中,越南南方人民武装的作战兵力与运输兵力的比例,通常是一比二,即平均一个营作战,需要两个营搞运输;各军区部队平均每年要用一半的时间搞运输。现代战争中,攻防双方都在加剧破坏对手的后方交通线,给后勤运输造成更大的困难。抗美援朝作战中,我后勤运输伤亡占战斗伤亡的比例,平均在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左右……由此可见,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取之于敌仍然是损失少收益多的有利战策。

取之于敌,对于进攻者尤其重要。现代战争中,进攻者要想不使自己的战争潜力很快枯竭,取之于敌是必行之策,甚至有其战略意义。另一方面,防御者常常可以由此预见到对方的主突方向及其定下的主要战场。

我军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尽管历史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取之于敌仍应当作为解决我作战物资保障的辅助手段。对于负担敌后游击作战的部队来说,其物质来源更应立足在前线解决。

〔注一〕屯田:指国家有计划地组织平民或军队,按照一定的组织形式,在有战略意义的地区进行农业生产。它分军屯和民屯两种。

我国至迟从汉武帝时代起,就在边境地区实行大规模的军屯和民屯。特别是军屯,实行军队“出战入耕”,以农养战,即可节约军费开支,又可减少兵员调动和给养物资的长途运输。军屯的具体形式和方法,历代则因情况的变迁而有所更改。

〔注二〕钟:古代容量单位,每钟六十四斗。春秋时期,齐国量器分升、豆、釜、钟。

〔注三〕石(音:担):古代容量单位,每石一百二十斤。《汉书·律历志》:“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

    弱  守  强  攻

凡战,所谓守者,知己者也。知己有未可胜之理,且固守以待敌有可破之势,而出兵以攻,无有不胜。(引自《百战奇略·守战》)

〔译文〕作战时,所以采取坚守的方略,这是真正了解自己力量的表现。知道自己还没有战胜敌人的条件,就要坚决固守等待敌方出现了可以被我击破的战机,再及时转守为攻,这就没有打不胜的仗。

〔浅释〕攻与守,是达成消灭敌人、保存自己这一战争目的的基本手段。纵观古今,战争的“魔方”在军事家手中尽管可以变化出无穷无尽的“图案”,但就其组合各种“图案”的基本“色彩”来说,战不过攻守,术不过奇正,形不过虚实而已。

弱守强攻的本意,是指在制定战略决策时,要从敌我力量的对比出发,把“知己知彼”作为制定决策的一个重要思想。因为进攻主要凭借军队的机动力和打击力,防守则可以和地利、工事设防结为盟友,以弥补自身力量的不足。所以,同样的力量,攻不足则守有余。

在冷兵器时代,由于军队的突击力量弱,防守者深沟高垒,守险不出,就可以阻止对方的进攻。来复枪出现后,进攻作战出现了火力冲击,但防守者采取阵地与火力相结合,仍然创造了突不破的防线。到了飞机和坦克联合作战的时代,“线式防御”的大堤被冲决了,随着而来的是具有弹性和韧性的环形防御……如果说,在未来战争中进攻的一方将会创造出更新的作战方式,防守者也必将创造出与之相对应的防御方式来。

由此可见,在作战方式的发展变革中,攻法变必然引起守法改,守法改又会引起攻法变。随着军事技术的日益发展,攻防手段在矛盾斗争中不断失去平衡,从而形成了一条交替前进的历史曲线,而不是两条齐头并进的平行线。。在每次攻防手段失去平衡的弯折处,军事家最容易被历史曲线的折角挡住视野,以致失去创造新对策的能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国军队视攻击为万能,有所谓“遇敌即进攻”之说,战后他们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视防守为万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防御制胜的思想在整个西方一落千丈,先发制人的进攻战又被视为取胜的唯一妙法。这种摇摆不定的军事思想,既不符合攻防式发展的客观规律,又使军事决策的选定脱离客观实际。

就具体的作战内容而言,攻与守是紧密相联的。进攻是防守的转机,防守是准备进攻的手段。弱守强攻,包含着运用时间和空间,养精蓄锐,创造和等待战机的思想。

李牧戍边代郡,明示弱,暗蓄锐,十年守而不攻。他虽一度被撤职,终不改此谋。直到最后条件成熟,突然反击,“大破林胡,开地千里,遁逃匈奴”。周亚夫坚壁昌邑,敌“数挑战,终不出”。待敌粮草断绝,回师撤退时,周亚夫乘机追杀,一举平定七国之乱。这是以“弱守”争取时间,为“强攻”创造条件的两例。

