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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剑秋风慈禧泪

已有 18621 次阅读2015-6-18 21:08 |系统分类:文学分享到微信

社科人文系列丛书
胆剑秋风慈禧泪
张凤林 杨国平 李仁藻 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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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瞧,慈禧太后 这个人!

*.慈禧太后出生在兰州八旗会馆以南的马坊门?

*.宫女谈往录 - 慈禧娘家

*.从康乾盛世到咸丰时期烽烟四起

*.辛酉政变--为同治中兴奠基的一次夺权斗争

*.同光中兴--慈禧太后统治大清王朝复兴阶段

*.马克思评太平军: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

*.曾国藩--历经数载剿灭太平天国成就了他和湘军

*.左宗棠收复新疆内幕:慈禧是真正决策者

*.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

*.洋务运动--慈禧太后统治的同光中兴阶段在全国各地掀起和领导的改良运动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与慈禧西行

*.揭秘一百多年前慈禧向十一国宣战诏书到“变法自强” 

*.慈禧太后向十一国宣战始末

*.戊戌变法:慈禧太后也是维新派

*.晚清慈禧的改革和李鸿章的最后一首诗

*.李鸿章---艰难时世的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

*.慈禧改革与清末新政

*.张之洞, 新政的设计师

*.袁世凯与清末新政

*.迟到的新政--晚清的最后十年

*.慈禧主导的清末新政大大促进中国现代化

*.慈禧太后新政评议

*.慈禧主持制定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钦定宪法大纲》

*.清末君主立宪的方方面面

*.孙中山与日本签订《中日盟约》包括什么卖国内容?

*.清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酝酿和爆发



*.瞧,慈禧太后 这个人!


慈禧太后 之父叶赫那拉·惠征(1805—1853),满洲镶黄旗(原是镶蓝旗,后被慈禧升至上三旗)人。叶赫那拉氏,出身监生。曾长期担任笔贴式之职,后历任文选司主事、验封司员外郎、保源局监督、山西归绥道、安徽宁池广太道等职。咸丰三年(1853)被革职后不久病死于江苏镇江府。同治元年(1862)被追封为三等承恩公,谥“端恪”。

 

《清宫档案》是这样记载的:慈禧,叶赫那拉氏,生于1835年,死于1908年,满洲镶黄旗人,安徽宁池太广道惠征之女。咸丰元年大选秀女,叶赫那拉氏中选,二年五月九日入宫,时年十八岁,封为兰贵人。四年十一月封那拉氏为懿嫔。咸丰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未时,叶赫那拉氏生穆宗同治于储秀宫。第二天便晋封为懿妃。七年正月封为懿贵妃。咸丰帝驾崩,懿贵妃二十七岁,同治帝尊她为圣母皇太后,徽号慈禧。公元1908年10月22日,慈禧太后因疾病去世,卒年74岁。1909年11月15日,葬入清东陵的普陀峪定东陵内。这便是几乎慈禧所有的档案资料。很多人也试图从《清史稿》中寻找到一些关于慈禧的记载。但是《清史稿》非常惜墨,人们并不能从中得到更多关于她的消息。 

 

家谱上写:慈禧出生在1835年,阴历十月初十,阳历是11月29日,卯时出生在北京西四牌楼劈柴胡同

 

慈禧的小名叫杏儿。学名叫杏贞,贞洁的贞。慈禧入宫以后,咸丰皇帝封她为兰贵人,因为咸丰最喜欢的花就是玉兰花,而且宫里头也认为只有玉兰花是最高贵的,非常纯洁,就给她了这么一个封号。很多宫女到了宫里以后,都会取一个新的名字。慈禧一进宫就是贵人,跟一般的宫女不一样。一般宫女都是汉族人,而秀女一般则是满族的官宦子弟了。 

那么慈禧为什么叫做“杏儿”呢?她出生的时候,她的爷爷叶赫那拉·景瑞正是在家里掌门,他当时在河南任职司郎中,55岁。正好回京休假。据说当时家里种了几颗白杏树。在满族人看来,红杏没有白杏好,所以家里就种了这么几棵。这样,爷爷就给她取名叫杏儿。从此小名就叫杏儿,大名叫做杏贞。取贞洁之意。当时因为是官宦家庭,她从小就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又由于当时家里条件也比较好,又是长孙女,所以当时慈禧出生的时候,家里就请了不少的佣人。家谱上写得很清楚:当时雇佣男差八人,女差八人。男差当时主要是负责管事、随事、私房、厨房、房院等。妇差八人,当时号称“嬷嬷”、“妈妈”。她们的主要职责是烧水、生火、洗衣做饭、看孩子。慈禧出生以后,因为她母亲没有奶水,所以当时还请了两个嬷嬷做乳母。这两个嬷嬷一个姓关,一个姓唐。 

据说关嬷嬷与荣禄家有点关系,关嬷嬷也曾经是荣禄的奶妈。后来唐嬷嬷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就走了,而慈禧也就一直是关嬷嬷带大的。在她4岁的时候,慈禧的父亲先后给她请了三四个家馆,也就是家庭教师。家馆不同于私塾,慈禧小时候学习满文也学习汉文,对文史、诗经、绘画等都非常喜欢。她从4岁到14岁在家馆学了10年。在6岁的时候,就可以非常流利地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包括唐诗宋词,都能用满汉双文背诵。她还对书画非常喜爱,在8岁的时候就开始练书法,并画了很多绘画作品,被同族人认为是非常有才的聪明女孩。 

少女时代的慈禧曾经随父亲在绥远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居住。当时慈禧对文学、书画和历史非常有兴趣,她读书、学画、下棋、弹琴,而且骑马射箭,非常聪明能干。对于少女慈禧的长相,在很多史书中并没有记载,但是有野史描绘她:‘每一出游,旁观者皆喃喃做欢喜赞,谓天仙化身不过是也’。不过这些都是野史,没有办法作为证据。但是根据后来见过她的人都说慈禧当时绝对是非常漂亮的。

 

道光二十七年五月,也就是1847年慈禧12周岁。5月的一天:慈禧的祖父叶赫那拉·景瑞被判入狱。家里的掌门人入狱,无疑对这个家族来说是一场灾难。当时整个家族都慌了手脚,不知道该怎么办,并且由于祖父入狱,家里的生活也陷入了困境。慈禧的父亲每天愁眉不展,想不出一个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法。聪明的慈禧觉察出家里发生了变故。但由于她年龄小,又是一个女孩子,父亲并不愿意让她知道这些。但是慈禧恰恰是一个非常明白事理的孩子,知道父亲这样发愁下去对祖父也没有什么帮助,同时整个家族也都闹得人心惶惶,于是她决定替家人分忧,通过多方面打听,终于明白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慈禧的祖父是受曾祖父吉郎阿的牵连而入狱。吉郎阿健在之时,是嘉庆年间国家银行的负责人(司任户部银库员外郎),在嘉庆十九年(1814年)的时候,吉郎阿去世。但是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的五月,京城揭露了一宗户部银库大量亏空的巨案,这个案件直接牵连到了吉郎阿。 

专门查过关于这件事情的原委。后来在一张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吏部上报的单子中,发现了景瑞的名字。通过这张单子,他也找了一些其他的资料线索,最后弄明白事情是这样的:在吉郎阿去世28年后,道光二十二年的五月,万泰银号的老板张亨智为他的儿子张利鸿买了一个知州的官,已经办成了,但是钱还没有上交。除了这些,张亨智还想为大儿子捐一个员外郎,所以想先挂个号。正要去交钱的时候,赶上一个平时比较好的朋友周二也要代朋友去交纳款项,于是张亨智请他顺便一起交纳,并告诉了当时在银库当差的弟弟帮忙照料一下,早点入库。当时周二带了11474两银子,总共装了11个袋子,负责送到银库。当时恰逢张亨智的弟弟值班。由于非常忙,所以张亨智的弟弟就错把第二秤报成了第三秤,结果管库的人也没有追究,大家也心照不宣,而张亨智的弟弟在报第七秤的时候就故意报了第十秤,这样就剩下了四袋银子。这件事情,御史和库管都没有发现,所以这些人就准备把这些银子分了,但是由于分赃不均,事情就泄露了出去。后来听到风声的人就来敲诈,没有成功,就向南城吏部衙门告发此事,最后闹到刑部。刑部只好把这件事情上报道光。道光皇帝听到这件事情非常生气,于是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正月十八日下旨,命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严刑审讯。 

这件事情调查清楚后,道光还是不放心,又派一帮司员去查库,结果库银亏空竟达925.2万两,于是道光下令严查,命令自嘉庆五年(1800年)以后,历任库管及相关人员都不放过,不管故去的还是活着的,一律要赔款。按照规定,吉郎阿应该赔银43200两,因为已经故去,所以赔款减半为21600两。而根据道光皇帝的命令,已经故去的人所赔银两,应该由其子孙代赔。所以这笔赔款就落在了慈禧的祖父景瑞头上。这对这个家来说真是飞来横祸,给全家带来了极大的震动和不安。但是,更大的灾难还等在后面。由于不能按照期限赔款,景瑞被参了一本,打入监狱。 

当时,慈禧的父亲惠征非常惊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而已经探明事情原委的慈禧就给父亲出主意,尽力筹措银两,并向亲友告贷,变卖家产,想方设法要把人给赎回来。惠征当时是个道台,有很多的朋友,而惠征的岳父惠显是个二品官员,于是慈禧就找了家里很多的亲属,上下打点,最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陆续凑集了九千多两银子,到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又上交了两千八百多两,这样,勉强凑到了总数的60%,剩下的40%用田产和扣发薪俸来赔。这样,景瑞才被放了出来。 

无疑,因为当年慈禧的这一举动,让家里人倍感欣慰,所以她的故事在我们家一直流传到今天。经过这件事情,惠征对家人这么说到:这个女儿,可以当儿子使。后来亲属之间就传开了:惠征的女儿非常能干。 

 

自从帮助父亲挽救了祖父,慈禧在家里更是受到了另眼看待。但是年轻的她不仅仅在这些方面能赢得人们的赏识。

当年慈禧家有很多女差都会做衣服,因为一个大的家族平常人们的穿衣都要靠这些女差缝制,所以家里专门有这样一个房间是做衣服用的。慈禧小时候就非常喜欢跟这些女差学习做衣服、刺绣等。每次做衣服的时候,慈禧都跟着在旁边帮忙,并学着自己亲手做一些活计。一次,惠征从外面回来,慈禧到客厅去迎接,惠征发现她的手上有一片红红的,觉得非常奇怪,于是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慈禧就从自己屋子里拿出绣的手帕来让惠征看。惠征还是没明白过来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慈禧就用手示范给惠征看。惠征笑了,原来是绣花的时候,被针扎的。不过看到慈禧的小手,惠征还是有些心疼,告诉她不要学这些了,但是她却有自己的想法,从此她就开始偷着学。

清代的贵族家对女孩子的教育虽然不像汉族家庭要求那么严格,但是女孩子照样还是要学习琴棋书画的。慈禧小时候就有这么一件事情:当时她非常聪明,读书非常用功,但毛笔字写得一般,长进不大。虽然家馆都是一笔一画地教她,但她就是写不好。横不平,竖也不直,一直歪歪扭扭。汉字还好办,看着是那么个意思,满文就不行了,如果不能做到横平竖直,就不是字的形状。惠征经常检查她的书法,却发现她的字根本就没有任何起色,所以每次都因为这个教训她。直到有一天父亲动怒了,拿起一把戒尺,拉过慈禧的小手,就使劲地打。慈禧的小手都被打肿了,几天不能握笔,连吃饭都困难。慈禧非常伤心,因为父亲从来没有打过她。从此以后,慈禧就下决心一定要学好书法,所以很多慈禧晚年的书画都是非常有水准的。

一直都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桂祥小的时候,慈禧刚入宫不久,因为她比桂祥大14岁,所以对家里这个小弟弟非常关心。慈禧非常清楚这个弟弟从小就仗着家里的关系,是一个好享受的人物,所以一直认为桂祥没有太大的作为。慈禧多次批评桂祥,同时也勉励过他。在慈禧的心目中,桂祥应该挑起叶赫那拉的门面来,因为大弟弟照祥已经去世了。慈禧不喜欢看到自己的弟妹们只是一味地享受,她希望看到他们自己努力奋斗,通过自己的本事自立,不能单纯靠着祖宗和家族生活。 

有一次,家里举办一个很大的庆典活动,慈禧从宫里回家看望父母,同时也看到了弟弟桂祥,于是想看看弟弟写的东西怎么样。可一看不要紧,慈禧马上就非常不高兴,认为桂祥根本不用心读书,字也写得非常不好。于是教导桂祥说:作为满族的贵族,不练字哪成啊。书法代表一个人的形象,出门看字,这是起码的一个形象的基础。不好好练好好学是不成的啊。可是桂祥不服气,因为当时他认为自己的字还不错,于是就给慈禧写了一幅“寿”字,问她:我的字写得怎么样?慈禧一看就急了,当时眼睛都瞪起来了,一拍桌子就站了起来:有你这么做人的没有!你不但字写得不好,你还缺德啊!桂祥就特别纳闷,一直想知道为什么,于是慈禧就给桂祥讲了一个故事。 

古代有一个大财主过寿,由于他平时骄横跋扈惯了,大家对他是敢怒不敢言。可是他过寿,大家又不能不去,于是就都非常郁闷。在大寿的当天,财主为了显示自己有文化,就请了一个秀才来参加。秀才寻思送什么礼呢?财主家非常有钱,也不缺什么东西,于是秀才灵机一动,就写了一个大大的“寿”字,送给财主。财主很高兴,请秀才在家里吃饭。但是秀才说自己特别忙,没吃饭就走了。财主在过寿的日子收到这样一个礼物,当然是值得庆贺的事情,于是他就把这个字挂在正堂上。可是一挂上去,财主的朋友就看出了问题:“寿”字缺了一点。但是秀才又不可能写错这么一个字,只能是另外含有一层意思。于是猜准了秀才用意的人们纷纷向财主说:“这是无点寿啊。这是骂您呢。你看这个寿字缺了一点。这是说您一点寿都没有啊,直接就死了啊。”财主一听非常生气,想找秀才算账,可是秀才早就跑得没影了。说到这里慈禧指着桂祥的“寿”字问桂祥:你的那一点去哪里了?这不是骂人吗?中国书法的规矩不但不能错,每个字都有一个解释,你不但字写得不好,而且你还破坏了字的艺术。如果你给别人写这个字,别人早就不干了。这不是骂人吗?桂祥一看,“寿”字的确是缺了一点,马上傻眼了。从此,桂祥也接受这个教训,开始认真学习书法。       

 

慈禧对隆裕说,她刚刚进宫那会儿,因为长得漂亮,而且得到咸丰的宠爱,咸丰对其他嫔妃看都不看一眼,所以很多人都嫉妒她,常常在背后说她的闲话,甚至用一些手段陷害她。但谁也没想到,除了美貌,慈禧更是个聪明的人。当年皇宫里的尔虞我诈非常厉害,在那种环境里生存是没有退路的,只有选择接受挑战,也只能选择挑战。很幸运,她给咸丰生了一个儿子,这使她在咸丰心目中的地位更加不可动摇。 

当然,她也有倒霉的日子。咸丰十一年(1861年)的时候,咸丰忽然病倒了,加上洋兵又逼近了北京城,于是他就带着慈安和慈禧逃到了热河。那会儿慈禧还年轻,跟着一个病危的丈夫,带着一个年幼的儿子,当时的形势非常紧急。 

就在咸丰弥留之际,慈禧领着太子(后来的同治皇帝)来到咸丰的病榻边,问他后嗣将如何决定。当时咸丰没有回答,可是事情紧迫,慈禧急中生智,对他说“你儿子在这里”。听到这话,咸丰马上睁开眼睛,说“自然是他继承大统”。事情就这样定下了,慈禧这才放了心。这句话几乎是咸丰最后的遗言,不久他就死去了。 

虽说咸丰过世多年,但每当慈禧想起他弥留时的情形,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事。原本她想毕竟还有同治可以依靠,以后的日子总该会好起来,然而不幸的是同治不到20岁就死了。从此以后,慈禧就完全像变了一个人。自从同治死后,她受到人们关注的那一刻起,所有的幸福都结束了。 

当光绪皇帝被带到慈禧面前的时候,他还是个3岁的孩子,体弱多病,还不会走路。他父亲是醇亲王,他的母亲是慈禧的妹妹,所以慈禧对他可谓视如己出,对他倾注了全部的心力。然而即便如此,仍是没有一件事是她所希望的样子,事事叫她失望。她自己并不快乐。隆裕说慈禧的苦是别人无法理解的,如果不是这样,她才不会在晚辈面前落泪呢。 

其实慈禧的难处还远远不止这些,比这更糟的事她都经历过。她总算还是个达观的人,一些小事也就不去计较。当然国家大事也并非都是她一个人说了算,一般都是由大臣们互相商量好了,再上折子给她。只要事情都还说得过去,慈禧是从不拒绝他们的。 

名义上是当了皇太后,实际上是二十六七岁就开始守寡,虽然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可是孤孤单单的,守在身边的是一群不懂事的丫头,伺候自己的是一群又奸又滑的太监。那群太监,吃饱了饭没事干,整天在憋坏主意,揣摸上头的心理,拍你、捧你,最后的结果,谁也不是真心。虽然她明明知道是这样,可是又非用他们不可,这不是受罪是什么? 

所以,慈禧在宫里能够消磨时间的正经事,就是看奏折。一到孤独寂寞最难熬的时候,就用看奏折来消磨时间。她看奏折没有固定的时间,通常都是在皇上以及贵妃们觐见以后,她就说皇帝歇着去吧,皇后也歇着去吧,对皇妃则说你们请跪安吧。当管事儿的宫女赶紧把“叫起”带回来的奏折黄匣子捧进净室里,出来时用眼一扫,所有的宫女就都退避出去了,她开始看奏折。这时,宫里的人连大气都不敢出,都格外小心当差。一般李莲英和崔玉贵在这个时候,也低眉顺眼地在寝宫门里一边一个站着,听候随时召唤。 

      

虽然贵为太后,虽然有那么多不如意,但是年轻的慈禧还是有着年轻女人的天性。

慈禧非常爱美,并且特别善于养生,这恐怕是她守寡以来除了政治之外,最热衷的一件事情了。在美国画家卡尔小姐面前,虽然已经过了最美丽的年代,但是慈禧的魅力依然。为什么七十岁的慈禧看上去只有实际年龄的一半? 

慈禧已经是太后了。但是慈禧为什么显得那么年轻,身体又那么好,是因为慈禧不仅喜欢吃很多东西,而且非常懂得营养。如果仅仅是喜欢吃一些东西,那么多的高级食品也早就把她的胃撑坏了。最可贵的是她非常懂得节制,非常懂得养生,与珍肴美味相比,她更注重奇药异术,什么气功、针灸、按摩、引导、服食、珍摄等等出自民间的术法。另外在慈禧晚年的时候,每天服用一钱人参,由宫女按天包好,早上给她。她的用法非常奇特,既不吃掉,也不咽下,就那样成天到晚噙在嘴里,直到噙化为止。因此她有时候说话别人不大能听清楚,其实是因为嘴里噙着人参。这是每天都要服的。 

慈禧还有一个秘诀,就是把珍珠研成粉末,调成粥状,吃下去,然后用一杯温水倒进嘴里和珠粉一起咽下。关于容颜的保养,慈禧还有一套方法,就是每天睡觉之前洗完脸,让宫女端上一碗搅拌均匀的鸡蛋清,她用手掌蘸着蛋清,轻轻地抹在脸上,脸上的皮肤立刻紧绷,一夜就让它这么绷着。第二天清晨起来,一名宫女先端来一盆清水,让她蘸水将已经结成一层薄皮的蛋清轻轻洗去。另外一名宫女则捧上一盒脂油,这盒脂油里掺有胭脂和香水,色美气香,滑柔无比,她用长长的指甲把脂油挑一点在手心里,双掌旋转摩擦一会儿,轻轻搽在脸上,立刻青春焕发,光彩照人。 

除此之外,慈禧对自己的指甲也非常在意。提起慈禧的指甲,很多人不理解她为什么戴着长长的甲套,其实这些是有用途的。从现在的照片中就可以看到,当年慈禧特别爱留指甲,尤其是一双手的两个无名指和小手指,最长可达七八寸,当然其他如拇指、食指、中指也爱留指甲,为了修饰保护好这一双手的指甲,慈禧每天要用温水浸泡和用剪子修理,并特制了各色的指甲套戴在手指上,切切实实地保护好,以免受到外来的损伤。给慈禧特别加工定制的指甲套有镂空嵌丝珐琅的,也有纯金的,非常名贵。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慈禧在批阅奏折的时候,经常用指甲在那些奏折上面划,许多人的生死命运,以及很多的国家大事,就这样从慈禧的指甲下轻轻划过。慈禧的指甲就是历史的画笔。从历史照片中,对慈禧的生活也可以窥见一斑。 

        

慈禧是一个非常要强的女人。历史上能有慈禧一席之地,跟她嫁给一个平庸无能的丈夫不无关系。如果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来看,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根本不可能给女人参政的机会。 

在那个年代,只有拥有超人的胆识和过人的气量才能真正让这个世界太平下来。但是从历史的角度上看,当时没有这样的人。所以说身为女人,在男权社会里,能够站出来,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 

慈禧的这位丈夫:咸丰皇帝,清文宗(1831~1861),爱新觉罗·奕,道光皇帝的第四个儿子。1850~1861年在位。即位不久,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在位期间,签订丧权辱国的《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1861年病死热河。这位清朝的第九代皇帝,自幼体弱多病,面如黄土,素有咯血的痼疾。幸得御医指点迷津,说鹿血可治此病。于是在宫中养鹿一百多头,随用随取,极为便利。鹿血也因此成了他苟延残喘、须臾不能离开的救命良药。可见,咸丰除了是一个病秧子之外,懦弱无能是他一生的写照。 

咸丰身材不高,比较瘦。继位之前,他还算是一个有德行的人,但是当了皇帝之后,他恶习就显露出来了。他一生做错了太多的事情。1861年的时候,英法联军通过通州,已经攻到了北京,他们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而咸丰却表现得又怕又惊,毫无办法。最后只好带着慈安、慈禧以及肃顺等一班人马,连夜逃离京城,赶到承德,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热河避祸。虽然害怕成这样,但国难当头之时,咸丰依旧终日纵情于声色之中,以致于咳血突发。没想到,这次咳血之后不久,咸丰就死了。死就死了,还给历史留下一个笑话,“‘龙’非得到热河‘洗澡’,最后终于烫死了。” 

中国历史上就从来没有一个这么窝囊的皇帝。他20岁登基,在位只有短短的11年。虽然他是清朝秘密立储继承皇位的最后一位皇帝,但他给整个国家并没有带来什么平安,招来了八国联军不说,就连祖宗留下的一点基业也几乎丧失殆尽。他20岁继位,年龄不算小了,但是除了声色犬马外和丧权辱国的条约外,他的政绩几乎为零。当初顺治6岁登基,14岁亲政,亲政之后就处理了睿亲王多尔衮;康熙8岁继位,14岁亲政,不久,即智擒鳌拜。康熙18岁的时候,下了一个诏令,号召满洲王公贵族要学习骑射,学习文化;康熙20岁时候,亲自主持平定三藩之乱,战争结束时他才28岁,接着统一台湾,反击沙俄侵略,两次取得了雅克萨自卫反击战的胜利,并且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与老祖宗相比,咸丰简直就算一个“败家子”。 

提起这位“平庸”的皇帝,就不能不说到当年的立储问题。因为道光皇帝秘密立储的时候,也算是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道光皇帝生有9个儿子,大阿哥奕纬,二阿哥奕纲,三阿哥奕继,四阿哥奕(也就是咸丰),五阿哥叫奕,六阿哥叫奕,七阿哥叫奕,八阿哥叫奕,九阿哥叫奕。当年道光为了从这9个儿子中选择一个能够继承皇位的人也是费了很多周折。那一年,他65岁,身体每况愈下,就开始考虑秘密立储的问题。这个时候,可以考虑当皇太子的人实际上只有两个,就是四阿哥奕和六阿哥奕。因为大阿哥、二阿哥、三阿哥都死了,而五阿哥奕已经过继给醇亲王绵恺,其他的阿哥年龄还小,七阿哥奕7岁,八阿哥奕3岁,九阿哥奕2岁。而四阿哥奕这一年是16岁,六阿哥奕比他小1岁,当时15岁。 

最后经过一系列的考量,道光还是选择了咸丰作为继承人。有人这么说:咸丰做皇帝,错不在他自己,而是在道光。因为道光在选皇太子的时候,没有考虑德才兼备,只考虑到了德而没考虑了才。但实际上咸丰后来在德的方面做得也是不够的。其实咸丰这个人无远见,无胆识,无才能,无作为,是一位很不称职的皇帝。

说咸丰不称职,是因为作为大清江山的统治者,并没有好好守住江山。但是历数历代王朝,并没有哪一个皇帝让国家陷于如此的内忧外患的境地。咸丰是第一个。他让整个国家元气大伤,其中最让他头疼的就是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和1856年爆发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太平天国这次战争,地域之广,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耗银之多,影响之深,自清朝建立以来是没有的。除此之外,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也让人们看到了咸丰的无能。咸丰七年(1857年),英国军队攻占了广州;咸丰八年(1858年),英法联军北上到了天津大沽口,攻陷了大沽,逼清朝签订了《天津条约》;到咸丰九年(1859年),英法联军又打到天津,但是清朝军队取得了小胜,咸丰很高兴,当即撕毁《天津条约》。为此,英法联军又重整旗鼓,来到天津,在北塘登陆,攻占天津,这时候清朝才派大臣去谈判。而当时清朝的这位统治者对是战是和犹豫不决,最后只得答应侵略者赔款,但是连年的战争,哪儿来的钱可以赔偿呢?当然最后还是老百姓倒霉。可以说这两场战争使清朝元气大伤。         

 

而这并不算完。咸丰十年(1860年)的时候,英法联军开始从天津沿着运河往北京打,打到通州的时候,咸丰派大臣去谈判,谈判破裂。于是载垣、穆荫等几个大臣捉了英国大使巴夏礼,回到北京,这样事态一下子就扩大了。但咸丰显然没有了主张,于是任由英法联军打到八里桥,继而打到北京城外,这个时候咸丰害怕了。他暗示大臣给他上奏章,让他去木兰打猎去。借着这道奏章,咸丰皇帝逃到了承德避暑山庄,留下恭亲王奕在北京主持。这件事情对中国历史、对清朝历史影响太深远了。最后在咸丰的授意下处理的结果,第一是割地;第二是赔款,赔英法等军费及其他白银一千六百万两。最令人痛心的就是圆明园被毁。号称“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就这样被付之一炬。特别是园里面收藏的中华五千年的文物宝藏或被焚毁,或被抢掠,损失惨重。而更可恨的是,这个时候咸丰还没有下诏号召军民进行抵抗,而是逃到承德花天酒地、贪食鸦片。虽然在我国的历史上有很多记载禁烟的历史,虽然有几位老祖宗提倡禁烟,可是咸丰却不理祖训,不但不禁烟还抽大烟,祖宗的脸面都让他丢尽了。 

就这样,一位在位只有11年的皇帝,却改变了中国近一个世纪的历史。

         

接手这么一个烂摊子,是需要勇气的。这对于一个女人来讲,殊为不易。但是对于当初发生的这一系列事情,没有什么人知道。那是咸丰十一年的七月,先帝病情日渐加重,而惟一可以继承皇位的人只有 6岁。当然,谁都知道6岁的人是没有办法掌权理政的。因此,用什么人、以什么方式辅佐年幼的皇帝,一时之间成为当时的头等大事。先帝再三权衡,终于在临终的前一天,宣布由载垣、端华、肃顺等八大臣辅佐载淳执政。新皇帝尚未登极,肃顺等八大臣就开始执掌大权,包揽一切政务。 

在隆裕的说法中,最后肃顺等人的失败,最终还是败在了太霸道上面。据说当年咸丰死后,恭亲王奕在北京要求到承德奔丧,八大臣根本就不同意,对他说:“北京事情很重要,你不要来了。”奕就又申请说:“我的亲哥哥故去了,我要去奔丧。”几次申请,八大臣还是不同意。关于这段,后来在溥仪的叙述中找到了答案:最后奕是化装成了喇嘛,才到了承德。那天是八月初一,奕赶到了承德避暑山庄,在咸丰灵前痛哭哀悼,祭奠之后,就要求见两宫太后,八大臣不同意,说叔嫂见面有所不便。奕提出来,请八大臣一块见,两宫太后也急于见到奕,就对八大臣说你们认为不便,那你们一块陪着见。话说到这个地步,八大臣最后也想不出别的办法,只要同意他们见面。 

这件事情让奕十分愤怒,这八个大臣平时飞扬跋扈就算了,自己能忍就忍了,但亲哥哥死了都不让悼念,这么做太过分了。这也证明了八大臣的野心已非常膨胀。于是奕与两位太后见面后,就把这些情况都告诉了她们,两宫太后和奕秘密谈了两个多小时,就在这两个小时之间,宫廷政变的决心、计划、步骤都已做好了一切的安排。这时候奕30岁,慈禧只有27岁,慈安25岁。 

秘谈后,计划虽然定下来了,但奕并没有走,而是在承德又停留了6天。这6天对于奕来说造就了他一生在政治上的成就。他很成熟,也很有心计,对顾命八大臣,表面上是毕恭毕敬,表现得非常谦和,心情也很悲痛,仿佛一副要跟他们一起度过大丧时期国家难关的样子,这就麻痹了八大臣。6天之后,就在八大臣的“安心”之时,奕带着全盘的惊人计划赶回北京。 

后来历史上的说法是:对于八大臣的所作所为,两宫太后,尤其是慈禧对肃顺等人辅政极不满意。于是,她利用官僚亲贵们对肃顺等人的夙怨,内联慈安皇太后,外联恭亲王奕,积极采取反肃顺行动。于是,两股反肃顺的势力联合在一起,展开了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一场影响中国近代历史的宫廷政变,在咸丰断气之日,就开始了。 

隆裕说:“这个时候的老太后,虽然沉浸在悲痛中,但是由于八大臣的骄横跋扈,她明白必须铲除八大臣,如若不然,政权很可能就落在其他人的手里。顾命八大臣自以为已经掌握实权,忙于料理先帝爷的丧事,这样就为老太后和奕发动宫廷政变,提供了充足的时间准备。一方面,奕回北京逐步控制了京城的军权;另一方面,老太后在热河与八大臣周旋,并借机带着载淳提前赶回京城。” 八大臣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场刀光剑影、将致他们于死地的政变开始了。 

历史上管这次政变叫做“辛酉政变”。而正是这次政变的成功,使慈禧的“垂帘听政”变成了现实,随后,她又削弱了在政治上越来越强势的恭亲王奕的权势,开始了皇太后临朝执政、独掌大权的时期。 

关于这一段历史,溥杰曾经跟说过这样的话:当年在热河的当权实力派中,虽然以载垣、端华为首,但肃顺是这两个人的灵魂。这件事在当时来看,肃顺等人所竭力反对的,只是太后的“垂帘”,并非有什么“图谋不轨”的阴谋。不过,肃顺的骄横,也使他咎由自取。例如,除了皇叔觐见不允许外,当年手握重兵的蒙古王僧格林沁到热河朝见时,肃顺等一拨儿人也不让他去见两宫太后。僧格林沁因为写不好汉文,只得用满文字母拼成汉语,写成奏折递了上去。特别是肃顺一派和恭亲王的矛盾在后来是越来越尖锐,最后达到了爆发的程度。据说连当时正在病中奄奄一息的咸丰皇帝都看到了这一点。 

按溥杰的描述,咸丰死后,载垣、端华以及肃顺的权势日益扩张起来。同时,奕对于他们的嫉恨也越来越厉害。这个时候,奕想的是:太后“垂帘”的时候,孤儿寡母更容易对付,于是便和太后定下了杀死肃顺一伙的密谋。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奕在北京布置,而奕留在热河,让他和肃顺护送咸丰的灵柩,这样,肃顺就不会怀疑。后来在半路上,把肃顺一伙给抓了。回到京城后,命令载垣、端华自尽,后来在菜市口将肃顺杀了。这样就彻底消灭了热河的这些实权派。总之,太后“垂帘听政”的成功,可以说是恭亲王奕和肃顺等一伙争权夺利的结果。至于实现了“垂帘听政”以后,奕还是没有实现自己的想法,终身受制于慈禧,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 

      

后来有一个说法:当年要求慈禧、慈安“垂帘听政”之事,有人认为系慈禧所策动,也有人认为是董元醇与胜保的奏折起了作用。因为这些奏折都在奏请皇太后亲理大政的同时,还强烈要求“并简近支亲王辅政”,表明这是奕党羽借“垂帘听政”的名义结党纳朋,共同对抗肃顺等人之大权在握者。其实,在当时希望用“垂帘听政”为武器,借以打击八大臣者还有各种色彩的人,成分复杂。有的人不一定就是“后党”或者是“亲党”。同时,肃顺党人也有企图联合奕一派共同反对“垂帘听政”者。因此,朝廷两派对“ 垂帘听政”持有不同的政见,这也是当时“垂帘听政”的一个前兆。 

当时反抗以肃顺为核心的八大臣,坚决要求实行皇太后“垂帘听政”的阵容在两派的斗争中日益强大,成为当时朝廷里非常强劲的一股势力,其中的关键人物也非常多。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慈禧、慈安,而要求最强烈的人当然也包括奕和奕(光绪皇帝的父亲)。除此之外,拥护“垂帘听政”的一些当朝重要人物还包括胜保和曹毓瑛,以及当时的户部侍郎、刑部尚书、兵部尚书、刑部主管、内阁侍读、工部员外郎、户部郎中和大理寺少卿等人。这部分人一步步联合,并逐渐取得了政权。当然,这也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正是因为朝廷内部人心不古,所以把政权把持在自己手里,是慈禧行动的首要环节。当然这些说法到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不可信的,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切实的证据。一些皇家后裔发现,关于垂帘听政前后的一些事情还是比较正确的。 

在给载淳举行了登基典礼后,两宫皇太后就立即以皇帝的名义发出上谕,令大臣汇编以往各代皇太后临朝预政事迹,赐名为《治平宝鉴》,作为“垂帘听政”的历史依据。随后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初一的那天,两宫太后携载淳在养心殿东暖阁正式“垂帘听政”,在皇帝宝座之后设立两太后的宝座,中间用八扇黄屏风隔开。为使这种举措更有合法性,恭亲王等人还制定了《垂帘章程》。到了同治十二年(1873年),载淳已成年,两宫皇太后也撤帘归政。 

但是非常不幸,同治皇帝由于自己的不争气,最后在亲政不到两年的时候就病死了。因为没有子嗣,所以慈禧决定立同治年幼的叔伯兄弟载湉继位,使得两宫皇太后又一次“垂帘”。到了光绪七年(1881年)的时候,慈安太后暴死,就只剩下慈禧一人垂帘听政。 

1898年,光绪皇帝实行“戊戌变法”。但是,由于袁世凯的告密,慈禧于9月21日发动政变,准备废掉光绪,除保留京师大学堂外,其他的维新措施全部被废除,同时捕杀维新派谭嗣同等6人。这个时候,慈禧宣布重新训政,但由于一些地方督抚和外国使臣的反对,才最后保留了光绪的皇帝称号。 

对“垂帘听政”这个历史事件后人传说比较多,多是从反面去论述,但是从家族的观点来看,也许这是一件不得已而又必须为之的事情。 

 

慈禧曾经统治中国47年。咸丰皇帝身为一个男人都没有让江山稳定下来,而一个女人靠着什么能够让江山稳定下来呢?况且当时八旗的子弟是这样一种情况:提笼架鸟,吸食鸦片,无所事事,到处招惹是非......那满清的江山又怎么能够稳固?从大清皇族的所作所为来看,谁都清楚满清的气数已尽,历数皇室贵族,换了谁也已经是无力回天了。 

1860年,也就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二十年,英法联军从天津外面的大沽口登陆,然后打到通州,进入北京,把圆明园都给烧掉了。慈禧是反对清朝跟英法侵略者和谈的。据说当时朝廷分成两派,一派主张跟英国和法国谈判讲和;而另外一派,主张要跟英法侵略者继续战斗下去。 

慈禧反对跟英国和法国谈判,她认为讲和是耻辱。另外,由于英法联军打到了通州,而懦弱无能的咸丰皇帝觉得在北京呆不下去了,就选择了逃跑。在咸丰要逃的时候,慈禧站出来,劝阻皇帝不要离开北京,如果皇帝留在北京,这个形势就可以镇得住。说如果皇帝您跑了,那么这个形势就乱了,北京就有可能受到洋人的践踏。    

当年慈禧曾经支持了中国的洋务运动,特别是支持成立天文算学(算学就是数学)馆。她的这一做法遭到了顽固派的强烈反对。在这个情况下,她站出来用口头、用书面的形式,用皇帝的名义发了十道谕旨。谕旨上说:天文和算学是读书人、儒者所当知,不能够把它看成是一种技巧,而且这件事情不能再犹豫了,投考人员要认真考试,要送到馆里来学习。正是由于有了慈禧的支持,天文算学馆才算正式开馆了。 

洋务运动目的是发展军火工业,建立兵工厂,建立轮船制造厂,当然有军事现代化的目的。但是,军事的现代化,会推动中国的工业及其他领域的现代化。在军事工业发展的同时,民用工业发展起来了,新式学堂建立了,中国第一次向西方世界派出了自己的留学生,因此洋务运动对中国的现代化是有推进作用的。 

很难设想,如果不是当时的社会需要和政治需要,没有慈禧的支持,洋务运动怎能在强大的守旧势力的阻挠下延续三十多年? 

当年洋务派每办一事,一定会招致顽固派和清朝流党的攻击,朝廷没有一天安宁的日子。对此,慈禧巧妙地施展其政治手腕。其实当年加设天文算学馆的议案一出,马上就有文渊阁大学士倭仁反对。他认为以中国之大,不患无才,“何必师事洋人”。慈禧见倭仁振振有辞,即令他保举数员精通自然科学的中国教师,另行设馆授徒,以与同文馆的洋教习相比试。倭仁看到慈禧在这件事情上头动了真的,于是赶快申辩,说所谓中国“不患无才”,不过是自己“以理度之”,这些都是想当然的事情,所以“应请不必另行设馆,由奴才督饬办理。况奴才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倭仁觉得自己的想法被慈禧遏制,最后请求开缺休养。 

但是正当慈禧想要大张旗鼓地推行改革时,义和团运动开始爆发。一帮顽固派极度谄媚,极力怂恿慈禧利用义和团“排外”,酿成“庚子国难”。这个时候,局面无法收拾了,她只好携光绪仓皇出逃,一路上困顿风尘,颜面丢尽。痛定思痛,慈禧一面惩治坏事的顽固派官僚,一面急切地表达自己在更大规模上进行改革的决心。 

1901年1月29日,慈禧在西安发布“预约变法”上谕。她要求王公贵族、部臣疆吏“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各举所知,各抒己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上谕发布后,社会各界反应强烈,其中尤其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二人联衔上奏的三道奏折最为完备。慈禧看完以后,认为“事多可行,即当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同年四月,清政府设立督办政务处,命奕、李鸿章等六人为督理大臣。至此,清末“新政”正式上演。 

把“保守”、“守旧”加在慈禧的身上的说法不尽全面。再拿“戊戌变法”的这件事来说吧,她并不是一开始就反对变法,光绪皇帝在变法开始的时候,曾经颁布一个诏书——“明定国是”诏。光绪皇帝想通过这个“明定国是”诏,把变法、改革确定为国家的根本政策。光绪皇帝颁布这份诏书的时候,是请示过慈禧的,而且慈禧不仅表示同意,表现还相当激进,说此核心应是“今宜专讲西学”,这对于改革来说很进步、很彻底,进步到光绪皇帝的老师,变法的一个主要的支持者,都觉得受不了。 

 

光绪皇帝自己是不会亲自去起草文件的,所以光绪皇帝把起草这个变法文件的任务,交给了他的老师翁,把慈禧的思想“今宜专讲西学”告诉了翁,翁说慈禧走得太远了,所以后来翁就在诏书里就私自改了一下,叫“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基,同时又需要博采西学之切时务者,实力讲求”。这个意思就是,翁在慈禧的意见上,做了一点儿折衷,做了一点调和。他说我们首先要把中国的古代圣人的学问作为国家的基础,同时把西方学问里边对我们有用的那部分东西学过来。例如当时维新派主张要废八股文,顽固派就坚决表示八股文不能废,双方在皇帝面前争论得很厉害。后来请示慈禧,她的意见是:八股文应该废!所以“维新变法”的内容之一就是要废黜八股文。 

虽然光绪和慈禧一致同意“戊戌变法”,但是光绪在“戊戌变法”这件事情上的处理并不是很妥当。当年隆裕说过这样的话:康有为、梁启超他们几个见变法已经下诏,就认为可以完全改变现状。但是他们认为皇帝控制在太后的手下,虽然太后同意变法,但是不可能完全由着他们的意思来。所以他们在密谋让太后下台的过程中,被袁世凯知到了,袁世凯到太后那里告了光绪的状。她听了非常生气,开始不信任光绪皇帝,想把他废掉。但是由于受到各国驻华使节的反对,英国和日本出面保护了维新派的首领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因此太后也非常不满洋人。后来她联合义和团,下令向八个国家宣战,首先就是进攻北京东交民巷的使馆区。 

作为封建统治者,慈禧想为清王朝建立万年基业,建立永久的统治。为形势所迫,后来她进行了某些自我改革,但是她的改革不到位,她的目的仍然在于集权于满洲贵族,最终镇压了胁迫她的变法运动。 

对于慈禧执政的一些背景分析。 

第一点,咸丰皇帝撒手而去的时候,太平天国运动正如火如荼,中国的稍显富庶的东南地区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英法联军又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北京条约》,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大门;而国内的民族矛盾激化,满汉之间、满回、满苗之间的关系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可以说,当时的大清犹如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孤舟,举措稍有不当,国家随时可能会分裂,然后像印度一样全面沦为西方的殖民地。 

第二点,当时满族的八旗军队完全丧失了战斗力,蒙古的军队在与捻军的军事行动中也元气大伤。和军事力量比较,满族和蒙古的人才实力更是不能恭维。在财力上也严重不足。明朝崇祯到死时,皇家还有三千七百万锭白银和一百五十万锭黄金,而慈禧当时的军费都需要地方财政支出。曾国藩的大军围住南京时,因为没有饷银,就发生了几次哗变。如果慈禧完全依靠满族,一定会失败,但如果她过分照顾汉族利益而忽略满蒙的利益,政治风险会更大,这完全是一个两难选择,其中的回旋空间不大,加之她以女性执政,本来就有不少反对势力,稍不小心就可能身败名裂、身首异处。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慈禧执政之初,与汉族势力达成了一定程度的默契和妥协,某些领域从满族控制很严的状态下有很大的放松,比如军队和地方督抚,汉人不仅掌握了庞大的军队,任督抚的也越来越多,汉族势力得到较大发展,这有效地消除了满汉之间的离心力,缓和了中华民族内部各种危机,重新树立了中央政权的威信,维护了中国的大统一。她同时放手让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兴办洋务实业,使衰退的国力重新得到恢复,并初步具备了一定的与西方列强对抗的军事实力。 

  

说起慈禧的执政,也有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她和孝庄做比较。有人说她们都是权力欲望极强的女人,她们的权术水平都是第一流的。慈禧之所以专权五十年,而孝庄功成退于幕后,有人认为绝不是因为她们的道德不同,而是因为她们所处的客观背景不同。 

在慈禧时代,她很快就彻底铲除了辅政大臣的势力。到她想专权的时候,谁又敢反对.谁又能反对呢?等到她的权力高度牢固的时候,皇帝又靠什么发展自己的权力呢?而在孝庄时代,孝庄根本就没有专权的机会,如果她想专权必然会受到辅政大臣的强烈反对。辅政大臣们有这个力量。等辅政大臣被铲除后,皇帝已亲政了。相反,为了避免皇族势力被辅政大臣们吞蚀掉,整个皇族就只有不断地巩固皇帝的权力。在这种背景下,皇帝的权力自然很快地成长了起来,等到辅政大臣的势力被铲除后,皇帝的权力早已巩固了。 

换句话说,如果把孝庄放在慈禧的背景下,她也不会把权力交还给皇帝的。把慈禧放在孝庄的背景下,她也不会落得最后这样一个结果。 

 

在外人的眼中,慈禧贵为皇太后,肯定有吃不完、穿不完的幸福。但是在家族人的眼里,她是一个不幸的人。首先是嫁了一个平庸的丈夫,其次又生了一个不争气的儿子,对于一个要强的女人来说,这是非常痛苦的。中国人对不幸的说法很多,其中最不幸的就是:少年丧父,中年丧妻,晚年丧子。而这些都是说一个男人的不幸,而作为一个女人,这一切最不幸的事情都被慈禧赶上了。 

慈禧的儿子,也就是同治皇帝,名叫载淳,6岁登极,在位13年,19岁的时候病死。关于同治,6岁就开始登极,并且还要念书,所以老师当然就管教很严。

在同治老师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同治困的时候,就打盹,有了精神的时候,就胡闹,就是不好好念书。老师也着急,但是却没有办法,到同治十二年(1873年)他亲政的时候,已经17岁了,可看奏章还很困难,更批阅不了奏章。 

但是同治并不是一个不孝顺的孩子。同治6岁就已经登基,由于母后的垂帘听政,他到了18岁才开始亲政。他也想像祖辈一样有所建树,但是更想讨得母后的欢心。于是,他不顾国力窘困的现实,决然下令,重修被英法联军焚毁的圆明园。但是没想到,这一举动在朝廷上下,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按照清朝的惯例,同治14岁时就应该亲政,因为顺治是14岁亲政,康熙也是14岁亲政。但是慈禧就是不放心,要垂帘听政,所以把同治的大婚和亲政的时间都推后了。等同治18岁的时候是不能再推了,于是同治亲政,太后退帘。而这一年慈禧才39岁,还很年轻。 

对于这件事情,慈禧的打算非常明显,退帘之后,两宫太后还住圆明园,但是圆明园的“天地一家春”被英法联军给烧毁了,同治为了孝敬母后,同时又为了自己想做一点事情。所以在亲政之后,决定要重修圆明园。圆明园的恢复,要数以千万计的银子才可以,可这个时候朝廷并没有什么钱。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刚刚结束,捻军的事情也刚刚平定,又办洋务,建工厂,开矿山,买军舰,制枪炮,都需要钱,最可恶的是还要给西方殖民者赔款,所以朝臣里就针对这件事情有了议论。 

但是同治执意要重修圆明园。他发了一个上谕,说要重新修建,让京城内外大小官员“量力助修”,捐钱只是说得好听,“量力助修”,最后也是不捐不行。奕呢,本来就不大赞成。皇帝说了,两宫太后也暗示要修,所以奕就先捐了银子,两万两,奕又指示户部拨库银两万两。各地的大小官员也捐吧,捐了三十万两银子,这点银子对修圆明园来说可谓是杯水车薪。这样就有一个官员和一个御史上了奏章,说经济比较拮据,建议暂缓修园。同治一听就火了,罢了他们的官。从此以后,任何人都不敢再出面阻挠了。但是没钱,圆明园怎么能修建起来呢?当然他的想法并没有得到实现,这让他非常郁闷。而更让他郁闷的是自己的婚姻。 

  

当年所有的秀女都到宫里来了,但是究竟选谁,慈安和慈禧意见特别不一致。慈禧看好一个,凤秀的女儿。而慈安看好另外一个,叫阿鲁特氏。两人交换了意见以后,意见不一致,慈安觉得这个女孩子好,慈禧觉得那个女孩子好,但总不能娶两个皇后,就让同治自己选择。同治就挑了阿鲁特氏,就是慈安选的那个。于是慈禧也非常不高兴:我给你选的皇后你不同意,那个东太后不是你亲妈呀,她选的你却同意了。后来慈禧没办法,拗不过同治,又碍于慈安的面子,最后只好选阿鲁特氏做皇后,凤秀的女儿做慧妃。 

毫无疑问,13年的皇帝,19年的人生,同治帝是有幸的:因为没有兄弟和他竞争,顺利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但同时同治又是不幸的:和母后的关系不好,婚姻又不如意,刚刚19岁就一命黄泉了。 

  

说起同治的死,很多人都认为是个悬疑。他到底是死于天花,还是死于梅毒呢?同治之死与他的婚姻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有人说同治家庭不幸,所以就得病了。一种说法是天花。当然这是正史记载。清宫太医的《医案》说是天花,宫里就挂红帘避邪,官员也穿花的衣服,天花嘛,穿花的衣服。当时的讲究叫“前三后四”,就是穿七天花衣服,据说这个天花高潮的时候是七天,但同治规定是12天,就是穿花衣服12天,从大光明殿请痘神娘娘进了皇宫,供奉起来求神保佑。两宫太后也是祈求祖先来保佑同治,但是没救过来,这是第一种说法。这种说法到底对不对,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但是在《翁同日记》却有这样的记载,因为他去看同治时发现同治身上有痘。 

除此之外,同治的死还有第二种说法,就是死于梅毒。当时有人描述说因为同治微服出宫,到了前门外八大胡同,也有人说到崇文门里,因为八大胡同太扎眼了。当时在崇文门有几家私院,太监引着他去,这样就染上脏病了。《翁同日记》里写到,他看到同治病重的时候,长了脓包,挤脓挤了一盅,还有一次挤了半碗,大一点疮口烂得像小碗那么大。所以有人就认为,同治是死于梅毒。因为官方不能这么记载,有人就说这个《医案》改了,是按照慈禧的口吻,按天花来记载,下药是也这么记载的。 

 

但是同治的死至今仍是一个历史的疑案。同治死之前,两宫太后召见了恭亲王奕,醇亲王奕等人。宣布立醇亲王奕的儿子载湉,也就是光绪继承咸丰的皇位,因为光绪和同治是平辈,都是“载”字辈,所以他继承的是咸丰。于是光绪继位,做了清朝的第十一任皇帝。 

这之后十几年的时间,政权一直是非常平稳的。而到光绪16岁的时候,慈禧不能再垂帘听政了,但她又不愿交出大权。于是她暗地里指使亲信大臣上书,请求她“训政”,就是一切大事都由她训教。到光绪19岁时,慈禧最后不得不撤帘,结束了“训政”。 

后来到了1898年的9月21日,光绪变法失败,慈禧从颐和园来到皇宫,当着光绪的面,高声对大臣们说:“皇上得了病,今后不再理事。我虽然老了,但没办法,只好临朝听政了。”随后把光绪幽禁起来,她又重新把握了政权。 

1908年,光绪皇帝病危,由于他没有儿子,所以慈禧又把光绪弟弟载沣的儿子,当时只有3岁的溥仪立为皇帝。但这时的慈禧,也重病在身,快要死了。 

同年10月22日,光绪皇帝病逝后的第二天,74岁的慈禧也死去了。 

 

在各种著作中,慈禧是一个不近人情、蛮横霸道的人,甚至会有许多对人残忍的故事。但是,长年在慈禧身边的人却不这样看。在她们的描述中,慈禧不但是一个有血有肉的老太太,而且对身边的人非常照顾。除此之外,她还是一个勇于接受新鲜事物的人。

在慈禧身边曾经伺候慈禧多年的宫女眼里,慈禧并不是一个可恶的老太后,而是一个可亲的老太太。在《宫女往谈录》里有这样一段话:老太后是最圣明不过的人,对自己最亲信的贴身丫头是另眼相看的。不管在外面有多不顺心的事,对我们总是和颜悦色,是外面的人所想不到的慈爱。譬如,她对我讲:“荣儿,你过来,你那辫梢梳得多么憨啊,若把辫绳留长一点,一走路,动摆开了,多好看。”等等,轻易不露出疾言厉色的面孔来。 

            

光绪,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九代皇帝,姓爱新觉罗,名字叫做载湉(1827~1908年),是道光皇帝第七个儿子醇亲王奕的二儿子,光绪与慈禧虽然以“母子”相称,实际上他并不是慈禧亲生。光绪的母亲是慈禧的胞妹,所以光绪皇帝既是同治皇帝的堂弟又是他的表弟。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二月初五,同治皇帝载淳病逝。于是,年仅三岁的载湉从太平湖醇王府被接进紫禁城的御苑,正式宣布继承皇帝,改元光绪。从此载湉被推上了皇帝的宝座。 

有人说慈禧为把光绪小皇帝塑造成为她的政治傀儡,载湉入宫才十多天,便以东西两宫太后的名义发布懿旨,规定光绪今后的“所有左右内侍均应是老成质朴之人”。这些“老成质朴”之人,无非都是一些顺从地按照慈禧旨意行事的太监宫女,天天在光绪耳边灌输慈禧是他的母亲,潜移默化地在光绪幼小的心灵中建立起“母子君臣”的关系,而绝对地加以控制。而光绪五岁时(1876年5月14日)又以两宫太后的名义降旨:“著钦天监选择吉期,在毓庆宫入学读书”。这些传说的真实性有多少,暂时不去怀疑,但是很显然,一个3岁的孩子办事,终究是不会让人放心的。同时慈禧并不是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所以选择谁当皇帝也并不是慈禧一个人能够说了就算的。

有人认为慈禧为了控制光绪,为使光绪皇帝“黜邪崇正”、“防微杜渐”,所以除去各种人员配备、课程设置等方面作了周密安排外,并立下条条规则禁令,更挑选了具有高深封建文化修养的地主阶级的理论家翁同、夏同善为老师,而且还依照皇族惯例配备了满、蒙文武师傅,教授满、蒙语言文字和骑射技勇。其实这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任何一个人在年少的时候都要读书,这是毫无疑问的,而学习什么课程,也都是按照当时整个社会的环境而定的。就像现代人小时候上学一样,学习什么你是没有办法做主的,况且作为一个小孩子,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应该学些什么,什么不应该学,这是没有办法选择的。把这些都怪在她的头上,就有点强词夺理了。 

很多人说从光绪登基的那一天起,他就被慈禧牢牢地抓在了手里。虽然光绪当了皇帝,是一国之君,但是自从他入宫以后,陪伴他的只有孤独,他是在繁琐的宫中礼节、慈禧经常不断的严词训斥中长大的。他从小就心情抑郁,精神不快,身体积弱,难以抵挡疾病的侵袭,留下了难以治愈的病根。但是实际情况到底是不是这样,当时的社会环境是什么样的,没有人能够准确说出来。所以后人说的这些也只是揣测,没有事实依据。 

  

光绪的婚姻的确是一个悲剧。这不仅仅指光绪本人,对他的皇后隆裕来说也是完全一样。在光绪十五年(1889年)的正月二十日这一天,19岁的他举行大婚典礼。皇后不是别人,正是他的表姐叶赫那拉氏静芬。但是在后人的传说中,慈禧选自己的侄女为皇后,为的是在把朝政交给光绪后,还能利用皇后来控制和操纵皇帝,起码可以监视和掌握皇帝的一举一动。

这也是没有根据的。 光绪还有两位妃子即瑾妃和珍妃,二人是亲姐妹,但相貌性格却大不相同。瑾妃相貌一般,而且性格脆弱;珍妃貌美端庄,性情机敏。珍妃对光绪的同情和体贴,激起了光绪对未来的憧憬和热情,同时,也引发了他要在政治上摆脱束缚、有所作为的欲望。大婚后的数年间,他与珍妃共同度过了一生中显得较为轻松的时光。而光绪临朝亲政后,53岁的慈禧表面退居颐和园颐养天年,实际上权势依旧,一如既往地把握着国家政务。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强调博采西学,推行新政,授予康有为“专折奏事”特权。

但是有一件事情则是事实。由于光绪亲政这样一件事情,让那些守旧的权贵重臣害怕光绪的改革会触动他们的地位,纷纷竭力挑拨慈禧和光绪的“母子”关系。也有后人认为:光绪亲政的十年,是与慈禧进行政治和权力斗争的十年,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运动,双方矛盾日益尖锐。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变法运动最终失败后,慈禧认为光绪就是一个什么也做不了的皇帝,对光绪的信任降到非常低的程度,因为她非常憎恨没有能力的人。所以,戊戌变法的最后结果是:康有为、梁启超出逃,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光绪本人也被囚禁在中南海瀛台,他的政治生活到此结束。此后,光绪度过了10年基本没有人身自由的“囚徒”生活。 

此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二十一日,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在抵抗没有奏效的情况下,65岁的慈禧带着光绪皇帝仓惶出逃。从光绪自幼多病,到青年以后的病情逐步加重,都与他的政治处境和精神生活密切相关。至于是否说慈禧的长期压制和打击是光绪得病的重要原因,这些只限于野史。         

谁都知道隆裕是慈禧指婚嫁给光绪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当时的情况怎么样,也许只有隆裕一个人知道。隆裕是慈禧弟弟桂祥的二女儿。具体情况大体是这样的:当年慈禧把隆裕嫁给光绪皇帝,主要是效仿前朝的孝庄皇后。当年孝庄皇后生了顺治皇帝,于是她把她娘家哥哥的女儿指婚给了顺治。这样,皇后既是自己的侄女,同时也是自己的儿媳妇,因为在孝庄皇后的眼里,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为稳定大清江山做一些事情。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慈禧也就效仿当年的孝庄,把自己弟弟的女儿嫁给光绪。 

在清朝,帝后婚姻中一直保留了一些落后的婚俗,诸如姑表亲婚、婚姻不拘行辈等。属于姑表亲婚的,多是皇太后侄女嫁给太后所生皇帝,即皇帝与自己的表姐妹成婚,如世祖的废后博尔济吉特氏为孝庄文皇后侄女,圣祖孝懿皇后佟佳氏为孝康章皇后侄女,德宗孝定皇后叶赫那拉氏是德宗姨母,慈禧及其本生母醇贤亲王嫡福晋的侄女,也属于此例。

查看清朝皇室所有的婚姻,从这些里面能够看到很多类似的情况。在清朝的时候,婚姻不论行辈的情况比较复杂,一种是父子分娶同辈人为妻妾,如太祖(努尔哈赤)在称汗前即与十二子阿济格分别娶科尔沁贝勒孔果尔之女为妻,再如太宗(皇太极)分别纳娶了已故林丹汗的几位福晋,将自己的嫡出次女下嫁林丹汗之子额哲,数年后又把抚养于宫中的林丹汗窦土门福晋(太宗皇太极纳为淑妃)所生之女嫁给了十四弟多尔衮。太宗朝这一系列复杂婚姻关系不仅有父子分娶同辈人,而且还出现了兄弟分娶母女之例。不过,这类婚姻不论行辈的情况入关后比较少见。第二种婚姻不论辈分是指姑姑、侄女同嫁一个皇帝,如太宗皇太极的孝端皇后、宸妃、庄妃(即孝庄皇后)便是姑侄三人,姑为后,二侄女为妃;世祖(福临)废后、悼妃二人和孝惠皇后也是姑侄,三人同嫁一夫,不过悼妃应是孝惠皇后的从姑;穆宗(载淳)珣妃与皇后也是姑侄,姑为妃,侄女为皇后。再有一种情况便是皇帝娶亲族中前辈或晚辈为妻,娶前辈为妻者,如太宗继妃乌拉纳拉氏,是海西女真贝勒博克泽之女,为太祖大妃阿巴亥之从姑;娶亲族中晚辈为妻者,如世祖娶表兄弟之女孝惠章皇后为妻(从孝庄皇后方面来说,孝惠皇后应是她的侄孙女),再如宣统帝退位后所娶之“皇后”婉容,本为皇室贝勒毓朗之外孙女,毓朗之父溥煦与溥仪是刚出五服的同宗兄弟(溥煦为清高宗长子定安亲王璜之玄孙)。 

按照当时的情况,亲上加亲是非常正常的。而光绪是慈禧的妹妹所生,隆裕是她的弟弟所生,妹妹的儿子娶了弟弟的女儿,这在当时来说应该是非常不错的一段婚姻。但是谁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隆裕比光绪大三岁,是光绪的表姐。说起光绪和隆裕的童年,家里的大人们都知道。这两个人从小就在一起玩,隆裕作为姐姐,对光绪特别照顾,就像对待自己的亲弟弟一样。当年光绪刚刚进宫的时候,每次隆裕到宫里去也都看他。光绪也对这个表姐有着说不完的话,俩人经常一聊就是好长时间,气氛也非常融洽。可是这两个人谁都没想到最后慈禧将隆裕指给光绪。在光绪看来,隆裕本来是自己的表姐,忽然间就变成自己的皇后,非常接受不了:作为姐姐,隆裕长什么样光绪都不会嫌弃,可是作为自己的皇后,谁都想找一个漂亮点的。可是既然老太后都说了这件事情,想改变过来是非常困难的。况且隆裕是一个标准的封建妇女,逆来顺受,婚姻也是随长辈安排,这样事情就非常难办,没有人可以为光绪分担。 

