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敏：美国强大的秘密

美国400年的民主实践表明：民主绝不是要让多数人和少数人相互缠斗，而是要让博爱作主。美国人践行着博爱高于利益、人权大于权力的民主价值观。这就是美国强大的秘密。

一，五月花号公约——美国精神的密码

1620年9月6日，41个家庭的102名清教徒组成的移民队伍，在清教长老威廉.布雷福德的率领下，从英国普利茅斯港乘坐“五月花号”货轮出发，驶向了北美。经过66天的博斗，1620年11月11日，“五月花号”船就在科德角外普罗温斯顿港抛锚停了下来。船上的成年男子在低声讨论：将如何管理未来的新世界，依靠什么？领袖、军队、还是国王？他们决定将这个问题弄清楚之后再上岸。参加讨论的是船上的51名成年男子，其中41名男乘客在船上签署了《五月花号公约》（the mayflower compact）。这份公约是由“五月花号”船上的每一个家长、每一个成年单身男子签署的。由于妇女那时没有政治权利，所以没请她们签署。

其内容是：“以上帝的名义，阿门。我们，下面的签名人，作为伟大的詹姆斯一世的忠顺臣民，为了给上帝增光，发扬基督教的信仰和我们祖国和君主的荣誉，特着手在弗吉尼亚北部这片新开拓的海岸建立第一个殖民地。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彼此以庄严的面貌出现，现约定将我们全体组成一个博爱的公民社会（a civil body politic，body即身体的或博爱的意思），以使我们能更好地生存下来并在我们之间创造良好的秩序。为了殖民地的公众利益，我们将根据这项契约颁布我们应当忠实遵守的公正平等的法律、法令和命令，并视需要而任命我们应当服从的行政官员。 ”

五月花号公约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政治契约性文件，在美国政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公约开头便是“以上帝的名义，阿门”。可见，共同的信仰是契约的基础。清教徒认为：政治契约等同于上帝的法规，对所有的人均有约束力。契约原则遂演变成为美国民主的核心。在他们看来，任何人对他人都没有天然的权力，暴力不能产生权力；所以，人类社会的任何合理的权力都奠定于人民之间的相互约定基础上。社会契约是神圣的，政府是神圣契约的产物，这样的统治才有合法性。他们把契约神圣化就是为了建立契约至上的法治社会，这就孕育出美国人的法律至上和人人平等的观念，并将社会生活纳入法治的轨道。

这份写在一张简陋的纸上的公约从法理上否定了君权神授的谬论，抛弃了少数人享有特权的贵族制度，确立了主权在民的原则。清教改革家罗杰.威廉斯指出：“我从这契约中推断出……主权、公共权力的源泉和基础在人民之中。……显然，他们所建立起来的政府只能在人民同意的情况下，拥有人民赋予他们的公共权力。”五月花号公约被认为是世界近代史上的成文宪法的雏形和美国宪法的起源之一，影响到了《独立宣言》，正如美国学者所说，《五月花公约》“标志着‘政府须经被治者同意方可统治’原则的确认。”

这里面所包含的意义和力量，如同一道闪电划破了专制的铁幕，影响了随后的英国革命。1689年洛克在《政府论》中写道：“政治权力的一切和平的起源都是基于人民的同意的。”政府权力的合法起源只能“是以那些要加入和建立一个社会的个人的同意为依据的。”同意、惟有经过人民的同意，才能创立真正合法的政府。同意是政府合法和公民服从的前提。政府的成立必须基于国民同意，不为人民信任的政府必须辞职。英国法学家哈特在《法律的概念》中提出：政治权力的获取与使用须经过人们的协商同意，才是真正的元规则。