我军在实行内线中的外线作战时,用少量的兵力阻止多路敌人的进攻,同时集中我主力,迅速歼敌一路,得手后再击其余,直到打破敌人的合围。这是运用战场空间,实现“弱守强攻”之一法。

     怯  防  勇  战

用兵者,无时非危,故无时不谨。入军如有侦,出境俨临交,获取验无害,遇阻必索奸,敌来虑有谋,我出必须计。慎以行师,至道也。(引自《兵经百篇·谨字》)

〔译文〕俨(音眼):宛然,好像真的。道:此处可作方法讲。打仗不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危险的,所以什么时候都得谨慎。一到军队中就要随时警惕象有敌人在侦察一样,一出国境就严密戒备好像真的在临阵交锋,缴获敌人的物资必须检验对我们是否有危害,遇到山岳丛林和险要的地形必须搜索敌人埋伏的奸细,敌人来时必须考虑到它的阴谋诡计,我们行动必须有周密的计划。以这样慎重的态度行军作战。才是最妥善的方法。

〔浅释〕怯防,并非畏敌,而是说防备敌人时,要特别小心谨慎,“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胜”。勇战,是指一旦打起来,就要以必胜的信心,无畏的气概,英勇果敢地同敌人作战。

传说在南北朝时,南朝(梁)有一位名叫冯道根的将军,奉命去镇守与北朝东魏交界到边陲重镇——阜陵。他一到任,就率众进行战争准备,加紧修筑城防工事,还派人到敌区侦察,好像敌人真的要来了,自己什么都不行。一些人讥笑他胆小畏敌。冯道根对大家说,怯防勇战,此之谓也。随后继续进行战争准备。

时过不久,阜陵的城防工事还没修好,魏将党法宗率军两万,兵临阜陵城下,企图一举取胜。此刻,城里许多人惊慌失措,担心阜陵城守不住了。冯道根却沉着镇定,从容不迫。他判断敌人初来,表面看锐气正盛,实际上敌人自持兵多势强,只有进攻的打算,必无防范对戒备,正好是打败它的机会。于是,他挑选了二百精壮勇士,乘魏军立足未稳,突然出城,迅猛地冲入敌营。魏军遭此不意打击,顿时阵脚大乱,不战而溃。党法宗见阜陵军民作战英勇,冯道根指挥有方,便收拾残兵撤退了。

防敌务实,战敌可虚。务实,先置自己于不败之地;可虚,无畏的精神、英雄对胆略则能填补物质力量的差距。

防敌无充分的准备而言藐视敌人,是败将之策;战斗的枪声已经打响再讲重视敌人,乃丧旅之计。自古以来,没有无备而取胜的军队,却有以“冒险”而成功的将军。

怯防与勇战,是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只有怯防,才能重视研究敌人;也只有在深入研究和了解敌手的行动规律之后,才会产生出克敌制胜的坚实信心和勇气。

蒙着眼睛的信心是靠不住的。不了解敌人之长的勇气实为鲁莽。

     用  少  务  隘

   凡战,若以寡敌众,必以日暮,或伏于深草,或邀于隘路,战则必胜。(引自《百战奇略·寡战》)

〔译文〕作战时,如果用少量的兵力对付众多敌人,一定要利用黄昏的时候,或者在深草丛中设置伏兵,或者在谷口隘路截击敌人,战斗就一定能胜利。

〔浅释〕隘,指两山之间狭窄的通谷。战争的历史证明,要用弱小的兵力战胜强大的敌人,最好的办法是利用有利的地形进行伏击。

公元前六二六年,秦晋崤之战,孟明视败军丧旅自遭擒;公元前三四二年齐魏马陵之战,庞涓智穷兵败而杀身。这些被胜利者创造出的奇迹,都与“务隘”有关系,都是采用伏击而成功的。

“不知民情难为相,不知地形难为将”。谋略思维之鹰,翱翔于天空俯瞰的是具体的战场。奇谋方略的创造,常常要借助于地形条件。孙膑“先知马陵之险,而后可定入魏之谋”;韩信“先知井陉之堰,而后可决胜赵之计”。战场条件在战争中虽不是个活跃的因素,但选定适当,就等于在以劣胜优的杠杆下找到了一个稳定的支点。

