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歌当哭——清华四大哲人 (2012-11-25 18:53:12)

标签：  陈寅恪  潘光旦  叶企孙  梅贻琦  清华大学

民国时期的清华园中，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梅贻琦，因其人品和学识及在清华的地位和贡献，被誉为清华四大哲人。今天，只要读一下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就会令人肃然起敬，恨不登门而入，为之执鞭，所忻慕焉。不知今日之清华，可有人与之匹敌？然而“解放”后，前三位先生的遭遇，却让人唏嘘不已。当大师被当作异类消灭后，这块土壤，便注定很长时间内不再产生大师。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那时的中国——暴殄天物。

陈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

 

江西修水县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1966年7月，中山大学校园内鸡飞狗跳，人喊马嘶，大字报铺天盖地。陈寅恪由原来的大字号“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水涨船高地被加封为“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遭到残酷折磨。陈寅恪的衣服上皆由大字报贴盖。真有“人还没死，已先开吊了”的哀怨，最使他最痛心疾首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 1969年10月7日于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曲挽歌《挽晓莹》:

涕泣对牛衣 卌载都成肠断史
    废残难豹隐 九泉稍待眼枯人

陈寅恪当年出任研究院的导师，一说是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所推荐，他因为了解陈寅恪的博学而推崇备至；还有一说是梁启超提名的，据说梁启超为了推荐陈寅恪，还曾与清华校长有过一番舌战。校长说，陈寅恪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怎么能连这些都没有呢？梁启超说：“没有学衔，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啊？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梁启超还说：“这样的人如果不请回来就被外国的大学请去了。”清华的校长最终怎么做出决定的，无从考证。但事实是，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接到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刚刚年满36岁。

一年后，陈寅恪的身影出现在清华园里。他很幽默。因为四大导师中的梁启超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王国维是末代皇帝的读书顾问，于是陈寅恪就给学生们送了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令师生们惊叹的是陈寅恪的博学。他在课堂上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他在课余分析各国文字的演变，竟把葡萄酒原产何地，流传何处的脉络，给学生讲述得一清二楚。他上课时，连清华的教授们也常来听。有人称他为“活字典”，也有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

当时，冯友兰先生是大学者，名气比陈寅恪响亮得多，但冯友兰在陈寅恪面前也是毕恭毕敬、以学生自居，这连当时的学生们都能感觉到。

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另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本土派认为，洋派不懂国情，你的学问再高，也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留洋派就觉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狭，不掌握现代化的工具，因而两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是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

早年的湖南原本是保守闭塞之地，在洋务运动中却突然开风气之先，兴学、办报、开矿、建工厂，这得益于当时的湖南巡抚陈宝箴。陈宝箴有个助手，也就是他的儿子陈三立，父子俩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原因是他们在湖南率先变法。

陈寅恪就是这陈家的第三代。这一年他9岁。家国大难之后，陈宝箴携家带口回了江西老家，陈三立索性专注于诗歌创作，“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这个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显赫门庭，走向了与传统仕宦截然不同的结局。

父亲陈三立不要孩子应科考、求功名，在陈寅恪13岁时就把他和哥哥送去了日本。自小博闻强记，打下坚实旧学基础的陈寅恪，因此并行不悖地接受了西方文化。

后来陈寅恪因病从日本回国，考入复旦公学，这是上海的一所新式学堂，相当于现在的高中。陈寅恪成绩优秀，掌握了德语、法语。两年后的1909年，陈寅恪毕业，他带着复旦公学的文凭，也是他平生唯一的一张文凭，登上了去西洋的轮船。父亲陈三立赶到上海，送别陈寅恪。他把父辈两代人变法图强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

陈寅恪一辈子以家族为荣，念念不忘自己的身世，也终生背负着家、国的使命。他辗转游学13年，从德国到瑞士、后又去法国、美国，最后再回到德国。他学物理、数学，也读《资本论》。13年里，他总共学习了梵文、印第文、希伯莱文等22种语言。

陈寅恪在德国读书，都没有要学分。人家上课他跑去听，听了做笔记，他自己注册的是印度学系，他就在那儿自己读书，没事去听课，完全是一种文人求学，有点像中国传统的游学。陈寅恪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不求博士文凭的陈寅恪，却形成了自己宽阔的学术视野。

13年的游学，陈寅恪在浩瀚的西方学术中发现了什么？他在自己的发现中又确立了怎样的专攻方向呢？他一心向西学，但没想到的是，他从西方带回来的竟是东方学。

陈寅恪发现，在世界学术中，中国文化的地位很高，跟当时中国地位低下的现实完全相反，跟国内批判传统文化、打倒孔家店也完全不一样。他后来明确主张中国学术应“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就是以这样一种感受作为基础的。

陈寅恪有着深厚的国学根底，也接受了严格的西学训练，但他从不满足，仅梵文一项，就先后学了10年。当时中国学术正处在逐渐走向国际学界这样一个转轨的时候，在清华校方包括他的同事梁启超、王国维的鼎力支持下，陈寅恪为中国学术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

每逢上课，陈寅恪总是抱着很多书，吃力地走进教室。他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是用黄布包着书来的；而讲其他的课程，他带来的书则是用黑布包裹着的。他的讲课旁征博引，只要是从国学院毕业的学生，都成了后来的大家。其中有语言学家王力、敦煌学家姜亮夫、历史学家谢国桢、考古学家徐中舒、文献学家蒋天枢等等。

1932年夏，清华大学中文系招收新生。陈寅恪应系主任之邀出考题。不料他出的题目非常简单。考题除了一篇命题作文，最奇怪的是只要求考生对个对子，而对子的上联，又仅有三个字：“孙行者”。陈寅恪拟定的标准答案是“王引之”、“祖冲之”。一个名叫周祖谟的考生，给“孙行者”对出的下联是“胡适之”，用的是当时最时髦的人物胡适的名字，十分有趣，出乎陈寅恪的预料。

用“对对子”这样的文字游戏，来作为堂堂清华大学的招生试题，当时很多人还是难以理解，也有人误以为这是以旧学的看家本领向新文化挑战。其实，陈寅恪自有他的一番深意。当时很多学者都并不清楚真正的中国语文的特色在什么地方，陈寅恪觉得用对对子这个方法，其实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中国传统语文的真正特色，尤其是跟印欧语系的区别在哪里。陈寅恪关注的是汉语的文化特征和世界地位，对民族传统语文充满自信。

就在这个时候，陈寅恪把目光投向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也就是学界通称的“中古史”。这是陈寅恪第一次学术转向，其中当然有很多原因，而最大的因素就是与抗战有关。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22天，日军逼近清华园车站，北平即将不保。父亲陈三立这时已85岁了，这位在上海“一·二八”十九路军抗战时，梦里狂呼“杀日本人”的老人开始绝食了。五天后，陈三立死了。

为父亲守灵的那些晚上，陈寅恪久久地斜卧在走廊的藤躺椅上，一言不发。这时，陈寅恪由于高度近视，又用眼过度，右眼视网膜剥离，已经看不清东西了。医生告诉他需要手术，但做了手术就需要相当时间的休养。陈寅恪最终选择了不做手术，就是说，为了离开沦陷区，他放弃了复明的希望。

在为父亲守孝49天后，右眼失明的陈寅恪携妻将雏，离开了已经沦陷的北平，踏上了流亡之路。在离开北平之前，陈寅恪把他的藏书寄往将要去的长沙，但赶到长沙，还没等到这些藏书，便又匆匆随清华大学南迁云南。可是当书到长沙，竟悉数被焚毁在战争的大火中。

陈寅恪做学问的方式不是做卡片，而是在书上随读随记，也就是古人说的“眉批”，眉批上写满了他的思考、见解和引证，这是他学术研究的基础。书烧毁了，而他随身带着的常用的、备用的书，在绕道去昆明的路上，大部分竟也被盗走了。这意味着，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将主要依靠他积攒的记忆了。

“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就在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撰述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他把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的书基本上都看过，然后回过头来，好像是一段段的史料，然后是一个“寅恪按”，实际上是以论带史，而绝对不是一个考据家。跟早年做的那种，从语文学到历史学精细的对照，完全不一样。