政治决策的正义标准只能是全民同意。基督教反对利益第一，提倡博爱第一，既不让少数决定一切，又不能多数决定一切，那么最终由谁来决定呢？十分清楚，应当由博爱决定一切即应当由全体决定一切。一切强制性法律、一切重大的改革，都应当在全体同意的基础上达成。1762年，卢梭根据《五月花号公约》故事写出了《社会契约论》，他说，“唯有一种法律，就其本性而言，必须要全体一致同意，这就是社会契约。除了这原始的契约之外，多数投票总是可以约束其它一切人”。“这种（原始的）契约并不是上级与下级之间的一种约定，而是共同体与其各个成员之间的约定。它是合法的约定，因为它是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它是公平的约定，因为它对一切人都是共同的；它是有益的约定，因为它除了公共利益之外，不能再有其他目的；它是稳固的约定，因为它有公共的力量和最高的权力作为保障。”

1620年11月11日在荒凉的海港的一条船上所达成的五月花号公约为北美的自治和法治打下了基础。那些参加签约的人组成了普利茅斯殖民地的自治体，这个自治体具有选举官员、通过法律和吸收新的投票委员的权力。他们每年举行一次大会，通过法律，选举总督和总督助理。在自治的社会结构内，没有世袭的贵族或君王。他们在1636年通过了一套完整而详尽的宪法——《统一基本法》，对殖民地的政治结构和居民权利作了文字上的规定。1639年后，殖民地代表大会变成了殖民地议会，非教会成员的自由人也可以被选入议会。五月花号公约的效力一直持续到1691年该殖民地并入到马萨诸塞湾殖民地为止。

受《五月花号公约》的影响，康涅狄格殖民地于1639年制订了《康涅狄格基本法》，其序言云：“1636年胡克牧师率其教会信徒从马萨诸塞之新城到康涅狄格，坚定地主张政府的权力当建立在人民的自由允许之上……”该法已确立了政府权力来自于人民同意的原则。《康涅狄格基本法》共分11条，包括政府的权限、官员（包括总督）的产生、选民的资格以及选举程序等方面的明确而详细的规定，被誉为世界上的第一部成文宪法。康涅狄格宪法诞生后150年，它的后人们提出了康涅狄格式妥协，拯救了美国费城制宪会议。

布坎南说，必须使宪法符合每一个国民的利益，而不是仅仅照顾其中的一部分人。偏袒少数人的贵族式宪法是不义的，偏袒多数人的宪法同样也是不正义的。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就是要求制宪者必须头脑中没有任何特殊性的考虑，他制定的所有条文必须“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即“得到全体一致同意”。

二，博爱是进入文明的关键

18世纪英国哲学家边沁提出“功利主义”就是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曾被视为民主的第一原则。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允许牺牲少数人的权利。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假如吃掉1个人可以救活3个人的话，他们也会这样干。这是与正义冲突的。正义是个体为了与其它个体平等自由地共存而自愿接受的预设前提，它是终极价值。这些终极价值来源于对上帝的信仰。正义需要普世道德即绝对道德来保证，而绝对道德是以十诫为根基的。“十诫”为全社会秩序奠定了心灵基础。归根到底，民主自由、人权宪政，只可能建立在博爱和平的根基之上，绝不可能建立在为利争斗的错误信仰之上。为利争斗，永远黑暗。无论怎样流血牺牲，却总是没有正义，没有和平，没有民主，没有自由。惟博爱能纠正剥削，惟博爱能禁止剥夺。惟博爱能清除人世间的一切不义和罪恶。

