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当代大隐-王学治创立的“海外水墨印象派”

          ——金石大写意的复兴

     潘天寿在其”潘天寿花鸟画论稿”一书中论述中国传统绘画，笔在画面上所表现的形式不外乎点, 线,面三者。 “为点著易于零碎，为面易于模糊平板，而用线则最能迅速灵活地捉住一切物体的形象。”

     王学治的画作其点，线，面三者可以说是近乎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尤其是其线法，缘于其极高的书法造诣，使墨隐山人画作中的线法呈观出非凡的力度。也正是缘于此，其画作达到了许多写意前辈不曾达到的高度！

  王学治的书法早年从傅和荪学篆，以张迁碑、石鼓文入手，后从师吴玉如，宗二王，尤于米襄阳最为用心著力。墨隐山人在论“画竹”一文中提到，他曾反复临摹汉魏晋人之书法，“以张迁、魏碑、宝子为骨”。不知大家能否想象“碑中奇葩，洋洋洒洒，毫无顾忌”且被康有为称为“已冠古今”的爨宝子碑是用刀刻在石上。其字体“朴茂古厚，大巧若拙，率真硬朗，气度高华。该碑用笔方峻，起收果断，似昆刀切玉。” （观墨隐山人的画，也正有此感！）

  正是王学治如此浑厚的书法功底，每每观其山水画作，总能感到其雄浑气势扑面而来；并感觉著那山，水， 云，树，瀑布，正在向你倾诉著什么。正是“峭壁乔松青冥冥，森然似与神灵通”。观其马不仅有“天马从龙去，万骑如风”之豪气，还有极为浓郁的书卷气，正是“草书隶气如神妙，墨池飞出骅骝雄”。观其水仙，全无脂粉气，而是寒香冷艳，清气凌波，宛如众仙逸至。真可谓：玉润冰清姿，素雅黛无施；暗香压寒梅，谪仙入凡尘.

   观其竹，尽得郑板桥之真髓，有古人评论画竹“写干如篆法，枝用草书法，写叶用八分撇笔法（指隶书与楷书）”，全从书法谈起。王学治出神入化之书法功底及其高迈气质让其竹不只是“一枝一叶总关情”或“咬定青山不放松”，而又有“举头忽看不是画，低耳静听疑有声”之感。

   王学治的荷花更是清新脱俗，由于其荷花太有名，更有人干脆称之为“王荷”。其荷花有“百年好合”的荷：叶田田，花灼灼，心相连，意涟涟；有“荷韵无尘”之荷：荷生绿波，飞尘不染，娉婷翠叶；有“荷花清心”之荷：静影摇波，荷香十倾。

   其画作“和平世界”，朵朵莲花在水波中呈现出的静逸，香远、安详、清雅，正是人们心目中的和平净土世界。该画已被联合国纽约总部收藏。

    墨隐山人王学治“一生服膺八大山人，石涛、青藤（徐渭），笔法苦辣，师李苦禅、潘天寿、李可染诸先生”。墨隐山人又道“书画逸趣，文人余事，率而寄情，自然高洁”。杨琪在其“中国美术”一书中引用了齐白石老先生的一段话：“青藤、雪个、大涤子之画能横涂纵抹，余心极服之。 恨不生三百年前，或为诸君磨墨理纸，诸君不纳，余于门之外，饿而不去，亦快事也。”徐渭（青藤）、石涛（大 涤子  ）八大山人（雪个）这三位是齐白石最佩服的艺术家。徐渭认为传神是衡量画作之首要标准，墨隐山人亦自述“以神气写山水石竹，清逸绝尘”，又道“何当觅遍画中景，谁继清湘好河山”（清湘即石涛），“所以文人画讲究传情，八大山人的艺术作品达到了传情的最高境界”。（杨琪“中国美术”）

