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时憋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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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的“憋气论”提供了一把钥匙，解析“毛泽东与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分歧”正可以从“憋气”这个角度入手。“憋了一口气”只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笼统的说法，现实生活中它可能代表着“一口气”或“几口气”、甚至是“几十口气”。我们今天在对“毛刘分歧”详加罗列、排查、剖析之时，应当详细分析毛泽东究竟是憋了多少口气？究竟是憋了哪些“气”？

毛泽东自己曾在七千人大会上无限风趣地说了一段顺口溜：“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当时即赢得与会人众满堂喝彩，热烈响应，大家都心满意足的享用着困难时期难得的“四菜一汤”的同时，纷纷心情舒畅“出着气”，却不知他老人家自己却独自在那里暗中“憋气”呢？大家全都太粗心了，大家全都没在意。也许只有一、两个人注意到这一点，林彪就是其中之一。

再说了，他老人家既然憋了“气”，为什么不当时就立即放出来呢？是他老人家自己不想放呢，还是想放而放不出来？还是居然有人暗中使坏，堵住了不让他往外放呢？

第一口气：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

对形势的判断，永远是毛泽东最为重视的事，却永远是老一套的“形势大好”。我们这一代人全都领教过毛泽东关于形势的论述，我们从来也没有听说伟大领袖说过什么“形势不好”，“形势不老好啊”之类的话，最多也就是说：“形势大好，问题不小”。据说对形势的看法是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水岭，所以毛泽东这样的“真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是“形势大好”的，谁要是对“形势大好”有怀疑，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

文革都全面武斗了，毛仍然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既然，1967年底的“全面内战”、到处武斗也能成为文革“形势大好”的标志，那么1961年的“全面饥饿”、到处死人，自然也不可能成为毛泽东判断“形势大好”的阻碍。

对于61年底的形势，毛泽东早在1961年9月的庐山会议上就已明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经济形势已经退到谷底，现在是一天天向上升了。也就是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此后，毛泽东就一直坚持这样的看法。也正是在这种看法支配下，毛泽东心情大好，诗兴勃发，七千人大会召开的前几天，他老人家有心情连续写诗送诗。

1961年12月27日，毛泽东向参加工作会议的同志推荐了他的新作《卜算子·咏梅》。12月29日，毛泽东又向出席中央小型工作会议推荐了民主人士吴研因、钱昌照的几首诗，全都是民主人士投其所好写的拍马诗。

毛泽东写诗，送诗的目的当然是要为即将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定调子。但是，这一回刘少奇却不同意这种看法，刘少奇下乡回来的时间还不久，家乡的父老乡亲、山山水水给了他精神气，何况他在家乡父老面前发了“两年不改变面貌，你们扒我的祖坟”的毒誓，在事关“祖坟”的大问题面前，他在毛泽东面前挺直了腰杆子。

刘少奇在主持起草的报告初稿中，对毛泽东的话，对毛泽东自己的诗，对毛泽东送来的那些拍马屁的诗一概置之不理，权当根本没有这回事，没有把毛泽东的“定调子”的话写进去。

毛泽东看了初稿不满意，对报告初稿不予认可。刘少奇这才意识到完全不写是不行的，这才在“修改稿”中加进了“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的毛泽东的判语。但是，毛泽东已经看出了刘少奇的不听话，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意也就产生了。而且，后来刘少奇在口头报告中也没有强调毛泽东的判语，没有按毛调子粉饰太平，仍然大讲困难。

刘少奇说：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1959年、1960年、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40％，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的工业生产也难于上升。这就是说，去年和今年的工业生产都是减产的。由于农业生产、工业生产都是减产，所以各方面的需要都感到不够。

我们今天看刘少奇的这一段讲话，觉得刘少奇说得太平淡了，并没有任何敏感、过激的用词，但毕竟与毛泽东老一套的“形势大好”说法是完全不同。毛泽东由此憋了第一口“气”。

第二口气：产生困难的原因：第一个“三七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既然工业、农业都减产，减产的原因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作为报告人的刘少奇回避不了。原因无非是两个：一是天灾，二是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对于后者，刘用了“人祸”这个词。至于第三个原因即所谓的“苏修逼债”，这个纯粹为了糊弄老百姓的原因那时似乎还没有发明出来，或者已经发明出来了，但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刘少奇的报告中没有提这件事。

这两个原因中哪一个是主要原因呢？刘少奇也回避不了。自从下乡回来后，刘少奇的心中已经早有结论，那就是“人祸”为主。刘少奇下乡回来的这半年中在其它的会议上已经多次表达过。