山谷隘地,咽喉锁钥之处,峰壁对峙,很少回旋的余地。大部队一旦陷入此境,无法展开兵力,就如同蟒蛇钻进竹筒,首尾难以相顾;老牛掉进水井,有力用不上。相反,这种地形对于小分队作战来说,不便于机动的自然之害,就变成了可以隐蔽企图、设伏用奇的有利因素。

公元前四八〇年,波斯国王动员了一千二百多艘战船进攻希腊的柯林斯地岬。当时,希腊只有三百七十多艘战船,处于明显的劣势。希腊海军指挥官提米斯托克里斯认为:数量上处于劣势的舰队,同优势之敌在宽阔的海面上作战是极为不利的,只有设法将敌人引诱到狭窄的海峡,使对方的数量优势无法发挥,胜利才有希望。于是,他们把自己的舰队全部集中在沙拉米斯海峡内,海峡的两个入口处也不设防。很多人担心这样会被敌人封锁全歼,然而,富有实战经验又摸透了敌手心理的提米斯托克里斯却胸有成竹。

九月二十二日,波斯国王向他的舰队发出进军柯林斯地岬的命令不久,突然收到一份来自希腊舰队的情报,上面写着:等到夜幕将垂的时候,希腊人不会再坚持下去,他们将乘着黑暗的掩护,各自飞奔逃命“。这份情报本来是希腊指挥官有意识的制造和透露给敌人的,可是波斯国王因早就听说希腊内部意见分歧,有分裂的迹象,便对这份军事情报信以为真,决心乘机将希腊舰队一网打尽。于是,他命令自己的舰队改变进攻目标,秘密地驶向沙拉米斯海峡。

第二天拂晓,庞大的波斯舰队驶入水面狭窄、浪高潮急的海峡后,战船上下颠簸,队形越来越拥挤、混乱。这时,坚固沉重的希腊战船乘机全速冲击,紧擦着波斯战船的一侧驶过将波斯战船的一面船桨全部折断。丢失了一面船桨而无法操纵的波斯船队乱成了一团,随后被希腊的战船一艘艘撞翻海底……希腊人大获全胜,并从此夺得了制海权。

这个古老的海上交锋的战例,可以说是在正规作战中的“用少务隘”。

研究战史,务隘设伏大致有两种形式:一是“磨道等驴”,即针对敌人的活动规律和作战特点,在其必经之路上预先选好伏击点,设网待机;一是“请君入瓮”,即把敌人主动诱进我伏击圈,迫其就范。但无论采取哪种形式,都需要有良好的阵地和严密的伪装,都要采取速战速决,快打快撤的战术原则。尤其在现代战争条件下,伏击点的选择和伪装更为重要。伏击阵地既要是敌必经之路,又要便于我隐蔽配置兵力和发扬火力,还要有利于我实施机动,阻敌空中支援,可攻可退,以利于避开敌人反伏击的快速反应力量。

    用  众  务  易

凡战,若我众敌寡,不可战于险阻之间,须要平阳宽广之地。(引自《百战奇略·众战》)

〔译文〕作战的时候,如果在兵力对比上我众敌寡,就不要在狭窄险阻的地方与敌决战,必须选择平坦开阔的地方。

〔浅释〕易:平坦开阔的地形。用众务易与用少务隘,讲的都是选择战场。作为一个指挥员不仅要懂得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有什么敌人打什么仗,还要懂得有什么地形打什么仗,。

山岳丛林地,沟深谷险,大兵团无法展开,利于游击、设伏,宜多用活兵,少用呆兵,多用轻兵,少用重兵。这样就可以做到进退开合,灵活机动。倘若使用机械化兵团,则如拳头打跳蚤。

黄牛力大,常被群虻叮得乱跳,唯有灵活的尾巴能御敌自保;重兵陷于险地,会被小股游兵乱其阵脚,唯以轻兵搜剿而自救。然而,开阔的平原地,则是另一番情景。这里便于大兵团、特别是机械化兵团展开,最适宜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四面包围,进行战役乃至战略决战。孙武讲兵,十分重视“度”(忖度、判断)、“量”(容纳的限度)、“数”(敌我双方投入的兵力数量)、“称”(权衡)、“胜”这五步法。并提出:根据战地地形的险易、广狭、死生等情况,作出利用地形的判断;根据对战地地形的判断,得出战场容量的大小;根据战场容量的大小,估计双方可能投入兵力的数量;根据敌我双方可能投入兵力的数量,进行力量优劣对比;根据双方的力量对比,预见作战的胜负结局。聪明的指挥员都是在这种科学计算的基础上选定对策,决定行动的。唯有那些靠瞎估计办事的鲁莽汉子才不顾战场的容量,一味强调集中兵力,多多益善。