平等待人、爱人如己就是博爱。博爱不是居高凌下的嗟来之食的施舍；而是一视同仁、普遍的平等的爱。耶稣说：“爱你们的敌人并为那些迫害你们的人祷告。┅┅天父的光既照好人也照坏人；天父的雨既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马太福音》）。博爱不是不要社会正义的爱，而是在伸张正义的过程中将爱贯彻到底的爱。一个博爱的人也会主张惩罚凶手，因为人必须为自己的罪行承担责任；但他不会怀着对罪犯的仇恨来实施惩罚，他会因一个生命被罪行所毁而痛惜，他会为罪人的不幸堕落而伤心。这种爱对己是一种悲剧性的告诫，因为自己也可能犯罪；对罪犯是一种同情式的惋惜，它会撼动罪犯内心那顽固的恨。与之相反，如果把惩罚罪犯的正义要求变成对他的深仇大恨，把对罪犯的惩罚变成一种泻恨的方式，恨就会滋生更多的恨。只有爱可以否定恨并战胜恨，而恨不仅不能否定恨和战胜恨，还是滋生恨的土壤，所谓“因恨生恨”。世俗的爱恨情仇之所以轮回不已，其主要根源就是它们之间割不断的纠缠。

托克维尔说，“使英裔美国人的社会得以建立的，正是宗教。在美国，宗教是同整个民族的习惯和它在这个国土上产生的全部情感交织在一起的。这就使宗教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断地以宗教的方式对美国人进行民主理念训练。美国教会中的重大决策，莫不透过民主程序制订。教会的每一个团契，其人事、经费、活动，亦皆是透过民主程序决定。美国教会既发达，而美国的宪法精神又以圣经为蓝本；政治制度与教会行政制度，几乎近似得像双生子。可以说，美国实行民主制度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美国人从小在教会受训练，走进政府以后，把教会所学习的运用在国会即可。正是这种长期反复的训练，构成了能够把大多数美国人的精神、意志和思想经常集中起来，并保持其整体性的共同信仰。没有这样一种共同信仰，一个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具有形形色色文化历史背景的、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移民及其后裔组成的美国社会根本无法保持其正常的存在，更谈不上发展与强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宗教构建了美国，也只有宗教才能构建美国。宗教在构建美国的同时，也构建了美国的博爱公民社会。

美国清教徒刻苦禁欲、履行天职、充满信心、担当社会责任；他们深信勤俭致富乃上帝嘉许的美德，聚集财富一定要符合公义原则，并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向社区回馈。美国人形成了“拼命挣钱、拼命省钱、拼命捐钱”的传统。美国早期慈善家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是通过大量的个人捐款以改善其所在的社区，创立了地方公民组织（如志愿者救火队）以及其他公益设施与机构。这种财富的回馈的传统，可参见哈佛等长春名校的创办史，以及无数私立学校、医院、养老院、救济院的创办史。

美国人注意培养公益(public service)信念，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社会责任。比如，小孩子从小就有童子军，到公共场合帮忙做事。考大学时，如果只是学习成绩好，没有做过公益事业，好大学是不会录取的。经过这样长期的培训，大多美国人都有一种公益精神，成人后，很多人都在自己的教堂、市政厅、居民管理处奉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成为社区的义工。

美国富翁生前节俭、死后把财产捐献给慈善事业，比比皆是。资本家卡奈基，一生致力于发财致富，后来又把它全部分赠给文化事业基金。又如：洛克菲勒家族，经过三代人的经营富可敌国；耐尔森.洛克菲勒曾任纽约州长和美国副总统。联合国的地皮是他们捐赠的，纽约州立大学所属的许多校园都是他们出资建的。耐尔森死后，把宅第和庄园全捐给了国家。洛克菲勒山庄的主楼的二、三层还有他的后人居住，据介绍，这些后人得按月给国家付房租。

美《商业周刊》评选出了2000～2004年期间美国50名最大慈善家。比尔.盖茨以100.85亿美元的捐款位居该排行榜的第1名；迄今为止，他捐赠总额已达到279.76亿美元，占其净资产的58%。英特尔创始人戈登.摩尔夫妇排第2位，在该期间共捐赠或承诺捐赠70.46亿美元；迄今为止他们的捐赠总额已达到73亿美元，占其净资产的192%。伯克希尔.哈萨威（Berkshire Hathaway）公司首席执行官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排名第3，该期间共捐赠或承诺捐赠27.21亿美元；迄今为止，捐赠总额为27.3亿美元，占其净资产的8%。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排名第4，该期间共捐赠23.01亿美元；迄今为止，捐赠总额达到51.71亿美元占其净资产的72%。据统计，这50名大慈善家的捐款总额高达650亿美元。