刘少奇当然仍要考虑毛的面子、毛的感受与承受能力，所以他在大会上的说法仍然是能委婉则尽量委婉一点。刘少奇说：“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但是，话锋一转，刘少奇却仍然熬不过去，仍然引用了湖南农民的话：“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话说到这种份儿上，就相当严重了。什么叫做“你不承认”？在毛泽东听来，这是在说我毛泽东不承认；什么叫“人家就不服”？站在毛泽东的立场上想，那就是你刘少奇不服。

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的这番说法与“点名道姓”已没什么区别。而且“人祸”的这种说法本身就已经让毛很不快。但是“人祸”这种说法并不是刘少奇的发明，也不是湖南农民的发明，发明人恰恰是毛泽东自己。毛自己早先说过有关“人祸”的话，甚至也说过不止一次，但都是在小范围内说的，且都是说别人的“人祸”，那能说到自己的“人祸”。而刘少奇却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当着七千干部的面，用这样尖锐的提法，箭指何人？不言而喻。这又使毛泽东憋了一口“气”。

第三口气：成绩与错误：第二个“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与错误

刘少奇虽当了国家主席，人家也叫“刘主席”了，在毛泽东看来，那是我让给你当的，我要是不让，你就当不上。你即使当上了，那也是国主席，哪能比得了我这个党主席，党比国大，天经地义的“真理”。即便你是国主席了，也仍然在我手心里攒着。

所以，党天下仍然是“毛天下”，国天下也仍然是“毛天下”。毛喜欢人家歌颂“伟光正”，党的“伟光正”其实都是他的“伟光正”。毛喜欢唱“六亿神州尽舜尧”，因为“舜尧”就是鄙人毛泽东。如果把错误说得太大了，那还怎么“舜尧”？就是“桀纣”了。

但眼下发生了大灾荒，尤其是饿死了几千万人，所以毛指望刘对成绩给予充分的肯定，维持其“尧舜”之地位。刘虽然也肯定了，但在毛看来，肯定的既不充分，又不理直气壮，甚至给人一种是“漆黑一团”的感觉。因为肯定得不充分，所以这些不充分的“肯定”，在多疑的毛看来简直就是别有用心了。

你看，刘少奇在报告初稿中讲成绩和错误方面，是将建国以来12年的成绩一起混着讲了，对“大跃进”以来的成绩不仅没有突出讲、甚至也没有单独讲。相反，报告中所讲的缺点错误几乎全都是“大跃进”以来的。

后来经过修改的稿子，开始突出“大跃进”以来的成绩，一共讲了12条，缺点错误才讲了4条。刘少奇已经在迎合毛泽东方面也是下了工夫了。

刘少奇说：“总的来说，从1958年以来，我们的成绩还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是第二位的。……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

其实那几年饿死了几千万人，工农业都减产，那来的七分成绩？三分成绩也站不住。刘少奇也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瞎话虽然说了，但说瞎话时又不理直气壮，而且仍然令毛不满意。

那么究竟毛泽东要刘少奇怎么讲才满意呢？毛有一句口头禅“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毛的期望值就是“一九开”，九分是成绩，只有一分缺点与错误。而刘少奇讲“七分成绩”，太少了；“三分缺点与错误”，太多了！但刘少奇最终也没有能满足毛泽东的期望值，毛泽东又憋了一口气。

第四口气：刘少奇直接否定“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说法

中国人都知道，用“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来比喻缺点、错误与成绩之间的关系，这是毛泽东最得意的“专利”。这个“专利”放之四海而皆准，放之四时而不变。毛泽东拥有这个专利，但他自己并不笼断，不但到处推销，而且要普及。他自己固然常常讲，处处讲，也要别人跟着讲，尤其是当出现失误遇到困难时，即使是严重的失误严重的困难，他也绝不突破这个框框。偶尔突破也是在评估地方工作及指责他人工作时。

对于毛的这种常用语，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的。只要是在毛泽东领导下，你不用他的这句套话那是不行的，谁还有胆当面否定它。但刘少奇却在七千人大会的口头报告中居然明目张胆地对此否定了。

刘少奇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

刘少奇胆子太大了，在《七千人大会之前的刘少奇》一文中，笔者曾给了刘少奇这样一段赞美：他带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带着“两年内不改变，你们就扒我的祖坟”的毒誓，离开了生他养他的故乡山水。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过。但是，故乡的山水已经将他的灵魂漂洗过了。

