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晓林 

廖静文先生在接受刘晓林专访
  ……  河流唱着歌，
  很快地流去，
  冲破所有的堤防。
  但山峰都留在那里。
  怀念着，
  满怀依依之情。
  ……
   ―― 泰戈尔[印度] 

　　刘晓林：人们都知道徐悲鸿先生是艺坛巨匠，伟大的美术教肓家。可能很少有人知道，他在没有成名前，同我们现在的每个普通人一样，也在为生存而奔波。甚至，他当时的处境比我们大多数人还要差：作为家中长子，他过早地承担了家庭的一切。廖先生，您编著的《我的回忆.徐悲鸿的一生》，我读过很多遍。其中，徐悲鸿先生说的一句话：“一个人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能够自拔，才不算懦弱呵！”，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个人在艺术道路上的成功，是不是与其永不放弃追求有极大关系？请您结合徐悲鸿先生的一生谈一下？

　　廖静文：悲鸿1895年7月19日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屺亭桥镇。这一年，甲午海战刚刚结束，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加深了人民的苦难。农村日益凋敝，很多人破产流亡。悲鸿家里仅仅依靠他父亲鬻字卖画已不能维持，幼年的悲鸿也要跟着父亲参加劳动。13岁时，家乡发生水灾，他随父亲外出谋生。6年后，悲鸿的父亲病逝。他决心看一下外面的世界，来到了上海。不像现在，那时找一份工作是很难的事情。数次希望，几次破灭。沦落上海的苦闷，找不到工作的烦恼，饥寒交迫……这一切，使得悲鸿濒于绝望，面对着滚滚不息的黄浦江他一度想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这时，他想到了母亲，想到了帮助过他的人，想到了自己的理想……。人，关键时挺一下，就过来了。否则，不会有日后悲鸿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1929年由蔡元培先生推荐，悲鸿受聘担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以复兴中国艺术为己任的悲鸿，提出了革新的主张。尤其在用人方面，他也不墨守陈规，以“一口反万众”的坚定态度聘请了白石老人为教授。白石老人也曾在一首诗中提到“草庐三顾不言辞，何况雕虫老画师”。悲鸿一生中，只要他认为对的事情，是决对不会放弃。1947年所谓“新旧国画论战”中，我也劝说过悲鸿离开北平，他说：“走就意味着妥协，而且不管我到什么地方，都会有斗争。为了中国美术的发展，我必须走这条艰难的斗争道路”。

　　刘晓林：永不放弃成就了徐先生和他的艺术，同时也给他带来了很多困扰，包括身体。据说，在法国求学时，他为了观摹比较名作，有时甚至整日不进饮食，以致于患了终身不愈的肠痉挛症。

　　廖静文：1921年，巴黎举办全国美术展览，陈列了法国当代的很多优秀作品。对悲鸿来说，决不放过任何可以学习的机会。开幕的当天，他看了整整一天。走出会场进，发现已下起了大雪。饥饿和寒冷的袭击，使得他险些摔倒在雪地里。从此，悲鸿患上了肠痉挛症。他在一幅素描稿上写道“人览吾画，焉之吾之为此，乃痛不可支也”。

　　刘晓林：作为中国现代美术的开创者、奠基人，徐悲鸿先生画过一幅传世名作《九方皋相马》。我想，可不可以这样认为：创作这幅作品时，他是在抨击当时的人才体制，呼唤更多伯乐。通观徐悲鸿先生的一生，会发现他在中国美术史上常常是以伯乐的身份出现。他发现的很多“千里马”，如果列个名单的话，上面会有多少人？

　　廖静文：这个名单太长了：白石老人、傅抱石、蒋兆和、吴作人、黄胄、田世光、吕斯百、王临乙、沙耆、赖少其、冯法祀……。在悲鸿看来，如果发现有才能的人，不帮助他们，那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很多时候，如果自己力量办不到了，还要求助朋友。用自己的作品打通“关系”，是常有的事。傅抱石、吕斯百、王临乙等人出国留学，悲鸿都是用这种办法。悲鸿在展览中,为白石老人的作品订价比自己作品的价位还要高，并标明“徐悲鸿制定”。
　　悲鸿对民间艺术家也相当重视。1931年，他在旅游八大山人隐遁的地方――“青云

谱”时，发现供奉的几座木雕像栩栩如生。在朋友的陪同下，拜访了范振华先生。后来，他也拜访过天津泥人张的后人，亲自购买他们的作品。另外，悲鸿也专门为他们写了推荐文章。
　　在北平国立艺专,悲鸿会收到很多陌生、热爱美术的青年的来信。我生活在他身边，看到他担任的职务和教学工作已十分繁重，身体又有病，劝他不必亲自回复这些信件，由秘书代劳就可以了。悲鸿经常这样说：“你不理解年青人的心，如果是我亲笔回信，即使写得简短一些，也会给人很大鼓舞，年轻人是需要人鼓励的，特别是那些不能进入美术学校的而有才华的青年，我更有义务关心他们”。悲鸿就是这样坚持不懈地做了一生。

