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体制下，医疗卫生体系定位明确，中国医疗卫生创造了一系列辉煌，在医疗服务、预防保健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农村和城镇的医疗服务也在这时全面展开，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大大增强。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影响以及“政事一体化”的管理，中国在医疗技术，服务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定问题。这就要求人们不断探索新的发展途径。中国的医疗保障制度是在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巴德年，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原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健康问题一直深刻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并且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近日，《科学时报》记者就健康问题对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原校长巴德年进行了专访。

巴德年认为，我国医药卫生事业60年来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对世界医学界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目前，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着重点是尽快建立健全的医疗保障体系，解决医保体系覆盖面和保障水平问题。“小康不小康，关键在健康！”巴德年说。

 

    《科学时报》：今年是共和国建国60周年，我国的医药卫生事业也随共和国一起走过了60年的路程。您能总结一下这60年来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历程和所取得的成绩吗？

巴德年：总体上说，60年来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取得了巨大进步。这主要表现在人均寿命和死亡疾病谱两方面。

    第一从人均寿命来讲，解放初期人均寿命只有37岁，而目前我国的人均寿命已达71到72岁。

    第二，目前威胁我国人民生命健康最严重的疾病，已经由鼠疫、天花、霍乱等大规模传染病，转变成由不健康生活方式和老龄化所引起的心脑血管疾病和癌症等慢性病。

纵观中国医药卫生事业60年发展的情况，我认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解放后到“文革”时期，这一阶段中国医药卫生事业进步非常显著。不仅传染病得以控制，性病吸毒等基本根除，各级卫生医疗组织基本健全并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被世界银行等组织誉为用世界不到2%的卫生资源解决了世界22%人口的卫生问题。

    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人汤飞凡等最先找到沙眼病因。紧接着，1958年，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成功治愈一名全身97%皮肤被烧伤的上海工人，这在当时是一个医学奇迹。从此，在烧伤研究和治疗领域，中国人一直处在世界领先的位置，并且继续对该领域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上世纪60年代初期，协和医院妇产科的宋鸿钊等首先提出利用化疗药物治疗绒毛膜上皮癌。该治疗方法不仅可以治愈妇女绒毛膜上皮癌，而且治愈后还可以生育。

    1963年，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外科医生陈忠伟在世界上首次将断手再植成功。陈忠伟也被尊称为“世界断臂再植之父”。从此，断手、断肢、断指（趾）再植领域成为中国骨科学在世界扬眉吐气的地方。

    第二阶段是从“文革”后期到现在。“文革”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又有了新发展。当时，中国科学家用回顾调查的方法绘制出了中国癌症发病率的图谱，用现场、实验室、临床相结合的方法，使中国食道癌研究的水平及其成果受到世界高度重视。

    中国肝癌的发病率世界最高，但治疗小肝癌和肝癌的水平和能力也全世界最好。我国两位院士――上海医学院的汤钊猷教授、东方肝胆外科的吴孟超教授，在这个领域不仅为中国做出了贡献，也为世界做出了贡献。

    在治疗急性粒细胞白血病方面，上海第二医学院从王振义教授开始，到后来的弟子陈竺、陈赛娟，他们采用维甲酸进行诱导分化的方法，使病人得到较好的治疗。其后，他们又和哈尔滨医科大学合作，利用三氧化二砷对急性粒细胞白血病进行治疗，结果几乎可以将这个病完全治好。其治愈率和治愈水平得到了世界公认。王振义为此荣获了美国凯特琳奖等多项世界癌症研究领域的桂冠。

    另外，我国发明的治疗疟疾特效药――青蒿素及其改进型――至今还在非洲等热带地区发挥重要作用，受到了WHO（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赞许。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医学治疗水平也有很大提高，目前能很好地完成肝移植、心脏移植等脏器移植手术，脑外科、心外科和各种内科的介入治疗也做得相当不错。现在，很少有外国能治而中国不能治的病。

    前一阵，我作为督察组的组长专程检查“重大传染病防治专项”的进展情况。我认为，在处理突发传染病方面中国做得相当不错。中国在处理甲型H1N1流感时所具备的能力与处理2003年SARS时简直是天壤之别。

    我国对甲型H1N1病毒感染检测方法的敏感度比美国CDC输入的方法高出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目前，全国只要出现传染病例或疑似传染病例，国家CDC立刻就能知道。我们有非常完善、有效的传染病防控监督网络体系及其网络实验室。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曾亲自跟我说：“你们是the best one（最好的） ！”

    另外，2006年以后，中国连续在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免疫学、神经科学、临床医学等领域发表多篇高质量的文章，显现出我们在生命科学、生命医学领域明显的进步。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最突出的进步。

