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饭靠农业，富强靠工业，工业后劲靠科学技术。美国的经济转型，是英国倒逼出来的。英属殖民地时期，主要是为欧洲本土提供初期产品，英国法令甚至规定，不得为了贸易而生产羊毛制品，禁止生产炼钢炉和切割、轧铁等机器。而英国本土呢，1776年发表《独立宣言》时，英国正发生第一次工业革命，1785年，瓦特改良蒸汽机投入实用，英国率先进入了“蒸汽时代”，推动了英国纺织、钢铁、机械制造业发展。曼彻斯特迅速成为工业城，人口由1776年兴建第一批大工厂时的3万，增至1790年5万，至1801年已有9.5万人。

1783年英国承认美国独立，背后却进行经济封锁，企图扼杀美国“战争期间产生的幼稚制造业”。在英法相互封锁中饱受伤害，尤其是英国咄咄逼人的态势下，美国最终选择了奋起反抗，发起了1807年对外禁运，1812年对英属加拿大战争。直接结果是禁运苦了自己，战争伤了自己，但获得劫后余生的意外成果，实现了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型。当然也得益于英国顾忌欧洲本土的法国劲敌，没有倾全力反攻美国，只是烧毁了白宫。

1、美国经济转型始于禁运法案

①背景和缘由。

1775～1783年，美国赢得独立战争胜利，并不等于就带来繁荣和发展，而面临着更严峻的经济复苏压力。因为，美国经济，总体上还处于种植园为主的农业经济和作坊式为主的工业经济阶段，很大程度上依赖资源物产及其初加工产品进行出口贸易。英国很清楚这一点，也就主动掀起对美国的贸易战。正如布鲁厄姆勋爵在下院所宣称：“为了把美国在战争期间产生的幼稚制造业扼杀在摇篮中，即使在最初的大量出口中受些损失也是值得的。”

战争期间，由于对外贸易尤其是对英贸易的严重阻滞，加上独立战争的迫切需要，极大刺激了制造业的发展。但是，整个经济结构和工业水平，包括生产技术、产品质量、企业经营等，仍远远落后于英国，这就决定了离不开对外贸易。英国老爸战败后，千方百计利用自身强大的制造业强势、大商业优势和海航业虎势，对刚脱胎的美国儿子展开强大的贸易战，一手搞禁运，一手搞倾销，企图从经济挤垮扼杀这个美国小儿。英美之间，也就常起海上私掠事件——官方默许的海盗式劫掠。

英国对美国出口实施严格限制和严厉禁运，甚至出口西印度群岛也要封锁；同时向美国大量出口英国货，而且支持商人廉价向美国倾销商品。美国出口贸易连年受挫，生铁出口英国由年3929吨左右到1791年下降为797吨，烟草、稻米、蓝靛等大宗农产品出口更是大幅下降，不仅直接影响农业和工商业，还累及商业和航海业、造船业等行业，从而严重打击了美国南北经济。据统计，从1784年到1786年，美国进口英国货物总值约为760万英镑，出口仅为249万英镑，猛跌2/3。出口萎缩、市场缩小，加上大资产者盘剥，债务链断裂，农民和中小业主破产，社会动荡，造成1781～1789年的“危机时期”，其间爆发多次平民起义，其中最大的是1786年至1787年“谢司起义”。

美国外贸经济，受制于欧洲战场。1789年7月法国爆发大革命，这是一场较英国光荣革命更彻底的革命，不仅有三权分立的明确观念，还有天赋人权的全新理念，真正具有人民性和民主思想的资产阶级革命。这引起了周边君主国恐慌，1792年普奥联军攻入法国被击溃。1793年英国策动反法同盟，拉开了22年的反法同盟抗法之战。

法国革命，不论1793年雅各宾派上台、1794年7月“热月政变”、1799年11月“雾月政变”，始终代表了新兴的资产阶级，相比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则是流血的革命。战争之初，法国一厢情愿认为，英国经济依赖出口，关闭法国市场是有效手段，于1793年10月宣布禁止一切英国商品进口，但很快打了自己的脸，不得不对中立国重新开放港口。1805年拿破仑登陆英国失败，决定实施“大陆封锁”来摧毁英国，于1806年11月颁布《柏林敕令》，再次自己打脸。英国凭藉强大的海军，使得法国不敢跨越海峡靠近英国本土，甚至不敢直接干涉英国与其它国家的海洋贸易。

