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牵扯了四分之一人类的注意力，直接涉及一千多万人（算上他们的配偶和子女则人数更多）的国企职工下岗，是经验还是教训，是创举还是失误，现在下结论似乎为时过早，也许不是我们这一代人所能准确回答的问题。本文只是记录一些现象和观点，算是立此存照。一切留待岁月评说：下岗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吗？
    任何事情要做之前先要进行可行性分析：有利条件、不利条件都有哪些，有几种方案可供选择，它们的利弊各是什么，各有胜算几成，成本如何，预后如何，有无隐患。等等。不搞清这些就仓促上马草率开工，是工程领域中的大忌。

国企职工下岗这一涉及一千多万人（算上他们的配偶和子女数字还要庞大得多）的重大举措，没有进行过可行性分析，也没有类似听证会之类的举措，就在官员的种种慷慨陈词中全面铺开了。

不下岗我们就走投无路了吗？历史注定我们必须搞下岗吗？下岗是最合理、最有效的办法吗？谁有权力决定让一千多万职工下岗？我们等待历史的裁决。

为什么是政府官员首先提出下岗？
减少失业率、增加就业机会，是任何一届政府的责任，

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严肃的政治问题，关系到社会的长治久安以及改革开放的成败。奇怪的是，“下岗分流”这个口号不是由企业界提出来而是首先由政府官员提出的。站在企业的角度，实行下岗分流也许有自己充分的理由，而站在政府立场上则不但不能鼓吹反而要控制，必要时还要予以制裁。这是政府职能和责任所规定的。官员在此时似乎迷失了方向，忘记了自己的角色，把自己当成了企业的黑高参。
    造成大面积国企职工下岗，谁之错、谁之罪？

关于下岗原因，流行的解释是由于我们的产业结构不合理，资产结构不合理，所以职工下岗不可避免。可是，谁造成了产业结构不合理、资产结构不合理？在政企不分的年代，兴建什么厂，选址何处，投资多少，招工几人，安装什么设备，生产什么产品，销往哪里，价格定位，全都是政府行为就是由于一些参与决策的官员不懂经济建设，盲目决策、瞎指挥，因此才导致了今天的产业结构不合理，资产结构不合理，导致了大面积的国有企业职工下岗。谁来追究他们的责任？怎样追究国企职工素质差所以才要下岗？
    通过主流媒体传达给公众的信息是：下岗职工素质差，缺乏活力，被养懒了，养娇了，丧失了竞争的斗志，下岗职工是竞争中的失败者，是时代的弃儿，理应被淘汰，“今天不努力工作，明天努力找工作”，--- 真是这样吗？
    那些不懂经济建设，盲目决策、瞎指挥，导致了今天的产业结构不合理，资产结构不合理，导致了大面积的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本应该为自己行为承担后果的官员，却轻飘飘地说一声“不找市长找市场”，一推六二五。到底是谁的素质差官员给下岗工开的“药方”：擦皮鞋、当棒棒、卖苦力、自谋生计 --- 是给百姓指路吗官员，还有主流媒体，告诉下岗工要改变就业观念，要解放思想。官员和媒体给下岗工开的“药方”是：擦皮鞋、当棒棒、卖苦力、自谋生计。

而官员自己，官员的子女，以及媒体从业人员，没有一个愿意擦皮鞋、当棒棒、卖苦力、自谋生计。古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官员自己都不愿意做的事，干嘛非得鼓动人家去干呢！

退一万步说，假如下岗职工全都解放了思想、改变了观念，全都去擦皮鞋、当棒棒、卖苦力、自谋生计，市场上岂能容纳和消化上千万人的失业大军？官员的“药方”显然是不负责任的乱讲，是愚弄老百姓的欺人之谈。
     让一些与大机器生产相联系，掌握车、磨、铣、镗、钳、电等技术，熟练操作数控机床、精大稀设备的国企职工去擦皮鞋、当棒棒、卖苦力、自谋生计，乃至“返回乡村创业”，是值得歌颂的行为吗？是前进还是倒退？是“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吗？不减员就不能增效？
    企业要增加效益，无非是开源和节流两大途径。减员可以减少工资支出，算是节流的招数。而国有企业可节之“流”的途径有很多，国企老总的“职务消费”就是一个无底洞。豪华办公室，豪华办公设备，坐豪车吃豪宴，出门住×星级以上宾馆，飞机轮船坐头等舱，甚至包机、包船，出入高档娱乐场所，包小姐睡觉，玩遍了所有的花头。这种“流”不但不节反而有越演越烈的趋势。

再则，可以开源节流的正常途径也很多，比如节能降耗，技术革新，改进工艺，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招待费和差旅费，合理调配资金，及时还贷，减少利息支出。加强工程预决算审计，节约工程费用。加大催款力度，降低债权风险。提高市场占有率，把蛋糕做大，以降低单件产品成本。等等。都是有效的办法。但是，无能的企业官僚们难以驾驭这些复杂的过程，又不敢承担风险，对这些平庸之辈，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官场老手来说，直接向下属职工开刀是最没有风险也是最容易产生效果的办法。一旦政府官员提出“减员、下岗”的口号，国企老总立即成为最热情最积极的一群。（新华网：作者:zhang53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