说起光绪的婚姻,真的是有一点离奇。在慈禧为光绪指婚的同时,珍妃、瑾妃家里也花了很多钱贿赂李莲英,为的就是能够让珍妃当上皇后。从当时珍妃的情况来看,珍妃确实有作皇后的本钱:年轻漂亮、聪明能干、能歌善舞。可是当时老佛爷的意思,李莲英再清楚不过了,所以就在背后嘀咕,想让珍妃当皇后,但是慈禧却不那么想,她心里早就定下了隆裕,这是任何人扭转不了的。于是他只能在珍妃选妃的过程中做些手脚。除此之外,李莲英也极力想把瑾妃也弄进宫来做光绪的妃子。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李莲英收了珍妃家太多的钱,不这样做,没有办法对珍妃家里交代:本来是应该选皇后的,最后只弄了一个妃子,珍妃家里当然不愿意,所以李莲英就用两个妃子换了一个皇后。因为对于慈禧来说,只要皇后定下来,选谁当妃子都没有关系。所以,李莲英只有在光绪选妃的时候做些手脚。

当时选妃的时候,几乎让李莲英把全国人民都给糊弄了。当时皇帝选拔妃子,要在全国层层把关,但能够带到光绪面前的却只有60多位。并且从这60多位里,要选一后两妃。选妃当天,光绪在这60多人里面一眼就看到珍妃,因为这个姑娘简直太出色了。于是光绪傻呆呆地拿着一个玉如意,犹豫不决。因为这个玉如意递到谁手里,谁就是皇后了。而实际上,慈禧早就提前把意图给光绪说得很清楚了。因为慈禧是自己的“亲爸爸”(满语“母亲”),自己没办法,必须听她的。所以当他走到珍妃面前的时候,光绪突然间变得非常伤心,他觉得作为一个皇帝,连自己的婚姻都不能左右,因此感到很伤感。就在这个时候,熟知慈禧意图的李莲英连忙走了过去,猛地搀扶了光绪一下。光绪一下子就回过神来,只好由着李莲英一直搀到隆裕面前,无奈之际,只好将玉如意交到了隆裕手里。这样,隆裕就成了光绪的皇后。 

 

皇后选定了,剩下就是要选出两个妃子。李莲英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为了还珍妃父亲的这个人情,李莲英在慈禧面前大力鼓动,于是慈禧同意将珍妃和瑾妃一起带到了宫里。 

关于这件事情,在《旧宫太监唐冠卿所言》里有这样一个版本:光绪十三年冬,慈禧为德宗(即光绪。编者注)选后,在保和殿被召见备选的各大臣少女进内依次排立,应选者五人,首列那拉氏,督统桂祥女,慈禧之侄女也(即隆裕),次为江西巡抚德馨之二女,末列为礼部左侍郎长叙之二女(即珍妃姐妹)。当时太后上座,德宗侍立,荣寿固伦公主及福晋命妇立于座后,前设小长桌一,上置镶玉如意一柄,红绣花荷包二对,为定选证物。清例选后中者,以如意予之,选妃中者,以荷包予之。太后手指诸女语德宗曰:“皇帝谁堪中选,汝自裁之,合意者即授以如意可也。”德宗对曰:“此大事当由皇爸爸主之(据宫内太监云,当时称谓如此),子臣不能自主。”太后坚持令其自选,德宗乃持玉如意趋德馨二女前,方欲授之,太后大声曰:“皇帝!”并以口暗示其首列者(即慈禧侄女)。德宗愕然,既乃悟其意,不得已将玉如意授其侄女焉。太后以德宗在意德氏女,即选入妃嫔,亦必有夺宠之忧,遂不容其续选,匆匆命公主各授荷包一对于末列二女,此珍妃姐妹之所以获选也,此后德宗偏宠珍妃,与隆裕感情日恶,其端实肇于此。 

虽然两种说法有少许不一致的地方,但是有一个结果却很明确:因为选妃,光绪心里非常憋闷,大婚以后好长时间心里不痛快,不跟皇后同床。据后来隆裕说,当时在洞房里,心情坏到极点的光绪一下扑在表姐隆裕的怀里,号啕大哭,并对隆裕说:“姐姐,我永远敬重你,可是你看,我多为难啊。” 

虽然光绪还是把隆裕当作自己的表姐,但是隆裕跟光绪的想法却完全不一样。因为隆裕觉得,虽然我是你的姐姐,但是命中注定我是你的妻子,你是我的丈夫,这是谁也违抗不了的现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隆裕从小受到家族的教育,是一个非常知书达理的人。这种情况下她也只有认命了。 

可是这件事情给光绪和慈禧造成了很大的隔阂,并且由于政治上的倾向不同,这种隔阂日益加深。到后来,因为慈禧的关系,光绪就变得非常不喜欢这位表姐了。 

这样大概过了半年的时间,光绪一直心灰意冷,对皇后和两位妃子都非常冷淡。但是在后来的接触中,突然发现珍妃不是一般的人,非常聪明,并且有政治远见,非常符合他的一些想法,所以光绪就非常喜欢珍妃。因为刚开始光绪对珍妃的喜欢只是看到珍妃长得非常漂亮,加上隆裕做了皇后,心里不痛快,也就一直没有接近珍妃。但是后来发现这个珍妃远不是漂亮能形容的。有一次,光绪和珍妃在花园里散步,珍妃的一番话让光绪觉得自己重新找到了希望。他觉得珍妃很有头脑,从小受到非常好的教育,也是一个政治才干非常突出的女人,并且非常会来事,所以对珍妃的爱就加了几分。 

在这个过程中,慈禧也看到光绪并不喜欢隆裕,但是慈禧心里明白,不管你光绪喜欢不喜欢,事实都已经定了,并且她相信早晚光绪和隆裕的感情会培养起来,所以她也不在意。但后来,慈禧在接触中也发现珍妃的确是一个非常聪明漂亮的人,一时之间,好像找到了自己年轻时候的影子,因此,慈禧也非常喜欢珍妃,并愿意接近珍妃。宫里因为慈禧和光绪的意见在这个方面达到了统一,也一时之间表现得非常和睦。除去慈禧对珍妃的喜爱外,慈禧也想利用珍妃的能力和光绪对珍妃的喜爱,去为光绪做工作,达到“母子”政治上的一致。因此,慈禧召见珍妃,让珍妃辅助皇后和皇帝。但是慈禧没想到,珍妃在接受了她的旨意后,和光绪聊天的时候竟然撞出了火花。珍妃看到了大清的落后,她觉得光绪作为一个皇帝,应该重振大清江山。因为当时珍妃的父亲跟很多外国使节的关系非常好,她从小就接受了很多西方的思想。所以就给光绪灌输了很多西方思想。这一次谈话,不但使光绪了解了很多宫外的事情,振奋了不少精神,同时,他和慈禧的分歧也就越来越大。虽然光绪万分珍惜珍妃,但这个时候慈禧已经非常生气了。本来她想让珍妃去做光绪的工作,让皇上和皇后的关系有所转机,但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

偏偏隆裕皇后是一个旧时代的女人,学的是贤淑之道,欠缺的是政治远见,比起珍妃来就差得更多了。这样一来,慈禧不但没促成光绪和隆裕,反而更让光绪冷落了隆裕。于是后来就有了珍妃是个小妖精的说法。 

在这种情况下珍妃曾经怀过孩子。但是就在珍妃怀孕大约三个月的时候,他们与慈禧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不好,还产生了比较大的冲突,珍妃顶撞了慈禧,于是慈禧就派人打了珍妃,光绪一看情况不好,马上给慈禧跪下,并且告诉慈禧,珍妃已经怀孕了。这消息当然不是慈禧期望的,因为当年把隆裕嫁给光绪的时候,对隆裕的期望值是非常大的,据说还在懿旨中讲明:“他们的儿子就是将来皇位的继承人。”希望达到她“把大清皇帝的血统与自己家族叶赫那拉氏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目的。但是这时候已经晚了,珍妃由于怀孕被打,最后又惊又吓就流产了。后来又因为一些事情,把珍妃打入了冷宫,一直到慈禧出逃的时候,珍妃死亡。 

 

珍妃的死也被很多人传言说是慈禧西行之前把她杀了。就连慈安太后的死也推到了慈禧的头上,其实不是这样的。珍妃不是慈禧杀的,那些传言都是错误的。其实事情远远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因为慈禧和珍妃都死了,所以人们就随意把一些屎盆子尿盆子都扣到了慈禧的脑袋上。而慈禧喜欢珍妃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因为珍妃非常有才干,又非常地聪明漂亮。在慈禧看来,珍妃就是一个年轻的慈禧,这些都让慈禧对珍妃有着一种别样的感情。 

其实只是一件事情,让两个人闹得比较僵,就是,慈禧说珍妃不守妇道。因为珍妃当时通过关系从外国人的手里买了相机,在宫里随便照相,并且穿的衣服在当时来说是失了体面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时慈禧还没有认识到照相机的作用,认为是妖术、邪术。所以就很反对这些东西在皇族中使用,但即使是这样,在当时的一些大臣家里还是藏有相机。再一个让慈禧比较反感的事情就是珍妃喜欢穿着男服在宫里走动,这让慈禧非常不能理解,认为给皇家丢了脸面。其实珍妃是一个很开朗大方的女人,有点大大咧咧的。但是当时的宫廷是非常严谨的,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也由于这样,慈禧与珍妃还是产生了隔阂。但是隔阂归隔阂,慈禧要杀珍妃的心却没有。  在《白姓宫女所言》里是这么说的:珍妃貌美而贤,初入宫时,极为慈禧所钟爱,知其性喜尽画乃命内廷供奉缪嘉蕙女士教之,平时居景仁宫,与德宗则同居养心殿,德宗嬖之,当与共膳,妃喜作男子装,并与德宗时互易装束,以为游戏……慈禧则以为宫姘所不应为,于是妃渐失慈禧欢,但尚未有若何变。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来自《刘姓宫女所言》:珍妃十三岁入宫,十五岁行大婚礼,时光绪十四年正月也。珍瑾二妃异母所生,相差只一岁。宫中之像乃光绪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之间所照,所著之衣服,长袍为洋粉色,背心为月白色镶宽边,乃光绪二十一年最时髦之装束,仅于宫中另做者。珍妃每早于慈禧前请安毕即回景仁宫,任意装束,并时摄取各种姿势,此像则于南海所照,后为慈禧所见不悦,光绪二十年时有耿九者,贿结慈禧之小太监王长泰(即王有儿)、聂德平(即聂十八),谋取粤海关道事,王聂二监平日均为妃所喜,时赐食物,此时王聂受耿九之托,因请于妃,密陈德宗准其事,同时复有宝善者,乃慈禧侄之岳父驻兵于凤凰城,因兵败失守,替金运动免罪,亦经王聂二监请于妃。其进呈慈禧背心及大衣衣料二件,此二事均以不密外泄,闻于慈禧,大怒,并将珍瑾三妃均板责之,将王聂二监充军于黑龙江,遇赦不赦。王聂本精于皮黄剧,王聂口逗不前行,並于当地搭棚演戏,解卒不得已内闻,慈禧乃命就乎正法,时妃二十一岁也,时妃被责后仍居景仁宫,因喜摄影术,复暗使戴姓太监于东华门地方开设照相馆,复为隆裕后密白于慈禧,乃将戴姓太监杖毙于庭,至珍妃二十三岁,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之变,慈禧乃幽妃于建福宫,继徒北五所,令二宫女侍,门自外锁,饮食自槛下送进,珍妃被困后,原住之景仁宫即被封,其守宫太监全体被逐。

后来又有很多传言说是因为隆裕小心眼,嫉妒成性,因此在慈禧面前告珍妃的黑状,所以慈禧派人把珍妃给推进了井中。这也不是事实,隆裕非常郁闷,觉得平白被人冤枉,很生气。 

隆裕说:“很多人都说是我嫉妒告她黑状,所以老太后派人把她推到井里去了。其实事情是这样的:当时与八国联军战败后,洋人军队打到了北京。于是在完全没有取胜希望的情况下,老太后西行。当时的情况非常紧急,因为谁也不清楚这帮洋人最后会干什么?会不会像烧圆明园那样,把紫禁城也烧了。当然西行带不了那么多人,因为人多了就会成为负担。但是因为当时光绪是皇帝,而我是皇后,同时又是老太后的亲侄女,要带也只能带我和皇上走。而其他的一些亲属就地回娘家躲避,妃子们也不例外。可是当时的珍妃非常气盛,不服从老太后的指挥,并当场顶撞了老太后。在那个紧急时刻,珍妃一直对老太后说:‘我是光绪的妻子,我要跟着去。你有偏见,皇后是您的侄女,所以您带她走。所以我也请求你带我走。’这就让老太后非常难堪,带走一个珍妃,就必须带走瑾妃,还有其他的一些人,所以要开这个口子很难,加上洋人已经打到北京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于是老太后当时非常不高兴,认为珍妃根本不识大体。” 

 “从另外一层上讲,本来老太后就对珍妃平日的作为有点不高兴,再加上这些紧急时刻的顶撞,老太后气得脸色发白,直打哆嗦。在皇宫里,大清朝几百年来从来没有人这么敢于顶撞太后,即便是皇上都从来没有过,何况一个珍妃。老太后也是一个非常要脸面的人,所以气得当时抬脚就走,珍妃一直跟着老太后说自己的理由,于是就来到了距离珍妃住所不远处。珍妃这时候还不死心,对太后说:‘我是光绪的妻子,就要跟皇上在一起,不在一起,宁愿死。活着是皇家人,死了是皇家鬼。’老太后一听,就更加生气,本来火烧眉毛的事情,哪还有时间吵架啊,于是就对珍妃说:‘你愿意死就死去吧。’当时说话的地方不远处就有一眼井,于是珍妃紧走两步,说:‘那既然这样,我就死给你看。’于是直接就奔井口去了。老太后一看情况不对,这孩子跟我顶撞两句,怎么还真的去死啊。于是对崔玉贵说:‘赶紧去拉住她。’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晚了,当崔玉贵跑过去的时候,珍妃已经跳下去了。可老太后一看没办法了,内忧外患啊,于是没来得及管她,就走了。” 

 

 “这就是出逃之前所发生的事情。一年以后,老太后和我们重新回到宫里,想起珍妃来,还是觉得非常惋惜。这一点我们都能看得出来。而且人人都传言珍妃就是老太后派人害死的,老太后也觉得自己很冤枉。虽然大伙没当自己的面说,但是这事情落在自己头上了,总得有个结果,有个说法,皇家不是随便能损失一个妃子的。于是老太后思来想去,就把罪责推到崔玉贵头上了。当时老太后说:‘崔玉贵,让你拉住珍妃你没拉住,等于是你把珍妃害死的。没拉住就等于是你害死的。’当时老太后就给自己找了这么一个台阶。” 

 “老太后因为要找一个台阶,所以就扬言要杀崔玉贵,当然也是为了让大伙能平息一下怨气。但崔玉贵是父亲桂祥的干儿子啊。跟我们家关系又非常好,每年父亲过生日都要送好多东西过去看。这一听要杀自己,马上就跑到父亲那里,跟父亲说了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于是父亲就找到老太后通融了一下。但是死罪没有了,责罚当然还是需要的,于是就把崔玉贵撵出宫了。崔玉贵出宫,大概有两年的时间就在咱们家住着。这件事情我不说你也看到了。但是太监出宫哪那么容易啊,崔玉贵一直想着再回到宫里,也通过人找我说过这件事情,但是当时我是不能做主的。作为太监在外边,脸面上没地方搁,而这两年基本上就是在咱们家,帮帮忙,打打杂。等过了这两年,父亲又找到老太后让崔玉贵回宫里,这样崔玉贵就又回来了。” 

一位质疑珍妃后辈人写的《我的两位姑母——珍妃、瑾妃》文章的人的话:在这篇文章里面提到,珍妃聪明伶俐,宫廷礼仪一学就会,因此替皇后主持继嗣典礼。其实和该文作者所要说的,慈禧讨厌珍妃是相违背的。试想,在慈禧操纵政府的当时,她不点头,珍妃如何能主持这样一个大典?更何况,对手还是慈禧的亲侄女,一个慈禧想用来拴住光绪的人。所以,只可能是,慈禧开始十分喜欢珍妃,是后来,珍妃的所作所为让慈禧生了厌恶。比如照相,慈禧自己是十分喜欢照相的,但是珍妃偏偏挑在甲午失利,慈禧厌恶洋人的时候来照相,被杖责,只能怪她不识时务了。而至于珍妃如何协助光绪变法,变法的问题究竟谁是谁非,太复杂,这里就不讨论了……无论如何,在演绎历史时,隆裕和珍妃的待遇完全不公道。究其原因,其实浅薄。隆裕就是一个悲剧的牺牲品。有谁知道,她在慈禧和光绪的夹缝中那凄凉的后宫生活。有谁知道,袁世凯逼宫的经历。 

另外,在《我的两位姑母——珍妃、瑾妃》中说道,光绪十四年(1888年)农历十月初五,当时我二位姑母还没有成年,就接到朝廷懿旨册封为光绪皇帝的瑾嫔、珍嫔。这件事对我家和对祖母来说,不是喜事临门,而是祸从天降。祖母深知女儿的性格,对慈禧的狠毒也早有耳闻。宫廷里家法森严,女儿去做小老婆,免不了挨打受气,说不定还会招来灭顶之灾;从今后要想见到女儿,那比登天还难。从接旨那天起到二位姑母上轿前,祖母脸上没有一点笑容,家里从上到下个个心神不安。二妃上轿那天,祖母正坐在正屋桌旁吸水烟,当两个女儿跪在母亲面前告别说“额娘,我们走了”时,她强抑泪水,伸手打了俩女儿一人一个嘴巴,说道:“只当我没生你们这两个女儿!”转身进了里间屋。老李妈说,老太太进了里间屋一天没出来,也没有吃东西。我母亲后来对我讲,二妃进宫后,家里像办丧事一样,个个心情沉重。这种气氛持续了好长时间,直到后来珍、瑾二妃被封为贵妃,珍妃深受光绪皇帝宠爱,家里才算松了口气。 

  其实事情远不是这样,首先,当年珍妃、瑾妃进宫是她们的父亲花了很多钱的;其次珍妃和瑾妃并不是一母所生(这在前面有所叙述),怎么会说出“只当我没生你们这两个女儿”这样的话来? 

再有这篇文章中所说跟事实还是出入很大。比如文中提到:珍妃因受光绪皇帝的宠爱,而引起了隆裕皇后(慈禧的内侄女)的忌恨,加之珍妃性格倔强,不会奉承慈禧,隆裕经常在慈禧耳边吹风,慈禧就千方百计地找她麻烦,为内侄女出气。……据她说珍妃长得很漂亮,并擅长书画、下棋,双手能写梅花篆字。……珍妃聪明伶俐,常代替皇后参加宫里的一些大典。宫里的典礼礼节很多,如要求皇后要穿着花盆底鞋,头上戴着头饰,走丁字步,一步一安,还要磕达儿头;在请安或磕头时,头饰和耳坠不能不摆,也不能乱摆。头叩的不能太偏,又不能不偏,这个尺度隆裕皇后总掌握不好,可是珍妃一学就会,只好由珍妃代替。这些就更引起了隆裕的忌恨……隆裕为了报复,就和李莲英及珍妃宫内的太监勾结起来,把一只男人靴子放在珍妃的宫里,妄图污蔑她有奸情……后来又因珍妃有一件衣服的料子和经常进宫演戏的一个戏子的衣料一样(据说戏子的衣料是光绪送的),隆裕抓着这件事又大作文章,致使珍妃遭受廷杖(扒开衣服,用涂有黄油漆的竹竿打)……珍妃喜欢照像,尤其喜欢女扮男装照像,有时还穿着光绪皇帝的衣服照像,这又遭到慈禧的反对。慈禧命人到珍妃宫中搜出照像机和穿男装的像片,大怒,为此珍妃又受了“掌嘴”之罚。 

可是后来文中又提到:光绪皇帝和慈禧先后去世,宣统皇帝(溥仪)继位,隆裕皇太后听政。又将珍妃的灵柩从田村移往崇陵皇家坟地。我祖母和父亲参加了葬礼。祖母在坟前沉痛地悼念了自己的爱女。 

试想,一个嫉妒成性,非常恨珍妃的人,在珍妃下葬以后,不去掘她的坟已经算是仁慈了,怎么还在她听政的年代,把一个生前非常痛恨的人迁到皇陵呢?这一点也说明了文章对隆裕和珍妃的描述很多都是不真实的。 

 

别人都轰轰烈烈,别人都永垂千古,但是隆裕却不能。因为签订大清退位诏书的人就是隆裕。后来也有人把隆裕说成是一个大奸大恶的人,说她陷害珍妃,说她心胸狭窄,这是非常不对的,也委屈了隆裕。不过说起隆裕来,很多后人都觉得这段历史对于隆裕是不公平的。因为在慈禧和光绪之间,隆裕成了一个牺牲品

对隆裕,在《清史稿·后妃传》里,只有这样寥寥数语的记载:“德宗孝定景皇后,叶赫那拉氏,都统桂祥女,孝钦显皇后侄女也。光绪十四年十月,孝钦显皇后为德宗聘焉。十五年正月,立为皇后。二十七年,从幸西安。二十八年,还京师。三十四年,宣统皇帝即位。称‘兼祧母后’,尊为皇太后。上徽号曰隆裕。宣统三年十二月戊午,以太后命逊位。越二年正月甲戌,崩,年四十六。上谥曰:孝定隆裕宽惠慎哲协天保圣景皇后,合葬崇陵。” 

很显然,在这部历史的记载里只说了她几件事,是慈禧的侄女,光绪的皇后,溥仪的皇额娘,下了宣统退位诏书。而这其中,几乎没有一件事是涉及她这个人本身的,全是作为其他人的附属。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而相比之下,珍妃就比她“幸运”得多了。历史里这样写:“恪顺皇贵妃,他他拉氏,端康皇贵妃女弟。同选,为珍嫔。进珍妃。以忤太后,谕责其习尚奢华,屡有乞请,降贵人。逾年,仍封珍妃。二十六年,太后出巡,沈于井。二十七年,上还京师。追进皇贵妃。葬西直门外,移崇陵。追进尊封。”在历史上,对珍妃的叙述已经表现得很清楚,起码说了她和慈禧之间的矛盾,以及她死的事,加上光绪对她的思念。由此不难看出,当时作为那个朝代的皇后,隆裕的苦衷是别人根本体会不到的。 

当然除了正史,更有野史描述珍妃这个美丽的妃子。人们在各种小说、戏剧里,不断地悲叹珍妃和光绪的爱情悲剧,说珍妃如何美丽聪明,勇敢坚强,而光绪是如何英明睿智,大志不遂。在他们的故事里,慈禧永远是棒打鸳鸯和扼杀改革的魔鬼,而隆裕作为皇后,作为慈禧的侄女,则是善妒,爱打小报告,爱陷害珍妃……她是一个彻头彻尾令人痛恨的奸险角色。正因为有了珍妃,所以毁了隆裕,在整个历史当中,隆裕只是一个陪衬,人们可以说珍妃的悲剧,但是隆裕的悲剧谁关心过呢?在历史沉淀这么多年以后,还是有人不了解真相,所以我爷爷对这件事情也感到非常气愤。 

  事实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隆裕虽然长相不如珍妃,但是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么坏。她在家时就对弟妹们很好,她很和善,样子有点忧郁,一点傲慢的意思都没有。后来进了宫,她就更加忧郁了。但是她还是对人很和善,别人觐见时向她问候或者致意,她总是以礼相待,从不多说一句话。慈禧和光绪接见其他人时,隆裕也总是陪伴在场,但她坐的位置却与他们有一点距离。有时候她从外面走进慈禧和光绪所在的大殿,便站在后面一个不显眼的地方,侍女站在她左右。这个时候有人会给她让出位置来,但她还是不愿意在更多人面前说话。她总是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退出大殿或者到其他房中。每到夏天,隆裕总是孤独地在侍女的陪伴下漫无目的地散步,她脸上常常带着和蔼安详的表情,她总是怕打扰别人,也从不插手任何事情。到了冬天,她也是在身边宫女的陪伴下写写书法,或者做点其他事情。就是这么一个与世无争的人,在死后人们还对她妄加指责,把慈禧与珍妃的矛盾说成是她挑拨的,这是不对的。 

  

在慈禧和娘家人的关系问题上,很多人都认为她是一个不孝顺的女儿,不帮助家人,有的时候甚至还打压娘家人。也有人认为慈禧对娘家不好,认为她故意打击娘家人,不提拔娘家人。但是据我家人对这件事情的说法和我自己的感觉,肯定不是这样的。首先,慈禧在当政的时候特别讲皇家的伦理传统,八旗祖制是尊卑有序,慈禧在任用官员的时候着重任用爱新觉罗家族,并根据大清制度起用一些汉人的能人。在任用国家人才上,为了避嫌,对家人采用安抚的形式,给予名誉上的职位,并没有让他们做重臣。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而关于慈禧孝道的问题,在对待自己父母的事上,家族人都知道,都这么说:慈禧终生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孝敬父母,是个有名的大孝女。根据家里人的说法:慈禧进宫以后,谁家有了困难,她都会给一些粮食和金钱,但不会给太多,她鼓励家人自己去奋斗,去争取,自食其力。如果有困难可以去帮助你,但不会去养你一辈子。当年慈禧的大弟弟照祥,就曾经牢骚满腹地向她要官做,慈禧说授之与鱼,不如授之与渔,并希望他们不要依仗于她,整日不务正业,无所事事,混日子,提笼架鸟。所以,慈禧的家人没有什么做大官的,只是授予了一些封号。 

光绪二年(1876年)的时候,慈禧母亲过七十大寿,按照常理,慈禧应该是必到的。但那年正赶上朝中有国外的使节到宫里谈一些国际上的事务,实在是离不开。于是慈禧就筹备了一些过寿的礼品,并亲自写了一个大“寿”字,还在“寿”字的下方,用满汉双文写了四句诗,诗的内容是这样的:世间爹妈情最真,泪血融入儿女身,殚竭心力终为子,可怜天下父母心。派人送到了家里。 

   

慈禧在教育兄弟姐妹方面也有自己的想法,以自立自强为主。她自己在宫里那么多年,深知当官并不是什么好事,所以为了保护家里人,慈禧就没有给家里人更多的官职做。即使是封的官职也是无关紧要的职位,拿俸禄但并不掌握实权,像桂祥也曾经当过镶黄旗的副督统。应该说这个官职并不大,因为慈禧知道一旦政权出现问题,很有可能会连累到家族。慈禧不用娘家人,既是尊重大清的血统,同时也让别人看一看,自己并没有为家里人谋什么福利。本身作为一个女人,坐镇朝廷来指挥那么多个男人,大家虽然表面上并不敢说什么,但是心里面肯定会有很多人并不服气。让大家心服口服,这就是回避别人的口舌,也保护了家里人。 

慈禧也并不是不管娘家人。慈禧对待家族非常慎重。为了顾及影响,又怕家里人仗着自己的关系,养成一种养尊处优的毛病,或者成为当时八旗那些提笼架鸟、不务正业的人,所以很少赏自己家银子。但是更多地时候还是赏一些东西,当然这些东西也都是非常值钱的。因为桂祥的职位不高,所以薪水是很有限的。不过在当时的那个时候,到家里给桂祥送礼的人非常多,为了撑门面,所以耗费非常大。所以慈禧经常赏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往往只是在桂公府里象征性地做了个交接就被桂祥派人送进典当行去,这样也变相地救济了娘家。慈禧曾经送过一整套的祭祀用的家具,当时是南方人做的,纯木质上漆的家具,木盆、木碗、木勺等。 

慈禧是一个非常讲究的人。她日常派太监公务的时候,是没有赏银的,因为太监拿了俸禄。但是一旦派太监给娘家送东西,慈禧认为这是私人的事情,总是会赏赐太监一些东西或者是银两。曾经有过一件这样的事情:太监往来比较多以后,他们就有点肆无忌惮了。因为从宫里送东西过来的时候,太后总是会赏赐他们一些东西,一般在家里送完东西、施过礼以后,太监就应该走了。但是太监并不给慈禧长面子,来的时间长了,他们就赖着不走,非要在家里喝茶,左一杯,右一杯,聊一些不咸不淡的话,目的就是为了再得到一份赏赐。所以通常这个时候,祖爷爷会再赏他们几两银子,他们这才会起身谢桂公爷,然后告辞。 

  

老太后挨算计也没办法。一般来说赏给桂公爷点东西,派两个太监足够了,可老太监非要带两个或四个小太监,美其名曰:拜见桂公爷和桂公夫人,说让年轻人见见世面,学学规矩。明知道桂公爷要多掏腰包,也只好认了,因为这是给桂公爷脸上搽粉呀!老太后对这种事,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桂公爷曾经这么说过,我们旗人虽然礼数多,可也有好的地方。例如娘家对出了阁的姑奶奶,那种礼数就应该保存下来。娘家年节送礼的日子不是正月,而是在年前。娘家当父母的,当哥哥嫂子的,当兄弟媳妇的,都要给姑奶奶送份厚礼。并不见得是什么奇珍异宝,却多半是人所不能送的东西,譬如嫂子给做的贴肉紧身衣服,肚兜等。到太后晚年,娘家送份睡袜、逍遥履等,弟媳妇给做的裤衩等东西,这正说明姑娘在家时与嫂子和弟媳等两小无猜,融融乐乐,表示一番家庭和睦的气氛。父母、兄弟们就想姑奶奶在家的时候爱吃些什么东西。俗话说,好吃不如爱吃,婆家多有钱,也是娘家的东西好。拣姑奶奶爱吃的东西做上几样,表示父母兄弟对骨肉的恋恋之情。平常日子,一般不许由外向宫里送吃的,只有年节才可以,也是经过检查了的。当年,我们家给老太后送的东西,什么都有,只要是慈禧在家当姑娘时喜欢的,我们家都送。一般是大青豆或者鲜豌豆、黑菜炒的野鸡爪子,有冻肉、白芸豆、葡萄干、莲子蒸的大黄米年糕坨。那白芸豆都是上好的,有手指肚大,是老太后做姑娘时最爱吃的。姑奶奶想娘家,娘家惦记姑奶奶,这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对于慈禧和光绪的死,一些历史学家研究了很多年,但是所有的说法都还没有成为定论。所以历史上也把光绪的死定为一个疑案。 

那是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的傍晚,年仅38岁的光绪皇帝,躺在冰凉寂静的中南海瀛台涵元殿,离开了人间。 

世上的事情竟是如此凑巧,就在光绪病危之际,慈禧也已病入膏肓。但是由于她秉性刚顽,神志却非常的清醒。她感到了光绪帝的病情已显露出危机的迹象时,就已经考虑为光绪帝立嗣之事,她接纳了军机大臣世续和张之洞的意见,立醇亲王载沣的儿子溥仪为嗣,任命载沣为摄政王。于十月二十日(11月13日)连发三道上谕:“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著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 “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谕军机大臣等,朝会大典、常朝班次,摄政王著在诸王之前”。而根据史料的记载,光绪在这一天已经神志昏迷了,而慈禧还是能神志非常清醒,完全没有死亡的迹象,所以说慈禧害死光绪的事情完全是一些人杜撰出来的。但是也就在这一天,慈禧开始发病。 

第二天,光绪死去。“上疾大渐,酉刻崩于瀛台之涵元殿”。而这个时候,慈禧又连发三道懿旨:“摄政王载沣之子傅仪著入承大统为嗣皇帝”、“溥仪承继毅皇帝为嗣,並兼承大行皇帝祧”、“嗣皇帝尚在冲龄,正宜专心典学,著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秉予之训示,裁度施行。”慈禧在两天内选择了溥仪作为下一任皇帝的接班人。大家都认为慈禧就是一个操劳的命,所以在临死之前还是为后来的清王朝做了选择。 

就这样,光绪与慈禧在不到二十四小时内相继死去,而生前“母子”二人的关系又是那样的对立和微妙,不仅是清代历史上所未有的,也是中国历史上所罕见的。所以当消息传出的时候,中外震惊。随后各种评论和猜测也随之而来,许多人都怀疑光绪不是自然死亡,而是被人杀害。尤其光绪比慈禧年轻却死在慈禧前,“猝死”的起因更引发出种种传闻。由于很多人都说由于慈禧和光绪在政治上的看法不一样,慈禧反对变法,因此,在变法开始的时候,由于袁世凯的出卖,让慈禧抓住了口实,所以慈禧有了杀害光绪的想法。 

人们普遍认为,年纪轻轻的光绪反而死在了74岁的慈禧的前面,而且只是差一天,这不是巧合,而是处心积虑的谋害。于是,光绪被人谋害致死的种种说法也就由此产生了。

光绪的病已经有了8年的时间,死只是时间的问题。况且每次御医给光绪看病的医案都会呈给慈禧。光绪病情的发展状况慈禧是最清楚的了。光绪死在慈禧前面是肯定的了。而慈禧直到在死前的两天才被确诊。所以即便是慈禧想杀害光绪,也根本用不着自己动手。除非慈禧是个神仙,知道自己的死期。光绪根本不是慈禧害死的,这些都是后人的谣传。很多人不但说光绪是慈禧害死的,说同治也是慈禧害死的,这样的说法欠证据。中国人几百年来的说法就是:虎毒不食子。慈禧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统治者,这点意识还是有的,不可能害死自己的儿子。 

  

那么,光绪究竟是怎么死的呢? 

光绪37岁时写的《病原》中说:遗精已经将近二十年,前几年每月遗精十几次,近几年每月二三次,经常是无梦不举就自行遗泄,冬天较为严重。腰腿肩背经常感觉酸沉,稍遇风寒必定头疼,耳鸣现象也近十年。而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以后,他的病不断恶化,未见好转。关于光绪的死,历史上也是有记载的: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三月初九日,御医曹元恒在《脉案》中写到:皇上肝肾阴虚,脾阳不足,气血亏损,病势十分严重。这也就是说在治疗上不论是寒凉药还是温燥药都不能用,处于无药可用的严重局面。而在五月初十,御医陈秉钧写的《脉案》上写有“调理多时,全无寸效”的话。七月十六日,江苏名医杜钟骏为皇帝看过病后说:“我此次进京,满以为能够治好皇上的病,博得微名。今天看来,徒劳无益。不求有功,只求不出差错。” 

而拖到九月,光绪的病状更加复杂多变,脏腑功能已经全部失调,死亡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了。这一年的十月中旬,光绪的病情已经进入危急阶段,他出现肺炎症及心肺衰竭的症状。十月十七日,周景涛、吕用宾等几名御医会诊,一致认为光绪皇帝已是极度虚弱,元气大伤,已处于病危状态。并私下对朝臣说:“此病不出四日,必有危险。”十月十九日,光绪已出现胸闷气短,咳嗽不断,大便不通,清气不生,浊气下降,全身疲倦乏力的症状。到二十日,光绪已经是眼皮微睁,流着口水的嘴角只能轻轻颤抖。当天夜里,光绪开始进入弥留状态,肢体发冷,白眼上翻,牙关紧闭,神志昏迷。到了二十一日的中午,光绪的脉搏似有似无,眼睛直视,张嘴倒气。拖到傍晚,便与世长辞了。 

从这些历史资料的记载来看,光绪去世前八年的档案都记录在案,可以认为,光绪从开始病重一直到他的临终,他的病状演变是属于一步步加剧地恶化,并没有特别的症状出现,既没有中毒或其他伤害性的迹象,也没有突然暴死的迹象,应该是属于正常病死。所以也应排除了被慈禧投毒害死的说法。 

 

关于慈禧和光绪的死,很多的资料各不相同。在英国人普兰德·白克好司的《慈禧外传》和德龄的《瀛台泣血记》等书中认为,清宫大太监李莲英等人,平日里仗着主子慈禧的权势,经常中伤和愚弄光绪。他们生怕慈禧死后光绪重新主政,会清算他们往日的罪孽,所以就先下手为强,在慈禧将死之前,先把光绪害死。 

而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谈到,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时辜负了光绪的信任,在关键时刻出卖了皇上。袁世凯担心一旦慈禧死去,光绪决不会轻饶他,所以就借进药的机会,暗中下毒,将光绪毒死。 

但是曾经是清宫御医的屈贵庭,在一本民国时期的杂志《逸经》第29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说:在光绪临死的前三天,他最后一次进宫为皇上看病,发现光绪本已逐渐好转的病情突然恶化,在床上乱滚,大叫肚子疼。没过几天,光绪便死了。这位御医认为,虽不能断定是谁害死了光绪,但却可以肯定光绪是被人暗中害死的。 

光绪的死一直被说得沸沸扬扬,可是慈禧的死却一直没有人评说。关于慈禧死的事情,只是说因为得了痢疾,最后没治好死了。在一篇关于慈禧的死的文章,其中对慈禧的死有一定的说明:慈禧于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未刻(下午1点到3点之间)死于中海仪鸾殿,其时年已经七十四岁。后来在查阅了众多清宫脉案后,看到这么一段:慈禧是死于老和病。她先患腹泻,这和许多演义小说及传记里面的记载一样,以后得并发症,兼及肝肺等脏腑,以至胃纳减弱,病情加重。再加上她带病坚持理政,不能得到充分的休息,最后心力交瘁,衰竭而死。 

有人说慈禧的病,基本上是属于慢性疾病,得病的初期没有什么征兆,甚至在临死前的日子里,也没有出现必死的现象。这在《内起居注》中就有记载。这一时期,她充其量除了慢性腹泻外,只是有些咳嗽、肋疼、口渴、舌干及肢体软倦等毛病而已,所以慈禧照常处理政务,每日发出的上谕及批出的奏折,数量仍然非常多。以十月十五日以后为例:十五日批出庞鸿书、王士珍等人折片十四件;十六日批出陈夔龙等人折片十件;十七日批出杨士骧等人折片二十五件;十八日批出端方等人折片十五件,发谕旨两道;十九日批出锡良等人折片十九件,发懿旨五道;二十日批出外务部折片四件,发谕旨两道。只是到了十九日这天,她的饮食开始变得不正常。到了二十一日这天,已经不再想吃东西。到二十二日,终于病情恶化。 

当然,这和光绪的情况完全不同。早在光绪三十四年的三月,光绪的病就已经开始恶化,并且当时的太医们已经束手无策,到了这一年的七月份,为光绪皇帝治病已经是“徒劳无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光绪本人也非常焦躁不安。在光绪死前的五天时间内,太医就已经判断:死数已定。 

因此,如果说慈禧有怕自己会死在光绪之前的担心,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而如果说慈禧对这些情况不知道,所以对光绪下了毒手,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慈禧的故事 

 

一、洗脚水的故事 

 

当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在拼死抵抗而没有结果的情况下,八国联军已经打过通州,马上就会到达北京城。这个时候,慈禧太后决定带着光绪出逃。当时气候已经接近秋天,但是白天的时候还是非常热。由于仓促出逃没有特别准 备,正赶上遇到大雨,又没办法躲避。一路上热了又冷,加上没什么可吃的东西,那种逃难的感觉就更加强烈了。那时候没有汽车,只有马车和轿子,加上道路本身就凹凸不平,颠簸得非常厉害。就这样,一路走到了河北的怀来。当时所有人就住到村口的一个破庙里。 

晚上的时候,慈禧就有一些发烧,而御医也没带什么药。当时那种情况非常艰难,没人想到会出什么事情。但是没办法,慈禧烧得挺厉害。当时他们请了一个当地老农帮忙烧水做饭,在这个节骨眼上,他站起来说:“我家有祖传的秘方,专治发烧。”于是大家就问到底是什么秘方。老农告诉众人说:“弄碗犀角水喝完就好。”这一句话不要紧,慈禧非常生气,底下官员也议论纷纷。有的说拉下去打二十大板;有的说干脆杀头。正在大家讨论怎么处置老农的时候,慈禧说话了:“把他叫来,我要问问,等弄明白了再说。”于是人们就把老农带了上来。慈禧问他:“说说为什么有病了要喝洗脚水?你们家就是这么治病的吗?” 

于是这位老农告诉慈禧:“太后,其实这种秘方中国很多年前就用了,非常管用。中国有一种动物,它是一种牛,这种牛只长一个犄角。但是它长的角却非常管用,如果用这种牛角熬好水,然后喝下去,病就能好。听说这种角还是大补呢。所以我们家谁要生病了,就用那种牛角煮水,喝了就好。现在我家里就有一个犀角,如果您相信我,我就拿来给您煮水喝。可是他们为什么要打我,要杀我呢?” 

听到这里,慈禧笑了,原来是一场误会。但是通过这件事情,慈禧也明白了一些道理:自己的大臣有的时候根本就不会把事情弄明白了再做判断,很多都是凭借主观臆断就把事情做了。这是非常不好的一种情况,必须要让大臣们明白做什么事情都不要武断。于是慈禧对大臣们说:“今后无论什么事情,你们弄明白了再做结论。像今天这种事情,这不是冤枉人吗?” 

于是当晚,做饭的老农就到自己家把犀角拿来,慈禧喝了“洗脚水”也很快就痊愈了。并且封了老农一个七品官。 

         

二、玉米的故事 

 

当年慈禧出逃的时候正是秋天,当逃到河北省怀来县的时候,天正下大雨。路也非常不好走,慈禧坐在马车里,经常被颠簸得磕到头,那种滋味难受极了。但当时赶车的人又是自己的弟弟,没办法发火,况且当时正在逃难的过程中,谁也免不了出点错。一路上,雨越下越大,开始起风了,道路更加难走,加上没吃什么东西大家都是饥寒交迫。走到一个村子旁边的时候,旁边的庄稼就快成熟了。于是当地老百姓把一种叫做“棒子”的东西煮熟,并且做了一些窝头送给慈禧。慈禧吃得非常香,就问当地人这是什么做的。当地人管这种东西就 叫“棒子”,于是告诉慈禧这是“棒子”做的,窝头是“棒子”磨成面做的。慈禧就觉得这么好吃的东西,怎么能叫这么一个难听的名字呢?当时慈禧把煮熟的“棒子”拿在手里,觉得“棒子”的粒儿真好看,一个个白的跟白玉一样,说就叫“玉米”吧。后来当地人才管“棒子”叫“玉米”。当然这就是一个传说,实际情况可能并不是这样。 

         

三、扑克的故事 

 

中国人都爱玩麻将,清朝的时候也是这样。当年我爷爷也是一个非常受宠的孩子,隆裕非常喜欢他,有什么新鲜的东西也都会赏给他。有一次,桂公爷到宫里去见隆裕,当时宫里正流行一种扑克,据说是从西洋传来的。因为那时候大清朝只有人玩麻将,玩扑克的人很少。后来一些使节夫人看到慈禧经常在颐和园的昆明湖上玩扑克。那种纸质的扑克由于昆明湖上经常有风,会被刮到水里去,就按照中国麻将的样子造了一幅扑克送给慈禧。后来慈禧看到隆裕非常喜欢这副扑克,所以又将这副扑克赏给了隆裕。 

桂公爷到宫里去的时候,正赶上隆裕和人正在玩扑克,他觉得非常好奇,于是就看大家是怎么玩的。隆裕看到桂公爷也喜欢这新鲜玩意儿,非常高兴,让桂公爷在旁边学,最后临走的时候,隆裕将这副扑克给了桂公爷,并告诉桂公爷:“这是老太后非常喜欢玩的东西,看到我喜欢就赐给我。现在你喜欢,我也把它送给你吧。” 

桂公爷非常兴奋,就带着这副扑克回家了。可回到家以后,家里却没有什么人会玩,所以桂公爷最后也没有玩成,只好珍藏起来。 

         

四、颐和园工人的故事 

 

很多人都说慈禧飞扬跋扈,不可理喻,但在颐和园工作同事却一直不这么看,并且对慈禧一直都很尊敬。     这是流传在另一个家族里的故事。当时正是夏天,颐和园风景非常怡人。难得没下雨,又是一个清爽天,于是慈禧就乘坐轿子出去游玩,从颐和园的东堤往北走,边走边欣赏园内景色,并且时常讲一些小笑话。随行一帮人看到老太后心情好,也都挺高兴的。按照清朝宫 廷的规矩:太后出游,路上是不能有人旁观的。但就在这个当口,前面路上有一个园林工人正在修剪花草,他根本没注意到慈禧一行人已经走过来,想回避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当时就有点害怕。据说当时慈禧太后的轿子过来后,有人远远地看到了这个园林工人,于是就大喊一声“回避”。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这个园林工人没办法,只好顺着墙跪下了。他从来没看到过慈禧太后什么样子,按理已经喊了“回避”,他就应该低下头,但是他实在忍不住好奇心,于是在慈禧的轿子刚刚过去的时候,就偷偷抬起头来看了一眼:一个穿戴比较华贵的女人坐在轿子里,和身边的人有说有笑。这个时候,他忽然意识到自己违背了规矩,心里就更害怕了。但他也没想到,这个时候他就听到慈禧喊了一声:赏。接着就有随从过来给了他5两官银。他捧着这5两银子,非常高兴:老佛爷不仅没有惩罚他,还赏他银子,所以非常感激老太后。当时这个园林工人非常年轻,得到银子后,回到家就一直舍不得用,因为那是当朝太后赏给他的。所以,后来这银子就一直保存着。而这个园林工人就是在颐和园一个绿化工人的爷爷。 

        

五、慈禧与画像 

说起宫廷画像,要追溯到很多年以前了。因为中国画的历史很悠久,所以肖像画也在很早之前就有了。其实只要是去过故宫博物院的人都知道,那里藏有不少帝王后妃的肖像画。一些历史资料也显示,清代从康熙开始,来华的西洋传教士就有一些画师,曾经长期供奉于清廷的如意馆,例如郎世宁、艾启蒙、王致诚等。他们带来的是西洋画(即油画的技法),但为了博得皇帝的欢心,他们都改用了中国的绘画工具和绘画材料作画。这些人留下了大量作品,其中不少是肖像画,至今仍藏在故宫博物院,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 

桂公爷说:“满清入主中原,定都北京以后,紫禁城里差不多曾经居住过10个皇帝。在康熙、雍正、乾隆年代,在内廷的外国画师较多。他们的政治和生活待遇都较高,不少人被破例赏予职衔顶戴,饮食起居尽量照顾他们原有的生活习俗,给予妥善安排,十分优厚。但在道光、咸丰年间,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供奉于内廷的西洋画师逐渐减少了。而留下西洋画像的,也只有慈禧太后一人。” 

一些历史资料显示,卡尔精心绘制的慈禧第一张油画像,是准备送往美国圣路易赛会的陈列品,因此慈禧特别重视,亲自择定完工的日子。在这张画像完成之前的好几天,她不时来到卡尔画室,观其设色点睛,兴奋异常。慈禧还特邀外国在北京的驻使及参赞夫人,于1904年4月19日(即慈禧亲自择定的画像完工日)至西苑三海参观画像。这批洋夫人,为了讨好太后,无不称赞画像之神似,设色之美丽,笔画之细,慈禧听后更是乐不可支。根据史料记载:卡尔在颐和园及西苑三海一共为慈禧画了4幅像(其中一幅是作为模范用的小幅画像),居住时间共达八九个月之久,大大超过了原先的计划。这说明卡尔深得慈禧的欢心。慈禧经常赐给她珍馐美味和贵重物品,宫中都呼卡尔为柯姑娘。慈禧兴之所至还经常带卡尔去游园赏景。 

送往美国圣路易赛会陈列的慈禧画像,由清廷派皇族代表溥伦专程护送。在该画像送走之后,于4月下旬,卡尔随慈禧驾还颐和园居住。卡尔有这样的记述:“予于斯时,颇能多事工作,当时先所着手者,即为往‘赛’之太后画像之模范一小幅,太后欲自留此,以志纪念者也。继则将先所画就之太后写真二幅,细为修饰,故亦颇占时光。”1904年5月中,待其余3幅油画像全部告成之日,慈禧又遍请驻京外国使节夫人,在颐和园举行游园赏画会,自我陶醉一番。 

        

六、慈禧与汽车的故事 

 

在江西有一场展览,其中一辆车特别受人欢迎,很多人都围着观看。据说这就是慈禧生前所坐过的汽车。有人说一辆老式汽车是一位饱经风霜的历史老人,越老越能使人勾起想像,越老越具有非凡的价值,越老越难于觅到她神秘而古典的身影。这话很有道理。 

这辆清末的“老佛爷”的专车,被人称为“老佛爷”车。没有任何疑问,这辆车在世界 上都属于较早的车型,车的外型很类似马车。因为这辆车,慈禧成了皇城第一位有车族。这就又牵扯到袁世凯这个恶人了。 

当年,袁世凯特别会逢迎拍马。为了取得慈禧的信任,他不惜花费重金。1902年,袁世凯从香港辗转买了一辆德国产的白色敞篷汽车,这也是当时整个中国的第一辆汽车。汽车买来以后,袁世凯就迫不及待地到了宫里,把这个新鲜玩意献给慈禧。慈禧还是非常愿意接受新鲜事物的,所以欣然收下。 

桂公爷回忆说:“为了让大家都看看自己的新汽车,慈禧当时请了很多人来看这件新鲜玩意。”根据隆裕说的情况是这样的:当时的司机名叫孙富龄,北京大兴县哈德门人。当时他在北京为皇家贵族赶马拉车,由于年轻机灵,随机应变,于是得到了老太后的赏识。由于那时全国还没有会开汽车的人,慈禧下令招纳,共有11人应试,孙富龄捷足先登,很快学会了开车。自此,一有时间,慈禧便在皇宫中坐着汽车兜风为乐。几天下来,李莲英告诉慈禧:开车的是个奴才,整天坐在太后前面,有失体统,于是他便命令司机:跪着开车。但是跪着开车没办法踩刹车,很容易出危险,又不能告诉慈禧这样是不行的,所以司机非常为难。 

一天,慈禧坐汽车的时候,发现汽车开得很慢,就认为孙富龄不好好开车,所以就追问为什么开这么慢,孙富龄不敢说是因为李莲英吩咐自己跪着开车,没办法踩刹车,为了安全才开这么慢,所以他只得告诉慈禧:这车有点坏了,所以不能开快。慈禧一听非常不高兴,但是没办法,最后也渐渐失去了坐汽车的兴致。后来,这辆汽车就闲置在颐和园内。孙富龄害怕日后露馅,因为欺骗太后可是死罪,于是携家带口连夜逃出北京避祸。 

         

七、慈禧和李莲英的求证 

 

在很多传说和野史里面,慈禧都被描绘成一个贪婪、自私而淫荡的女人。之前帮助慈禧画像的那个美国的卡尔小姐,在宫里不但没有好好安分守己,更是胡说八道一大堆。她说慈禧是一个和李莲英一个浴盆洗澡的怪物,而且光绪皇帝也明摆着要和这个外国女人有一腿,因为他总是试图去亲吻这个外国来的洋女人。这样的书籍到了社会上,当然会让那对以前根本不了解的人产生误解。对此,桂公爷非常愤怒,说这个美国女人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但是慈禧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后来看到过慈禧身边侍女说的一些话,也求证了家里的长辈,这才清楚:虽然说旗人的女子是天足,但是也和汉人一样,对于脚也要隐蔽的。洗脚、换袜子都不能让外人看见。当媳妇的都是关上屋门,睡觉前洗脚,儿子年岁大了,妈妈洗脚,也不能让儿子看见,更不用说光着脚走出闺门了。桂公爷也曾经听隆裕说过这样的话:很多人都胡说八道,说老太后和李莲英怎么怎么,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老太后为了显示自己的教养,为了显示自己的高贵,也为了显示自己的尊严,对于一些事情是非常在意的,向来不许太监沾手。有人瞎编,说老太后腿疼,把脚放在椅子上,伸着腿让李莲英给按摩,这纯粹是胡说。再说,宫里戒备森严,老太后身边随时有宫女陪伴,如果有这样的事情,老太后也早就羞臊死了。老太后从年轻开始守寡,年轻的时候都没有什么事,何况年老了呢? 

一位在慈禧身边伺候过的宫女也就慈禧洗澡的问题回答过一些人。她说:伺候老太后洗澡和洗脚,专有四个贴身的丫头。洗脚两个,洗澡是四个。平常她们也干点零活,但专职是沐浴。这些丫头也是经过训练的。怎样用毛巾热敷膝盖啊,怎样搓脚心的涌泉穴啊,有一套专门的技术。洗脚时,老太后往椅子上一歪,嘴里不停地与底下人说闲话,享受着洗脚人的搓揉,这是她老人家最松散舒适的时候,宫女常常在这个时间里得到意想不到的赏赐。脚洗完后,如果需要剪脚指甲,两个洗脚的宫女中一个点起手提式羊角灯来,单腿跪下,手持着灯,另一个也单腿跪下,把老太后的脚抱在怀里细心地剪。这之前还要有个“请剪子”的过程。在老太后的屋子里有严格的规定,不许摸刀子、剪子。如果需要用,必须要事先请示。伺候洗脚的宫女向内寝的人轻轻说句“请剪子”。侍寝的转禀老太后,老太后说:用吧,还在原地方。这时侍寝的才敢拿出剪子来交给洗脚的宫女。完毕后,洗脚的宫女请跪安退出,这才完事。差不多天天如此。那么既然有这么多宫女伺候慈禧洗澡,慈禧又怎么能开放到和一个太监一起洗澡呢?况且作为太监来说,因为自身的问题,他又怎么能把自己的缺陷暴露在外人眼里呢?很显然,是不可能的。 

那个宫女说起慈禧洗澡的事情来,也说这和时令有密切关系。如果天热,洗得勤点,夏天差不多要天天洗,冬天隔两三天洗一回,都是在晚上,宫里白天没有洗澡的。洗澡的时间,一般在传晚膳后一个多小时,在宫门上锁以前。因为需要太监抬澡盆、担水,连洗澡用的毛巾、香皂、爽身香水都由太监捧两个托盘进来。太监把东西放下就走开,不许在寝宫逗留。司沐的四个宫女全部一样的穿着,一样的打扮,连辫根、辫穗全一样。由掌事儿领着向上请跪安,这叫“告进”。算是当差开始。在老太后屋里当差,不管干多脏的活,头上脚下都要打扮得很利落,所以这四个宫女,也是新鞋新袜。太监把澡盆等送到廊子底下,托盘由宫女接过来,屋里铺好油布,抬进澡盆注入温水,然后请老太后宽衣。这个时候,除非伺候慈禧洗澡的人,别的人是根本没办法进入的。这就又说明一个问题,即便是慈禧身边最亲的人,要看到慈禧洗澡,也是万万不能的,更别说一个太监了。所以由此推断,来自美国的画家卡尔小姐确实是一个大话精,是一个编造故事的高手。 

后来看到在慈禧身边曾经伺候过慈禧的宫女荣儿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可以证明慈禧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民国以来,有好多的人问我,说李莲英值夜,听到老太后在屋里咳嗽,他怕惊动老太后,就跪着爬进了寝宫,给老太后倒碗水喝,使得老太后很感动。那么说老太后不就成了孤寡户了吗?没人答理没人瞧,夜里咳嗽,连碗水全喝不上,那还称什么皇家太后呢?这些胡讲乱吣的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还有人问我,说慈禧太后爱听杨小楼的戏,主要是喜欢杨小楼的武功,让太监把他装进食盒里,抬到寝宫里去。这更是没影的事。老太后、皇后好比两只凤凰,我们宫女好比一群麻雀,整天围着凤凰转,最少也有十几只麻雀在后边跟着。这是制度、是规矩,抬进一个大活人来,往哪里放啊!这都是哪儿的事!我还不知道对我们宫女会瞎编些什么呢?所以我除去对诚心诚意想知道点宫廷故事的人以外,我闭口不讲宫里的事。” 

        

八、慈禧生子的故事 

 

其实对于慈禧,家族以前是不怎么提关于她的事情的。即便是桂公爷的那位表哥同治皇帝,家族也都是不怎么提的。但是后来随着很多事情成为历史,桂公爷才有时候说起一些他见到过的事情,而慈禧怀孕,桂公爷也是通过他的奶奶知道的。 

桂公爷说:“慈禧初入宫时,身份不过是皇帝侍妾里等级较低的贵人,即便被咸丰帝宠幸封为嫔后,距离等级最高的皇后还差着好几级,但是她的亲生儿子同治帝的出世给她带来了 发迹的转机。据说咸丰五年(1856年)的端阳节刚过,正在垂钓的兰贵人忽然心里一热,胃就翻腾起来了,顿时呕吐不止。守在一旁的宫女赶忙递上香茶和丝帕。正往湖中撒鱼食的总管太监安德海也赶忙跑了过来,笑嘻嘻地问道:‘贵人这些日子怎么了,懒洋洋的,吃什么吐什么,而且时常的口吐兰气,怕是遇喜了吧。奴才应早早启奏万岁,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呀!’而此时的兰贵人则稳稳地放下鱼竿,用香丝帕优雅地擦了擦嘴,道:‘鬼奴才,你比我还明白,难道万岁爷不知道吗?’安德海毕恭毕敬地回话:‘您的奏折又没有交给奴才我,要是交给我,奴才乐不得的往上递呢!’‘哼,我看这份折子是压在皇后那里不发吧,好,你这就去禀告皇上,就说我遇喜已经两个月了。’‘喳!’安德海和宫女们扶着兰贵人上了软轿,缓缓地去了。”桂公爷说:“就是这么一段谈话,成就了慈禧以后的宫里生涯。” 

据说第二天咸丰就传下谕旨:“升兰贵人为懿嫔,令其母带两名妇人进宫,由苍震门进,至储秀宫住宿,以便随时照看。”转眼到了腊月,懿嫔已怀孕六个月,行动不便,饮食起居都需要分外照应,咸丰已传旨由内务府照应。正月二十八日,内务府送来精奇和妈妈(精奇,满语是从小看护孩子的地位最高的仆役;妈妈是孩子从小的乳母,也是工资地位较高的仆役)共10名,照祥也派首领太监王成选送来灯火,以及妈妈20名供懿嫔差遣。 

转眼到了第二年的二月,宫里又精选六名妈妈到储秀宫昼夜伺候,同时精选两名姥姥(收生婆),在上夜守喜,太医院另派两名御医在御药房下所轮留值班。第二天又传旨太医院,守喜御医加派四名,分两班,每班三名,昼夜轮值。内务府各司也忙得不亦乐乎,做春绸小袄27件,自纺丝小衫4件,一幅红春绸,控单一块,红兜肚4个,潞绸被18床,布褥10床……一切接生用具,各色人物,全都准备妥当。咸丰六年(1857年),自正月二十四日起,御医每天诊脉,并及时奏报。经过一番折腾,懿嫔于咸丰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开始坐卧不安,未时生了个男孩子,这就是后来的同治皇帝。 

懿嫔生了龙子,咸丰大喜,立即传旨,照妃例赏赐白金300两,绸缎70匹,宣布:“懿嫔着封为懿妃。”没多久又升为懿贵妃。 

爷爷说:“由于为皇上生了一个儿子,所以慈禧的地位在宫里也越来越高,所谓母凭子贵,在这里非常适用。” 

         

九、慈禧陵墓被盗(1)

 

很多人都知道,慈禧死后,葬在河北遵化的清东陵。但是这么一块皇家的风水宝地,谁也不能想像,当子孙们眼巴巴地守着祖坟准备过日子时,竟然遭到了祖坟被挖掘的事件。这对于慈禧的子孙们来说是一个奇耻大辱。 

桂公爷去世之前一直都记得慈禧墓被盗的事情,当时社会上反应非常强烈。他清楚地记得当年的文章是这样记述的:这件盗陵案的主谋是冯玉祥的旧部孙殿英。当年,孙殿英授意他 手下两个师长谭温江、柴云升查勘策划,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五月十七日上午由工兵营带头动手爆破的。事后清室后裔虽然一再请求缉凶,可是消息有如石沉大海,始终没有踪迹可寻。到了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这件事情在当时的警察和宪兵队的跟踪和加紧追查之下,虽然主犯逃跑了,但是也终于抓获了两名人犯:一个姓纪,一个姓王,两人都是谭温江的部下亲信,而且都参加了盗窃陵墓工作,属于主要人员。而这个案件也交给了当时的武汉绥靖主任公署审讯。 

后来在查阅资料时,也看到了当时的法官戴少仑的回忆。回忆里说:“孙殿英认为康熙、乾隆和慈禧陵墓的殉葬宝物一定非常多,而且又都葬在东陵,是自己的领地,所以决定先从东陵下手。可是进入地宫的墓道石门,非常严紧,一时之间也想不到什么法子能够打开,而且石门杼轴是嵌在石壁里面的,一切盗墓工具都毫无所用,所以最后只好用爆破手段炸药来轰炸了。一霎时石块乱飞,烟雾升腾,用了一两百斤炸药,也不过只炸开一个仅可通人的洞穴。当时大家只好摸索着,蛇行前进。从这个洞穴过去,迎面是一条三十多级汉白玉台阶的墓道,里面的气氛非常凄凉、森然可怖。所以后来人们就用电筒照射。但是前方又是一座铁门,用炸药再次炸开铁门,一阵惨惨阴风就从门里吹了出来。走了不多远就是一个宽敞的所在,一字排列着八口棺木,里面不少珠宝首饰,可是都不是什么稀世之珍,衣着方面固然也都锦衣璀璨,至于气势排场不像有慈禧太后的遗体在内。于是大家在这个地方东打打,西敲敲,终于发现正中的玉石屏风响声与别的地方有点不一样。人们非常高兴,因为石屏后面果然有一座暗门,通过暗门是一座寝宫。殿内非常宽敞辉煌,正中停放一具巨型葫芦头(满式棺木前方都有一木制葫芦头)朱红亮漆金棺,比一般棺材要高大两倍有余。大家一看这种殿堂严丽的势派,一致认定是慈禧的棺材。 