1794年5月，华盛顿看准了英法开战在即时机，派使前往英国，于11月在伦敦签订条约，次年6月《杰伊条约》被批准生效，仅西印度群岛贸易限70吨以下船只条款未通过。法国对此甚为不满，认为美国违反了保持中立和通商条约。1797年，亚当斯总统（第2任）5月国情咨文又严厉批评法国大革命，导致关系恶化，据美国同年7月一份报告，法国扣押了近300艘美国船只。美国派使前往法国谈判恢复和平，法方以给外长好处费和提供贷款换取谈判前美国总统不道歉，被拒绝。美方强硬派透露信息，媒体大造“宁可花费百万防御，也不贿赂一分钱”舆论。1798年1月，法国宣布对美实施报复，到1800年扣押船只达到1853艘。美国积极备战，到1798年底已有14艘军舰，还出动45只舰船，征调365只私船，在加勒比海和美国海岸外形成“准战争状态”。法国示好释放美国船员和谈判使节格里，格里告诉总统“法国人不想战争”。1799年2月美使团再次前往法国，在拿破仑敦促下，于次年9月签署《美法新约》（《摩特枫丹条约》），次日法国向西班牙要回了北美殖民地路易斯安那地区（4年后法国缺钱时卖断该地区）。

美国的外贸经济，还受制于途中的地中海北非海盗。16世纪发迹后，形成了摩洛哥、阿尔及尔、突尼斯、利比亚沿海4个泛滥区，从临时赎金发展到定期贡金，英法借刀杀人遏制竞争对手，也照交贡金。刚独立的美国，基本处于种植农业和作坊工业状况，而且外贸又是主业，自然是最大受害者。到1800年，贡金已占联邦政府支出的20％了。1801年，利比亚海盗以贡金少于阿尔及尔，要求涨到22.5万美元，新任总统杰斐逊断然拒绝。利比亚海盗联络摩洛哥、阿尔及尔、突尼斯海盗宣战。1803年美国跨海出击，“费城号”搁浅，300余官兵被俘；1805年沙漠奔袭，对手易主，6万美金赎回官兵，免去贡金；随后，与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尔签订和平协议。后三家并未遵守协议，继续掠夺美国船只，1815年再次出征，至6月全部认输。北非海盗的彻底解决是1830年之后，法国先后将阿尔及尔、突尼斯占为殖民地，意大利将的黎波里（利比亚）占为殖民地，实施铁腕管制。

1803年开始，英法封锁对战白热化。法是大陆封锁，主要是欧洲大陆各港口，所捕掳的商船限于欧洲；英是海洋封锁，包括中立国在所有敌方港口之间的贸易。最让美国怄气的是，英国利用美国1795年送上门的《杰伊条约》，在美国港口捕掳美国商船。本想两方讨乖，结果赔了夫人又折兵，1804～1806年，美国商船被英国至少俘获1000艘，而法国仅为一半（布鲁姆等《美国的历程(上)》）。在英美双重压力下，美国没有海军力量保护自己的跨海商贸，于1807年12月颁布《禁运法案》。贸易战是双刃剑，“自损八千”不能致死对手，就只能更加伤害自己，法国如此，美国更是如此。

②过程和结果。

欧洲连年战争，工农业生产（更严重的是粮食生产）大受影响，由于美国农产品（尤其是粮食）和原料产品丰富，因而不断向美国购买粮食、肉类，以及棉花、羊毛和皮革等原材料（福克纳《美国经济史(上)》），美国总贸易额的复出口（进口商品未经加工再出口）超过一半（恩格尔曼等《剑桥美国经济史(一)》）。这种情况，让美国高估了自己的外贸力量。面对英国的恶劣行径，在军力不如人、屈辱不堪忍的情况下，1807年6月22日“切萨皮克号事件”（征捕“逃兵”4人，仅一个英国人），引发“禁运”策略的酝酿，于年底通过法案。

