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游戏与劳动的辩证法

在人类的童年时期，游戏与劳动是和合一体的。“游戏是劳动的产儿，没有一种形式的游戏不是以某种严肃的工作做原型的。不用说，这个工作在时间上是先于游戏的，因为生活的需要迫使人去劳动，而人在劳动中逐渐把自己的力量的实际使用看作一种快乐。”（冯特《伦理学》）冯特关注游戏与劳动之间的密切关系，强调游戏是从劳动中诞生和形成的。如冯特所察，现在仍在流传的某些传统游戏，最初的起源往往是严肃紧张的劳动活动。一开始这些活动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是一种功利性劳动。但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劳动效率提高了，劳动产生了剩余，人们不再需要为物质生活的需要付出自己所有的劳动，由此一些原有的生产劳动形式便开始转化为游戏活动。

游戏与劳动从最初的合一到分离是伴随着人类的成长历史而实现的。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劳动与游戏的辩证关系一直存在着被异化的倾向。关于劳动概念的文献中几乎没有游戏的论述，关于游戏的文献中则有关于从劳动的视角考察游戏的记述，总体研究中重劳动而轻游戏的研究不容忽视。劳动、工作作为人类的正业被强化、美化，游戏作为“无用之用”或无所作为的代名词被弱化、异化。

庄子在《人间世》的结尾写道：“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或许庄子已经天才地观察到了无用之用――游戏已经被异化了，有用之用――劳动与游戏的分离业已成当时和未来的定局？因为在庄子哲学与美学中，一切物化都为道所造。“游”与“齐”（道）并重。庄子在《大宗师》有如下的阐释：

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四人相与语曰：“孰能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四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

          俄而子舆有病，子祀往问之。曰：“伟哉夫造物者，将以予为此拘拘也！曲偻发背，上有五管，颐隐于齐，肩高于顶，句赘指天。”阴阳之气有?，其心闲而无事，弁而鉴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将以予为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恶之乎！”曰：“亡，予何恶！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予因以求时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予因以求?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以神为马，予因以乘之，岂更驾哉！

如上所述，庄子这里所阐释的“游”便是指接纳当下的自己，并且享受其中，他的这种思想，与后世的西欧哲学家施蒂纳颇有相通之处。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者在长期的研究中发现原始民族中游戏与劳动并不通常都是完全相反的行为，游戏与劳动具有一致的可能性。赫伊津哈在《游戏的人》中写道：“人类开始共同生活的时候，在他们伟大的原初行动过程中，自始就交织着游戏。――游戏满足了人们表达意图和共同生活的理想。”［22］17赫伊津哈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对游戏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但是，赫伊津哈却并没有注意到游戏的可能被异化的情况，而是理想化地夸饰这初民与原始部落游戏中人的快乐愉悦。

日本学者大泽正道对游戏与劳动的元素进行抽象，试图提取并还原游戏与劳动的指标，以比较、分析其中的异同。

游戏的指标：想象力  社会的需求  现实性  节奏性

劳动的指标：饥  渴  社会的需求  对象化  节奏性

通过具体指标的比较可以看出，游戏与劳动完全相同的两项是“社会需求”和“节奏性”，而“想象力”与“饥渴”、“现实性”与“对象化”是不同的。节奏性与社会的需求这两个指标就是游戏与劳动的共同点。但在具体研究中，学术界往往是夸大了不同的一面，而忽视了其相同的一面。

原始时代没有节奏性的游戏难以聚拢氏族群体参与其中，劳动同样如此。因为原始劳动是群体性的，“今夫举大木者，前乎‘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淮南子》）当以节奏性为辨识标准时，游戏与劳动明显地趋同。如果要寻找人类活动样态的两个根本性标志的话，只有游戏与劳动。作为社会性需求的具体现的共同劳动和共同游戏，其同一性不言自明，所谓的“杭吁杭吁派” 指的就是这种相近性。当社会性需求得到肯定时，游戏与劳动就可以找到共同的表现形式。如果仅仅关注相同性这一侧面的话，游戏与劳动的确具有相当的一致性。游戏与劳动既有不同的一面，也有相同的一面。“游戏不能权凭游戏存在，劳动也不能权凭劳动存在。当二者相互结合为一个整体时，游戏才开始成其为游戏，劳动也才开始成其为劳动。”［23］176但是，由于游戏与劳动的组合被任意地肢解，游戏仅为游戏，劳动仅为劳动的时候，无论对于游戏，还是对于劳动，我们都难以接近它们的真正的本质。当游戏与劳动作为一对范畴――“游戏―劳动”来被把握时，它们的特性就会得到完整的揭示――“游戏―劳动”并不是静止的、固定的活动样态，而是有活力的流动的样态。也就是说依据前面说述的六项指标的力量强弱与关系，游戏―劳动在不间断地反复运动。

大泽正道将“游戏―劳动”的活动样态称为游戏与劳动的辩证法，并标以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