　　刘晓林：徐悲鸿先生对于人才、艺术等方面的态度，是不是源于他的包容？我一直认为，成为艺术大师的因素很多。如果选首要因素就应该是包容。他博大的胸怀，使得他做了很多别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比方说，他对张大千先生评价“五百年来一大千”。在一定程度上，他为整个美术界，甚至整个文化界做了一种表率，那便是“同道更是朋友，艺术家更应相惜”。

　　廖静文：确实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不包容，是很难做到进步，做到真实的。发掘人才，前面已经提到很多了。我主要说一下包容对于一个人艺术方面是多么的重要。在艺术观点上，悲鸿始终坚持既要“致广大”，也要“尽精微”。西方艺术的素描造型，东方艺术的写生意境，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在艺术上讲，都是很重要的。1918年，在如何对待我国美术遗产的态度上，悲鸿当时就提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绘画之可采者融之。”这是一种科学的态度，既反对泥古不化，也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主张继承古代绘画的优良传统，吸取西方绘画中的优秀技法，来丰富我们民族的现代绘画。
　　包容也影响了悲鸿的艺术收藏。很多人都知道悲鸿珍藏着他视若生命的《八十七神仙卷》。《八十七神仙卷》是谁画的，人们无从考证，只知道是唐朝时期的作品。只认作品不认作者，对于人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悲鸿却这样做。为什么？只有包容才会使一个人的判断标准更接近客观。作品的好坏，艺术水准是第一位的。

　　刘晓林：徐悲鸿先生留学国外，经大雕塑家唐泼特先生介绍，追随法国国家画会领袖达仰. 布佛莱先生学画。期间,他先在各大博物馆仔细观摹西方艺术的精华及比较他们与东方艺术的不同处。数月绝笔不画。弗拉孟、德拉克洛瓦、伦勃朗、康普、鲁本斯等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经过长达8年之久的勤奋学习和钻研，徐悲鸿先生带着精湛的绘画技法和广博的艺术知识，回到了中国。跳出某个范围，站在一个制高点看问题，是他伟大之一。例如：他已拥有了相当西方绘画技巧，但没有象大多数的留学国外的画家那样跳不出西方的艺术语言、艺术模式，而是一直没有脱离生活，没有脱离大众，更没有脱离传统。他作品中民族性的贯穿如此之强，这是徐先生有别于其他艺术家很重要的一点，对现在从事美术工作的人来说具有相当的启发。

　　廖静文：悲鸿一生创作了大量的作品，这些作品倾注了他的心血和感情在里面。《巴人汲水》、《巴之贫妇》、《村歌》、《漓江春雨》等都是生活性很强的作品。另外相当一部分作品是反映我们民族精神的。悲鸿画的奔马、雄狮已化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化身。

     《田横五百士》、《?我后》、《愚公移山》等作品当时鼓舞了很多民族同胞。这些作品象无声的语言把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凝聚在了里面，把人们内心里面积压已久的情感全渲泻了出来。好的作品具有好的艺术语言，艺术技巧是最基本的。但最重要的还是要有生活、有感情。好的艺术品是不仅仅作为欣赏的，它是可以激发人们心灵深处的东西。是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的。
　　悲鸿还画了一部分自写，大多抒写了他对国难的担忧和对光明的憧憬。有一幅，他站在两棵巨大的松柏下，遥望远方，脚下是乱石、流水、幽兰。上面题着：乱石依流水，幽兰香作威。遥看群动息，伫立待奔雷。

　　刘晓林：谈到徐悲鸿先生的作品，没有脱离生活，没有脱离传统时，再顺便插一句，其实他本人也是这样。比如说，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知恩图报，在他身上表现得如此强烈。求学时，为了纪念两位帮助过自己的黄先生，曾经一度改名为“黄扶”（纪念黄震之、黄警顽两位先生）。

　　廖静文：悲鸿一生中，受到不少的帮助。尤其是年轻时，得到的帮助更多。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人常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对悲鸿来说，这一点他做得很好。为了营救好朋友田汉先生，他和宗白华先生冒着生命危险四处奔走。这样的事情，放在什么年代都是不容易做到的。

　　刘晓林：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甚至整个中国美术史上，就艺术成就、社会影响、对美术史的推动等方面综合而言，如果推选一人的话，徐悲鸿先生绝对是不二人选。我个人觉得研究徐悲鸿先生，仅从艺术方面来考虑是远远不够的。