禁运初期对英法产生震荡。英国因此减少对外贸易的1/3，原料供应短缺，工厂倒闭，失业增加，物价上涨，纷纷要求撤销枢密院敕令以换取美国撤销禁运。但很快，英国因1808年西班牙起义反拿破仑，大举进入西班牙、南美和加拿大市场，抵消了对美贸易的损失，况且美国禁运只影响2500万美元的货物，利润不过500万。法国外贸则雪上加霜。小麦价格1804年每公石（0.1m³）20法郎，到1809年降到15法郎，有的地区跌到12法郎甚至不到10法郎；棉花价格成倍上扬，1806年每磅7法郎，到1807年为15法郎，1808年为24法郎（勒费弗尔《拿破仑时代》）；黄油、乳酪、水果、蔬菜，尤其重要的葡萄酒、白酒等，难于出售。拿破仑“感到很伤脑筋”,于是加强了控制意大利，设立海关壁垒，强订1808年商务条约，实行垄断经营。从1810年到1812年，出口货物由4300万法郎增至8300万法郎，进口粮食、亚麻以及丝绸等由7300万法郎增至9200万法郎；同时，没收到港美国船只货物，反而成了支持杰斐逊执行禁运（莫里森《美利坚合众国的成长》）。

自关国门的禁运法令，“其结果却与总统（杰斐逊）的希望恰恰相反”（林顿《美国两百年大事记》），“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失败”（廷多）。它不仅未能有效禁败英法，反而沉重打击了美国对外贸易，对于幼稚工业，尤其是农业和商业，比对远洋航运船只的掠夺起着更大的破坏作用（比尔德夫妇《美国文明的兴起》），对外贸易急剧下降，《禁运法案》（1807年12月22日通过）前后两年比较，出口额从10834.3万美元减为2243.1万，仅占20.7%，锐减4/5；进口额由13850万美元降至5699万，仅占41.1%，锐减一半多。仅纽约，就有120多个商行破产，1200多人因欠债入狱。海运业更是致命打击，一位英国旅行家这样描述：“纽约挤满了（停泊的）船只……靠近海边的街道几乎是荒芜的，码头上开始在生长杂草……”（福克纳《美国经济史》）麦克马斯特估计，当时有 5.5万水手、1万工人失业，航运业损失了1225万纯益，关税收入从1600万美元几近为零。新英格兰地区，禁运后果尤为严重，联邦党人掀起了反禁运运动，马萨诸塞多个城市通过了反对的议案，参议员皮克林甚至不惜公开说禁运是受拿破仑指使而由杰斐逊实行。1809年2月29日，《禁运法案》施行14个月后被取消。杰斐逊1809年3月离任，种植园负债2.5万美元。（参韩家炳《美国1807年《禁运法案》的代价与影响》、冯吉娜《独立的精神：美国1807年《禁运法案》等）

《禁运法案》，迫使外向贸易转向国内制造，客观上刺激了美国尤其是东北部制造业的加速发展。据国务卿一份报告，1808年有7家新制造厂宣布公司化。次年26家（纺织18家）注册为公司，到1814年公司数目达到128家（纺织105家）公司。一大批商人和船主投资转向工业制造，除新英格兰外，中部有的州也兴建了纺织、制衣、造纸、钢铁和其他轻工业场，开始走向规模化，如1809年，波士顿商人开办“新罕布什尔皮革公司”，投资超过了10万美元（陈少华《美国早期现代化的两条道路斗争》）。玻璃、制帽等行业增长更为明显，据加勒廷1810年的统计，东北各州已有22家玻璃工场，年产玻璃496.7万平方英尺。康涅狄格一家制帽工场，雇佣工人100 多名。1810年，美国全国共有842家制帽工场、作坊，年产值为1000 万美元（内特尔斯《国民经济的形成1775-1815》）。尽管这些工场规模不大、资本不多、素质不高，但毕竟是小手工业向大工业转型的先驱，带动了整个美国的制造业大发展，以军事为目的之枪炮军火制造业开始兴起（Pauline Maier等《创造美国—美国历史(第1卷)》），经济形态和产业结构的大转型，为以后的工业化打下了基础，用杰斐逊的话说，“它也产生了一个可喜的、永久性的效果，它推动我们去从事国内制造业”（刘祚昌《杰斐逊全传》），还有一个重大收获，积累了深刻的国际贸易战经验。美国从此走上工业革命和经济独立之路。

