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九九几年的一天，我到广播局检查岗位责任制落实情况。这个单位紧挨芝河，对面的人行家属院，石砌了一面高过10米的挡墙，显得高大威猛。站在广播局的院子里，我的直觉是如果一场暴雨，洪水就可能翻过3米多的墙体被水淹掉。我当时就提醒冯长虎局长：夏季来了，你得小心，看看对面的挡墙多高！约么一个星期后，果然下了一场罕见的暴雨，天连着地，地接着天。广播局的院子成了一片小湖，办公室进水一米多高。

　　也是上世纪九几年，邻居和我闹矛盾，因为他家下地基线的时候，老想从我这多占一尺半寸。那个负责施工的谢工头，更是蛮横无理，多次与我大吵大闹。一天我正在气头上，口里冒出一句“你这种不讲理的人不得好死”。一个月后，这个谢工头因施工触电身亡。记得这个谢工头是河南人，至今埋在离堡子垣公墓不远处，我去公墓祭奠老人时，经常望见他孤苦伶仃长满杂草的坟头。我在想，如果当时我不讲那句气话，这个谢工头是不是还活着？

　　再是2007年，我忽然感到北京的房价可能是最低的时候。我对老婆说，咱的儿子很快就在北京的大学毕业了，房子是成家立业的物质基础，老婆嘲讽地说哪里有钱？我平时喜欢了解大城市的房价走势，为此专门订阅了《北京晚报》，每周都有几张是房地产广告，当时只要首付10%，就能在北京买到五环以内大红本的商品房。赶快动手，拿上工资本，去到农行询问抵押贷款，月几百工资的我只能贷到一万多元。此路不通，再去向个人借钱，半月过去，也没能完成七万元的首付。想法很理想，现实很骨感，最好的机会就这样错过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房价开始复苏，从每平不到6000元，直接涨到几万元。

　　还有几件牵涉隐私，就不在这里公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