看来，在“七千人大会”前后，刘少奇的灵魂仍然是相当洁净的。灵魂洁净的人是有力量的。即使在毛这样刁蛮可怕的人面前，刘也再三冒犯了。后来在1964年前后，刘少奇曾经说：“现在用毛主席过去那种开调查会的形式来了解情况，已经远远不够用了，已经过时了。毛主席的办法已经不顶用了。”

这两次冒犯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当着毛的面否定毛最得意的话及最得意的方法。刘给毛带来的伤害太大了。毛当然又大大地憋了一口气。岂止是“憋气”，简直就是“蝇屎”。

第五口气：“人祸”是如何发生的

刘少奇负责起草的“书面报告”一再被否，刘也是憋足了一口气。但刘仍然在口头报告时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抛了出去，后人称这一举动有“非凡的勇气”，而当时全体与会人员就为了这句话，竟给了他长达5至10分钟的热烈掌声。接着刘总结“人祸”的原因，归结为三点：

1、是因为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不够。

2、我们不少领导同志又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3、在党内和群众中，又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斗争，使群众和干部不敢讲话，不敢讲真话，也不让讲真话。这样，就严重地损害了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使上下不能通气，使我们在工作中的许多错误长期不能发现，长期拖延不能改正。

对于第1点，这是毛刘共同的。刘这样说也并不完全是为了迎合毛。他也是大跃进的促进派，毛是第一号，刘是第二号，刘也要解释他犯错误的原因，当然也是“没经验”。两人不同之处，在刘是其一，在毛是唯一。毛基本上只认同这一点，对其它的原因不是否认就是淡化。

对于第2点，你刘少奇这是说谁呢？当然是说毛。如果不是说毛，那么他应该先说“我们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可他没有加这个前提，所以他就是在说毛，说毛不谦虚谨慎，说毛骄傲自满，说毛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说毛不尊重党内民主集中制，说毛让别人不敢讲话。

这样一点小把戏，毛怎么会看不出来呢。所以毛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对于第3点，在党内和群众中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斗争，更是说的毛，具体指1957年的“反‘反冒进’”以及1959年的“反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如果没有57年至58年毛泽东一再的声色俱厉的“反‘反冒进’”，大跃进很可能就被“反冒进派”扼杀于萌芽之中了；如果没有59年“反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大跃进也可能在行进到中途就夭折了。

“反‘反冒进’”；是大跃进的起步器，“庐山会议”是大跃进的加速器。“反‘反冒进’”是毛泽东于苏联回国后采取的非常政治举措。在此之前，毛在具体经济工作中一般采取相对沉默、超然的态度，但他从苏联回来后就大不一样了。狗日的苏修赫鲁晓夫，他让我们的伟大领袖中了邪，随机在苏联夸下了“十五年赶超英国”海口。

唉！要是那年毛泽东不去苏联就好了，也许就没有大跃进了。可毛泽东怎么可能不去苏联的呢？斯大林已经死了，他要去瞅瞅这个赫鲁晓夫究竟有没有本事当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要是赫鲁晓夫没有本事呢？这个老大的位置就轮到我毛泽东了。

所以这个一向不喜欢出国的毛泽东还是去了一趟苏联，结果发现这个赫鲁晓夫还真没有什么熊本事。再转念想想自己呢？自己是什么都行，资格老、本事大、文武全才，斯大林一死，当今之世就舍我其谁了。自己到是行，可是中国不行，一穷二白。毛泽东自忖“手里没有一把米，喊鸡也不灵”，所以他才要发动大跃进。

为了落实并争取超额完成15年赶上英国的计划，毛泽东又自说自话的回到经济工作的第一线了。一回国就集中力量针对周恩来、陈云在合作化后出现的问题所采取的调整措施提出严厉的批评，将它称之为“反冒进”，又将“反冒进”上纲为“促退委员会”，将1956年经过调整后的出现的短暂有序经济局面称做“马鞍形”，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反‘反冒进’”。

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指名道姓地对周恩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他蛮横无理地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把“反冒进”和“右派进攻”等同起来，威胁周恩来等“离右派只有50米”了。这些蛮横无理且又气壮山河的指责，让一切“反冒进”的人，都吓得屁滚尿流。劳苦功高的周恩来竟然连续作了十三次检查。

得，活样板放在这儿呢？谁想当右派呀！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一切听你的还不行吗！从此，一切怀疑、反对的声音彻底息菜。