1812年初，美国陆军部拟定了进攻英属加拿大的战略计划，6月18日对英宣战。这“第二次美英战争”，时期选择很有讲究。1809年欧洲第五次反法同盟落败，1810年拿破仑帝国盛极，第六次反法同盟结盟及其战争还未开始（1812年结盟）。但是，美国高估了自己的能力。独立战争是法国帮着打赢的战争，西点军校才开办十年，美国战争水平还处于原始形态破壳时期，与英法不在同一层级。落败是必然的，还被长驱直入火烧白宫，幸亏欧洲战场对法战争进入最后决战阶段（1814年5月放逐拿破仑），英国不可能全力投入对美战争。

1812～1815年对英战争的大失败，终于让美国人明白（当然彻底清白，还要到南北战争），现代化战争拼的是国力，打的是工业。从此走上了军事强国、对外战争的发展之路。

从美国经济来说，1807年的禁运战争和1812年的对加战争，实际上是美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美国挫败了英国图谋，保护了当时还很脆弱的美国经济。

2、美国打贸易战的成熟得益于关税争吵

美国从殖民地开始，其经济结构是建立在优势先天资源基础上，种植产业与资源开发的农商、工商经济的结合体，一旦形成有效统一的市场，经济就能快速崛起。1807年对外禁运和1812年对英属加拿大战争，由于天时地利人和，美国绝处逢生，虽败犹活，开始了经济大转型。但是，南北经济形态的双重经济结构没能根本改观：南方种植园奴隶主经济，北方工商业经济——由作坊式传统式走向工厂化、公司化。这种传统农业经济和现代工商业经济的并行局面，带来美国对外贸易关税政策的关税悖论：南方种植业需要低关税实现商品低价购买，北方幼稚工业需要高关税实现贸易保护。独立战争、《禁运法案》的被动和主动的闭关禁运，客观上极大刺激了美国制造业的突飞猛进（当然与美国人绝地反击的精神分不开），也使得有识之士看到了保护民族工业的重要性，及其途径——关税。

19世纪初期贸易战之后，美国开始自觉运用关税这个武器。由于南北方的经济形态的根本差异，南方种植业和出口商及航海业反对高关税，制造业和重工业迫切需要关税保护。例如钢铁业，1820年以前铁产量比殖民地时间还少，1824年、1828年提高关税就发展，之后降低关税就停滞，1842年高关税又直线上升，直到林肯时期大幅提高关税，才最终建起强大的钢铁业。

美国关税立法史，在其后很长一段时期，也就成为国会各派利益的代言人和支持者较量话语权的历史。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政治的“民议”特点。

1781～1787年，13个州组成邦联国会，州际联盟没有征税权。1787年拟订新宪法（1789年生效），规定联邦政府享有独立征税权、铸造货币权。关税成为主要收入来源，还征收少量消费税及一些直接税，各州政府主要课征财产税和人头税等。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联邦政府扩大消费税、提高税率，关税退居次要地位。

1783年英国承认美国独立，但由于社会生产力落后，仍是英国这个“世界工厂”的商品倾销地。其时，联盟政府没有征税权，部分州对有些船舶征税或限制关税。1787年（1789年3月生效）新宪法，明确“有权规定并征收税金”等，关税成为主要收入来源。1789年7月颁布了统一的关税法案，实行低关税，仍挡不住英国商品。1791年汉密尔顿《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提出利用关税“保护幼稚产业”，最终国会没有通过。

1806年6月“切萨比克号”舰遭英国海军袭击，农业立国的认识开始转变。1807年通过《禁运法案》，但事与愿违，伤人未及，伤己致命，发展民族制造业得以重视。

1812年爆发第二次美英战争（北攻加拿大），美英商品交流中断，先后出台4个贸易法案，所有进口商品关税增加一倍。高关税保护贸易的思想开始形成。战后40多年，南北经济形式差别导致以农立国和以工立国仍争论不止，前后出台7部关税法案反映了这种博弈。

