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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中国的毒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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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中国的毒食品！！！
——熊飞骏
当今中国平民阶层最热衷的话题有三个：
一是贪官腐败！
二是地沟油、毒食品！
三是如果毛主席在世，中国绝不会有贪官和毒食品！
关于毛泽东时代有没有贪官和腐败的问题，飞骏在《毛主席的天下被贪官毁了吗？》一文中进行了真相辨析；下面有必要再说说毛泽东和毒食品。
毛中国真个没有毒食品吗？
下文主要陈述三个观点：
1、毛中国平民阶层不但毒食品广泛存在，而且毒性比今天的地沟油、毒大米、毒馒头、塑化粉条、三聚氰铵奶粉……等毒食品的毒性要大出N倍。
2、毛中国平民百姓的主粮以毒食品为主。
3、毛中国的健康食品多供官家享用和弱智援外。平民百姓在健康食品不得的情况下连毒食品也不能敞开供应。
4、毛中国的很多毒食品还是平民百姓的奢侈品。
飞骏生活在淮河以南的中国，童年时代对北中国的毒食品不太熟悉，但对南中国的毒食品则记忆犹新。
事实胜于雄辩，下面晒晒毛时代南中国的毒食品：
一、霉大米
飞骏的家乡是稻米产区。上世纪70年代前期，家乡的农民从生产队分到手的稻谷很少，只够农家不到半年的食用，每月人均不到20斤稻谷，相当于14斤稻米。
那时的农民因为体力劳动繁重三餐没什么油水，一个壮年农民若要吃饱，一月至少得吃上百斤稻米，一餐少于一斤饱不了。
有次在水利工地，童年飞骏亲眼看见农民“赌饭”，一个人连吃了8个“半斤装的钵饭”！
每月能吃100斤的农民只分到10斤口粮是什么概念？
农户分到手的稻谷夹出来的稻米多数可不是什么“白花花无毒”的，而是严重泛黄，甚至发黑。
为什么稻米是黄棕色甚至黑色的呢？
毛中国农村实行“集体所有制”，生产、分配都是“吃大锅饭”。村官瞎指挥民众没责任心，村官也不能容忍村民有责任心。
夏季收割的早稻连杆带谷运到稻场后，很多不是及时打晒而是堆成高垛，堆到高处需要借助梯子。夏天气温高雨水多，堆成高垛的稻杆谷日烤雨淋后很容易发热发烧，有时中心温度超过几十上百度，在谷顶冒出白色的烟柱。
我们小孩就经常去稻场“欣赏”谷垛顶上冒出的白烟，心里嘀咕没生火的谷垛怎么会“冒烟”呢？一定是有鬼在施放妖术。
“拥挤”在如此高温高湿下的稻谷能不“发霉变质”吗？
“大锅饭体制”官民多没责任心，大人看见稻垛在烟柱下发霉变质也见怪不怪，谁也没想到马上散垛及时打场。
生产队收割的稻谷打场后，发霉变质的稻谷自然不能“交公粮”，只能分给农民吃。那时的村官多好“表现”好“捧上”，在交公粮上很“积极”爱好“超额完成”，为了升官得表彰慷农民之慨不顾农民死活。稻谷发霉变质对农民来说是“因祸得福”，国家不要农民就可多吃一点“正经粮食”了。
发黄发黑的稻米虽然有毒，但总比烂了半边的红苕营养可口些。
发黄霉变的稻米含有大量的黄曲霉素。黄曲霉素是“高致癌毒物”，比今天的“毒大米”毒性高出几十倍。
二、烂红薯
农户因为分到手的稻米远不够维持一家的“生命底线”，缺口就要用红苕、南瓜、白萝卜，杂以野菜、树皮、葛根、橡实来补充。
今天的餐馆酒店野菜是上乘菜肴。可毛中国农民食用的野菜里没有任何肉、油、佐料，就清水煮透直接食用。没油没肉的野菜又苦又涩，在没正经粮食充饥的情况下连吃几大碗你试试？今天的多数小青年包管吃上一口就会立马吐个胃翻肠断。
南中国红薯才是没有干部背景的农民主粮。
生产队每年秋季从地里收获红薯后，直接存放在69年为备战苏修核侵略挖掘的“备战洞”里，洞口用稻草和泥土封起来防冻防盗。
因为不透风空气不流通原因，存放在“备战洞”里的红薯大量腐烂，很多“硬了半边”。农户分到的红薯多数不是“烂了半个”就是“硬了半边”。
“烂了半个”或是“硬了半边”的红薯同样含有剧毒的致癌物质。
剧毒的烂硬红薯农民可舍不得丢，那可是维持生命的“毒食品”，不吃就会很快饿死。
慢性中毒多活几年几十年总比过几天就饿死要好！
因为童年时期吃了太多的烂红薯，飞骏今天不但对烹调得再好的红薯一口不吃，连红薯的近亲土豆也一并畏而远之。
三、饼渣：
1973年我们生产队有好几个月没分上哪怕一粒稻米，平时的主粮红薯也成了奢侈品，只有来客人时才舍得煮几个。