在中古研究里面，他注意到的若干解释中古中国的架构和因素，至今仍是很多研究者绕不过去的课题。比如对于文化种族的关注，对于家族的关注等。说陈寅恪是一个了不起的学者，是因为他并不是在具体的领域里奉献了什么具体的结果，而是说他开创了一个研究的范式。这是两本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著作。

陈寅恪写书的种种细节，至今仍被后世记忆着。在四川李庄的时候，邓广铭先生住在陈寅恪的楼底下，傅斯年对他说，陈先生如果有什么事一跺地板，你就马上跑上去。有一次邓广铭跑上去，看见陈先生躺在床上呻吟，说我要快死了，我这个身体快不行了，我坚持不住了。但是他又说，我不写完这两稿，我不死。

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剑桥中国史》在提到陈寅恪时，给予了异乎寻常的褒奖：“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作出的。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

牛津大学1939年曾正式聘请陈寅恪担任该校汉学教授，并于此后数年一直虚席以待。因为他们认为，陈先生是当时“最优秀的中国学者”。

就是这样一位“最优秀的中国学者”，“一个天生的导师”，此时却身处战火之中，他的工作条件惊人地恶劣。陈寅恪之女陈美延回忆说：“父亲工作的时候汗流浃背，在一个茅草房里，风雨一来，把房子都能刮塌的那种房子里头，也没有桌子，就是一个箱子，搬一个小凳写文章。”“他写完，需要休息，就带我出去散步，我那时候很小，就穿个木板鞋，在山上跑，满山的映山红啊……父亲只能在休息的间隙，感受到一种远离战乱的欢愉。”

“那时我还放羊，为什么放羊呢，因为实在没有营养，只好买一只母羊，生了小羊，可以给父亲挤一点奶。那时候父亲还能看得见，带着我出去散步，在路上他还问我，羊喜欢吃什么，羊的脾气是怎么样的，一只邻居的狗在前面引路，他问为什么狗要在那儿撒尿做记号啊？说这些的时候他都挺开心的。”

由于长期用高度近视的左眼工作，陈寅恪的视力急速下降。当他辗转来到成都燕京大学，到学期期末考试评卷时，他已经难以把学生的成绩，及时无误地填入栏格细小的成绩单里了。为避免出错，他只能无奈地让大女儿代他把批好的分数抄到表格上。

1944年12月12日，陈寅恪的唐代三稿中的最后一种《元白诗笺证稿》基本完成了。但就在这天早上，陈寅恪起床后痛苦地发现，他的左眼也看不清了。他只得叫女儿去通知学生：今天不能上课了。

他在成都的医院做了眼科手术，但手术没有成功。半年后，二战结束，依然记得他的牛津大学，请他赴伦敦治疗眼疾。然而数月奔波，他的双目还是没能看见光明。

在抗战如此严酷的境遇里，陈寅恪顽强地为后世留下了他对中国唐代历史的系统研究。他在大灾难面前，恪守着一个民族的史学传统：“国可以亡，史不可断，只要还有人在书写她的历史，这个民族的文化就绵延不绝。”

抗战胜利了，双目失明的陈寅恪由人搀扶着重新回到清华园，这时他57岁。失去了学者治学读书第一需要的双眼，他将如何度过后半生的学术生涯？

1948年，国民党准备退踞台湾，动员了很多学者离开大陆。陈寅恪对腐败的国民党极度失望，拒绝去台湾（然而陈先生后来后悔了）。岭南大学的校长、教育家陈序经邀请陈寅恪到广州任教，因为他仰慕陈寅恪很久了，也因为他一直想把岭南大学，也就是后来的中山大学办成一流的高等学府。就这样，陈寅恪在南国找到了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

南国校园很美，一年四季树木常青，但是陈寅恪看不见，他在黑暗中已经生活了5年。很多人回忆，陈寅恪以前上课是很有特点的，讲到深处，他会长时间紧闭双眼，但他眼睛瞎了之后，再也没有人看见他闭着眼睛讲课。他永远睁大着眼睛，一如我们今天见到的他晚年的照片，目光如炬。

中山大学陈寅恪故居前，有一条白色的水泥小路。这是陈寅恪到岭南后，当时的中共中南局最高首长陶铸亲自嘱咐为他修建的，以方便陈寅恪在工作之余散步。这条路，就是今天中山大学里著名的“陈寅恪小道”。

陈寅恪是倔强的。眼睛瞎了，对他是一种怎样的毁灭，他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让人读到他内心的痛楚。据家人回忆，在最初的日子里，他变得非常暴躁。但很快，他便归于宁静。

当他被人搀扶着回到清华园时，校长梅贻琦曾劝他休养一段时间。陈寅恪回答：“我是教书匠，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呢？我每个月薪水不少，怎么能光拿钱不干活呢？”学生们回忆，陈先生说这话时，脸上虽是笑着，但让他们感受到的神情，却是严肃而坚决的。

一个瞎子被聘为教授，为大学生授课，在世界上实在是绝无仅有。清华为陈寅恪配了三个助手来协助他的教学和研究。这三个助手都是他当年的学生。其中汪篯是他最喜欢的一个。

陈美延回忆道：“我父亲喜欢的人是有一个标准的，一定要数学好，思维逻辑要清楚。汪篯先生的数学特别的好，所以他们就可以无话不谈。”

陈寅恪对助手说：“人家研究理科，是分秒不差的，我的文史研究，是年、月、日不差的。”事实上，如同自然科学一样，陈寅恪的研究往往是一个精确推导的过程。而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陈寅恪在游学年代所接受的追求精确性和彻底性的德国学术传统。

陈寅恪是以古代书院的精神授课的，师生之间以学问道义相期。后来成为陈寅恪助手的胡守为，清晰地记得这样一堂课：那天他是唯一的学生。当他来到陈宅时，陈寅恪正在工作。在他来后，先生挪步到楼上，下楼时，竟郑重地换了一身装束：长袍。后任中山大学教授的胡守为说：“这件事对我的教育很深，这就是为人师表啊！”

因为生病，陈寅恪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学术转向。1953年，在清华时的学生蒋天枢，给自己的老师寄来了长篇弹词《再生缘》，陈寅恪听了，大受震动。他认为，这就是中国式的史诗，以前大家以为中国是没有史诗的，而《再生缘》就是史诗。陈寅恪在病中，用口述的方式撰写《论再生缘》。由此，他开始了对明清历史和文化的探索。

正当陈寅恪沉浸于新的学术领域时，他得知一个消息，中国科学院拟请他出任历史研究所二所的所长。在北京的许多好友都希望陈寅恪接任这个职务，然而他却拒绝了。

这一年，又一位清华的老学生，也就是当年他最喜欢的汪篯，带着同样的使命，到广州来看望他。这是1953年11月21日的晚上。他们开始谈得很好。但不久就谈崩了。陈寅恪感受到这个昔日门生，已经摒弃了自己恪守的治学为人之道，他怒斥道：“你不是我的学生！”

即使在这样的状态下，还是由陈寅恪口述，汪篯做记录，为历史留下了今天的读书人都略知一二的《对科学院的答复》。答复的第一句话是：“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中。”

为纪念清华研究院导师王国维而修建的那座纪念碑，今天依然矗立在清华园中。陈寅恪在碑文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读书治学，只有挣脱了世俗概念的桎梏，真理才能得以发扬。陈寅恪认为，包括他和王国维在内的任何人，在学术上都会有错，可以商量和争论，但如果没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就不能发扬真理，就不能研究学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陈寅恪是中国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之一。早在1911年，他就通读了《资本论》的原文。他接触马克思主义比后来很多的知识分子早整整10年。但他主张“不要先存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这样的观点，无疑是惊世骇俗的。其实，陈寅恪主张的就是实事求是，他将此视作永恒如日月之光。

在工作的间隙，居所前的“陈寅恪小道”上，常常出现两个身影，陪伴陈寅恪散步的，是夫人唐筼。

陈寅恪之女陈美延说：“在我们眼睛里，我母亲真是非常伟大，而我父亲更是天天这样跟我们说。他一直说的就是，‘我们家里头，你可以不尊重我，但是不能不尊重你们的母亲。’他说母亲是我们家里的主心骨，没有我母亲，就没有我们这个家了。”

