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梦笔的故事，不仅《开元天宝遗事》中有李白梦见笔生花，《南史》和《晋书》中也分别有纪少瑜梦见陆倕以一束青镂管笔授之、王珣“梦人以大笔如椽与之”之类的事。而最有意思的，大概要算是江淹的梦笔故事了。《诗品》说：“淹罢宣城郡，遂宿冶亭，梦一美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吾有笔在卿处多年矣，可以见还。’淹探怀中，得五色笔以授之。尔后之诗，不复成语，故世传江郎才尽。”《南史》则说是梦到西晋文学家张协向他“索锦”，从此就江郎才尽，他再也写不出锦绣文章了。这两个故事显然是后人所为，也不是空穴来风。因为江淹善于模仿、拟作，《昭明文选》收录了他的32首诗中就有30首是拟作的，模仿的人就是张协、郭璞、鲍照、阮籍等人，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他在《诣建平王上书》中说：“然尝闻君子之行矣。其上则隐于帘肆之间，卧于岩石之下；次则结绶金马之庭，高议云台之上；次则虏南越之君，系单于之颈。”历来人们把君子分成了三个层次，一些文学家可以是岩穴之士，历史上也很难说司马迁和汉武帝谁更有价值，但好的文学家必须同时是个思想家。所以隐士的意义也并不在于遁世无为，而是他们用思想行为影响世人，作文、从政、为将，则往往是在某种思想的具体实践。

 　江淹历仕南朝宋、齐、梁三代，巧于为宦，特别是后期可以说做到了避险就吉，官运亨通，为官也尚属清正、不避权贵、直言敢谏。齐明帝就当面称赞他：“宋世以来，不复有严明中丞，君今日可谓近世独步。”在远见方面则表现在萧道成辅政宋顺帝时，荆州刺史沈攸之举兵反对萧道成，江淹就说萧道成必胜，第二年沈攸之果然战败自杀了。齐东昏侯时崔慧景率叛军围困京城建康，士族官僚纷纷投向叛军，只有江淹称病不往，结果崔慧景很快又兵败了。后来他又弃官投奔了士族官僚都不看好的萧衍，结果萧衍成了梁武帝，江淹又得到了重用。后期他也没有停止创作，可是都亡逸了，这与文风善变有关，更重要的正如他在《自序传》所说的那样：“人生当适性为乐，安能精意苦力，求身后之名哉？”没了牢骚，享受生活就再也没有呕心沥血创作的激情了。作品没了情感，也就没有感染力了。“又深信天竺缘果之文，偏好老氏清净之术，仕所望不过诸卿二千石。”文学上的追求也不是他的终极目标，虽然人们惋惜他对于文学上的放弃，但时过境迁，这也是他自己的一种无奈。

　  晚年的他“有耕织伏腊之资，则隐矣，常愿幽居筑宇，绝弃人事，苑以丹林，池以绿水，左倚郊甸，右带瀛泽，青春爰谢，则接武平皋，素秋澄景，则独酌虚室，侍姬三四，赵女数人；不则逍遥经纪，弹琴咏诗，朝露几闲，忽忘老之将至云尔。淹之所学，尽此而已矣。”幽居筑宇，侍姬三四，对他来说是容易做到的，但真的要他有耕织伏腊之资，就去绝弃人事隐居，则和要求他以文章为安身立命的终极目标一样，同样是他难以做到的。

    他“少年尝倜傥不俗，或为世士所嫉。”而且他还“爱奇尚异，深沉有远识”。二十岁左右开始，在刘宋时为官十余年，都是诸侯王的幕僚，在建平王刘景素处时间最长。在那里，他经历了二次打击，第一次是他跟随刘景素在南兖州时，广陵令郭彦文犯了事，供词中牵连到江淹“受金”而入狱。于是他受西汉邹阳《狱中上表自明》的启发，写了《诣建平王上书》为自己辩诬，刘景素见其情真意切，当即就放了他。第二次是刘宋废帝猜忌，引发刘景素谋叛。“深沉有远识”的江淹已经看出刘景素成不了事，但刘景素对他的劝说却怀恨在心，找了个借口就把他贬到偏远的建安吴兴去了。在蛮荒之地的三年中，是他文学上最辉煌的时期。著名的《恨赋》、《别赋》申恨述憾，抽象出了普遍的人生情感，这些引起了广泛共鸣的文章，应该都是这个时期的作品。之后，对于时局的准确判断，使他入齐以后一路官运亨通。文章憎命达，文章千古事所需要的激情一旦冷却，好文章自然也就写不出来了。

                                    原载香港《文汇报》2009年1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