公元前六三二年,晋楚交兵,晋军采取“退避三舍”,选定在城濮决战,一举得胜。

一八〇五年,拿破仑选择奥斯特利茨作为同俄奥联军决战的战场,巧妙运筹,一战制服俄皇奥帝,世界震惊。

在北非的阿拉曼,在苏联的库尔斯克,坦克机械化兵团都大显过身手。然而,在越南的山岳丛林地,在阿富汗的兴都库什山区,美国和苏联的机械化重兵集团则一筹莫展,正是受到战场的制约。

随着军队武器装备的发展,军队编组和作战样式不断变化,促使战场空间也不断扩大。

在十八到十九世纪初,当军队还使用滑膛武器交战时,一个重大战役的进攻正面一般只有六至十二公里,纵深四至六公里,总司令还可以直接指挥战役。到了日俄战争中的奉天(辽宁)战役时,因进攻正面达到一百五十公里,时间持续到十七昼夜,于是也就相应地出现了集团军战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军曾使用十七个集团军,在三百四十公里的正面展开进攻;俄军使用六个集团军,在五百六十公里的地段进攻。这样,组织集团军战役也不够了,于是出现了方面军战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九四二年苏军向宽度一千四百公里、纵深一千二百公里的敌区反攻;一九四四年,苏军向正面三千七百公里、纵深一千二百公里的敌区反攻,都集中使用了大量的坦克、火炮和飞机,形成了方面军群战役。这种似乎纯粹由技术的进步引起的宽正面、大纵深作战,实际上都不能脱离与之相适应的战场条件。

    并  敌  一  向

夫五指之更弹,不如卷手之一桎;万人之更进,不如百人之俱至也。(引自《淮南子·兵略训》)

〔译文〕桎(音至):撞击的意思。五个指头轮番敲打,不如攥紧拳头一击;一万个人轮番进攻,不如一百个人同时动手。

〔浅释〕并敌一向,千里杀将。这是《孙子兵法·九地篇》中讲的。意思是说,集中兵力指向敌人一点,就可以势如破竹,长驱直入去擒杀敌将。

拿破仑说过:“进攻战争的原则也和实施围攻的原则一样,火力必须集中在一点上,而且必须打开一个缺口,一旦敌人的稳定性被破坏,而后的任务就是把它彻底击溃。”一个是“集中”,一个是“在一点上”。一个是首先破坏敌人的“稳定性”,这三条是紧密联系的,倘若你只讲“集中”,而不考虑后两条,可以说,那还没有找到真正的制胜之道。

约米尼在研究大量的战争史料时,详细地研究了菲德烈大帝的记事,从中发现菲德烈大帝在李沙大获全胜的秘密——集中他的主力去攻击敌人的一翼。后来,他又发现拿破仑在意大利的最初胜利,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他由此自信地说:“我已经找到了研究战争理论的不法二门,从此就可以发现它真正的规律。”不管约米尼多么乐观,然而,他的这一伟大发现毕竟比中国的孙子晚了两千多年。

集中与分散是相对而言的,实战中,既需要酌情选用,又常常配合使用。通常情况下,处于内线作战的部队面对多路敌人的正面围攻,则需分出少部力量,选择良好地形阻敌多路,同时集中其主力,突然进攻某一路,实行内线中的外线作战,这是摆脱被动局面的关键。分散以发动群众,分散以扰乱敌人,这是实行游击作战时的一种方法。其实,我们平时讲的集中兵力,四面包围,打歼灭战,也有一个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问题。既然是四面包围,部队就得分成多路行动;既然要打歼灭战,部队就需梯次配置。否则,部队展不开,又如何发挥优势兵力的作用呢?