面对“错误”，大家都在总结经验教训，但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却是千差万别的，有时甚至“牛头不对马嘴”。比如文革结束后，周扬与胡乔木总结的文革教训就完全不同。面对大灾荒，刘与毛总结的经验教训也是不一样的，毛文过饰非，抓住机会还要往自己的脸上贴金；刘则是浅尝辄止。浅尝辄止固然不好，文过饰非更坏。但对于文过饰非的毛而言，刘的浅尝辄止也是让他憋了一口气。

第六口气：彭真要追究毛泽东的责任

综观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表现，刘少奇是认真而执着的，但他仍然不是最勇敢的人。最勇敢的人是彭真。

在“起草委员会”讨论错误责任时，彭真说了一段让他在历史永远载誉的话：“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帐。书记处最大错误是没有调查研究。”

彭真这一段既委婉又慷慨的陈词，成了会议最引人注目的亮点之一，掀起了一个小高潮。彭真是七千人大会上唯一指名道姓地指陈毛泽东犯了“超越阶段”，“办公共食堂”的两项错误的人。当然毛的错误远不止此，彭真也只不过是挑了基本上已成为共识的两项错误。彭真也是唯一在大会上指名道姓要毛泽东做检讨的人。

彭真讲后，邓小平说：我们到主席那儿去，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

邓小平的话就委婉了，但意思仍然是清楚的，即毛泽东也是有错误的，他自己都说圣人是没有的，既然有缺点错误那么也是可以批评的。邓小平用这种方式委婉地表示了对彭真的支持。

刘少奇的说法就更委婉了。刘说：像河南、甘肃。西北有些县的同志，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中央应首先负责，第二是省级，再是他们。我看，这个话许多人心里有，只是没有讲，现在他们讲出来，就是提高了。

无疑，他同意彭真的讲话。

会上，同意彭意见的人有很多，但用这样明确的语言讲出来的也只有彭真一个人。

周恩来是聪明人，他闻见了火药味。他很快发言：在讲责任方面，要从我们自己身上找原因。——主观上的错误，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情况有问题，应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如果不违反“三面红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确成绩会大些。——主席讲过，不经过反复，不能取得教训。现在不是弱了，而是强了。过去几年是浮肿，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得跟头更大，要中风。现在的问题是要争取时机，不怨天，不尤人，发愤图强，埋头苦干。不吹，不务虚名，要谦虚谨慎，骄傲总是危险。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挽住狂澜。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加强集中统一，听“梢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这是当前工作中的主要问题，不解决，寸步难行。——我们这些人真笨。不一心一德，集中统一，就不能解决问题。如果这一点思想不通，辩论三天三夜也可以。

中央那些高官们的思想与态度随时都在变化。刘少奇原本也是与周恩来一起“反冒进”的，后来经过了毛泽东的批评后，转过弯来“大跃进”，又经过了下乡，其实又转变成反对大跃进了。而周恩来在“反‘反冒进’”中受的批评大，差点这个总理的职务也干不成了。经过了“反‘反冒进’”，周恩来的态度变得园滑了。

老实说，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上起的作用并不好。

比起周恩来来，陈伯达的态度还要更鲜明。陈说，我们不要做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也胡说八道过，要检查。我们还是要根据毛主席的指导思想办事。我编辑主席的语录有很大收获。他告诉我们，如何管理中国。要根据主席的指导思想来检查自己的工作，是不是符合主席的思想。彭真同志昨天关于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主席的工作？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中央不能集权。农民是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的。乱搞一气，不是主席的政策。

陈伯达虽是一个见风使舵的人，但在维护毛泽东方面是从来不含糊的。他将彭真的话歪曲成彭要检查毛泽东的工作。彭真在党内的地位高于陈伯达，但陈伯达的发挥让彭真感到害怕。彭赶紧解释说：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经过这样一个回合的较量，陈伯达，周恩来的观点就占了上风，彭真偃旗息鼓，大会上就再也没有人敢说毛泽东也有错误，也要做检查了。除非毛自己说。

可见当时，毛泽东的地位还是非常稳固。“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彭真、还有一个刘澜涛，态度比较接近；柯庆施、陈伯达的态度比较相同；周恩来中间偏毛，邓小平、陈云则中间偏刘。