唐筼和陈寅恪一样出身名门，自1928年和陈寅恪结为连理后，风雨同舟，成为陈寅恪生命中的第一知己。陈寅恪每完成一部著作，都请自己的妻子题写封面。

《论再生缘》完成了。封面依然是唐筼题写的。但当时无法正式出版，陈寅恪只能请人用蜡版刻印，分送友人。“文章我自甘沦落，不觅封侯但觅诗”，全书结尾处，陈寅恪用自己的两句诗，隐喻心境和志趣。

在陈寅恪的晚年，像他这样学问和思想都很高的人越来越少，听他课的学生也越来越少，他所看重的学生也不跟他了。到了1958年，陈寅恪竟成了学术界“拔白旗”的对象。他不再教课，转为专力著述。

虽然那时候陈寅恪的学问，已经不为主流学术所推崇，但是他仍然浸润在他所构筑的那个纯粹的学术世界中。他依然坚持用文言文写作，他还固执地坚持用繁体字竖排出版自己的著作。他仍强调文责自负，著作里的每一个字都是自己的，甚至不允许别人改动一个标点。

陈寅恪有一部中古史论文集《金明馆丛稿初编》，出版社曾要求修改其中的一个词，被他严辞拒绝，为此，这本书竟没能在当时出版。

就在这段艰难的著述岁月里，来了一位女性，自愿给陈寅恪当助手，她叫黄萱。黄萱每天准时来到陈寅恪的住处，为眼睛看不见的陈寅恪查找书籍，朗读材料，誊录书稿。14年始终如一，直到“文革”开始，她被赶走。晚年陈寅恪的著作，都是由黄萱一字一句记录完成的。她见证了这位大师在学术之路上踽踽独行的每一个细节。

1961年8月30日，是个阴天。陈寅恪一直在家中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他在哈佛大学的同学，早先清华研究院的主任吴宓。

吴宓走进陈寅恪寓所的时候，已经过了午夜，而陈寅恪仍然端坐着，等待着。吴宓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描述他阔别12年的挚友：“寅恪兄双目全不能见物，在室内摸索，以杖缓步，面容如昔，发白甚少，惟前秃顶，眉目成八字形……”

陈寅恪把自己的著作《论再生缘》油印本，作为礼物送给吴宓，还透露了自己正在撰写的一部宏伟著作的大纲。这就是后来的那部大书——《柳如是别传》。

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柳如是不过是明末清初的一个烟花女子。但陈寅恪的研究发现，柳如是其实是一位有主见的才女，在那样一个大变动的年代里，从事着地下的反清复明运动。

陈寅恪很感慨，一个倚门卖笑的弱女子，在明清易代之际，竟比五尺男儿更看重家国大义，他为这个被士大夫轻蔑的奇女子立传，以此表彰“我民族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他通过这样一个人物，把明末清初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以百科全书式的视野展现出来。

这部百科全书，皇皇85万言，陈寅恪为此耗费了整整10年的时间。书写得很艰难。柳如是的遭际，触动了陈寅恪对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抗日战争的家族和自己身世的感怀。

这部“痛哭古人，留赠来者”的书，展示了百年中国的一位大学者的大手笔。全书“忽庄忽谐，亦文亦史”，极其丰富的史料，经过精密的排比和考据，与自由穿插其间的陈寅恪天才般的感悟融为一体，书中浓缩了陈寅恪一生的学养和志趣。

《柳如是别传》完成于1964年，这年陈寅恪75岁。生日前夕，陈寅恪见到了专程从上海赶来给老师祝寿的复旦大学教授蒋天枢。尽管这对师生在1949年以后，只见过两次面，但多年来，他们通信不断。陈寅恪在写《柳如是别传》的时候，很多材料是蒋天枢在上海找到以后再寄给陈先生的。

当许多昔日的学生纷纷远离之后，这位出身清华的老门生的造访，对年迈的陈寅恪是巨大的慰藉。他郑重地作出了一个“生命之托”：请蒋天枢将来为他编一套文集。他把自己晚年最隐秘的心迹，写进了这篇送给蒋天枢的文章中。

18年后，《陈寅恪文集》问世。这是蒋天枢在自己80岁的时候完成的恩师的嘱托。当时蒋天枢自己的著作也需要整理，但是他把所有的事都放下来，首先整理陈寅恪的书。

陈寅恪最后的7年，大部分时间是不能站立的，他在一次洗澡时摔跤骨折。1966年，已经无法下床的陈寅恪，没能逃过一场旷世的劫难。

“文革”开始了，造反派要把陈寅恪抬出去批斗，当时家里人很害怕，如果抬出去，肯定就活不回来了。但是后来却并没有来，一打听才知道，是刘节先生代他去批斗了。

刘节也是陈寅恪的清华早年弟子，当时是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教授。造反派粗暴地殴打刘节，还问他，有何感受。刘节回答说：“能够代替老师来批斗，我感到很光荣！”这样的师生之谊、朋友之道，当如学术的承传，泽被后世。

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走完了他79岁的生命历程。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不断地流泪。

陈寅恪没有遗嘱，但他取得的学术成就却垂范着后世的中国。他留下的著作，以繁体字竖排出版，一如他生前期望的那样。这些文字，烙刻着以学术为生命的独特印记，“留赠来者”。
　　后人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叶企孙(1898.7.16~1977.1.13) 上海人。

中国卓越的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中国科学史事业的开拓者。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校，

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在23位“两弹一星”授勋功臣中，有九位是他的学生，两位是他的学生的学生。

从1925年到 1952年，长期在清华大学任教 ，担任负责人、理学院院长。1952年院系调整时调往北京大学。

叶企孙1967年6月被北大红卫兵揪斗、关押，1968年4月到1969年11月，被中央军委办事组逮捕、关押，释放后又被隔离审查到1975年。据胡升华等人的调查，叶晚年被打入另册，系受他心爱的学生熊大缜冤案的牵连。1938年初，熊大缜往八路军领导的冀中抗日根据地研制高效火药、购置无线电收发报设备和军火，叶曾利用自己的影响帮助筹款和居间联络。但1939年４月，熊大缜被冀中军区以“国民党派遣特务”的罪名逮捕，并于4个月后被处死。1986年10月，中共河北省委对“熊大缜特务案”平反，并说“叶企孙……对冀中抗战做出过贡献”。

叶企孙于1898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书香门第，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去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物理系，并于1923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应东南大学之聘任物理学副教授。1925年清华学校创立大学部，他接受清华之聘就任物理学副教授，次年升教授 ，并创建清华物理系出任系主任。1929年，清华大学理学院成立，叶企孙出任院长，并被推选为决定学校大政的7位评议员（教授会议的最高议事机构）之 一。此后，叶企孙一直是清华大学的领导核心人物之一，并几度以校务委员会主席和代校长名义主持校务。抗日战争爆发后 ，清华、北大、南开三校辗转至昆明 ，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叶在联大任教。1941年9月至1943年8月，他赴重庆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是当时中国科学界实际上的领导（名义上，国民党的朱家骅是院长）。叶企孙还是中国 物理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并几度出任理事长、副理事长。1945年，叶企孙出任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还曾主持西南联大的校务。

1948年春，北平解放，5月他出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9月，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时，叶企孙当选为学部委员（即今天的院士），并为中科院数理化学部常委。

1952年月10月，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叶企孙随清华物理系一起调到北京大学，从此，他“淡出”中 国科技、教育界的核心圈子，“文革”中更因 他的得意门生熊大缜的冤案而身陷囹圄，于1977年１月悲惨死去。

１９９３年，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在《纪念叶企孙先生》一文中， 这样评价叶企孙的一生：叶企孙先生“是我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和我国物 理学界最早的组织者之一，为我国物理学研究与理科教育、科学事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叶企孙对国家“突出的贡献”，尤其表现在“两 弹一星”方面。