而后来看到当时孙殿英旧部的供词里是这样描述的:“梓盖一掀,顿觉异香馥郁,飞光闪烁,只见一老妇在棺中仰卧,渊雅温润,体态安详,仿佛酣睡一般。身上盖着星编珠聚八仙过海锦衾,稍一撬弄,衾套就粉碎成灰。整个尸体埋在玉果璇珠琳琅莹之中,霞光流碧,冷焰袭人。慈禧口中含有鸽蛋大小椭圆形夜明珠一颗,金芒四射,宝光辉煌。匪众有识货的伸手就拿,谁知腮颊看虽完整,实际早已腐朽,稍一着力,立刻滑落嗓子里头,在你抢我夺一阵撕掳之下,慈禧终于颈项挨了一刀,那颗稀世瑰宝的夜明珠,也不知哪位快手将军揣进私囊了。这次盗陵所得殉葬珠宝,除了珠翠钻石珍玩外,最名贵的是一座白玉雕琢的九级玲珑宝塔,另外一件就是名闻中外那只黑子红瓤绿皮的翡翠西瓜,望之鲜美,色可逼真。大家洗劫搜索,为了囊括垫棺材底的珍宝,甚至不惜把慈禧遗体抬出棺外,放在梓盖上面(后来有见过的人说慈禧的脸上和全身都发酵了,长着一寸多长的白毛。当时的地宫里面阴湿郁闷,又是夏天,尸体就这样晾了将近五十天,有这种现象也就不奇怪了)。后来,大家带进地宫的容器实在装不下了,才陆续退出。” 由此可见,这些人是多么可恶。谁家的老祖宗遭受这样的罪,子孙们都是非常难过的,因此对于这些话,记得非常清楚。 

   

慈禧去世一年以后的1909年11月15日,葬入河北省遵化县的东陵。而仅仅过了不到20年,她的墓地就被当时以孙殿英为首的强盗洗劫。这件事情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桂公爷也曾经偷着去那里看过一回,但是没有能够进去,只好悻悻地回来了。据说当时政府下令捉拿盗墓贼的时候,形势非常紧张。后来,桂公爷爷爷到去世的时候,也没有能再次成行。 

到了1979年2月,清东陵管理所正式对外开放。很多人都非常好奇,于是纷纷过去观看。人们非常吃惊地看到两道石门敞开着,从石棺床上见到一具完整的内棺棺木,而破碎的外椁被扔在墓室的西北角,整个墓室一片狼籍,与人们想像当中的豪华奢侈完全不沾边。 

1980年的时候,当时整个墓室已经整理得比较整洁,据说这是1928年慈禧墓被盗后,溥仪派载泽等人匆忙清理重殓的。而到了1984年元月,内棺才再次被专家打开,确认棺内上身包裹黄绸、下体裤子上绣满“寿”字、右脚穿白绫袜、左脚赤裸的完整尸骨,就是慈禧。

         

九、慈禧陵墓被盗(2)

 

看到内棺已经被放进整修后的外椁。楠木棺椁的华丽程度可以看出来了,但棺内含恨吞辱的慈禧却永远无法“安卧”。有人说正是她的陵墓如此骄奢,从而引来了整个清东陵(除顺治孝陵)屡屡被掘的“大难”。 

关于慈禧的陵墓豪华到什么程度,一些史料也有记载:据说同治十二年(1873年)三月初九清明节的这天,18岁的同治前往定陵,为咸丰皇帝行了敷士礼和大飨礼后,来到附近的 平顶山和菩陀山看风水。十五日,将平顶山改名“普祥峪”,定为慈安的墓葬所在地;菩陀山改名为“普陀峪”,定为慈禧的墓葬所在地。两个陵都于当年的八月同时动工,于光绪五年(1880年)六月同时完工,耗时6年。史料记载:耗银共达500多万两。 

据说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八月,东陵守护大臣为了讨好慈禧,上奏朝廷说慈禧陵因连年雨水,多有糟朽,急需修整。慈禧命亲信庆亲王和兵部尚书荣禄为承办大臣。结果,陵内建筑无一不修,大殿和东西配殿都从原来的揭瓦维修改为拆后重建。 

而这次大修则工程浩大,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的时候,已经拨款150万两,以后的款项更是一个谜。中间,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修建工程一度停顿。等到慈禧从西安回京后,她也来到工地亲自检查。1908年10月18日,工程在历时13年重修后终于完工(巧的是4天后慈禧去世)。 

整个慈禧陵墓花了这么多钱,究竟豪华到什么程度,后人是没有办法想像的。而慈禧随葬的珍宝究竟有多少?根据后来李莲英的回忆:慈禧尸体入棺前,先在棺底铺三层金丝串珠锦褥和一层珍珠,共厚一尺。头部上首为翠荷叶,脚下置粉红碧玺莲花。头戴珍珠凤冠,冠上最大一颗珍珠大如鸡卵,价值1千万两白银。身旁放金、宝石、玉、翠雕佛爷27尊。脚下两边各放翡翠西瓜、甜瓜、白菜,还有宝石制成的桃、李、杏、枣二百多枚。身左放玉石莲花,身右放玉雕珊瑚树。另外还有玉石骏马8尊,玉石18罗汉,共计七百多件。葬殓完毕,又倒入四升珍珠,宝石2200块填棺。整棺的奇珍异宝,聚起的自然是巨祸。她闭上眼仅20年,一位巧取豪夺横抢暴掘的大盗,将黑手伸向了她,并将她毁棺抛尸。 

        

十、李莲英的故事(1) 

 

说起慈禧,很多人都会想到还有一个人物,就是李莲英。这个清朝时期非常著名的太监原来是河间府的一个皮匠,生性好赌,在赌场把自己一点辛辛苦苦的积蓄输得一干二净,急怒之下,就引刀自宫了。这是一些史料里面记载的。而真正的李莲英什么样?我爷爷也曾经对我说过。 

桂公爷说,当时河间府净身的人到宫里当差的很多,于是就有好心人给了他良方秘药止 痛止血生肌,终于把他救活。等到身子复元以后,李莲英剩下的路也只有一条了:当太监。于是经人引领就直接投奔首领太监郭吉祥了。经过验明证身以后,就派在御花园钦安殿照应香火。钦安殿供的是真武大帝,每逢初一和十五慈禧都来拈香祈福。但是很奇怪,自从李莲英派在钦安殿当差以来,佛前锦伞、绛节、宝盖、珠幢,以及一些祭神用的器具,总是收拾得纤尘不染、光致整洁。慈禧非常喜欢他的勤快心细,不久就调到内宫伺候御前起居了。就这样,李莲英几乎是一夜升天,得到了别人享受不到的待遇。 

在李莲英来宫内之前,慈禧每天早上的洗漱,都是专管梳头的太监沈二顺服侍的。这个沈二顺在宫里时常装傻充愣,所以慈禧给他起个诨名叫他“傻老”。但是因为他伺候得还好,所以慈禧对他也非常好。可是没过多久,沈二顺忽然腿上闹流火,不能上殿当差,换了几个梳头太监,不是把发根松紧扎得不合适,就是独有一撮发根滋在外头。慈禧非常不满意。 

于是有人怂恿李莲英试一试。李莲英可是有心人,知道慈禧的头发非常硬,很难顺溜,于是事先准备好一小盒发胶,用小刷子三抿两抿就把慈禧后颈上那撮特别硬的头发拢得伏伏贴贴。这一下就让慈禧对他特别放心,不久升为首领,担任慈禧的梳头太监了。 

李莲英虽然日渐走红,成为慈禧跟前言听计从的大红人,可是他遇事依然谨小慎微,对于一般妃嫔宫娥、女官命妇,有了过错,惹慈禧不高兴,他总是尽量替人美言遮盖,曲意回护,所以在慈禧左右人人对他都有好感。 

但是后来事情就不一样了。随着慈禧对李莲英越来越宠信,李莲英也就越来越嚣张。光绪十六年(1890年)光绪正好21岁举行大婚,表面上是慈禧撤帘归政,其实一切军国大计,光绪依旧是按照慈禧的命令执行。大权还暗中掌握在慈禧手里。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慈禧赶上六十大寿。于是光绪率领文武官员,约定了一个时间演习庆祝仪式。但是原定的时间已经到了,文武百官也花衣顶戴地在仁寿宫聚齐了,只等着李莲英。可是左等右等直到午后,李莲英才姗姗而来,王公大臣一个个饥肠辘辘,足足等了三个时辰。这时李莲英不但没有任何一点羞愧,而且一点道歉的意思都没有。这时光绪脸上就挂不住了,因为文武百官都非常气愤。于是传旨把李莲英打了四十大板,李莲英就怀恨在心。 

但是后来有这么一件事情,桂公爷得比较清楚:庚子之乱,慈禧和光绪逃难到西安,途经保定。祸乱当前,也增加了李莲英不少警惕。保定的地方官员仓皇接驾,除了给慈禧准备了寝所外,其余的仅给李莲英收拾了一个下处,有被有褥,而对光绪却没有认真收拾准备。当天夜里非常冷,光绪就蜷卧在一铺冰凉的土炕上,久久不能入睡。这个时候,恰巧李莲英起身小解,见到光绪这种狼狈情形,于是心思一转,立刻进屋跪在光绪面前说:让皇上这样吃苦,都是奴才疏忽,伺候不周,只是现在夜已经深了,没有办法筹办,所以请皇上迁就委屈,暂用奴才的铺盖吧!结果他把床铺让给光绪,自己真在墙角蹲到天亮。事后光绪时常提起这件事情,认为李莲英确实是非常忠心! 

有人说李莲英躯干修伟,是因为操刀自宫非常彻底。但是李莲英这一举动,虽然有好药挽回了一条命,可是却落下脸色苍白的毛病。刚过中年就已经皱纹满脸形同老妪,尤其喉音尖锐异常刺耳。有些对内廷情形不了解的人愣说李莲英与慈禧有私,说李莲英的住所靠近慈禧寝宫。而清宫规矩是:皇子过了12岁就要分宫而居,而各宫宫门之内都归嬷嬷宫娥上夜,内监人等只能在宫外听候差遣,很难越雷池一步。李莲英的住所在北四所,距离慈禧寝宫,步行至少需要二十分钟才能走到。那种匪夷所思的传闻,实在是不能相信。 

  还有一个故事,是桂公爷在过年吃饺子的时候说的:当时宫里的习俗是新年的正月初二祭财神(江南一带是正月初五祭财神),祭财神要吃煮饽饽(即水饺,满洲人叫饽饽),饽饽里要包一种特制实心的小金元宝,比花生米还要小。本来应当包一只财神饺子大家来吃碰碰财气,可是大家怕老佛爷吃不着不高兴,所以一包就是四只,每年这四只财神饺子,都是老佛爷一个人吃出来。有一年吃财神饺子,是隆裕主持,老佛爷吃来吃去,只吃出三只财神饺子,脸上就有点挂不住了。无巧不巧那只财神饺子偏让隆裕自己吃了出来。大家也正急得手足无措,还是李莲英灵机一动,立刻走到皇后跟前偷偷把小元宝拿过来,乘人不备塞在新煮好的饺子里,请老佛爷再吃几只新煮的饽饽。哪知,慈禧一吃这几个饺子,马上就吃出了最后这个金元宝,自然僵局就解开了。事后,隆裕也感念李莲英解围有功,给了不少赏赐。后来隆裕成为太后的时候,虽然有人在隆裕面前说了很多李莲英的坏话,说光绪猝死的凶手就是李莲英。这样虽然弄得他整天提心吊胆,忐忑不安,可是他终于得保首领终老田园。 

         

十、李莲英的故事

据说当年慈禧办完丧事,李莲英认为靠山已倒,所以就急风转舵告退离宫。他在当时的东皇城根附近购买了一所宅院,虽然没有小德张在永康胡同的私宅那么豪华,但是也是穿廊圆拱,雕梁粉壁。到了晚年,李莲英过继了两个侄子作为嗣子。而东华门著名的叫做东兴楼的饭馆,他也占了三分之二的股权。 

  据说后来宣统大婚,也就是在出宫之前,为了缩减开支,撤掉了御膳房,改由东兴楼包 饭。而李莲英为了感念故主的情意,包办的伙食仅算成本,并且有时还到东兴楼查看有没有偷工减料的行为发生。李莲英的晚年可以说是非常幸福的,到了民国十五年(1926年)的春天,李莲英忽然得了急性肺炎,最后也就死在这个病上,后来,他的家人将他葬在海淀恩济庄。李莲英死后,两个败家的过继儿子,一个赛一个的狂嫖滥赌,将他一生聚敛而来的财产变卖得一干二净。最后,这两位在抗战期间贫病交迫,先后死在街头。一代当权太监的“声威”,也就从此烟消雾散了。 

         

十一、关于慈禧名和号的来历

 

二十天后,同治病死,所以这个仪式没有进行下去。到了光绪二年(1876年)七月,因为新的皇帝即位,所以两个太后继续垂帘听政,连同上次给两太后各上的徽号,一共四字。慈禧的号上又加了“昭豫庄诚”。光绪十五年(1889年)二月,因为光绪帝大婚并归政,徽号上又加了“寿恭”二字。 

到了这一年的三月,光绪亲政,又加上“钦献”二字。光绪二十年(1894年)八月,因 为慈禧的六十大寿到了,所以又加上了“崇熙”二字。而光绪在其年号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的时候病死,溥仪继位,慈禧太后被尊为太皇太后。而谁也没想到的是,溥仪继位的第一天,慈禧就死了,所以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上尊谥,决定原徽号的十六字不动。 

而按照大清的惯例,前面加上“孝钦”、后面加上“配天兴圣显皇后”为谥号。所以这个时候慈禧的全称为:“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到慈禧去世的时候,清朝的各代皇后(太后谥号也叫做皇后)的谥号全称大都为十九字,有的还要少几个,如慈安太后只有十七字,惟独慈禧太后有二十五字。慈禧生前权力大过清朝的任何太后,而死后的谥号也以二十五个字独居首位。 

        

十二、咸丰“自杀”之谜 

 

人们都说咸丰是死于咳血,这似乎成了一件人所共知的事情。但是真实情况是怎样的,桂公爷听过他父亲关于这件事情的描述,所以他知道得很清楚。 

桂公爷说:“当年咸丰带着慈安和慈禧以及同治逃到热河的时候,他又惊又怕。但是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当朝的皇上,这种情绪是不能被外人知道的。因此,咸丰非常郁闷。在后人眼里,咸丰是一个即便火烧了眉毛,也是醉生梦死的人,但是谁也不知道,咸丰在那个 时候心理基本都处在崩溃的边缘。” 

据说当年咸丰出逃的时候,已经开始病了,加上一路上颠簸劳累,所以很快就犯病了。因为当时出逃的时候有太医跟着,所以也靠一些药维持着。后来到了承德,他心里还是放不下北京的情况,他非常紧张。因为一旦紫禁城被洋人攻进去了,他这个皇上就不是皇上了。而当时朝廷里也没什么可以依仗的大臣能为他解决这件事情。于是,他只好醉生梦死,整天花天酒地,以此来“调整”近乎崩溃的心态。但即便是这样,他的紧张情绪还是没有多少改变。他经常睡不着觉,而且一闭眼睛就做噩梦。 

他也知道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但是懦弱无能的他并没有积极寻求解决的办法,只是想着赶紧逃离这个让他烦恼的世界。因此,他并没有按照太医给他的方子吃药,而是寻求其他的一些解决方式。他说吃哪种药,太医就必须为他配什么药。可是咸丰根本不懂得什么药性,因此他马上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这个时候他突然明白自己已经活不了多久,于是他马上召集身边的人,想立遗嘱。但是慌乱之间,一时想不出什么遗嘱来。而这个时候,正好慈禧带着同治进来,慈禧问他继嗣的情况。他一时也反应不过来,就指着身边的同治说:“当然是他来继承。”说完后,咸丰好像突然清醒了,一个未成年的孩子能做什么啊?而这个时候慈安和慈禧都非常年轻,于是他就对跟随他一起逃到承德的八大臣说,以后请他们作为辅政大臣,辅助同治渡过难关。 

说完这些话,咸丰显然不行了。等这些人退下之后,咸丰马上让太医给自己煎药。其实,咸丰的这个命令很奇怪,因为他平日最不愿意吃药,他的药主要以鹿血为主。这一次离开北京难觅鹿血,他有很长时间没吃药了。而此时他竟然让太医一下煎了三碗,等太医退下后,还一口气全部喝光,实在是蹊跷。果然,咸丰吃完这三碗药就死了,大臣和太医赶到时他早就没了气息。桂公爷一直认为,通过这些情况来看,咸丰是自杀的。后来,启功先生的回忆中也有这样的记载。 

         

十三、咸丰的遗嘱——慈禧辅助儿子登基 

 

关于咸丰遗嘱这件事情,后人有很多传说。人们传说:当年咸丰给了慈安一份诏书,让她在慈禧胆大妄为的时候,拿出这个诏书来降服慈禧。这件事被慈禧知道后,就假意和慈安搞好关系,慈安深受感动最后把诏书烧了。实际上这完全是后人编造的。 

桂公爷说,慈禧与慈安年轻时候非常好,没有任何矛盾。慈安这人心胸很宽阔,也很贤惠,不像慈禧有点男人的个性。慈安的死主要是因为她自身多年患心脏 病,那时叫心疼病。听说她娘家闹了点矛盾,所以慈安非常生气,导致心脏病发作而死。也就是现在说的“猝死”。 

还有人说咸丰当时只是想到了八大臣,想用八大臣的力量来牵制慈禧。桂公爷说其实这些都是不对的。 

  根据桂公爷后来的说法,当时咸丰是给慈禧权力让她辅佐儿子登基。据说当年咸丰安排完遗嘱后,马上又召见了慈禧,因为他已经看出八大臣会对将来的政权不利。而慈安的侄子也时刻觊觎着皇位。所以在实施了一个障眼法之后,咸丰对慈禧说:“你带他回北京,要快。回北京就马上让他登基。”慈禧当时听了非常悲痛。但是没有任何办法,时值危机时刻,只有按照咸丰的意思办了。慈禧立即找到慈安跟她商量怎么办。但偏偏慈安是一个根本没有主见的人。没有办法,皇上当时还没有死,回北京也要有个时限。可巧这个时候,咸丰自杀了。 

于是八大臣马上将所有的事情都控制起来。这样一来,慈禧非常着急。因为事情已经到了非办不可的地步了。正好这个时候,六阿哥奕要求到承德来为自己的哥哥吊丧。于是慈禧就打定主意,等奕来了再说。可是偏偏八大臣不让奕来,这可急坏了慈禧,似乎也只有听天由命了。但是慈禧没想到,八大臣也没有想到:奕假扮喇嘛到了承德。这样八大臣再也没有理由了。于是,慈禧和慈安商量,一定要见到奕。 

而奕也迫切要求见到两位太后,这样,在双方相见的时候,叔嫂三人就商定了里应外合除掉八大臣,辅助同治登基,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计划。 

        

十四、慈禧大哭仁寿殿 

 

桂公爷说光绪这个人有点一根筋。这个人十分单纯,在学习方面很用功,但是却十分固执,对国事、家事、天下事都不精通,很不灵活,而且心胸也非常狭窄。其实光绪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变法,什么叫改革。 

康有为等人知道,要想通过“变法”实现强国的愿望,单纯凭借他们自己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要得到皇上的批准。他们通过种种关系,向光绪多次陈述了西方国家改革的一些新 政,光绪听了以后很高兴,觉得很有道理。中国也确实需要改革。“戊戌变法”开始后,慈禧与光绪的个人矛盾日渐激化,最后当慈禧听到袁世凯的告密之后,非常震惊,同时也非常伤心。认为自己养虎为患,从小把光绪养大了,没想到他竟然这样对待自己。这样就把个人矛盾演变成了政治矛盾,慈禧一生气,就把光绪囚禁起来,谭嗣同等人在菜市口被砍了脑袋。变法就这样失败了。其实慈禧最憎恨的就是光绪不争气,可是屡次给他机会,他都屡次做不到。 

当时慈禧心情非常不好受,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有一次在仁寿殿,当着百官的面就哭了起来。边哭边骂: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之涕下。 

慈禧说没想到啊,你除了没吃过我的奶,我对你比亲儿子还亲,这些大伙都看着呢。俗话说燕雀反哺,今天我把你这个小雀雏哺大了,可你反过来要啄我的眼啊,她大哭不止。桂公爷说,当时她的哭声真是震惊朝野,在场的人无不动容。就这样,这个“大哭仁寿殿”的故事流传下来,一直是教育子孙的话题。 

        

十五、外戚丧礼——隆裕皇后的生母去世(1) 

 

那是1904年的春天,也就是光绪三十年的时候,因为隆裕皇后的生母,是光绪皇帝的岳母,所以人们都称祖奶奶为皇姥姥。据说当年祖奶奶在寿终正寝之后,她的丧礼以及一些殡仪方面场面非常大。

根据桂公爷的回忆,祖奶奶在死之前,寿衣、寿材早就准备好了。当她病危的时候,桂公爷的祖爷爷又让当时的一个管事,当时好像是一个叫做马鸣轩的人,让他准备好各种事项,让他接洽好杠房、饭庄、冥衣铺以及一些丧仪场面上的东西。比如喇嘛念经啊、车马什么的。这个时候全府上上下下都显得死气沉沉,没有什么动静,大家都很紧张,恐怕出点什么差错。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消息就在院子里传开了:祖奶奶咽气了。整个院子的人在沉寂很长时间后都松了一口气。于是,院子里开始忙碌起来了。丫鬟、仆妇以及家丁全部都忙活起来,当然整个院子都戴孝,人们整齐划一地安排着各种事宜。 

就在祖奶奶去世之后的不长时间内,家里的丫鬟和先前曾经伺候过她的人,就给她洗脸、洗手、擦拭身体,并且专门有人给化妆整容,并且穿上了寿衣。然后从寝室抬到了灵床上。接着又在两脚上拴红绳,按照满族的生老病死等习惯对祖奶奶进行打扮,甚至在身上还要放一面镜子,具体用来做什么的,不是很清楚了。 

当然,灵床前面,一定要摆放一些吃的,满族叫做“倒头饭”,在灵堂上要点上一盏长明灯。这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就在灵床前放一个大的盆子,这是用来烧纸用的,免得灰尘到处跑,防止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在满族礼仪上来说,烧纸叫做“倒头纸”,这跟汉族的说法完全不一样。但是大体意思估计不会有其他相悖的地方。这里说一下,在满族的家庭里,灵堂烧纸的同时在门前也一定要烧纸。不过烧的是一些纸糊的东西,像什么车啊、马之类的。这个是非常讲究的事情,谁家烧的纸车马越多、越气派,表明这家钱越多。 

当年的桂公府在东城的芳嘉园胡同,也有人叫做大方家胡同(现在朝内小街路东的两条相通的胡同,具体地说就是芳嘉园南口的第一个大门,同时也在大方家胡同西口里头)。据说当时烧“倒头车马”的时候,一定要在府门前右侧竖起一个幡来,这个幡大概有三丈高的样子。这些都是满族的习惯。因为过去的满族是一个游牧民族,在草原上人烟是很稀少的,家里死了人在门前竖起一个幡来,草原上的人远远地就看到了,这样就知道这边有人去世了,就会有人过来吊唁。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就是一个信号的作用。 

       

十六、外戚丧礼——祖奶奶的去世(2) 

 

当然,按照一些迷信的说法,在人死之后,人们总是相信这个人的魂魄还没有散,所以过去的满族人都有一个讲究“橇殃”的习惯。人死之后,就有“殃”要驱逐出体外。这个时候人们要避开“殃”,所以只有一个“橇殃”的人在灵堂工作,其他人都要避开,因为谁遇到了“殃”,谁就会倒霉。当然这只是一个迷信说法,但是在满族,人们还是沿袭着这个传统。 

在祖奶奶的丧礼上,请了几十个喇嘛,身披法衣,手上还拿一个像宝剑样的法器,边念经边围着灵堂转圈。具体转多少圈,或者什么时候完成这个仪式,但是这个仪式是不可少的。 

后来等到出殡的时期一到,整个府内哭声一片,并将死者生前喜欢的东西一并放进棺材里面,上面盖上棉被,然后用一颗穿着红线的珍珠含入死者的口中,红线的另一头拴在衣服扣子上。这样等孝子和亲戚朋友看过以后就开始钉棺了。这个时候全体人都要哭,入殓仪式才算完成。一般入殓以后,就开始了家祭和念经超度的日子。有的地方,家人还要为丧人守孝3年以上。这是后话。不过漫长的丧葬仪式还远没有结束。 

满族有这样一个规矩,就是第三天和七天都要再烧一次纸。三天叫做“接三”,而第七天叫做“头七”。所谓的“接三”就是在死去的第三天再烧一次纸质的车和马,或者轿子等。这时,通常长子都会作为孝子边走边哭,并击打法器,当天的亲友也会有很多过来拜祭的。而“头七”也基本上差不多,惟一不同的就是“头七”所烧的不一样,基本上都是跟钱有关系的,比如烧一些纸质的金元宝等。 

据桂公爷讲,祖奶奶的“接三”和“头七”都是在北新桥附近。“头七”的时候,请喇嘛来念经超度。按照一些礼法,一般死者要在家停到“五七”,这样才能进入坟地埋葬。等到“五七”刚过,就该“辞灵”了。这时,又在灵前摆上一桌祭席,先由祖爷爷进行祭酒,孝子和家里的女眷、亲戚等都依次进行拜祭,然后就开始收拾供桌、撤掉祭席,并且拿下棺材上覆盖的东西,由杠房的人把棺盖钉死。接着,孝子要用一把笤帚把棺材盖扫一下。接着杠房的人把棺材前稍微抬起,孝子把一个铜钱垫在棺材下面。这叫做“扫财欠棺”,意思也是取其谐音“捎财起官”。大概就是升官发财的意思。那时候人们都取一个认为吉利的名字,所以做法也有些不一样。 

在整个丧葬过程中,最有意义的就是孝子摔盆。出殡的时候,先用32人杠和小棺材罩,将棺材抬出府门口和胡同。等到了大街以后,再换64人大杠和大的棺材罩。一般来讲,棺材罩是大红缎子做的,上绣金线寸蟒;杠绳是紫色的,这是清朝有等级的人才能使用的颜色。抬杠的人分几拨,这样可以轮流抬而不至于太累。这些人全都穿着新做的专用衣服,一班是蓝色衣服,另外一拨则是绿色衣服,还有一拨是白色衣服。棺前有两个人手执响尺,前后有四个人手执拨旗,会同响尺的人指挥抬杠的动作。合起来,一共用了两百多名杠夫。再加上各项执事,出殡那天差不多有1000人以上。由灵堂起棺后,孝子先摔了丧盆,其他孝子贤孙们才跟着出门,而眷属们则坐着车哭送。这时整个丧葬过程才真正达到高潮。整个丧葬过程中到底花了多少银子,不得而知,据说有五六万两。 

 


*.慈禧太后出生在兰州八旗会馆以南的马坊门

 

据说,慈禧的父亲惠征曾经担任过甘肃布政使衙门的笔帖式。在此期间,惠征就住在兰州八旗会馆以南的马坊门,即现在兰州永昌路一七九号。传说慈禧就出生在其父惠征在兰州担任笔帖式的时候,并且就出生在这个院落。


慈禧太后(1835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15日),叶赫那拉氏,名杏贞。出身于满洲镶蓝旗(后抬入满洲镶黄旗)一个官宦世家。咸丰皇帝的妃子,同治皇帝的生母,以皇太后身分垂帘听政或临朝称制,为自1861年至1908年间大清帝国的实际统治者,清朝“无冕女皇”,生前,外人有以“慈禧太后”、“圣母皇太后”、“那拉太后”、“西太后”等称之者;自光绪年间,宫中及朝廷开始以“老佛爷”尊称之;死后谥号为“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长度为大清皇后之最,亦超过大清开国皇后及孝德、孝贞二位正宫。

 

人物生平

 

咸丰时期

慈禧太后,姓叶赫那拉。满洲镶蓝旗人,后抬旗入镶黄旗。其先祖属叶赫部(今吉林省四平市附近)。父惠征,曾任安徽徽宁池广太道道员,母富察氏。由于她为皇帝生了儿子(同治帝),并且会讨咸丰皇帝欢心,不久后就升为懿贵妃。同治帝立,尊为圣母皇太后,尊号为慈禧太后。在山东泰安一代也有慈禧存在,在清文宗驾崩于避暑山庄后,治丧期间因与慈安太后分住烟波致爽殿东西暖阁,故也被称为西太后。(一说是慈安太后住在东六宫之一的钟粹宫,慈禧太后住西六宫之一的长春宫,故称西太后。)

叶赫那拉氏于咸丰二年(1852年)被选秀入宫,赐号兰贵人,后册封懿嫔。咸丰六年(1856年)三月,生下咸丰帝唯一的皇子载淳(即后来的同治帝),诏晋封懿妃。次年又晋封懿贵妃。由于咸丰帝体弱多病,大清正值内忧外患之际(北有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南有太平天国反清农民运动)又让他心力憔悴,懿贵妃工于书法,于是咸丰帝时常口授让懿贵妃代笔批阅奏章,使慈禧有机会接触政治。

 

同治时期

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前,她随咸丰帝,和皇子载淳逃往热河。1861年8月咸丰帝在热河去世,由于皇子载淳只有6岁,咸丰帝临终前将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景寿、协办大学士尚书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八人任命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辅佐同治帝处理朝政。这些人都是咸丰的亲信,肃顺尤其足智多谋。又给皇后和懿贵妃两枚代表皇权的印章,希望他们相互牵制。

咸丰帝死后,皇子载淳即位,定年号“祺祥”。她与皇后钮祜禄氏(慈安太后)并尊为皇太后。顾命八大臣企图专权,权力欲极强的慈禧非常不满,于是联合在京主持和谈的咸丰帝的弟弟恭亲王奕訢,利用帝后和咸丰帝的梓宫回京的机会发动辛酉政变,设计逮捕了八大臣,判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自裁、肃顺斩立决,其他人革职,粉碎了八大臣势力。奕訢被封为议政王,1861年12月2日,两宫太后御养心殿,垂帘听政;并改年号为“同治”。执政初期她在议政王奕訢的辅佐下,整饬吏治;重用汉臣;依靠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族地主武装,又在列强支持下,先后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苗民、回民起义,缓解了清王朝的统治危机,使清王朝得到暂时稳定。出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她又重用洋务派,以“自强”和“求富”的方针,发展一些军用,民用工业,训练海军和陆军以加强政权实力。客观上对中国的近代化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这一时期,国内起义被平定;两次鸦片战争暂时满足了列强的贪欲,外交上没有吃大亏;洋务运动后清王朝的军事实力有所提高;工商业有了初步发展,被称为“同治中兴”。

同治十一年(1872年),载淳已17岁,慈禧不得已为他选后,次年,两宫太后撤帘归政。但同治帝亲政后仍难摆脱慈禧的干预。慈禧为了享乐,授意同治帝修缮圆明园以供其居住,同治帝也想趁机让太后离宫居住以摆脱母后干预。然而当时财政紧缺,圆明园又残毁严重,修复耗资甚巨,同治帝坚持开工,引起奕訢等王公大臣多人反对,同治帝竟将他们全部革职。慈禧出面制止了同治帝这一荒唐决定。

 

光绪时期

1875年1月,同治帝病逝。慈禧立她的侄子兼外甥4岁的载湉为帝,改年号为“光绪”,两太后再次垂帘听政。

1865年—1870年中亚浩罕汗国侵略者阿古柏侵入并且窃据了新疆大部分地区;1871年,沙俄出兵占领伊犁地区。1875年,慈禧采纳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建议,出兵新疆,清军于1878年1月收复新疆。1881年,中俄通过谈判,中国收回伊犁大部分地区。

1881年4月8日慈安暴亡,卒年45岁,有人认为是慈禧所害;从此慈禧实现一宫独裁。

1883年—1885年爆发了中法战争,双方在军事上互有胜负,但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却主张“乘胜即收”,与法国签定了《中法新约》,又使法国获得了不少侵略利益。战争之初慈禧借战事不利,把责任推给以奕訢为首的军机处大臣,将他们全部革职,史称“甲申易枢”,从此慈禧完全掌控了朝政。

1889年2月,光绪大婚,名义上由光绪帝亲政,慈禧又训政了数年。在训政结束后,朝内一切用人行政,仍出其手,“上(光绪帝)事太后谨,朝廷大政,必请命乃行”。

1894年,慈禧六十寿辰,拟“在颐和园受贺,仿康熙、乾隆年间成例,自大内至园,路所经,设彩棚经坛,举行庆典”。挪海军经费,缮修颐和园,布置点景,广收贡献。是年,适逢日本发动中日甲午战争。光绪主战,慈禧亦主战,“不准有示弱语”。但是,当有人提出停止颐和园工程,停办景点,移作军费的时候,慈禧却大发雷霆,说出了“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生不欢”之语。后来,清军在朝鲜战场上接连失利,北洋水师在黄海之战中又遭受严重挫折。为了不影响自己的六旬庆典,慈禧希望外国出面干涉,尽快结束战争。她支持李鸿章避战求和的方针,以各种借口,打击以光绪为首的主战派。由于形势日益紧张,面对朝野上下的重重压力,她无法再一意孤行,大摆排场,她不得不改变原来的计划,缩减了生日庆典的规模,在金州、大连相继陷落,旅顺万分危急的情况下,慈禧在紫禁城内的宁寿宫度过了她的60岁生日。次年2月7日,威海卫日舰及炮台夹攻刘公岛,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国海陆两个战场均遭失败,以慈禧为首的主和派下定决心向日本求和,3月,慈禧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日乞和,4月17日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屈辱的条约《马关条约》,中国放弃对朝鲜宗主国地位;赔款2亿两白银;割让辽东半岛(在俄,德,法等西方列强干涉下,后以白银3000万两赎回),台湾,澎湖列岛;开放4个通商口岸;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开矿设厂。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为了救亡图存,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维新变法运动,慈禧希望强国但又担心光绪会借变法脱离她的控制。对于变法慈禧最初表示支持,但她随后把军权,用人权都抓在自己手中,1898年6月光绪发布帝“明定国是上谕”(即《明定国是诏》),实行变法。光绪帝的变法触动了满洲旧势力贵族,和众多封建官僚的利益,他们聚集起来,竭力反对变法,当听说光绪帝企图让袁世凯派兵包围颐和园,杀死荣禄;拘禁她本人,慈禧大怒最后发动政变幽禁光绪帝于瀛台,并处死了谭嗣同等六人。

19世纪末,中国北方兴起义和团运动,慈禧最初主剿,但镇压屡屡失败,义和团迅猛发展并进入北京。慈禧希望剿抚并用,区别对待义和团,但列强要求清政府完全剿灭义和团,并且不顾清政府的反对,坚持调兵进京。慈禧素来对洋人不满,于是产生了利用义和团对抗列强的想法,当她看到一份所谓的“洋人照会”,要勒令她归政,更是忍无可忍,对列强宣战。但是,慈禧的决定,遭到了刘坤一、张之洞等地方督抚的反对。他们联名电奏清廷,力主剿团乞和。并与列强订立条约,实行“东南互保”。慈禧的决心开始动摇。她一方面要求各省将军督抚认真布置战守事宜,继续利用义和团围攻使馆、抗击八国联军。另一方面,她令荣禄前往使馆慰问各国使臣;又分别致国书于俄、英、日、德、美、法等国元首,请他们出面“排难解纷”、“挽回时局”。将两广总督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准备与列强谈判。但是,八国联军并没有停止进攻。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次日凌晨,慈禧带着光绪帝仓皇出逃北京。令奕劻、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列强进行谈判。把战争的责任推到义和团身上,下令对义和团“痛加剿除”。第二年2月14日批准《议和大纲》,并发布上谕,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1901年9月7日与11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辛丑条约》,规定39年内赔款4.5亿两白银,惩办主战官员,拆除大沽到北京沿线所有炮台等。1902年初,慈禧与光绪帝回到北京。

为了维持统治,改变自身守旧无能形象,慈禧太后在“西狩”期间就宣布实行“新政”,进行经济,军事,教育,官制等方面的改革。

1904年,日本与沙俄为了侵占中国东北和朝鲜,爆发了日俄战争,战场正是在中国东北,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竟然宣布“中立”,使中国主权再一次被严重践踏;东北人民遭受巨大苦难。日俄战争的结果是日本战胜了沙俄,国内人们普遍意识到君主立宪优于君主专制,要求清政府进行宪政改革;与此同时,国内革命运动也愈发高涨,为了维持统治,慈禧不得不作出要立宪的姿态,1905年派五大臣出洋考察,1906年又宣布预备立宪,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内容仿照德国和日本的宪法,维护皇帝的“君上大权“

1908年11月14日,光绪帝驾崩(据现代学者考证死于急性砒霜中毒,怀疑为慈禧太后所为。)经她命立醇亲王载沣子、年仅3岁的溥仪为帝,年号宣统。

1908年11月15日光绪帝死后次日,慈禧因病而逝,享年七十四岁,葬于河北遵化定东陵。

 

生平履历

道光十五年十月初十(1835年11月29)慈禧出生。

咸丰二年(1852年5月)(18岁),选秀入宫,赐号兰贵人。

咸丰四年(1854年)(20岁),晋懿嫔。(清制后宫地位共分八级,依序为: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

咸丰六年(1856年)(21岁),生皇长子载淳(后来的同治皇帝),当日晋懿妃。

咸丰七年(1857年)(22岁),晋懿贵妃。

咸丰十年(1860年)(26岁),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咸丰皇帝率后妃宗室重臣等避祸承德避暑山庄,命恭亲王奕留京与联军议和。

咸丰十一年(1861年)(27岁),咸丰皇帝驾崩,皇子载淳继位,以皇帝生母被尊为圣母皇太后;九月,在恭亲王奕支持下发动辛酉政变,两宫太后联合恭亲王,杀肃顺等八大臣,成功夺权,垂帘听政。

同治元年(1862年)(28岁),同治皇帝对圣母皇太后晋徽号“慈禧”。

同治四年(1865年)(31岁),罢议政王奕忻职务,遭洋人、宗室、大臣疑问,旋又复职。

同治十三年(1874年)(40岁),同治皇帝驾崩,因其无嗣;遵皇太后之意,由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继位(即后来的光绪皇帝)。

光绪七年三月(1881年) (47岁)慈安皇太后 钮钴禄氏病逝;年45岁。

光绪十三年(1888年)(54岁),光绪帝大婚,翌年亲政;慈禧继续“训政”。

光绪十九年(1894年)(60岁),皇太后六十大寿庆典;甲午中日战争战败。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4岁),因光绪皇帝发起戊戌变法,皇太后发动戊戌政变,杀六君子、囚光绪,后重行训政。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66岁),因义和团发起庚子拳乱,导致列强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帝后被迫离京,前往西安避祸。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67岁),辛丑条约签订后,两宫回銮;皇太后及皇帝下诏罪己、行庚子新政。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74岁),光绪皇帝驾崩后一天,皇太后于11月15日下午五时病逝,后葬于定东陵;大行皇帝无嗣,由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其子溥仪为帝(即后来的宣统皇帝)。

皇太后叶赫纳拉氏生前死后得到的谥号全称为: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谥字23字,连皇后共25字,谥号长度超过清朝开国皇后孝庄,及孝德与孝贞两位正宫皇后,为清代及中国历代皇后中之最。

1928年,军阀孙殿英藉演习之名,率其部下盗掘了金碧辉煌,极尽奢华的慈禧定东陵

 

双重人格

慈禧太后是晚清统同治、光绪两朝的最高决策者,她以垂帘听政、训政的名义统治中国四十七年。长期以来,有关慈禧的史学论著和文艺作品,大都只讲慈禧祸国殃民的一面,甚至把一些与慈禧毫不相干的恶行也加在慈禧的身上。在人们的心目中,慈禧已成为一个昏庸、腐朽、专横、残暴的妖后。那么,历史上的慈禧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宽厚与残忍

1861年11月2日,慈禧在以奕为首的贵族、官僚和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北京政变(又称辛酉政变),从载垣、端华、肃顺等8位赞襄政务王大臣手中夺取政权,以垂帘听政的名义登上了统治者的宝座。但是,巩固政权比夺取政权要困难得多。为了维持统治,她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决策。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对政敌的处理和清理狱讼。

北京政变后,载垣、端华、肃顺被革去爵职,拿交宗人府,会同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定拟罪名,照大逆律凌迟处死。慈禧将载垣、端华两位亲王改为赐令自尽。端华之弟肃顺改为斩立决。其余5人,原拟革职,发往新疆效力赎罪。因为景寿是道光皇帝的女婿,奕?的姐夫,慈禧对他的处分改为革职,仍留公爵并额驸品级,免其发遣。除穆荫照原拟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外,匡源、杜翰、焦佑瀛均改为革职,免其发遣。 

查办载垣、端华、肃顺党羽时,仅将尚书陈孚恩、侍郎刘琨、黄宗汉、成琦、太仆寺卿德克津泰、候补京堂富绩6人革职。后来,从查抄肃顺家产中发现陈孚恩亲笔书信多封,并有暧昧不明之语。于是,查抄陈孚恩的家产,并照刑部所拟罪名,将陈孚恩发往新疆效力赎罪。但是,从查抄肃顺家产中发现的账目、书信,还涉及许多中央和地方官员。如果一一查办,势必株连甚众。为了表示自己“宽厚和平”,使这些官员放下包袱,慈禧谕令议政王、军机大臣,将此次查抄肃顺家产内账目、书信,“即在军机处公所公同监视焚毁,毋庸呈览。”总之,这一大的政变,处理得十分圆满。原8位顾命赞襄政务王大臣,处死3人,处分5人;与其关系密切的处理了陈孚恩等6人,太监5人,共计19人。这与肃顺办理的戊午科场案动辄处分牵连数百人,不可同日而语。政变从发动到处理完毕,也只有一个月时间。时间之短促,也是令人吃惊。以上事实说明,慈禧是宽厚的。

但是,在另一方面,她又十分残忍。她依靠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先后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以及回民和苗民起义。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破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今南京)的时候,分段搜杀,三日之间,剿杀太平军将士十余万人,“秦淮河尸首如麻”。

 

革新与守旧

19世纪60至90年代,清王朝的一部分中央和地方官员主张学习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训练新军,购买枪炮、军舰,发展中国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他们的代表人物,在中央有奕?、文祥,在地方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尽管他们的改革没有触及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但是,在顽固派看来,却是“用夷变夏”,违背了祖宗成法和圣贤古训。所以,洋务运动一开始,就遭到顽固派的坚决反对。在洋务派与顽固派的斗争中,慈禧熟悉政治手腕玩起了平衡策略,一方面,支持以奕?为首的洋务派,另一方面,又扶植顽固派以牵制洋务派。

1866年12月,奕奏请在同文馆内添设分馆,招收科举出身的人员学习天文、数学。大学士倭仁亲自出马,上书慈禧,坚决反对。他认为,让科举出身的人员向外国人学习天文、数学是斯文扫地。他声称,中国之大,不愁没有人才,只要多方访求,一定可以找到精通天文、数学的人,为什么一定向外国人学习呢!慈禧让他保举几名精通天文、数学的人才,并由他负责选定地方办一个天文数学馆与同文馆分馆互相砥砺。他只好承认实无可保之人。慈禧又让他到主持洋务的总理事务衙门行走。倭仁一向痛恨洋务,现在要他去办洋务,感到是对自己侮辱,再三推辞,慈禧却不肯收回成命,弄得这位顽固派的代表人物十分难堪。他到上书房给同治帝讲课,有所感触,不禁流下了眼泪。倭仁最后以养病为理由,奏请开缺。经慈禧批准,免去他的一切职务。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热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维新派的影响下,光绪锐意变法。变法和反变法的斗争非常激烈。1898年6月11日,慈禧面告光绪:“前日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言国是未定,良是。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于是,光绪发布了由翁同龢起草的《定国是诏》,把讲求西学,变法自强,作为清王朝的国策,使维新运动取得了合法地位。但是,这次变法,涉及了清王朝的政治体制,而慈禧改革底线是祖宗之法不能变。随着变法的深入,慈禧和维新派的分歧越来越大。特别是康有为建议的仿先朝开懋勤殿一事,选举英才,并邀请东西洋专门政治家共议制度,将一切应革之事全盘筹算,然后施行,更是慈禧所不能接受。当光绪向慈禧提出这一请求的时候,“太后不答,神色异常。”从慈禧的表情,光绪感到变法已出现危机。为了使变法能进行下去,康有为、谭嗣同等密谋策划,争取正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以所部新建陆军入京,围颐和园,逼迫慈禧退出政治舞台。由于顽固派势力强大,袁世凯又是一个投机胆小圆滑分子,根本不可能站在维新派一边。因此,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失败了。谭嗣同等6人维新志士被杀害,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一些参与或支持变法的官员,受到了降级、革职、流放的处分。大部分新政内容也全被废除。

 

主战与求和

慈禧的一生,经历了从1840年至1900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5次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她还是一个5岁的孩子。第二次鸦片战争,她已是咸丰皇帝的懿贵妃。以后的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她则是清王朝的最高决策者,从慈禧的主战与求和,可以看出慈禧与帝国主义关系的变化。

1860年9月21日,清军在八里桥之战中遭到失败,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决定逃往热河避暑山庄。当咸丰即将出发的时候,懿贵妃极力谏阻,请求咸丰留在北京,继续抵抗。为此,她触怒了咸丰,差一点引来杀身之祸。奕?与英法联军签订《北京条约》,懿贵妃深以为耻,劝咸丰废约再战。因为咸丰病危,只好作罢。

中法战争爆发后,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斗争非常激烈。慈禧将清军的接连失利归罪于奕?的“因循委靡”,免去他的一切职务,其他4位军机大臣也全部罢免。但是,清政府内部的和战之争并未停止。1884年8月23日,法国军舰向福建水师发动突然袭击,福建水师全军覆没。慈禧谕令对法宣战,并将继续坚持和议的张荫桓等6位总理衙门大臣革职。1885年2月,法军攻占谅山,慈禧转向主和。镇南关的失守,慈禧更丧失了对战争胜利的信心。授权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的英国人金登干到巴黎与法国外交部秘密议和。1885年4月4日,授权金登干与法国政府签订《巴黎停战协定》。6月9日,又授权李鸿章,在天津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签订《中法新约》。

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月初十,是慈禧的60岁生日,准备在颐和园大规模的进行庆祝。除了在颐和园大兴土木之外,还在从紫禁城西华门至颐和园东宫门跸路所经分设60段景点,建造各种形式的龙棚、经坛、戏台、牌楼和亭座。此时中日战争爆发了。中外舆论认为,中国必胜。光绪主战,慈禧亦主战,“不准有示弱语”。但是,当有人提出停止颐和园工程,停办景点,移作军费的时候,慈禧却非常生气,说,“今天谁让我不高兴,我就要他一辈子不高兴。”后来,清军在朝鲜战场上接连失利,北洋水师在黄海之战中又遭受严重挫折。为了不影响自己的六旬庆典,慈禧希望外国出面干涉,尽快结束战争。她支持李鸿章避战求和的方针,以各种借口,打击以光绪为首的主战派。由于形势日益紧张,她不得不改变原来的计划,所有庆辰典礼,著仍在宫中举行,其颐和园受贺事宜,即行停办。在金州、大连相继陷落,旅顺万分危急的情况下,慈禧在紫禁城内的宁寿宫度过了她的60岁生日。1895年2月7日,威海卫日舰及炮台夹攻刘公岛,北洋水师全军覆没。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代表伊藤博文签订了《马关条约》。

义和团运动刚刚在山东兴起,开展“灭洋仇教”的反帝斗争的时候,慈禧是主剿的。她多次谕令地方督扶“实力剿捕,毋得养痈贻患。”由于义和团的迅猛发展并进入北京,各国驻华公使在照会清政府强烈要求镇压义和团之后,又不顾清政府的反对,坚持调兵进京,在使馆官员的指挥下,肆意抓捕、驱赶、枪杀甚至炮击义和团及中国居民。统治集团内部,以载漪、刚毅、徐桐为代表的顽固派,主张招抚义和团,抗击列强。而奕?、王文韶、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中央和地方官员,则主张痛剿义和团,避免列强的武装侵略。因为“外国人欺我太甚”,慈禧早已耿耿于心,对顽固派的意见非常欣赏。同时,她看到一份所谓的“洋人照会”,要勒令她归政,更是忍无可忍,决意宣战。就在这一天,八国联军已经攻占大沽口炮台了。6月21日,慈禧以光绪名义发布对各国宣战的诏书。但是,慈禧的决定,遭到了刘坤一、张之洞等地方督抚的反对。他们联名电奏清廷,力主剿团乞和。并积极活动,与列强订立条约,实行“东南互保”。慈禧的决心开始动摇。她一方面要求各省将军督抚认真布置战守事宜,并继续利用义和团围攻使馆、抗击八国联军。另一方面,她令荣禄前往使馆慰问各国使臣,并于北玉河桥树立木牌,牌上大书“钦奉懿旨,保护使馆”。又分别致国书于俄、英、日、德、美、法等国国家元首,请他们出面“排难解纷”、“挽回时局”。将两广总督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准备与列强谈判。但是,八国联军并没有停止进攻。8月14日,进入北京。次日凌晨,慈禧带着光绪,在2000余名兵勇的护卫下仓皇出逃。令奕劻、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列强进行谈判。把战争的责任推到义和团身上,对义和团“痛加剿除”。经过几个月的反复交涉,除了参加侵略的俄、英、美、日、德、法、意、澳八国之外,又加上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共同拟定了议和大纲12条。12月22日,李鸿章从美国使馆抄得一份材料,立即电告军机处,转呈慈禧。慈禧看到没有将她列为祸首,也没有要她归政光绪,如获大赦。当天就电复奕劻、李鸿章,大纲12条,原则上照允。并发布上谕,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为了尽快地达成和议,全部接受列强提出的条件。1901年9月7日,奕劻、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11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辛丑条约》。

 

名字之迷

民间传说或影视作品,一般称慈禧太后为兰儿或玉兰。可能是因为慈禧进宫后的第一个封号为“兰贵人”,很多小说笔记误以为“兰儿”是她的乳名,实则不然。据慈禧家族后人叶赫那拉·根正称,慈禧的乳名实际上叫“杏儿姑”,“姑”是满人对未成年女子的通常称呼,而“杏儿”的名字则是因为当时家中庭院种有几颗白杏树,由此,慈禧的爷爷给她起了个大名叫“杏贞”,小名“杏儿”,取义“忠贞”之意。至于咸丰皇帝初封杏贞姑娘为兰贵人,大概是因为咸丰最喜欢玉兰花,因此给她这样一个封号。

 

慈禧徽号

下面来说一下慈禧的徽号:

1862年(同治元年),上徽号“慈禧”;

1872年(同治十一年),因为同治皇帝大婚,上徽号“端佑”;

1873年(同治十二年),同治帝载淳亲政,上徽号“康颐”;

1874年(同治十三年),同治帝因为遇到“天花之喜”,而两宫太后“调护朕躬,无微不至”,“朕心实深欣感”,决定为两宫皇太后上徽号,但二十天后同治驾崩,上徽号仪式没能进行;

1876年(光绪二年),光绪帝即位,连同上次给两太后各上的徽号,一共四字。慈禧的徽号由此又加上了“昭豫庄诚”;

1889年(光绪十五年),光绪皇帝大婚,上徽号“寿恭”;

1889年(光绪十五年),光绪皇帝亲政,上徽号“钦献”;

1894年(光绪二十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上徽号“崇熙”;

 

“老佛爷”称号由来

说法一:光绪初年,慈禧太后刚满40岁,她为了达到二度垂帘听政的目的,曾使用了种种手段,但慑于朝中有人反对,终日心中不乐。心腹太监李莲英猜知真心事,便令人在万寿寺大雄宝殿的后面建了一座佛。

建成之后,李莲英速去禀告慈禧,说:“听说万寿寺大雄宝殿常常有双佛显 光,这是大吉大利之兆,奴才想请太后驾临前往观看。” 慈禧听罢感到十分惊奇,便起驾出宫。出西直门下高梁桥,坐上皇船,沿长河,直到万寿寺(今北京艺术博物馆)。慈禧上了码头,进了山门,直奔大雄宝殿而来。进得殿来,见供奉的依然是原来的三世佛,不觉勃然大怒:“明明是原来的三世佛嘛,哪来的双佛显光?” 那个时候,奴才欺骗主子是要杀头的,但李莲英心中有数,忙说:“太后息怒,请您后殿御览。”

慈禧太后慢慢悠悠转到三世佛后,果见一慈眉善目的观世音坐在殿中央,此寺方丈住持,还有慈禧的文武大臣也在这里。这时,李莲英喊道:“老佛爷到。”其他人即刻跪伏高呼:“恭迎老佛爷!” 慈禧见状明白了一半儿,但她故作不解问道:“你们迎接的是哪位老佛爷呀?”李莲英他们答道:“就是迎接太后您老佛爷呀!”“您就是当今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啊!”“如今先皇晏驾,新皇尚幼,国不可一日无主,臣民们请您垂帘料理朝政,您可要救庶民于水火之中啊!”一席话说得慈禧心花怒放。自此,老佛爷这个称呼便从万寿寺传遍京城,举国上下,都称慈禧为“太后老佛爷”。慈禧也就心安理得地垂帘听政了。

据说这个观世音是李莲英让人按慈禧的模样塑造的,后来慈禧来万寿寺焚香礼佛,卜签求寿,由于对此观世音非常赏识,还穿上了寺里方丈为她准备的观音衣服,李莲英扮作护法神韦驮,双手合十,横杵于腕上,她们俩人在这个佛像前照了张像,曾经有人见到过此照片。

说法二:中国历史上历代帝王除了有“庙号”、“谥号”和“尊称”以外,有些帝王还有“特称”。如宋代皇帝的“特称”叫“官家”,明代皇帝的“特称”叫“老爷”,而清代皇帝的“特称”则叫“老佛爷”。在有些历史小说,电影、戏曲中,把慈禧太后称作“老佛爷”。实际上,“老佛爷”的称呼不是慈禧专用的,清朝各代皇帝的特称都叫“老佛爷”。清朝帝王之所以用“老佛爷”这个称呼,是因为满族的祖先--女真族首领最早称为“满柱”。“满柱”是佛号“曼殊”的转音,意为“佛爷”、“吉祥”。后来,有的显赫家族,世袭首领,起名就叫“满柱”。满清建国后,将“满柱”汉译为“佛爷”,并把它作为皇帝的特称。

 

文化水平

对于慈禧的文化水平,说法不一,有人说她文化水平很高;有人则说她没文化。其实我们评价她的文化水平高低要看和谁比。先交代一下慈禧的文化水平:慈禧虽是满人,但以汉语为母语,汉语能说,会写但水平不很高,常出错别字;满语听力尚可,口语不行,书写更不行。她的书法基本是初学者水平,绘画也一般,有些传世作品有人怀疑为人代笔。

垂帘听政后慈禧也注意加强学习:给事中孙楫向两宫太后奉上明朝张居正编辑的《帝鉴图说》作为小皇帝载淳的启蒙教材,该书语言浅显,图文并茂,不仅适合小皇帝读,也很合慈禧胃口。于是,她将图书留下,作为自己每天的阅读功课。后来,江南道监察御史徐启文建议:“将列圣实录、宝训择其简明切要者,恭纂一编;将汉唐以来,母后临朝的各事实,择其可法可戒者,不假修饰,据史直书,汇为一册,恭录进呈。”,慈禧当即谕令南书房、上书房、翰林院马上编辑,据史直书,简明注释,以备御览。五个多月后,该书编成,慈禧大加赞赏,赐名《治平宝鉴》,并经常由大臣们隔帘为其讲解,从中学得了更多统治术。据说慈禧后来一生还爱读《诗经》和《资治通鉴》。到了晚年,她还对西方科技文化比较感兴趣。

总的来说,在当时中国女性中慈禧文化水平算高的,因为其他大多数女性连字都不识,比如慈安就基本是文盲;但如果把当时的男性也加进来,慈禧的文化水平就不算高了。再看她所处的时代背景,作为一个处于“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国的统治者,慈禧的文化水平就更显得不够格了。

 

人物轶事

 

穷河官送驾

农历四月,慈禧又要搬进颐和园。她从中南海坐轿到西直门,然后在高梁河桥畔改乘“翔凤”号船,沿长河前往昆明湖。她坐在船上,还要百官沿河两岸跪送,以显示她的威风。不料在半路上却遇见一个“破车瘦马穷河官”。他因为家里窘迫,做不起朝服补褂,就用颜色纸糊了一套穿在身上。没想到这天连绵小雨把他那身假朝服,冲洗成红红绿绿,慈禧一见很是扫兴,想大发雷霆,又怕张扬出去,更加丢脸;只好假装没看见。就这样,小河官才拣了一条命。

 

张勋保驾

“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慈禧偕光绪逃往西安。慈禧出京的时候,张勋随从保驾,“回銮”后,慈禧在颐和园仁寿殿召见他。按照规矩,被慈禧召见的旗人应自称“奴才某某”,汉人应自称 “臣某某”。而张勋上殿跪下后说一个“臣”字,下面却一时忘掉自己的姓名。他抬头看见殿上匾额写着“仁寿殿”,就拍拍自己胸脯伸出大拇指说“臣仁寿殿,……”当时殿上的人想笑又不敢笑。按理说,这是失礼,应受处罚的,慈禧却若无其事地问他几句话便让他回去了。

 

首个殉职记者

《中俄密约》的内容公之于众后,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全国人民群情激愤,纷纷斥责清政府的卖国行径,进一步促进了全国范围内革命运动的深入开展,清政府则陷入了非常难堪的狼狈境地。在国内外强大舆论的压力下,清政府不得不放弃签订《中俄密约》的计划。

恼羞成怒的慈禧太后极其残忍地下令将记者沈荩“斩立决”。后因惧怕行刑会影响慈禧太后的生辰“庆典”,慈禧太后这才发布懿旨:“着即日立毙杖。”

7月31日(阴历六月初八),刑部大堂8个狱卒手拿特制的大木棍,准备行刑。沈荩面对狱卒,大声说道:“快些了事!”于是,8名狱卒轮流捶打沈荩的四肢和背部,时间长达4个小时之久。沈荩被打得血肉横飞,“骨已如粉”,其状惨不忍睹,但沈荩自始至终“未出一声”。这时,堂司以为沈荩已死,下令停止捶打。不想这时沈荩用微弱的声音说道:“速……用绳绞……”见沈荩还没有死,堂司又下令“以绳勒其颈,而始气绝”。

于是沈荩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殉职记者。

 

西太后与“现代化”

孟心史的《明清史论著集刊》中有一篇《记陶兰泉谈清孝钦时事二则》,是很有趣的文章。它报道了早在1903年、整整75年前的光绪癸卯,中国铁路史上的两项新工程。那时芦汉铁路北段已经工竣,又增修了由京至芦、和由高碑店至易县的两节。当时芦汉路的督办是鼎鼎大名的“会办商务大臣”盛宣怀,北洋大臣则是袁世凯。陶兰泉(名湘,是有名的藏书家)则是盛宣怀委派办理颐和园装电灯和芦汉路北京事务局的大员,算得上极时髦的洋务好手。

那是75年前,修铁路和装电灯都是地道的现代化新事物。这两项新建设都是在西太后关怀之下进行的。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位皇太后对现代化的兴趣与关心,但也不能不注意她的特别动机。装电灯是为了在颐和园里更酣畅地享乐,白天玩不够,晚上再来玩,这时候电灯比起蜡烛之类可就显出非凡的优越性来了。修铁路则是为了上坟——恭谒西陵。总之,西太后的“洋为中用”和我们今天的理解是天差地远的。

孟心史记述道:

兰泉承宣怀旨,车中备铁床、茵褥枕被。花车原有卧榻置不用,计吸鸦片烟非此不适故耳。床横置,面车窗,以巾幔,围之。……床侧一门,启之即如意桶。如意桶者,便溺器也。底贮黄沙,上注水银。粪落水银中,没入无迹。外施宫锦绒缎为套,成为绣墩。

看看这些办法,实在也不能不佩服陶兰泉的干练,确有一些创造发明的真功夫。花车的卧榻无论怎样讲究,抽起鸦片来总显得逼仄,转动不便。现在换为铁床,难怪总管太监李莲英事先审查时,要连呼“晓事”了。不过这一点,是常人也还可以想到的。出色的是用水银铺底的如意桶。那构思之奇妙,真是常人所不能了。中国的水银矿开采,历史不能说不久。但除了用来做防腐剂,使尸体不坏(通称“水银葬”)外,只有这一用法最为别致,是连洋人也不曾想到的。

西大后重视现代化的事例当然远不只此。去过颐和园的人,大抵都看到过一处十分高大的楼阁式的戏台,这也是当年西太后试验现代化手段的地方。这座戏台是有转台的装置的,而且在高空还有种种特别设备。不但舞台场面可以快速转换,避免了落幕换景等等麻烦;连天兵天将的从空而降,也毫不费力。这自然是机械化的结果。可惜这座戏台久已废弃不用,我虽多次参观,都不曾见过那实际应用。只是从老太监之流的口中,听到“老佛爷”在这儿看戏看得如何开心之类的回忆而已。

总之,西太后的关心现代化、重视现代化,是无疑的。而现代化又是要从洋人那里学来的。而从辛酉以来,她对洋人的态度就有了确实的变化。她深知“外患固宜亟平,内忧尤当早虑”的道理,而“海疆不靖”,则是由于“在事王大臣筹画乖方所致”。她看出,花了大笔银子去建设海军,不是个好办法;还不如用这笔钱来造颐和园,就在这园里搞“现代化”玩玩来得稳当、实惠。

 

历史评价

慈禧绝不是许多人想象中的那么愚蠢,一个通过政变登上政治顶峰的女人,哪会是蠢人?很多事情并不是她愚蠢,而是作为清政府的主事人,她的立场不能和中华民族的立场完全一致。

中国在面临近代化列强的侵袭时候,慈禧稳定大清数十年,最终没有彻底地沦为殖民地,应该说是做出一定贡献的。

评价作为政治人物,慈禧既是成功的,也是失败的。

她的成功在于在男人统治的世界上,夺得了本应由男人把握的最高权力,并且按照自己的意志,做出了一番事业。人们不禁要问:当时入宫的秀女何止千百,何以独有慈禧脱颖而出,三度垂帘听政、两决皇储、乾纲独断、运大清国脉于她的股掌之上,并且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显然,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又绝不能回避慈禧所独有的能力和人格魅力。

这个能力和人格魅力就是洞悉人性、工于心计、个人至上、敢作敢为,而这正是专制帝王所应具备的素质。

试想她若无此过人之处,如何以女人身而君临天下?