古人讲:“聚不聚为孤旅”(兵力应当集中而不集中的,就是自己孤立自己);又说:“分不分为縻军”(兵力应当分开使用而不分开的,就是自己束缚自己的军队)。究竟何种条件下当分,何种条件下当聚,只能审时度势而定。

一般来说,在战场空间许可的情况下,在同一时间里集中使用兵力、火力,要比拉长时间分散使用兵力火力的效果好得多。一九一六年的凡尔登战役中,英法军队曾对正面十七公里的敌人炮击达七昼夜,耗弹四百多万发,效果并不大。一九四五年,苏军在奥得河战役中,虽然只打了三百六十五万发炮弹,只因为这些炮弹是在一小时内发射的,则收到了重大战果。

在具体的战场上选择突破地段时,既要有重点,也要注意在同一时间对同一目标实行多处突击。一九一六年,英法军队在进行松姆河战役时,对德军四十公里的防御正面发起进攻,打了五个多月,伤亡八十多万人,结果只前进了十公里。一九四四年,盟军在纳思地区组织的“赛马”战役,多梯次配置兵力,向五公里正面的敌人进攻,伤亡很大,仍未奏效。但苏军进行斯大林格勒战役时,在六百五十公里的正面上,选择了七个突破地段,则一举歼敌十五个师;进行白俄罗斯战役时,在六百七十公里的正面上选择了六个突破地段,一战歼敌七十六个师。

    好  战  必  亡

夫兵凶器也,战危事也,不得已而用之禁暴救乱,不可恃国之富庶、民之强盛而穷兵黩武。盖兵犹火也,勿戢,将自焚。(引自《百战奇略·好战》)

〔译文〕戢(音集):收敛;止息。武器是杀人的工具,战争是危险的事情,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用它讨伐暴虐、挽救危乱。切不可仗恃国家富庶、人民强盛而不断地发动战争,以武力侵略别国。用兵作战就像烧着的火一样,如果不去熄灭它,就要烧死自己。

〔浅释〕“国虽大,好战必亡”:语出《司马法·仁本》。这里的“好战”,应指不义之战,争霸之战,掠夺和侵略之战。而正义的战争,则是民族解放的武器,新社会降临的助产婆。

战争是力量的比赛,是大量消耗人力物力的场所。经验证明,战争发动者的欲望和目标一旦超过了自己的承受量,失败的结局是难以避免的。

穷兵黩武,不仅会造成财殚力竭的经济危机,而且还会造成生灵涂炭、民怨沸腾的政治危机。所以,《孙子兵法》开章就讲“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火攻篇》中还郑重提出,国军不可凭一时恼怒而兴兵打仗,将军不可凭一时的怨愤而与敌交锋。符合国家利益的就行动,不符合国家利益的就停止。人的感情可以由怒变喜,而国家灭亡了难以再复,人死了不能再生。所以,对待战争问题必须慎重决策。

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围棋布防,犬牙交错,力量形成了互相牵制的联系之网。螳螂扑蝉,黄雀在后。一个不慎的军事行动,常会引起连锁反应。军事决策者要善于瞻前顾后,进攻的计划应当同时包含着退却的方案;争利于此同时要想到是否会失利于彼。

《列子》中有一则寓言讲道:春秋时期,晋文公率军去进攻卫国。途中,有个叫公子锄的人仰面大笑。晋文公问他笑什么,他说:有一个邻人送他妻子回娘家,在路上遇见一个采桑的女子长得很漂亮,便微笑着向人家搭话。待他猛然回头,却见另一个男人正在向他的妻子招手呢。晋文公领悟了公子锄的意思,立即停止进兵,带领人马回返。还未到家,就发现有人正在攻打他的北部边疆。

力量的消长反映着战争发展的胜负趋势。然而,好战者的欲望大于能量,在这个特性的刺激下,就必然产生错误的力量对比和力量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在进攻苏联前根据情报判断:苏联约有二百个师,如果战争发起后德军歼敌数字能在短期内达到这个限度,便可征服苏联。然而,战争爆发后,当德军歼灭苏军的数字已经接近这个指标时,苏联非但未被征服,反而完全出乎德军意料地动员了更多的部队参战(四年内组建了一千零二十二个预备师),是德军陷入了不可自拔的困境。