１３位“两弹一星”功臣与叶企孙的直接、间接的师生关系，只不过是叶企孙为中国培养科技兴国的栋梁之才 的一个集中表现。其他方面的突出事例还有以下几件。第一，１９５５年中国科学院成立时，第一批数理化学部学部委员（院士）中半数以上都来自叶企孙领导下的清华大学理学院的毕业生和教师，其中就有鼎鼎大名的数字家华罗庚。众所周知 的华罗庚，出身贫寒，只有初中学历，但 他刻苦钻研数论，自学成才。１９２９年被清华数学系熊庆来教授识才，又经叶企孙批准从小县城调到清华数学系资料室当职员，边工作边旁听大学课程。１９３１年，叶企孙在日本数学刊物上看到华罗 庚写的数学论文，很欣赏他的才华。在教授会上力排众议说：“清华出了个华罗庚是好事，不要为资历所限制。”最后，作为理学院院长和校务委员的叶企孙，拍板决定，破格提升华为教员，并让他讲授大学微积分课。从此，华罗庚脱颖而出。 １９３６年，叶企孙又派华罗庚 去英国剑桥大学深造，华终成国际知名的数学家。

第二件事是，１９５７年中国人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名单上：杨振宁，李政道（当时他们持的是中国护照，所以应该算作中国人）。这两位能到美国留学，也与叶企孙有关。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是清华大学数学系的教授。１９４２年杨振宁从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后，随即又考取了王竹溪教授的研 究生。王是清华物理系１９３３级毕业 生，后去英国剑桥大学留学，是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１９４４年夏天，杨振宁考取了留美公费生（由于抗 战时的交通不便直到１９４５年才成行）。李政道原先在浙江大学物理系读书，１９４４年转到西南联大。由于他年少聪敏 ，给叶企孙留下好印象，当１９４６ 年联大有两个公费留学名额时，叶就想到了他并推荐成功。１９９８年，叶企孙百岁诞辰时他中学的母校上海市敬业中学隆重举行纪念大会，李政道专程赶来讲 话，对叶企孙荐才留学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为 杨、李两人推翻宇称守恒定律（他们因此而得诺贝尔奖）作出实验验证的女物理学家吴健雄，也与叶企孙有间接的师生关系。吴健雄毕业于中央大学物理系，系主任施士元是清华物理系首届毕 业生。毕业后去法国留学，是居里夫人唯一的中国学生。

第三件事是，在美国科学院和工程科学院中有二三十位华裔院士。最早当选的两位院士都是清华物理系的毕业生，毕业于１９３３年的林家翘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也是毕业于１９３３年的戴振铎当选为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另有一件事也值得一提：１９４８年，美国编撰百年来科学大事记，入选的中国科学家仅两位：彭桓武，王淦昌。又是清华毕业生，又是叶企孙的弟子！真神了。叶企孙的过人魅力，叶企孙为什么能在短短二三十年的时间内取得如此骄人的业绩？ 概括地说，一是他的人格高尚，二是他的方针正确。这两者又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叶企孙的人格高尚是有口皆碑的。王大珩说：“叶先生不仅教我学知识，更重要的、使我终身受益的是，我从 这位老师身上学到爱国的、无私的人格。”仅举一例足以说明叶企孙的无私人格：１９２８年叶企孙请吴有训到物理系任教 时 ，把吴的工资定得比自己系主任的还高，以示尊重。后来他发现吴有训的工作能力很强，就于１９３４年推荐吴当物理 系主任。１９３７年，叶又辞去理学院院长之职，荐吴有训接任。叶企孙的辞职，一不是自己不行，二不是众人反对，三不是已到退休年龄，相反，他辞职时年仅３８岁。因此，他的辞职真正是一种礼贤下士、举贤自让的行动，这样的行动只能 完全出于公心，也正是他无私人品的体现。正是叶企孙的无私举贤，使吴有训脱颖而出，成为后来的中央大学校长，解放 后又成为中国科学院的第一副院长。

正是这种无私的品格，保证了叶企孙能按正确的做法办好清华物理系。已故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有句名言：“ 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也是叶企孙的信条。他无论在当物理系系主任时，还是在做理学院院长时，始终把聘任第一流学者到清华任教列为头等大事。从１９２６年到１９３７年，他先 后聘来了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等一批年轻有为的科学家到清华理学院任教。有了这批“名师”，“高徒”就不断从清华理学院涌现，以致1９５５年中国科学院成立时，数理化学部半数以上的院士均来自清华。

叶企孙能聘请这么多名师到清华来，主要是他没有门户之见，不搞近亲繁殖 ，所以名师就凝聚在他周围。清华物理系第二届毕业生、原华南理工大学校长、 中科院院士冯秉铨，在毕业四十多年后还写信给叶企孙，深情地说道：“四十多年来，我可能犯过不少错误，但有一点可以告慰于您，那就是我从来不搞文人相轻，从来不嫉妒比我强的人。”冯秉铨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１９３０年他毕业时 ，叶企孙对他们几位毕业生说：“我教书不好，对不住你们。可是有一点对得住你们的就是，我请来教你们的先生个个都比我强。”这是多么伟大的胸怀！

叶企孙不仅尊重教师，而且热爱学生，“尊师爱生”构成了他教育工作的主旋律。王淦昌回忆道：“我和叶先生是同时进清华，他当先生，我当学生。叶先 生非常关心学生，我经济困难没钱回家，叶先生就给我钱让我回家。”

在清华如此，到北大后他仍是视学生如子女。６０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国家为了照顾著名学者，给他们“特供”一些牛奶，叶企孙也是其中之一。但是，当他看到自己所教班级的学生有人患浮肿时，就把自己的牛奶一定让这学生喝下去，他说：“ 我没有什么可以帮助你们的，这点牛奶你们一定要喝下去。”

李政道大二的时候，是他破格选送去美国留学，当时李政道才19岁，穿着短裤去办护照，办公的人员都不相信“怎么会是个儿童？”李政道后来说“他决定了我的命运”。是他让当时只有初中学历的华罗庚在清华算学系任职，又送去英国深造，华罗庚说“我一生得他爱护无尽”。

先生终身未娶，全心亲厚学生，有个学生熊大缜，1938年去冀中抗日投奔共产党的抗日武装，曾担任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他帮助学生搜购雷管，炸药等军用物资，曾经炸碎日军机车车头的TNT药性地雷，就是熊所在的“技术研究社”制造的。不幸的是，熊大缜后来被疑心是汉奸，秘密逮捕，在没有调查核实，没有经过任何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在押送途中被用石块砸死（1986年才平反昭雪）。 从平津来冀中参加抗日的知识分子有近百人受株连。 
　　这样的一代宗师在文革的十年浩劫中却受尽折磨，残酷批斗，七十岁时，竟因为学生熊大缜，涉嫌“国民党C.C特务团”被捕，两次入狱，出来的时候，已身患重病，小便失禁，双腿肿胀难以站立，整个身子弓成九十度。 当时的中关村一带，有不少人都看过他，他穿着一双帮裂头缺的破棉鞋，有时到一家小摊上，向摊主伸手索要一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嚼。 如果遇到学生模样的人，他伸手说“你有钱给我几个” 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

有一次钱三强在中关村的马路上碰到他，“一看到老师呢，就马上跑上去跟先生打招呼，表示关怀，先生一看到他来了，马上就说，你赶快离开我，赶快躲开，以后你见到我，再也不要理我了，躲我远远的。”

钱三强当时是二机部的副部长，负责原子弹工程，“他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最忌讳同那些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来往的，他生怕钱三强因此遭到一些不幸。” 
　　两年后，在北大作教师的张之翔骑着自行车，在校外的一所公寓中找到了他。

张之翔说“他已经不认识我了，我说我是张之翔阿，他说哦哦，坐坐。他坐在藤椅上，就给我看，这个腿，两个腿肿得很厉害，走不了路。他也没有牢骚，很平静的。可是人已经不像个人形了。我也没有多少好说的，我说先生多多保重，我就，我就…”

他泪流满面。

“…我就离开了，以后再也没有看到他”。

 

他的侄子说他从没对任何人讲过自己的悲惨，“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历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没有必要感叹自己的人生” 。他只是经常坐在一张旧藤椅上，读点古典诗词或历史书打发时光。 1977年1月13日，他去世。在生命的尽头，钱临照去看他时，他取出《宋书》来，翻到范晔写的《狱中与甥侄书》中的一段：“吾狂衅覆天，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潘光旦（1899年8月13日—1967年6月10日），