1816年《关税法案》开始以关税政策实施贸易保护，制造业品的平均税率骤升至25%，此后直至十九世纪末，贸易保护主义成为美国经济政策的基调。1818年门罗总统提出“关税尤其应该为襁褓中的制造业和与国家独立密切相关的行业提供保护”，引发争论，参议员克莱（Henry Clay）提出了“美国体系”说颇有影响，1824年通过新关税法，大幅提高钢铁、铅、羊毛、大麻等商品关税。由于英国降低进口羊毛关税而形成毛纺织品价格优势，1828年通过了内战前税率最高的关税法案，被南方集团称为“可恶关税法”。1830年、1832年两次降低关税税率，大致齐平1824年水平，南方州仍反对，南卡罗莱纳州在副总统支持下扬言退出联邦，克莱调解，1833年出台关税妥协法案，规定从1834年至1842年逐步降低关税，直至降到20%。1837年经济危机，财政吃紧，1842年新法案再次提高了关税税率。经济危机过后，1846年《沃克关税法案》降低关税税率。由于西部新州加入联邦，1844年土豆病菌登陆爱尔兰引发7年大饥荒，1857年法案再降关税。

南北之争终于导致1861年至1865年内战，1861年《莫里尔关税法》税率虽高于1846年关税，但军费仍让财政不堪重负。1864年通过新关税法，几乎所有进口商品都必须缴税，平均税率达到了49%。从1869年至1933年，共和党连续执政（其间仅有两个4年是民主党），确保高关税国策强有力执行，民主党1884年、1886年、1888年提出降税议案均未通过。

1890年《麦金莱关税法》，第一次提出“互惠”原则，但实际是出于遭到“不公平”关税时可以报复。这个法案促进了美国走向世界头号工业强国。1897年《丁利关税法》标志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达到顶点。高关税国策使得美国工业迅速壮大，成为雄踞世界之巅的垄断资本经济强国。但高关税贸易保护不再适应高度发展的资本社会，开始暴露。

高关税贸易保护，客观上加剧了托拉斯垄断。于是，1909年《佩恩-埃尔德里奇关税法》大幅降低税率；1913年《安德伍德关税法》将关税降到内战以来最低点，平均税率27%，但主要是减免在美国已世界领先的产品，底线还是贸易保护。1914年爆发一战，影响新税法实施。

1921年，共和党人哈定出任第29任总统，揭开了哈定-柯立芝-胡佛时代（1921－1923－1929－1933），哈定主张“回复常态”，柯立芝信奉“只要政府什么事都不做，80%的问题就会自然解决”，胡佛极力主张放任自由，结果带来了大萧条。1929年美国华尔街金融危机引发四年“大萧条”时期。1930年通过了《斯慕特-霍利关税法》，臭名昭著，引发它国疯狂报复，加剧了大萧条程度，这使得决策者认识到，以高关税政策保护国内经济遭遇第一次彻底失效。“胡佛”这个英雄代名词变成了骂人前缀，1933年GDP从1929年的868亿下降到414亿。

1932年罗斯福上台，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提出“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原则，开启了美国低关税自由贸易之路。至1945年与27个国家签订互惠贸易协定，降低了64%进口商品的关税税率，税率在1930年水平上降低了40%。1944年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成为国际通货，并与黄金挂钩。1947年筹备国际贸易组织，23个成员国形成了多边关税减让协定，即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

50年代初欧洲开始贸易协定，1952年法国牵头组建六国欧洲煤炭共同体，1958年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1859年美国工业生产额占整个国民生产38%，农业生产占62%（庄锡昌《移民与美国的工业化》）。1965年合并为欧洲共同体，即欧盟。由于欧州在事实上形成了经济抗衡力量，1962年肯尼迪出台《贸易扩大法》，希望建立一个没有关税壁垒的大西洋自由贸易区来打开欧共体的市场。至60年代末，美国对外贸易逆差、对内经济下行、国际性美元危机，1971年尼克松提出了“新经济计划”，8月15日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进口物品一律增收10%的附加关税。1974年《贸易改革法》，通过设立非关税壁垒来实现对本国经济的保护，其中第301条是根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1988年修订为“普通301条款”，开创了美国国内法凌驾别国法甚至国际法之上的贸易霸权时代。1994年4月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美国利用WTO来解决贸易争端，后来此招不灵，于是沿用“301条款”实施“长臂管辖”，利用或制定国内法解决国际贸易争端。这是因为美元是国际通货、美国掌控了国际结算系统。2001年小布什上台“巧”遇“911”，开始反恐名下的单边主义军事霸权。

