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唐使是中日交流的盛事，在此盛事中日本人的丑事，人们似乎都不愿意提及，甚至过于好意地进行了掩饰，倒是他们自己的记录中并不回避。比如日僧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就说他们的船刚到中国，有军士、水手“强凌唐人”，被捉缚到官府枷了起来；还有留学生，没被允许就离船去了市场做生意被抓了起来。就是他自己在未被允许的情况下，如何逾期不归的细节都有记载。而对于其中圆载的犯尼、养妇、谋杀丑事的记载，很多人也同情地为他作出了辩解。其理由大概是如果他如此恶劣，中国皇帝就不会召他入宫讲经，并赐之紫袈裟；也不会有著名文人与之交往；日本皇家也不会异乎寻常地在他生前就赐他“传灯大师”称号。

    《大宋僧史略》中说僖宗时，“日本国僧圆载住西明寺，辞归本国，赐紫遣还。”皮日休送别他时也说：“讲殿谈余着赐衣。”并没有明确召他入宫讲经的记载，不过是因为他有日本“传灯大师”的称号，在离开中国时，有一个礼节性的接见并赐了一领紫袈裟而已。

   所谓与著名文人的交往，也不过是经常在一起唱和的皮日休、陆龟蒙和颜萱三人。《唐音癸签》就说：“崔璞领吴郡，皮日休为从事，有吴士陆龟蒙、颜萱，共撰《松陵集》。”胡昌新的《吴淞江唐诗纪行》说唐僖宗干符四年（877年），圆载来到吴淞江的青龙镇的隆福寺，准备乘唐朝商人李延孝的船泛海归国。已为毗陵副使的皮日休，受老上级苏州刺史崔璞之命，与隐居在家的陆龟蒙等人去为他送行，所以才有了那几首应景的诗，谈不上与他有什么交往。园载在这次航行中遇到海难死了，也没见他们三人有所表示。

      而更蹊跷的“传灯大师”称号，在圆珍的《行历抄》中是这样交待的：首先是圆载自己向日本太政官索要，而且说了：“不因王敕，不令人来。”结果圆珍在本国“独尽志力，得出此牒。”经白藤相公奏闻后“赐大法师位牒者。”而且一直拖到圆珍赴华的船出发了，才勉强将此牒赶送到圆珍手里。圆载得到后自然是“喜跃无限”了，其作用显然是为了遮丑。

     会昌元年，圆仁得知日本送来给他们留学僧的书信和“砂金廿四小两”，在新罗人刘慎言处。于是就派自己的弟子惟正，跟着天台来的圆载弟子仁济到楚州去取，可是他只取回了书信，砂金却“总不得而空手来。”刘慎言告诉他：“据圆载阇梨命，先已用矣！”圆珍的《行历抄》中说：会昌三年，日本僧人“圆修、惠运来到此山，具知圆载犯尼之事。”有个叫道诠和尚就对圆珍说：“圆修道心，多有材学。在禅林寺见圆载数出寺，举声大哭，说：‘国家与汝粮食，徒众待汝学满却归本寺流传佛法。何不勤业，作此恶行！苍天，苍天！’”所以：“圆载因此结怨含毒。”为了掩盖丑行，他就乘圆修坐船去明州时，雇了个新罗僧人去毒死圆修，但没有成功。

     同年他又“缘衣粮罄尽，遣弟子僧傔人、仁好两人往本国，请衣粮去者。”而且会昌四年二月，有姓潘的越州押衙告诉圆仁，圆载想要得到去越州的度牒没被批准。田口圆觉在长安则对圆珍说：“者（这）贼久在剡县，养妇苏田，养蚕养儿，无心入城。才见珍来，为作鬼贼，趁逐入来。叵耐，叵耐！”剡县归越州管，距他所在的禅林寺有一百八十里路。此时会昌毁佛还没有正式开始，所以他与尼姑先奸后婚的猜想虽然可能成立，但并不是因为必须还俗才干脆在一起的。由于开销过大，所以他又是派人回国要衣粮；又是要用大家的砂金，直到十年后圆珍到天台，他仍然十分关注圆珍带来的五千金，不仅当面探问，还千方百计地向圆珍身边的人“偷问金数”！更可恶的是。855年他和圆珍去长安西明寺前，还在圆珍面前说禅林寺座主敬文和他的师兄弟良谞的坏话，说他们：“得惠运十两金，与他作恶文书，诽谤我宗，所以彼人路上频逢，我不见。”同时他承认到了此时，他还没有听过天台宗最基本的经典《法华经》，所谓田里不种庄稼，自然会长出很多杂草。这样的人还值得同情吗？

                                     原载香港《文汇报》 2010年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