慈禧又是失败的,她的失败在于,对权力她有着近乎病态的渴求,她的大半生都在恣意领略追逐权力的刺激和尽情享受得到权力的快感。也就是说,为了权,她什么都在所不惜!

慈禧所处的历史时代,西方世界工业革命已经完成,西风东渐,这是人类前所未有的新时代,也是中国这头睡狮应对这场生死攸关的挑战的关键时刻。作为当时中国最高统治者的慈禧本应该运用她的权力,引领中国这艘摇摇欲坠的古老航船,闯过险滩急浪,成功的驶向彼岸。遗憾的是,她虽然熟谙权力场上的帝王术,却昧于世界潮流。面对险象环生的时局,或视而不见,或反应迟钝,或判断及决策一误再误,结果让中国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这实在是中国的悲剧,也是她个人的悲剧!

作为一个女人,慈禧既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

她的幸运在于她获得了那个时代女人难以得到的地位。慈禧并非出身于世代簪缨、钟鸣鼎食的显贵之家,她不过是当时一个中级旗籍官员的女儿。若不是在她十七岁的时候凭着选秀的偶然机遇,进入紫禁城,从而为她搭建了扭转乾坤的政治平台,她的命运与千千万万普通女孩子又能有多大差别?慈禧靠着一步步的钻营,从贵人到嫔,又靠着幸运地生下了咸丰帝唯一的皇子,从而“母以子贵”,被晋封为妃、贵妃,直到皇太后,并藉此“垂帘听政”四十七年。

 

正面评价

慈禧是帝制时代中国少数长期当政的女性,政治手腕堪称聪明干练,尤其擅长操弄亲贵朝臣之间的权力平衡,以维系清廷的绝对权威。

慈禧当权时期,清廷的中央集权以及中国主权面临来自内部及外国的种种威胁,她从捍卫清帝国权威及其本身权力的立场出发,所作之举措收效虽不尽成功,但放在历史脉络下做持平之论,多数允称合理。为因应自鸦片战争以来,来自欧美列强的挑战,以及镇压太平天国等民间反抗势力,慈禧皇太后重用李鸿章、张之洞等汉族重臣,在地方上开办洋务运动,是中国发展近代化工业的开始。在洋务自强运动成果的支持下,清廷得以弭平内部反叛势力,在帝国体制下维系中国相对稳定的局面,并且建设近代化陆海军军备,造就“同治中兴”的气象。

也有人开始认为,慈禧的改革手段其实非常高明,百日维新改革速度过快,根本只是一场闹剧,不可能成功。

在庚子年一场大祸之后,慈禧皇太后意识到时局已不容她坚持帝制传统,所谓的“祖宗成法”,乃容许清廷推展多种新政措施。庚子后新政牵涉多端,其中荦荦大者包括:官制改定、代科举以新式教育,甚至立宪准备。社会改革方面,显著者有:禁止妇女缠足等。

总结慈禧执政四十八年中,对于政务掌握相当严格,即使在病中亦然。在她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勉力维系并且牢牢掌控着中央集权帝国的局面,中国因得免于陷入割据乱局。

此外,慈禧太后家人除袭“承恩公”一虚爵外,并无家人能干涉朝政。相对当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歪风,慈禧于这方面尚算公私分明。

其实纵观慈禧的一生,上苍压根就没把她当做女人看待,少年丧父、青年丧夫、中年丧子、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辛酉政变、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收复新疆、陕甘回变、苗民起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清末新政、日俄战争、广州起义、民主革命兴起等,一系列多如牛毛的战乱纷争变革贯穿始终。甭说吕后武则天和孝庄皇太后了,就是古今中外任何一位帝王后妃也没经历过如此纷飞的战乱和变革。慈禧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大变动的格局,治理国家的难度要远超历代的帝王。按这一点来说,武则天也好吕后也罢又或是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都是无法与之比拟的。

一直以来,人们把一些原本与慈禧毫不相干的恶行和罪责强加在慈禧身上,更使得她承受了千古的骂名。认为她一味地列强委曲求全、割地赔款、签订诸多的不平等条约;扼杀了戊戌变法这一使大清王朝最后一次得以复兴的政治运动。

慈禧是中国著名女性政治家,统治期间,平定国内大小战乱,挽救了清王朝对内统治地位与权威。通过与东西方各列强的战争以及由此签订的各种条约,从而平衡了各国在中国势力以维护清王朝不至于亡与东西洋列强。由于其本身作为一名封建统治者的自有立场,而造成其于权力的不懈追求和政治的极度敏感性。作为一名实俱符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应对中国的历史承担其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把所有的功过归于一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慈禧为中国现代化做出过卓越贡献,洋务运动是在她的支持下展开的,光绪末年力度空前涉及范围极广的新政则是在她亲自主持下进行的。中国的宪政之路是由她开启的,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尤其是宪法政治方面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负面评价

个人的人格方面,从宫廷斗争中夺得政权。1861年,咸丰皇帝驾崩于热河避暑山庄后,甫成为皇太后的叶赫纳拉氏,联合恭亲王奕等皇室近支,发动政变从以皇室远支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为首,实际以能臣肃顺为核心的顾命八大臣集团手中夺得政权,并将其中三位(载垣、端华、肃顺)处死。后为建立及维系其独裁权力,慈禧皇太后对于政敌之整肃绝少留情,即使对亲生儿子同治皇帝,以及继位皇帝光绪皇帝的操控及管制,亦极为高压严峻。

从中国国家主权的角度出发,许多人对慈禧当政的结果做出负面评价。包括1885年在对法战争中赢得镇南关大捷,并成功阻止法军登陆台湾的优势局面下,却以主动求和、签订令清帝国丧失安南宗主权的中法天津条约来结束战争。此外,令中国丧失重大利权的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1901年辛丑和约等之缔结,肇因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战败,以及1900年庚子拳乱之大祸。慈禧的执政及决策,于此二事件之发生,均有不可推卸之责任。慈禧虽然政治上非常干练,但其最高目的仍然是维系满清的对中国的统治。以上列举的数次丧权辱国的战争结果,并非一定如此,其中镇南关大捷后的乙酉清法战争以及中日甲午战争都是继续战争比接受议和的耻辱条件要更加有利,但继续战争的结果虽然会击败当时国内一片混乱的法国,或在甲午时拖垮当时国力即将穷尽的日本,使中华民族有个更好的结果,却很可能会让满清中央政府因为持久战乱而失去权威垮台。慈禧的选择,一直是以妇人之短见议和与接受耻辱,这在体现其政治之干练的同时,也多次恶化了近代中国的前途。此外慈禧个人于早年当政之初尚知节俭与励精图治,但后来即日渐奢靡。举凡重修圆明园(后为恭亲王等大臣所阻)、清漪园(即后来的颐和园)与筹办万徇寿诞等均耗费大量银两。上述之事虽非均由慈禧之意而兴,但对于皇帝及臣工等对其进行讨好之作为,慈禧并不加以劝止却反而多有纵容。甚至庚子事变后中国面临辛丑和约的巨额赔款时,其奢靡之风仍未见明显收敛。无形中使晚清已捉襟见肘的财政问题更加恶化,民生凋闭。

 

慈禧陵墓

不甘心与慈安同等级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中,依慈禧的身份、地位,理应稍逊慈安一筹,在陵寝规制上也会有所体现,这样才能体现等级差别。然而,鉴于慈禧的特殊身份,本来设计的陵墓无论在规制与质量上都与慈安难分伯仲,她本应心满意足。但是,慈禧并不满足,无限膨胀的自大心理与无法遏制的贪欲,使她不能甘心于与慈安比肩。既然在葬位的选择上必须屈于慈安之后,就要在陵寝的建筑与装饰上超过慈安,以显示她的与众不同。

慈禧陵的重修工程历时十三年,直到她死前才告结束。重建后的隆恩殿与东西配殿,在建筑材料的贵重、工艺的精湛、装饰的奢华等方面均居于清朝皇后陵寝的首位。即使是与清朝皇陵相比,某些皇陵也要比她逊色很多。她的随葬品之奢华也令人瞠目结舌,叹为观止。慈禧的随葬品分为两部分:生前置放于墓中金井里的珍宝与下葬时的随葬珍品。

慈禧死后,又将穷其一生巧取豪夺的奇珍异宝,聚集棺中。据清宫档案《大行太皇太后升遐纪事档》记载,慈禧生前先后向金井中放了六批珍宝。而下葬时随葬的珍宝究竟有多少?他的心腹太监李莲英亲自参加了慈禧棺中葬宝的仪式。据他和侄子所著的《爱月轩笔记》记载:慈禧尸体入棺前,先在棺底铺三层金丝串珠锦褥和一层珍珠,共厚一尺。慈禧尸置荷叶、莲花之间,头部上首为翠荷叶,满绿碧透,精致无比,叶面上的筋络不是雕琢之工,均为天然长成;脚下置粉红碧玺莲花。头戴珍珠凤冠,冠上最大一颗珍珠重四两大如鸡卵,价值一千万两白银,是件世间难得的瑰宝。身着金丝串珠彩绣袍褂。她盖的衾被上有珍珠堆制成的大朵牡丹花,手镯是用钻石镶成的一大朵菊花和六朵小梅花连贯而成。身旁放金、红宝石、玉、翠雕佛爷二十七尊。脚下两边各放翡翠西瓜、甜瓜、白菜两棵,那翡翠西瓜为绿皮红瓤黑籽白丝;翡翠甜瓜一个是青皮白籽黄瓤,一个为白皮黄籽粉瓤;两棵翡翠白菜,都是绿叶白心,菜心上伏着一个满绿的蝈蝈,菜叶旁停落着两只黄色马蜂。慈禧尸身左旁,放着一枝玉石制成的莲花,三节自玉石藕上,有天然的灰色泥污,节处生出绿荷叶,开出粉红色莲花,还有一个黑玉石荸荠。尸身右侧,放着一枝玉雕红珊瑚树,上绕青根绿叶红果的蟠桃一枝,树顶处停落一只翠鸟。还有宝石制成的桃、李、杏、枣二百多枚。身左放玉石莲花,身右放玉雕珊瑚树。另外,玉石骏马八尊,玉石十八罗汉,共计七百多件。安葬完毕,又倒进四升珍珠和红、蓝宝石二千二百块,填补棺内空隙;四升珍珠中有八分大珠五百粒、二分珠一千粒、三分珠二千二百粒;宝石与珍珠约值银二百二十三万两。而按“内务府簿册”载,殓入棺中的珠宝玉器无论在数量和种类上都极为惊人,几乎是一个“珠宝玉器大全”。这些珍品,均系天然材料雕成,单是选料就极为难得,更不用说构思之匠心独运,雕琢之巧夺天工了。这一棺奇珍异宝的价值,据当时人估计,不算皇亲国戚、王公大臣私人的奉献,仅皇家随葬品入账者,即值五千万两白银!至于这些珍宝的艺术价值,那就更是无法估量,可谓价值连城。慈禧太后这一具棺椁,其珍宝之多,贵重之巨,堪称世界之最了。

1928年6月,外号孙大麻子的河南军阀孙殿英以剿匪为名,深夜时直奔清东陵。工兵爆破墓室,炸开慈禧太后明楼下洞门里的金刚墙,打通了进入地宫的通道,撞开石门后进入墓室。

慈禧棺内底部铺金丝织宝珠锦褥,厚七寸,下面缀大小珍珠一万多粒,红光宝石八十五块,白玉二百多块,锦褥上有一层绣满荷花的丝褥,上铺五分重的珍珠二千四百粒。慈禧尸体上盖一条织金的陀尼经被,明黄缎底,捻金织成,织有汉字陀罗尼经文二万五千字,缀有八百多粒珍珠。头上的凤冠由无数珍珠宝石嵌成,其中仅一颗珍珠就价值白银约一千至二千万两。

尸体周围的大件珍宝有:九玲珑宝塔、翠玉佛、翡翠西瓜、蝈蝈白菜、红蓝宝石、祖母绿宝石、玉石、红珊瑚树、墨玉荸芥等不计其数,均去向不明。慈禧太后的牙被撬开,口中所含的夜明珠,分开时是两块透明无光的珍珠,合拢时就是一个圆珠,射出一道绿色寒光,夜晚百步之内可以照见人头,十分清晰。

华北出版的《时事白话》中有一起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孙殿英打开慈禧墓之后,见尸体还栩栩如生,有个士兵在其他士兵的鼓噪与怂恿下准备奸尸,因为这个士兵是仵工出身,即做收拾尸体的事,他奸污年轻女性的尸体已成习惯。于是,这些士兵纷纷剥去尸体的衣服,还围着细看了一会儿。但是过了不久,尸体和绣袍见风就化,顿时慈禧的面孔萎缩成骷髅状态,那个意欲奸尸的士兵就兴意阑珊,停止奸尸。

盗陵案被报道后,举世震惊,各地各界人士纷纷通电谴责,要求严惩凶首孙殿英,追回珍宝。蒋介石下令阎

锡山查办盗陵案。孙殿英将乾隆颈项朝珠中最大的两颗朱红朝珠送给戴笠,再托戴笠将一柄九龙宝剑送给国民政府领袖蒋介石;又将翡翠西瓜送给宋子文;将慈禧口中的夜明珠送给宋美龄,宋美龄将夜明珠缀在了绣花鞋上。此后,孙殿英不仅逍遥法外,照旧领兵当官,而且日后步步高升,直至升到先遣总司令;所捕获的重犯谭温江也被保释出狱, 继续当他的师长……这种反常现象正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

由于在慈禧死后十九年,她的“万年吉地”被军阀孙殿英炸开,不但尸骨尽遭暴露、羞辱,随葬的奇珍异宝也被洗劫一空。享尽人间荣华富贵的“老佛爷”,只留下孤独的荒冢任后人评说。



*.宫女谈往录 - 慈禧娘家

 

桂公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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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路上的事,本来是乱糟糟的一团,吃饭驻跸,尽是些枯躁无味的生活,没什么值得特别表白的,只是人越来越多了。北京城里住着的皇亲国戚,担心害怕,有头有脸的就跟着太后往西跑,人也就越聚越多。桂公爷的一家,就是后来赶来的。”她像鱼吐泡沫一样,一串一串地静静地由嘴里冒出一句一句的话来。

“我没福气,原本没伺候过这位皇姥姥(指隆裕的妈。自宣统登基后,隆裕当了太后,桂公爷的夫人就升级了,宫里人尊称她为皇姥姥,老宫女虽然早已离宫,还是按以后宫里的称呼 称她)。不过,在她归天以后,我和她还是结下一些缘分的。提起她来,真是——狗咬月亮,不知道从哪边下口。一句话概括起来,那是一个‘其性与人殊’的人。

“您不嫌絮烦,我慢慢地给您说。

“她,很壮实的身子,高高的个儿,两条仙鹤腿,背板儿挺着,小肚子有点腆出来,走路迈着八字步。像盘子似的一个扁圆的脸,鬓角发秃,有些往里缩,越发显得天庭又鼓又亮堂。小蒜头鼻子,薄片嘴,大嘴角。疏疏的眉毛有些发黄,配上两只圆圆的眼睛,很大,双眼皮。特殊的是,瞳孔里带有一道黄圈圈,不用问就看得出是蒙古人的血统。除去鼻子、嘴和隆裕有些差别以外,其他的部位十分相像。现在一合眼,我还能辨出她的模样来。

“这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说她了不起,是在家里外头全出名。

“她家住在芳嘉园,也有人说在大方家胡同(现在朝内南小街路东的两条相通的胡同),其实那是一回事。我过去从没到过她家,到宣统年间,这位皇姥姥宾天了,为了找有头有脸的女佣人,于是就找到我的头上。当然,我伺候过老太后,牌子亮,名头响,她们家找我这样的人来站脚助威,是再合适也没有的了,所以由接三到出殡,前后半个多月,我一直在她家里帮忙。我虽然是奴才的地位,但有个好名称,叫‘女知客’,这是婚丧喜庆宴会中必备的人物。——这种人必须懂礼法,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样的礼节去接待,并不必要让我们亲自去动手,只是由我们支配婆子丫头去做罢了。这时,自然是借我这个牌位,来抬高她自己。一个伺候过老太后的人给她去送终,名义上就能身价十倍。所以我前面说,和她死后结下一段缘分,就是这个缘故。旗下人对于婚丧大事,那种繁琐的礼节太多了,有一点不周到,不仅使客人着恼,俗话叫挑礼儿,传扬出去,也给本家丢脸。我在这里给当调度,即便有些小小的差错,也能够遮盖过去。谁好意思挑老太后支使过的人的礼呀?我就权当这种挡风墙的角色。

“两代承恩公的府第并不阔绰,具体地说很局促。它在芳嘉 园南口第一个大门,同时,也是在大方家胡同西口里头。芳嘉园是个由西进口,转弯南北方向的胡同。由北向南拐好几个弯才到南口的大方家胡同,俗称这样的胡同叫辘辘把式的胡同,离朝阳门城根很近,并不是个通衢大道。府门口外头也不敞亮,过不了高车驷马。轿车由大方家胡同西口进来,车抹不过弯来,只能进芳嘉园胡同往北走,作个大回旋,并不能和任何王府的门第相媲美。府里面也没有亭台楼阁,更不用提花园了。只是几层带廊的房子,而廊子也不宽敞。显眼的是一进大门,有块红地黑字的‘紫气东来’的立匾。这就是两代的凤凰窝,两代的承恩公府第了。

“四面街坊的房子也不算整齐,左近并没有什么高人雅士。按照传统说法,都是些做小买卖的和些瓦木工人。按‘风水’,来论,四外冒穷气,可单单出了两只凤凰。”

老宫女提起芳嘉园,我不禁冥思起来。她问我:“你在想什么?”我说,这片地方原来在明代很出名,不以名胜古迹出名,而以官妓出名,到现在胡同名称还残存着痕迹。这是明代遗留下来的。

大方家胡同路西对面的胡同,原本叫勾栏胡同(现内务部街),那是妓女接客卖身的地方。

芳嘉园西南,那是管理官妓的衙门,是教坊司的所在地,现在叫本司胡同,还是沿用旧名。

本司胡同里有两个特殊的地方,一叫东花厅,一叫西花厅,紧靠本司胡同东头。那是达官贵人纸醉金迷,浅斟低唱、买笑的地方。不过妓女是高一等的,等于晚清的清吟小班罢了。还是明代的旧名。

芳嘉园胡同对面往北一点,叫演乐胡同,那是粉头们的下处,是学习歌舞彩排的地方。也是沿用明代旧名。

竹竿巷(今竹竿胡同)、老君堂(今北竹竿胡同),那是老妓们脱籍后做生意接待旧相知的地方,所谓“教坊脱籍洗铅华,一片闲情付落花”的老妓们所开的暗门子。

明代朝廷对待官吏是很苛薄的,犯了罪,常常是抄家灭籍,男的没为官奴,女的打入教坊司当粉头,也就是官妓。清代定都北京后,城内不许有妓女,这个地方就冷落了,而移到前门西一带兴盛起来。朝阳门南小街以东城根一带,向来不是繁华区,也不是风景区,达官贵人很少在这片地安家落户。正如同高贵的人物不愿住八大胡同一样(前门西妓女聚居的地方)。从住处来估量,老太后的娘家,也不是什么显要的官宦。

“唉!”她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大有孔夫子喟然而叹的味道。她说: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老太后对她的娘家有说不出的苦衷。我们旗人虽然礼数多,可也有好的地方,例如娘家对出了阁的姑奶奶,那种礼数就应该保留下来。娘家年节送礼的日子不是正月,而是在年前。娘家当父母的,当哥哥嫂子的,当兄弟弟媳的,都要给姑奶奶送份厚礼。并不见得是什么奇珍异宝,却多半是外人所不能送的东西,譬如嫂子给做的贴肉的紧身衣服、兜肚等。到太后晚年,娘家送睡袜、逍遥履等。弟媳给做的亵衣、裤衩等。这正说明姑娘在家时与嫂嫂弟媳等两小无猜,融融乐乐,表示一番家庭和睦的气氛。父母、兄弟们就想姑奶奶在家时爱吃些什么东西。俗话说:好吃不如爱吃,婆家多有钱,也是娘家的东西香。拣姑奶奶爱吃的东西做上几样,表示父母兄弟对骨肉的恋恋之情。平常日子,一般不许由外向宫里送吃的,只有年节才许可,也是经过检查了的。给老太后送的东西,我看见过,有大青豆或鲜豌豆、黑菜、炒的野鸡爪子,有饷冻肉、有白芸豆、葡萄干、莲子蒸的大黄米黏糕坨。那白芸豆都是上好,手指头肚大,据说是老太后做姑娘时爱吃的。姑奶奶想娘家,娘家惦记姑奶奶,这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有一年,也是快过年了。中午,我们陪伴着老太后遛弯,在西二长街由南向北遛。西二长街是西宫里由南向北的一条甬路,在翊坤宫、长春宫、储秀宫等宫的外头,又平又直,南起螽斯门北到百子门。说书的讲,周文王不是有九十九个儿子吗?以后天上打雷又掉下一个儿子来,叫雷震子,凑足了一百个,周朝才兴旺起来。叫百子门的意思,大概希望皇后和妃子们给皇上生一百个孩子吧。我们平常不当差的时候,两三个成群,也可以在西二长街遛遛,但往南不许过螽斯门,往北不许过百子门,当然只许在甬路上走走,串宫是决不许可的。过了百子门往东就是御花园了,不跟着主子出来是决不许逛的。到了年根底,常新纸(一种用红绵纸刻印的过年用的装饰品,中间有图案形的花纹,正心有延年益寿的字样,长方形,贴在门楣上,表示吉祥,大约有整张元书纸四分之一大)就在百子门上贴好了。不到腊月二十五以后,常新纸是不会贴出来的,因为怕风给刮掉。百子门上已经贴出门神来了,不是普普通通的门神,像《西游记》开头说的,什么前文后武,徐茂公、魏征站在前门上,秦琼、尉迟恭站在后门上,不是这样,是另外两个神,画的是哼、哈二将。东面一位是雷公脸,鸡嘴,右手高高举起降魔杵,一脚跷起来,用左手一指,鼻子里哼出一股白气来,白气很长,直到脚面,白气里裹着一句话:‘哼!你来了吗?’地面上有个小妖精被罩在哼出来的白气里;西面也是一位神,同样的雷公脸,鸡嘴,右手高高地举起降魔宝杵,一脚高抬起来,用左手一指,嘴里哈出一股白气来,白气很长,直喷到脚面,白气里裹着一句话:‘哈!正要捉你!’地面一个小妖精蜷伏在白气里。这是哼哈两将在捉妖。就在这‘哼,你来了吗?’‘哈,正要捉你!’的一唱一和下保护着西宫的后门。


桂公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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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不认识字,只是在小太监们耍猴时(顽皮、淘气)知道的。两个小太监看准管事的人不在,就耍起猴来,往门的两腋一站,举起手,抬起脚来,等候第二个小太监进门:‘哼,你来了吗?’‘哈,正要捉你!’把进来的小太监吓一跳。我们这才知道门神哈出来的话。不过,这对我们也有好处,当时我们住在翊坤宫的西偏殿里,翊坤宫空着,没人住,老太后又年事已高,把我们近侍安排在翊坤宫西偏殿住,为的是早晚方便。翊坤宫紧挨着百子门,前面已经说过,年下最是怕神怕鬼的,但知道后门有哼哈二将守着,我们就觉着有仗恃似的,出来进去,就不十分胆战心惊了。这也是对我们的好处。要知道,哪 个宫里,哪个殿里,哪个角落,随时随地都有屈死的太监宫女。戊戌年间,伺候光绪的太监,一夜之间,几十人就都不见了。可谁也不敢多嘴问一声,哪一个角落里没有屈死鬼呀!

“我不多嘴了,提起年轻时候的事来,就絮叨个没完没了,光跑野马了,还是说跟太后遛弯的事吧。

“老太后也许是触景生情吧。看到门上贴了常新纸,看到门口有新贴的门神,回宫后就吩咐管事太监说:‘到前门外正明斋买两盒点心:一盒大油糕,一盒喇嘛糕;再到东四芙蓉斋装一盒鸡油饼,买两个黄蜂糕坨,要带脂油的;再买盒芙蓉糕,一起送到公爷府。’这些都是家常吃的点心,一般中上等人家过年都预备些,为的是早晚方便。——大概都是老太后的阿玛额娘(父母)平常喜欢吃的东西吧。每逢佳节倍思亲,引起老太后怀念自己的亲生父母了。只有亲生的女儿才知道爸妈真正爱吃的东西。宫里是不许烧香上供祭祀外姓人的,官家的祭礼又是表面的仪式,所以老太后只有让小太监买好点心送到公爷府,算是尽孝心了。老太后对于娘家的留恋,不算不深厚,可惜太后的兄弟桂公爷太不争气。

“老太后的性格很容易被人知道。‘心比天高,性如烈火’,可就对桂公爷没办法。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同治爷的承恩公(老丈人)怎么样?是满汉状元(指崇绮)。光绪爷的承恩公(老丈人)怎么样?是文不文、武不武的大烟鬼,不但肚子里没墨水,甚至说不出一句整齐话来。用老太后的话说,‘只知道云土(云南出的大烟土)广土(广东出的大烟土),什么西口土(娘子关进来的大烟土),北口土(古北口进来的大烟土),整天跟底下人看什么珍珠泡、栗子包、老牛眼’。这都是熬鸦片烟的术语。烟土是生烟坯子,必须经过熬才能成熟烟膏,熬烟要有很高的技术,火小了,鸦片不香;火大了,糊,吸起来呛人。一定要吸起来像一股炒新芝麻粒的香味才行。熬的时候要看火候:水泡要由小到大,也就是烟膏由稀到浓的过程,先看珍珠泡用多长时间,后看栗子泡用多长时间,最后大泡起到像老牛眼一般大小,就快出锅了。过去贵族人家专门有熬烟的听差,像厨师一样,彼此炫耀。客人往来,稍稍知己的,必须端上烟盘子来,品尝品尝,才算有交情。当时敬鸦片就像现在敬纸烟一样,可见当时的腐败情形了。听太监告诉我们,桂公爷是整年拖拉着鞋的,永远不提鞋后跟。吸鸦片要用两个榻,在左边吸完,又要换右边吸,叫换边。这是鸦片瘾深的缘故。吃早饭要在太阳傍落的时候,是个真正的鸦片鬼,拿白天当黑夜,拿黑夜当白天。这样的一位宝贝,让老太后如何提拔他?也只能让他尽性地吸鸦片了!可以说,老太后不是不照顾娘家人,只怪娘家人不争气。扶都扶不直的人,提拔他干什么呀!假如他的娘家人有能当总督入军机的材料,她又何尝不提拔呢!对待这样的娘家,只能是勤赏赐,不提拔罢了。

“咳!在这事上,老太后可以说是‘张天师让鬼给迷住了’,有大法力也使不出来。老太后性格也古怪,明知道桂公爷手头紧,可偏偏不多赏银子,只图给娘家露脸,多赏东西。可这就坠入奸滑无比的太监的圈套了。太监,这群断子绝孙的人,绞尽心思去研究赚别人钱的办法,对任何人也不放过,包括老太后在内。首先,要算好了时间。给桂公爷送礼不能早送,早送,他起不来,叫起他来,他犯脾气,要在下午宫里吃加餐前送;又不能送太晚了,太晚当铺要关门,当不出钱来,得不到赏钱。说起来真是笑话,太后赏给桂公爷东西,简直是给桂公爷罪受。太监进门捧着礼物来了,要给赏钱吧,可家里没钱,就必须进当铺去当。所以前门进礼物,后门进当铺,当出钱来开赏钱。这些情况太监算计得清清楚楚,所以要早一点去,留出进当铺的时间。太监的目的就是为得赏钱呀!礼物送到了,太监很有耐心,慢慢地喝茶,到处请安,表示恭维亲近,尤其必须给桂公夫人请安,他们摸准了桂公夫人的脾气。桂公夫人吃捧,太监的嘴又甜又滑溜,云山雾海足足的一捧,捧得桂公夫人心花怒放,迷糊得不知道东南西北。于是当铺换来的银子,大把地流入太监手里。太后赏给桂公爷的东西,几乎被太监分去一半。桂公夫人的手头大方就在宫里有了名。其实太监们背后不会说什么好话的,说她是‘瘦驴拉粗屎’,说她是‘穷大手’。这是后来老刘告诉我的。

“老太后挨算计也没办法呀。赏给桂公爷点东西,派两个太监足够了,可老太监非要带两个或四个小太监,美其名曰:拜见桂公爷和桂公夫人,说让年轻人见见世面,学学规矩。明知道桂公爷要多掏腰包,也得认了,因为这是给桂公爷脸上搽粉呀!老太后对这种事,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这样一来,正好成全了桂公夫人的咋咋呼呼,花钱买脸的性格,她是家里的灶王爷,连桂公爷都必须听她的。这就是凤凰窝里的情况。


丈母娘打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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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桂公夫人在外的名声,可以说是震惊皇室,轰动朝野。大清国200多年来,独一无二,任何人也办不到的——丈母娘打姑爷了。

“这是天大的奇闻,可她就能办得出来。

“这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我是听贼话听来的(北京土话:偷听旁人的私话。有不该听的听来了的意思),简截地说是这样:

“道光爷一共生了九个儿子。前三个儿子都过早归天了。四爷就是以后做皇帝的咸丰。五爷过继给道光的三兄弟,那就属于旁支了。六爷是道光临死前亲笔封的恭亲王,是最隆重最显赫的王爷了。七爷是醇亲王,他的福晋就是老太后的妹妹。八爷是钟郡王,九爷是孚郡王。

恭亲王奕讠斤“现在单说九爷孚郡王的儿子载澍。他由老太后主婚,娶了芳嘉园隆裕的妹妹三妞。三妞比隆裕小两岁(和光绪同年),可比隆裕出嫁早。载澍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龙子龙孙吧,道光爷的孙子,咸丰爷的胞侄,同治爷光绪爷的堂弟,算得上是高门贵族了。但三妞过门后夫妻不和,时常拌嘴;等到隆裕过门以后,恰好夫妻也是不和而且感情越破越深,最终到不可挽回的地步。于是这位桂公爷的夫人心里窝火,气不打一处来。认为这帮龙子龙孙瞧不起芳嘉园,故意给芳嘉园的姑娘气受,使芳嘉园的脸面难堪。光绪爷对隆裕是斗气不斗嘴,有她只当没她,北京话说,叫‘干’着她!让她活人比死人都难受。桂公爷的夫人有多大气也没处用,因为抓不住光绪爷的缺点。载澍就不同了,在闺房里拌嘴,说气话,免不了信口乱说,涉及到娘家的好坏,对指婚人的不满等等。而三妞又缺乏妇德,原原本本地把话全传到了桂公夫人的耳朵里,这更使桂公夫人火上烧油,于是揎拳捋袖,对孚王福晋兴师问罪了。

“孚王福晋是位和善温柔的人,不善于唇剑舌枪地对话,但大道理讲得满好的。她说:‘闺房里拌嘴,是任何小夫妻都难避免的事,也很难分辨出谁是谁非来。当父母的更不必从旁插手,越有旁人,他们感情越生分。本来是感情上的事,也很难论断曲直。果真他们闹出了圈心,劝一劝,让他们不要过分就行了。家庭里处处要以和为贵。’这些话本是入情入理的,也是当父母的维护家庭的正当言论。

老醇亲王奕与妻叶赫那拉氏(慈禧之妹)“桂公夫人哪里听得进这样的话。她是抱着给闺女出气的目的来的,不出这口怨气怎肯罢休。于是她戳指对着孚王福晋说:‘你不管是不?你不管,我管!’这就一五一十地把载澍不满芳嘉园、不满老太后指婚的话,添枝加叶地禀奏了老太后,当然惹翻了老太后。老太后为了给芳嘉园圆面子,为了给自己树威信,为了敲山镇虎,给光绪点颜色看,所以郑重其事请出宗正(族长)来,请出所有王爷来,评论载澍的罪过。载澍是没法还嘴的,因为有老丈母娘原告为证,只有伏罪任凭处罚。可老太后坚持要以大逆不道罪处死,幸亏五爷、六爷力争,以九王爷的后裔为重,苦苦哀求,才允许褫职夺府,杖责一百,永远发往宗人府圈禁。在杖责的时候,桂公夫人又亲自派人监视,声言如杖刑从轻,就再次禀奏太后,吓得施刑的人都不敢马虎。本来交宗人府行刑,只是官样文章,一边一五一十地念着杖数,一边虚张声势地挥舞着竹板子,喝着唱过也就完了,向来没有真正的笞过。可这次不行,桂公夫人派人盯着,非着实地打不可。一百杖打完了,载澍裤子上的血都和肉沾连在一起。孚王福晋一气之下,搬到京西温泉墓地去住。直到庚子年洋人进京,放了各种犯人,载澍才被放回家,跟他母亲一直住在墓地里。前前后后载澍在宗人府的高墙里圈禁了十多年。

“桂公爷的夫人于是在皇家的宗族里,在朝野上下就出了名声了。能打架,不是假打而是真打,不是小打而是大打,把姑爷家打得落花流水,把姑爷打得血肉模糊。可后来结果呢?哼!亲戚打断了,闺女没人要了,只能悄悄地把三妞领回自己的家里守活寡。她就是这种顾前不顾后,只顾一时,不顾后果,只顾自己,不顾旁人的‘其性与人殊’的人。北京俗话,叫一条牛筋的性格,而且至死不悔改,谁劝和谁梗脖子。”



*.从康乾盛世到咸丰时期烽烟四起


康乾盛世

 

“康乾盛世”,又称“康雍乾盛世”,是我国清王朝前期统治下的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1796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爆发,持续时间长达115年。

 

基本含义

康乾盛世指的是清朝从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乱起,到嘉庆元年,白莲教起义爆发时止。其时间跨度110多年,是清朝统治的最高峰,但只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即使如此,中国大陆、台湾等地的史学界及教科书中,仍然将康、雍、乾时期称为康乾盛世或康雍乾盛世。西方传统史学界亦提及这种说法,或称这段时期为"High Qing",即清朝高峰时期。

历史评价

我们应以客观实际的态度评价这一时期的功过是非。“康乾盛世”固然是封建社会的又一次太平盛世、繁华高峰,但又是一个不完美的盛世。首先“康乾盛世”在中国历史的纵向看,其盛世规模只有量的增加而没有质的改变;其次,从世界的横向看,康乾盛世时期的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当时的经济生产总量仍高于西方,但是生产技术却相对落后了)、文化科技已经落后于西方,这是开皇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没有出现的情况。

还有,盛世下的清朝有很多弊端:第一,为了限制明末以来土地兼并的发展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及恢复农业生产,清政府采取“重农抑商”政策,使得资本主义萌芽受到压制;第二,大兴文字狱,残害大量文人学士,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人民的思想,被欧洲人称为“中国的中世纪”。相比之下,当清朝吹嘘所谓“康乾盛世”之时,整个社会发展缓慢,欧洲世界却爆发了工业革命,科技文明跨越式向前发展,大清国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差距越拉越大。

此外,还有改土归流,加强了国家对边疆地区的管理,但却加剧了中央与少数民族的矛盾,引起了边民起义,此外,改土归流亦只流于形式,仅是“换了官名,人还在,一姓土皇”。

对“康乾盛世”的强烈质疑,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鲁迅先生,他严肃的提出,所谓“康乾盛世”是用文字狱吹捧出来的。而当前很多学者及国外权威史料都认为“康乾盛世”只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在英国使臣的眼里,“盛世”之下清朝发展缓慢,科技逐渐落伍:①思想方面 ,政府对汉族知识分子采取防范政策,大兴文字狱,肆意杀害文士,流放关外(著名流放地如宁古塔)的士人数以百计,严重制约了社会思想的进步;②文化方面,清朝统治者编修《四库全书》,虽然为中华文明的传承作出了贡献,但在编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清朝统治者又趁机销毁、篡改了大量不符合统治阶级观念的书籍;③外交方面,闭关锁国,“贸易繁荣”自然也算不上;④科技方面,轻视热兵器与科技,“科技发达”显然不是。也有些学者指出康乾时期的缺陷,比如马克思曾表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


康乾幅员

 

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开启康乾盛世,止于嘉庆元年(1796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事爆发。“康乾盛世”最主要地表现在人口的增长上,土豆、玉米等新高产作物在明末开始引入并普及种植於中国,在清朝得到普遍种植,增加了环境承载力,但超过了人口合理容量,使中国人口虽多,但平均生活水平很低,并为了统治汉人及其他少数民族而实行民族压迫政策,人民平均教育水平很低,使人口数量的优势并未转化为更高的综合国力。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全国人口突破一亿五千万,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三亿,而且生活基本上比较安定。当时中国人口增长迅速的原因有三:1,1683年大战刚息,中国大地一片狼藉,因明末农民战争、瘟疫以及清军入关的战乱、屠杀,人口显著减少(葛剑雄、曹树基《中国人口史· 第五卷》认为,明朝崇祯三年(1630年),中国人口 19250万。经过了明末农民战争之后,崇祯十七年(1644年),即清军入关前夕,中国人口 15250万。到了康熙十七年(1678年),中国人口 16000万)1683年後社会进入稳定时期,人口开始迅速恢复;2,雍正开始实行“摊丁入亩,永不加赋”,许多因逃税而瞒报的“黑户”重新上了人口名单;3,新高产作物的种植、社会的发展,养活了更多的人口。同时,清朝的领土几经扩张,超过了前朝。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平定新疆,整个清帝国版图达到空前扩张,北起自外兴安岭以南,东北至北海,东含库页岛,西至巴尔喀什湖以东,继承了1758年准噶尔汗国的边界。形成了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乾隆年间,香料群岛的苏禄上表求内附,乾隆帝以其险远,不许。乾隆帝派明安图等人两次到新疆等地进行测绘,在《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绘成《乾隆内府舆图》。康乾盛世之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恢复到世界的三分之一,美国学者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指出,当时中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的百分之三十二;即使是工业革命之后,亚当·斯密说:“中国和印度的制造技艺虽落后,但似乎并不比欧洲任何国家落后多少”。


农业

 

清朝前期的100多年里,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耕地先表现在荒地的大量开垦、耕地面积的扩大。1661年(顺治十八年),全国耕地面积为526万顷;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就突破了明代最高耕地统计数字,达到851万顷;到1725年(雍正年),全国耕地面积为526万顷;农业种植方法的进步,使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广东部分地区收获早稻以后,又插晚稻;收获晚稻以后,再种油菜或甘薯,一年三熟。江西土薄,早稻收获以后不能续种晚稻,就种荞麦,一年两熟。由于南方多熟种植的推广,每年可增产粮食60

多亿公斤。

专门从事蔬菜生产的农民增多了。北京郊区的菜农,利用“火室”、“地窖”等设备,在冬季栽培韭黄、黄瓜等新鲜蔬菜,拿到市场上出卖。乾隆年间,原来不种棉花的河北一些地区,栽培棉花的占十之八九。清朝前期,甘蔗种植遍及东南沿海各省。广东一些地方种植的甘蔗,往往上千顷连成一片,远远望去像芦苇一样。

人口的大量增加一个重要原因是美洲植物玉米、番薯、马铃薯的推广。玉米、番薯、马铃薯等多种农作物 从明代就自美洲经南洋输入(由于地理大发现)。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详细记述了番薯的种植、贮藏、加工法。讲到番薯育苗越冬、剪茎分种、扦插、窖藏干藏等技术,是最早系统介绍番薯种植法的著作。此后清人陈世元撰《金薯传习录》,记述了冷床育苗,包世臣《齐民四术》中记述了翻蔓技术,番薯种植技术逐渐完善。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的推广养活了更多的人口。但食品中粗粮比例的上升反映了生活质量的低劣,各地不时发生的饥荒也一直是困扰清政府的当务之急。


人口增长原因

 

康乾时期之所以能以盛世得名,人口的大规模增长是主要因素。康熙时期中国人口重新突破1亿,乾隆五年清查人口时,全国人数1.4亿,到了乾隆二十七年,已经超过2亿人,乾隆五十五年突破3亿大关,人口增长原因有三点:第一,明末引进的高产作物玉米、番薯的大面积种植,使得粮食产量能够养活大量人口。第二,社会长期安定,百姓有了休养生息的时间;第三,“盛世滋丁,永不加赋”,“摊丁入亩”等税收政策的实行,使百姓可以毫无顾忌的生育繁衍。虽然清朝人口众多也客观证明了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高峰。但是,人口的增长并没有和人口素质提高同步,并且给中国带来巨大的人口压力,同时饥民、流民现象开始频繁起来。使中国后来的工业化时期人口

失去了增长的空间,从而严重制约了工业化进程。中国人在清代的黑暗统治中渐渐失去了活力,愚昧和落后开始成为西方人看待中国人的代名词。


手工业

 

明末清初,因长期战乱,手工业生产也遭到严重破坏。大约经过五六十年的光景,到康熙中期以后,手工业才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但整体而言,清代丝织业已落后于明代

丝织业在清代手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当时江宁、苏州、杭州、佛山、广州等地的丝织业都

很发达。虽然清朝统治者在江宁、苏、杭设有织造衙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江南丝织业的正常发展,但清代民间丝织业还是发展很快。如江宁的织机在乾、嘉时达到三万余张,而且比过去有许多改进,“织缎之机,名目百余”,所产丝织品畅销全国。即使在偏远的贵州,丝织业也得到很大发展。道光时,贵州遵义绸“竟与吴绫、蜀锦争价于中州”,招致了秦、晋、闽、粤各省客商竞来购买贩运。

清代的棉织业在江南一些地区也日益发达。棉纺织工具有显著改进。如上海的纺纱脚车,可“一手三纱,以足运轮(名脚车),人劳而工敏”。织布机也有一些改进和革新。当时的棉布生产,无论数量或质量都比以前有很大提高。上海的“梭布,衣被天下,良贾多以此起家”。苏州的“益美字号”,因大家誉其“布美,用者竞市”,“一年消布,约以百万匹”,结果“十年富甲诸商,而布更遍行天下”,“二百年间,滇南漠北,无地不以益美为美也”。苏布“名称四方”,可见信誉之广。无锡也盛产棉布,乾隆时,“坐贾收之,捆载而贸于淮、扬、高、宝等处,一岁所交易,不下数十百万”,有“布码头”之称。

清代,江西景德镇仍是全国制瓷业的最大中心。到乾、嘉时,不说官窑,单“民窑二三百区,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余万”。除景德镇外其他各地的制瓷业也都发展起来。据统计,乾隆时全国著名陶瓷品产地共有四十余处,遍布各地。如直隶武清、山东临清、江苏宜兴、福建德化、广东潮州等地的窑场,都有很大的规模,所产瓷器色彩鲜艳,精美异常。

制糖业在台湾、福建、广东、四川等地都很发达。康熙至乾、嘉之际,台湾的种蔗制糖极盛,每岁产蔗糖“六十余万篓”,“篓一百七八十斤”,内销京津及江浙各省,外运南及吕宋,东至日本等国。广东的蔗糖也贩运四方。此外,浙江、江西、江苏等省的甘蔗种植和制糖行业,也日益发展起来。

矿冶业在清代也有进一步发展。云南的铜矿,贵州的铅矿,广东、山西、河南、山东的铁矿,开采的规模都比较大。如云南的铜矿,至乾、嘉极盛时,全省开办的铜厂有三百多处。其中有官督商办的大厂,也有私营的小厂。“从前大厂(砂丁)率七八万人,小厂亦万余人,合计通省厂丁,无虑数百十万,皆各省穷民来厂谋食”。1740年(乾隆五年)至1811年(嘉庆十六年)间,云南铜矿的最高年产量达到1467万余斤。乾隆时,贵州铅矿年产黑铅也达到1400多万斤。广东的铁冶规模也很大。广东佛山镇的铁器制造业也很发达。那里有铸锅业、炒铁业、制铁线业、制钉业和制针业等行业,而尤以铸锅业最为有名。所铸铁锅不仅行销国内各地,而且也大量输出国外。

清代前期,商业贸易十分繁荣,各种商品行销海内外,四方流通联系更加密切。如河南、东北的棉花供销各地,而棉花却又仰给于外省。广东佛山镇的各种铁器,行销全国,当时有“佛山之冶遍天下”的说法,其他如苏州的丝、棉织品,南京的绸缎,景德镇的瓷器,广东、台湾的蔗糖,安徽、福建、湖南的茶,也都行销各地。特别是江南丝织品,清代比明代有更广大的国内外市场。例如南京所产的绸缎,几乎行销遍全国。当时中国的手工业产值占全世界工业、手工业产值的30%。美国学者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指出,当时中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的百分之三十二;即使是工业革命之后,亚当·斯密说:“中国和印度的制造技艺虽落后,但似乎并不比欧洲任何国家落后多少”。

棉桑等经济作物只准种在“不可以种植五谷之处”。粮食以外的作物尚且要禁,何况工商。清朝皇帝认为“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则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多次表示“招商开厂……断不可行”,“矿厂除严禁之外,无二议也”(中国历代君主都是这样认为的,主要是由于当时生产力所决定) 。


思想文化

 

清初的文人学者,不满统治者的民族压迫和专制统治,较普遍地存在反对清廷的民族思想,有些人还有进步的民主思想。这时期的诗文作家,即以抱有这种思想的明遗民为主体。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人是这时期最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他们的散文,以深厚的功力,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思想和不同程度的民主思想,超越晚明散文的成就,显示了崭新的面貌;他们诗歌的风骨亦高。重要的遗民诗人,还有归庄、杜浚、吴嘉纪、阎尔梅、钱澄之、屈大均、陈恭尹等。遗民诗的重要主题,是反映民族矛盾,表现爱国思想;阎尔梅、钱澄之、吴嘉纪又较多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阶级矛盾。在风格上,也各有特色。

康熙后期,统治巩固,文士又多是在清朝成长的,其身世与明遗民不同。这时期的诗歌,就不再以表现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为主,而是致力于艺术技巧的追求,内容以抒情吊古和模写山水为主。著名诗人有施闰章、宋琬、王士禛、朱彝尊、查慎行、赵执信等。王士禛为神韵派领袖。查慎行诗刻划精工,成就较大。赵执信则比较注重反映现实。长篇小说在本时期放射出特有的巨大的光彩,这就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与曹雪芹的《红楼梦》两部巨著的出现。

《儒林外史》对八股取士的封建考试制度的摧残人才,进行了全面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它虽采用夸张的手法,却体现“讽刺的生命是真实”的深刻的现实性。它的具有幽默感而又朴素的语言艺术,也能做到“戚而能谐,惋而多讽”,富有含蓄性。它是中国古代成就最高的长篇讽刺小说。《红楼梦》通过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和贾府由盛到衰的故事情节,反映了官僚地主生活的腐朽,表现了具有叛逆性格青年的民主思想与传统意识形态的冲突,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趋势。它通过对日常生活琐事和人物内心世界的提炼描写,塑造了一大群具有深刻典型意义而又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刻画细腻,气氛浓郁,语言优美多姿。它以思想和艺术的伟大成就而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的高峰。短篇文言的笔记小说,有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袁枚的《新齐谐》等,成就都不及前期的《聊斋志异》。康乾时期清朝统治者汇集众多专家、学者编修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大型文化典籍,成为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然而清统治者毁书亦多,则是一大罪过。

学术文化的凋敝是康乾时期中国文化的显著趋势。学术在任何时候都是客观社会生活在精神领域的集中体现。与表面“繁荣”的社会形势不同的是,康乾时期的学术文化表现出与盛世不协调的凋敝气象。明末发达的哲学一夜之间似乎消失了,传统儒学的人文关怀也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以考经证史为重要特色的考据学兴起,推动着学术向着无聊的方向发展。考据学对清代学术的败坏,不但表现为它彻底断送了古代哲学的发展,也表现为它促使知识界彻底地进入了“考古期”。清廷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制造了几百起的文字狱,(连“清风明月”四字都可以导致文字狱,想象力倒是很丰富)还将百万以上的知识分子流徙到穷山恶水的满洲。康乾对文人的极端摧残焉能不导致文化的凋敝?于是乎八股与考据得以茁壮成长。


吏治

危机


“盛世”表象下的危机康乾盛世其实是一个带悲剧色彩的时代。这种悲剧色彩从两个方面可以清楚看出:一是从18世纪末年以后,社会危机不断爆发,昔日表面上繁荣一时的清朝社会很快陷入萧条冷落的“中衰”之中:民众反抗不断,自然灾害频仍,官僚腐败盛行,政府府库空虚,财政困难,“国与民皆患贫,奸伪日滋,祸乱相继,士习益漓,民心益竞,其由来也甚渐,其消息也甚微”,乾隆等人孜孜以求的“持盈保泰”随之成为泡影;二是在中国传统社会繁荣表象中,中国落后于西方世界发展水平成为定局,落后挨打的悲惨命运实际上是在康乾盛世时期最终铸定的。导致清朝盛衰之变的原因很多,但最直接的原因却只有一个就是不能处理好关系到清代社会发展前途与命运的三个关键问题:一是政治腐败,二是制度落后,三是对外关系。


腐败


政风好坏,从来都关系到朝代兴亡,盛衰隆替。清朝入关初期任用大量明末官吏,政风一直不好。康熙时代通过皇帝亲作表率,宣传理学说教提高官员的道德素质,涌现出以于成龙为代表的一批清官。但是康熙帝本人以仁爱著称,对一些腐败的官员的处罚较轻,导致康熙末年腐败成风。雍正帝时一方面加大反腐力度,严惩贪官污吏绝不留情,另一方面采取火耗归公和养廉银措施以减少腐败。火耗归公一定程度上杜绝了一些官员的贪污钱路,养廉银措施给官员以可观的经济收入(即高薪养廉),让他们不要为贪钱而失去现在的俸禄。 所以雍正一朝吏治较好。但是到了乾隆后期,吏治又坏,特别到了乾隆晚年,一个和珅的家产竟能达到8亿两(实际现在学术界估算应在2000~3000万两之间)白银,可见当时官员贪污达到了什么样个状况。同时民族歧视下的官僚制度,使得一批无德无能得满蒙官僚长期窃居高位,至清朝将亡时,仍不识时务的推出皇族内阁。康熙时代,宰相明珠,索额图所贪污钱财远超号称明朝最大贪官的宰相严嵩数十倍,而康熙却几十年来对他们的行为视而不见。雍正时代,即使在表面的高压下,由贪污导致的考场舞弊事件依然层出不穷。到乾隆中叶以后,局势更加混乱,官僚队伍的腐败日益猖獗,“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不但中下级官员纷纷贪污受贿,而且像大学士和珅这样位至“宰辅”,深受皇帝信重的高级官僚,也营私舞弊,贪赃枉法,且贪污之巨大可谓空前绝后。尽管乾隆有时也厉行惩处,诛杀不少贪官(其中包括不少总督、巡抚等高级官僚),但收效甚微,“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或且惴惴惧罹法网,惟益图攘夺”刻剥,“多行贿赂,隐为自全之计”。乾隆时期政治腐败愈演愈烈,除了专制独裁政体自身的局限外,还和皇帝本人纵情享乐,以及朝廷不能根据形势需要及时调整政府与官僚利益分配关系有关。此外,清廷惩贪宽严脱节,司法部门不能秉公执法也大大加重了腐败的程度。腐败必然导致灭亡。在中国历史上,引发盛衰之变,导致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政治腐败,而不可能是一些人所鼓吹的政治异己的煽动和策划,或严重的自然灾害。原因很简单,如果普通百姓能安居乐业,那么少数人的煽动不可能使他们轻率地抛弃家产,铤而走险;如果统治者仍具有清醒的头脑,官僚队伍仍保持着严密的组织性和行政效力,那么,它更不会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消极救灾,以致自然灾害“趋饥民为盗贼”。因而,繁荣能维持多久,统治能否长期保持稳定,关键取决于政权自身的状况。


政治制度

 

合理的上层建筑是社会协调发展的保障。然而清朝实际上是一种制度上的倒退。例如,清初“圈地运动”破坏了生产力;军机处的设立使得帝王独裁统治更具操作性,极大地加强了君权;“摊丁入亩”的税制改革牢牢地将农民固定在贫瘠的土地上,无疑等于扼杀了任何资本主义的萌芽。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讲,清代政治和中国传统政治不同,因它背后有一批特别拥护皇帝的,这便是皇帝的同部族,就是满洲人;照理皇帝是一国元首,他该获到全国民众之拥护,不该在全国民众里另有一批专门拥护此政权的,这样的政权,便是私政权,基础便不稳固。钱穆旗帜鲜明地提出“清承明制”是不正确的,在政治上,满清政府是倒退的。中国自唐宋以来,政治哲学不断发展,到明末,已经产生反思儒学、批判儒教的思潮。宋明社会的发展,已经有了重构政治哲学的逻辑要求,宋明社会对汉唐以来的思想哲学进行了消解,消解孕育新的文明高度。明末腐朽的封建官僚体系逐渐没落,社会思想的逐渐解放极大地冲击了明代专制统治,以东林党为代表的江南士人着力发展一种更为顺应资本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科举本来是文明的一大产物,康乾时代,科举却只剩下八股文这么一个空壳。

所谓“清承明制”,清朝虽然是少数民族政权,然其基本制度措施,都是效法明朝的。康雍乾时期完善和确定了清代的政治制度。在中央,明朝的最高决策机构是内阁,内阁大学士有票拟之权,虽然票拟作用的大小决定于皇帝是否采纳,然而明朝中期以后皇帝大多怠政,导致了内阁作用突出。而清朝也有内阁,但是由于皇帝大多勤政,又推崇乾纲独断,导致内阁形同虚设。清朝雍正时设有军机处,为政府最高决策机构,而军机大臣虽然有一定权力,但是在皇帝大权独揽又勤政的情况下,也常常是“跪受笔录”。明清虽然不设宰相,但是明代内阁大学士就有宰相之实,而清朝只有内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才有宰相之实,可见清代对大臣的管制之严。清朝在地方每省设巡抚(有的一省或几省还设总督),这种制度在雍正时期确立。总督、巡抚的权力很大,手握一省或几省的军政大权,但是清代有严密的监察体系和措施(包括御史制度和密折制度),所以清代地方权力虽大,但是一直是效忠中央。

清代的政治制度,单从中国历代相比,可以说较为完善,所以清政府一直保持着高效的办事效率,中央有决策,地方马上就可以执行,而且没有出现过地方督抚做大叛乱的情况,在晚清虽然多次遭受西方列强侵略,但是国家没有分裂,可以看出康雍乾制定的政治制度是卓有成效的。但是,在中国加紧封建中央集权和君主专政时,西方国家却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政体不是君主立宪就是走向共和,从这点可以看出康雍乾的政治制度虽卓有成效,但却不合时宜,大开倒车,越有成效,危害越大


弊政

沿海迁界


沿海迁界,使中国在很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迅速从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变成一个内陆国家。具体点,清政府划定一个濒海范围(从濒海三十里左右,到濒海四十里、五十里、乃至到二三百里不等),设立界碑,乃至修建界墙,强制处在这个范围内的沿海居民迁移,有敢不迁移的,杀无赦,有敢越界的,也杀无赦。总之,让距离海边三十里到二三百里不等的整个中国沿海地区,成为一个无人区。但沿海迁界的过程不是象现在的移民那样,先安置好移民的落脚,给予适当的资金补偿,然后再一步步把居民迁移出去。沿海迁界的过程与其说是移民,不如说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屠杀和掠夺。按照当时人的记载“勒期仅三日,远者未及知,近者知而未信。逾二日,逐骑即至,一时跄踉,富人尽弃其赀,贫人夫荷釜,妻襁儿,携斗米,挟束稿,望门依栖。起江浙,抵闽粤,数千里沃壤捐作蓬蒿,土著尽流移。” 翻成白话,就是限期三天迁移,距离远的人根本来不及知道消息,距离近的人就算知道了消息,也不相信。过了两天,军队骑兵就到,于是富人全部抛弃自己财富,贫穷的人拿着锅子带着妻子儿女,全部流离失所,从江浙到广东福建,沿海数千里肥沃的土壤全部变成了荒野蓬蒿。可以想象,就算现代的人从筹划搬家到实施,具体运作准备,也绝对不是三天里就能完成。然而当时中国的沿海居民,就是在这样没有任何预兆准备的情况下,在清廷统治者的淫威逼迫下,迁离故土,凄惨悲苦的情状不问可知。

清廷入关之后,清廷为了禁止和截断东南沿海的抗清势力与据守台湾的东宁国部的联系,以巩固新朝的殖民统治,曾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十三年(1656年)、康熙元年(1662年)、五年(1666年)禁止人民出海贸易。

1683年清军攻占台湾后,康熙接受东南沿海的官员请求,停止了清前期的海禁政策。但是康熙的开海禁是有限制的,其中最大的限制就是不许与西方贸易。康熙曾口谕大臣们:“除东洋外不许与他国贸易”,并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而且此时日本的德川幕府为了防止中国产品对日本的冲击,对与清廷的贸易也采取严格的限制。因此,此时的海外贸易与明末相比,已经大为衰弱。到了乾隆(1757年)以后,清廷开始实行全面的闭关锁国政策,一开始是四口通商,到后来只有广州开放对外通商,且由十三行垄断其进出贸易。清廷的闭关锁国政策完全阻碍了清国与西方世界的接触,使清国丧失了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最佳时期,为后来清国百年积弱落后埋下伏笔,而清廷则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清初的海禁从清朝入关(1644)多尔衮时期就开始发生,在康熙八年(1669)开放海禁,广东一省对外贸易骤涨。一直到1757年,乾隆皇帝颁布禁海令,使清朝长达83年的再次断绝了与世界的往来。一直到1840年再次开放海禁。

圈地令

清朝入都北京后,为解决八旗官兵生计,决定强占北京附近的土地,遂下圈地之令。顺治元年十二月规定,近京各州县汉人无主荒地全部予以圈占,分给东来诸王兵丁人等。顺治四年、八年清政府又两次颁布圈地令。根据上述命令,旗人携绳骑马,大规模地圈量占夺汉人土地。很多农民田地被占,流离失所,饥寒迫身;同时又强迫汉族农民“投充”(即依附于满洲贵族),补充其壮丁队伍。有些汉人地主为求得政治上的庇护,还带地投充。土地圈占后,八旗贵族和官员、兵丁,按照各自地位高低及所属壮丁多少,分得数量不等的土地。其大部分落入了贵族和官员之手。圈地主要在近京三五百里内的顺天、保定、承德、永平、河间等府(今北京、河北北、中、东部及辽宁西南部地区)进行,圈占总数达16万多顷(一说19万多顷)。驻防外地的八旗在山东、山西、陕西、江苏、宁夏等地也进行过圈地,但规模较小。圈地给汉族人民带来极大痛苦,所圈之地,原田主被逐出家门,背乡离井,因此纷纷起而反抗。顺治四年,大规模的圈地已停止,但零碎的圈地、换地、带地投充仍不断发生。康熙八年六月十七日作出永远不许再圈的决定,圈地至此最后停止。清初大规模地圈地导致“近畿土地,皆为八旗勋旧所圈,民无恒产,皆赖租种旗地为生”。

康熙八年(1669),康熙帝颁旨,命永远停止圈地。六月十七日,他谕示户部:数年来,复将民间房地,圈给旗下,以致百姓失来,衣食无资,流离困苦,深为可悯。自此以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今年已圈者,全部还给民间。至于旗人,无地也难以维持生计,是否以古北口等处的边外空地,拨给耕种。议政王贝勒大臣,确议奏闻。


对外关系

 

清朝因沿袭了汉族王朝的天下观,将西方国家视为夷狄,着眼于怀柔远人和外夷归附,但又严加防范。在康乾时期向其朝贡的国家有朝鲜、琉球,安南、南掌(老挝)、暹罗(泰国)、缅甸,廓尔喀(尼泊尔)、哲孟雄(锡金)、不丹,浩罕、哈萨克、布鲁特、布哈尔、巴达山克、爱乌罕(阿富汗)、苏禄、博罗尔、玛尔噶朗、坎巨提、安集延、那木干、兰芳共和国等。

康乾时期中国还与沙皇俄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约》等条约划清了中俄两国的疆界,阻止沙皇俄国南侵的势头。

但是康乾时期国际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在西方世界,产业革命爆发,启蒙运动风行,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欧洲列强凭借自己强大的综合力量,力图按自己的意志重新改造世界,相形之下,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国际地位正日渐衰落。

尽管康熙曾经以浓厚的兴趣积极向传教士学习天文、数学、医学等方面的知识,乾隆及其皇子也对外国的科学发明产生过相当的兴趣,对西洋的军舰尤其印象深刻,而清迁“钦天监用西洋人,累进为监正、监副,相继不绝”。

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清朝统治者的处理是十分简单而又愚蠢的,那就是尽量减少和西方的往来,康熙曾说:“通海口子甚多,此时无碍,若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害矣”。于是在厉禁天主教传播以后,又实行严格的限关政策,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利之所在,瑕衅易滋”,于是更定章程,千方百计将洋船限制在广州,并且须遵守种种限制。清朝中期,清政府对外商来华实施更为严格的限制,国门关闭得更加紧密。随之而来,中西交流减少了,大清帝国虽然凭借表面繁荣的形势,辽阔的领土,众多的人口,在短期内保持住了作为东方大国的虚假形象,但它和发达国家的距离已经越拉越大。虽说中国的落后不始于清朝,但说清朝统治者所推行的闭关政策加快了落后进程,加深了落后程度是不过分的。故当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来华时,他就敏锐地察觉到了清朝的衰落,将之视为“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预言它迟早会“不再有纪律和安全”,“英国从这一变化中将比任何其他国家得到更多的好处”。果然,“康乾盛世”结束后不到半个世纪,鸦片战争就爆发了,中国随之陷于半殖民地的苦难深渊。



康乾盛世的成就与隐患  

■王  泽

 

翻开历史,中国人民可谓饱受离乱之苦,国家安定统一的时候很少,正因为如此,被人传为美谈的盛世就格外被我们珍视。在历代的盛世之中,康乾盛世无疑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汉初“文景之治”40年,其间爆发吴楚“七国之乱”;“贞观之治”,也不过20年光景;最为人称道的“开元盛世”,延续了40多年便在“安史之乱”的喧嚣中戛然而止;此后便是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后人对此难以理出头绪;明太祖、成祖时期号称强盛,但到明英宗就发生了“土木之变”,闹出了皇上被瓦剌蒙古掠走的奇事,此时上距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国只有80余年。所以说从康熙平定三藩、统一台湾开始,承平百年之久的康乾盛世实为中国历史所罕见。

 

康乾盛世不仅使中国第一次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局面,而且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将之联系在一起,成为唇齿相依、血肉相连的整体。康乾时期人口突破三亿,直到18世纪末,中国制造业在世界所占份额相当于英国的八倍、俄国的六倍、日本的九倍。《四库全书》等大型文化工程的完成,使得文化繁荣达到空前高度。大国气象,非指一端。

 

为什么在封建制度穷途末路、气息奄奄的垂死阶段竟然出现了前无古人的盛世呢?一个持续百年的政治安定和社会稳定的局面是首要原因。

 

康雍乾三位皇帝百年相承,精心完善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使朝廷统治效能空前提高了。与汉人的政治理念截然不同,康熙年间创行的奏折制度,向皇权集中、高效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到雍正年间创设军机处,国家中枢以处理重大、紧急、机密军政事务为主体,辅以处理日常军政事务的内阁,居然实现了以皇帝个人之力独揽国家一切繁杂军政事务的目标,而事实上也确实达到了机构精简、迅捷高效、机密严谨、运转和谐这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境界。

 

汉族皇帝恪守古训,当实践与古训相悖,往往倾向于复古,如果实在不能照老样子活下去了,一两个凤毛麟角的改革家也只能从儒家经典宝库中发掘改革现实的理论依据。而清朝这三位统治者无疑更具有改革和务实精神,在他们三位的心中,都带有清晰的连续性的治国方略。其中“西师”和“南巡”就可窥一斑。“西师”是指康熙时期清廷两次进军伊犁、最后平定准噶尔蒙古(即漠西蒙古,位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叛乱的战争。准噶尔在全国的战略布局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它的首领噶尔丹也意图与清朝争夺中国的霸主地位。其兵锋所指,南向西藏可以挟持达赖和班禅以号令青藏高原,向东可以扫平喀尔喀蒙古(即漠北蒙古,位于今蒙古国境内)和漠南蒙古完成统一大业。准噶尔对于清王朝已不是什么肘腋之患,而是心腹大患。准噶尔一日不除,大清都将直面被颠覆的可能。康熙帝决不是养奸之人,他那种决绝与果断,充分展示了他心中的谋划和战略布局。而“南巡”与“西师”不同,康熙、乾隆的六下江南虽不能说没有游山玩水的成分,但主要还是基于清醒的政治战略方面的考虑。康熙和乾隆认为,要想强化对汉人的统治,关键之处在于能否使江浙地区的汉族知识分子稳定并服帖下来,因为江浙当时是华夏文化的荟萃之所。“西师”的锋芒具体指向是准噶尔蒙古,宏观的战略意图在于广袤的蒙藏边疆地区的稳定;而“南巡”的意义则在于它蕴含着驾驭整个汉族人民的深远用心。

 

康雍乾三位皇帝本身的优点和特点是中国实现百年政治安定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可以说,直到18世纪后期,中国在全世界都占有绝对优势。然而在一场无声的大国竞赛中,中国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了问题,转瞬之间急剧衰落,成了西方列强疯狂吞噬的一块肥肉?