江苏宝山人（今属上海市），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1913年至1922年在北京清华学校读书，曾先后兼任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大教务长、社会系主任以及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馆长等职。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被划为右派分子，他的“罪名”之一就是所谓“破坏民族关系”。他在土家族民族识别中辛勤而杰出的工作竟然成了右派罪行之一，文革时被抄家、批斗，在医院，潘光旦已经成为危重的病人，却得不到任何治疗，凄风惨雨的1967年6月10日晚上逝去。1979年平反。
　  潘光旦在课堂上力主妇女职责当以家庭为重，受到学生当堂批判和抨击，认为潘先生的观点属于“封建余孽”。潘先生依然笑呵呵，耐心解释。

潘光旦是百年中国学术图景中“特立独行”的一位巨子，可视为老清华社会学系的灵魂人物。作为一代社会学名家，潘光旦曾经提出“人文史观”。该学说的主旨是说，人才的成长，依托于社会环境和个人禀赋。

潘光旦在清华社会学系教书18年，教授《家庭演化《西洋社会思想史》等6门课程。本着学人议政的传统，抨击时弊，激浊扬清。

他一生与清华的缘分，用梅贻琦校长“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来形容，很是恰当。

14岁入清华学校，23岁公费赴美游学，35岁回到清华，长期执教。潘光旦与清华的关联共达31年，可谓半生清华。

潘光旦诞生于风雨飘摇的晚清，十二岁遭逢鼎革，历史大变局的洗礼，注定他这一代士子必有大的担当和使命。

潘光旦的父亲潘鸿鼎先生为戊戌科(1898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属于梁启超一流的开明派。潘光旦就毕业于父亲创设的洋学堂，喜爱英语。

推究成名后的潘光旦，之所以中西会通，古今贯通，文理融通，实在渗透着老先生的心血。潘鸿鼎1913年英年早逝，同年，潘光旦入清华学校。他开始了人生的奋斗历程。

在清华，潘光旦不仅参与了“丄社”，结识了挚友吴泽霖、闻一多;而且，得遇名师梁启超。梁先生对潘光旦的《小青事考》一文，给以褒扬，赞扬他思维缜密，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素养。老先生谆谆告诫，不要向自己学习，泛滥无归。

同时，命运也在试探潘光旦是否具有坚强意志。潘光旦1915年的一次跳高，伤及右腿。1916年1月不得已锯掉大腿。从此，识别潘光旦，具有了标志性符号———双拐。1922年他留洋的时候，还曾遇到主事者谐谑：要是连你也能赴美，美国人还以为中国两条腿的人不够多。

但是潘光旦心境依然淡定、宁静。他拄着双拐，到了美利坚，先后就读于达特茅斯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围绕着生物学，进行着广泛的人文阅读和思考。1926年硕士毕业，迫不及待地拄着双拐回国。中国人文学界，一颗闪闪发光的巨星，就这样蓬勃升起。

著书立说

在上海八年，潘光旦收获了爱情和友谊。夫人赵瑞云女士，乃职业女性，婚后相夫教子，育有四个女儿。潘先生和太太恩爱和睦，人称没有任何家庭问题的社会学家。

潘光旦诚恳待人，在学术界是出了名的。他常与朋友探讨学问，切磋诗文。胡适、梁实秋、徐志摩、闻一多、余上沅，这些新月社大将，都是潘光旦的知己。据潘先生西南联大时期的弟子韩明谟介绍，以上好友都曾在潘家住过。

新月社几位朋友，机缘巧合，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回到北平，在文化古城，为中国文化的更新，呕心沥血，书写着厚重的传奇。

胡适1930年底到北京大学，闻一多1932年到母校清华;梁实秋和潘光旦也于1934年汇聚北平。梁氏担任北大研究教授，潘光旦担任清华社会学系教授。手握烟斗，与友人娓娓而谈的潘光旦，从容恬淡，博览群书，著书立说。1936年，他接替吴景超，成为清华教务长。风雨飘摇的北平，面对频繁的学潮，身强体健的学者，尚且不易支撑，那么，潘光旦的能量到底来自哪里?

潘氏到清华时，社会学系的学生寥寥无几，只有一位硕士研究生。当时这位学生已经学习了一年。1935年毕业时，潘光旦出席了这位学生的论文答辩。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他与这位学生成了生死之交。学生的名字叫费孝通。

潘光旦先生到清华时，除了俄侨史禄国先生，与陈达、吴景超、李景汉三位先生，坦诚相见，相得甚欢，为社会学的本土化，贡献巨大。李景汉先生与潘先生，同年入住清华园，以《定县社会概况调查》闻名;吴景超先生学问延续芝加哥学派的路数，为城市社会学名家;陈达先生乃清华社会学系的创系主任，国际知名的劳工和人口问题专家。

由于具有丰厚的学术滋养，宽阔的文化胸襟，也因与生俱来的诚恳和厚道，潘光旦对于各种文化，具有同情的理解和温情的敬意，成长为一代文化通儒。《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立论通达，见解精辟。

在98岁的刘绪贻先生眼中，恩师潘光旦博学、济世、宽容、风趣。西南联大时期，潘光旦在课堂上力主妇女职责当以家庭为重，受到学生当堂批判，认为潘先生的观点属于“封建余孽”。潘先生依然笑呵呵，循循善诱，耐心解释。

晚年潘光旦是寂寞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是人类学、民族学界著名五大右派(吴泽霖、潘光旦、黄现璠、吴文藻、费孝通)之一。他的“罪名”之一就是所谓“破坏民族关系”。他在土家族民族识别中辛勤而杰出的工作竟然成了右派罪行之一, 潘光旦和费孝通爱散步,傍晚时分，常看见这二个人到校门外散步。那些不知青红皂白的

小学生争相围观，呼叫那个大胖子（费先生）是右派人物，还在后面向他们扔石头。更大的不幸还在后面，文革时被抄家、批斗，在医院，潘光旦已经成为危重的病人，却得不到任何治疗，为了尊严，他坚持回到自己的家里。

1967年6月10日晚上，老保姆看到潘光旦情况不好，急忙请隔壁的费孝通过来。潘光旦向费孝通索要止痛片，费孝通没有，他又要安眠药，费孝通也没有。后来，费孝通将潘光旦拥入怀中，潘光旦遂逐渐停止呼吸。费孝通哀叹“日夕旁伺，无力拯援，凄风惨雨，徒呼奈何”，直至老师停止呼吸。

费孝通谈潘光旦先生的人格和境界，全文如下：

在我和潘先生之间，中国知识分子两代人之间的差距可以看得很清楚。差在哪儿呢?我想说，最关键的差距是在怎么做人。潘先生这一代人的一个特点，是懂得孔子讲的一个字：己，推己及人的己，懂得什么叫做己。己这个字，要讲清楚很难，但这是同人打交道、做事情的基础。潘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首先是从己做起，要对得起自己，而不是做给别人看，这可以说是从己里边推出来的一种做人的境界。现在社会上缺乏的就是这样一种做人的风气。年轻的一代人好像找不到自己，自己不知道应当怎么去做。作为学生，我是跟着他走的。可是，我没有跟到关键上。直到现在，我才更清楚地体会到我和他的差距。潘先生这一代人不为名，不为利，觉得一心为社会做事情才对得起自己。他们有名气，是人家给他们的，不是自己争取的。他们写文章也不是为了面子，不是做给人家看的，而是要解决实际问题。这是他们自己的“己”之所需。有些文章说潘先生“含冤而死”，可是事实上他没有觉得冤。这一点很了不起。他看得很透，懂得这是历史的必然。他没有怪毛泽东。他觉得“文化大革命”搞到那个地步不是毛泽东的意思。为什么呢?他推己及人，想想假定自己做毛泽东会是什么样的做法，那根本不会是这个做法。因此不应该怪他。这就是从“己”字上出来的超越一己荣辱的境界。潘先生经历了灾难，可是他不认为应该埋怨哪一个人。这是一段历史的过程。造成他的人格和境界的根本，我认为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推己及人。费孝通先生这么讲，既是感性的描述，也是理性的分析。作为面向未来的学者，我们自己的确需要经常反思一下自己，问一问自己对自己是否做过深刻的反省，是否能够称得上一个真正的做学问的学者。如果一个人停留在怨天尤人的境地，缺乏作为战士的奉献精神，那么这样的人是不能成为真学者的。换一种说法，这种人是逃不脱真学者的眼睛的。