第七口气：对“三面红旗”的总体看法

“七千人大会”上最复杂的还是围绕“三面红旗”的问题，也是毛泽东憋气最多的一个问题。一方面：“一切的错误”以及由这“一切的错误”所引起的“一切的灾难”，可以说全都都是“三面红旗”引起的。什么“五风”，那怕是“十风”、“一百个风”，它们也全都来自于一个“风源”——“三面红旗风”。

另一方面，不否定“三面红旗”，一切的“纠错”也都是“隔靴搔痒”，不解决根本问题。虽然当年的高层几乎所有人的认识都没有达到这种程度，但认为“三面红旗”有问题，“三面红旗”的副作用太大则是相当普遍的认识。

刘澜涛说：有些同志讲“三面红旗”，像念经的一样，宣传上形式主义很厉害。也有人说：总路线好解释，“大跃进”不好解释。这几年如此严重的减产，还能是“大跃进”吗？说它是“大跃退”还差不多！所以将“大跃进”这面旗帜砍掉，或是悄悄的不再提起，这成为相当多的一部分人的共识。可是不提“大跃进”，“三面红旗”成了“两面红旗”，这又像什么话呢？

最最重要的还是毛泽东对“三面红旗”的态度，他是坚持到底，“铁了心“的。如果否定了“三面红旗”，他这张老脸往哪儿放呢？于是，刘少奇就出来说话了：“‘三面红旗’少一面不好，还是要提跃进。”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报告对“大跃进”就作了这样自欺欺人的解释：

1、从长时期来看，可以说是跃进。速度是波浪式的。

2、同资本主义国家比，同苏联比，就一个时期说，还是跃进。

3、跃进不能总是以“钢”作标准，要全面的看，无数小的跃进，可以组成大的跃进。今后几年产量下来了，品种、质量上去，也是跃进。

也就是说品种齐全了，质量提高了，也是跃进。今后几年内，我们要在品种、质量、技术方面来个跃进。邓小平对此总结道：十年任务中可以写：“在科学技术和工业产品的品种、质量方面实现大跃进。”

修改后的报告稿，其完整的表述则是：“在科学技术和工业产品的品种、质量方面实现大跃进，接近现代工业大国的水平。”堂堂中央文件，最后就是靠这样的文字自圆而不得其说，糊弄人但没有人能信服。“三面红旗”，最初曾被称为“光荣旗帜”，然后又被称为“三大万岁”，“三大法宝”。再后来觉得“三大法宝”的提法有点高，就不用了，最后确定为“三面红旗”，但“万岁”还是要的，就变成了“三面红旗万岁，万万岁！”

“三大万岁”来源于林彪在1959年国庆节的发言当中。那年国庆时，林彪刚刚接替彭德怀当上国防部长没几天，林彪当然很清楚，彭德怀正是因为在庐山上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而被打倒的，所以他以“反彭之道而行之”，在讲话的最后高呼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当然，林彪的这个讲话稿也不一定是他亲自起草的，所以“三面红旗万万岁”的发明权是否就能归于林彪，这也很难说。

从此，这一提法就被各级领导效仿，每次会后都要三呼“三面红旗万万岁”。“三面红旗”中最早被完整总结出来的是“总路线”。“总路线”就是一句话：“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当然它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但从头到尾都是毛泽东的亲自发明，并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由毛泽东完整的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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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口气：“三不提”之一：关于“15年赶超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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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口气：“三不提”之二：农业发展纲要4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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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口气：“三不提”之三：人民公社“一大二公”

“人民公社好”是毛泽东的原话，“一大二公”也是毛泽东的原话。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为刚刚出生的“人民公社”定性：人民公社的特点，就是一曰大，二曰公，主要是便于搞工农兵学商与农林牧副渔这一套，便于综合经营。农林牧副渔，是农业合作社就有的，工农商学兵，是人民公社才有的，这些就是大。大，这个东西可了不起，人多势众，办不到的事情就可以办到。公，就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都逐步搞掉。

过去我们许多善良的人，许多不明真相的人，在谈到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不许农民有自留地，不许农民养家禽与牲口，总认为这不是毛泽东的政策，是手下人执行过程中的偏差。现在我们列举了这么多的资料，这才知道当年的所有极左的、可笑的政策，几乎没有一项不是毛泽东提倡的。

说实在话，大凡与毛泽东的思想一个路子的人，都会由衷地佩服他对事物的总结能力。他总能将事物最左的、破坏力最大的特点拎出来，当作最好的东西摆在大家面前，强迫大家承认并执行。