 

人口激增,米价上涨,通货膨胀,直接反映出经济领域的危机;与此同时,皇权又得到空前强化,甚至出现了“出一言而盈廷称颂,发一令而四海讴歌”的政治迷信。极端专制的痼弊越来越严重,由此也导致了政治腐败、因循守旧和事关国家发展和中华民族前途的战略性决策的失误,成为国势由盛转衰的直接原因。

 

人口压力在康乾盛世起步时就隐隐出现了。历史表明,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关系往往会推动由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由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第一步,而能否跨出这一步还取决于是否存在缓解人口压力的空间,以及统治者采取的对策合理与否。依照传统思路制定的对策不外乎鼓励垦荒,最大限度地增加土地资源,养活过剩人口;或发展工商业、城镇服务业和农村手工业吸纳过剩人口;或海外移民和海外殖民。康乾时期的人口政策是以鼓励垦荒为核心的传统型政策,同时对东南沿海某些省份采取富有近代性的新政策。从经济上看,成倍增长的人口与大幅度增加的垦田相结合,把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这正是康乾盛世经济繁荣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但与此同时,耕地是有限的,而人口的增加是无限的,一个有限与无限的矛盾几乎不可调和。乾隆除了把天下人民“驱之尽务农”之外,别无他法,直到最后他已失去了养民的信心。康乾末期,已不能做到家给人足、比户丰盈。被抛到社会边缘的苦难群体已经秘密借助白莲教的组织蓄势待发,乾隆传位给嘉庆的禅让大典刚刚结束,他们就呼啸而起,撕破了康乾盛世华丽的外衣。

 

物价问题和人口问题密不可分。从康熙晚期物价问题显露之日起,清朝最高统治者就始终认定人口膨胀是造成物价持续上涨的主因。可以说,他们正是从物价问题上感受到了人口膨胀的最初压力。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初冬,康熙论及粮价时说:“今岁不特田禾大收,即芝麻、棉花皆得收获。”可为什么“如此丰年而米粟尚贵”?春荒粮价涨,秋熟粮价落,本不足怪,现在为什么出现了不管收成丰歉而粮价皆贵这种千古罕见的反常现象呢?雍正探究米价居高不下的时候,认为“地土之所产如旧,而民之食之愈多”是其主要原因。应该说康乾时期的领导者已经开始把物价上涨作为一种宏观现象考虑了,然而他们大多把持续上涨的物价归因为“生齿日繁,采买过多,风俗日奢,米谷出洋”等等方面,以后再也没有展开过有关物价持续上涨的深入分析,乾隆皇帝最终无奈感叹:“朕反复思之,不能深悉其故,亦未得善处之方。”

 

康乾时期通货膨胀的压力到底有多大呢?根据史料统计,18世纪前后百余年间,价格总水平上涨了300%;康熙晚期以后百年间通货膨胀率约为1.1%。不可否认,这种温和的通货膨胀同时也刺激了康乾时期的经济复苏和增长,也正是康乾盛世经济繁荣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然而立足于农业社会的传统财政体制经受不住长期的通货膨胀的严峻考验,到18世纪末通货膨胀所引发的动荡已经到了令统治者无法坐视的地步。政府直接垄断的与国计民生攸关的几大经济支柱——滇铜、漕运和盐业,几乎同时从兴盛走向萎缩,并最终陷入绝境。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物价上涨则是至关重要的因素。物价上涨300%,满朝文武官员以及满汉兵丁的廉俸却几乎百年维持不变,养廉、俸饷不敷日用办公之需,文武百官只好“设法”另谋生财之道。乾隆中期以后贪风日盛、弊规泛滥,不能说与此无关。但为什么国家不对已不合时宜的财政体制加以变通,以适应新的经济发展水平下物价不断上涨的趋势呢?这就有必要对当时僵化的财政体制加以探究。

 

18世纪至19世纪中叶,清廷每年大体严格遵守入银4000两、出银3000两这一财政收支格局,乾隆初期户部侍郎梁诗正称之为“经制有常”。清帝世守“永不加赋”的大训,一味追求稳定的政治目标,宁肯出以“扣廉归款”的秕政,也不愿与时俱进、谋求变革,结果不但贻误了中国社会在近代转型前夜发展的机遇,就连欲求社会稳定也不可得。人口激增与物价上涨集中反映了经济领域出现的问题,暴露出国家政策在经济、民生方面的失误;而在政治方面,皇权的过度膨胀也成为康乾盛世由盛转衰的重要原因。

 

皇权到了康乾时期得到了空前加强,这一方面提高了执行力,保证了政令的畅通和高效运转;但同时它也缺乏一种制约机制,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制衡的皇权,犹如脱缰野马,无拘无束,天马行空。这从一个角度可以洞彻皇权的膨胀对盛世转衰的影响。康乾时期引人注目的重大决策失误就是限制西方国家只能在广州一口通商,即所谓“广州单口通商”。康熙统一台湾后,立即解除海禁,开放粤、闽、江、浙;到乾隆十六年(1751年)至少有18艘外国商船抵达广州与中国通商。当时以“海上霸主”自居的英国,自然有一种孤傲自大的霸气,对中国广州海关的种种限制觉得忍无可忍,英国东印度公司为摆脱广州口岸,重新开展了以定海、宁波为中心的对江浙地区的贸易。乾隆得知英国商人设法北上的企图后立即作出反应,以“海滨重地”应“防微杜渐”为由,命传旨闽浙总督加强防范。乾隆二十二年初,新修订的浙江海关现行税则出台,征税较之广州海关提高一倍,以达到“不期禁而自不来”的目的。没想到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照来不误。英国人有商业头脑,知道丝绸、茶叶、瓷器的主要产地在江浙一带,就近采买可以大大降低成本,他们不怕提高关税,而是怕广州海关多如牛毛的陋规以及没有名目的勒索。不久之后,乾隆帝最终下令只准洋商到唯一的对外口岸——广州——进行贸易,这意味着“准许在中华帝国东部口岸贸易的时代宣告结束”。广州单口通商是关乎中国历史走向的一个带有象征意义的节点,在中西贸易对中国内地具有越来越强劲的助推力时,乾隆却固执己见,不允许江浙海关开放,一念之差错失发展良机,铸成了今天追悔不及的历史遗憾。

 

当世界形势业已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正从传统社会迈向近代门槛而矛盾丛生困难重重的时候,当最需要国家决策符合形势的发展和实际需要的时候,却恰逢皇权制度膨胀致使重大决策一再失误,一次又一次失去了从衰落颓势中振作起来的宝贵机遇。当我们今天考察康乾盛世时,不仅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入手进行分析,更要延伸开来,有一个全球的视角。

 

19世纪开始以后,中国国势迅速衰落,不仅是历代王朝更迭的宿命,而且暴露出植根农业社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缺陷。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欧美西方列强日新月异的发展。乾隆子孙凛然恪守“以祖宗之心为心,以祖宗之政为政”的“家法”,因循守旧,不思变革,对日益逼近的西方列强麻木不仁,终于把中华民族推向了苦难深渊。日本学者这样形容中国近代以来的境遇:“中国就如同一条巨大的蟒蛇,由于两千年来的蜕皮,本应该在洞穴休养生息,使自身得以复苏,以崭新的姿态傲立于世,但事实上这条巨蟒没有喘息的机会,反而因暴露于荒野而不断遭到猛兽袭击,被噬咬得千疮百孔。”他所说的“蜕皮”指的就是中国由传统社会转向近代社会的蜕变。

 

生于盛世死于忧患的道光皇帝

 

1850年2月25日中午,道光帝驾崩,终年69岁,庙号宣宗,葬清西陵慕陵。临终,道光帝立储封王,反映了他抉择的艰难,也给后人留下了无穷的遐想。另外,一生节俭的他为何两修陵寝?我们又应该怎样评价这位生于盛世、死于忧患外侵之时的道光皇帝呢?

道光执政后期,政治经济诸多方面都有所起色。

 

这段时间地方官报喜不报忧,道光帝的心情也逐渐好转,他度过了一段相对安宁、祥和的时光。

 

一方面,两广总督徐广缙“圆满”地解决了英国人要求进入广州城内居住的风波,使他感到曾经痛心疾首的“夷务”也在朝好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道光帝获得了一个大财源——海关税收。作为一个大陆民族和农业国家的君主,他本来没有对此寄予厚望。

 

令道光帝没想到的是,海关税收不但稳定,而且逐年上升,再加上精打细算,他勉强度过了19世纪40年代的财政难关,并且又攒下了近二百万两白银,这在康乾盛世时期不值一提,可在当时却意义重大。道光派重兵不分昼夜,严加看守,他知道,千万不能再让库兵给偷了。

 

其实,这一切都是假象,大清王朝这条千疮百孔的破船即将驶进形势更加严峻的激流险滩,遭遇那场前所未有的暴风骤雨、惊涛骇浪。

 

道光二十九年(公历1849年),葡萄牙强占了澳门,这是继割让香港之后,又一件损害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大事,地方官未敢上报。此时,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在广西已经拥兵数万,正蓄势待发,地方官不屑一顾,也未向他报告。同时,受挫于广州入城事件的英国人正秘密谋划着新的侵华计划,这个时候,各地官员报喜不报忧,大清整个统治蓝图被粉饰了。大清的统治者道光落了个心静,自然也就被蒙在了鼓里。总之,从上到下,一片麻木,对即将到来的暴风骤雨缺乏应有的敏感。

 

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一(公历1850年1月23日)午后,皇太后去世了,终年74岁。《清宣宗实录》记载道光帝“哀恸号呼,擗踊无数……哭无停声,水浆不御,王大臣等伏地环跪,恳上节哀,上悲痛不能自已,左右皆弗忍仰视”。

 

所谓“擗踊”就是顿足捶胸。道光帝哭得呼天抢地,顿足捶胸,一连几天别说吃饭,连水都不喝。这可吓坏了臣子,毕竟道光帝年近古稀,怕他再有个三长两短。王公大臣、皇子、嫔妃纷纷下跪,哀求道光帝国事为重,保重龙体。

 

此时的道光帝已经68岁了,他白天以一国之君的身份操持大丧,晚上以孝子身份结庐守孝——在灵堂旁边铺设草苫,席地而寝。这时北方严冬,滴水成冰,大殿里冷得像个冰窖,年近七十的老人哪里受得了这份儿罪,大家苦苦哀求请他回宫,均被拒绝。由于劳累、受寒,再加上营养不良(国丧期间每天只能食薄粥),道光帝病倒了。

 

十二月二十一,道光帝决定将皇太后灵柩停放在圆明园。移灵的这天,一身孝服的道光帝抱病步送灵柩出城,然后骑马赶往圆明园,在园门外跪迎。皇太后梓宫被安置在圆明园绮春园迎晖殿,道光帝又令人在慎德堂铺上白毡、灯草褥,在里面守孝。

 

就在这哀戚之中,道光迎来了他在位三十年的新年,也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他已经69岁了,在人均寿命35岁的清朝,这应该是高寿了。

 

皇太后灵柩的终点是易县的清西陵。正月初五,道光帝终于答应了大臣们的一再请求,决定放弃亲自将皇太后灵柩送到西陵的计划。此时的他卧在灯草褥子上,病得已经爬不起来了,只能有气无力地哀泣着。

 

正月十一,道光在上年江苏江宁(今南京市)等地遭受水灾情况的奏折后批示:暂停征收灾区赋税。这是他三十年治国,处理的最后一件政事。

 

道光帝本来就有小恙,至此已经演变成肺病,由于年事已高,抵抗力下降,迅速恶化,终于不治。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公历是1850年2月25日,道光王朝的大幕很落寞地落下了。

 

这天中午,道光帝逝世于圆明园的慎德堂,终年69岁。《清史稿》称“宣宗春秋已高,方有疾,居丧哀毁,三十年正月崩”。距太后的死仅一月有余,可以说他直接死于这场丧事。臣子们嚎哭着脱下了道光帝的一身重孝,为他换上皇帝的寿衣。

 

在道光帝逝世的前六个小时,他宣布了大清王朝新一代君主的人选。

 

道光皇帝励精图治却昏招连连;对己节俭却举国奢靡;资质平庸却自命不凡;视野狭窄却目空一切。他其实是个普通人,却要去承担一切。历史的暧昧与荒诞在他一个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甚至他的死,也充满了暧昧与荒诞。道光之前的五位皇帝,死后都建有“圣德神功”的碑楼,但道光皇帝死后,却没有碑楼。他的儿子咸丰皇帝虽然为他撰写了碑文,却只能刻在神道的阴面,不易被人察觉。这其实是一个皇帝的耻辱。因为清朝有制,凡皇帝有失国之尺地寸土者,不得建“圣德神功”碑楼。道光皇帝在鸦片战争之后丢了国土香港,已然是个有缺憾的皇帝,所以不能建“圣德神功”碑楼。

说到底,道光是个孤独、力不从心甚至弄巧成拙的皇帝,也是个面目模糊的皇帝。他平定过新疆张格尔的叛乱,功勋卓著,却也丢了香港,惩罚林则徐,终成千古罪人。在英雄已然远去的时代,道光,这个身上衣服打着补丁,长得瘦骨嶙峋一脸苦命相的男人看守着处于中衰节点的清王朝,真可谓茫茫然不知所措。

他做的其实不是皇帝,是寂寞。 

 

节俭秀

 

公元1828年2月14日是道光七年的除夕。这一天,道光皇帝的早餐菜谱是“鸭子白菜锅子一品,海参溜脊髓一品,溜野鸡丸子一品,小炒肉一品,羊肉炖菠菜一品”,差不多是四菜一汤的水平。这是在除夕,在世事维艰的道光七年即将过去的时刻,这个帝国领导人给自己的犒赏。

这天,道光依旧穿着打补丁的裤子,“衣非三浣不易”,依旧愁眉深锁,为帝国捉襟见肘的日子做道德榜样和国家表率。道光帝即位时,国库储备仅剩下2000万两白银。而在乾隆时期,国库白银储备最高达8000余万两。人多钱少,日子怎么过下去?

的确,帝国的日子是越来越艰难了,以至于他这个当皇帝的一天仅有早、晚两次正餐。虽然道光年间,人均占有土地还有两亩多,但与乾隆年间人均占有土地六亩左右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语。帝国人口大增,土地却不见增加,吃饭问题成了压倒一切的头等重要的问题。怎么办?道光皇帝给出的对策是勒紧腰带过日子。

早在道光元年的十一月初八,道光皇帝就发布了他的施政纲领-《声色货利谕》。在这篇文章中,道光帝提倡节俭治国,表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很有天下为公的意思。

最重要的是道光皇帝身体力行,带头过紧日子,他以“衣服穿破了打上补丁再穿”为标志,倾力打造穷国领导人的寒酸形象。道光皇帝经常派太监出宫去买烧饼,晚饭就和皇后以此为食,啃完烧饼立即上床睡觉,这样做,还节约了灯油。他坚持使用普通的毛笔、砚台工作,坚持每餐不过四样菜肴的工作餐标准,以此引导国风民风。

国风果然被影响了。起码在道光皇帝视线所及,很多官员都开始艰苦朴素起来。大学士兼领班军机大臣曹振镛率先穿上打补丁的裤子,其他朝中大臣也纷纷仿效。一时间道光朝变得衣衫褴褛,很有日薄夕阳的意思。

但是这样的节俭却只是一场秀。为了配合道光帝的治国理念,朝臣们在旧货市场淘宝,以淘到最旧最破衣服为荣,以穿新衣新鞋为耻。真买不到旧衣服的官员则自己动手,将新衣做旧,不旧不穿-一个王朝的形象也就这样被做旧了。在新与旧之间,真实与虚伪之间,官员的人格和国家的品格开始扭曲、异化,帝国变得相当的诡异了。

诡异是因为真相的残酷。道光帝有一件黑色的狐皮端罩,他想在端罩四周加上一圈狐皮,内务府向他报告预算说需要1000两银子。虽然到最后狐皮没有加成,但内务府的大手大脚、中饱私囊等等行径,还是从这一细节里流露了出来-狐皮再怎么贵,也用不了1000两银子啊!另外,从宫廷中的燃料开支来看,据档案记载,道光元年十二月初一至二年十一月底,共消耗木柴比嘉庆二十五年同期增加了74.1%,另外红箩炭、黑炭以及煤的消耗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这一方面是因为宫中人员增加,另一方面则完全是铺张浪费。道光帝虽然是宫中的主子,帝国最高领导人,却对发生在他眼皮底下的浪费无可奈何。他的管理无能、优柔寡断以及首鼠两端可见一斑。

而在道光皇帝视线看不到的地方,很多官员依旧声色犬马,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一场宴席可以历时三昼夜;一种豆腐可以有20余种做法;一种猪肉也能做出50多种花样。人人都是美食家,个个都是饭局明星。所谓“大宴会则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依然一派盛世光景。

诡异还因为节俭误国。道光八年的夏天,道光帝在清漪园(光绪年间改名“颐和园”)万寿山下的玉澜堂宴请平定新疆张格尔叛乱的有功将士。但他们得到的待遇只是几碟小菜而已。这些万里远行,征战数年的将士毫无疑问心寒了-道光帝节俭竟然节俭到他们头上,精忠报国的意义何在呢?他们想不通。

更想不通的事情在随后发生。为了勤俭治国,节约兵饷,道光帝宣布清军今后在新疆只留守6000人。这与将军们上奏的要留18000名士兵镇守新疆差距甚大,事实上也不符合新疆地域广阔、民情复杂的实情。在多次与道光帝交涉未果后,将军们激愤地提出,以后清军只守新疆东部,让西部自治好了-一场由节俭导致的攻防游戏在道光帝和将军们之间展开,游戏背后,却是国之安危与社稷民生。

最后的解决之道则令人啼笑皆非。道光帝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以牺牲全国保新疆的代价,宣布各省裁军2%,从中节约出30余万银子。

毫无疑问,这是捉襟见肘的代价,也是首鼠两端的代价。若干年后,鸦片战争爆发,道光帝才猛然惊觉,原来任何一个地方的兵员都裁不得。新疆会有叛乱,东南同样会有外患,靠节俭是节俭不出国家安全的。只是这样的认识为时已晚。

毫不夸张地说,道光帝的节俭是史上最强的节俭秀。但是越节俭越贫困-就像当时朝中大臣对他质问的那样-“岂愈奢则愈丰,愈俭则愈吝耶”?节俭在这个王朝成了原罪,成了道光无能的代名词。道光自己也只能感慨生不逢时,在新时代与旧时代的夹缝中委曲求全,以博一条生路。

可帝国的危机却已如影随形。它不仅仅是外患,还在于人心。人心出问题了,出了大问题。


躲猫猫

 

道光元年的一个关键词是“陋规”。

陋规是好处费,是舟车费、行户费、火耗费、平余费、盐当费、规礼费等等,是一个囊中羞涩的王朝得以继续运转下去的润滑剂,是光明与黑暗之间的灰色地带,也是官场潜规则和混浊吏治的幕后推手。

但是,存在即合理。道光朝陋规横行与其在官员中间实行低薪制密切相关。虽然这种低薪制自雍正时就已推行,但那时的官员还有“养廉银”,从督抚到知县,国家给予财政补贴。到道光朝,国库吃紧,养廉银已是有名无实。至此,各种名目繁多的陋规粉墨登场,一方面补贴办公经费,另一方面官员们趁机中饱私囊。这些还仅仅是表面现象,究其实,陋规横行最大的危害是它重新定义了当时的官场文化和官员品质,制定了官场的游戏规则和生存环境,从而萎顿了一个王朝的精气神。

道光元年九月十一日,皇帝作出一个决定:清查陋规。这其实是一种权衡或者说是无奈。国库里银子不多,要取之于民的话,不如我来给你们划清边界,该拿的拿,不该拿的绝对不能拿。

但道光皇帝没想到,自己其实在玩一个危险的游戏。他的谕旨颁布以后,没有听到多少叫好声,反而听到一片反对声。反对的主要理由是,陋规本来是大清律令所禁止的,皇上即位不久就明令准许,实在是有失政体。与此同时,那些靠陋规中饱私囊的官员也对道光皇帝制定游戏规则表示不满-以后要是只能拿办公经费的话,这陋规还有什么拿头呢?索性从财政划拨好了。

由此,道光皇帝即位后的第一项改革措施面临流产。已经四十不惑的道光皇帝实在是困惑了-改革好,还是不改革好?事实上这样的困惑牵涉到几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名与实,国体与政体,手腕与手段,道德与利益。他必须做出取舍。

很快,道光皇帝就做出了取舍-停止清查陋规。并且他还找到了一个替罪羊-吏部尚书英和。正是英和建议道光下诏,清查各省官场的陋规,以整顿吏治的。至此,道光皇帝的权谋之道有一个阳光的开头,却只能有一个晦暗的结局。在朝令夕改的皇权游戏背后,分明让人看到了这个男人的软弱、慌张、忧伤与毫无主见。他想主导新的官场文化,重新定义道光朝的官员品质,不想自己竟淹没其中不能自拔,成为陋规现象的一大牺牲品。

陋规之害,已然可以击倒堂堂的大清帝王。自此之后,道光对这个国家,不再有什么制度上的贡献了。

从陋规出发,道光朝的吏治可以说是混浊的。各级官吏可以凭借权力向下属机关和人员索取现金和礼物,以及向百姓索取除正税以外的各种附加费。而陋规中的捐纳制度其实就是买官卖官制度。道光皇帝自己也看不起那些靠捐纳入仕的官员,因为这些人穷得只剩下钱了,素质不高,上任后主要目的就是捞钱,以至于道光二年,他下谕旨说“嗣后现任官员不准加捐职衔,著为例”,但这样的反击措施毫无疑问是软弱无力的。当官场亚文化绑架了道光皇帝后,众多捐纳入仕的官员和非捐纳入仕的官员就可以在帝国各地拼命扒分,道光帝即便有道德洁癖,又能拿他们怎样呢?只能是心里厌恶一下罢了。他后来多次对外放官员张集馨说:“捐班我总不放心,彼等将本求利,其心可知”,“我最不放心捐班,他们素不读书,将本求利,廉之一字,诚有难言。”可惜,仅仅是说说而已,发一点牢骚。帝国的日子却还要过下去,有银子总比没银子好,哪怕这银子来路可疑……

官场亚文化绑架道光皇帝,也就绑架了道光王朝。这个王朝,劣币驱逐良币,在宦海浮沉中稳坐钓鱼台的是那些八面玲珑、圆通浮滑、投机逢迎的官员。这些官员遵循的官场秘诀就是多磕头、少说话。这一秘诀可以说是道光朝官场亚文化的精髓所在,因为它体现了官场中人对皇权无原则地顺从和集体无意识地无所作为、苟安推诿。这样的集体无意识最终蔓延成道光朝官官相护、官官相畏的官场潜规则。

那么道光对这样的官场集体无意识又是怎样的态度呢?

道光三十年二月,侍郎周祖培上奏说及道光朝官场危象:“上司多为瞻徇,同官互相营私。”道光帝当然也意识到了,并且他自己也说过这样一句话:“朕以重任付诸臣,诸臣无非还朕一'欺'字。”这实在是一种愤懑的心态。可愤懑之后则是无奈。虽然早在道光十二年,道光帝就采取行动,对一批庸官、劣官进行清理,比如当年六月,他命令各地督抚举报“贪酷不法,玩世不振及衰老疾病”的官员,八月又指示督抚对那些“才不称职,年历衰庸”的属员进行弹劾,可这样的举措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道光帝的打击到最后也就是一纸空文罢了。

所以,道光也只能是默许乃至于共同参与制定游戏规则。君臣互相欺瞒,日子得过且过。你把局面维持下去,我也不会让你难堪。这是一种默契,也是共同放纵。道光晚年倦于政事,十分讨厌那些看不完的奏章,可碍于皇帝职责不能不看,曹振镛便向他提议,说:“凡言官所上章疏,无论所言何事,重要与否,一概从中摘取一二破体疑误之字,交部处罚。”这样的做法毫无疑问是吹毛求疵,也是对政事的不负责任,但道光还是照此办理了。无非一个“拖”字嘛,将王朝拖下去,将日子拖下去,将世道人心拖下去,此时的道光帝从一个曾经有所作为的愤青走向无所作为的老者,帝国的颓态已暴露无遗了。

他曾经要治吏,到最后却被吏给治了。道光朝的吏治最终沦为一场荒诞游戏,人人都与道光帝玩躲猫猫,道光帝原本也兴致勃勃,也雄心万丈,他发誓捉尽躲起来的猫猫们,最后发现,猫没捉住,自己却成猫了。 


烟雾缭绕

 

道光朝的精气神,除了萎顿于官场潜规则外,也萎顿于鸦片的烟雾缭绕中。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鸦片成了道光朝的心腹大患呢?

早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也就是道光即位前一年,外事专家包世臣就忧心忡忡地断言,苏州有10万名瘾君子。10年之后的道光九年,道光朝吸食鸦片的民众已“渐染十数省之广”,甚至在总计80万的八旗兵和绿营兵中也有不下20万的士兵吸食鸦片。而在东南沿海的绿营军中,更是有过半的士兵吸食鸦片。天朝的武装力量,岌岌可危;天朝的东南防线,一触即溃。这个王朝,再也承受不起鸦片的重量了。

于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了道光面前:要不要禁烟?

这似乎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的。因为早在雍正九年,清政府就开始禁烟了,但人们发现,这里还是有漏洞存在的。雍正朝虽然对“兴贩鸦片烟”“私开鸦片烟馆”都立了罪名,却对吸食鸦片的民众不加处罚。另外雍正朝也不能完全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虽然在法令上“私开鸦片烟馆”拟绞律,也就是可以处以极刑,但终雍正一朝,却没有绞过一人,办过一案。嘉庆朝的禁烟成效同样也是大棒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嘉庆末年苏州有10万名瘾君子的现实就证明了鸦片的泛滥,证明了帝国世道人心的流失和迷茫。

所以,道光的迷茫也正在这里。禁还是不禁,是一个问题;怎样禁,更是个问题。

道光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一个叫许乃济的官员向道光帝上了一道名字很拗口的折子,叫《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这道折子主题词却只有两个字-“驰禁”,也就是给鸦片解禁的意思。许乃济在奏折里认为,“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亟请变通办理”,同时他从药理学的角度提出“鸦片本属药材,其性能提神止泄辟瘴”,很有为鸦片正名的意思。总之,许乃济建议“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理由是,吸食鸦片“不尽促人寿命”,而且“今海内生齿日众,断无减耗户口之虞”。另外他还建议让“内地得随处种植(罂粟)”,以土烟抵抗洋烟,彻底改变鸦片贸易中道光朝的入超境况,一劳永逸地解决大清白银外流的问题。

这真是个石破天惊的建议,道光皇帝不敢下定论。他将许乃济的奏折转发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人,想听听他们的建议。

邓廷桢等人在回奏中不仅同意许乃济的驰禁论,甚至还搞出了驰禁鸦片的章程九条,请求道光帝批准执行。一个王朝的世道人心,此时正从茫然进一步走向“开放搞活”,只是这样的“开放搞活”令人提心吊胆。

道光皇帝首鼠两端了。禁还是不禁,看来真的是一个问题。

事实上,对于囊中羞涩的道光朝来说,驰禁鸦片是一个现实选择,更是一个具备极强诱惑力的现实选择。因为在当时,“种植罂粟花,取浆熬烟,其利十倍于种稻”。这也是雍嘉两朝禁烟不能做到底气十足的重要原因。但接下来的事实却让道光帝一下子心生惧意-许乃济的这篇奏折被译成英文,到处传播了。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向英国外务大臣巴麦尊报告说:“许乃济驰禁论的直接影响将要刺激印度的鸦片种植。”道光帝当然不关心印度的鸦片种植有没有被刺激,他只关心鸦片在大清的泛滥情况。很显然,许乃济发布驰禁论的道光十六年是火烧眉毛的年头。这一年广州从海外进口鸦片突破了三万箱大关,比上一年增加了4000箱左右。

首鼠两端的道光皇帝不能再首鼠两端下去了。就在这样的历史时刻,严禁论开始抬头。道光十八年,一个46岁的中年男人向道光帝递上了他写的奏折。他叫黄爵滋,三年前,这个道光朝奏折写得最好的人被任命为鸿胪寺卿(鸿胪寺是司掌朝廷典礼的机构,其长官为正四品官),三年后,黄爵滋出手了,写了一篇影响历史进程的奏折。

黄爵滋在他的奏折中如是统计:“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二千余万两。自十四年至今渐漏至三千万两之多。”在这里,所谓的“漏银”是白银外流的代名词。数年间,几千万两白银因为鸦片贸易外流,令道光朝面临“将无可充饷之银”的“银荒”,这是道光帝最终结束首鼠两端,做出禁烟决策的最主要动因。

但禁烟之后事更多。道光帝怎么也没想到,鸦片之害,居然已经威胁到他的母亲皇太后了。皇太后由于受宫中太监的诱骗,早已吸上鸦片,过上吞云吐雾的日子了。至此,道光帝的禁烟运动不得不打一个折扣,起码对自己的老母亲,道光帝还是不能查处也不敢查处的。甚至为了保证禁烟运动开展后皇太后有烟可吸,道光帝还秘密地让有关官员为其母亲准备一个鸦片供源,同时对外隐瞒消息。此情此举,毫无疑问从一个侧面预示了道光朝禁烟运动的暧昧与首鼠两端-它有一个轰轰烈烈的开始,却伴随着挥之不去的黯淡结局。

结局来得很快,林则徐的虎门销烟“水到渠成”地为英国人的入侵提供了极好的借口。道光帝应该是很痛苦地看到了鸦片所带来的报应-不是禁烟不对,而是禁得太晚了。

最伤感的结局也还在后头。随着鸦片战争的失利,道光帝发端于战前的禁烟运动无疾而终了。衰世的烟雾依旧缭绕,隐现着他那张伤感无奈的苦瓜脸。这个王朝,还是有着“十分之一二的京官,十分之二三的外官,十分之五六的钱谷幕友(司法税收人员),以及不可以数计的长随吏胥(跟班、差役)在吸食鸦片”,他们在衰世至乱世的大崩溃之前吞云吐雾,麻木沉沦。这些可怜可恨的人形销骨立,不复有人形存在,就像这个王朝的未来一样,没有希望,只剩下绝望。


一个王朝的视野

 

道光十八年是鸦片战争爆发的前两年。这年四月的某一天,江南道御史周顼给道光帝上了一道名为《通商以银易货,不准鸦片抵交折》的折子。以今天的视角望过去,这真是一段令人瞠目结舌的文字-西方人数月不吃茶叶、大黄,就会双目失明肚肠堵塞,所以茶叶、大黄比鸦片威力要大得多,为什么不用它们换取外洋的银币呢?茶叶、大黄摇身一变为战略武器,这样的见识出自于堂堂的江南道御史,简直称得上天方夜谭了。

可令人奇怪的是,周顼的建议没有遭致他人的反对或嘲笑,反而引来一片赞同声。漕运总督周天爵、福建巡抚魏元烺甚至包括以“开眼看世界第一人”著称的林则徐都纷纷上疏支持周顼的建议。

一个王朝的视野之狭窄终于在茶叶、大黄面前露了原形。道光在看过周顼的奏折后,立即“命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粤海关监督豫堃,审时度势,相机办理,以茶叶、大黄,震慑外夷”。

这就是鸦片战争前夕大清帝国的备战实情。帝国从一个英国人意想不到的角度进行了反击。毫无疑问,这样的反击令人无语,堪称道光朝的幽默。

两年之后,道光朝的幽默在持续。道光二十年八月初四,鸦片战争一触即发,英国人出兵已既成事实。打,还是不打,是一个问题。道光皇帝拿不定主意,林则徐便上了一个奏折。在这封奏折里,林则徐认为英夷都是没有膝盖骨的,腿也无法弯曲,“一仆不能复起”,只要用竹竿将其扫倒,他们就爬不起来……

同时对英国人的船坚炮利,林则徐也持乐观的看法。他认为英国人要是敢入内河,“一则潮退水浅,船胶膨裂,再则伙食不足,三则军火不继,犹如鱼躺在干河上,白来送死”。

林则徐乐观,道光帝则茫然。因为有一些问题他还找不到答案。比如中国与英国是否有陆路相通?是否可以经新疆打到英国本土?还比如英国女王的一些隐私问题。道光皇帝很好奇:“该女主年甫22岁,何以被推为一国之主?有无匹配?其夫何名何人,在该国现居何职?”他希望获得这些问题的答案。

毫无疑问,这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困惑。困惑背后潜藏着危险。热兵器时代已不期而至,工业文明带来的新视野要全面覆盖农耕社会的鼠目寸光,但道光皇帝却不知道危险已近在咫尺。他只能以一种专制制度下的先验判断来本能地应付不期而至的危机。所用的手段无非“恩威并济”,所用的政策无非传统的剿抚政策。

也许道光帝会以为,英夷和中国历史上未开化的夷狄一样,都是不堪一击的。林则徐不是说了嘛,“一仆不能复起”,“犹如鱼躺在干河上,白来送死”。既如此,对待英夷就要做到“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道光二十年九月十八日上谕),总之要维护天朝上国在英夷面前的体面与尊严。这是道光皇帝在鸦片战争初期对待英人的态度。

但事实证明,这是错误认识或者说视野狭窄所导致的错误判断。工业文明的新视野要全面覆盖农耕社会的鼠目寸光,所谓“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便成了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建立在儒家哲学基础上的权谋之道在强大的实力不对称面前一触即溃-香港就此失去,在英夷面前丧失“天朝”尊严,即“有失国体”成为残酷的事实。

不是说实力决定一切,而是视野决定一切,开放的心态决定一切。这场战争道光帝未打先输,输在他整个王朝集体的鼠目寸光上。

当然,道光帝到最后还是有收获的。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当第一次鸦片战争差不多结束的时候,道光皇帝通过广东方面送来的两名懂英语的通事(翻译),总算弄清了以下一些问题的答案:

英吉利国距中国水路需多少天?

英吉利至中国需要经过多少国家?

英国女王年仅22岁,为什么能够成为一国之主?

英吉利国究竟方圆有多大?

 ……

道光帝获得的答案应该说是迟到的答案,也是代价昂贵的答案。他们本应在战争之前就获得,但是很遗憾,为了获得它们,道光帝付出了“天朝”的尊严和国土,当然更严重的危机还在哲学和文明层面上。在大洋彼岸,一种更先进的文明已经生机盎然、蠢蠢欲动,试图吞噬或者说覆盖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特别是农耕文明身上所附着的保守、封闭、偏见、傲慢、脆弱、张狂以及患得患失……一切的一切已是箭在弦上。

站在道光二十二年的春天里,道光皇帝真是茫茫然不知所措啊。先前,他的痛苦在于不知道问题在哪里;现在,他的痛苦则在于不知道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哪里。

谁能告诉他?


从衰世到乱世

 

现在看来,那个王朝衰败的消息,真是俯拾皆是、触目惊心。它们几乎以呐喊的方式惊现人间,惊现于这个首鼠两端的帝国,无言地提醒世人。只是道光帝身处其间,也许不以为意,也许无可奈何罢了。

道光三年,服丧期满的道光帝公开表示,秋狩之礼与东巡祖陵等仪式应该次第举行,因为这是一个王朝最基本的礼仪之道,也是立国之道。前者代表力量、激情,后者代表孝道、仁道,都是帝国执政合法性的具体说明和有力证据。但是第二年的正月初八,道光帝却向内阁颁发了一道“特谕”,指出因直隶两年歉收,民力维艰,所以原定该年三月举行的东巡祖陵计划被取消了,另外,木兰秋狩之礼也以爱惜民力的名义暂停,什么时候恢复?道光帝没说。

直到道光十七年,当世人差不多已经忘记秋狩之礼时,道光帝才低调地宣布:关闭热河行宫,停废秋狩。一个王朝最基本的礼仪之道就这样被废除了。也许,对一向恪守祖制的道光帝来说,他内心的痛苦是难与人言的,但此时的帝国烟雾缭绕,民变四起,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秩序正走向大崩溃的边缘,他哪有心情和财力去做盛世之举?所以只能低调收场,并且不给这样的收场以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满语”、“骑射”等满族民族传统的衰败与秋狩之礼的废除几乎同时进行,并且如出一辙。这个当年操着满语,立马扬鞭冲进关内的民族毫无疑问是充满动感和生命力的,而道光之前几任皇帝对本民族语言、技能的自我激励一直是这个民族生命力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也许满语和汉语相比并不先进,骑射和火炮相比也相形见绌,但重要的是精神,立马扬鞭的精神,不忘本的精神需要世代传承。

 


咸丰帝--爱新觉罗·奕詝

 

爱新觉罗·奕詝(1831-1861)即清文宗,通称为咸丰帝,公元1850-1861年在位。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183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圆明园。他是道光帝的第四子,母亲是孝全成皇后钮祜禄氏。

 

道光帝逝世于圆明园的慎德堂,终年69岁。《清史稿》称“宣宗春秋已高,方有疾,居丧哀毁,三十年正月崩”。距太后的死仅一月有余,可以说他直接死于这场丧事。臣子们嚎哭着脱下了道光帝的一身重孝,为他换上皇帝的寿衣。

 

在道光帝逝世的前六个小时,他宣布了大清王朝新一代君主的人选。

 

此时的道光帝已经不能说话,但由于回光返照,神志还算清醒,而且按照清朝的秘密立储方法,他早在五年前完成,此时需要的仅是揭晓谜底而已。

 

早晨六点钟的圆明园还笼罩在黑暗之中,但慎德堂中却是灯火辉煌,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军机大臣、近支亲贵、所有皇子当着生命垂危的道光帝的面,准备公启鐍匣,领受立储谕旨。

 

太监捧来了鐍匣,这是一个长宽厚为32××厘米的楠木匣子,无锁,上贴封条,封条上写着“道光二十六年立秋”八个字。总管内务府大臣文庆奉旨在众目睽睽之下撕开封条,打开鐍匣,发现里面有两道用朱笔写成的十分简练的密旨,其中一道密旨汉字旁注有满文。于是,他拿起这道密旨高声宣读:“皇六子奕訢”,现场鸦雀无声,文庆接着念道:“封为亲王,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

 

随即宣布了第二道密旨:“皇四子奕詝著立为皇太子,尔王大臣等何待朕言,其同心赞辅,总以国计民生为重,无恤其他。”

 

奕詝磕头大哭,群臣也纷纷下跪表态拥护新君。生离死别之时,所有的恩怨都将烟消云散,所有的感情化作泪珠,尽情地挥洒着。慎德堂屋檐上的乌鸦被惊得拍翅而起,低回盘旋在庭院之中。

 

道光帝将封奕訢为亲王写入立储谕旨,可见他在选择储位上的为难,这令奕詝尴尬,令奕訢伤感,也给后世史家以无穷的猜想。道光帝之所以这样写,既是对奕訢歉疚之情的表示,更是对爱子的一种保护。

 

道光帝考虑立储之事是在鸦片战争结束后,经过几年考虑,道光二十六年(公历1846年),他下定主意,密定储位。他共有九子,按照清王朝的家法,凡是皇帝之子,不分嫡庶,均有入承大统的可能。说起来,道光帝选择的余地很大,但若加深究,其结果并非如此。

 

在道光帝考虑继承人选的时候,长子、次子、三子早已不在人世;第五子又过继给了兄弟;而七子奕譞、八子奕詥、九子奕譓尚在襁褓之中,品格、能力、体质诸多方面均无从考察。可供选择者只有四子奕詝和六子奕訢两人。

 

如果让道光帝在这二子中择一而立,也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二人均为庶出(奕詝出生时其母尚不是皇后),在年龄上仅差一岁,同在上书房读书,各有所长。奕訢的长处是天资聪颖,在兄弟中首屈一指,“就傅日授千言,少读即成诵”,同时他又常习武功,操练刀法,可以说是文武双全,为此道光帝特赐白虹刀,可见对他器重有加。

 

总之,奕訢是道光帝的宠儿,与奕詝比较起来,他更受父亲偏爱。可道光帝为什么最终没有选择奕訢作为继承人呢?

 

对此,史学界一般常提这段史料:道光二十六年三月,皇帝校阅南苑,“诸皇子皆从,恭亲王奕訢获禽最多,文宗未发一矢。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立储遂密定”。

 

这段史料的意思是道光帝带着诸皇子打猎,奕訢收获最大,奕詝干脆没开弓。面对父皇的询问,奕詝认为春天是鸟兽孕育的季节,他不忍心杀生,否则会改变大自然的平衡与和谐。道光帝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帝王所应说的话,因为帝王大权在握,生杀予夺,无人监督,具有一颗仁慈的心是十分必要的。于是,道光就决定选他做太子。人们认为此计出自奕詝的师傅杜受田。

 

这段史料可信度很小,原因主要有下列三条:

 

1、满族尚武,以射猎多者为能,而且南苑行猎是奉旨行事。奕詝打不着猎物已属无能,不知惭愧,反而指责猎杀是“伤生以干天和”,是不是有指责父皇道光帝之嫌。况且,“伤生以干天和”这话很重,一位皇子岂敢随便说出。

 

2、清朝在皇子教育时,并非一位老师只教一个皇子,一般是一位老师教所有皇子,无论谁作皇帝,都是自己的学生,做老师的完全没有必要偏袒其中一位皇子,从而承担风险。

 

3、此事官书不载,档案不记,当事者不言,最早起自野史传闻与附会之言,由此也可判断,可信度极低。

 

道光帝之所以选择奕詝,原因应该有三:

 

1、与奕訢相比,奕詝没有大的弱点,而且更加老成持重;

 

2、在道光帝连丧三子之后,奕詝就是长子,在封建宗法社会中,长子的地位是很高的;

 

3、奕詝是孝全皇后所生,这位皇后备受道光帝宠爱,又因婆媳关系死得不明不白。孝全皇后死时,奕詝仅仅10岁,立奕詝为皇太子,或许道光有愧对皇后的考虑。

 

道光帝去世的次日,奕詝即皇帝位,以明年为咸丰元年。传统史家对咸丰帝的评价在其父祖之上,认为其资质在清代诸帝里可居中流偏上,缺憾是体质薄弱而又纵情声色,因此英年早逝,逝世时年仅31岁。

 

而奕訢却活到了光绪二十四年(公历1898年),终年67岁,成为大清王朝最后一位辞世的皇子。此时距道光帝逝世达48年,距咸丰帝逝世达37年。他在咸丰一朝备受冷遇,直到咸丰去世,他利用慈禧与肃顺的矛盾,与慈禧联手发动北京政变,终于以议政王的身份掌握国家政权,一度成为清王朝的“政府首脑”。

 

其间奕訢重用湘淮军阀,引进西洋长技,使清王朝出现了回光返照的“同光中兴”。假如道光帝选定奕訢为皇太子,那么他将有可能在位五十年,仅次于康熙和乾隆,这样一来,历史上就没有北京政变、垂帘听政、帝后党争之类的变动及由此而给历史带来的影响,中国近代史必将改写!

 

一次“偶然”的抉择而影响到历史进程的“必然”,于此可见深矣!

 

几天后,咸丰帝颁布《道光遗诏》,这是以道光的名义,对道光30年治国的自我总结,对一生勤政爱民、崇尚节俭、平定西陲等功绩做了渲染,对鸦片战争的失败也作了辩解。

 

咸丰帝确定道光帝庙号“宣宗”,谥号为“效天符运立中体正至文圣武智勇仁慈俭勤孝敏成皇帝”。

 

道光帝葬于清西陵,陵名为慕陵。

 

咸丰帝人物简介

 

咸丰帝(1850~1861在位):清文宗爱新觉罗·奕詝,道光十一年(183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圆明园,道光帝第四子也,母为孝全成皇后钮祜禄氏。

道光二十六年,道光帝用立储家法,书名缄藏。道光三十年正月丁未,道光帝不豫,宣召大臣示朱笔,立其为皇太子。宣宗逝世后,己未,咸丰帝即位,颁诏覃恩,以第二年为咸丰元年。

在位期间,内外交困,太平天国起义如火如荼之际,又遭遇英法联军侵略中国,他依靠湘军,抑制住了太平天国起义进一步的扩张。对英法联军,他也派兵抵抗了,但是乏力,最后失败,以签订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告终。

咸丰十一年(1861年8月22日)在承德病故。在位11年。卒谥“协天翊运执中垂谟懋德振武圣孝渊恭端仁宽敏庄俭显皇帝”。庙号文宗。葬河北遵化的清东陵之定陵。

继位传说

 

由于咸丰皇帝继位之后,处于满清王朝最危险、最困难的时候,此时的满清王朝已然千疮百孔,无力回天。所以,咸丰帝没有他祖先乾隆、康熙帝那样有很大的作为。再加上他平时喜爱酒色,而且又有一个聪明勇敢的六弟奕訢,人们对他的继位产生了很大的怀疑。以下就是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几个继位版本。

遮其短处,巧斗奕訢

道光帝生育过八个儿子,但论年龄、资质,能被选为皇储的阿哥。就只有两个,就是四阿哥奕詝和六阿哥奕 訢。由于四阿哥奕詝的母亲孝全成皇后英年早逝,所以奕詝是由六阿哥奕訢的母亲静妃养育的。平时小哥俩儿虽然不是一母所生,但关系一直很好。道光帝也很彷徨,不知道奕詝和奕訢哪个更有才干继承大统,所以就准备用打猎和召见阿哥来观察、斟酌。选出皇储。

很快,打猎的日子就到了。所有的阿哥都井然有序地来到了木兰打猎场。打猎前,四阿哥奕詝的老师杜受田就对四阿哥奕詝说:“阿哥论英武,是比不上六阿哥的,阿哥到了木兰围场万万不可开弓放箭,一定要空手而归。若是皇上问起,你就说现在正值春天,万物复苏,生气盎然。正是动物繁育的季节。若是在此时对他们展开杀戮,岂不是太残忍了吗?”奕詝很信赖杜受田,就牢牢记住了杜受田的话。而六阿哥奕诉的老师却叫奕 尽力发挥,多打猎物。

打猎正式开始了,奕訢是意气风发地打起猎,并且满载而归。而奕詝却是一箭不发,两手空空。道光帝看到两个儿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很是吃惊,便问奕詝原因。奕詝就对道光帝说:“皇阿玛,儿臣看到现在正值烟花三月,所有的动物都开始生息繁衍。如来佛就以慈悲为怀,曾割下自己的肉给鹰吃。如若这时,儿臣用冰冷的弓箭将他们一网打尽,太过残忍了。这都是佛祖不愿看到的结果。”道光对四阿哥奕詝的回答很满意 ,认为他有帝王的仁慈,以及宽大的胸襟。慢慢开始对四阿哥奕詝产生好感。

还有一次,道光认为自己时日不多了。便把两个儿子叫到身边来,问他们倘若自己百年之后,如何治理国家?出发前,奕詝的老师杜受田对奕詝说:“阿哥论口才是比不过六阿哥的,待会儿皇上问你时,你就嚎啕大哭,说皇上永远不会死去,永远轮不到自己当皇帝!”奕詝记住了这些话。待到道光帝询问两个阿哥如何治理国家之时,奕訢讲得头头是道,口若悬河。而轮到奕詝讲时,奕詝却泣不成声。抽噎着说:“皇阿玛这是什么话?皇阿玛行善积德,得苍天庇佑,永远也不会死去。哪里轮得上吾辈当上皇帝呢?”道光毕竟是一个老人,希望儿女孝顺、关心自己。六阿哥奕訢滔滔不绝的回答让反而道光不高兴了。他觉得奕訢对国事这么有研究,肯定是巴不得自己早点死,然后他早早登基。而四阿哥奕詝的回答虽然不如奕诉的回答有谋略,有方针,但是却体现了对道光帝的爱。道光帝更加喜欢奕詝了。后来道光帝选择了奕詝。

以上这种说法,表面上看起来似乎颇有道理,但细细分析却是站不住脚的。史书上说道光帝是道光二十六年立储的,那么最晚就是这年去打猎了吧。上面说奕訢满载而归,敢问奕訢这年有多大?这时奕訢才14岁啊。还不具备打猎的能力呢!况且满载而归。还有就是,道光帝问起奕詝原因时,奕詝自己没有打到猎物已经是羞愧不已,还有什么脸面理直气壮地堆皇帝父亲这样说话?说要打猎不对,违背了佛祖的意思。这不是在间接地斥责道光帝举办打猎大会吗?道光帝听后肯定不会高兴,更别说对奕詝好感增加了。最后一点,也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一点,那就是道光二十六年,就是打猎那年。上面说全部的皇子都参加,那时候,最小的皇子才1岁,还不会走路,怎能去打猎呢?