    目前，我国一些医学科学家已在世界上崭露头角。相当多国际杂志的编委、国际会议的主席由中国人担当。中国人成为美国科学院、英国皇家学会等的外籍院士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

 

    《科学时报》：您认为目前我国在人口健康领域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是什么？

巴德年：目前，我们需要解决医疗卫生资源分配有失公平的问题。最近，医疗改革的着重点实际上就是解决医疗卫生公平问题。

    2006年10月23日，胡锦涛同志作了两条指示：第一，要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医疗保健系统；第二，要强化医疗卫生公益性质。这两项指示要求政府在卫生医疗方面确保所有老百姓都能享受到最起码的医疗保障。所以，医疗改革的重点是医疗保障体系的建立。

    我主张医疗改革要解决两方面问题。第一，解决医疗保障覆盖面问题。现在，国家医改的方向就是按照这个方向，先后出台了《职工医疗保障》、《城镇居民医疗保障》、医疗救助以及农村新合作医疗等条例办法，这些法案可以基本上解决医保覆盖面的问题。我希望不久的将来能有一个城乡统一全国统一的医疗保障制度和中国人民卫生保健法。

    第二，解决医疗保障水平问题。比如说，随着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最初大病统筹的报销金额是4万元，现在又涨到6万元，如果今后能达到10万元，老百姓基本上看什么病都可以不花钱或少花钱。

    只要政府承担起相应责任，深化改革，改善服务，让老百姓都能享受到医疗保障，并逐步提高保障水平，看病贵、看病难等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的。

    衡量医疗改革的效果要符合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条标准：老百姓满意不满意，老百姓拥护不拥护，老百姓赞成不赞成。能够让老百姓得到实惠才是目的。

    总体上讲，中国医疗体系正在建立当中，并且可能很快就能使绝大多人享受到基本医疗保障。

 

    《科学时报》：据我们了解，一亿多流动人口的治病防病问题似乎还没有引起各级政府的足够重视，您对这一现象是怎么看的？

    巴德年：对待流动人口，我们主张建立可以随身携带的电子卡片和电子病例，就同身份证一样，里面记载了每次看病的详细记录。比如，如果江苏人到北京来看病，就可以根据这张卡，决定他所享受的待遇。当然，一旦城乡统一、全国统一的医保体系建成，这些问题就彻底解决了。

    目前，流动人口的确是一个问题，所以在医药卫生等各个方面，各级政府应该对他们予以高度重视。所谓公平，就是要从政府的角度，利用二次分配的办法，让最穷困的人口享受到改革开放和国家富裕的成果。政府就是要为最穷困的人提供方便。我并不反对一些医院开设高干门诊、特需门诊，但目前工作的着眼点是要改善基层、改善普通百姓的医疗条件。

 

    《科学时报》：刚才您提到由不健康生活方式所引起的疾病已成为中国疾病谱里的前几位，您能具体说一下有哪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吗？

    巴德年：目前，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方式有很多潜在问题。比如，过去是吃不饱，营养不良，但现在是营养过剩。很多人的脂肪和盐的摄取量都超标。

此外，中国人的抽烟喝酒都很严重，这些不是文化，而是恶习。随着老年社会的到来，对不良习惯的纠正以及怎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已经成为医药卫生行业中不可忽视的问题，要在全民健康教育中着重强调。

    健康是第一战斗力，第一生产力。我曾提出一个观点：小康不小康，关键在健康，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是要人们快乐和幸福，没有健康哪来快乐和幸福呢？

 

    《科学时报》：您作为免疫学方面的专家，针对如何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能给我们一些建议吗？

   巴德年：虽然我是免疫学专家，但我从不主张吃增强免疫力的药，人的健康不是靠吃药维持的。保持健康有三条：

    第一有良好愉快的心情。这对健康和增强免疫力最重要。上火、发脾气都会引起体内肾上腺素提高，进而使身体各项机能降低。

    第二，合理营养，控制饮食。我今年71岁，一天除了三顿饭之外，不吃任何零食，所以我的体重从来没有超重过。而且只要我认为自己饱了，就算是龙虾我都不吃。卫生部部长陈敏章来我这里检查工作，我就让食堂做了一个30块钱的盒饭，一份米饭、两个虾、一些豆腐，西红柿、红萝卜、白菜，放了不少蔬菜，大家吃得很满意。

    第三，适当的运动。到现在我也坚持每天走路40分钟。不吸烟，少喝酒，平衡心态，合理饮食，适当运动也许是最廉价、最有效的预防疾病、增强健康的生活方式，值得提倡，更值得坚持。（记者易蓉蓉 实习生 邱锐）

 

    摘自：北京市营养源研究所     本文来源：http://www.df2000.cn/News/2011-07/3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