西方那些比我们阔得多的世界富豪们，常常过着一种节俭、朴素、节制的生活。2004年2月《福布斯》杂志公布：比尔.盖茨以其名下的净资产466亿美元，排名世界首富。这位首富没有私人司机，公务旅行不坐飞机头等舱却坐经济舱，衣着也不讲究什么名牌；他对打折商品感兴趣，不愿为泊车多花几美元。他向外界公开了遗嘱，其中宣布将把全部财产的98%留给自己创办的比尔.盖茨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这个以他们夫妇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将负责把这笔钱用于研究艾滋病和疟疾的疫苗，并为世界贫穷国家抵御这两种疾病提供援助。他为自己的3个孩子每人留下了1000万美元和价值1亿美元的家族住宅。世界第二富豪、素有“股神”之称的沃伦.巴菲特曾当着他孩子的面在公司大会上说：“那种以为只要投对娘胎便可一世衣食无忧的想法，损害了我心中的公平观念。我希望我的3个孩子有足够的钱去干他们想干的事情，而不是有太多的钱却什么都不做。”他宣布，将自己超过305亿美元的个人财产捐出99%给慈善事业，用于为贫困学生提供奖学金以及为计划生育方面的医学研究提供资金。这笔善款的大部分将被托付给比尔.盖茨的慈善基金会。

1991年美国人捐出了1168亿美元，以1992年为例，全美国当年的慈善捐款共达1243亿美元，其中来自个人的达992亿美元。1996年则上升为1507亿美元。2001年个人捐款的数额高达1610亿美元，来自遗赠、基金会和企业的捐款达到了2120亿美元。2005年全世界发生了一系列的大灾难，其中最突出的包括亚洲多国发生的海啸、巴基斯坦的大地震、以及卡特里娜飓风对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的侵袭。美国人为救助这三场自然灾害的受害者共捐出73.7亿美元。美国捐赠基金会2006.6.26公布的报告估计，2005年美国人的捐赠总额达到2602.8亿美元，比前一年增加了6.1%。2006年11月27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说，美国各阶层的2006年捐赠总计将达约30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2%的总产值。该刊还说，不论是按人口比例还是按产值比例，美国的私人慈善公益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慷慨。

每年天文数字般的捐献中，据有关统计，来自公司企业和其他机构的捐款仅占15%，85%是民众个人捐的，其中又有70%来自普通人。这意味着是否捐款和个人的经济条件没有必然的关系。而且，低收入者捐款时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捐款占他们总收入的百分比更高。收入在1万美元以下的家庭，他们捐出收入的5.2%。可是，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上的家庭，他们的捐款比例仅为2.2%。70%的家庭捐赠过钱财，年平均捐赠额超过1000美元。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经济在全球独占鳌头，一直处于领导地位。美国人口不到全球5%，但美国的产值却占全球的43%，科技产品占40%，研究和发展的成果占50%，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获得者中有1/3的美国人，美国诺贝尔奖的人数占全球获得该奖人数的70%以上，截至2003年美国共有27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世界主要的金融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资金来自美国。美国军事占世界的近一半。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教育和文化最发达的、科技和经济最发达并有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的国家，美国已成为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有大量富人捐款办公益事业的国家，美国已成为世界上包容性最大的移民国家，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开放的、流动性最大、最稳定的国家，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民主与法治程度最高的国家。美国不仅把民主自由的价值辐射到全世界，而且还成为全球所有求知者的“天堂”，每年有几十万留学生涌向美国。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代表。美国成为全球唯一超强，和多数美国人信宗教有关。所以说，是宗教意识决定了整个制度、人与人的关系和经济的表现，不是“仓廪实而知礼节”的唯物主义的生产力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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