　　廖静文：有两点，悲鸿能做到是很不容易的。一、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依靠个人力量到世界各国举办展览，进行国际交流，扩大了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悲鸿 在意大利米兰办展时，该展的纪录片在意大利全国放映，被誉为自马可.波罗之后最重要的文化交流。前苏联爱米塔博物馆还专门成立了中国绘画的展室。《在全欧宣传中国美术的经过》一文中，有这样的话：“……吾于展览会一切接洽，在内在外，绝对未用政府名义……”。二、自始至终，尽最大可能帮助了很多人，与同时代的艺术家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尤其是为中国美术界培养了大量人才，这些人推动了中国美术史的进程。

　　刘晓林：在徐悲鸿先生纪念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在讲话中指出，徐悲鸿先生的作品表现了热爱祖国，他在解放以前即参加了中国人民争取民主的运动。人们在提到徐先生的巨大艺术成就时，对于他为国家做的一切也是不应忘记的。

　　廖静文：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筹款捐助流离失所的难民，也为了宣传抗战，悲鸿多次到国外举办筹赈画展。画展结束后，他就把卖的全部画款，捐给国家救济难民。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发生后，悲鸿作了国画《雄鸡》，上面题着“雄鸡一唱天下白”以此唤醒民众来拯救自己的国家。1945年，在《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上签名，并拒绝为国民党高级官员画像。在人民解放战争结束前夕，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急电北平的各大院校南迁。悲鸿亲自主持校务会议，以校长的身份第一个发言，提出了决不迁校的主张。

　　刘晓林：1954年10月10日，徐悲鸿纪念馆开馆，馆址在您和徐悲鸿先生的住宅东城受禄街16号，后来又迁至新街口北大街。从建馆到现在已经历了半个多世纪，50多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对于每个人来说是如此漫长又是极其重要的。在半个多世纪里，徐悲鸿纪念馆一定发生了很多事情，您作为纪念馆的负责人，为了纪念馆的更好发展，更好继承和保护祖国的传统文化做了很多工作。请您简要谈一下？

　　廖静文：悲鸿去世后，我收到了来自国内外的许多函电，对我表示亲切慰问。正是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关怀和鼓励，使我重新振作起来。我按照悲鸿嘱托把他留下的大量遗作和珍贵收藏全部交给国家。1953年12月，悲鸿的纪念会和遗作展同时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总理在观看展览时，说：“成立徐悲鸿纪念馆很好，要好好保护这些作品”。1954年9月26日，在悲鸿逝世一周年的时候，纪念馆建立了。周总理亲自题写了《悲鸿故居》匾额。悲鸿生前由于工作繁忙，最后二十年没有回过家乡。1956年，我回到悲鸿的故乡宜兴，祭扫了悲鸿父母的坟墓，了却了悲鸿生前未能实现的愿望。文革期间，徐悲鸿纪念馆因修建地下管道而被拆除了。我又陷入茫茫痛苦中。在周总理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的关怀下，1983年1月徐悲鸿纪念馆的新馆在新街口北大街又建成了。
　　悲鸿生前对我说过“每个人的一生都应当给后代留下一些高尚有益的东西”。这么多年来，我也没有做什么。唯一做的就是把悲鸿留下的作品尽了最大的努力保护好。有的作品，尤其是油画，放的时间长了，作品表面的颜料会脱落。这样，我就想办法通过各种途径将它们修复好。有一些很大的作品，修复起来难度很大，费用也很高。

　　刘晓林：有报道说，您为了保护好作品，甚至到国外请专家来修复？

　　廖静文：悲鸿留下的作品，都是国家的财富。不能让这些作品，因为我的原因受到任何损坏。

　　采访进行2个多小时，廖静文先生因身体原因，断断续续、时说时写，完成相当不易。有很多问题来不及细谈。例如生活中幽默的徐悲鸿先生，廖静文先生书法上显为人知的艺术成就。　　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何需哀吾生之须庾，何需羡长江之无穷。永恒的艺坛巨匠徐悲鸿，永远值得尊敬的徐悲鸿夫人廖静文。

　　附文　

    不得不提的几件事：
　　一、童年的徐悲鸿，随父亲外出谋生。为了给靠卖茶水为生的妇女索回赔尝，被茶馆老板用一只茶杯打在他的头上。从此，他的头上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二、为了替父亲医病，徐悲鸿卖掉了家中一切能变卖的东西。在应邀参加乡亲的婚礼时，母亲给他缝制了一件新绸衫。没想到，婚宴上被一老人的香烟燃着了绸衫。从此，他再未穿过绸衣。
　　三、在南京时，李济深先生听说徐悲鸿爱吃枇杷，便常派人送上。后来，徐悲鸿在《枇杷》上题“每逢佳果识时节，当日深交怀李公”。
　　四、采访廖静文先生时，我在纸上写“您平时是不是每天都来徐悲鸿纪念馆”？廖静文先生写“现在身体不好，每天早上吃完药，就来上班。住得比较远，经常晚到”。
　　五、在采访时，徐悲鸿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不时拿着单据请廖先生签字。只要是跟徐悲鸿纪念馆有关的事，她都十分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