2008年华尔街爆发金融危机，世界经济下行。2009年奥巴马出任，提出“亚太再平衡”，2011年高调亮出“转向亚洲”战略，改小布什硬手段为杀机深藏的“巧实力”，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其实是绕开WTO，制约中国，强化美国。后者遭到制造大国德国抗议。

2014年中国GDP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人民币636463亿元），零和思维的美国倍感老大地位受到威胁。2016年川普当政，回到单边主义，强化“美国优先”，以“公平贸易”为口号，到处“退群”开战。由于中国体量大、市场大，对于撬动美国经济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故开贸易战，并进入金融战、政治战，企望为国内实体经济低迷的老问题开辟突破口，且杀猴儆鸡。

回看美国200多年的关税历程，或以1933年罗斯福就任、1974《贸易法》年为界，大体分为：贸易保护下的高关税时期，自由贸易下的协定关税时期，新贸易保护主义下的非关税壁垒（倪峰《美国高关税及贸易保护主义的历史基因》）。其实，一句话即可概括美国佬：争来吵去而与时俱进的唯利是图，至今已是精致的利己主义。国内工业薄弱时就高关税，国内工业强势时就低关税，甚至只根据某些产业有针对性实施贸易政策。贸易政策服务本国经济，无可厚非。普遍优惠制度要确保本国进其市场、获其资源，也情有可原。问题是，贸易跟政治挂钩，而且必须老子说了算，就有点霸道蛮横了。“大萧条”时期，美国高关税，惨遭报复，结果雪上加霜。现在美国不仅经是经济、技术强国，更是军事强国。《1974年贸易法》（1988年修订），授予了美国贸易代表主动行使301条款之权，即对世界各国各地用国内法实施“长臂管理”；“911”后更是明目张胆，借贸易推行政治主张、干预别国内政，动辄军事干预，或制造事端。欧盟不听话，在叙利亚搞个反恐战造成大量难民，欧洲墨姨为首“妇人之仁”，欧洲爆发难民灾难，欧元受挫。

3、美国财阀的地位来自美联储体制

人类经济活动，产品经济走向商品经济，随着商品生产、商品交流的规模不断扩大，也就产生货币和经营货币的银行及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行业。金融，实质是把钱当作资本进行商品交易的谋利行业。随着社会的发展，金融对经济的作用日益彰显举足轻重的作用。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延续。政治的最高冲突就是战争，战争的最终归属还是经济。所以，如果说战争是政治斗争的延续，那么政治利益冲突的背后正是经济利益的较量。大航海时代，欧洲列强的争先恐后，无一不是对财富和财富资源的角逐。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就是世界资本经济的过来历史。从这一角度纵观西方近代史，不过是资本的贪婪天性和人的利己天性，在各种正当或高尚的理由下，沿着金钱角逐而不断走向文明和进步。不明了金钱机谋，也就不能明白历史之就里。

金融运行有不可克服的自身悖论，加上人性利己天性和资本逐利天性，必然导致金融经营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双刃剑。例如，掌握国家和国民命脉的银行，是由国家掌控，还是私人掌控？前者风险小，后者效率高。纵观美国，联邦政府掌握，难免党派谋私；独立政府之外，难免财阀谋私。正是这种从理论到实践的悖论，美国银行法律体系最为复杂，其立法史，按美国人自己的说法，“就是一部应对金融危机、丑闻、偶然事件、人身攻击的历史，是包含了大量的、相互冲突的业者和政府机构所达成妥协的历史”。“美国银行业的昨天，就是其他国家银行业的今天”，虽危言耸听，却不无道理。（参仇京荣《揭秘美国银行》）

美国独立之前，所谓“银行”一直是私人资本。美国独立前后，大陆会议（1774－1789年间立法机构）财政负责人莫里斯（Robert Morris）与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提出了中央银行设想，1782年1月7日第一个中央银行“北美银行”正式开张。汉密尔顿出任财政部长后提交议案，1791年国会激烈争论后授权，2月25日华盛顿签署了第一部银行法案，中央银行的授权有效期为20年。政府债务剧增，外国资本比例日高（一说1811年占到了股本的70%，即1000万股本中的700万）。杰斐逊出任总统（第3任）后力图废除中央银行，终于在继任总统麦迪逊手中于1811年3月3日关门大吉。 