 

梅贻琦（1889-1962），天津人。

于1916年担任清华大学物理教授，先后任教务长、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1931年—1948年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1955年在台湾新竹将清华大学复校，并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1958年7月任台湾当局“教育部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1962年5月19日病逝于台北。这是四人中唯一得以善终的人。

 

由教授到校长，连续为清华服务近半个世纪，这在中外教育史上是罕见的。他出任清华校长后创造了清华的黄金期，全面提升了清华的素质和声誉，厥功至伟，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

世人知道梅贻琦的已不多了，也难怪，1949年6月梅贻琦代表国民党政府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科学会议后，如泥牛入海。他先在美国管理“清华基金”，1955年赴台，用清华基金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和新竹清华大学，至1962年病殁台北。

“梅贻琦先生可以回来嘛!他没有做过对我们不利的事。”周恩来的这句话，可视为共产党对梅贻琦的政治定位。

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祖籍江苏武进(今常州)，生于天津，远祖梅殷是朱元璋的驸马，受命驻防天津，梅家从此成为津门望族。诗书传家，梅贻琦的父亲梅臣中过秀才。清末，家道中落。梅贻琦1904年入南开学堂，因品学兼优，颇得张伯苓赏识。1908年被保送保定高等学堂。次年，以第六名优秀成绩被录取为第一批庚款留学生，放洋，赴美国吴士脱工业大学攻读电机专业，1914年毕业后回国，不久应清华邀约回母校执教。此后，由教授到校长，连续为清华服务近半个世纪，这在中外教育史上是罕见的。他出任清华校长后创造了清华的黄金期，全面提升了清华的素质和声誉，厥功至伟，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

梅贻琦有姐弟多人，儿时每人都有一个奶妈。可是等到幺弟贻宝出世时，家已日暮途穷，奶妈都辞了。10岁的梅贻琦当了婴儿贻宝的“奶妈”，每日必做的功课是喂弟弟奶糕，照料弟弟。留洋期间，梅贻琦从牙缝中抠出十元五元，不时寄回家中济穷，助弟弟们上学。回国后他供职清华，说媒提亲者踏破门槛，面对三个弟弟读中学，特别是见到二弟贻瑞因无钱中断学业，他很难过，为赡养父母，帮助弟弟们上学，他决计不考虑自己的婚姻。直到30岁时才与韩咏华结婚。弟弟们上中学、大学的费用全部由他一人负担。即是婚后，他还把每月的薪水分成三份，赡养父母，助弟弟们上学，自己的小家仅留三分之一。梅贻琦逝世后，幺弟梅贻宝(曾任燕京大学校长)含泪回忆说：“五哥长我11岁，生为长兄，业为尊师，兼代严父。”

早在1927年，他对清华游美预备部毕业班作临别赠言时，意味深长地说：“赠别的话，不宜太多，所以吾最后只要劝诸君在外国的时候，不要忘记祖国。”1931年，他在出任清华校长的就职演说中强调：“中国现在的确是到了紧急关头，凡是国民一分子，不能不关心的”。“刻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

当然，他认为“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 。次年，在纪念“九·一八”事变一周年的纪念会上，他沉痛地说，那是“国难追悼会”。面对东北地图变色的悲剧，他坚信“不甘沦为奴隶的民众，将群起而图之”。

他信心十足：“东北三省虽亡，东北人心未死……有此民族精神存在，则东北将不致终亡。”在西南联大时，到梅贻琦家做客的人，梅夫人都会捧出一盘自制的叫“定胜糕”的点心招待大家，即米糕上嵌有“定胜糕”三个字，表达他们对抗战胜利的信心。

梅贻琦向以讷于言而敏于行称著，更以言必行，行必果而名世。由于他身居清华校长的特殊位置，对学生运动是十分敏感的。

20世纪40年代末的清华中共地下党干部白祖诚回忆说：“……在那两年中，以梅贻琦校长和诸士荃训导长等主持的校务当局，始终基本上没有干涉、限制过学运和学生的活动。”

西南联大时期，梅贻琦“曾积极提倡师生为抗战工作而努力”。在清华校友通讯上，他发表过两篇《抗战期中的清华》，在报告校务的字里行间充满爱国激情。1938年春，国民党政府发动训练机械化部队，梅贻琦倡导机械系二、三、四年级学生参加交辎学校受训，毕业后分赴各地工作。1939年，抗战部队急需电讯人才，他就在电机系专设电讯专修科，为抗战服务。1943年盟军来华征集译员，随军上前线，那是很危险的。梅率先垂范，支持正在二年级(本不属应征对象)就读的儿子梅祖彦弃笔从戎参加远征军，二女儿梅祖彤也参加了战地医疗队。

受梅贻琦的影响、熏陶，儿子梅祖彦在部队服务三年后，赴美留学。1949年毕业于梅贻琦的母校吴士脱工业大学并在美工作。1954年梅祖彦毅然回到大陆，为新中国服务。此举是得到梅贻琦的默许而成行的。梅贻琦听说儿子“回到清华母校任教感到快慰”。梅贻琦故去后，夫人韩咏华于1977年也落叶归根回到大陆安度晚年。政府给予优厚待遇，安排她为全国政协第四届特邀委员。

梅贻琦儒雅、谦和。他虽工科出身，但喜爱音乐、书画和诗词，又通晓四书五经、史地和社会科学，洞悉人性的隐微。人称他是“寡言君子”，望之岸然，即之也温，对人和颜悦色。如遇工作中问题，他总先问旁人“你看怎样办好?”得到回答后，如果他同意，便说“我看就这样办吧!”如不同意，则说我看还是怎样怎样办为好，或说我看如果那样办会如何如何，或者说“我看我们再考虑考虑”，从无疾言厉色。

1940年9月，西南联大的清华师生为他举行公祝会，纪念他为清华服务25周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送他一块“育材兴邦”匾额，他的美国母校吴士脱工业大学授他名誉工程博士学位。面对朋友、同仁道贺，他在答辞中说：“方才听了几位先生以个人为题目，说了不少夸奖的话，自己不敢说他们的话是错的，因为无论哪个人总有一些长处，但也必有他的短处，只是诸位不肯说这个人的短处罢了。仔细想来，或许诸位因为爱清华的缘故，爱屋及乌，所以对于这个人不免有情不自禁的称扬的话语;就是吴士脱工业大学赠给个人的名誉学位，也是因为他们敬重清华，所以对于这个学校的校长，做一种奖励的表示。”

他在“教育部”任内，一所新大厦落成，僚属请他立碑纪念，并举行仪式。可梅贻琦只在签呈上画了个图，标明尺寸，要求在新厦墙上加一碑石记上兴工、竣工日期即可，其他都不要。晚年有人要为他设立“梅月涵奖学金”，他执意不肯。这些，都显示了他的人格魅力。

“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梅贻琦用这八个字概述了他与清华的血缘之亲，也表达了他对清华的挚爱。他说：“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

1931年底，他出任清华校长，可称得上受命于危难之时。自罗家伦于1930年离职(当属被逐)后，清华长时期没有合适的校长人选，连续空缺了11个月，不断易人，反复被逐。国民党政府只好令在任“留美学生监督”的梅贻琦出山。梅贻琦感到荣幸、快慰，但又担心自己不能胜任，虽一再请辞，终未获准，遂赴任。他在《就职演说》中有极为中肯的表白：“(我)又享受过清华留学的利益，则为清华服务，乃是应尽的义务，所以只得勉力去做。但求能够称尽自己的心力，为清华谋相当发展，将来可告无罪于清华足矣。”

他借此提出一句关于大学教育的经典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不拘一格揽人才，被“三破格”的华罗庚即是典型一例。

在治校方面，梅贻琦倡导“吾从众”的民主作风。他以京剧中的“王帽”自喻，把主戏让别人唱，并说“那是自己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与有荣焉’而已。”大家都说他是个只知有事，不知有“我”的人。他博采众议，无为而治。但又择善固执。他在主张学术独立、自由教育的同时，审时度势，极力推行通才教育。他认为在抗战的特殊背景下，大学重心“应在通而不在专”，以满足社会、国家的需要为宗旨。显然，他的这一办学方针是与国民政府颁布的《抗战建国纲领》相悖的，但他一意坚持唯实，不唯上。他还强调对学生的操行的培养，要求教授在指导学生读书、做学问时，“必须指导学生如何做人。”