到了八届六中全会作决议时，又加了一个整人的理由：“这种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极大的优越性------如果对于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这句话就是与极左政策配套的组织措施。

公社化运动前，全国有7万多农业合作社，哗啦啦一阵风，变成了2万多公社；1961年前后，毛在整顿人民公社时，又是哗啦啦一阵风，2万多又变回个6万个。没人能估算出这变过去又变回来的成本有多少？经济核算单位由公社而大队，由大队而小队。“大”也不大了，“公”也成了“共产风”，属于调整、整顿的范围，即便如此，毛还铁嘴钢牙，在谈到“一大二公”时说：将来定个比例，“一大二公”，公就表现在社队有点积累。

对于“一大二公”这样一个毛死不认错的问题，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说：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这个报告里头也没有讲。有的同志提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到底如何呀？现在基本核算单位搞到小队去了。又“一大二公”，基本核算单位越来越小，这个现象似矛盾。现在情况是这样的，这个问题，现在还解释不清楚，但是等到将来人民公社发展起来以后，还是“一大二公”。所以，这个口号也不取消，但是也不着重讲。

不提“15年赶超英国”，不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不提“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刘少奇的这“三不提”，让毛憋足了三口气。不过，有些人的态度比刘少奇暧昧些。如周恩来主张有关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要多说几句。

又如邓小平说：人民公社如果经过试点更好。既然早产了就应当好好爱护他，对早产的孩子有四种态度，一是不要，这是右派；二是对付对付，不认真；三是拔苗助长多给猪肉吃，多运动。这三种态度都不对。主席的态度是重视他爱护他，想办法解决问题。四种态度跟哪一种走？当然跟主席走，一定有希望。

周恩来的态度，邓小平的话，算是让毛稍稍缓了几口气。不过毕竟不解决根本问题，根本上仍然是憋气。

如何理解周恩来、邓小平的态度？这是另外的问题。不能简单的认为他们是在为毛开脱，其实也是在为毛缓颊。毛的面子丢得太多了，兔子急了还要咬人呢？何况是老虎。

第十一口气：关于城市人民公社

据1958年9月统计，全国农村原有74万个高级社发展为23284个人民公社。按毛泽东的计划，下一步就要城市公社化。按毛泽东的脾气，再下一步，全国变成一个大公社------到时候，保不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也得改了。

毛泽东这一生，除了喜欢搞“翻一番”这类数字游戏，喜欢搞“十五年”、“七年”、“三年”这类数字预测，更特别嗜好于玩弄“改名字”、“改名称”，“换木头疙瘩”、“换橡皮图章”的游戏。美其名曰改变生产关系，其实就是破坏生产关系，生产力也就随之大破坏了。

他常常将“唯生产力论”的大帽子扣在政敌的头上，但他从来也没有将“唯生产关系论”作为向政敌进攻的武器，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唯生产关系论”者。

频繁地不断的变更生产关系后果：

第一、改名称、换木头疙瘩，挂木头牌子，搞成立大会的成本，放鞭炮、摆酒席，并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小数字。

第二、每换一次牌子，又在原有的干部队伍的基础上，大量增加了新的干部队伍，全都是“吃百姓粮、办公家事”，干部队伍的不断膨胀的后果就是领饷的人多了，办事的人少了，扯皮的事情多了，干部与干部之间的矛盾多了。

第三、旧的生产关系破坏了，依托于旧的生产关系的生产力同时遭到破坏，而新的生产关系迟迟建立不起来。

1960年3月8日，毛泽东批示“上半年全国城市普遍试点，取得经验，下半年普遍推广”。

农村人民公社化一哄而起，并没有试点，为什么在城市人民公社化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要搞试点呢？

毛泽东后来解释道：“因为那个时候，农村刮‘共产风’要挡一挡，城市暂时压一压。‘试办’实际上是观望，不是不办，而是看准时机，等到形势好了，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了，原来思想不通的人也通了，再大量兴办起来”。

毛泽东真是个急脾气，自己又往往对自己的金口玉言不当一回事，关于“试点”的谈话刚说半个月左右，却又换了主意。到3月24日，毛泽东又忽然就改变了态度，要求城市“不管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一律搞人民公社”。

此后，各大中城市里就轰轰烈烈地开始人民公社化运动了。并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完成了公社化的过程。据有关统计，至1960年5月10日，在全国180多个大中城市的6900万人口中，建立了1039个人民公社，公社人口达3900万，占全国城市总人口的55.6%。