1812年第二次美英战争爆发（美国入侵英属加拿大），三年战争，政府债务从4500万美元增加到 1.27亿。联邦政府不得不屈服，于1816年诞生了第二个中央银行“合众国银行”，营业授权20年。总股本提高到了3500万美元，外国资本仍是大头。

联邦银行有两股反对力量：农场主、种植园主还是“实物财产”观念，认为银行家不劳而获，无非是投机欺诈、滥发纸币才可大富；新兴小工商业者、小银行家崇尚个人奋斗，企望平等，视联邦银行为垄断特权，各种门槛只是普通人的障碍。第7任总统杰克逊视其为“怪物”，1832年获得连任后否决了国会通过银行展续法案，从1833年12月3日开始，财政收入转而由财政部在各州选择民主党人的“宠儿银行”存放财政赢余（Becknart,Benjamin Haggott：《联邦储备银行制度》），充当政府的财政代理。（参陈明《美国独立国库制度的渊源、演变、弊害及影响》）1835 年清国债（美国仅有一次的国债清零），并盈余3500万美元。

公共资金存储于各州私营银行，大大激发了扩张倾向，爆发19世纪30年代中期的泡沫繁荣，后来学者称之为“镀铜时代”，即“没有资本的信贷和没有诚实的企业的时代”，竟然是“申请贷款时，不需要出示什么，只要说十分急需用钱就行”（Baldwin,Joseph G.《亚拉巴马密西西比的浮华时代》）。中央银行关张，英国停止各种贷款，收紧黄金货币供应量，欧洲主要银行收紧银根，第二银行主席比德尔召回所有贷款，停止新的贷款，导致美国货币流通量剧减。这就是“1837年大恐慌”，经济严重衰退长达5年。杰克逊去世后墓志铭只有一句话：“我杀死了银行。”他的否决导致美国设立中央银行的设想延后80年。

1841年，副总统泰勒因前任总统上任一月因病去世，接任第10任总统。在国家银行设立州办事处的问题上，泰勒跟党领导人克莱（Henry Clay，辉格党创立人）意见不能统一，泰勒提出办事处设立须经该州批准，克莱认为不受任何权力限制，两个法案提交国会后引发激烈争论，克莱最终妥协：州立法机构没有立即拒绝就可以开设办事处。泰勒两次否决导致内阁危机。争论的焦点很清楚，国家银行与地方银行的关系。

美国的货币紧缩状态，1848年得到缓解，由于加州发现金矿（旧金山），持续9年保证黄金供应量大幅增长，仅加州就生产出价值5亿美元的金币。金属货币国内流量从1840年到1860年增加2倍，达到2.53亿美元。

1861年南北战争爆发后，联邦政府财政再次捉襟见肘。银行家提出了一揽子融资计划，利息高达24%-36%（一说28%），林肯拒绝了。他采纳了泰勒的意见，“发行具有完全法偿力的财政债券”，20年5%的利息。1862年参议院以23 比21的微弱优势通过了议案，众议院2月再次通过《法币法案》，发行1.5亿国家纸币（背面用绿色标示，故称绿币）；1862年7月再度授权发行1.5亿绿币。第三次绿币发行授权受阻，林肯说“他们快把我逼疯了……深陷20人的重围，他们是银行家和融资者”。原来，绿币发行授权首次通过后，银行家聚集华盛顿商量，一致认为会带来恶梦，必须采取对策。伦敦时报也刊登社论，评价说：“如果这项始自北美的恶作剧般的财政政策固定下来，然后政府会无成本用钱。这些钱可以用来还债。这项制度会使得有足够的钱去支撑商业。这将使得（经济）变得史无前例的繁荣。世界上有钱的人和聪明的人会去北美。这个国家会被灭亡或者去灭亡任何君主制。”最后，林肯不得不妥协，签署了1863年《国民货币法案》（1864年被《国家银行法》替代），对资本金、储备金等作出规定，其立法意图是让全国性银行国民银行取代州特许银行，结果造成银行双轨牌照体系的确立。但其中至关重要的妥协是，银行以美国政府债券作为发行银行券的储备金。这实质是货币发行和政府债务锁在一起，联邦政府有债才有钱，财阀银行发行国家货币，坐收利息。“绿币”的发行，这为后来创造国家债券锁住国家财政以赢得利润的“美联储”通货体制，提供了思想准备。 