先立奕訢,后立奕詝

这种说法是说,道光经过对奕詝和奕訢长时间的观察以后,发现奕訢确实是比奕詝有才华,有谋略,有武力。于是下定决心立六阿哥奕訢为皇太子。由于清朝自雍正帝选立储君以来,就流传着有把已选定的皇太子名字写在一张纸上,放在“正大光明”匾额后的习惯。于是,一天晚上,道光帝觉得自己时日不多了,便清理了大堂之内的宫女和太监。自己拿出一张纸,准备写册立储君的“遗诏”了。

这时,有个守门的小太监很聪明。他偷偷地看道光帝运笔的姿势,暗自揣摩道光帝写的是什么字,好从中了解一些眉目。结果,他看见道光帝写最后一个字的时候,拉了一个很长的一竖。便琢磨起哪个阿哥的名字的最后一笔的长长的一竖。结果他想到了“奕訢”。“訢”字最后一笔就是一竖。他兴高采烈,连忙去通报奕訢的生母静妃,好领点儿赏。静妃听后也欢天喜地,给了小太监很多赏。然后到处去和别人炫耀:“我儿子六阿哥奕訢特别有才干,都被皇上立为皇储了。我就要当皇太后了。”结果这话一传十,十传百。

最终传到了道光帝的耳朵里。道光帝很不高兴。认为自己的秘密竟然被静妃公之于众,一点皇上的威严也没有。便马上改立了皇储,把写上奕訢名字的遗诏换下来,改写成了奕詝。

其实这个说法很荒谬,由于清代皇室是满族人。所以他们在写一些重要的文件的时候。都既要写满文,又要写汉文。那个小太监怎么知道道光帝写的那一竖是满文中的还是汉文中的。还有,就算静妃得到了音讯,她也不会轻易说出去。因为毕竟她在宫中已经摸爬滚了二十余年,早就揣摩透了道光帝的性格和锻造了一颗谨慎的心。她很明白其中的利害的。

心怜皇后,册立奕詝

身为至高无上的皇帝,道光虽有着三千佳人,但他最爱的嫔妃却是四阿哥奕詝的亲生母亲孝全成皇后。这不免让年轻的孝全成皇后心高气傲,没有搞好与孝和睿皇后(是指道光帝的父亲嘉庆帝的皇后)的婆媳关系,很早就被孝和睿皇后毒死了,迫于皇太后的权利,更为了维护皇家的面子。道光帝一直是敢怒不敢言,不敢追究孝全成皇后的死因。但在他心里,孝全成皇后依然有着很高的地位,

为奕 之母静妃所不能及也。孝全成皇后逝世那年,奕詝才十岁。道光帝心痛皇后的死去,把他对孝全成皇后的爱全部倾注到了小小的奕詝身上,一直对奕詝疼爱有加。

奕詝长大后,虽然才华、武功方面不如奕诉,道光也觉察到了。但是,正如康熙帝偏爱太子胤礽一样。明知道有其他的阿哥比自己喜欢的这个阿哥能力强。但是联想到奕詝的母亲,曾经是那么楚楚动人,曾经是那么温柔似水。自然就更加喜爱奕詝。道光本来就对不能为孝全成皇后追查死因,不能保护孝全成皇后而深感歉意。所以道光帝最终选择的奕詝。

这个说法合乎情理、实际。但至于是不是真假。还有待考究。


渎职皇帝


先丢了半壁江山,后毁了万园之园


兄弟


皇长子爱新觉罗·奕纬,隐志郡王,母和妃那拉氏,时为旻宁藩邸使女,生性顽劣调皮,不务正业。道光皇帝对其不问不睬。据《老太监的回忆》一书中记载,因出言不讳,触怒了道光皇帝,被其一脚踢死。

皇次子爱新觉罗·奕纲,顺和郡王,母孝静成皇后博尔济吉特氏,时为静嫔,他命薄如纸,还未满月就夭折了。

皇三子爱新觉罗·奕继,慧质郡王,母孝静成皇后博尔济吉特氏,静成皇后博尔济吉特氏。 命运多舛,仅仅活了二十多天便匆匆离开了人世。

皇六子爱新觉罗·奕訢· ,和硕恭亲王,母静成皇后博尔济吉特氏,静成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幼时聪明好学,博学多才。长大后,大刀阔斧,能文能武。咸丰帝十岁丧母,道光皇帝下旨将奕詝(即咸丰帝)交于静皇贵妃(即孝静成皇后)抚养。小时与咸丰帝青梅竹马,情深似海。俩人还创造出刀法十八式,枪法二十八式。道光将枪法命名为“棣泰协力”刀法命名为“宝锷宣威”。

皇七子爱新觉罗·奕譞醇贤亲王,母庄顺皇贵妃乌雅氏,时为琳贵人。后为慈禧之妹叶赫那拉·婉贞之夫,光绪帝之生父,监国摄政载沣之生父,末代皇帝溥仪之祖父。

皇八子爱新觉罗·奕詥,钟端郡王,母庄顺皇贵妃乌雅氏,时为琳妃.。卒后谥“端”

皇九子爱新觉罗·奕譓,孚敬郡王,母庄顺皇贵妃乌雅氏,时为琳妃。穆宗即位,命免宴见叩拜、奏事书名。同治三年,分府,仍在内廷行走,命管乐部。十一年,授内大臣,加亲王衔。德宗即位,复命免宴见叩拜、奏事书名。光绪三年二月,薨,谥“敬”。


姐妹


皇长女:端悯固伦公主(1813—1819)。生于嘉庆十八年(1813)七月初三日,母为继妃佟佳氏,即孝慎成皇后。嘉庆二十四年(1819)十月二十日疡,时年7岁。追封为郡主,葬许家峪园寝。嘉庆二十五年(1820)九月追封为端悯固伦公主。

皇次女:生于道光五年(1825)正月十三日,母为祥嫔钮祜禄氏。七月十四日即殇,未命名,无封。

皇三女:端顺固伦公主(1825—1835)。生于道光五年(1825)二月二十日,母为全妃钮祜禄氏,即孝全成皇后。道光十五年(1835)十一月初八日殇,年11岁。追封为端顺固伦公主。葬陈家门园寝。

皇四女:寿安固伦公主(1826一1860)。生于道光六年(1826)四月初六日,母为孝全成皇后,时为全贵妃。道光二十一年(1841)16岁,指配德穆楚克札布,不久封为寿安固伦公主。十月初三日下嫁。咸丰十年(1860)闰三月初三日卒,年35岁。葬京师郊外园寝。同治元年(1862)三月德穆楚克札布请移葬藩部,不许。 

额驸德穆楚克札布(?一1865),奈曼部郡王阿完都瓦第札布之子。道光二十三年(1843)三月赐用紫缰。道光二十八年(1848)九月袭封奈曼部札萨克郡王。道光三十年(1850)十一月授御前大臣。咸丰元年(1851)三月赐用黄缰,十月授蒙古都统。咸丰十年(1860)赐用亲王补服。同治四年(1865)正月乞病归藩,六月卒。晋赡亲王,赐祭葬如亲王例。

皇五女:寿臧和硕公主(1829—1856)。生于道光九年(1829)十月十九日,母为祥妃钮祜禄氏。道光二十一年(1841)封为寿臧和硕公主。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14岁,指配恩祟,道光十二月初三日下嫁。咸丰六年(1856)七月初九日卒,年28岁。 

额驸恩崇(?一1864),初名恩醇。咸丰七年(1857)正月荐授满洲副都统,寻兼内务府总管。咸丰十一年(1861)避穆宗载淳讳改为恩祟。同治元年(1862)四月免去内务府总管职。同治二年(1863)五月署汉军副都统。同治三年(1864)再兼署内务府总管,不久即卒。无嗣,以从子为嗣。

皇六女:寿恩固伦公主(1830—1859)。生于道光十年(1830)十二月初七日,母为孝静成皇后博尔济吉持氏,时为静妃。同治二十四年(1844)二月封为寿恩固伦公主。指配景寿。道光二十五年(1845)四月下嫁。咸丰九年(18E9)四月十三日卒,年30岁。 

额驸景寿(?一1889),富察氏,一等公工部尚书博启图之子。道光二十四年(1844)赐头品顶戴,在上书房读书。后袭封一等诚嘉毅勇公。咸丰五年(1855)七月荐授蒙古都统。咸丰六年(1856)正月授御前大臣,赐用紫缰,寻授领侍卫内大臣。咸丰十年(1860)八月扈驾热河。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与怡亲王载垣等为赞襄政务大臣之一,十月削职,仍留公爵及额驸品级。同治元年(1862)二月任蒙古都统,三月授彻前大臣。同治三年(1864)七月仍赐紫缰,十月授领侍卫内大臣。十三年(1874) 十二月命管神机营事务。光绪十五年(1889)六月去世。谥端勤。

皇七女(1840——1844):生于道光二十年(1840)七月初二日,母为彤贵妃舒穆鲁氏。道光二十四年(1844)十二月二十日殇,时年5岁。未命名,无封。 

皇八女:寿禧和硕公主(1841—1866)。生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十一月二十六日,母为彤贵妃舒穆鲁氏。咸丰五年(1855)十一月封为寿禧和硕公主,指配札拉丰阿。同治二年(1863)十月下嫁。同治五年(1866)八月初二日卒,年26岁。 

额驸扎拉丰阿(?一1898),钮祜禄氏。父熙拉布,官至副都统。扎拉丰阿初名瑞林,指婚后赐改今名,字鹤汀。初充御前侍卫,同治十二年(1873)正月授汉军副都统、荐官至护军统领。光绪十四年(1888)十一月累迁都统,管神机营事务。光绪十五年(1889)正月赐朝马,十月赐用紫缰。光绪二十年(1894)正月赐用固伦额驸补服。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卒。

皇九女:寿庄固伦公主(1842——1884)。生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二月十三日,母为庄顺皇贵妃乌雅氏,时为琳妃。咸丰五年(1855)十一月封为寿庄和硕公主,指配德徽。同治二年(1863)十一月下嫁。同治四年(1865)正月德徽卒。光绪七年(1881)十月晋封为寿庄固伦公主。光绪十年(1884)二月十四日去世,年43岁。

额驸德徽(?—1865),博罗持氏,父裕恒,世袭诚勇公。德徽曾授散秩大臣。卒,无子,以从子为嗣。 皇十女(1844—1845):生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三月十七日,母为彤贵妃舒穆鲁氏。次年正月二十日殇,无名无封。

政治生涯

 

奕詝即位时,清王朝面临内忧外患的统治危机。咸丰帝即位之初,也有番抱负,有振作之象。甫即位,即求贤才。林则徐、江忠源、李棠阶等相继保举,罢免了穆彰阿、琦善等人职务,文渊阁大学士耆英别降为五品顶戴。这个时期,他的生活也比较勤谨。

道光死前一个月就爆发了太平天国大起义,咸丰帝即位后发展更为迅速,咸丰三年(1853年)三月攻克南京建都,与清政府分庭抗礼。咸丰帝对起义的态度很明朗,就是坚决镇压。但有两个问题使他头疼:

(一)太平天国攻城略地,八旗、绿营一败涂地。当太平军从广西向湖南、湖北、江西和南京迅猛进军,清朝的经制兵,不管是八旗还是绿营,都不是对手。领军前去镇压的将领有广西提督向荣、巡抚周天爵、广州副都统乌兰泰、钦差大臣赛向阿、两江总督徐广缙等等,在太平军面前都不堪一击。钦差大臣陆建瀛死于太平军刀下。钦差大臣德兴阿与和春的江北大营、江南大营都连遭摧毁。

(二)财政困难。打仗要钱,更何况是大仗?咸丰朝财政出现危机。道光三十年国库只有187万两,由于镇压起义和赈灾原因,到咸丰三年六月,户部存银只有22.7万两,两个月的兵饷都发不出来了。

解决第一个问题,咸丰帝听了肃顺和湖广总督吴文熔的话,依靠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汉人组织勇营来对付。咸丰二年十一月降旨曾国藩在湖南以在籍侍郎办团练,后来扩充为湘军。四年四月,湘军开始进攻太平军。胡林翼远在贵州,咸丰看了吴文熔的奏疏,知道他能吃苦耐劳,畅晓兵事,马上同意吴的要求,令他率领黔勇于咸丰三年十二月到湖北与太平军作战。对于左宗棠,咸丰帝则令他自募一军,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咸丰帝终于依靠他们的湘军改变了形势,抑制住并最后打败了太平天国。

对于第二个问题,咸丰帝采取了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熔化内务府金钟,开捐例,卖官鬻爵,铸大钱,发行官票和钱票,推行厘金制度等,终于筹措到了1亿7千万两足够的军费镇压农民起义。

为了挽救统治危机,咸丰帝颇思除弊求治。咸丰六年起提拔敢于任事的肃顺,支持肃顺等革除弊政。

鸦片战争之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不满足于已经获得的侵略利益,在咸丰年间,又提出

了开放通商口岸,鸦片走私合法化,外国公使进驻北京等要求。遭到拒绝后,英法联军于咸丰六年(1856年)攻占广州,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帝让愚顽不知变通的叶名琛为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事务钦差大臣,结果受了他的骗。叶名琛把英专使额尔金的最后通牒说成是求和。英军占领广州时,他下令组织团练去驱逐训练有素的英军。他以为逮捕巴夏礼等人,夷人必乱,却不知道这是违背国际惯例,只会导致严重后果。

咸丰八年(1858年),英法舰队攻陷大沽炮台,进迫天津。咸丰派桂良、花沙纳往天津议和,与英、美、法、俄分别签订《中英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和《中俄天津条约》。列强不满足于《天津条约》规定的权利,蓄意重新挑起战争。咸丰帝命清军加强大沽口防务。

咸丰九年(1859年),在英国蓄意挑起的大沽口冲突中,英法侵略军被击败。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两国再次组成侵华联军,大举入侵。当时清军的防御重点在大沽口,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进而攻占大沽口。英法联军随即攻占天津,并向北京进犯。咸丰帝派遣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往通州与英、法议和。英法联军以和谈为掩护,继续组织对北京的进攻,在通州八里桥击败清军后,进攻北京,圆明园、清漪园等处被焚掠。咸丰帝自圆明园仓皇逃亡热河(今承德市

),命恭亲王奕 留京议和。1860年的10月,圆明园遭到英法联军的洗劫和焚毁。奕 代表清政府与英、法、俄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并批准了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在《中俄北京条约》中,承认了咸丰八年(1858年)沙俄迫使清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的《瑷珲条约》。

在热河的咸丰帝陷于极度痛苦之中,意志消沉,整天“以醇酒妇人自戕”。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咸丰皇帝病死于热河。卒谥“协天翊运执中垂谟懋德振武圣孝渊恭端仁宽敏庄俭显皇帝”。庙号文宗。葬直隶遵化清东陵之定陵。


战争错误

 

第一,咸丰没有下诏决战

  他没有作战决心,也没有周密部署。起初,英军18000余人,法军7000余人,陆续开赴中国。咸丰皇帝没有发布诏书,动员军民,积极抵抗;也没有派军队守住天津塘沽海口。却在圆明园庆祝他的30寿辰,在正大光明殿接受百官朝贺,并在同乐园连演四天庆寿大戏。咸丰和王公大臣沉醉在园内的听戏欢乐中,英法联军却加紧了军事进攻。一个大清帝国,数以百万计官兵,难道还不如埃塞俄比亚的11万军队吗?而且,意大利到埃塞俄比亚很近,不像英、法到清朝那么远;埃塞俄比亚是个小国,不像清朝那么地大、物博、人众、兵多!

第二,咸丰没有政治韬略

  咸丰战和不决,小胜即骄。打了败仗,签订《天津条约》;略获小胜,又撕毁《天津条约》;再打败仗,又拒绝妥协;施展猫伶狗俐小技,使得事态不断扩大。没有使天津谈判就地解决,而支持肃顺、载垣、穆荫一伙,将英使巴夏礼等诱擒到北京,导致事态进一步扩大。咸丰帝没有韬略,没有格局,耍小把戏,玩小权术,使主动局面变成被动局面,又使被动局面更加被动。

第三,咸丰没有身守社稷

  面对英法联军6000余人犯八里桥,咸丰没有动员兵民“勤王”,全力守卫京师,而是准备逃跑。当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原因之一是“天子守国门”,抵御入侵。明朝的崇祯皇帝,在社稷危难之时,既不迁都逃跑,也不巡狩围猎,而是发出“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的哀叹,登上煤山,自缢而死。可是,咸丰皇帝在大敌侵入之时,不尽职守,不守国门,却带领老婆儿子、军机大臣、王公贵族,逃之夭夭,美其名曰“巡狩”。咸丰皇帝铸成了历史之大错、特错!


咸丰之死

 

先看看咸丰皇帝逃到承德避暑山庄做了些什么?咸丰在热河处理政务之余,忙于两件事,听戏和纵欲。

咸丰对京剧的爱好达到了痴迷的程度,而且造诣比较深。他最愿意在避暑山庄的如意洲听戏,锣鼓喧天,每每深夜方才散去。应该承认,在清朝皇帝当中,咸丰帝是“绯闻”最多的一个,当然这都是野史的记载,但也不可能空穴来风。作为皇帝,他嫔妃成群,据说还从民间找了一些绝色的汉族女子,甚至有年轻的寡妇,为所欲为,放荡不羁。皇后不知劝了他多少回,但是毫无效果。国难当头,厄运连连,咸丰帝乐不思蜀,靠戏曲妇人来麻痹自己,所以中国史学界对他有非常多的指责,认为他目光短浅,缺乏对国家的责任感,甚至有学者指斥他忘记了中华民族亘古未有的奇耻大辱,忘记了自己是清朝入主中原之后第一个被逐出京城的皇帝。

我们学习研究历史,最忌讳的是拿那些表面的历史现象来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我们应该把问题看深看透,清朝皇帝对国家的责任感普遍很强,咸丰帝也不例外,他继位以来,重用汉族大臣,严惩贪污腐败,改革力度超过了嘉庆、道光两代君主。要说他忘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奇耻大辱,那更不可能。此时的咸丰帝连做梦都是铁马冰河,现在他对上无颜见列祖列宗,对下无颜见江东父老,在这种情况下,我感觉咸丰帝是豁出去了。他不打算再回北京了,也不打算再活下去了,几十年来,一直有个无法求证的说法在流传,咸丰帝的死是自杀!据说这个说法起源于前清皇族之口,连北京师范大学的启功先生也说过这样的话,启功先生不仅是皇族后人,而且是一位著名的学者,让人不得不信。咸丰是怎么自杀的呢?皇族后人光说他是自杀,没有具体的解释。我想咸丰帝如果要想自杀,服毒、上吊、投河、自刎均无可能,因为他身边每时每刻都跟着几十人上百人的随从队伍,那么办法只有一个,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放纵自己的欲望,透支自己的身体,加速自己的死亡,这叫“以醇酒妇人自戕”,在历史上不乏先例。清朝学者钱咏在《履园丛话》中说“古英雄不得志,辄以醇酒妇人为结局者,不一其人。”就是说很多人不得志就是用这个办法来自杀。史学界公认咸丰死于肺结核,史书记载他体态消瘦,面色苍白,撕心裂肺地咳嗽,痰中带血,这就是肺结核的症状。中国过去把肺结核叫痨病,在1945年链霉素发明之前,这是世界范围内的不治之症,肺结核往往也是一种慢性病,调理得好可以延长寿命。咸丰帝明知道自己有病,他依然放纵声色,不仅如此,他甚至不顾肺结核病人不能饮酒的禁忌,经常喝得大醉,喝醉了酒又哭又闹,靠虐待下人来发泄胸中的苦痛。酒醒后又后悔万分,不断地给人赏赐,来弥补人家。过两天又喝醉,又闹这么一出,您看他心中的压力多大。就此来看,咸丰帝确实是自速其死。


临终托孤

 

咸丰帝仅有一子,懿贵妃所生的大阿哥载淳。自己死后,江山必将由载淳来继承,但载淳年纪太小,今年不过六岁,刚刚开始上学读书,一旦登基,十年八年之内不能亲理国政。由谁来辅佐儿子,代行皇权呢?凭血缘关系,凭才略,首屈一指的人物是恭亲王奕訢。但此时,咸丰帝跟恭亲王奕訢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恶化了。虽然奕訢的血缘关系最近,是载淳的叔叔,又才略非凡,但在咸丰看来,威胁也最大。奕訢不可靠,能不能向肃顺托孤呢?肃顺是自己的亲信,忠心耿耿,但咸丰这对肃顺也不能说一点戒心都没有。咸丰知道,肃顺作为一个远支宗室,他不可能篡权夺位,但肃顺这个人飞扬跋扈,权力欲极强,很可能欺负皇帝年幼,大权独揽,成为“鳌拜第二”,这也是咸丰帝不愿意看到的。如果奕訢、肃顺都不可靠,不用说了,惟一的人选就是懿贵妃了。懿贵妃是载淳的生母,按清朝制度,载淳一旦登基,懿贵妃就将升格为太后,儿子年幼,自然听妈妈的,懿贵妃母以子贵,到时候大权独揽,发号施令,顺理成章。咸丰知道懿贵妃那可不是一个安分守已的人,她已经表现出了对朝政过分的热衷。咸丰帝又担心清朝出现一个吕后甚至武则天,怎么办?

经过几个月的苦思冥想,咸丰帝终于在临终前确立了他身后的权力格局和行政运行体制。咸丰帝把太子交给肃顺,然后由其他七位大臣替小皇帝处理国政,当然咸丰帝对肃顺也不是没有防范,他还交给即将成为太后的皇后和懿贵妃一人一个图章,给皇后的图章印文是“御赏”,给懿贵妃的图章印文是“同道堂”。从此以后,肃顺等人拟好了小皇帝的上谕,然后把这个上谕拿到两位太后那里盖章,“御赏”章盖在上面或者叫前面,“同道堂”盖在下面或者叫后面。两位太后盖完章之后,上谕生效,颁发执行。咸丰帝这个安排的用意是拿肃顺来压制奕訢,然后用懿贵妃牵制肃顺,那么谁来制衡懿贵妃呢?这由皇后来完成。因为咸丰帝规定,将来下发的上谕,必须两位太后同时盖章才能生效。

咸丰皇帝临终前确立了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托孤体制,这个体制出于咸丰皇帝对权力制衡的考虑,却由此掀起了统治阶层的巨大波澜,肃顺、慈禧、奕 三方纠结,明争暗斗。生命垂危的咸丰皇帝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自以为周全的考虑却引发了一场政变,不仅使国家的权力运行机制发生逆转,更改变了近代中国的命运。年仅二十六岁的慈禧经过政变,掌握了清王朝的权力并持续长达四十七年之久,其间,清朝内有民生凋敝、外有列强凌辱,一个曾经辉煌的王朝逐渐衰落并最终走向了灭亡。


后妃子女

 

皇后

孝德显皇后萨克达氏(未等咸丰帝即位即因病去世)

孝贞显皇后钮祜禄氏慈安太后(皇后)

孝钦显皇后叶赫那拉氏慈禧太后(懿贵妃)


妃嫔

庄静皇贵妃他他拉氏(丽妃)

端恪皇贵妃佟佳氏

懿贵妃(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

玫贵妃徐佳氏

婉贵妃索绰络氏

璷妃那拉氏

禧妃察哈拉氏

吉妃王氏 

庆妃索绰罗氏

云嫔武佳氏

容嫔叶赫伊尔根觉罗氏

璹嫔那拉氏

瑃常在名氏未知

鑫常在名氏未知

玶常在伊尔根觉罗氏


子女

长女 荣安固伦公主(庄静皇贵妃出)

长子 同治帝载淳(孝钦显皇后出)

次子 悯郡王(玫贵妃徐佳氏)



清咸丰帝贵妃叶赫那拉氏嫔妃生涯 

 

中国的宫廷,自古以来就有从民间选美入宫的惯例,清王朝入关之后也沿袭了中原王朝这项对皇帝大有便宜的规矩。不过清王朝的选美制度与从前王朝的选美制度,还是有很明显的区别的。

清朝的选美称为“选秀女”,只限于八旗内部。

八旗是清代非常重要的一个军政制度。它最早起源于女真人氏族时代的牛录制度。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前后,由于征服的部落和掳获的人口越来越多,便将原本10丁一牛录的制度扩充到300丁一牛录,五牛录合称一甲喇,五甲喇合称一固山。“固山”在女真语言中,是部落的意思。每一“固山”都有各自不同的旗色为标志,平日时按旗色确定户籍,各家日常生活耕种放牧并饲养战马;战则照编制选调精干男丁依旗色行军作战,如有需要还可以“人尽为兵”,管辖起来非常方便。

刚开始的时候,努尔哈赤只建立了黄红蓝白四旗,随着他的势力范围越来越大,准备建立后金之际,也就是在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的时候,又增加了镶黄、镶红、镶蓝、镶白四旗,合为八旗。八旗由八和硕贝勒统管,不但是各分管旗的族长,还是兼管该旗军政两手的领袖。

努尔哈赤天聪九年(公元1635),后金增设蒙古八旗。皇太极崇德七年(公元1642),后金再增设汉军八旗。——也就是说,事实上八旗共分满、蒙、汉共二十四旗,仅从这个数量上来看,后金在战时仅精干兵力就可以迅速集结到至少十八万。而八旗的民族构成也比较复杂,事实上包罗了当时关外所有的民族。不但有满族(包括与爱新觉罗氏有世仇被征服被占领的部族)、蒙古族、汉族,还有达斡尔族(清末代皇后婉容为达斡尔族)、朝鲜族、鄂伦春族等等。由于这个原因,八旗内部还有细分,满洲八旗为重心,汉八旗蒙八旗为附属;同样在满洲八旗中,又有正黄、正白、镶黄为皇帝亲信无世仇姓氏的“上三旗”……

清入关后,定下了选秀的规矩,按这个规矩,清皇族不与八旗以外民族联姻,只在八旗内选择。八旗女子到了一定年龄,都必须去参加选秀,中选者入宫或为嫔妃或为宫女。选秀未中者过了年龄才可以自行聘嫁,从未参加过选秀者以及初选过关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参加复选者终生不得聘嫁,如私自婚嫁,则家长乃至所属旗的都统佐领都统统要治罪。

选秀女制度又分两种,一种是每三年一度由户部主持从八旗有根基人家中选择(现任官京职满蒙旗正五品以上、汉军旗文职九品武职六品以上;外任官文职正五品以上武职从三品以上;驻防官正二品以上,女儿无残疾无缠足者可参选。如父祖虽为官员却已去世,生前官阶未达到文职五品以上武职四品以上者,女儿无资格参选。八旗闲散、兵丁、革职官员之女无资格参选),这样选出的女子沾了父祖身份的光,命运也较好,一般能成为包括皇帝在内的皇族男子的“预备妻妾”——“备内廷主位,或为皇子皇孙拴婚,或为亲郡王及亲郡王之子指婚。”这也是有清一朝,皇子皇孙的生母鲜有出身贫寒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种选秀女则是内务府主持的,从内务府三旗包衣人家中选择,这样的秀女则命运不济,只能做皇宫及各王府公主府的“宫女子”,和父母一样,奴才而已,就算能够想尽办法接近主人得到身份,母子们也是终生低人一等。

  

咸丰二年(公元1852)二月初八初九两天,二十一岁的咸丰帝爱新觉罗奕詝(也就是清文宗)照着规矩,进行了他新任皇帝以来的第一次选秀女。对于皇帝来说,选秀女不但是皇家规矩,更是借机充实后宫满足自己色欲的最理直气壮途径。

这一次选秀女,咸丰帝收获倒也颇丰,不但给皇族其它男子增加了妻妾数目,还一家伙就给自己的后宫增加了四名“贵人”四名“常在”——兰贵人、丽贵人、婉贵人、伊贵人、容常在、鑫常在、明常在、玫常在。此时的咸丰帝左拥右抱好不得意,但假若他知道自己在这群新晋女子中排名第一的兰贵人将要给自己的王朝带来什么未来的话,他可能就会换上另一副表情了。

兰贵人姓叶赫那拉氏,这是一个在努尔哈赤时代就与爱新觉罗氏既结亲又结仇的姓氏。不过这点子老帐拉到咸丰年间,已经影响不了日常生活了。兰贵人闺名究竟是什么,倒真是众说纷纭,大约是由于她一进宫就得封兰贵人,因此很多时候她的闺名就被约定俗成地称做了“兰儿”。 

“兰儿”一入宫就得到了“贵人”的封号,按宫规,初封即得贵人的女子必须是出自官宦世家的。这个封号的获得,也代表着兰贵人是颇有家世的。她的曾祖父名吉郎阿,字蔼堂,在乾隆嘉庆年间出仕为官,一直做到刑部员外郎;祖父景瑞则在道光年间干到了山东司员外郎之职。由于家世可观,景瑞进士出身的儿子惠征还娶了出身显赫的佟佳氏为妻,老丈人惠显乃是道光年间的安徽按察使、驻藏大臣、京营卫翼总兵,堂堂的二品封疆大吏。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佟佳氏在京城里生下了惠征的长女兰儿。

没过几年意外降临:道光二十三年三月,户部库银亏空案发,追究时发现吉郎阿有关连。虽然吉郎阿本人已死,但景瑞却不得不父债子还,必须偿付二万一千六百两库银。这笔款子实在太大,就算卖房子卖地也是还不上的,道光二十七年,实在还不清欠款的景瑞被革职并啷铛入狱,一家人由原本的富有陡然陷入了困境。

两年后,在多方奔走运作下,这个家庭终于时来运转。道光二十九年,景瑞被释放并以原有官职“光荣退休”,兰儿之父惠征则不但从卑微的笔贴式生涯中解脱出来,还当年就连升几级,当上了山西归绥道——从这个任命可以看出,景瑞惠征父子咸鱼翻身的背后,肯定有佟佳氏亲家露的绝活儿。因为归绥道正是惠征老丈人佟佳惠显的老根基——这位老官场曾经在此地做过七年的归化副都统,如今可算是岳职婿承。三年山西归绥道做毕,惠征的工作再次调动,于咸丰二年二月当上了安徽宁池太广道。

由于祖父官复原职不再背负处分,更因为父亲已经是堂堂的现任五品官员,年已十七岁的兰儿终于赶上了选秀女的末班车(十七岁为选秀年龄上限),当上了咸丰皇帝的兰贵人。

野史绘声绘色地说,少女兰儿不幸丧父,以长女身份主持家务,不得己经常在外抛头露面,因此得到了微服出游的恭亲王奕(或曰荣禄)的多方帮助,在入宫前发展了恋情。其实都是说不过去的,因为惠征先生还要活着当上宁池太广道呢,官没当上就给野史编死了,可真是死不瞑目。

野史还说,兰儿生于山西归绥(绥化,今呼和浩特),这更说不过去,惠征去归绥上任时别说大女儿,就是小女儿都可以满地跑了,佟佳氏也年纪老大,可怎么生娃娃呢?难道老惠征在这里又娶姨太太焕发了第二春不成?一种最大的可能是民间将惠征他老丈人惠显任官归绥的履历嫁接到他身上了。这可能的背后,恐怕就是攀龙附凤心态在作怪了。

 

在后来的宫廷女官德龄的记载中有这样一段话,说兰贵人“是和另外十六位少女一起被选进皇宫的……但在十七个人中,咸丰帝却只爱上了她一人,不久便正式把她册立为妃,宠冠六宫。”这样的描述,离事实未免太远,太给兰贵人长面子了。不过出自深得其宠的德龄女士也不奇怪。事实上,咸丰帝好色成性,皇宫中满是依照宫规选入的旗籍嫔妃,皇家林苑中则藏着不能入宫的小脚汉女,还见缝插针地在宫外泡戏子,“毫无架子”地与大臣争风吃醋。分给兰贵人的哪里还有什么“爱”字可言。何况即使在同时进宫的旗籍少女中,至少还有另两人所得的帝宠绝不亚于兰贵人。这两个女子就是丽贵人他他拉氏和玫常在徐佳氏。和兰贵人一样,她们都为咸丰帝生下了儿女。

说起丽贵人他他拉氏,在野史中也是大大有名的人物,还说她由于美貌和早怀孕,曾经抢了兰贵人(慈禧太后)的风头,结果在咸丰帝死后被母凭子贵的慈禧太后给砍手砍脚,重演了一回武则天情敌的悲惨下场。于是丽贵人成了令人同情的小白兔,而慈禧则进一步坐实了她狠毒的名声。其实这说法实在画蛇添足,要举慈禧狠毒的例子多得是,何必非要跟丽贵人过不去。

丽贵人是主事庆海之女,与兰贵人同批入宫。她比咸丰帝小六岁,比兰贵人小两岁,姿貌出色颇得咸丰帝欢心,一时在宫中与兰贵人各擅胜场。咸丰四年,丽贵人怀上了身孕。当年冬天,咸丰帝将丽贵人晋封为丽嫔,大约是为了表示一碗水端平起见,兰贵人虽未怀孕,也被晋封为懿嫔。

咸丰五年五月初七,丽嫔孕满生产,为咸丰帝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大公主。尽管生的是个女儿,对于二十好几都没看见儿女面的咸丰帝来说,仍然是个利好消息。女儿降生的第二天,咸丰帝便下旨晋封丽嫔为“丽妃”,并于当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举行了隆重的册妃典礼。 

封妃后,他他拉氏再没有生育,封号也就再未晋封。咸丰帝去世的当年,丽妃被连越两级晋封为“丽皇贵妃”。这个晋封令虽然是以同治帝的名义下发,而后宫之主也是同治帝的嫡母慈安太后,但事实上很多事情都在慈禧太后的操纵下,可以说,没有慈禧的支持,丽妃的晋封是不会这么快的。同理,在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他他拉氏又由“丽皇贵妃”再得晋封为“丽皇贵太妃”,得到了仅次于两宫皇太后的名份和待遇。

与他他拉氏本人得到丰厚待遇相对应的,是她所生的女儿大公主也颇受重视。同治九年,咸丰帝的这位独生女儿被封为“荣安固伦公主”,得到了皇后嫡女才能得到的封号。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八月,荣安固伦公主出嫁,丈夫是汉军副都统符珍。然而完婚仅仅一年,十九岁的荣安公主就去世了。

女儿去世后,丽皇贵太妃在后宫中过着养尊处优却又百无聊赖的生活,她与慈禧太后既无权力之争,咸丰帝这个引发妻妾争风的祸首又已不在世,大家都成了寡妇,关系倒也处得十分和睦。慈禧太后当然更不用说,彼此尊卑已定,丽皇贵太妃既不好权,又安于位居己下,她对丽妃也就很有好感,相处甚佳。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十一月十五日,五十四岁的丽皇贵太妃他他拉氏病逝。遵照慈禧的懿旨,光绪帝亲至灵前奠酒,令大臣以下、宗室以上并王公官员均素服一日,赠谥号“庄静”皇贵妃。光绪十九年四月,庄静皇贵妃入葬清东陵中的定陵妃园寝,位居第一排正中最佳最尊贵的位置。

庄静皇贵妃去世后,她的女婿符珍虽说不上平步青云,倒也步步提拔颇受重用,一直平平安安地活到了宣统元年(公元1909)末才去世。

  

和他他拉氏一样,玫常在徐佳氏也是和兰贵人同批进宫的女子,与丽贵人同岁。与两位贵人不同的是她出身较低,父亲只不过是个催领叫诚意的,因此徐佳氏初入宫时只得到了一个“常在”的封号,比贵人要低一级。

出身低贱的徐佳氏对晋升的渴望比贵人们更为强烈,她也确实找到了机会,不久就晋升成了“玫贵人”。然而徐佳氏似乎有些恃宠而骄,于是祸事也就来了。咸丰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徐佳氏终于惹恼了咸丰帝,重新被贬为常在。不知道这次徐佳氏得罪皇帝究竟是为的什么原因,一个月后,咸丰帝居然还在气头上,觉得贬为常在还不解气,干脆下令将徐佳氏贬为“宫女子”,由嫔妃降为女奴。八天后,咸丰帝不知怎地又忽然回心转意,又重新将徐佳氏复封为“玫贵人”。

经历了这一场可怕的“打情骂俏”之后,徐佳氏的帝宠居然不退反进。咸丰八年二月初五,她为咸丰帝生下了一个儿子即皇次子。心花怒放的咸丰帝立即将她晋封为“玫嫔”(同时还有一位出身很高的佟佳氏为祺嫔)并打算进一步封妃。可惜的是这个儿子命不久长,竟夭折了。更糟的是随后就是太平天国与英法联军之乱,咸丰帝再没了心情说晋封的事,徐佳氏在咸丰朝的名位也就止步于嫔一级。

咸丰帝死后当年,慈安慈禧两宫太后便晋封徐佳氏为玫妃,并追封其子为悯郡王。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徐佳氏再进为玫贵妃,位居丽皇贵妃他他拉氏之下并以此身份一直活到五十多岁。徐佳氏死后与他他拉氏一起入葬清东陵定妃园寝。



咸丰皇帝"错离皇都"


咸丰登极之后,面临“内忧”与“外患”两大难题:“内忧”———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外患”———英法联军入侵北京。他被困扰11年,并无一日安宁。

咸丰对内碰到的最大难题,是太平天国的兴起。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告祭天地,即皇帝位。当年十二月,便发生太平天国起义。洪秀全在38岁生日这一天,即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于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军攻占永安。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攻克武汉。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连克九江、安庆,攻占南京,定名为“天京”。直到同治三年(1864年),清军攻陷天京。太平军余部又奋争两年多失败。此次战火,燃遍14省之广,历时14年之久,清朝统治,元气大伤,根本动摇。回顾清朝统一华夏后,在中原地区有三次大规模的战争:第一次是康熙朝的吴三桂叛乱,第二次是嘉庆朝的白莲教民变,第三次则是咸、同两朝的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天国运动时间之长、地区之广、规模之大、耗银之多、死人之众、影响之深,成为有清一代中原战争之最。

咸丰对外碰到的最大难题,是英法联军入侵北京。

先是,咸丰四年(1854年),英、美、法三国向清政府提出修改《南京条约》等要求,遭到清廷拒绝。

咸丰六年(1856年),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进犯广州,被击退。

咸丰七年(1857年)十一月,英法联军攻陷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兵败,后被俘,解送印度加尔各达,死于囚禁。

咸丰八年(1858年)三月,英法联军及英、法、俄、美四国公使,抵达天津大沽口外,要求所谓“修约”。咸丰令直隶总督谭廷襄“以夷制夷”:对俄示好,对美设法羁縻,对法进行诱劝,对英严辞责问。谭廷襄奉旨行事,结果没有成功。四月,英法舰队在俄、美支持下,攻陷大沽炮台,逼近天津,清军8000余人溃败。这时,咸丰想起当年同英国签订《南京条约》的耆英,但英、法拒绝同耆英谈判。咸丰不得已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赴天津谈判。五月,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分别与英、法、俄、美等国代表,签订中英、中法、中俄、中美《天津条约》。条约样本奏上,咸丰虽然愤怒,却不得不批准。他在盛怒之下,令耆英自尽,算是找了一只替罪羊。同时,沙俄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趁火打劫,兵逼瑷珲(今爱辉),约黑龙江将军奕山谈判边界事务。俄用武力迫使奕山签订中俄《瑷珲条约》,割去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中国领土60万平方公里,并将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划为所谓中俄“共管”。

咸丰九年(1859年)五月,英、法借口换约,又率军舰到大沽口。英法舰队,进攻大沽炮台。清提督史荣椿下令开炮还击,重创英、法舰队,击沉4艘、击伤6艘,死伤400余人,重伤英舰队司令贺布。英法联军在美舰掩护下狼狈退走。咸丰见大沽获胜,尽毁《天津条约》。尔后,英、法两国都在调兵遣将,准备新的侵略。

咸丰帝授权恭亲王办理与各国换约事宜的上谕咸丰十年(1860年)春,英军18000余人,法军7000余人,陆续开赴中国。尔后,占舟山、攻烟台。六月,英法联军再向大沽进攻。清僧格林沁率兵守大沽,而疏防北塘。僧格林沁上奏要在大沽同英法联军决战,咸丰谕旨:“天下根本,不在海口,而在京师。”七月,英法联军由北塘登陆。咸丰战和不定,痛失歼敌良机。英法联军攻陷塘沽后,又攻占天津。咸丰派大学士桂良、直隶总督恒福为钦差大臣,赴天津谈判。英、法提出天津开埠、赔款等要求。桂良拟好接受条款奏报,咸丰谕先退兵、后定约。英法联军以谈判不成,向通州进军。八月,咸丰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往通州议和。载垣接受英、法要求,但英、法又提出向皇帝亲递国书,被载垣拒绝,谈判破裂。载垣、穆荫拘囚英使巴夏礼等,解到北京。英法联军继续进攻,大战于通州张家湾。僧格林沁战败,退到通州八里桥。英法联军6000余人犯八里桥,僧格林沁、胜保兵再败。

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帝让皇六弟、恭亲王奕为钦差大臣,便宜行事,办理和局。咸丰心生一计:暗示大臣奏请“秋木兰”。初八日,咸丰以“秋木兰”为名,从圆明园启程奔往热河。英法联军进至北京德胜门外,二十二日(10月6日),攻占圆明园,总管园务大臣文丰投福海自尽。奕奏请放还巴夏礼等。这个事件影响重大:

第一,签订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又定中俄《瑷珲条约》,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中国领土60万平方公里,并将乌苏里江以东中国领土40万平方公里,割给了俄国。后来俄国又占去巴尔喀什湖以东44万平方公里土地。

第二,英、法两国索赔白银1600万两。第三,九月初三日(10月18日),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大火冲天,数日不熄。圆明园惨遭焚劫,使中华园林之瑰宝暨珍藏之文物珍品,或惨遭劫掠,或化为灰烬。

第四,英法联军侵入京师,这在中华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英法联军侵入京师,使得大清庙社震惊,圆明三园遭焚掠,京师百姓遭殃,中华文明受辱。这是中华千古未有之奇变,也是民族千古未蒙之奇辱。

遭遇殖民侵略,外国有相似的例子。在非洲,意大利曾经侵略并打败过埃塞俄比亚,签订了不平等条约。1894年(光绪二十年),意大利寻找借口,入侵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国王孟尼利克二世,号召军民抵抗侵略。埃塞俄比亚国王孟尼利克二世,积极备战,发布公告:“我决心保卫我们的国家,给予敌人以反击,一切有力量的人都跟我来吧!”埃塞俄比亚军民空前团结,有力者出力——参军,有衣物者出衣物——捐出衣物、粮食,组成一支有11万人和40余门大炮的军队。埃塞俄比亚军民用落后武器迎击意大利军的侵略。经过两年奋战,打死打伤意军11000余人,意大利侵略者被打败了!意大利不得不乞和,签订《亚的斯亚贝巴和约》,承认埃塞俄比亚的完全独立,赔款1000万里拉。

可是,咸丰皇帝是怎样对付英法联军侵略的呢?

第一,咸丰没有下诏决战。他没有作战决心,也没有周密部署。起初,英军18000余人,法军7000余人,陆续开赴中国。咸丰皇帝没有发布诏书,动员军民,积极抵抗;也没有派军队守住天津塘沽海口。却在圆明园庆祝他的30寿辰,在正大光明殿接受百官朝贺,并在同乐园连演四天庆寿大戏。咸丰和王公大臣沉醉在园内的听戏欢乐中,英法联军却加紧了军事进攻。一个大清帝国,数以百万计官兵,难道还不如埃塞俄比亚的11万军队吗?而且,意大利到埃塞俄比亚很近,不像英、法到清朝那么远;埃塞俄比亚是个小国,不像清朝那么地大、物博、人众、兵多!

第二,咸丰没有政治韬略。咸丰战和不决,小胜即骄。打了败仗,签订《天津条约》。略获小胜,又撕毁《天津条约》;再打败仗,又拒绝妥协。施展猫伶狗俐小技,使得事态不断扩大。没有使天津谈判就地解决,而支持肃顺、载垣、穆荫一伙,将英使巴夏礼等诱擒到北京,导致事态进一步扩大。咸丰帝没有韬略,没有格局,耍小把戏,玩小权术,使主动局面变成被动局面,又使被动局面更加被动。

第三,咸丰没有身守社稷。面对英法联军6000余人犯八里桥,咸丰没有动员兵民“勤王”,全力守卫京师,而是准备逃跑。当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原因之一是“天子守国门”,抵御入侵。明朝的崇祯皇帝,在社稷危难之时,既不迁都逃跑,也不巡狩围猎,而是发出“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的哀叹,登上煤山,自缢而死。可是,咸丰皇帝在大敌侵入之时,不尽职守,不守国门,却带领老婆儿子、军机大臣、王公贵族,逃之夭夭,美其名曰“巡狩”。咸丰皇帝铸成了历史之大错、特错!(连载二十五)

  

错定顾命大臣


咸丰皇帝第三错,是在临终前错误旨定顾命大臣。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五日,咸丰帝在热河行宫病重。十六日,咸丰在烟波致爽殿寝宫,召见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御前大臣景寿、协办大学士肃顺,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杜受田之子)、焦瀛等。咸丰谕:“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又谕:“皇长子载淳现为皇太子,著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以上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顾命八大臣”或“赞襄政务八大臣”。载垣等请咸丰帝朱笔亲写,以昭郑重。而咸丰帝此时已经病重,不能握管,遂命廷臣承写朱谕。咸丰在病逝前,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章,授予皇子载淳“同道堂”印章(由懿贵妃掌管)。十七日清晨,咸丰帝病逝。

当时,朝廷的主要政治势力,可以分为三股:

第一,朝臣势力。其集中代表是顾命“赞襄政务”八大臣———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瀛。

咸丰临终顾命、赞襄政务的八位大臣中,主要为两部分人:载垣、端华、肃顺、景寿四人为宗室贵族、军功贵族;穆荫、匡源、杜翰、焦瀛四人为军机大臣。当时军机大臣共有五人,其中文祥兼户部左侍郎(尚书为肃顺兼),因上言力阻“北狩”而被留在北京,是军机大臣中惟一被排除在赞襄政务大臣之外者。

第二,帝胤势力。咸丰死时,道光九个儿子中健在的还有五阿哥亲王奕、六阿哥恭亲王奕、七阿哥醇郡王奕、八阿哥钟郡王奕、九阿哥孚郡王奕等。在咸丰死时恭亲王奕30岁、醇郡王奕20岁,都年富力强。大敌当前,咸丰皇帝和军机大臣、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等,多逃到避暑山庄,几乎没有一个人身临前线。他们成为朝中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

第三,帝后势力。就是6岁的同治皇帝和两宫太后———东太后慈安和西太后慈禧。他们虽是孤儿寡母,在帝制时代却是皇权的核心。咸丰在临终之前,特制“御赏”、“同道堂”两颗印章,作为日后颁布诏谕的符信。就是说,奏折“经赞襄大臣拟旨缮进,俟皇太后、皇上阅后,上用‘御赏’下用‘同道堂’二印,以为凭信”。这两颗印章,“御赏”之章,为印起;“同道堂”之章,为印讫(结束)。将“御赏”章,交皇后钮祜禄氏收掌;而将“同道堂”章交皇太子载淳收掌,因载淳年幼,“同道堂”章实际上是由其生母懿贵妃掌管。咸丰的旨意是在他死后,由皇后钮祜禄氏、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与八大臣联合执政,避免出现八大臣专权的局面,也避免出现皇后钮祜禄氏与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专权的局面。皇后钮祜禄氏与懿贵妃叶赫那拉氏的实权在八大臣之上,因为她们均有对于八大臣所决策军政大事不予盖章的大公主(恭亲王长女)、大阿哥(同治帝)否决权。显然,如果皇后钮祜禄氏与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不加盖“御赏”和“同道堂”这两颗起、讫之章,那么八位赞襄政务大臣是发不出“诏书”和“谕旨”的,赞襄政务八大臣之议决均不能生效。相反,由内臣拟旨而不经过顾命八大臣同意,加盖“御赏”与“同道堂”两章即能生效。因此,帝后势力是朝廷中最为重要的政治势力。在对待顾命大臣的态度上,帝后一方同帝胤一方的利益是共同的,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对付顾命八大臣。在朝臣、帝胤、帝后三个政治集团的政治力量对比上,显然帝胤势力与帝后势力占有优势。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权力平衡的结构,其实不然。因为咸丰没有把帝胤贵族的势力纳入到“赞襄政务”的权力系统内。比如说,用恭亲王奕“摄政”、或“议政”、或“辅政”、或“赞襄”,后来情况会不一样。当时奕30岁、慈禧27岁,咸丰可能吸取了睿亲王多尔衮摄政引起叔嫂、叔侄矛盾的教训。从后来慈禧的用人来看这种结合是难以避免的。如果单从人数看,“赞襄政务”大臣八人;两宫太后+同治+帝胤贵族才五个人,且帝、后为孤儿寡母。然而,两宫太后+同治+帝胤贵族等,却代表两个强大政治集团、两股强大政治势力。因此,咸丰“赞襄政务”八大臣的安排,犯下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没有将朝廷三股政治势力加以平衡,特别是咸丰对慈禧的政治潜能、对权力失衡形成的政治危局,认识不够,估计不足。其结果是:帝后势力同帝胤势力结合,发动宫廷政变即“辛酉政变”,摧毁了“赞襄政务”八大臣集团,代之以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联合主政,继而出现慈禧太后专权的局面。这是咸丰生前根本没有预料到的。赞襄政务八大臣在“辛酉政变”中,政治力量对比不占优势,其失败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咸丰皇帝临终前没能正确平衡主要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导致辛酉政变的发生,从而出现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影响中国历史近50年!这就铸成了咸丰皇帝的第三个大错!



*.辛酉政变--为同治中兴奠基的一次夺权斗争

 

1861年(咸丰十一年)咸丰帝病死后,慈禧太后联合恭亲王奕欣发动的一次宫廷政变。以时在夏历辛酉年得名。又因改变祺祥年号而称“祺祥政变”,亦称“北京政变”。是慈禧太后、恭亲王奕?和咸丰委托下的以载垣、肃顺为首的八大顾命大臣之间引起。从此,慈禧、慈安两太后开始垂帘听政。但实际上,慈禧掌握清政府的最高权力,历时四十七年之久。

 

爱新觉罗·奕詝(1831-1861)即清文宗,通称为咸丰帝,公元1850-1861年在位。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 183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圆明园。他是道光帝的第四子,母亲是孝全成皇后钮祜禄氏。

 

道光帝生育过八个儿子,但论年龄、资质,能被选为皇储的阿哥。就只有两个,就是四阿哥奕詝和六阿哥奕 訢。由于四阿哥奕詝的母亲孝全成皇后英年早逝,所以奕詝是由六阿哥奕訢的母亲静妃养育的。平时小哥俩儿虽然不是一母所生,但关系一直很好。道光帝也很彷徨,不知道奕詝和奕訢哪个更有才干继承大统,所以就准备用打猎和召见阿哥来观察、斟酌。选出皇储。

很快,打猎的日子就到了。所有的阿哥都井然有序地来到了木兰打猎场。打猎前,四阿哥奕詝的老师杜受田就对四阿哥奕詝说:“阿哥论英武,是比不上六阿哥的,阿哥到了木兰围场万万不可开弓放箭,一定要空手而归。若是皇上问起,你就说现在正值春天,万物复苏,生气盎然。正是动物繁育的季节。若是在此时对他们展开杀戮,岂不是太残忍了吗?”奕詝很信赖杜受田,就牢牢记住了杜受田的话。而六阿哥奕诉的老师却叫奕 尽力发挥,多打猎物。

 

打猎正式开始了,奕訢是意气风发地打起猎,并且满载而归。而奕詝却是一箭不发,两手空空。道光帝看到两个儿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很是吃惊,便问奕詝原因。奕詝就对道光帝说:“皇阿玛,儿臣看到现在正值烟花三月,所有的动物都开始生息繁衍。如来佛就以慈悲为怀,曾割下自己的肉给鹰吃。如若这时,儿臣用冰冷的弓箭将他们一网打尽,太过残忍了。这都是佛祖不愿看到的结果。”道光对四阿哥奕詝的回答很满意 ,认为他有帝王的仁慈,以及宽大的胸襟。慢慢开始对四阿哥奕詝产生好感。

还有一次,道光认为自己时日不多了。便把两个儿子叫到身边来,问他们倘若自己百年之后,如何治理国家?出发前,奕詝的老师杜受田对奕詝说:“阿哥论口才是比不过六阿哥的,待会儿皇上问你时,你就嚎啕大哭,说皇上永远不会死去,永远轮不到自己当皇帝!”奕詝记住了这些话。待到道光帝询问两个阿哥如何治理国家之时,奕訢讲得头头是道,口若悬河。而轮到奕詝讲时,奕詝却泣不成声。抽噎着说:“皇阿玛这是什么话?皇阿玛行善积德,得苍天庇佑,永远也不会死去。哪里轮得上吾辈当上皇帝呢?”道光毕竟是一个老人,希望儿女孝顺、关心自己。六阿哥奕訢滔滔不绝的回答让反而道光不高兴了。他觉得奕訢对国事这么有研究,肯定是巴不得自己早点死,然后他早早登基。而四阿哥奕詝的回答虽然不如奕诉的回答有谋略,有方针,但是却体现了对道光帝的爱。道光帝更加喜欢奕詝了。后来道光帝选择了奕詝。

以上这种说法,表面上看起来似乎颇有道理,但细细分析却是站不住脚的。史书上说道光帝是道光二十六年立储的,那么最晚就是这年去打猎了吧。上面说奕訢满载而归,敢问奕訢这年有多大?这时奕訢才14岁啊。还不具备打猎的能力呢!况且满载而归。还有就是,道光帝问起奕詝原因时,奕詝自己没有打到猎物已经是羞愧不已,还有什么脸面理直气壮地堆皇帝父亲这样说话?说要打猎不对,违背了佛祖的意思。这不是在间接地斥责道光帝举办打猎大会吗?道光帝听后肯定不会高兴,更别说对奕詝好感增加了。最后一点,也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一点,那就是道光二十六年,就是打猎那年。上面说全部的皇子都参加,那时候,最小的皇子才1岁,还不会走路,怎能去打猎呢?

 

道光经过对奕詝和奕訢长时间的观察以后,发现奕訢确实是比奕詝有才华,有谋略,有武力。于是下定决心立六阿哥奕訢为皇太子。由于清朝自雍正帝选立储君以来,就流传着有把已选定的皇太子名字写在一张纸上,放在“正大光明”匾额后的习惯。于是,一天晚上,道光帝觉得自己时日不多了,便清理了大堂之内的宫女和太监。自己拿出一张纸,准备写册立储君的“遗诏”了。

这时,有个守门的小太监很聪明。他偷偷地看道光帝运笔的姿势,暗自揣摩道光帝写的是什么字,好从中了解一些眉目。结果,他看见道光帝写最后一个字的时候,拉了一个很长的一竖。便琢磨起哪个阿哥的名字的最后一笔的长长的一竖。结果他想到了“奕訢”。“訢”字最后一笔就是一竖。他兴高采烈,连忙去通报奕訢的生母静妃,好领点儿赏。静妃听后也欢天喜地,给了小太监很多赏。然后到处去和别人炫耀:“我儿子六阿哥奕訢特别有才干,都被皇上立为皇储了。我就要当皇太后了。”结果这话一传十,十传百。

 

最终传到了道光帝的耳朵里。道光帝很不高兴。认为自己的秘密竟然被静妃公之于众,一点皇上的威严也没有。便马上改立了皇储,把写上奕訢名字的遗诏换下来,改写成了奕詝。

其实这个说法很荒谬,由于清代皇室是满族人。所以他们在写一些重要的文件的时候。都既要写满文,又要写汉文。那个小太监怎么知道道光帝写的那一竖是满文中的还是汉文中的。还有,就算静妃得到了音讯,她也不会轻易说出去。因为毕竟她在宫中已经摸爬滚了二十余年,早就揣摩透了道光帝的性格和锻造了一颗谨慎的心。她很明白其中的利害的。

心怜皇后,册立奕詝

身为至高无上的皇帝,道光虽有着三千佳人,但他最爱的嫔妃却是四阿哥奕詝的亲生母亲孝全成皇后。这不免让年轻的孝全成皇后心高气傲,没有搞好与孝和睿皇后(是指道光帝的父亲嘉庆帝的皇后)的婆媳关系,很早就被孝和睿皇后毒死了,迫于皇太后的权利,更为了维护皇家的面子。道光帝一直是敢怒不敢言,不敢追究孝全成皇后的死因。但在他心里,孝全成皇后依然有着很高的地位,为奕 之母静妃所不能及也。孝全成皇后逝世那年,奕詝才十岁。道光帝心痛皇后的死去,把他对孝全成皇后的爱全部倾注到了小小的奕詝身上,一直对奕詝疼爱有加。

奕詝长大后,虽然才华、武功方面不如奕诉,道光也觉察到了。但是,正如康熙帝偏爱太子胤礽一样。明知道有其他的阿哥比自己喜欢的这个阿哥能力强。但是联想到奕詝的母亲,曾经是那么楚楚动人,曾经是那么温柔似水。自然就更加喜爱奕詝。道光本来就对不能为孝全成皇后追查死因,不能保护孝全成皇后而深感歉意。所以道光帝最终选择的奕詝。

这个说法合乎情理、实际。但至于是不是真假。还有待考究。

 

奕詝即位时,清王朝面临内忧外患的统治危机。咸丰帝即位之初,也有番抱负,有振作之象。甫即位,即求贤才。林则徐、江忠源、李棠阶等相继保举,罢免了穆彰阿、琦善等人职务,文渊阁大学士耆英别降为五品顶戴。这个时期,他的生活也比较勤谨。

道光死前一个月就爆发了太平天国大起义,咸丰帝即位后发展更为迅速,咸丰三年(1853年)三月攻克南京建都,与清政府分庭抗礼。咸丰帝对起义的态度很明朗,就是坚决镇压。但有两个问题使他头疼:

(一)太平天国攻城略地,八旗、绿营一败涂地。当太平军从广西向湖南、湖北、江西和南京迅猛进军,清朝的经制兵,不管是八旗还是绿营,都不是对手。领军前去镇压的将领有广西提督向荣、巡抚周天爵、广州副都统乌兰泰、钦差大臣赛向阿、两江总督徐广缙等等,在太平军面前都不堪一击。钦差大臣陆建瀛死于太平军刀下。钦差大臣德兴阿与和春的江北大营、江南大营都连遭摧毁。

(二)财政困难。打仗要钱,更何况是大仗?咸丰朝财政出现危机。道光三十年国库只有187万两,由于镇压起义和赈灾原因,到咸丰三年六月,户部存银只有22.7万两,两个月的兵饷都发不出来了。

解决第一个问题,咸丰帝听了肃顺和湖广总督吴文熔的话,依靠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汉人组织勇营来对付。咸丰二年十一月降旨曾国藩在湖南以在籍侍郎办团练,后来扩充为湘军。四年四月,湘军开始进攻太平军。胡林翼远在贵州,咸丰看了吴文熔的奏疏,知道他能吃苦耐劳,畅晓兵事,马上同意吴的要求,令他率领黔勇于咸丰三年十二月到湖北与太平军作战。对于左宗棠,咸丰帝则令他自募一军,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咸丰帝终于依靠他们的湘军改变了形势,抑制住并最后打败了太平天国。

对于第二个问题,咸丰帝采取了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熔化内务府金钟,开捐例,卖官鬻爵,铸大钱,发行官票和钱票,推行厘金制度等,终于筹措到了1亿7千万两足够的军费镇压农民起义。

为了挽救统治危机,咸丰帝颇思除弊求治。咸丰六年起提拔敢于任事的肃顺,支持肃顺等革除弊政。

鸦片战争之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不满足于已经获得的侵略利益,在咸丰年间,又提出了开放通商口岸,鸦片走私合法化,外国公使进驻北京等要求。遭到拒绝后,英法联军于咸丰六年(1856年)攻占广州,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帝让愚顽不知变通的叶名琛为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事务钦差大臣,结果受了他的骗。叶名琛把英专使额尔金的最后通牒说成是求和。英军占领广州时,他下令组织团练去驱逐训练有素的英军。他以为逮捕巴夏礼等人,夷人必乱,却不知道这是违背国际惯例,只会导致严重后果。

咸丰八年(1858年),英法舰队攻陷大沽炮台,进迫天津。咸丰派桂良、花沙纳往天津议和,与英、美、法、俄分别签订《中英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和《中俄天津条约》。列强不满足于《天津条约》规定的权利,蓄意重新挑起战争。咸丰帝命清军加强大沽口防务。

咸丰九年(1859年),在英国蓄意挑起的大沽口冲突中,英法侵略军被击败。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两国再次组成侵华联军,大举入侵。当时清军的防御重点在大沽口,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进而攻占大沽口。英法联军随即攻占天津,并向北京进犯。咸丰帝派遣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往通州与英、法议和。英法联军以和谈为掩护,继续组织对北京的进攻,在通州八里桥击败清军后,进攻北京,圆明园、清漪园等处被焚掠。咸丰帝自圆明园仓皇逃亡热河(今承德市 ),命恭亲王奕 留京议和。1860年的10月,圆明园遭到英法联军的洗劫和焚毁。奕 代表清政府与英、法、俄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并批准了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在《中俄北京条约》中,承认了咸丰八年(1858年)沙俄迫使清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的《瑷珲条约》。 在热河的咸丰帝陷于极度痛苦之中,意志消沉,整天“以醇酒妇人自戕”。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咸丰皇帝病死于热河。卒谥“协天翊运执中垂谟懋德振武圣孝渊恭端仁宽敏庄俭显皇帝”。庙号文宗。葬直隶遵化清东陵之定陵。

   

咸丰帝奕詝病死热河行宫,唯一的6岁儿子载淳继位,由顾命八大臣肃顺、载垣、端华等执掌政权,决定明年开始起用“祺祥”年号。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五日,咸丰帝在热河行宫病重。十六日,咸丰在烟波致爽殿寝宫,召见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御前大臣景寿、协办大学士肃顺,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杜受田之子)、焦佑瀛等。咸丰谕:“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又谕:“皇长子载淳现为皇太子,著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以上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顾命八大臣”或“赞襄政务八大臣”。

 

 肃顺(1816—1861),清末满洲镶蓝旗人,宗室贵族,爱新觉罗氏,字雨亭,郑献亲王济尔哈朗七世孙,郑慎亲王乌尔恭阿子。历任御前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深受咸丰帝的信任和重用,与其兄郑亲王端华及怡亲王载垣相互倚重,煊赫一时。是同治帝顾命八大臣之一。

 

爱新觉罗·载垣(1816—1861),爱新觉罗氏,清圣祖康熙帝第十三子爱新觉罗·胤祥的五世孙。铁帽子王。咸丰帝顾命八大臣之一。

嘉庆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出生,宣宗道光五年(1825年)封袭封怡亲王。曾任御前大臣行走,受顾命。文宗咸丰帝即位后,渐受信用,历任左中正,宗令,领侍卫大臣。咸丰九年(1859年)僧格林沁在直隶(今河北省一带)加强海防,他奉命赴天津(今天津市)视察。十年(1860年),偕兵部尚书穆荫赴通州接替桂良,与英、法议和,谈判旋即破裂,拘禁巴夏礼等三十九人。英法联军进逼北平,载垣随咸丰帝逃往热河(今河北省承德市)。

 

端华,爱新觉罗氏,乌尔恭阿子,丰讷亨孙。道光二十六年袭。授御前大臣。宣宗崩,受顾命。文宗即位,迭命为阅兵大臣、右宗正。京师戒严,令督察巡防。十年,扈上幸热河,授领侍卫内大臣。端华弟肃顺用事,文宗崩,再受顾命,与怡亲王载垣及肃顺等并号“赞襄政务王大臣”。穆宗还京师,诏责端华等专擅跋扈罪,端华坐赐死。爵降为不入八分辅国公。同治元年二月,以济尔哈朗八世孙岳龄袭。三年七月,克复江宁,复还郑亲王世爵,以奇通阿五世孙承志袭。

 

富察·景寿(1829—1889),满洲镶黄旗人。清朝额驸,咸丰帝顾命八大臣之一。景寿为一等公、工部尚书博启图子。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赐头品顶戴,在上书房读书,二十五年(1845年)尚道光帝第六女寿恩固伦公主,后袭封一等诚嘉毅勇公。

咸丰五年(1854年)七月荐受蒙古都统,六年正月授御前大臣,赐用紫缰,寻授领侍卫内大臣。咸丰十年八月(1860年)扈驾热河,十一年(1861年)七月与怡亲王载垣等共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

 

穆荫(?-1864年),字清轩,托和络氏,满洲正白旗人,晚清大臣。咸丰元年,命以五品京堂候补,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天津,兵部尚书穆荫与怡亲王载垣授命为钦差大臣,赴通州与英法联军和谈。谈判失败,清政府扣押英法谈判代表巴夏礼等三十九人,导致英法联军进逼北京。穆荫钦差大臣职务被撤,与咸丰逃往热河,躲进避暑山庄。1861年,咸丰死,与肃顺等授命为辅政大臣

 

匡源(1815一1881) 字本如,号鹤泉,胶州人。出生于书香人家,自幼聪敏好学,才年思敏捷,认真刻苦。十三岁考秀才,文采卓异,擅诗文,号为神童。他少有大志,传世他题“世人多白眼,吾独上青云”诗句以自勉。匡源是清代咸丰临终前托孤的顾命八大臣之一,还是一位有名的书画家。他13岁中秀才,24岁中举人,34岁成为皇太子的老师.