     记得看过一幅墨隐山人的“噉月鱼趣图”，总觉眼熟，后来从潘天寿的“中国绘画史”，杨琪的“中国美术”及蒋勋的“中国美术史”著作里发现均有八大山人所画的鱼之图。墨隐所绘之鱼与八大所绘之鱼均是用笔极简，用墨极淡，但却让人看到了二种截然不同的情：八大山人之鱼多是一条孤零零的，或二三条在一起，但却相隔甚远，大小尺寸不一，且朝向也不同，白眼相瞪，似让人看到了仇视、怒视、傲视与蔑视。

但墨隐山人的鱼，一“趣”字已呈现其画机：这一双飞仙遨游的鱼儿相依而进，似在如邃的天池里朝月宫奔去或去参加瑶池仙宴？真如同庄子“逍遥游”中鲲鱼化鹏几万里，腾飞正举！

     杨琪在“中国美术”一书中认为中国文人画的讲究“神似”之作，继八大山人之后正开始走下坡，也许从某种角度讲是对的。因为那个被异族统治，国破山碎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正如“中国传世名画”一书中所述“辛亥革命揭开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也奏响了艺术变革的号角。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之间的较量愈演愈烈。”“一大批血气方刚的艺术青年，主动学习西方绘画，创造出中西合璧的艺术境界，丰富了中国画的表现技法，推动了中国画的进步，繁荣。”一大批著名的画家，如齐白石、徐悲鸿、黄宾虹、高剑父、潘天寿、张大千、刘海粟、李可染、李苦禅、吴作人、吴冠中、黄永玉等等诸多前辈们，已经或正在致力于民族艺术的提升，把西方美术与中国绘画相互揉合，把实与虚、写实与求神、粗与精、知道的与看到的、触觉的与视觉的等等都 试图统一。他们均为中国传统的山水写意注入了活力。

 现在的时代又在变化，改革开放几十年，国力日益强大，经济日益昌盛，人们安居乐业，自信心也日益增强。开始了对自身古老传统文化的回归与追溯。

  中国传统文化涵盖范围极为广泛：道家思想，中医、武术、易经、国画、书法、古乐、京剧、古诗词等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追随与学习无不在神州大地乃至世界各地呈现出繁荣景致，中国文化以其特有的包容性、温和性、渐进性正在进入普通百姓家。

  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存在会和其所处的外在社会环境相关联，但又不会拘于时代，成为时代的复制品，否则这些艺术作品只能是短视与短寿的。留下来的传世之作一定会是烙有时代之印，却又超越时代并同时把个人内在情怀全部注入并高度浓缩。

  王学治的画正是这内外因素的完美结合。墨隐本人在海外游学、游历数十载，吸取西洋绘画精髓，又因其家学 渊源如此深厚， 其24世祖王履是明代著名书画家及医学家，王履的巨作“华山图”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六世祖在清宫大内供奉御医。其父王友虞是北京中国医科院教授，书法家及武术家。墨隐山人自幼受家风影响，随父学书画、学医、练内家武功。

   邓福星教授如此介绍墨隐山人“王博士卓荦不凡，工花鸟，人物，鳞介，山水，无所不精。绘事以外善书法，得之于业师郭风惠，彭八百，李苦禅，陆鸿年，吴家禄，李瑞年之教，兼以金石篆刻得孙荣彬之传。王氏慷慨尚义，襟度高胜，不持门户之见，善学，善道他人之所长，海纳百川，故其成就也大”。

   墨隐山人不仅在书法、诗歌、绘画、篆刻、武学、易经、医药皆有成就，亦潜心佛道双修。这样如此深厚的自身功底外加中国国力鼎盛，及“一带一路”的倡导，其所创的“海外水墨印象派”画作会在国际艺术舞台上熠熠生辉，并为世人献上丰盛的视宴！

   郑昶1929年在其“中国美术史”一书中说:“民族精神是民族艺术的血脉，外来文化是民族艺术的滋补。徒恃滋补品而不加自己锻炼，欲求自由自发，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旋转历史的机运，开拓中国艺术的新局势，有待乎我国从事与新艺术运动的豪杰俊士，致力于民族艺术的复兴运动。”

  被西方艺术界称为“东方达芬奇”的王学治正在诸前辈的基础上,引领一场中国国画山水大写意的复兴运动!

作者：天渝  （诗人，艺术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