南北战争结束，林肯立即宣布南方的战争债务一笔勾销，甚至打算在连任之后废除该法案，但大选获胜后41天（1865年4月14日晚）被刺杀至死。1866年4月12日，国会通过《紧缩法案》，试图召回绿币，恢复国际银行家有对优势的金本位体系。战争浩劫，百废待兴，货币流通量却从1866年18亿美元（人均50.46元），降到1867年13亿美元（人均44.00元），1876年6亿美元（人均14.6元），1886年4亿美元（人均6.67元），造成货币供应严重短缺。（参谷歌）

1907年10月，美国爆发全国性金融危机。危机处理，财政部心有余、力不足，摩根（J.P. Morgan）领导金融界实现了自救。危机过后，普遍意识到建立中央银行的重要性，大银行家秘密会议，提出了建立一个不受政府控制而由私营银行持股的中央银行的法案草案。国会货币委员会主席、参议员奥德里奇（Nelson W. Aldrich）提交国会，激烈辩论后达成妥协，1913年通过了《联邦储备法案》。1935年《银行法案》授予联邦储备系统理事会（简称美联储）管理联邦储备系统，平息理事会和各储备银行争议的职责，扩大、变更储备金的权力，扩大联邦储备银行贷款权力的能力，管制为了购买证券而由银行和经纪人授权给客户信贷的权力。通俗说，“美联储”实现了联邦政府欠债用钱、私营央行印钞收息的货币流转体制，实现了操控货币流通、有价证券发行的金融市场。时至1972年，有人问美国财政部，林肯发行4.5亿美元节省了多少利息，几个星期之后财政部的回答是：节省了40亿美元的利息。

美国总债务至2019年10月上旬已过22.7万亿美元。美国联邦政府对国债利息的支出仅次于健康医疗和国防。因此，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说得一针见血：“在内战结束以后的许多年里，联邦政府财政每年都获得了大量盈余。但是，它却无法还清它的债务，清偿发售出的政府债券，因为这样做意味着没有债券去做国家货币的抵押；还清债务就等于摧毁了货币流通。”

林肯之外，美国总统还有三位的遇刺与金融或南方州有关。第7任总统杰克逊，1832年否决了国会通过的银行展续法案，1835年1月30日遇刺。第12任总统泰勒，在墨西哥割让的新土地，主张禁止把现有奴隶制扩展到新地区，1850年7月4日参加典礼后开始生病，仅5天去世。9月中旬国会通过妥协案。第35任总统肯尼迪1963年11月22日遇刺身亡，此后3年18名证人相继死亡，到1993年115名相关证人离奇死亡。

杀死国家银行的杰克逊说：“如果美国人民被银行以这样或那样的存在形式所蒙蔽，那么它无所顾忌地控制政府并带来无尽的苦难就是美国人民面临的可以预见的命运。”

支持国家掌控货币的林肯说：“政府应该制造、发行（货币）……信用必须满足政府的支付能力和顾客的购买力”，“制造和发行货币不仅是政府的最高特权，也是政府最伟大的制造时机……金钱将被人类主宰，成为人类的奴隶”。

两位总统都没说错。这是货币及其运作货币的银行，在其运作中存在悖论，由于人的利己天性和资本的贪婪天性，这种悖论更加纷繁复杂。美国的银行法律都存在争议，是争吵和妥协的法令，而且还有制造悖论的“祖父条款”惯例，即新法律禁止条款不溯及被以前法律许可或默认的行为。

银行体制的悖论在于：国家银行体现了公共意志，却是低效率，而且存在滥用权力；私营银行能够高效率，但难以公共利益至上。高效率，不滥权，为公众，如何兼而得之，这就是困局所在。美国银行史，从理论上说，实质是悖论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