八年的西南联大主要校务工作是由梅贻琦负责的(另有南开的张伯苓和北大的蒋梦麟)。从《梅贻琦日记》(1941—1946)中，可以看到在国难当头、校务繁重、生活艰苦的环境下，梅贻琦呕心沥血，才创造出联大“筚路蓝缕，弦歌不辍”的局面。

1940年9月，梅贻琦的美国母校邀请他参加校庆，并颁他荣誉博士学位，他丢不下艰难竭蹶中的联大，没有前往。他的胸怀是宽广的。为渡危艰，当时清华的教师组织“清华服务社”，通过为社会服务取得一些报酬，以改善教职员生活。梅贻琦将该社所获的利润，让西南联大全体同仁分享，每人多发一个月的酬薪，深得大家的拥戴。

1948年时局发生变化，是年底梅贻琦与一些名教授被当局接到南京。和胡适一样，梅贻琦也是经过反复斟酌离开北平的。储安平的一句话对他影响很大“民主，于国民党是可大可小；于共产党，则是可有可无。”不能不说，他们的选择不仅仅是保住了自己的生命，而且还延续了中华文化的香火。

12月22日国民政府要梅贻琦出任教育部长，梅坚辞。据当时一起同行的张起钧教授回忆，梅贻琦在清华同学会上沉痛地表示：他身为清华校长，把清华弃置“危城”，只身南来，深感惭愧，怎好跑出来做官?这“表现了学人的风格，树立了师德的典范。”“不愧是个‘人物’。”

身为校长的梅贻琦，对清华的一草一木寄有深情。对“清华基金”，他更视为命根子。1949年后他在美负责管理这笔基金。叶公超每到纽约都去看他，劝他回台，把清华的这笔钱用到台湾。他每次都说：“我一定来，不过我对清华的钱，总要想出更好的用法来我才回去。”因他不愿用这笔钱拿到台湾盖大楼、装潢门面，他想用在科学研究上。因此，台湾有人骂他“守财奴”，他也不在乎。1955年他终于找到“更好的用法”，他到台后，把这笔款子用在筹建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和新竹清华大学上。

晚年的梅贻琦患病住院，无力支付医药费。而在他病桌旁始终有只从不离身的手提包。在梅贻琦去世后，夫人韩咏华打开包一看，竟是清华基金的历年账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在场者无不动容。

梅贻琦爱庐，亦爱庐内的同仁、朋友。

闻一多被害，令他悲愤欲绝。“日间披阅两校公事颇忙。夕五点余潘太太跑入告一多被枪杀，其子重伤消息，惊愕不知所谓。盖日来情形极不佳，此类事可能继李后再出现，而一多近来之行动又最有招致之可能，但一旦可竟实现;而察其当时情形，以多人围击，必欲致之于死，此何其仇恨，何等阴谋，殊使人痛惜而更为来日惧尔。急寻世昌使往闻家照料，请勉仲往警备司令部，要其注意其他同仁安全……”

梅贻琦为防止类似惨案发生，旋将潘光旦夫妇、费孝通一家和张奚若安排到美驻昆明领事馆避险。他一面妥善安排闻一多的善后，一面向当局交涉追查凶手，向报界发表谈话，揭露特务的罪行。

潘光旦是清华的教务长，梅贻琦的老同事、老朋友。1936年2月29日，警察局到清华大搜捕，逮捕数十位无辜的同学。学生们误认为是潘光旦向当局提供的名单，围攻潘。潘是残疾人，一只腿，双拐被丢在地，只能用一只腿保持身体平衡。梅贻琦觉得他是一校之长，不能让朋友代己受过。他挺身说：“你们要打人，来打我好啦。你们如果认为学校把名单交给外面的人，那是由我负责。”

他对情绪激动的同学们说：“晚上，来势太大，你们领头的人出了事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是不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学生住宿的名单，我能不给吗?我只好抱歉地给了他们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是不大准确的。……你们还要逞强逞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护学术上的独立。”

吴晗教授思想活跃，当局曾令清华解聘吴晗。梅贻琦一面拒绝，一面悄悄地通知吴晗离去。

梅贻琦爱生如子。他说：“学生没有坏的，坏学生都是教坏的。”

国难当头，学生运动迭起。梅贻琦完全理解、同情学生的爱国热忱。他以超人的冷静维持稳定局面。学生进城游行后，梅贻琦派卡车把同学接回。对当局逮捕、开除学生，他总想方设法予以保护。或通知可能要遭逮捕的学生立即离校。一次为掩护郭德远同学脱险，甚至同意把他藏在自己的汽车里偷运出去(未实施)。有学生被逮捕，他总费尽周折去保释。学生们也很体谅梅贻琦，每要闹学潮时，又怕影响梅校长的地位，总要先贴出拥戴梅校长的大标语。对梅贻琦与警察局周旋呵护学生的行迹，学生们模仿梅校长的口吻，编了一首顺口溜：

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

传闻可能有什么，恐怕仿佛不见得。

尽管他自己很节俭，但对穷困、病难的学生，梅贻琦总是慷慨解囊，予以济助。学生林公侠在香港中风，贫病交加，梅贻琦闻讯，从美国汇一笔“数目巨大”的款子，帮他渡过了难关，并勉励他：“好好养病，保留此身，将来为国家出力。”

梅贻琦在1941年曾说：“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是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负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吾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仁校友敢说一句‘幸告无罪’。”梅贻琦以他的智慧、务实精神和果断的态度，在那非常的岁月，保存了清华的元气，实现了他的理想。

梅贻琦在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誉，除了他的“勤政”之外，“廉政”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其俭德的口碑极隆。

他在《就职演说》中第一个便谈经济问题。“力图撙节与经济”是他用公家钱奉行的原则。他长清华后“删繁就简”，尽量减少办事机构，裁减冗杂人员，多次表示：“当此国难严重时期，各事更应力求节省，期以最廉之代价，求得最高之效率。”

最可贵的是身教。梅贻琦一到任，住进清华园甲所(校长宅)，便放弃传统的校长特权：家里用工的薪金、电话费，以及学校免费提供的两吨煤，全部自付。他认为：“虽是款项有限，但这是个观念和制度的问题。”

西南联大岁月，他与普通教授一样租用的是民房，窄小，两把硬椅子放在阶台上算是客厅。学校配给他一部小车，当物价飞涨时，他毅然封存了汽车，辞退了司机，安步当车。外出应酬，则以人力车代步。那时，他是知名大学校长，官场应酬多，对某些奢华的宴请之感慨，在日记中多有流露：“座中有何本初县长及吕专员、黄参谋主任。菜颇好，但馕肉馅者太多，未免太靡费尔。”(1941.6.11)“晚，×××请客，在其办公处，菜味有烤乳猪、海参、鱼翅……饮食之余，不觉内愧。”(1941.10.13)在现存的清华档案中，还存有梅贻琦当年用废纸头起草的公函、报告提纲等原稿。

某年，他与罗常培、郑天挺到成都办事，准备由昆明回重庆。学校本为他买好机票，后他见有邮政汽车可乘，立即退了机票，改乘邮车。虽在途中多遭了一天的罪，但为公家节省了二百多元。

1943年当他获知老母去世后十分悲痛。原定当天下午由他主持联大常委会，同人建议暂不开，他仍坚持照常：“不敢以吾之戚戚，影响众人问题也。”(1943.3.4)并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盖当兹乱离之世，人多救生之不暇，何暇哀死者，故近亲至友之外，皆不必通知。……故吾于校事亦不拟请假，惟冀以工作之努力邀吾亲之灵鉴，而以告慰耳。”