那一年农民的主粮变成了葛根、饼渣和清水煮没油没盐的红薯藤、白花菜、黄荆叶、芝麻叶、榔树皮……
葛根是那一年最上剩的食品。
我迄今仍记得制作葛根食品的程序：
把深山里挑掘的葛根轧成三寸长的小段，然后用石碾碾碎，放在水盆里洗下淀粉，捞起葛渣放置半天后倾去上面的清水，剩下的混浊液体静置一昼夜让淀粉下沉，然后倾去上面的清水。沉积在盆底的就是黄白色葛粉。葛渣则晒干当柴烧……
葛粉制作成的没油没盐的葛饼有苦味口感涩，和今天餐馆里葛粉制作的菜肴完成不是一个味。
什么是饼渣呢？
飞骏家乡的饼渣就是带壳的花生榨出油后的剩余部分，主成分是花生壳，今天主要用作农田菜地的肥料。
饼渣先用石臼捣碎过筛，然后加水成糊状，捏成饶饼样的团块，放锅里烤成形后直接拿出来吃。同样没油没盐。
那一年饼渣是农民吃得最多的主粮。
饼渣今天用作肥料，属上等的“复合肥”，用作食品有没有毒各位自己判断；判断不出来的就拿尿素或复合肥当饭吃试试。
四、死猪肉
今天的死猪肉基本没人吃，就算是网络晒出的西部贫困山民也不会吃。
可毛中国的死猪肉却是农民难得的奢侈品。
毛中国普通农家一年到头难得吃上一次肉，童年飞骏只有大过年才能吃上几块猪头肥肉。
那年月村里谁家煮肉，全村人都能闻到，高度营养不良的人对肉味嗅觉的超常敏感不是今天的小青年能够理解的。
我们小孩经常在生产队长的房子附近转悠，因为常能嗅到里面飘出来的肉味过把瘾。
毛中国的农村猪病死了是不会丢弃的。生产队养的猪病死了直接低价卖给农户；农家自养的猪病死了就腌起来待客，自家人舍不得吃；野外拣到已经开始腐烂发臭的死猪，也要拖回家把没烂透的部分割下来煮透解解馋。
生产队有次得了猪瘟，全村的猪病死了一大半。为了防止阶级敌人借“猪瘟”对党和人民发动猖狂进攻，生产队长破天荒不准村民吃死猪肉。十多条个头不大的死猪在村民的啧啧惋惜声中，在队长监督下丢进了臭气薰天的大粪池里。
第二天童年飞骏起了个大早，去大粪池欣赏昨天丢进去的死猪“膨大冒泡”了没有？可一头死猪也没看见？全被馋疯了的村民半年捞回家解馋去了。
除了死猪肉外，死鸡、死鸭、死狗也绝不会放过，几乎所有病死的家畜都要弄来吃掉。
在所有病死的家畜中，死牛肉是上品极品！是只有村干部才能够尽情享用的“村官特供”。那时宰杀耕牛是大罪，村官也不敢拿牛玩特权，病死的耕牛村官自然不会嫌弃有毒。
二十来户人家的生产队，偶尔病死一头几百斤的耕牛，遇上有点良心的村官，在“公有化”大部分后，每户也能分上一斤两斤的。分到的死牛肉农户自然舍不得吃，用盐腌起来招待贵客。
农民唯一不吃的死家畜是死猫，不是嫌弃有毒而是迷信吃猫肉会遭报应走恶运。
五、农药鱼
毛中国因为工业水平落后污染相对小，自然生态破坏远没有今天这样严重，小溪小河生长着成群没有主的野生鱼。
溪河里的野生鱼个头小速度快不易捕捉，农民就用剧毒农药来对付它们。
青壮农民在黄昏时分选择一处蓄水较深的河湾或深潭，撒上一两斤剧毒的“一扫光”或“敌敌畏”，几乎所有的鱼都会被毒死浮起来。连乌龟、王八、水蛇也休下活下一个。
农民把毒死的鱼捞起来，拿回家煮一锅就是难得的盛宴，剩下来的就盐腌晒干待客。
因为鱼体内农药残留量高，吃起来能尝到很浓的药味。
如此“农药鱼”比今天喷撒过农药的蔬菜水果哪个毒性大？
…………
上面列举的毛中国毒食品并非三年大饥荒时期，而是饥荒过了十多年后的七十年代。
很多人误以为毛中国只有大饥荒时期农民才吃不饱肚子，真相则是1956年合作化后农民一直活在难以忍受的饥饿之中，一年到头难得吃上一顿饱饭。区别只是三年大饥荒大批饿死人，其余的日子没有批量饿死人而已。没饿死不等于吃饱了肚子。一餐三两没油水的“牢饭”饿不死人，但也没几人能吃饱。
先前飞骏总误以为七十年代缺粮少食饥寒交煎只限于我们那个小公社的极个别现象。八十年代后期自费去甘肃定西等地搞社会调查时，才发现那里的景况比我们家乡更惨。这才颇为吃惊地发现吃不饱穿不暖是毛中国农村的普遍景观。
三年大饥荒时期中国农村的毒食品就更骇人听闻了。多数活下来的人“得益”于毒食品；很多饿殍也是食用毒食品致死的。
最毒的食品莫过于“观音土”，吃进去直接在肠胃变成“石头”，肠胃重坠梗阻痛苦致极而死。大饥荒时期数以万计的农民死于吃“观音土”。
观音土本身并没有毒，但用作食品就铁定要你命！正如高温融化的铁水没有毒，但你喝上一碗解渴试试？
飞骏列举毛中国的毒食品并非为今天的“毒食品”开脱，只是想表明解决毒食品问题不能只局限于在“毒物家族”去寻找药方。不能因为被蚊蝇叮了一口起了个水泡，就转而去歌颂马蜂、蝎子无毒无害，甚至于呼唤毒蛇来对付粮仓里的老鼠。
二０一五年二月八日
附：《毛主席的天下被贪官毁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