还应看到,好战者一旦食下初期胜利的果实,其行动就会完全丧失理智。当希特勒以新的作战方式——闪击战,获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初级阶段的赫赫战绩时,更加利令智昏,他无视战争性质决定人心向背,低估了反法西斯阵线的力量,使德国的侵略目标大大超过了本身的战争潜力。正如法西斯的所谓“闪击英雄”古德里安总结这段教训时说的:“我们过去的胜利,尤其是西线战场上的闪电式胜利,已经冲昏了我们高级统帅们的头脑,所以在他们的字典里面,已经没有‘不可能’这一名词的存在了。”

“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一条历史规律。革命人民和革命党,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坚持用革命战争消灭反革命战争,就需要把握这条历史规律,认清霸权主义者的虚弱本质,增强斗争的信心和勇气,以便相应地采取欲擒故纵、后发制人的军事策略。

    忘  战  必  危

夫安不忘危,治不忘乱。黄帝制五兵,以备不虞。是以古者春搜、夏苗、秋弭、冬狩,皆以农隙以讲武事。(引自《百战奇略·忘战》)

〔译文〕国家在和平时期,不要忘记有发生战争的危险;社会安定时节,不要忘记有发生祸乱的可能。上古时黄帝制造了五种兵器,用来防备意外。古人在春、夏、秋、冬四季,进行的狩猎活动,就是利用农闲时间进行军事训练。

〔浅释〕“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语出《司马法·仁本》。这里所说的“安”,是暂时的,是暴风雨到来之前的平静。。一个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应当居安思危,加强武备。

记得一百多年前,德国首相俾斯麦曾经说过一句名言:“萨多瓦和色当胜利的荣誉属于日耳曼的小学教师。”俾斯麦的这句话是指,十九世纪中叶,普鲁士在追求国家统一时,为了增强整个民族的自信心,从小学开始,就对孩子们进行自强不息的教育,激发他们的民族感。以致他们长大成人后,作战非常勇敢,终于取得了萨多瓦和色当这两次重大战役的胜利,统一了德国。

由此可以看出,战争的胜利结局,与战前的长期准备分不开。而在各种准备之中,对民族精神的培养最为重要。倘若把战争仅仅看作是“动员令”发布之后的事情,那就很容易陷入敌手的掌握之中。所以,一个英明的军事统帅,不仅善于在战争中进行谋算,更重视在战前深谋远虑,从长远战略着眼谋划制胜的法门。

为防止战争机器生“锈”,古人非常提倡尚武精神,经常注意对民众加强战斗意志的培养,加强武装力量的建设等。这一点,从古人造字就可以看出。例如“我”字,从戈从手:“躬”字,从身从弓。即指戈操于手,弓置身旁,以作自卫。“族”字内有矢字,也就是说无弓矢自卫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国”字内有戈字,是强调国家要有武器防守才能独立。

尚武和好义是相通的,“吊民伐罪”、“排难解纷”是尚武,也是为了好义。

历史上大凡有所作为的君主,无不主张“富国强兵”政策,无不重视通过组织围田、狩猎等军事演练活动,使习武与学文占据同等的社会地位,使每个国民都以从戎为荣,而不因眼前处于安逸的环境轻视“大兵”,轻视武事。

经验证明,长期的和平生活,很容易消磨一个民族的尚武精神,使之耽于安乐,忘记战争,整个武备戎行的社会地位由此随之降低。唐玄宗时代,天下太平已久,战备废弛。待安禄山、史思明突然兴兵作乱时,文官不熟悉军事,军队无战斗力,几个月功夫,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便相继失陷。唐玄宗只好带领皇亲贵戚和左右臣僚仓惶奔逃。

古罗马在强盛时期,它的居民有一种为祖国而尚武、任勇的传统美德。后来,外患解除了,生活暂时安定了,这个可贵的“棱角”就给磨掉了。罗马人不再以服兵役为荣的义务,反而把保卫祖国的责任交给外籍的雇佣兵,于是,强盛的罗马不可避免地衰亡了。

瑞士著名的的军事理论家约米尼说过:一个国家,不管它的政府采取什么形式,为了避免受到子孙的谴责和国家的独立受到威胁起见,提倡尚武精神、尊敬军事职业实在是一种明智的政策。他还进一步尖锐地指出:假使在一个国家里面,那些牺牲生命、健康和幸福去保卫祖国的勇士们,其社会地位反而不如大腹便便的商贾,那么,这个国家的灭亡就一点都不冤枉。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要有帝国主义存在,有霸权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自古知兵非好战。”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处于正义与非正义斗争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不可不知兵,不可不尚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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