随着农村人民公社的恶果尽显，城市人民公社化毕竟没有轰轰烈烈，放屁一阵风，最终无疾而终了。但是毕竟曾有过这么一回事。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报告里对毛泽东这一伟大创举竟然只字未提，似乎从来也没有发生过“城市人民公社化”这回事似的。

第十二口气：关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曾经风靡一时。与此口号同时的还有“没有办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

口号的原始发明者并不是毛泽东，但毛泽东支持并维护了这个口号，并为此与他的老朋友李达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李达当时责问毛：“润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话不通？”

毛说：“这个口号同一切事物一样有两重性。一重性不好理解，一重性是讲可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李达说：“你说这口号有两重性，实际上是钦定这个口号是不是？”

毛反问：“肯定怎样？否定又怎样？”

李达说：“肯定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条件。------润之，现在不是胆子大小，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是一场灾难”

毛说：“在一定条件下无限大！”“七千人大会”有一项内容“清理口号”。刘少奇当着毛泽东的面特别举例批评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刘少奇说：“这一口号是《人民日报》用大字标题发表了的。各省的报纸也发表了，因此对许多地方有影响。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应该取消。要向干部、党员和群众说明白。

第十三口气：关于“左比右好”

“左比右好”，这不是口号，而是党内长期形成的一种观念。我们学习党史，都知道在土地革命时期，我党曾经发生过一次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右倾的错误是陈独秀犯的，叫“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左倾的错误分别是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与博古。也就是说在长期中国革命阶段，曾经有左也有右的错误，而且左的错误统治的时间长，危害大。毛泽东的所谓“英明伟大”在于他既反左也反右，所以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为什么到了建国后，只有右没有左了呢？反右运动中，执政者更公开的将人划分为右派及左派；庐山会议后又有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再后来又发明了“形左实右”的新名词。长期以来，右是立场问题，左是态度问题，成为党内及社会上的共识。凡当了“右派”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家破人亡，当了“左派”的升官发财。严酷的现实对比朝朝夕夕的摆在全国人民面前，所以“宁左勿右”成为当年中国的“普世价值”。

只有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在口头报告中说：“有的同志说，犯‘左’倾错误是方法问题，犯右倾错误是立场问题。我看这种说法也是不正确的，是错误的。右不比‘左’好，‘左’也不比右好。------我们在党内的具体斗争中，应该有什么反什么。有什么反什么，就是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既没有‘左’，也没有右，就什么也不要反。这就是说，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党内斗争。”

第十四口气：两个尖锐的问题之一：错误的性质

刘少奇的口头报告中对一些比较尖锐与比较重要的问题也做了一些回答。比如，大跃进的错误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刘少奇根据中央高层讨论后的统一口径回答道：“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在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

刘少奇还说：“我们现在是来总结经验，好在我们现在能够回头，能够总结经验，能够改过来，还不是路线错误。但是，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回头，还要坚持，那就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但是，就在同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犯错误的原因时却说：“你违反了它（经济规律），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了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社会主义谁也没干过……苏联的经验是苏联的经验，他们碰了钉子是他们碰了钉子，我们自己还要碰。”

将毛刘两者的讲话比较：毛泽东强调的是缺乏经验。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缺乏认识，所以犯错误不仅是正常的也是必然的，谁来干谁也会犯错误，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虽然毛泽东也说中央的错误我也有份，毕竟也没有勇气直接说我毛泽东没有什么的责任，但谁都能听出他是在为大跃进的错误轻描淡写。

刘少奇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刘少奇说得很明白，错误虽然很严重，但“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在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刘少奇的这种说法是给毛泽东留了面子，也是给刘少奇自己留了面子，也是给犯了这么大的错的党留了面子。3600万人饿死了，仍然要面子。面子真的很重要。但是，刘少奇的话有没有对毛泽东威胁之意呢？刘少奇有没有这样的意思呢？你毛泽东犯了这么大的错，但我们仍然没有上纲为路线错误，那是大家对你的客气，你如若再坚持，“那就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

仔细考察刘少奇的原话及语境，这样的意思似有非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我个人认为刘少奇没有这样的意思，第一他没有这样的觉悟；第二他没有这样的地位与威信；第三他也没有这样的胆量。但我认为没有，与会者中的大多数也不认为有，并不等于毛泽东也没有。