 

杜翰(1806—1866),字鸿举,号继园,杜受田之长子。滨州(今滨城区)人。一八零六年生,一八三五年(道光十五)年举人,一八四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检讨。一八五二年,其父杜受田去世,杜翰正在湖北学政任上,奉命由湖北赴江苏护送杜受田灵柩回京。一八五三年底,以工部左侍郎入值军机处,负责京城巡防事宜。杜翰是咸丰皇帝恩师杜受田的长子,素有才干,勇于任事,颇得咸丰皇帝倚重和信任。因其爷爷杜堮去世,一度守孝,再任吏部右侍郎,仍任军机大臣。一八六零年(咸丰十年)任会试总裁。是年,随咸丰帝逃往热河任礼部右侍郎,军机大臣。一八六一年,咸丰帝病重,杜翰以军机大臣,礼部右侍郎兼任吏部左侍郎,再与载垣、端华、肃顺等8人同为“赞襄政务王大臣”总摄政,成为著名的“顾命八大臣”之一。在阻止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一事上,杜翰与肃顺立场一致,得到朝廷上下的称赞。

 

焦佑瀛 字桂樵,天津人,清朝大臣。清道光十九年(1839)举人,才华出众。咸丰十年(1860)九月,焦佑瀛正奉命在天津静海一带治团练,被召从幸热河(今承德)。因他文笔敏捷,才干超群,又颇有见识,经肃顺推荐,是年十月,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为“挑帘军机”,实任军机大臣,当时皇帝诏书多出其手。咸丰十一年咸丰皇帝病死于热河,皇子载淳即位。咸丰病重时,御前大臣端华、载恒、肃顺、景寿;军机大臣穆萌、匡源、杜翰、焦佑瀛等八人被召见,受命为辅政大臣,称“赞襄政务王大臣”。

 

恭忠亲王奕訢(1833年1月11日-1898年5月29日),号乐道堂主人,满洲爱新觉罗氏、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同父异母兄弟,生母为静妃博尔济吉特氏,道光帝遗诏封“和硕恭亲王”。统称“六王爷”;清末洋务派、总理衙门首领,保守派对其鄙称“鬼子六”。身后谥“忠”(清宗室谥“忠”者唯奕訢与多尔衮二人)。道光三十年(1850年)以宣宗遗诏封恭亲王。咸丰朝期间,奕訢的政治地位并不很重要,他只有在1853年到1855年之间担任领班军机大臣。1860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奕訢授命为全权钦差大臣,负责与英、法、俄谈判,并且签订了《北京条约》。1861年,咸丰帝过世,奕訢与慈禧太后合谋发动辛酉政变,成功夺取了政权,被授予议政王之衔。

从1861年到1884年,奕訢任领班军机大臣与领班总理衙门大臣,期间虽在1865年遭慈禧太后猜忌被革除议政王头衔,但依旧身处权力中心。1884年终于因中法战争失利被罢黜,一直到1894年以善后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才再度被起用。从1894年到1898年任领班军机大臣与领班总理衙门大臣。1898年逝世。

幼年师从卓秉恬、贾桢,聪明好学。道光帝立储时,曾在在四子奕詝和六子奕訢之间犹豫不决。但于道光二十六年下定决心由皇四子继位写下遗诏,并于道光二十九年下令在妃园寝内为恭王之母静贵妃修墓亲令静贵妃死后必须葬于妃园寝不得更改,变相暗示恭王争储失败。道光三十年(1850年)以宣宗遗诏公布封“皇六子奕訢为亲王,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娶重臣桂良女为福晋,这往往被认为是道光属意恭王之举,而实际上,这个指婚发生在道光下定决心写下遗诏之后,最多只能视为对恭王的补偿,况且恭王福晋并非桂良爱女,而仅为侧室所生的庶女之一。

奕訢于咸丰三年(1853)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四年连封都统、右宗正、宗令。五年其母孝静成皇后去世,奕訢为其母争封号,被免去军机大臣、宗令、都统,七年才恢复他的都统,九年又授内大臣(侍卫处次长官)。十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咸丰帝逃往承德,奕訢临危受命,担任议和大臣。九月十五日,十六两日,奕訢分别与英使、法使签订《中英北京条约》与《中法北京条约》,挽救了清皇朝的命运。他主持议和以及进行的大量的善后事宜赢得了西方对他的好感,为他以后外交活动创造了条件。在议和期间他笼络文祥(户部侍郎)、桂良(文华殿大学士)、宝鋆(总管内务府大臣)、胜保(副都统),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集团。这是他通过议和捞到的政治资本。

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一,奕訢、文祥、桂良上《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分析了各列强国特点,认为太平天国和捻军是心腹之患,英、俄是肢体之患,应以灭内患为先,然后对付俄国和英国。这媚外之策为后来借师助剿,镇压太平天国奠定了理论基础。根据他的观察,他认为外国人并非“性同犬羊”,英国“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清政府把列强只当作“肢体之患”,认为“可以信义笼络”。折子还提出要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南北口岸管理大臣;添各口关税;要求将军督抚办理国外事件互相关照,避免歧误;要求广东、上海各派两名懂外语的人到京以备询问;将各国商情和报纸汇集总理处。十二月十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出现了军机处以外的另一中枢政府机构。自此,清朝有了专门的外事机构,使清代的外交产生重大突破。衙门还领导了后来的洋务运动。

咸丰帝去世后,奕訢成为实力派人物。他协助慈禧太后政变,被授予议政王,在军机处担任领班大臣。咸丰帝授权恭亲王办理与各国换约事宜的上谕同治元年开始,军机处里原来的顾命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全部免职,换成文祥等人,全面控制了中枢机关。他又身兼宗人府宗令和总管内务府大臣,从而控制皇族事务和宫廷事务大权。他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的职务主管王朝外交事务,自此总揽清朝内政外交,权势赫赫。

19世纪60~90年代,为了求强求富,增强镇压太平天国和抵御外侮的能力,奕訢支持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大搞洋务运动,以兴办军事工业为重点,也兴办民办工业,近代工业从此起步。为了洋务事业,兴办新式学校,派出留学生,促进了近代教育事业发展。奕?奏请两宫皇太后重用曾国藩,与列强极力维持和局,借师助剿,终于镇压了太平天国,赢得了同治中兴,奕訢获得“贤王”美称。

奕訢媚外,亲近列强,是洋务派领袖。但他为清流派所鄙视,被呼为“鬼子六”。奕訢支持曾国藩等办洋务,但他又主张削弱地方势力,引起湘淮势力的不满;奕訢办洋务,清廷中倭仁等顽固派不满;由于奕訢权力受限,不能满足列强的要求,列强对他也开始不满

僧格林沁,中国蒙古贵族出身的清军大将。科尔沁旗(今属内蒙古自治区)人,博尔济吉特氏。他是道光皇帝姐姐的过继儿子,道光五年(1825)袭科尔沁郡王爵,历任御前大臣﹑都统等职。咸丰、同治年间,僧格林沁活跃于太平天国、英法联军等战争,军功卓著。清朝嘉庆十六年(1811年)六月五日出生在科尔沁左翼后旗哈日额日格苏木百兴图嘎查普通台吉家庭,蒙古族。幼年,僧格林沁因家境贫寒,曾随父亲布和德力格尔为富人放牧。12岁时被送到昌图老城文昌宫读书。 

道光五年(1825年),僧格林沁被选定为索特纳木多布斋郡王嗣子,承袭科尔沁左翼后旗扎萨克郡王。同年十二月,奉命御前行走,赏戴三眼花翎。道光六年(1826年),赏用朱缰。道光九年(1829年),赏穿黄马褂。同年二月,命管上虞备用处事。九月,命管火器营事。道光十四年(1834年),授御前大臣、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九月,为后扈大臣。道光十五年(1835年)正月,署镶红旗蒙古都统。二月,充谙达(督领侍)管虎枪营事。七月,命总理行营。十二月,为阅兵大臣。道光十六年(1836年),授镶白旗满洲都统。道光十七年(1837年),赏用黄缰。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九月,为正黄旗满洲都统。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充右翼监督,署正蓝旗满洲都统。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二月,为镶黄旗领侍卫内大臣。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五月,为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道光三十年(1850年),为镶黄旗蒙古都统。一月,道光皇帝驾崩,僧格林沁为顾命大臣之一。九月,命往密云县剿匪,授左翼监督。十二月,嘉奖僧格林沁清除匪患之功,赏四团正龙补服并准予穿用。咸丰元年(1851年),僧格林沁任御前大臣,署銮仪卫事。曾请旨出兵镇压科尔沁左翼后旗佃农抗租斗争。咸丰二年(1852年),上书逮捕佃农抗租领头人吴宝泰等下狱。主持道光帝梓宫迁葬,恭谨从事,赏加三级。咸丰三年(1853年)五月,受命督办京城巡防,任参赞大臣。此时,太平天国已定都天京,并派兵北伐。僧格林沁受命统领健锐营、外火器营、两翼前锋营、八旗护军营、巡扑五营及察哈尔各官兵,并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蒙古诸王劲旅出京。九月,设防紫荆关。十月,在天津南王庆坨与北伐军开战。北伐军损失惨重,退到连镇一带。咸丰帝赐僧格林沁“博多罗巴图鲁”称号。咸丰四年(1854年),又在连镇大败北伐军。咸丰五年(1855年)正月,咸丰帝加封僧格林沁为博多勒噶台亲王,赏朝珠一盘、四团龙补褂一件。四月,诏世袭罔替,

(案:按清制,皇帝之子可封亲王,而亲王以下之子孙,一般都要降袭,如亲王之子降袭郡王,郡王之子降袭贝勒,贝勒之子降袭贝子,贝子之子降袭镇国公……这种制度是吸取了明朝封王太多的教训,避免了数百年后亲王遍天下的局面。因此,清朝的亲王是不多的,因而显得极尊贵。但是,这种降袭制度也有例外。清高宗纯皇帝乾隆规定,清初开国定基的八位王爷,即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承泽亲王硕塞 后改号庄亲王、克勤郡王岳托、顺承郡王勒克德浑的子孙可有一人“世袭罔替”,即不必降袭而按原爵袭封。此八人,即民间俗称的八位“铁帽子王”。除此之外,乾隆帝仅特批一人,康熙帝十三子、雍正帝弟弟、乾隆帝叔叔 怡亲王胤祥,他因辅佐雍正有功,也被列入“世袭罔替”之类。僧格林沁以蒙古贵族进封亲王,已属特恩,此次再获“世袭罔替”的破格待遇,反映出来的是咸丰帝对时局的估计:僧格林沁击灭太平天国北伐军之功,有如再造大清。)俸银加倍。咸丰七年(1857年)五月,命僧格林沁署镶红旗汉军都统。 

咸丰八年(1858年),直隶总督谭廷祥及托明阿防守天津大沽海口战败,清廷主和派与英国代表签署《天津条约》。僧格林沁得知后,向咸丰帝奏请,坚决要求撤回谈判代表,主张调用全国之兵员,倾全国之粮食,整顿军队,把外国侵略者赶出去。但因主和派占上风,他的意见未被采纳。咸丰九年(1859年),咸丰帝命僧格林沁至天津督办大沽口和京东防务。僧格林沁吸取第一次大沽口战役失败的教训,积极筹建大沽海口和双港的防御工事,整肃军队,做好反侵略的各项准备。

英法新任驻华公使普鲁士、布尔布隆率领所谓换约舰队从上海沿水路北上。舰队由一艘巡洋舰和13只炮艇组成,行至天津大沽口时,藐视中国军队的设防,不听中国军队的劝阻和警告,明目张胆地闯入大沽口,激起了中国官兵的极大愤慨。僧格林沁下达坚决反击入侵者的战斗命令,督军力战,击毁英军战舰3艘,使英军死伤464人,英海军司令贺布受重伤。相持数日,敌舰撤走。这次大沽口保卫战,是自1840年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以来中国军队抵抗外国入侵所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清廷对僧格林沁和有功将士大加奖赏。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也对此事给予充分关注与肯定。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天津,僧格林沁兵败退驻通州。咸丰帝下令拔去僧格林沁三眼花翎,削去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镶蓝旗满洲都统职。继而再战,又败于张家湾、八里桥,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圆明园被毁。主和派大臣埋怨僧格林沁触怒了洋人。咸丰帝革去僧格林沁郡王爵仍留钦差大臣职。 

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直隶、山东及河间府一带捻军四起。清廷恢复僧格林沁郡王爵,命其率一万余清军赴山东与捻军作战。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根据僧格林沁的奏请,其哲里木盟长职由达尔罕亲王索特那木彭苏克补授。同治元年(1862年),赏还博多勒噶台亲王爵,不久诏世袭罔替。朝廷授权僧格林沁节制调遣直、鲁、豫、鄂、皖五省兵马。僧格林沁率蒙古骑兵和五省提供的兵力多次打败捻军,在鄂东霍山黑石流收降捻军十几万人,并打散十几万人,清军也损失惨重。

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僧格林沁被捻军诱至山东曹州(今山东荷泽地区)高楼寨,随后陷入重围。5月18日晚,僧格林沁率少数随从冒死突围,当逃至曹州西北的吴家店时,被一捻军士兵杀死在麦田,终年55岁。 僧格林沁战死疆场,令清廷上下一片震惊,皆以失去“国之柱石”而惋惜。清政府以亲王规格为僧格林沁举行了葬礼,同治帝和慈禧亲临祭奠,赐谥号“忠”,配享太庙,在北京、山东、河南、盛京等地建“昭忠祠”,并绘像紫光阁。在科左后旗吉尔嘎朗博王府东建祠堂庙一座供奉僧王图像。在额布力尔协日嘎地方另建僧王塑像祠一座,并绘像紫光阁。1865年7月,清政府派员护送僧格林沁的灵柩北上,安葬在科尔沁左翼世袭旗陵(今辽宁省法库县四家子乡公主陵村)。[1]

 

当时,朝廷的主要政治势力,可以分为三股:

第一,朝臣势力。其集中代表是顾命“赞襄政务”八大臣——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下面把他们做个分析:

载垣:载垣为康熙第十三子怡亲王允祥五世孙,袭亲王爵。道光时,任御前大臣,受顾命。咸丰继位,为宗人府宗正,领侍卫内大臣。扈从咸丰逃难到承德避暑山庄。同端华、肃顺相结,资深位重,权势日张。

端华:清开国奠基者舒尔哈齐之子、郑亲王济尔哈朗之后,道光年间袭郑亲王爵,授御前大臣。道光帝死,受顾命。咸丰继位后,为领侍卫内大臣。扈从咸丰逃难到承德避暑山庄。端华与弟肃顺同朝用事。

肃顺:为宗室,郑亲王之后,端华之弟。道光时为散秩大臣。咸丰继位后,由护军统领、授御前侍卫。又任左都御史、理藩院尚书、都统,后任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大学士、署领侍卫内大臣。肃顺同其兄郑亲王端华及怡亲王载垣互相依靠,排挤异己,掌握大权。

景寿:景寿先祖为一等诚嘉毅勇公明瑞,乾隆时进攻缅甸得胜而受封,世袭罔替。三传至景庆,死。弟景寿袭封。景寿为御前大臣、恭亲王奕同母妹固伦公主额驸。

穆荫:满洲正白旗人,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国子监祭酒(非进士特旨)。到天津议和,获巴夏礼送到北京,事情闹大,改派护驾热河。

匡源:道光进士,军机大臣。

杜翰:咸丰师傅杜受田之子。因咸丰感激师傅杜受田,授其子杜翰为军机大臣。翰力驳董元醇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之议,受到肃顺等赞赏。

焦佑瀛:为道光举人,军机章京、军机大臣,依附权臣肃顺,诏旨多出其手。

上述咸丰临终顾命、赞襄政务的八位大臣中,主要为两部分人:载垣、端华、肃顺、景寿四人为宗室贵族、军功贵族;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四人为军机大臣。当时军机大臣共有五人,其中文祥兼户部左侍郎(尚书为肃顺兼),因上言力阻“北狩”而被留在北京,是军机大臣中惟一被排除在赞襄政务大臣之外者。

第二,帝胤势力。咸丰死时,道光九个儿子中健在的还有五阿哥敦亲王奕誴、六阿哥恭亲王奕訢、七阿哥醇郡王奕譞、八阿哥钟郡王奕詥、九阿哥孚郡王奕譓等。在咸丰死时恭亲王奕訢30岁、醇郡王奕譞20岁,都年富力强。大敌当前,咸丰皇帝和军机大臣、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等,多逃到避暑山庄,几乎没有一个人身临前线。恭亲王奕訢、醇郡王奕譞都是空有爵位的闲散亲王、郡王,既不是大学士,也不是军机大臣,更不是御前大臣,却要挺身在第一线,处理那么一个乱摊子。诸位兄弟本来就对咸丰登上皇位心怀不满,且被免掉军机大臣、宗人府宗令、八旗都统,要往承德奔丧又遭到拒绝,特别是他作为咸丰皇帝的血亲而未列入“御赏”、“同道堂”章顾命大臣,于情于理,都不妥当。旧怨新恨,汇聚一起。况且,恭亲王奕訢不是孤立的一个人,他同诸位兄弟——没有官职的醇郡王奕譞等联合起来,同帝后势力联合起来,同朝中顾命大臣以外的势力联合起来,成为朝中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

第三,帝后势力。就是6岁的同治皇帝和两宫太后——东太后慈安和西太后慈禧。他们虽是孤儿寡母,在帝制时代却是皇权的核心。咸丰在临终之前,特制“御赏”、“同道堂”两颗印章,作为日后颁布诏谕的符信。就是说,奏折“经赞襄大臣拟旨缮进,俟皇太后、皇上阅后,上用‘御赏’下用‘同道堂’二印,以为凭信”。这两颗印章,“御赏”之章,为印起;“同道堂”之章,为印讫(结束)。将“御赏”章,交皇后钮祜禄氏收掌;而将“同道堂”章交皇太子载淳收掌,因载淳年幼,“同道堂”章实际上是由其生母懿贵妃掌管。咸丰的旨意是在他死后,由皇后钮祜禄氏、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与八大臣联合执政,避免出现八大臣专权的局面,也避免出现皇后钮祜禄氏与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专权的局面。皇后钮祜禄氏与懿贵妃叶赫那拉氏的实权在八大臣之上,因为她们均有对于八大臣所决策军政大事不予盖章的大公主(恭亲王长女)、大阿哥(同治帝)《荷亭晚钓图》否决权。显然,如果皇后钮祜禄氏与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不加盖“御赏”和“同道堂”这两颗起、讫之章,那么八位赞襄政务大臣是发不出“诏书”和“谕旨”的,赞襄政务八大臣之议决均不能生效。相反,由内臣拟旨而不经过顾命八大臣同意,加盖“御赏”与“同道堂”两章即能生效。因此,帝后势力是朝廷中最为重要的政治势力。在对待顾命大臣的态度上,帝后一方同帝胤一方的利益是共同的,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对付顾命八大臣。在朝臣、帝胤、帝后三个政治集团的政治力量对比上,显然帝胤势力与帝后势力占有优势。

赞襄政务八位大臣的共同特点是:满洲贵族(宗室贵族、军功贵族、八旗贵族)与军机大臣结合。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权力平衡的结构,其实不然。因为咸丰没有把帝胤贵族的势力纳入到“赞襄政务”的权力系统内。比如说,用恭亲王奕訢“摄政”、或“议政”、或“辅政”、或“赞襄”,后来情况会不一样。当时奕訢30岁、慈禧27岁,咸丰可能吸取了睿亲王多尔衮摄政引起叔嫂、叔侄矛盾的教训。从后来慈禧一度重用奕訢来看,这种结合是难以避免的。如果单从人数看,“赞襄政务”大臣八人;两宫太后+同治+帝胤贵族的奕訢、奕譞才五个人,且帝、后为孤儿寡母。然而,两宫太后+同治+帝胤贵族奕訢诸兄弟等,却代表两个强大政治集团、两股强大政治势力。因此,咸丰“赞襄政务”八大臣的安排,犯下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没有将朝廷三股政治势力加以平衡,特别是咸丰对慈禧与奕两人的政治潜能、对权力失衡形成的政治危局,认识不够,估计不足。其结果是:帝后势力同帝胤势力结合,发动宫廷政变即“辛酉政变”,摧毁了“赞襄政务”八大臣集团,代之以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訢联合主政,继而出现慈禧太后专权的局面。这是咸丰生前根本没有预料到的。赞襄政务八大臣在“辛酉政变”中,政治力量对比不占优势,其失败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咸丰皇帝临终前没能正确平衡主要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导致辛酉政变的发生,从而出现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影响中国历史近50年!这就铸成了咸丰皇帝的第三个大错!  

   

政变经过

公元1861年农历7月:

17日,咸丰皇帝死。他临终前做了三件事:一,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二,命御前大臣载垣、瑞华、景寿,大学士肃顺和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八大臣控制了政局。三,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章,授予皇子载淳“同道堂”印章(由慈禧掌管)。顾命大臣拟旨后要盖“御赏”和“同道堂”印章。八大臣同两宫太后发生矛盾。

18日,大行皇帝入殓后,以同治皇帝名义,尊孝贞皇后为皇太后即母后皇太后,尊懿贵妃为孝钦皇太后即圣母皇太后。

公元1861年农历8月:

1日,恭亲王奕获准赶到承德避暑山庄叩谒咸丰皇帝的梓宫。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记载:相传奕化妆成萨满,在行宫见了两宫皇太后,密定计,旋返京,做部署。奕获准同两宫太后会面约两个小时。奕在热河滞留六天,尽量在肃顺等面前表现出平和的姿态,麻痹了顾命大臣。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奕炘,破釜沉舟,死中求生,睿智果断,抢夺先机,外柔内刚,配合默契。恭亲王奕同两宫太后密商决策与步骤后,返回北京,准备政变。此时,咸丰皇帝刚驾崩十三天。

2日,醇郡王奕缮为正黄旗汉军都统,掌握了实际的军事权力。

6日,御史董元醇上请太后权理朝政、简亲王一、二人辅弼的奏折。

7日,准兵部侍郎胜保到避暑山庄。胜保在下达谕旨不许各地统兵大臣赴承德祭奠后,奏请到承德哭奠,并率兵经河间、雄县一带兼程北上。

11日,就御史董元醇奏折所请,两宫皇太后召见八大臣。肃顺等以咸丰皇帝遗诏和祖制无皇太后垂帘听政故事,拟旨驳斥。两宫皇太后与八位赞襄政务大臣激烈辩论。八大臣“哓哓置辩,已无人臣礼”。据史籍《越缦堂国事日记》记载:肃顺等人恣意咆哮,“声震殿陛,天子惊怖,至于涕泣,遗溺后衣”,小皇帝吓得尿了裤子。两宫太后不让,载垣、瑞华等负气不视事,相持愈日,卒如所拟。八大臣想先答应两宫太后,把难题拖一下,回到北京再说。

18日,宣布咸丰皇帝灵柩于农历9月23起灵驾,29日到京。

公元1861年农历9月:  

1日,同治皇帝上母后皇太后为慈安皇太后、圣母皇太后为慈禧皇太后徽号。

4日,郑亲王瑞华署理行在步军统领,醇郡王奕缮任步军统领。先是,两宫太后召见顾命大臣时,提出瑞华兼职太多,瑞华说我只做行在步军统领;慈禧说那就命奕缮做步军统领。奕缮做步军统领就掌握了京师卫戍的军权。不久,奕缮又兼管善捕营事。

23日,大行皇帝梓宫由避暑山庄启驾。同治皇帝与两宫皇太后,奉大行皇帝梓宫,从承德启程返京师。两宫太后和同治皇帝只陪了灵驾一天,就以皇帝年龄小、两太后为年轻妇道人家为借口,从小道赶回北京。

29日,同治皇帝奉两宫太后回到北京皇宫。因为下雨,道路泥泞,灵驾行进迟缓。同治皇帝奉两宫皇太后间道疾行,比灵驾提前四天到京。两宫皇太后抵京后,立即在大内召见恭亲王奕等。

30日,发动政变。同治皇帝与两宫皇太后,宣布在承德预先由醇郡王奕缮就之谕旨,宣布载垣等罪状:

(1)“上年海疆不靖,京师戒严,总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筹划乖张所致。载垣等不能尽心和议,徒以诱惑英国使臣以塞己责,以致失信于各国,淀园被扰。我皇考巡幸热河,实圣心万不得已之苦衷也!”就是将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圆明园被焚掠、皇都百姓受惊、咸丰皇帝出巡的政治责任全扣到载垣等八大臣头上。

(2)以擅改谕旨、力阻垂帘罪,解载垣、瑞华、肃顺、景寿任,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退出军机。《清史稿·肃顺传》记载:此前,“肃顺方护文宗梓宫在途,命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缮往逮,遇诸密云,夜就行馆捕之。咆哮不服,械系。下宗人府狱,见载垣、瑞华已先在。”《清穆宗毅皇帝实录》记载:“以醇郡王奕缮管善捕营事。”这可能同奕缮逮捕肃顺事有关。

公元1861年农历10月:

1日,命恭亲王奕为议政王、军机大臣。随之,军机大臣文祥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清史稿·文祥传》记载:“十月,回銮,(文祥)偕王大臣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命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侍郎宝鋆、文祥为军机大臣。

3日,大行皇帝梓宫至京。

5日,从大学士周祖培疏言:“怡亲王载垣等拟定‘祺祥’年号,意义重复,请更正”,诏改“祺祥”为“同治”。“同治”含义可做四种诠释:一是两宫同治,二是两宫与亲贵同治,三是两宫与载淳同治,四是两宫、载淳与亲贵同治。

6日,诏赐载垣、瑞华在宗人府空室自尽,肃顺处斩,褫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职,穆荫发往军台效力。据记载:“将行刑,肃顺肆口大骂,其悖逆之声,皆为人臣子所不忍闻。又不肯跪,刽子手以大铁柄敲之,乃跪下,盖两胫已折矣。遂斩之。”

9日,载淳在太和殿即皇帝位。

26日,礼亲王世铎奏遵旨会议并上《垂帘章程》。懿旨:依议。于是,皇太后垂帘听政之举,舆论已经造势,章程亦已制定。

公元1861年农历11月:

1日,同治皇帝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御养心殿垂帘听政。垂帘听政之所设在大内养心殿东间,同治皇帝御座后设一黄幔(初为黄屏,后慈禧嫌其碍眼而改为黄幔),慈安皇太后与慈禧皇太后并坐其后。恭亲王奕立于左,惇亲王奕缮立于右。引见大臣时,吏部堂官递绿头笺,恭亲王奕接后,呈放在御案上。皇太后垂帘听政,这在中国历史上,既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在这里附带说一点。慈禧本来没有文化,但她注重学习。两宫太后命南书房、上书房师傅编纂《治平宝鉴》,作为给两宫太后的教科书,仿照经筵之例,派翁同龢等定期进讲。后来慈禧也能批阅奏章,但常有语句不通和错别字之处。

这次政变,因载淳登极后拟定年号为“祺祥”,故史称“祺祥政变”;这年为辛酉年,又称“辛酉政变”;因政变发生在北京,又称为“北京政变”。其时,“辛酉政变”的三个主要人物——慈安皇太后二十五岁,慈禧皇太后二十七岁,恭亲王奕三十岁。

 

 

取胜原因

“辛酉政变”取胜的直接原因是:

第一,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抓住并利用官民对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火烧圆明园的强烈愤怒,对“承德集团”不顾民族、国家危亡而逃到避暑山庄的极大不满,把全部历史责任都加到顾命八大臣头上。也把咸丰皇帝到承德的责任加到他们头上。从而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争取了官心、军心、旗心、民心,顾命八大臣则成了替罪羊。

第二,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利用了顾命大臣对慈禧与奕炘的力量估计过低而产生的麻痹思想,又利用了帝后虽是孤儿寡母,却掌握“御赏”、“同道堂”两枚印章——顾命大臣虽可拟旨不加盖这两枚印章却不能生效,两宫太后与奕炘可由大臣拟旨加盖这两枚印章便能生效的有利条件。

第三,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抢占先机,先发制人,没有随大行皇帝灵柩同行,摆脱了顾命大臣的控制与监视,并从间道提前返回,利用自农历7月17日咸丰皇帝逝世,到咸丰皇帝灵柩运到皇宫,其间有七十四天的充分时间,进行政变准备。原定农历9月23日起灵驾,29日到京,因下雨道路泥泞,而迟至9月3 日到京,比原计划晚了四天。而两宫太后于29日到京,30日政变,时间整整差了三天。这为她们准备政变提供了时间与空间,打了一个时间差与空间差。

第四,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清楚地意识到并预感到:这是他们生死存亡的历史关键时刻,惟一的出路就是拼个鱼死网破。慈禧曾风闻咸丰皇帝生前肃顺等建议他仿照汉武帝杀其母留其子的“钩弋夫人”故事,免得日后皇太后专权。这个故事,《汉书·外戚传上》记载:汉武帝宠幸钩弋夫人赵婕妤,欲立其子,以“年稚母少,恐女主颛恣乱国家”。赵婕妤遭汉武帝谴责而死。汉武帝临终前,立赵婕妤子为皇太子,以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辅少主,是为汉昭帝。但是,咸丰皇帝没有像汉武帝那样做,而是用“御赏”和“同道堂”两枚印章来平衡顾命大臣、两宫太后之间的关系,并加以控制。结果,这两枚印章被两宫太后所利用,打破了初始的权力平衡结构。

“辛酉政变”是君权与相权的一次大的冲突,表现了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的聪明才智。它的重大结果是清朝体制的一大改变。经过“辛酉政变”,否定“赞襄政务”大臣,而由慈安皇太后与慈禧皇太后垂帘听政,这是重大的改制。“辛酉政变”后,恭亲王奕为议政王,这是当年睿亲王多尔衮辅政的再现。但有一点不同:既由帝胤贵族担任议政王、军机大臣,又由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这样皇权出现二元:议政王奕总揽朝政,皇太后总裁懿定。这个体制最大的特征是皇太后与奕联合主政,后来逐渐演变为慈禧独揽朝政的局面。随之产生一个制度:领班军机大臣由亲贵担任,军机大臣有满族两人、汉族两人。在清朝同治时期,大体维持了这种五人的军机结构局面。

“辛酉政变”就满洲贵族而言,主要是宗室贵族同帝胤贵族的矛盾与拼杀。两宫皇太后特别是慈禧皇太后,主要利用和依靠帝胤贵族,打击宗室贵族,取得了胜利。

同治皇帝在辛酉政变后,内有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外有议政王奕主政,从而开始了“同治新政”。

 


*.同光中兴--慈禧太后统治大清王朝复兴阶段

 

 “同治中兴”是指清朝中叶后,同治皇帝、光绪皇帝在位期间(1862-1908年)慈禧太后统治的一个中兴阶段。适逢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媾和,及太平天国被消灭(1864年),政治上出现了一个和谐时期,并开启向西方学习的自强运动。现代史学家芮玛丽所著《同治中兴》里面对“中兴”的定义如下不但一个王朝,而且一个文明看来已经崩溃了,但由于19世纪60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们终于死里求生,再延续了60年,这就是同治中兴

 

措施

1.自然修补内部的政治秩序。基于利益及传统的儒家思想,部分儒生与农民在官僚带领下,组织湘、淮团练,对抗太平天国。

2.对内乱后的经济调整。降低农村赋税,鼓励耕作及发放粮种。

3.大兴科举,增加考试取录名额以笼络人才,防止类似太平天国的出现。

4.办洋务,主要在外交方面,极力与西方列强维系友好合作的关系。

影响

中兴之功臣主要是奕?、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胡林翼。他们在平定内乱方面发挥了很大功用,同时亦成为了之后洋务运动的重要官员。

钱穆《国史大纲》有提:“曾氏同治元年五月七日日记,详论洋务,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云云。’”

 

基本含义

 

咸丰去世以后,中国进入一个特定时期,就是“同光中兴”,历史书上也称为“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鸦片战争结束后,西方经济进入中国,多少也刺激了一下中国的经济。中国当时最高统治者,实际上是慈禧太后。可以说,同治、光绪时期,一直是她在统治着这个国家,统治时间长达半个世纪。同治皇帝最早定的年号是“祺祥”,后来由于慈禧和恭亲王发动政变,杀了肃顺等人,两宫垂帘听政,共同治理,所以改年号叫“同治”。慈禧太后能统治如此长的时间,不是一个偶然。我们不能说慈禧太后一无是处。作为一个女人,在男性占主导的社会中,她能够统治这个国家长达五十年,绝对不是个一般人。她具有极敏锐的政治判断力,有极强的政治才能。她赶上了同光中兴,资本主义第二次萌芽,但她当时也没有办法从根本上挽救这个国家。于是她就不断出卖主权,来换取自己统治的稳定。

 

客观评价

 

回顾大清朝的历史:后金努尔哈赤立国,历皇太极、顺治,在孝庄太后的全力协调下,清朝进入了一个发展阶段——康乾盛世。康熙文武大帝在位61年,也曾经国泰民安;但经过三次较大规模的征讨之后,国库空虚。传位雍正之后,严肃律法,国库逐渐充实,励精图治而到乾隆。康乾统治的近100多年,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顶峰的最后100多年,从此,中国的封建社会制度的落后性,在西方社会逐渐的发展下,一步步暴露出来。 

乾隆在位时期,一直希望超越康熙大帝的功绩,也曾三番五次的征讨大小和卓。乾隆在位的60年,国家繁荣,民众还是比较安居乐业的,但是,在乾隆后期,和绅把持朝政,贪污腐化,朝野议论纷纷,和绅贪污,是大贪。但和绅这个大贪还是可以平衡下面的小贪,约束下面的小贪。所以,在和绅弄权之时,虽然朝廷风气比较腐化,但还不至于朝政崩溃。 

嘉庆即位之后,首先是处理了和绅,满门抄斩,株连九族。大贪被清算之后,小贪们没有了顾忌,更加变本加厉。于是在嘉庆、道光年间,清朝已经出现衰败的征兆。不幸的事情又来了,道光、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叛乱,再次使得经历乾隆挥霍本已经空虚的国库和虚弱的国家机器,变的更加的衰败。之后的两次鸦片战争,让大清的威望一扫而光,历经康熙、乾隆年间积累下来的国家威望,彻底的丧失了。清朝统治者的自信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在这个时候逐步掌握朝政的慈僖太后,在国内烽烟四起,国外列强大兵胁威逼,国家被受指责、军队屡战屡败的情况下,以修养生息为主要目的,历同治、光绪两朝,清朝的经济得到恢复,并且逐步引入了西方的生产技术,我国进入了历史上第一次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发展阶段。当然,满清的对外开放不是统治阶级自主的对外开放,是被别人强暴后的被迫开放。但是,毕竟也尝到了甜头。随着江南制造总局、福建马尾船政的成立,一部分民族工业开始涌现、复苏,天津、江浙纺织工业、湖南张之洞设立的金属冶炼工厂、广东的水陆运输等行业、产业,第一次在中国的土地上诞生。经过近30年的同光中兴之后,中国,拥有了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的一只外表强大的海军~~~~~ 

 

重用汉官

 

我国史书明载,慈禧皇太后秉政之初,对曾国藩等一批汉官既信任又重用.故能'开一代中兴局面.'就是说,慈禧信任重用曾国藩,左宗棠等一批汉族官员,对挽救摇摇欲坠的清王朝起到了关键作用.

曾国藩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可谓妇孺皆知.他的成功,首先应当归结于他有超人的才干,同时得益于他对慈禧太后的忠诚和慈禧太后对他极大的信任.

慈禧外记中提到"曾国藩之名,妇孺皆知而称之,然其所以能成其事业者,实慈禧知人善任,明于赏罚而有拔识之.当无事之时,盈庭济济,而独赏鉴于言行之表,尤非具卓识者能.曾国藩之才及其忠诚,太后信任极深,故卒能成其功也.除荣禄外,中外大官,无若曾国藩得圣眷之隆者."

 

清王朝的繁荣时期,在康乾盛世.到了嘉庆 道光年间,清王朝开始走向衰弱.由于清朝的腐朽和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掠夺,国内阶级矛盾非常尖锐.农民qy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嘉庆时的白莲教qy天理教qy,规模都比较大.天理教是白莲教的一个分支,成员大多是农民和手工业者,活动于直隶 河南 山东 山西一带.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外国qlz接踵而来,使中国lt的完整遭到破坏,一步步变成了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

鸦片战争以后,英法等资本zy国家继续ql中国.为了支付赔款,清朝加紧搜刮人民.鸦片战争后10年,人民的负担比战前增加一倍以上,广大人民不断奋起fk.从1840年到1850年的10年中,全国发生大大小小100多次农民qy.

到这一时期,国内md日益加剧.在以后的几年内,外国qlz有加紧ql中国.1857年8月,沙俄和英法美勾结起来,共同ql中国.12月,英法联军gx广州,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1858年5月,英法联军jg大沽炮台,接着zl天津,并威胁清朝,扬言要jg北京.1860年春,英法2.5万多人再次发动ql战争.8月,英法联军gz大沽 天津.咸丰让其弟恭亲王奕忻留守北京,担任议和全权代表,自己带领一批贵族大臣逃往热河.10月,英法联军一路烧杀抢掠,闯进北京西郊的圆明园,大肆抢劫后,放火把它烧毁.

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失败后,英法强迫清朝赔偿白银160万两,还丧失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l土和更多的zq.从此,外国qlz势力扩大到清朝沿海各省,并且深入到内地.这就是慈禧开始秉政前的局势,这时的清王朝满身疮痍,摇摇欲坠.咸丰年间,内忧外患并驾齐驱,日盛一日.清王朝摇摇欲坠,走到了奔溃的边缘.咸丰元年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qy,建立太平天国,qy军称"太平军."咸丰三年,太平军发展到50万人,拥有船只1万支,声势浩大.二月,太平军分水陆二路向南京进发,沿江东下,清军闻风丧胆,一触即溃.太平天国具备了立国的规模.三月,太平军zl南京后,改南京为天京,作为都城.在太平天国影响鼓舞下,江苏 上海 广东 广西 湖南 湖北 福建 江西 等地的天地会,不断发动qy.咸丰三年1853年9月,天地会支派小刀会在上海发动qy.

1861年8月22日,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咸丰帝崩于热河,11月11日,同治小皇帝登基.12月2日,两宫举行垂帘听政大典--从此两宫开始实行垂帘听政.当时,27岁的慈禧面对的是一个内外交困,难以收拾的烂摊子.她该怎么办?

历史告诉我们,慈禧秉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官风.通过整顿官风,震慑了官员们,迅速形成了令行禁止的局面.整罢官风之后,慈禧开始全力以赴平定内luan.她十分明白,这是稳定局面和维护权利的关键.同时也知道,这是一个浩大的政治工程,不是她一个人能够完成的,需要一批有才干的人帮她出谋划策,冲锋陷阵.这一批人就是汉官曾国藩 左宗棠 李鸿章等人.咸丰帝在世时,慈禧就知道他们都是出锐拔萃的人物.尤其是曾国藩,不仅忠贤两全,而且品格高尚,更是不可多得.加之他们又都是汉人,更觉可以信赖.

慈禧虽没有学过唯物辩证法,但她知道办事要分清主次.每当许多事情一起摆在面前时,应当先办要紧的.如今,内忧外患双双压境,他知道必须首先花大力气解决内忧问题.而解决内忧问题,平息太平天国运动则是当务之急.于是,慈禧秉政不到一个月,就委任湘军头目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督办江苏 安徽 江西 浙江四省军务,督府提镇以下俱归其节制,不久,又授予他协办大学士,提高地位.两个月之后,为便于曾国藩在其用兵省份事权统一,加强湘军对太平军的攻势,慈禧又相继把浙江 江苏 江西 湖北 安徽 湖南等省的巡抚,都换成湘军将领或有曾国藩举荐的左宗棠 李鸿章,沈葆桢 严树森 李续宜 郑元善等人充任.

慈禧对曾国藩的倚重远远超过了咸丰和八大臣辅政时期,她不仅授予曾国藩节制江西 江苏 浙江 安徽四省的军事大权,还授予督查官吏 保荐人才的大权.对此 曾国藩受宠若惊.后来,凡是曾国藩的奏报来京,慈禧都仔细阅读,对他的建议言听计从.因此,曾国藩自然尽心尽力为慈禧效劳,成为慈禧最得力的臂膀.

慈禧秉政后,一面诛杀翁同书 何桂清和胜保,一面重用提拔曾国藩 左宗棠 李鸿章 沈葆桢等,突出显示了慈禧赏罚分明,知人善任的用人之道.历史证明,赏罚严明,知人善任是慈禧成功最重要的原因.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慈禧为避免出现尾大不掉的状况,巩固自己最高领导的地位,对其臣下的使用始终贯穿分而制之的原则.她曾抑奕忻而扬奕镮,抑曾国藩 曾国荃 刘蓉,而扬李鸿章 左宗棠.抑李鸿章 刘铭传,而扬左宗棠 张之万 英翰改造陆军

军中,原来也有火器营等使用热兵器的部队,但这种部队在清军中占有的比例很小,而且所用的兵器主要是鸟枪 抬枪和抬炮.抬枪重十多公斤,抬炮重15公斤,实际上是一种重型的鸟枪,都十分落后.

同治元年1862年元月,慈禧批准奕忻等人关于改造陆军创立新式陆军的建议,指示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制定一个练兵计划,2月19日,按照所制定的计划从京营八旗军中抽调126名赴津21日抵达,由英国教官进行训练.受训士兵按西方队伍编制,以12个人为一队,即一个班,共编成九个班.以六个班学习新式枪的使用方法,三个班学习新式炮的射击方法,每天操练二次.其余不能编队的士兵,同亲兵一起练习.以后调往参加训练的士兵不断增加.他们除了学习新式枪炮的使用法之外,还学习英俄得力炸炮和群子炮的使用法.他们的训练成绩很好,受到英国总兵的夸赞.

同年七月,慈禧命令江苏和福建二省赶紧仿照天津练兵方法,由中国官员主持,聘请外国军官练兵,从而把天津练兵的试点向重点省区推广.

在聘请洋人教练清军的过程中,慈禧和奕忻认识到,为了防止洋人夺兵权,在对士兵进行近代化训练的同时,必须重视对军官的近代化训练.11月17日,慈禧给江苏 福建 广东等省督抚发布上谕,强调练兵必先练将.到同治元年1862年4月15日,广州先后派出旗营军官十二人,士兵300名,绿营军官二十人,士兵560名,向英国教官学习洋枪射击方法.到9月初七,又有旗营军官六人,士兵300名,向法国教官学习.在对太平军作战的主力部队湘淮军中,对部队装备西化和训练西化比较受重视.到同治四年1865年,5万名淮军内已有三四万只洋枪和4大炮兵营.同期,陆续从天津训练而归的6000名京兵组成了神机营,由皇室直接掌握.

这一阶段新式陆军的训练,最主要是让官兵学会使用新式枪炮.至于真正严格按西方规则训练军队,则始于以后的甲午战争.支持洋务奕忻于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1866年12月11日上一奏折,请在同治元年设立的同文馆内添设一馆,专门学习天文 算术即自然科学知识.招收对象有很大变化,不是招收儿童,而是满汉举人及恩 拔 岁 副 优五贡生等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年龄在20岁以上者,聘请西人在馆任教......慈禧见到奏折后认为可办,便以同治的名义批示"依议,钦此."

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三日1897年2月27日,慈禧 慈安发布懿旨,奖励了奕忻等洋务派官员......这道懿旨肯定表扬了从地方到中央的全部洋务派高级官员,大涨了他们的志气.

事情本来在正常进行中,不料监察御史张盛藻跳出来,于正月二十九日上了一道奏折,反对招收正途科甲人员学习天文 算术.慈禧对这道奏折没有客气,当天便发下上谕,予以申斥.与此相呼应,二月十五日,大学士倭仁上一奏折,支持张盛藻的意见,反对设立算术馆.他建议"望宸衷独断,立罢前议."

倭仁是名理学大师,又是同治帝的师傅,位高权重,在意识形态上很有发言权,他的奏折不能小看,必须慎重对待.

三月二十七日通政使于凌上一奏折,也反对设立天文算术馆,四月十三日崇实上一奏折,建议"不必朝廷为之设馆授餐."

这时,有一个遇缺即选直隶州知州杨廷熙便借机于五月二十二日上了一道巨幅奏章,认为同文馆之设有十可不解.他开篇就说"请撤销同文馆."最后请求两宫皇太后收回成命.他的奏折集中表达了反对设立天文算术馆的顽固守旧派的意见.这是继倭仁之后有一次明目张胆的反扑.慈禧看到这个奏折后十分气恼,命军机处起草驳斥杨廷熙的上谕,这道上谕同一天发往内阁.

这道措辞严厉的明发上谕实质是慈禧对这个大辩论的一个总结.她态度鲜明的站在了奕忻等洋务派的一边,痛斥了倭仁等顽固派.自此,这场大辩论划上了句号.

著名史学家徐彻 王树卿认为,当时如果没有慈禧的支持,洋务活动不可能开展.而洋务活动兴起后,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批 属于近代意义上的新生事物.

1861年,第一座j火工厂 安庆内j械所成立.

1862年,第一支近代陆j在天津编练.

同年,第一所翻译学校 北京同文馆设立.

1863年,第一次购买外国jian船.

1865年,第一座造船厂 福州船政局创办.

****年,第一个zf考察团游历欧洲十余国. 1867年,第一所近代海j学校 福州船政学堂成立.第一个巡回大使团出国.

1870年,第一只近代海j 北洋海j开始筹建.

1876年,第一条铁路 吴淞铁路建成.

****年,第一届赴欧海j留学生出洋.

同年,第一座煤矿 基隆煤矿建立.

1879年,第一条电报线 北塘至天津40英里的电报线架设成功.

说慈禧埋下了ge命的种子 ,是因为洋务活动给中国培养了很多科学军事方面的人才,为日后中国的重新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个人物总有好坏两面,不管你是否承认,慈禧都是当时中国的最高决策者.而她的一些政绩,确实值得人们夸奖,而不能全盘否定

 

但是,我们在肯定“同光中兴”的同时,我们也清楚的看到——正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衰落,始终无法取得与其同期的日本的成就。日本,自明志维新以来,改变了国体,改变了社会制度。由过去的幕府、君主政体,改为君主立宪制政体。当然,以今天的角度来看,君主立宪制在当时是前基本符合潮流的,是先进的政治体制制度,但对比欧美的共和制,还是有很大的弊端的,是相对落后的。 

正是由于制度上的改变,使得日本在短短的20年,经济取得了极大的飞跃,一举超过了当时满清同光中兴取得的成就。 

清朝同光中兴时期,中国仅仅是逐渐吸收、引进、建立了单独的某个企业、某个工厂、学校。是属于个体的西化,其国家整体的建设,仍然以儒家思想、封建制度而建设的。所以,企业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受到了当时既得利益者——封建势力的严重制约。铁厂缺矿石,成品卖不出去,整个社会没有进入机械化大生产阶段,单一的建造个别的工厂企业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整个社会、国家的落后局面依然继续。 

1895年的一次海战,使清朝的自信心再次受到重挫。“师以夷技以制夷”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目的远远没有达到,反而再次被“啐耳小国”击败,不能不令人遗憾。 

  

同光中兴——封建末世却人才辈出的时期


满清后期从一个已临四分五裂边缘的亡国处境而变成主宰中国的政治集团,的确要归功于他们的首领慈禧太后和身边辈出的人才。自从清军入关后,每一代满人都有一些名臣名将,是为满洲帝国的支柱。顺治时都是军功诸王,康熙时的明珠、米思翰、马齐(老米的儿子),雍正时的允祥、鄂尔泰、讷亲,乾隆时的傅恒(老米的孙子)、福康安(傅恒的儿子)、阿桂,嘉庆时的额勒登保、勒保,道光时最惨,前有曹振庸,后有穆彰阿,都不是好东西。等到了咸丰时,就出了肃顺。

 

肃顺,姓爱新觉罗,字豫亭,他是世袭罔替的郑亲王乌尔恭阿的第六子,郑亲王端华是他的四哥,肃顺其人才干在文祥、荣禄等人之上,他的特点是唯才是举,不分满汉。胆大、果决,但是,也是跋扈得很,京师闻听“肃六”,都是说够狠!然而,肃顺不如文祥缜密,也不如荣禄机变,所以,以其粗心大意最终败在他一直看不上眼的慈禧和鬼子六手里。而且,肃顺树敌过多,又无外援,关键时,地方督抚无人替他说一句话。他最为失策的是过低的估计对手,特别是误听人言,竟然以邀宠为目的求开去几个重要差使!其中包括上虞备用处和粘杆处这两个最重要的差使,此差使是管理内廷贴身侍卫的重要角色!其地位丝毫不逊于领侍卫内大臣!这样,他们在慈禧发动政变时,手中更无抵抗力量,只好束手就擒。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轻敌思想,当时,老五敦亲王已经暗示肃顺说,有人要杀你,可是肃顺竟说:请杀、请杀!当成笑话听。他和另外七个大臣分开走,也是中了人家的分而制之的圈套。现在,回想起1861年的辛酉政变很是像北京1976年那一幕。都是快打慢。只不过,前者被擒住的是能人而已,肃顺可惜

 

文祥,镶红旗满洲,字博川,当时为人称作是:正色立朝,连慈禧都敬他三分。他在恭王身边凡10多年,可以说没有文祥就不会有恭王,而且,清史上号称的同治中兴,文祥至少有一半的功劳,另一半是曾剃头的。当时,在内廷有文祥、外野有曾国藩,清朝才又得以维持40多年。文祥本人还是军政双才,后来,去东北镇压马傻子起义,很有一套军事才能。曾国藩的头号幕僚赵烈文评价文祥也是很高的,说恭王是贵族出身,不晓世事在朝中虽权重一时但是:“晃荡不能立足”,多亏文祥夹辅。从后来恭王的结局看,文祥死后,恭王如失膀臂,到了光绪11年,甲申易枢,恭王一举闲废20年,其实,这不过距离文祥去世才7年而已。后来,荣禄主政,向李鸿章请教,李鸿章勉励他去做第二个文祥。文祥死后,赐谥:文忠。赵烈文说文祥器局偏小,不如肃顺,也是定论。

 

奕?(1833年1月11日-1898年5月29日),号乐道堂主人,满洲爱新觉罗氏、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同父异母兄弟,生母为静妃博尔济吉特氏,道光帝遗诏封“和硕恭亲王”。统称“六王爷”;清末洋务派、总理衙门首领,保守派对其鄙称“鬼子六”。身后谥“忠”。 幼年师从卓秉恬、贾桢,聪明好学。道光帝立储时,曾在在四子奕詝和六子奕?之间犹豫不决。但于道光二十六年下定决心由皇四子继位写下遗诏,并于道光二十九年下令在妃园寝内为奕?之母静贵妃修墓亲令静贵妃死后必须葬于妃园寝不得更改,变相暗示奕?争储失败(奕?若能继位,按惯例,将尊其生母为太后,若已去世则追封为皇后,清朝皇后先于皇帝去世与皇帝合葬,后于皇帝去世则单独建陵,道光这一举措等于表明静贵妃不管生前死后都只是他的侧室绝非正室,换而言之,恭王不会继位)。

道光三十年(1850年)以宣宗遗诏公布封“皇六子奕?为亲王,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娶重臣桂良女为福晋,这往往被认为是道光属意恭王之举,而实际上,这个指婚发生在道光下定决心写下遗诏之后,最多只能视为对恭王的补偿,况且恭王福晋并非桂良爱女,而仅为侧室所生的庶女之一。咸丰朝期间,由于恭王母子矫诏强封太后的藐视皇帝的行为,奕?的政治地位并不很重要,他只有在1853年到1855年之间担任领班军机大臣。1860年,在英法联军中,奕?授命为全权钦差大臣,负责清政府与英、法、俄的谈判,并且签订了《北京条约》。1861年夏,咸丰帝过世,奕?与东太后慈安和西太后慈禧合谋发动辛酉政变,成功夺取了政权,处死或贬逐了载垣、端华、肃顺等顾命八大臣,授予议政王之衔。

从咸丰十一年(1861年)到光绪十年(1884年),奕?任领班军机大臣与领班总理衙门大臣,同治四年(1865年)三月初五,遭到编修蔡寿祺弹劾“揽权纳贿,徇私骄盈,目无君上”,因遭到慈禧太后猜忌而被革除“议政王”头衔,但依旧身处权力中心,允许在内廷行走。同治八年(1869年),慈禧太后亲信安德海被杀[2],为慈禧太后所恨。同治十二年,奕?不同意修治圆明园,更为慈禧所怨。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睁眼看世界”并积极实践的第一人。在他的指导下,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开启近代制造业的先声;建立第一所兵工学堂,肇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其中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书(部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就是此中佼佼者。曾国藩自称:“鄙人乃训练之才,非战阵之才”,他教导士兵“说法点顽石之头,苦口滴杜鹃之血”。他以儒家精神练兵,使湘军成为一支有主义的队伍,他作《爱民歌》传唱,使湘军声威大震,毛泽东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即以此为蓝本,蒋介石黄埔建军时,也将他的《爱民歌》印发学生演唱,收效甚大。他看到洪秀全崇拜天主教不合中国国情,写一篇《讨粤匪檄》,使许多知识分子脱去长衫,率瓴黑脚杆的相实农夫,投到湘军的旗帜之下,同太平军作战并取得了最后胜利。中国自古就有立功(完成大事业)、立德(成为世人的精神楷模)、立言(为后人留下学说)“三不朽”之说,而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星辰,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他打败太平天国,保住了大清江山,是清朝的“救命恩人”;他“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学习西方文化,使晚清出现了“同治中兴”;他克已唯严,崇尚气节,标榜道德,身体力行,获得上下一至的拥戴;他的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博大精深,是近代儒家宗师,“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蒋介石),实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事业,不愧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曾国藩一生致力结交、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府是中国历史上规模和作用最大的幕府,几乎聚集了全国的人才精华为招揽人才,留住人才,他舍出谦逊的老脸,屡屡上书举荐部下,为部下谋官要权,争谋职位。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官至总督巡抚者就有40多人。他们既有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李瀚章这样的谋略作战军需人才,也有像俞樾、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第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曾国藩具有高深的学问素养,是一个“办事(干出事业)兼传教(留下思想学说)之人”(毛泽东)。《清史稿——曾国藩传》也说:“国藩事功大于学问,善以礼运。”他一生勤奋读书,推崇儒家学说,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成为继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他革新新桐城派的文章学理论,其诗歌散文主持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文坛,可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

 

荣禄,字仲华,出身满洲世家,他的祖先就是功勋显赫的努尔哈赤著名的“五大臣”之首、开国佐命三大将之首的直义公费英东(另两个人是弘毅公额亦都、武勋王扬古利)(跋扈非常的顺治朝、康熙朝大臣鳌拜就是费英东的侄子),家世非常煊赫,荣禄的女儿就是后来的摄政王福晋,他的外孙就是末代皇帝溥仪。荣禄的岳父是当朝武英殿大学士灵桂,所以,荣禄入仕后很顺利,只是中间有一些挫折,放到陕西做西安将军,慈禧的最大心腹就是荣禄,他比刚毅等人要开明,在满洲重臣里不算昏庸的,但是,比起肃顺、文祥,他已经是小聪明了,但是,因有他在,袁世凯就不敢有非分之想,等他和慈禧死了以后,老袁胆子就肥了,所以说,王朝的衰灭也是人才的衰灭。满人到了荣某这一代,也算是走到尽头了。荣禄算是满洲人当中小有才情的,而且,他很富有机变,在这方面比肃顺强,然而,他喜欢捣鬼、揽权招势,没有像文祥那样公私分明,所以,人望也就不是很高。

 

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署名今亮,[注 1] 谥文襄,湖南湘阴人,清朝大臣,著名湘军将领。一生亲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率军平定陕甘回变和收复新疆等重要中国历史事件。宗棠少时屡试不第,功名止于举人,转而留意农事,遍读群书,钻研舆地、兵法。后竟因此成为清朝后期著名大臣,后破格敕赐进士,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1867年2月 授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定“先捻后回”方略,次年参与平定捻军。

1873年12月14日 授协办大学士,次年9月18日授东阁大学士。清德宗光绪元年1875年5月 奉命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1876年 定“缓进急战”方略,指挥刘锦棠、金顺诸军镇压阿古柏、白彦虎,次年收复除伊犁地区外的新疆全部领土,并为新疆建行省开发等预作规划。1878年3月由一等恪靖伯,晋二等恪靖侯。1881年2月入燕京任军机大臣,10月改任两江总督。1884年6月入京任军机大臣,9月以钦差大臣督办闽海军务。次年9月病故于福州,谥文襄。后归葬于长沙石门乡相竹村。有《左文襄公全集》行世。

收复新疆 

1864年,正值太平天国运动和同治陕甘回变波及新疆,新疆各地豪强趁机而起,出现了割据纷争,各自为王的混乱局面。

喀什噶尔由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马木提艾来木占据称王。不久,柯尔克孜族部落头目司迪克,联络回族封建主金相印,混乱中夺取了喀什噶尔,并称王,逐马木提艾来木。

马木提艾来木致书中亚的浩罕汗国,欲借助外部势力驱逐司迪克。司迪克也派出金相印亲自到浩罕进行联系,想把流亡浩罕的黑山派和卓后裔请回喀什噶尔,对抗马木提艾来木。由此引来阿古柏,其于1867年建立“洪福汗国”盘踞新疆。

同治十一年(1872年)七月,清廷尚在争论讨伐阿古柏之事,左宗棠认为“既事关君国,兼涉中外,不能将就了局,且索性干去而已”,率师进驻兰州,准备收复新疆。

左宗棠深思后,采用“缓进速决”的战略,要打算展开积极而迅速的战斗。

“缓进”,就是积极治军。左宗棠用一年半的时间筹措军饷,积草屯粮,整顿军队,减少冗员,增强军队战斗力。即使是自己的主力湘军,也剔除空额,汰弱留强。他还规定,凡是不愿出关西征的,一律给资,遣送回籍,不加勉强。

 “速决”,就是考虑国库空虚,为了紧缩军费开支,大军一旦出发,必须速战速决,力争在一年半左右获取全胜尽早收兵。因此,在申报军费预算时,左宗棠亲自做了调查和精微的计算,他从一个军人,一匹军马,每日所需的粮食草料入手,推算出全军八万人马一年半时间所需的用度。然后,再以一百斤粮运输一百里为—甲—位,估算出全程的运费和消耗。甚至连用毛驴,骆驼驮运,还是用车辆运输,哪种办法节省开支也做了比较。经过周密计划,估算出全部军费开支共需白银八百万两。为防止意外开支,留有余地,宗棠向朝廷申报一千万两。

当时主管财政的大臣沈葆祯,一见西征军费的预算报告,金额甚巨,欲摊派给各省,从地方财政收入里抽调,可是这样一来则不易一时凑齐,有贻误战机之虞。军机大臣文祥过问,宗棠亲自去找皇帝和摄政的西太后陈述利害关系。皇帝御批道:“宗棠乃社稷大臣,此次西征以国事而自任,只要边地安宁,朝廷何惜千万金,可从国库拨款五百万,并敕令允其自借外国债五百万。”

宗棠同时在兰州建立“兰州制造局”(亦称“甘肃制造局”),为西征军修造枪炮。为了对付阿古柏军的洋枪洋炮,并由广州、浙江调来专家和熟练工人,在兰州造出大量武器,还仿造了德国的螺丝炮和后膛七响枪,改造了中国的劈山炮和广东无壳抬枪。

新疆收复后,上海“泰来洋行”的德国技师福克曾在哈密与左宗棠会面,观看了部队的演练,见湘军纪律严明,操练得法,军火枪炮也不落后,于是说:“清军若与俄国交战于伊犁,必获全胜。”当然了这种奉承话只可一听,甲午战争前大部分西方观察者都认为中国将获胜。[3] 左宗棠同时又建“甘肃织呢总局”(亦称“兰州机器织呢局”),这是中国第一个机器纺织厂。

光绪元年(1875年),朝廷上争议出兵收复新疆,引起“海防”与“塞防”之争。李鸿章等人力主海防,以日本为主要假想敌,主张放弃塞防,将“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左宗棠则是塞防派,并力表异议,指出西北“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尤其招致英、俄渗透。

李鸿章等认为:自从乾隆年间平定新疆一百多年以来,每年都要花费数百万两饷银,这是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现在又要竭尽天下的财力去赡养大军西征,还不如依从英国人提出的条件,允许阿古柏政权独立,只要他答应称臣入贡就是了。

左宗棠力驳李鸿章,他认为:如果丢失新疆,则这块土地不是被西方的英国势力,就是被北方的沙俄鲸吞,中国随即失去西北边防的关卡要塞和重镇,使西北边防无以屏障,到时中国边防的兵力不但不能削减,反而会大大增加。从全局来看,不战而丢新疆的后果,对内必将严重有损国威,丧失民心;对外也必将助长列强的侵略气焰,不利于海防。以李鸿章的主张乃是误国,绝不可行。

当时的军机大臣文祥为左宗棠所说服,全力支持之:“老臣以为宗棠之言深谋远虑,上承先皇高宗之遗志,下惠子孙万代,请陛下决策。”于是光绪皇帝和摄政的西太后下诏授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全权节制三军,以将军金顺为副帅,择机出塞平叛新疆。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战略是先安定新疆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如果乌鲁木齐城克服,“我威维扬”,再大兴屯田以保证长期后勤供应,安抚新疆各部族耕牧如常。如此,“即不遽索伊犁,而已稳然不可犯矣。乌城形势既固,然后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

在战术上,左宗棠分析:“俄虽国大兵强,难与角力,然苟相安无事,固以度外置之。至理喻势禁皆穷,自有不得已而用兵之日,如果整齐队伍,严明纪律,精求枪炮,统以能将,岂必不能转弱为强,至此劳师袭远之寇乎?”因此,“不在先索伊犁,而在急取乌鲁木齐。”左宗棠事先命西征军前锋部队统帅张曜,驻军哈密兴修水利、屯田积谷。1876年一年就收获粮食五千一百六十余石,基本上可以解决该部半年军粮所需。

为运输军粮,左宗棠又建立了三条路线:一是从甘肃河西采购军粮,出嘉峪关,过玉门,运至新疆的哈密,二是由包头、归化经蒙古草原运至新疆巴里坤或古城(今奇台),三是从宁夏经蒙古草原运至巴里坤。

到1876年4月出兵时,左宗棠指挥的西征军有刘锦棠所部湘军25个营,张曜所部14个营和徐占彪所部蜀军5个营,包括原在新疆各个据点的清军,共有马、步、炮军一百五十余营,兵力总数近八万人。但真正开往前线作战的只有五十余营,二万多人。