西南联大有时为职工谋一点福利，由他主持制定的校规却明令“没有三位常委的份”(其时，蒋梦麟、张伯苓另有兼职)。“还有一次，教育部给了些补助金，补助联大的学生，我们当时有四个子女在联大读书，月涵都不让领取补助金。”他们家的生活极为艰苦，“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没有青菜，有时吃点菠菜豆腐汤，大家就很高兴了。”为了补贴家用，夫人韩咏华与教授夫人们一道绣围巾、做帽子上街去卖。后来与潘光旦、袁复礼夫人组成“互助组”，自制一种上海点心，取名“定胜糕”(抗战一定胜利)，由韩咏华跑到很远的冠生园食品店寄售，来回要一个半小时。夫人又舍不得穿袜子，光着脚穿皮鞋，把脚都磨破了。

夫人韩咏华参加昆明女青年会活动，与名流龙云夫人、缪云台夫人在一起。活动时大家轮流备饭。一次轮到梅家，家里没有钱，夫人就上街摆个小地摊，出卖子女们小时候的衣服、毛线编结物，卖了10元钱待客……校长夫人摆地摊卖糕被人认了出来，一时成为美谈。

固穷守节。1951年，梅贻琦主持清华纽约办事处，只有一间办公室，只聘一位半时助理，自己给自己定薪每月300元。后台湾当局有令，要他把薪水改为1500元。梅贻琦不肯，“以前的薪水是我自己定的，我不情愿改。”他原住一通常公寓，为了给公家省钱“搬进一个很不像样的住处”，“小得连一间单独的卧室都没有。”

1955年，梅贻琦到台，却把夫人留在美国。他在台挣的台币，根本无法照顾夫人生活，夫人不得不自谋生计，在衣帽厂做工，到首饰店站柜台，去医院做护理照料盲童，从62岁一直干到66岁。生活拮据，有时靠在洛杉矶的大女儿梅祖彬业余帮研究生打论文稿赚五块十块贴补家用。而某年，梅贻琦回台参加一次国民党的“国民大会”，会议给他一笔津贴，他却将钱全部为“清华驻美办事处”买了书。真是君子忧道不忧贫。

他有浓厚的民主作风，有对事不对人的雅量。叶公超评价他：“慢、稳、刚”。该刚的时候，他则刚。他与秘书有约定，凡是求情的信件，不必呈阅，不必答复，“专档收藏了事”。抗战前的清华总务长，是梅贻琦的好友。他是位有声望而干练的“回国学人”。一次，那位总务长要求梅贻琦聘他为教授，以“重”视听。梅认为行政人员与教授职司不同，不可混为一谈。他不同意，结果那位总务长拂袖而去。梅终不为友情所动，显示他择善固执，“刚”的一面。

有一则趣事。据清华毕业生孔令仁回忆：西南联大办了一个附中，由于教学质量高，昆明市民都想把自己的子弟送到这所学校去读书。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女儿龙国璧，梅贻琦的小女儿梅祖芬都想转到附中，同时报考了这所学校。龙国璧没有考上。联大创立时，龙云曾给予许多支持，这次他的女儿没被录取，十分生气，认为梅贻琦太不给面子，就派他的秘书长到梅贻琦处疏通。但秘书长踌躇不动，龙云生气地问他“你还站着干什么?”秘书长说：“我打听过了，梅校长的女儿梅祖芬也未被录取。”龙云这才不气了，对梅更加敬佩。

梅贻琦生病住院，台湾当局不予开支各项费用。“其间医药丧葬，都承若干若干知不详说不尽的先生们、朋友们关怀维护。”人们之所以如此厚爱他，不止是他潇洒的“两袖清风”，还有那铮铮的“一身正气”。

清华校史研究专家黄延复说：“他长母校几十年，虽然清华基金雄厚，竟不苟取分文。在贪污成风的社会，竟能高洁、清廉到这样地步，真是圣人的行为。只这一点，已足可为万世师表。”

梅贻琦曾亲自为清华校刊题写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再附上一段1952年所谓的“校改”。

1952年大学院系调整，中央人民政府开始仿照苏联模式，对全国旧有高等学校的院系进行全盘调整，将中国一举纳入苏联模式教育体系。国家还确定俄文为“第一外语”，清华大学首创的专业俄文阅读速成法被广泛推广，在全国高校掀起了学习俄文的热潮。当时，对苏联教育模式的学习是单向的，只允许老老实实地学，不允许有丝毫的怀疑或批判。

开始时，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苏联的教育理论持怀疑和保留的态度，甚至在专家讲课的时候公开提出质疑。为此，他们在各大高校相继开展的“人人过关”、“个个洗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都受到批判。

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反对苏联式的灌输教育，认为这样会培养出一大批毫无判断力的青年，在学校学会了道听途说、鹦鹉学舌的本领，出了学校以后，就只能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据当时的清华学子回忆，“对潘光旦先生的全校大检查，好像有三四次，每次检查都达四个小时”，这位学生回忆了其中一次的场景：“在暗夜里，学生们席地坐在成府的马路上，人声如潮，灯光晃动，显得异常恐怖。”后来，潘光旦被调到中央民族大学，写文章检讨《我为何仇美仇不起来》，继续进行思想改造。

1952年，国家成立了高等教育部，原教育部部长马叙伦改任高教部部长。1953年，政务院发布本年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方案，方案指出“高等学校教师的思想改造学习今年暑假前即可告一段落，院系调整工作在今年暑假亦可大部完成，各类高等学校的任务和培养人才的目标均较以前明确，统一招生与统一分配毕业生的制度已经确立，这些条件将便于中央高等教育部及其他部门进一步加强直接和具体的管理。

”高等学校丧失了教学自主权。以清华大学为例，这次涉及教学内容方面的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专业设置上，与欧美大学的通才教育模式相对，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一般称之为专才教育。院系调整前，清华大学各院系不设专业，重视外语、基础理论和人文知识的学习，学生在一、二、三年级重在学习基础理论，四年级着重学习专门知识。院系调整后，根据国家建设需要，按照苏联工科大学教育模式按系设立专业，有计划、分专业培养技术人才。学制也进行了调整。

解放前，清华大学实行学分制，必修与选修相结合。“学苏”后，取消学分制，实行学年制。学生在修业期间必须按照专业教学大纲的要求，完成和通过每学年所规定的学习课程和教学环节，不能自由选课，一般也不能转系或转专业，在某些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个人兴趣和特长的发挥。教学计划成为学校组织教学过程的主要依据。全国高等学校学习苏联，开始制定统一的教学计划，用苏联教材。

而在教育界，“思想改造”的重点正是要清除英美办学理念对各个学校的影响。

清华大学受美式教育思想的影响尤甚。即使在机械系，教授们也主张“通才教育”，认为“同学们对于基本的功课，应该重视。就是要求得一般的普通常识。我们不能脱离社会来办工程，所以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社会学等，都得知道一点”。

当费孝通在中南海的一个会场上当面向毛泽东谏言，甚至苦苦哀求，希望不要让社会学断子绝孙，多少留一个种，留点苗苗时，据费孝通回忆说，当时毛泽东的手势和语气都非常干脆：不能留，坚决断子绝孙！

私立教育也退出历史舞台，早在院系调整之前，中央政府就开始逐步取消教会大学，并改造和限制私立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时，私立大学全部被裁撤。圣约翰、震旦、沪江，这三所由教会创办的著名学府，也在院系调整中被裁撤，分别并入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被誉为“东方哈佛”的圣约翰大学，是中国资格最老的教会大学，沪江是上海第一所政府立案的教会大学，震旦大学则由爱国神甫马相伯先生创办。作为首个将西方教学风格引入中国的大学，圣约翰大学除了极重视英语以外，宗教、体育和课外活动也是其校园文化的重要内容。这里还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足球队。圣约翰大学拥有许多著名的校友，包括顾维钧、林语堂、宋子文等，都曾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过影响。院系调整后，圣约翰大学的教员分别去了不同的高校，位于人称“梵王渡”的约大校园，也被划归到一所新成立的高校——华东政法学院。后来，一部分又作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办公机构。至此，在建校73年之后，圣约翰大学正式走入历史。圣约翰大学最重要的象征莫过于那棵大樟树，连同它的精神，也在六十年代消失了。

总而言之，老一代大师走的走，死的死，美式的素质教育被苏联的“专业机器”所取代，从此，中华大地再无大学，再无大师！

                                               参考天祉楼文学网等诸多资料  致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