从事后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恨之入骨，必欲致其于死地而后快的后果来看，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就有这样的意思。其实对于大跃进错误的性质，毛泽东与刘少奇的认识并无本质的区别，是50步与100步的关系。大跃进的错误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错误？不需要详细考察其动机，仅从所产生的恶果来分析，它的性质严重到不管是怎样的定性与评价都不过分的程度。它不仅仅是错误，更是犯罪。最起码的评价：这是一条我党在经济建设工作中的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路线，对我们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对我们国家与人民造成了空前的灾难。

历史上，我党犯类似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也并不是没有，比如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就是一例，但是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左倾路线错误都不能与这一次相比。李立三的错误路线统治全党的时间不过只有四十天，而毛泽东的的左倾盲动主义的路线错误，即使从57年算起也已经四年多了。

第十五口气：两个尖锐的问题之二：关于彭德怀问题

会上有人提出，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信上所讲的，不正是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吗？

对此，刘少奇回答说：从那封信的表面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彭德怀的问题是由于长期以来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

刘不但没有为彭德怀平反，还给他留下一个里通外国的罪名。

刘这样讲，当然不可能是他的个人意见，很可能是毛泽东个人的意见，也不排除当时的中央经过了某种形式的讨论程序。以牺牲一个彭德怀维持毛的威信，维护虚假的、脆弱的党内团结。可怜的彭元帅啊，你又当了一回无谓的牺牲品。而代表毛泽东及中央讲这个话的人，还曾是当年的红五军团的政治委员。

历史已经证明，刘少奇的这一段话是很无耻的。

从1959年8月的庐山会议至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这两年多的时间内，中国大地从大跃进的高潮走向大饥荒的深渊，这残酷的两年现实，已经证明了彭德怀的庐山之谏是完全正确的。如果当初接受了彭的建议，及时采取有效的纠正措施，就不可能饿死几千万人。正是因为在庐山会议上错批了彭的意见，大跃进获得了加速器与充电器，向着罪恶滔天的方向疾驶而去。

七千人大会既然是总结经验教训，那么为彭德怀翻案则成为必然，这是唯一的正确的选项，也是当时的党心、民心所向。但是刘少奇即没有这样做。

即便如此，刘少奇也并没有得到毛泽东的好感。虽然他无耻了，但是他没有无耻到家。按照刘少奇的解释，当年彭德怀对“三面红旗”的意见就不是“反党”了，这仍然是与毛泽东的步调不一致的。

第十六口气：两次掌声

七千人大会其实自1962年1月11日已经开始，这次大会开得相当的怪异，居然连一个开幕式也没有，将全国县以上的各级领导干部七千多人召到北京来，开头半个月就是学习文件与分组讨论。直到1月27日，也就是刘少奇作口头报告的那一天，才算是大会的第一次全体大会。

下午2时，大会开始。当毛、刘、朱、周、陈、林、邓七巨头鱼贯入场，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大会响起极其热烈的掌声，时间长达15分钟。当然，这一次长达15分钟的掌声主要是给他们足足等了半个月的党中央与毛主席的。

第二次长时间的掌声出现在当天刘少奇的讲话中间。当刘说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那一句话时，会场出现了异乎寻常的反应。起先，大家一下子仿佛怔住了，接着便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掌声大约持续了五分钟，也有人说是十分钟，连在后台的服务员也全都跑进场里来了，以为出了什么大事。

无疑，这一次长达5—10分钟的掌声是给刘少奇的，尤其是给说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刘少奇的。

这么多年来，听惯了假话、空话、大话的各级领导们好不容易听到了一句真话，怎能不激动呢！

对于第一次掌声，毛泽东可能并不太以为然，他听惯了，习以为常了，不以为喜了。

可是对于这第二次掌声，他震动了，他惊愕了。他惊愕于刘少奇的威信居然已经有这么高了，当然也听出了这些干部居然当着他的面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鼓的掌，这掌声毫无疑问是冲着他的“三面红旗”恶政的。

刘的这场充满激情、生动有力的口头讲话，整整进行了三个小时，于下午5时结束。

毛在主席台上听他的副手做这样的报告，他会是怎样的心情？

表面平静大度，内心翻滚不息，憋足了气，却无法评论，更无法发作。

在会议结束时，作为会议主持人的毛泽东居然没有按照惯例对刘少奇的报告说一句好话，照官场的习惯他应该说：刚才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作了一个很好的报告，我完全赞成，希望大家回去后认真学习，深入理会。然而毛泽东一反常态，对刘的报告只字未评，只是讲了讲以后几天的安排，然后说：“好，同志们，今天就结束，散会。”

摘自《老徐她爸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