因行军其间要经过著名的莫贺延碛大沙漠,流沙数百里。粮草可以马驮车载,长途运输,“惟水泉缺乏,虽多方疏浚,不能供千人百骑一日之需,非分期续进不可”。大部队行军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人畜饮水难以解决,所以只有分批分期地行进。左宗棠坐镇肃州,命刘锦棠、金顺分兵两路,先后率师出关。他把大军分作千人一队,隔日进发一队,刘锦棠走北路,金顺走南路,到哈密会齐。 刘锦棠率领西征军主力自肃州入新,至哈密行程约1700里,很顺利地进入哈密。部队各营到达哈密后,把从肃州等地陆续运往哈密的军粮再辗转搬运,翻过东天山九曲险道,分运至巴里坤和古城(今奇台)。很快,刘锦棠的前锋部队,已占据了距离乌鲁木齐只有不足三百里的济木萨(今吉木萨尔县)。

5月,两路会合。9月,首先攻下乌鲁木齐。阿古柏部队二号首领白彦虎逃到托克逊。又攻克玛纳斯城,从而北路荡平。接着集结兵力转攻南路。第二年3月,又先后收复达板城和托克逊城。阿古柏逃往焉耆,留下他的小儿子驻守库尔勒为其垫后。不久,左宗棠军又收复吐鲁番,阿古柏一看通往南路的门户打开,自知大势已去,乃服毒自杀(一说被毒杀)。阿古柏的长子胡里为争权夺位杀死其弟,率领残部逃往喀什。白彦虎率领余众逃窜到开都河一带。

这时,李鸿章等海防派,又运作朝廷,发出敕令:“廷臣聚议,西征耗费巨款,今乌城、吐鲁番既得,可以休兵。”左宗棠看罢大不以为然,于是又上疏抗旨,据理力争。摄政的西太后看罢他的奏章,被说服,于是才继续新疆收复战。

此时,沙俄又和土耳其发生战争,金顺建议乘虚袭取被沙俄霸占的伊犁。左宗棠认为师出无名,反遭其谤,留下不打。同年八月,大军从正道向西挺进,先收复南疆东四城:焉耆、库车、阿克苏、乌什;接着收复西四城:喀什、英吉沙、叶尔羌与和田。阿古柏的长子胡里与白彦虎逃往俄国。至此,这场由英、俄两国支持的阿古柏之乱乃告平息。见此情景,住在山中的布鲁特(今柯尔克孜族)十四个部落,也争相内附。

仅一年多时间,左宗棠就指挥西征军,攻克了被外寇侵占的南疆八城,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领土。事毕,左宗棠上表申奏朝廷,光绪帝和摄政的西太后嘉其功,诏封二等侯爵。新疆各地也于大小村镇建立左公祠,烧香礼拜。

新疆正式建省

左宗棠于光绪四年(1880年)正月上书朝廷,力陈在新疆开设行省的主张。并建议朝廷派员与俄国会谈归还伊犁,引渡胡里、白彦虎等事宜。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派遣崇厚为全权大臣出使俄国进行谈判。

1871年,沙皇俄国乘阿古柏侵占新疆之机,派兵侵占了伊犁,宣布“伊犁永远归俄国管辖”,但沙俄当时比较虚弱,已在争夺克里米亚的俄土战争中大败,其驻华公使不得不在照会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时说些外交辞令,称占领伊犁是为了“安定边疆秩序”,“只因回乱未靖,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服之后,当即交还”。但不料清军果真收复了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城,被落了口实。左宗棠利用这个口实,强调俄方有归还许诺在先,所以要先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伊犁问题。

沙俄表示,在获得中国在通商、割地、赔款和再次调整天山以北边界等方面做出让步后,才能交还伊犁。沙俄一边谈判,一边白彦虎和伯克胡里不断武装侵扰中国边境。沙俄称,如不满足要求,“就宣布条约被撕毁,不交还伊犁”。而后,崇厚在沙俄提出的“通商、划界、赔款”三项要求的条约上签字。

左宗棠向朝廷奏明:“此次与俄人谈判,沙皇包藏祸心,我今索还失地,方要我赔偿军费,趁我多事之秋,欺我少争战之志,多求合之意,妄图讹诈。伊犁乃我国之领:亡,俄军乘虚入侵,蹂躏我边民,掠取我财物。我今索还土地,俄方竟然要我赔偿军费,如此强盗行径,乃国际公理所不容也,此其一。俄方以划定两国边界为名,行掠夺土地之实,双方并未陈战,一弹未发,我朝公然割地与人,此乃外交所不许也,此其二。俄方之所谓通商,其商人志在谋利,其政府意在广设领事,深入我腹地,坐探虚实,此种通商,为我所不取也,此其三。臣以为如今之计,当先礼而后兵。我朝可更换使臣,与俄方重开谈判。如沙皇一意孤行,应诉诸于武力。臣虽不才,愿当此任。” 摄政的西太后被说服,于是治崇厚罪,派曾纪泽出使俄国,重议条约。

左宗棠称:“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也,老怀益壮。”自愿请行率军屯哈密,为曾纪泽做后盾。然后,兵分三路向伊犁方向挺进。命金顺部出精河为西路;命张曜部驻特克斯河畔为中路:命刘锦棠部出布鲁特游牧地为西路;左宗棠坐镇哈密亲领后路声援,号称王师四万,对中俄谈判的中方代表是一个巨大的支持力量。同时,左宗棠将其棺材从肃州运到哈密,借以表示收复伊犁血战到底的决心。

这一举动,令沙俄闻讯火速增兵坚守伊犁,并派出舰队游弋在海上,中国沿海省市天津、奉天(今辽宁)、山东先后警报,都处于戒备状态。左宗棠在哈密生活了四个月,为了减轻内地长途调运军粮的困难,改善天山运道,修筑盘曲山路;筹集粮秣,发动军民屯田垦荒,兴修水利,增粮积谷。并在哈密大本营加紧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

当时沙俄刚刚结束俄土战争,大伤元气,而且沙俄还认为战争纵获胜将得不偿失[4] 以及担心打败清国将导致清政府垮台而引发不可预料的反应,[5]在谈判桌上终于让步。1881年2月24日,曾纪泽与俄方代表订立了《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沙俄归还伊犁,但仍割去了伊犁霍尔果斯河以西之领土,中国赔偿俄国兵费九百万卢布(折合白银五百余万两);俄商在中国新疆各城贸易,暂不纳税,对于伊犁居民,规定“愿仍居原处为中国民,或愿迁居俄国入俄籍者,均听所便”。

虽然这一条约被中国认为是不平等条约,但曾纪泽确实也尽了最大的努力,中国收回了伊犁九城及特克斯一带地方。左宗棠对这一条约表示满意,说“中俄和议,伊犁全还,界务无损。领事只设嘉峪关、吐鲁番两处,此外均作罢论,则商务亦尚相安。吉林俄船撤还,松花江不许俄船来往”,而对曾纪泽也赞扬道:“劼刚此行,于时局大有裨益,中外倾心,差强人意也”。

1882年,左宗棠再次向清朝政府奏请新疆建省,提出乘新疆收复伊始和西征大军未撤之威,不失时机地建省设县。这样顺应民心,有利于百废待举,恢复元气,实行切实有效的管理。左宗棠恳切陈词说服了清朝政府,同意着手在新疆建省。时任新疆巡抚的刘锦棠,制订了建省的具体方案。省会设于迪化(今乌鲁木齐市),下设镇迪道、伊塔道、阿克苏道、喀什噶尔道及以下设府、厅、州、县。伊犁仍设将军府,但不再统帅全疆的军政事务,政治中心移至迪化。1884年11月16日,户部奏请添设新疆巡抚、布政使各一人,除刘锦棠任巡抚外,又调甘肃布政使任新疆布政使。从此,新疆省正式建立。

    

中法战争

左宗棠因湘、淮派系之争,以及对陆防海防政策之歧见,与长久相识的李鸿章素来不睦,甚至势同水火。在是否收复新疆的问题上,两人意见就完全相反。

1884年6月,左宗棠入燕京任军机大臣。时值中法战争,法军孤拔于8月在马尾海战全歼驻扎福建马尾的南洋水师,战局对中国不利。9月,左宗棠奉圣旨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闽海军务,挽救战局。

1885年正月,黑旗军[注 2]和恪靖定边军先在镇南关得胜,然后以一千多人死亡的代价击退法军,夺取了谅山。此事导致法国茹费理内阁垮台。法国引为奇耻大辱向越南法军拨款五千万法郎[6]表明丝毫也没有就此屈服的打算。中国方面精疲力尽,刘永福部“所存不过五百人,多方募集不过千人,攻守两难,进退失据”[7]同时在赫德的周旋下中法一直在进行密谈,而朝鲜的甲申政变使得中国更欲快速从越南抽身。于是中法新约签订。中法新约的主要内容就是确认了1884年时的李福暂定条约,其中否定了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改由法国全权管理越南。左宗棠对李鸿章签订条约完全不能理解,对当时主和的李鸿章作出以下批评:“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李鸿章恼怒之余,决定拿左宗棠的下属开刀,指使亲信潘鼎新、刘铭传等陷害攻击“恪靖定边军”首领王德榜[注 3]、台湾兵备道道员刘璈,使他们失去兵权。

左宗棠上书朝廷为属下鸣冤叫屈,但因为一个月后就于7月27日(阳历9月5日)在福州病故。从此,左宗棠系的湘军人马不振,以至于李鸿章的淮军自此在清廷的派系斗争中压倒湘军,控制了军事大权,一直到北洋军,都是清廷的主要军事力量。

    

左公柳

左宗棠两次率部西征,一路进军,一路修桥筑路,沿途种植榆杨柳树。不出几年工夫,从兰州到肃州,从河西到哈密,从吐鲁番到乌鲁木齐,凡湘军所到之处所植道柳,除戈壁外,皆连绵不断,枝拂云霄,这就是被后人所称的“左公柳”。清代诗人肖雄有一首名诗,专为咏顼“左公柳”而作:

十尺齐松万里山,连云攒簇乱峰间。

应同笛里迎亭柳,齐唱春风度玉关。

左宗棠的同乡及暮僚杨昌浚,应邀西行,见道旁柳树成林,也有七绝一首:

大将西征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胡林翼 

胡林翼(1812年7月14日-1861年9月30日),字润之[1],晚清中兴名臣之一,湖南长沙府益阳(今益阳市赫山区)人。进士出身,是湘军重要首领,官至湖北巡抚。祖父胡显韶,为诸生;父亲胡达源,任翰林院侍讲。胡林翼生于嘉庆十七年六月初六日酉时,少时风流无赖,然天资聪颖,“笃嗜《史记》、《汉书》、《左氏传》、《司马通鉴》既中外舆图地志,山川危塞、兵政机要,探讨尤力。”[2]道光十年(1831年)在桃花江陶氏别墅娶两江总督陶澍之女陶琇姿[3],婚后仍流连于秦淮河畔,陶澍说:“润之之才,他日勤劳将十倍于我,后此将无暇行乐,此时姑纵之。”[4]道光十六年(1836年)中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先后充任会试同考官、江南乡试副考官,因事降一级调用。父丧丁忧去职,服阙后,捐纳内阁中书。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以知府分发贵州, 历任安顺、镇远、黎平知府及贵东道,“励志政事,军兴而后益以名节厉世,颇似信国少保”[5]。在任强化团练、保甲,镇压黄平、台拱、清江、天柱等地苗族起义和湖南李沅发起义,后总结战争经验编成了《胡氏兵法》。咸丰四年(1854年)春,擢贵东道。出黔抗击太平军;7月,升四川按察使,仍驻防岳州;9月调湖北按察使,赴援九江。1855年3月,升湖北布政使,率大军回援武昌;4月,武昌失守,奉诏署湖北巡抚,负责南岸军事,与曾国藩策划围攻武昌。次年12月,破武昌城,授湖北巡抚。咸丰七年(1857年),击溃陈玉成部,次年五月攻占九江,不久合围安庆;十一月,主力李续宾部在“三河镇之战”全军覆没,其势遂受挫。

咸丰九年(1859年),与曾国藩分兵四路进攻安徽。咸丰十一年(1861年)春,太平军攻入湖北,胡林翼率部回援,八月曾国荃攻陷安庆,八月二十六日亥时,胡林翼在武昌病卒。胡少时风流,有一说胡林翼因为得了性病才生不了儿子,但又与正房陶静娟生有一女胡端仪,咸丰三年(1853)五月嫁监察御史周开铭[6]。

据言胡林翼一日在安庆长江沿岸策马登山,瞻眺形势。他以胜券在握的口气道:“此处俯视安庆,如在釜底,贼不足平也!”当他策马下山,驰至江畔,猛然看见江中两艘西洋新式军舰,鼓轮逆流而上,飞快游弋,中国船舶难以望其项背。胡林翼忧心洋人势力,立即变色不语,勒马回营途中忽大口呕血,几乎坠马[7]。此后每当有人与胡林翼谈起洋人洋务,他总是摇手闭目,神情黯然,叹称:“此非吾辈所能知也……。”不久后便死去。

胡林翼虽早殁,但生平推功让能、调和诸将之力甚强。咸丰六年,胡林翼升为湖北巡抚,极力笼络时任湖广总督的满洲权贵官文,其母收官文之妾为义女[8],又处处让利给官文,故胡林翼所言,官文无不言听计从,为平定太平天国奠定良好基础,史载“林翼威望日起,官文自知不及,思假以为重,林翼益推诚相结纳,于是吏治、财政、军事悉听林翼主持,官文画诺而已。不数年,足食足兵,东南大局,隐然以湖北为之枢。”。曾国藩说:“林翼坚持之力,调和诸将之功,综核之才,皆臣所不逮,而尤服其进德之猛。”他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并称为“中兴名臣”,赐谥号文忠。

 

清朝自乾隆中后期就一直走下坡路,以后没有可以称为“治世”或者是“盛世”的。的确以休养生息为主要目的历同治、光绪两朝,清朝的经济得到恢复,并且逐步引入了西方的生产技术,我国进入了历史上第一次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发展阶段。当然,满清的对外开放不是统治阶级自主的对外开放,是被别人强暴后的被迫开放。但是,毕竟也尝到了甜头。随着江南制造总局、福建马尾船政的成立,一部分民族工业开始涌现、复苏,天津、江浙纺织工业、湖北张之洞设立的金属冶炼工厂、广东的水陆运输等行业、产业,第一次在中国的土地上诞生。经过近30年的同光中兴之后,中国,拥有了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的一只外表强大的海军。但我们在肯定“同光中兴”的同时,我们也清楚的看到——正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衰落,始终无法取得与其同期的日本的成就。日本,自明志维新以来,改变了国体,改变了社会制度。由过去的幕府、君主政体,改为君主立宪制政体。当然,以今天的角度来看,君主立宪制在当时是前基本符合潮流的,是先进的政治体制制度,但对比欧美的共和制,还是有很大的弊端的,是相对落后的。正是由于制度上的改变,使得日本在短短的20年,经济取得了极大的飞跃,一举超过了当时满清同光中兴取得的成就。 清朝同光中兴时期,中国仅仅是逐渐吸收、引进、建立了单独的某个企业、某个工厂、学校。是属于个体的西化,其国家整体的建设,仍然以儒家思想、封建制度而建设的。所以,企业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受到了当时既得利益者——封建势力的严重制约。铁厂缺矿石,成品卖不出去,整个社会没有进入机械化大生产阶段,单一的建造个别的工厂企业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整个社会、国家的落后局面依然继续。 1895年的一次海战,使清朝的自信心再次受到重挫。“师以夷技以制夷”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目的远远没有达到,反而再次被“蕞耳小国”击败,不能不令人遗憾。 中兴的神话也就此破灭。总之,晚清的同光中兴虽然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绝对不能拔高到“治世”或者“盛世”的地位!



*.马克思评太平军: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


太平天国起义。起义爆发前夕(1850年),全国人口为4.3亿,南京攻破后(1864年),全国人口只剩下2.3亿人。一场战乱使中国整整损失了两个亿! 


[导读]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太平天国运动被粉饰为一场“反帝反封建”革命行动,这严重背离史实。马克思在《中国纪事》中说: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

 

本文摘自《文史参考》2011年第2期

160年前,1851年的1月1日,拜上帝会众首领为洪秀全38岁的生日祝寿。这一天,在广西金田村的地主韦昌辉家里,洪秀全宣称本日为“太平天国元年”。两天后,洪秀全发布檄文,拜上帝会的所有成员蓄发易服,头裹红巾,从东山大湟江口出发,开始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农民”战争,史称“金田起义”。从此,“太平军”这个马克思眼中的“魔鬼的化身”,开始了它征战东南、封土称皇的行程,其荒诞不经与倒行逆施,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奇观。

屡试不第的洪秀全创造“独尊上帝”的学说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广州的街道上,一个在岭南人群中显得鹤立鸡群的男子(约1.78米)正盯着国子监外张贴的榜文,蜡黄的脸上堆满了阴郁。

这个凸颧凹目的30岁男子就是洪秀全。

1814年1月1日,洪秀全出生在广州花县,本名洪火秀,兄弟姐妹五人,他排行第四。由于儿时聪颖好学,洪秀全深得其父洪镜扬喜爱,七岁即被送入私塾念书。

自道光九年开始,16岁的洪秀全就接连应试,梦想着一天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然而现实极其残酷,经历了道光十六年、十七年的连续失败,一直到道光二十三年,前后应试四次。15年间终日苦读,却屡败屡试,屡试屡败。一股怨毒之火,逐渐在胸中升腾。

第四次落第后,洪秀全怒火攻心,咬牙切齿,如疯似狂。回到家,他终日困兽般地在院子里疾行狂走,口中念叨不停:“再不考清朝试,再不穿清朝服,老子以后要自己开科取士!”狂怒之下,他手持锄头,把家中所供的孔圣人牌位砸得稀烂。

谁也没料到,这个花县的落第青年,日后竟成为挖开清朝第一锨墓土的人。

其实早在道光十六年,洪秀全第二次赴广州赶考时,他人生的转折点就已经出现。一日闲逛,洪秀全在龙藏街的贡院门前得到一份免费派发的小册子《劝世良言》,作者是基督教徒梁发。

梁发是广东高明县一个普通的雕版印刷工人,略识文字。1811年,他收受了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数两银子,冒险替他刻印中文版的《圣经》,这在当时是杀头之罪。

马礼逊是个有冒险精神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他的劝诱和启发下,1823年,梁发成为中国第一个“华人牧师”。从那时起,梁发再也不用挥汗如雨地搬雕版印东西,而是穿上半土不洋的衣服,暗中宣教,并从伦敦新教教会支领薪水。1832年,梁发写成《劝世良言》,由其恩师马礼逊亲自审核出版,署名“学善者”。

《劝世良言》其实就是《圣经》的“编写本”。一半引原文,一半为梁发发挥。梁发所引原文大约只有新、旧约全书的九分之一,删掉了原书类似神话的故事情节,保留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劝世良言》中没有丝毫“革命”的意思,主要鼓励读者信仰上帝,顺从基督,安贫乐道,戒杀戒贪,并宣称天国在来世,死后能永生。书中唯一稍显激烈的,是对佛教和道教的批判,对儒教也略有微词,其他方面没有什么“火药味”。而日后洪秀全断章取义,逢佛灭佛,遇庙拆庙,焚烧经籍,这是与《劝世良言》的宗旨背道而驰的。

洪秀全捧着《劝世良言》猛读了一通,却完全无助于科考。第四次科场失意后,他病倒了,高烧四十多度,连续四天,眼前出现了不少幻象。

大病初愈的洪秀全在莲花塘村谋了一个塾师的职位,挣点粮食糊口。这期间,郁郁寡欢的他又拿出了《劝世良言》,仔细研读,逐渐萌发了“罢黜诸神,独尊上帝”的思想,形成了一套粗略的理论体系。

虽然这套体系披着基督教的外衣,但由于对教义不通,连 《圣经》都没读过,洪秀全只能走捷径,从儒家典籍中“钩沉”出有“上帝”的语句来附会自己的理论。

《诗经》中有“上帝临汝”,《易经》中有“荐之上帝”,《书经》中有“唯皇上帝”,但都与基督教的“上帝”之意相去甚远。而洪秀全却能创造性地认为:“历考中国史册,自盘古至三代,君臣一体,皆敬拜上帝。”同时,他大肆编排第三次赶考后发高烧见幻象说胡话的经历,声称自己那次“死过去”其实是去见上帝,受命再次“下凡”,诛妖救世。同时,他还编造出一个“上帝”的对头“阎罗妖”,随时把这个假想敌附会到任何反对派身上。

对这样一个山寨版的“基督教”,英国人富礼赐在《天京游记》一书中哭笑不得道:“教皇如果有权治他洪秀全,早就把他烧死了!”洪秀全却不理会这些质疑,他与儿时玩伴冯云山、族弟洪仁玕一起,开始紧锣密鼓地把造神当成事业来做,发展徒众,宣扬“教义”,结会礼拜。日积月累,花县地区聚集了不少教徒。

有了信徒,洪秀全胆气倍增,他用教友捐赠的银钱,找铁匠打制了一把“斩妖剑”,歌以咏志:

杨秀清急中生智,搭救冯云山

唾沫四溅地“宣教”之余,洪秀全还不遗余力地到处砸孔圣人的牌位。此举在当地引起了轩然大波,虽然广州开化较早,人民乐于接受新鲜事物,但在心理上仍然对孔儒推崇备至。洪秀全此举引起了众人的反感,最终导致他丢掉了塾师的饭碗。

丢了工作的洪秀全并不气馁,同冯云山及几个年轻人离开老家,踏上了在珠三角地区游走布道的征途。

可惜,几个月的游历除了沿途倒卖笔砚挣了些小钱,传教的成绩很不理想,总共只有五十多人入教,其中还有不少是冲着可以打折买纸砚而口头表示加入的。失望之余,一行人决定去广西发展。

1844年,洪秀全和冯云山到了贵县的赐谷村。之所以选择在此落脚,皆因洪秀全有个表兄王盛均在这里居住。二人住下后,一面当塾师谋生,一面传教。由于“独尊上帝”,排斥当地人祭祀的“土神”,引发众怒,仅住了几个月就呆不下去,二人不得不黯然离开了赐谷村。

洪秀全回到花县,仍以塾师的身份混饭吃。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奋笔疾书,写出了《原道救世歌》 《原道醒世训》等文章,内容多为劝人向善的民歌体打油诗。一改昔日破孔圣牌位的张狂,洪秀全只斥佛老为“邪教”,反倒说了一些孔孟之道的“好话”。吃一堑长一智,洪秀全深悟孔孟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难以动摇,故而从“痛批”转为了“利用”。

就在洪秀全埋头搞创作的同时,当年选择留在广西的冯云山在紫荆山地区传教的效果愈发显著,不仅徒党日多,还有了“拜上帝会”的正式名称。紫荆山是广西最落后的山区之一,岩壑深广,特别适合打游击。

冯云山也是个落第书生,但他却熟读经史,博览百家,既有政治头脑,又有组织才干,在太平天国草创时期可谓最核心的策划者,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洪秀全。

1847年秋,当洪秀全第二次来到广西时,发现冯云山已经发展了两千多教徒,十分欢喜。在这些新人中,有石达开、杨秀清、萧朝贵等人,皆成为日后太平天国的中流砥柱。为了扩大影响,冯云山选择象州当地有名的“甘王庙”下手。在广西民间,“甘王”是妇孺皆知的祭祀对象。历史上的“甘王”是五代时的象州人,从征南汉立下战功,死后为乡人祭为土神,称为“甘王庙”。

1847年10月,洪秀全、冯云山等人手持利器,冲入甘王庙,捣毁了内塑的偶像金身和香炉祭器,并在庙内白壁上四处题诗,宣布“甘王”为邪神。

象州人正要聚众找洪秀全算账,街头突然摔倒了一个十二岁的本地男孩。他口吐白沫,自称“甘王”附体,大嚷道:“这些打我的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能伤害他们!”众人骇然,纷纷散去。事后,装神弄鬼的男孩得到洪秀全一笔丰厚的赏赐。

得意之余,洪秀全等人接连开展毁像活动,在紫荆山四处寻庙找像,一经发现,便予以捣毁。广西迷信这些“神圣”,当地人发现毁庙者没有遭到报应时,逐渐信服起“上帝”来,不少人选择了加入“拜上帝会”。

然而,砸庙终究还是砸出了事。1847年底,石人村的士绅王作新带领家丁,以毁庙、宣扬妖书为罪名,逮捕了冯云山。很快,冯云山的表兄卢六又纠集了一些会众,把冯云山抢了回去。王作新不依不饶,向桂平县县衙告状,称冯云山非法集会,结盟惑众,捣毁社稷神明。作为主控方,王作新有理有据,非法集会和捣毁公共建筑在清朝确属犯罪。冯云山和卢六被押解到了官衙,“拜上帝会”一时群龙无首,陷入到空前的危机中。

洪秀全返回广东,准备向两广总督耆英请愿。他天真地认为既然耆英承诺过允许信仰自由,那么释放冯云山并不是没有可能。可惜,现实永远不像官方允诺的那样美好。一个原本默默无名的小人物看穿了事实的真相,他挺身而出,拯救了拜上帝会。这个人就是杨秀清。

杨秀清五岁丧父,九岁丧母,多亏伯父抚养长大。成人后,杨秀清以烧炭为生,极其困苦。他身材矮瘦,胡须稀疏,且瞎了一只眼睛。但此人抱负远大,广结朋友,仗义施财,情商和智商都特别高。

冯云山被羁押期间,拜上帝会人心涣散,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1848年3月3日,心急如焚的杨秀清突然自称“天父”附体,玩起了降神的把戏。他咣当一声当众晕倒,又猛然跃起,神情肃穆,自称代“天父上帝”来传言,把会中摇摆不定的黄姓家族成员驱逐出会。由于广西一带流行鬼神附体的风俗,会众们信以为真,杨秀清不仅获得了极高的威望,也稳住了拜上帝会内部的恐慌情绪。很快,杨秀清的烧炭同伴萧朝贵依葫芦画瓢,咣当一声也倒地,鲤鱼打挺跃起后,自称“天兄”附体,同杨秀清演起了双簧。

同时,杨秀清主张以行贿为主,组织营救冯云山。他下令烧炭的教徒,每卖一百斤木炭就抽一部分炭税上缴“圣库”,叫做“科炭”,作为营救冯云山的专款。

5月,桂平知县在收受了杨秀清的贿赂后,以冯云山“并无为匪不法情事”为由,派差役将其押解回广东花县,交原籍地方官管束,随后便被开释。冯云山的成功营救被视为太平天国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如果不是杨秀清,此时的太平天国或许已经夭折。因此,当太平天国打到南京后,在“科炭救冯”中有名的人都官升一级。

“来土之争”点燃金田起义

事定之后,洪秀全和冯云山对杨萧二人犯了难:如果承认杨秀清和萧朝贵的“天父”“天兄”代言权,会友们对此坚信不疑,也就意味着这二人日后在宗教上有超越洪冯二人权威的可能;但是如果拒绝承认,搞不好会使会员产生内讧。思来想去,觉得杨秀清和萧朝贵当时也没什么野心,洪冯二人便决定接受这一事实。洪秀全声称自己是上帝之子、耶稣之弟,如此一来,天父、天兄的“代言人”地位,自然超越不了“上帝”的亲儿子。日后太平天国的“爷降节”和“哥降节”,就是“纪念”杨秀清、萧朝贵这两人的“下凡”。

到了1850年,洪秀全在拜上帝会的地位日益得到巩固,多次“预言”得验(无非是装神弄鬼说某时某人要得病的“神言”),加之其本人也知晓些治病偏方,逐渐被会众渲染为“能令瞎者见物,能令哑者开口”的神人。同时,金田村的大财主韦昌辉也举族加入了会门,为拜上帝会提供了极大的物质保障。一切都准备就绪后,迁延日久的“来土之争”成为金田起义最直接的催化剂。

一直以来,在广西的部分地区都存有大规模的武装械斗。所谓“来人”,主要指从广东迁入广西的讲客家话的人;所谓“土人”,主要指广西当地的土著居民。“来土之争”绝非民族之争,因为广西本地的壮族、瑶族并无鲜明立场,有些支持“来人”,也有些支持“土人”。

广西作为“化外之地”,民间械斗一直很流行。特别是在道光末年土地兼并剧烈、内部矛盾激烈的情况下,大批广东、福建和湖南的游民进入广西,造成了地少人多的局面,官府又经常暗中怂恿当地土著与游民争田,故而梁子越结越深。为争一口井、一块田、一个媳妇,整村整村的人互相持械仇杀,有时一打经年累月,无数的人便死于这种大规模的仇杀当中。

在此背景下,“金田起义”发生。从1850年7月开始,那些在“来土之争“中失利的客家人群,扶老携幼,奔向了金田村。人潮涌动,清朝的地方政府却不以为意,没想到这些人会造反,以为他们只是逃难。

拜上帝会却看准了时机,一边在韦昌辉家开炉炼铁,铸造兵器,一边通知各地会众云集金田,准备起事。与此同时,洪秀全宣称将降下瘟疫,唯有信教者可得救,杨秀清亦说我将遣大灾降世,过了八月,有田无人耕,有屋无人住,只有坚信我的人才能得救。

1851年1月11日,趁着给洪秀全做寿,金田起义爆发。一万多人云集在金田村,举行拜旗仪式,倒在地上的太平天国大旗奇迹般地“自动”竖起,迎风飘扬。当然,这也是起义策划者们精心导演的。

拜旗仪式过后,群情激昂,在洪秀全的带领下,教众们前往犀牛潭,这里储存着隐藏好的武器。神秘的宗教力量再次发挥了作用,当许多人还没有掂量清楚大刀与锄头的区别时,大部队已经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起初,一些人还是有悔意的,这在后来李秀成的自述中有明确记载。但队伍开拔后绕了几百里,许多人找不到返家的路,只好死心塌地地跟着走了。

自此之后,太平天国可谓势如破竹。陷安庆、攻武昌、克长沙,短短两年时间便打入南京,建立了太平天国政权。而后他们又大举北伐、西征,先后两次攻破清军封锁线,江南大营,长江以南的半壁河山很快便落入太平军手中。长期以来,清军将领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太平军战斗力这么强?原来,洪秀全给每一个太平天国的将士都描绘了一幅所谓“小天堂”的目标,即:将来造反成功,你一定会享受荣华富贵,过天国一般的生活。用这样的精神鸦片来吸引他们,自然有不少人愿意放弃一切,全力追随,毕竟,对乌托邦的幻想存在于每一个国人的内心深处,从来就不曾消失过。然而,天堂并不属于每一个人,那些喊着解放农民的动听口号的领袖们在坐上了龙椅后,迅速成为了等级分明的官老爷。就这样,一个具有摧枯拉朽之势的政权,就在它如日中天的时候陡转直下,迅速地衰落瓦解了。

举义时,眼睛雪亮,永往直前;入京后,尘埃蒙眼,生活糜烂。唯一和历代农民起义不同的是,这一次起义军“与时俱进”地嫁接了一些西洋的舶来词,包装出一个天国的幻想,但其实质却并没有丝毫改变,用钱穆的话来说便是:“他们只知援用西方基督教的粗迹来牢笼愚民,却没有根据西方民主精神来创建新基。”

太平天国运动既不反帝也不反封建

当身在德意志的马克思得知大清国的南方省份发生了“革命”时,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认定“(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印花布的影响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这个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

然而仅仅过了12年,1862年夏(当时太平天国还未灭亡),马克思就在《中国纪事》一文中,笔锋一变,毫不留情地指出:“(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这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从兴高采烈到恶毒诅咒,反映了马克思对东方古国那个正在长大的邪恶怪胎具有客观而敏锐的准确判断。

孙中山对太平天国也经历了一个由推崇到批判的过程。1907年,他在同盟会所办的《民报》上发表《哀太平天国》一文,呼吁“有仁者起,仗太平(天国)之所志”。但是,思想渐趋成熟的孙中山,在认真研究了太平天国的兴衰史后指出:“洪氏之覆灭,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

然而长期以来,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太平天国运动被粉饰为一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行动,这无疑严重背离了历史史实。1858年,英国军舰Lee经过金陵,遭太平军将士误击,额尔金下令反击。洪秀全将发炮的军士斩首后,派人向英国人道歉,并写下打油诗诏书示好,希望和洋人携手灭清。此后,以洪秀全为首,太平天国的领导层一直对洋兄弟十分看重,深居简出的洪秀全甚至连洋人舰只加煤加水这样的琐事都亲自过问。即使到了同洋人撕破脸的太平天国后期,忠王李秀成和慕王谭绍光仍不时跟英法联军统领戈登通信,要求做买卖,搞军火生意,并明白表示:“我朝系与清朝争疆土,与外邦毫无嫌怨。”仅1862年4月一个月间,上海的外国洋行就卖给太平军步枪3046支,子弹18000余发。天京(南京)被围期间,洋人更是不断供应粮食、军火,甚至鸦片。由此可见,所谓“反帝”云云,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反封建”亦无从谈起。咸丰帝有名号的嫔妃只有18个,而洪秀全却有88个之多。至若等级制度、服饰规定、官员品级、爵位世袭等,太平天国比起清政府来有过之无不及。而且,根据清朝官方文件统计,太平天国早期领导人200多人,出身得以查证的一共50人,绝大多数是地主、商贩,真正农民出身的只有14人(还包括富农)。同时,太平天国对犯法官员的处罚之一就是“罚为农”,丝毫没有对农民的尊重,又何谈“农民革命战争”?也许,还是梁启超的一句评价鞭辟入里,道出了实情:“所谓太平天国,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平和博爱,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实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


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场战争:洪秀全拜上帝会引发的"太平天国”运动

作者:胸上雪被俺咬

 

拜上帝会这个耶教分支的太平天国战争是一场真正的大悲剧,它持续之长,规模之大,损失之惨,影响之远,在历史上都是史无前列的。单就人口损失,以及双方的残酷性和破坏性来说,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仅有。

有一本书叫做《晚清七十年》,其中太平天国部分的开头有一段话很醒目,也很沉痛。书中说:“时至晚清,改朝换代的周期已届,政府的统治大机器彻底锈烂,社会也百病丛生。广东洪秀全,一个典型“三家村”土塾师,科场失意,转以‘拜上帝会’之名,于广西聚众起事,企图建立一个梦想中的‘小天堂’。一群狂热信徒被逼上梁山,化宗教信仰为政治力量,终至酿成死人无数的‘太平天国’大悲剧。”书中用“死人无数”来形容这场大悲剧,但没有说究竟死了多少人。实际上,太平天国战争确实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悲剧,它持续之长,规模之大,损失之惨,影响之远,在历史上都是史无前列的。单就人口损失,以及双方的残酷性和破坏性来说,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仅有。即使是动用了包括原子弹在内的现代化装备,战场遍及全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很难与其匹敌。太平掀起的狂飙席卷所及,庐舍为墟,遍地瓦砾。狂飙过去许多年后,依然是满目疮痍,残破萧条,一片凄凉。人烟稠密的长江中下游流域,因地处风暴中心,为太平军和清军往复争夺烧杀之区,更是一片劫灰,生灵涂炭:苏南地区,往往二三十里,不见居民,有的地方人口仅存五分之一。浙江省,一片劫灰,道相望,昔日温饱之家,大半成为饿殍。

安徽省,皖南“野无耕种,村无炊烟,市人肉以相食”;皖北“但有黄篙白骨,并无居民市镇,竟日不见一人”。江西省,数百里“不闻鸡犬声,惟见饿民僵毙于道”。在这场大悲剧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是个谜。1883年,一个美国传教士称:太平天国战争造成中国人口的损失为5000万。而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则估计太平天国战争导致的人口死亡数为2000万。这是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人所作的估算,没有多少事实依据。中国当代人口史学者在确凿的史料基础上,对此进行了重新估算,形成了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根据太平天国前后《户部清册》所载的户口数,认为从1851年到1864年中国人口锐减40%,绝对损失数量达1.6亿;第二种意见则将战前的人口数据与1911年宣统人口普查资料进行对比研究,认为太平天国战争仅给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五省直接造成的过量死亡人口就至少达到5400万,如果再考虑到其它战场湖南、广西、福建、四川等省的人口损失,那么太平天国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人口损失至少在1亿以上,直接造成的过量死亡人口达7000万。

不管以上哪种估算成立,太平天国战争都不仅仅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浩劫,而且也是全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仅造成了5000万的过量死亡。读太平天国史确实令人心情沉重,不管太平天国运动是革命还是内乱,它都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全国四分之一左右的人口直接和间接死于战争,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数字。但愿这样的悲剧永远不再重演。

 


*.曾国藩--历经数载剿灭太平天国成就了他和湘军

 

曾国藩,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谥文正,汉族,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县杨树坪(现属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晚清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清朝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曰文正。

 

人物概述


曾国藩(1811-1872年),湖南湘乡人,字伯函,号涤生,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的人生,他的智慧,他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以至他虽已去世一百余年,提起曾国藩,人们仍然津津乐道。有的评论者说:如果以人物断代的话,曾国藩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后一人,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人。这句话从某一角度,概括了曾国藩的个人作用和影响。他也是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人物。

曾国藩出生于清代一个地主家庭,自幼虽笨,但勤奋好学,6岁入塾读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能读《周礼

《史记》文选,同年参加长沙的童子试,成绩列为优等。父麟书,有田产,不事耕种,醉心功名,然童试17次皆不第,父设馆授徒。曾国藩幼从父学。道光十三年(1833)入县学为秀才。翌年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同年中举人。此后赴京会试,一再落榜。十八年,始中第三十八名贡士,旋赴殿试,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选翰林院庶吉士。自此供职京师,结交穆彰阿、倭仁及唐鉴等。二十七年任四川乡试正考官,明年升侍读,后年升侍讲学士。二十七年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二十九年任礼部右侍郎,旋兼兵部右侍郎。三十年兼署工部右侍郎。咸丰二年(1852)兼署吏部左侍郎。最后升至总督,官居一品。他一生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不可为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在官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曾国藩的崛起,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人物履历


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荷叶塘白杨坪(今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天坪村)的一个普通耕读家庭。兄妹九人,曾国藩为长子。祖辈以务农为主,生活较为宽裕。祖父曾玉屏虽少文化,但阅历丰富;父亲曾麟书身为塾师秀才,作为长子长孙的曾国藩,自然得到二位先辈的伦理教育了。

6岁时入塾读书,但是他童年也是一个笨小孩(详见《百家讲坛》——曾国藩家训(上部)第一集:“谁来拯救笨小孩”)。但是他也勤奋好学。至道光十二年(1832年)他考取了秀才,并与欧阳沧溟之女成婚。连考两次会试不中,随后又努力复习一年,在道光十八年(1838),虚岁28岁时殿试考中了同进士,从此之后,他一步一阶地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在京十多年间,他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文渊阁值阁事,内阁学士,稽察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曾国藩就是沿着这条仕途之道,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十年七迁,连跃十级。

咸丰二年(1852年),曾国藩因母丧在家。这时太平天国的起义已席卷半个中国,尽管清政府从全国各地调集大量八旗、绿营官兵来对付太平军,可是这支腐朽的武装不堪一击。因此,清政府屡次颁发奖励团练的命令,力图利用各地的地主武装来遏制革命势力的发展,这就为曾国藩的湘军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机会。咸丰三年(1853年)藉着清政府给予寻求力量镇压太平天国的时机,他因势在其家乡湖南一带,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勇。1854年2月,湘军倾巢出动,曾国藩发表了《讨粤匪檄》。在这篇檄文里,他攻击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是“荼毒生灵”,“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接着号召“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其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故动员了当时广大的知识分子参与到对太平军的斗争当中,为日后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曾国藩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用刑苛酷,史称「派知州一人,照磨一人承审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不仅他自己直接杀人,他的父亲和四弟也杀人,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称呼为「曾剃头」、「曾屠户」。据说,南京小孩夜哭,妈妈说「曾剃头来了」,小孩就不哭了。曾国藩知人善用,并以身作则遵守军纪,大军所到之处百姓皆“各行其是”,八本之一的“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便可能总结于湘军剿灭太平天国这一时期。湘军在军事素质落后的清朝武装力量中成为中国南方地区与太平天国军事力量作战的主力之一。曾国藩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 1864年,湘军在其弟曾国荃的率领下攻下天京,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功臣。

一生著述颇多,但以《家书》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光绪五年(1879年),也就是曾国藩死后7年,传忠书局刻印了由李瀚章、李鸿章编校的《曾文正公家书》。本人也善于运用人才,清朝另外一些名臣如左宗棠、李鸿章都与他有密切关系。李鸿章等称呼曾国藩为老师。曾国藩曾说“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拼命著书”。

太平天国失败后,太平军在江北的余部与捻军汇合,清廷命曾国藩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曾国藩带领湘军二万,淮军六万,配备洋枪洋炮,北上“剿捻”,他的方针是“重迎剿,不重尾追”,并提出“重点设防”等计划,妄图把捻军阻击在运河、沙河地区,使捻军无处可逃,然后加以消灭。但是捻军突破了曾国藩的防线,进入山东,使曾国藩的战略计划全部破产。曾国藩被免职,由李鸿章接代。

同治九年(1870年),正在直隶总督任上的曾国藩奉命前往天津办理天津教案。1870年6月21日,天津数千名群众因怀疑天主教堂以育婴堂为晃子拐骗人口、虐杀婴儿,群集在法国天主教堂前面。法国领事丰大业认为官方没有认真弹压,持枪在街上碰到天津知县刘杰,因发生争执开枪射击,当场击死刘杰仆人一人,民众激愤之下先杀死了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之后又杀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基督教堂。事件发生后,英、美、法等国联合提出抗议,并出动军舰逞威。曾国藩到天津后,考量当时局势,不愿与法国开战,“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问情罪之一当否”,在法国的要求下,商议决定最后处死为首杀人的18人,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6万两银,并由崇厚派使团至法国道歉。这个交涉结果,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使曾国藩的声誉大受影响,引起全国朝野的唾骂,连他的湖南同乡,也把他在湖广会馆夸耀其功名的匾额砸烂焚毁。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正历:1872年3月20日)在南京病逝。朝廷赠太傅,死后被谥“文正”,其墓地在今长沙市望城区坪塘镇伏龙山下桐溪寺后,文革期间遭到破坏,现墓地仍残留石马等遗迹。其家族后代多出官宦,如曾纪泽等。

 

人性一面


作为一个时代非常优秀的人,他也有自己人性的一面,当被太平军打败之后,曾先后两次跳江自杀。当他失败的时候,他受到当朝人的嘲笑,他的自尊心也受到很大的伤害,他后来的成功都是在其前面失败的基础上累积起来的。

作为一个男人,他也好色,这一点在他的日记中都有记载。当他听说朋友娶了一个面如桃花的美貌妾之后,曾不顾朋友的极为不悦,非要一睹芳容,在看到之后,更是当面说话轻浮,回家后他在日记中非常后悔。这也说明了曾国藩人性真实的一面。历年来对曾国藩评价不一,有人叫他曾剃头,也有人说他是继孔融之后的大成者。他教育子孙后代要不贪恋财色,不赞成为子孙后代积留财产,希望自己后代能有一个搞文学之人,不再做官。作为汉人的曾国藩在清朝腐败到极点还能够使清朝在风雨飘摇中支撑那么多年而不倒其功不可没。拥有大权而不反展现了忠君的思想。

 

曾国藩和湘军

 

曾国藩字涤生,湖南湘乡人。1838年中进士。1852年时,太平军进入湖南,咸丰帝命他为帮办团练大臣,在湖南办团练。曾国藩所办的团练,称湘勇,也称湘军。他打破了以往办团练的办法,组建了一支与八旗、绿营有不同特点的地方正规军。全军将士以同乡、同族、师生、同学或亲友的关系结为一帮。曾国藩利用封建宗法关系作为维系湘军的纽带,士兵由营官自行招募,每营士兵只服从营官一人;各营彼此独立,不相统属。各营官只服从统领一人,层层隶属,全军都控制在曾国藩一人手中。其次,湘军以程朱理学作为思想武器,用来教育士兵和将官;湘军的将领都由封建文人担任,提倡以礼治军、官兵互爱、绝对服从。湘军练成之后,开始出省作战,成为太平军的强硬对手。

曾国藩(1811--1872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从湖南双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以一介书生入京赴考,中进士留京师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37岁任礼部侍郎,官至二品。紧接着创见因母丧返乡,恰逢太平天国巨澜横扫湘湖大地,他因势在家乡拉起了一支特别的民团湘军,历尽艰辛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死后被谥“文正”。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而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重心人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时,而且一直延至今日。从而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少年得志仕途亨通。 曾国藩,字伯函,号涤生。1811年出生于湖南省双峰县井字镇荷叶塘的一个豪门地主家庭。祖辈以农为主,生活较为宽裕。祖父曾玉屏虽少文化,但阅历丰富;父亲曾麟书身为塾师秀才,满腹经纶,作为长子长孙的曾国藩,自然得到二位先辈的爱抚,他们望子成龙心切,便早早地对曾国藩进行封建伦理教育了。曾国藩6岁时入塾读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时能读周礼,史记文选,并参加长沙的童子试,成绩俱佳列为优等,可见他自幼天资聪明,勤奋好学。至1832年他考取了秀才,并与欧阳沧溟之女成婚,踏上了人生的一大台阶。曾国藩刚28岁便考中了进士,从此之后,他一步一阶的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力门生。在京十多年间,他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文渊阁直阁事,内阁学士,稽察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暑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曾国藩就是沿着这封仕途之道,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从文才上看,曾国藩的仕途畅通是与他好学有关,他学习孜孜不倦,苦读日夜不息,尤其在京参加朝考进入庶常馆学习后,“日以读书为业”。勤于求救,不耻下问,博览历史,重视理学,还读了大量的诗词古文,才华横溢,满腹经纶。官吏中如此勤奋好学者实不多见。由于他博览群书,涉猎文献,故在政治上有自己的独特观点:如要统治者“内圣外王”,要自如地运用儒法思想治理天下。他推崇程朱理学,认为程朱理学正统于孔孟之道,后君臣应以习之。尤其他曾主张或奏明皇上,提出治理天下之办法,涉及吏治与廉洁,选材与用材,物质与财用,兵力与兵法等。他应诏陈述政治主张说:“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人才不乏,欲作用而激扬之,则赖皇上之妙用,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臣观今日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肯振作起来,将一遇困难,国家必有乏才之患。”要想使官员振作起来,又须皇上以身作则。他从理论乃至实践上都极力标榜封建伦理道德,来维护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从武将上说,他本不具备先决条件,然而正是由于他的步步青云,得到了皇上与同僚们的青睐,他感皇恩,谢皇意,甘为保主子尽心尽力,表现在为建湘军呕心呖血,精心操劳练出了一支战斗力赛过绿营的正规军,为镇压太平天国立下了赫赫战功,为清王朝西拼东杀,征战毕生,直至卒死在两江总督的宝座上。

曾国藩之思想学术。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对“乾嘉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火,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 “痛恨次骨”。他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已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至于关系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脚踏实地,洁已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曾国藩将农业提到国家经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已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

《治学论道之经》曾国藩是清末著名学者,学术造诣极深。他说:“盖真能读书者,良亦贵乎强有力也”,要有“旧雨三年精化碧,孤灯五夜眼常青”的精神。写字或阳刚之美,“着力而取险劲之势”;或阴柔之美,“着力而得自然之味”。文章写作,需在气势上下功夫,“气能挟理以行,而后虽言理而不灰”。要注意详略得当,详人所略,略人所详,而“知位置者先后,剪裁之繁简”,又“为文家第一要也”。为文贵在自辟蹊径,“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清韵不匮,声调铿锵,乃文章第一妙境”。

《持家教子之术》著名历史学家钟书河先生说过,曾国藩教子成功是一个事实。无法抹杀,也无须抹杀。曾国藩认为持家教子主要应注意以下十事:一、勤理家事,严明家规。二、尽孝悌,除骄逸。三、“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四、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五、联姻“不必定富室名门”。六、家事忌奢华,尚俭。七、治家八字:考、宝、早、扫、书、疏、鱼、猪。八、亲戚交往宜重情轻物。九、不可厌倦家常琐事。十、择良师以求教。 

《疆场竞斗之计》曾国藩以编练湘军起家,书生治国,镇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其军事思想内涵极丰,确有过人之处。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国强”,“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主张军政分理,扣负其责。他购买洋枪、洋炮、洋船,推进中国军队武器的近代。治军以严明军纪为先,同时着意培养“合气”,将士同心,他认为“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选择有四点要求:“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实识,四曰营务整齐”。曾国藩军事思想中最丰富并值得今人借鉴的是其战略战术。如“用兵动如脱兔。静如处女”,主客奇正之术,“扎硬寨,打死仗”,水师不可顺风进击,善择营地,“先自治,后制敌”,深沟高垒,地道攻城之术,水陆配合,以静制动,“先拔根本,后剪枝叶”等等。

《处世交友之道》曾国藩对交友之道颇有见地,他认为交友贵雅量,要“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要集思广议,兼听而不失聪。“观人之法,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处世方面,曾国藩认为,“处此乱世,愈穷愈好”。身居高官,“总以钱少产薄为妙”。“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为人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笑而忘之”。“功不必自已出,名不必自已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曾国藩写有格言十二首,基本上概括了他的处世交友之道。

《修身养性之诀》曾国藩总结了修身十二款: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亡不能、作字、夜不出门。他认为古人修身有四端可效:“慎独则心泰,主敬则身强,求人则人悦,思诚则神钦”。曾国藩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守笃诚,戒机巧,抱道守真,不慕富贵,“人生有穷达,知命而无忧。”曾国藩认为:“养生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贫,三曰节欲,四曰每夜临睡前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养生之道,“视”、“息”、“眠”、“食”四字最为要紧,养病须知调卫之道。褒贬不一“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正如辛亥革命中的怪杰章炳麟对曾国藩的评价一样,近百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曾国藩褒扬者有之,斥骂者也不乏其人。早在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时,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送其绰号“曾剃头”。到了1870年“天津教案”,不少人骂他是卖国贼,以致曾国藩也觉得“内咎神明,处咎清议”,甚至有四面楚歌之虑。辛亥革命后,一些革命党人说他“开就地正法之先河”,是遗臭万年的汉奸,建国后的史学界对他更是一骂到底,斥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地主买办阶级的精神偶像、汉奸、卖国贼、杀人不眨眼换刽子手等等,予以全面否定。历史是各种复杂因素的有机组合体,历史从物也是如此,对复杂的历史人物予以简单、片面的肯定或否定,都是不客观的。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曾国藩的研究逐步深入,对他的评价也相对客观。随着有关曾国藩的小说和传奇故事的出版,越来越多的人对其产生兴趣,他们希望能透过作家描述的人物形象更多的了解曾国藩的学识、见解和主张,更直接、更清晰、更深入地窥见他的内心世界。

  

轶事点滴

    

毛泽东“独服曾文正”之谜  毛泽东年青时,曾对曾国藩倾服备至,现藏韶山纪念馆的光绪年间版《曾国藩家书》中,数卷扉页上都有毛手书的“咏之珍藏”。他曾说:曾国藩建立的功业和文章思想都可以为后世取法。认为曾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孕群籍而抱方有”,是国学的入门书。曾国藩治军最重视精神教育,毛一生很注意这点。曾“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毛建立红军之初便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蒋介石推崇曾国藩之谜 蒋多次告诫他的子弟僚属:“应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书版及书礼”,“曾文正家书及书礼......,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他审订《曾胡治兵语录注释》时说:曾氏已足为吾人之师资矣。在黄浦军校,他以曾国藩的《爱民歌》训导学生。他说我认为曾、左能打败洪、杨是他们的道德学问、精神与信心胜过敌人。

“誉之为圣相,谳之为元凶”之谜  曾国藩曾被人推许为孔子、朱子以后,再度复兴儒学的圣哲;建树功业、转移运世的伟人贤者,清朝咸同中兴第一名臣。然而,也有人骂他是民贼、元凶、汉奸、民族罪人、擅权滥杀的“曾剃头”、好名失德的“伪君子”。

《曾国藩家书》影响历史不衰之谜 太平天国失败后,清廷对权重势大的曾国藩极度猜忌,曾为表明心迹,做出了有违个人性格的事刊印《家书》。

违朝廷大禁纳妾之谜  五十一岁时,咸丰帝大丧期间,秘娶小妾,“违制失德”,故有人斥其为“伪君子”。终生以“拙诚”“坚忍”行事曾国藩“貌之过人者,眼作三角形,常如欲睡,身材仅中人,行步则极厚重,言语迟缓。”

“一生爱钱”之谜  三十岁时,作一件青缎马褂,遇庆贺及新年时穿一次,三十年后,衣犹如新。在南京总督府任内,要求夫人和儿媳们,每晚要绩麻纺纱,下厨作饭。

 

主要湘军人物

 

(包括由湘军发展到淮军的人物):

 

曾国藩,湘军统领。建立湘军,消灭太平天国,主导洋务运动。

曾国荃

曾国葆

曾国华

李鸿章,晚清重臣。由曾国藩一手提拔,并创立淮军。

江忠源

江忠济

胡林翼

左宗棠,晚清重臣,民族英雄,曾收复新疆。

杨岳斌

彭玉麟

刘长佑

李续宜

李续宾

刘蓉

刘坤一

程学启,本为太平军将领,1861年投降湘军,1861年底编入淮军。

丁汝昌,本为太平军将领,1861年投降湘军,1861年底编入淮军,曾指挥黄海海战。

蒋益沣

刘檡昭

刘锦棠

罗泽南

王錱

康福

孙开华,在台湾抗击法国侵略者。

 

曾国藩创建湘军

 

太平天国起义的惊雷,使清朝统治者及一切大小地主阶级大为震撼,惶惶不可终日。清政府为此调动大批军队进行围追堵截,同时饬令各地举办团练,作为镇压太平军和绥靖地方的补充力量。正当刚来湖南任巡抚的张亮基为此颇费思量的时候,幕僚左宗棠献计说,正在刚乡荷时塘家中为母守丧的原礼部侍郎曾国藩既具资历、声望,又诸熟湖南地方人情,当堪此任。张闻听大喜,当即奏准朝廷,留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

曾国藩,宇涤生,长沙府湘乡县人,早年就读长沙岳麓书院,道光进士,官至两江总督,风云一时。但他的起家是从在长沙办团练开始的。曾国藩对办团练曾有过短暂的犹豫,但经不住其友郭篙亮的敦劝和其弟曾国茎的怂恿,决定“墨从戎”,“酬君恩、兴家族”,以实现其“澄清天下”的大志。1853年1月底,曾国藩前往省城长沙就任帮办湖南团练大臣一职,开始了他创立湘军、镇压农民起义的生涯。

办团练以靖地方面助军力,自宋即有之,清乾嘉时曾用它来镇压过著名的川陕楚三省白莲教大起义。咸丰帝委曾国藩为团练大臣,其意仅在于恢复和建立前代统治者在镇压农民起义之时采用过的地主团练。但曾国藩深知一般的团练因未经正规训练,根本不足以对付太平军,况且团练在乡里扰民,不得人心。鉴于此种考虑,曾国藩从出山之日起,就处心积虑想创办一支与众不同的地主武装。

曾国藩的计划与湖南巡抚张亮基“委明干官绅选募本省有身家来历、艺高胆大之勇一二干名,即由绅士管带,仿前明戚继光束伍之法行之”的想法不谋而合。曾国藩一到长沙,张亮基即给予大力支持,并将罗泽南所率的湘勇、江忠源所率的楚勇,以及浏勇、辰勇、宝勇、沪溪勇等各地团练调集长沙,改为官勇,由巡抚和团练大臣指挥,关发粮饱,统称“大团”。然后,上奏咸丰皇帝“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表达他将训练官勇别树一军的愿望。

在得到咸丰皇帝令其“悉心办理,以资防剿”的朱批以后,曾国藩开始对省城的官勇进行“束伍练技”。经过选择和裁汰后,云集省城的各地练勇便成了湘军的最初队伍。他以游击色钦额总理营务,道员张其仁为总巡,又经左宗棠推荐都司塔齐布总理军事训练事宜。在张亮基、左宗棠、江忠源的支持推动下,建立湘军的计划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了。

然而,曾国藩在长沙编练湘军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不久,张亮基、左宗棠、江忠源先后离湘,而署理巡抚潘锋等不予支持,提督鲍起豹甚至从中作梗,挑动标兵与湘勇仇杀械斗。一时,长沙城内风波迭起,连曾国藩设在又一村的公馆也被冲击。这一状况,直到继任巡抚骆秉章来了之后才有所改变。

1853年7月,太平军进攻南昌,江忠源要求增援,曾国藩与骆秉章商议派罗泽南领兵三千前往,第一次与太平军对垒,湘军损失惨重。这使曾国藩更进一步认识到太平军远非一般农民起义军可比,要战胜太平军,必须有足够的兵力和精良的武器装备。因此,曾国藩与江忠源商量了练勇万人的计划,训练也更加严格,以期养成艰难百战之师。同时,曾国藩感到光有陆师不够,还必须建立一支水师。1853年秋天,编练水师的计划得到咸丰皇帝的批准,湘军规模改为编练水陆各5000人。此后,曾国藩离开长沙,前往衡州练军。至1854年2月,水师、陆师各10营5000人练成,中国近代史上一支最为凶悍的地主武装便诞生了。湘军练成之后,立即参与了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

曾国藩治下的湘军,以“扎硬寨,打死仗”闻名。他的“多条理、少大言”,“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之说,被梁启超誉为“历百干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因此,在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湘军确实不同于骄惰的绿营和庸懦的团练,而显得十分的凶顽强悍。

曾国藩还能选拔和任用人才。他善于察额观色,辨识部下的品质、才能。其日记载有他对一些人的印象,如:朴实;眼圆而动,不甚可靠;语次作呕;明白安祥,拙直、长工之才;等等。通过这种方法,曾国藩识别提拔了一大批能征善战的名将。使湘军最终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湘军出师德州之后,首先迎战入湘的太平军西征部队。湘军先败后胜,接着乘胜追击,攻占岳州,从此太平军势力退出湖南。1854年8月,曾国藩率湘军主力出省作战,与太平军激烈争夺湖北、江西。

1855年,湘军攻占湖南省城武昌,次年又夺得江西重镇九江。1860年,曾国荃率领湘军精锐团团包围安庆,深沟固垒,外拒援军,内困守敌,经一年多的血战,终于攻陷安庆,从此太平军陷入难以挽回的困境。1862年,曾国藩指挥湘军分三路向长江下游展开进攻。长江以南,为左宗棠率领的楚军泊江西进浙江;江北,命李鸿章以湘军4营为基础组建淮军,出击江苏;曾国荃则率湘军主力沿江而下,直指天京。终于1864年8月(同治三年六月)攻陷天京,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镇压了下去。其后,湘军在清王朝镇压北方捻军和西北回民起义、西南苗民起义的战争中殊死作战,为维护摇摇欲坠的清朝封建统治立下汗马功劳,而一大批以“书生领兵”起家的将领由此官运亨通,不少人并成为清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湘军的兴起,造成了清朝的“同治中兴”,也对晚清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曾国藩湘军的<爱民歌>

 

1858年曾国藩(咸丰八年)在江西建昌营中亲自编写了一首《爱民歌》。其歌云: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生。

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家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

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

莫进城市进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

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

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

第三号令要声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

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

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当时湘军与太平军相战甚酣,曾氏写《爱民歌》的目的,就是以此教育、约束湘军官兵,加强纪律性,以赢得民心。

曾国藩治军治学思想在旧时代有较大影响。

 

蒋介石非常钦敬曾国藩,自认是曾氏的私淑弟子。1917年毛泽东曾表示:“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在延安,毛泽东还向一些干部提议阅读《曾文正公家书》。后来有专家考证:毛泽东制定的供红军使用、后来唱遍全国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曾受过曾国藩《爱民歌》一类作品的影响。

 

湘军攻灭太平天国和湖南人崛起的关系

 

湖南人近代的崛起,中国近代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更是大乱局的时代背景是一个决定因素。

现代中国的承平背景的确也是现世湖南人难以集体性崛起的重要原因,如果中国再次出现大的变局乱局,湖南人再想集体性崛起是或许的确不那么容易。

这个乱局变局中湖南人的崛起就在于湖南人敢拼敢冲,一股天生似的狠劲。

湖南从太平天国覆亡以后其实一直都是贫困的,跟之前比有没有改善不得而知,跟当时的他省相比却的确是不富裕的,“江浙师爷湖南将”“无湘不成军”等民谣的出现。体现的道不是湖南军人的能耐(虽然有很多人是这样看这两句名谣的,而是湘人近代以来参军入伍的踊跃。

这种踊跃一个是因为湘军前辈的鼓舞,使得湖南人原意从军谋出生谋出路,另外也是因为湖南的确穷,好男不当兵的千年古训不会以为前辈的偶然幸运而根本改变,只有因为穷苦没有出路才会真的导致大批大批的湖南人踏着前辈的热血毅然从戎。

湖南人这种始终的不富裕当然也是驳斥财富论的好证据。

在这种乱局变局之中,湖南人勇猛擅斗,加上带着一点小聪明的狡黠,使得整个近代,湖南名人辈出(有人就是喜欢串改,湖南名人名将多,不等于所有的名人名将都是湖南人,也不是说湖南人在名人名将谱上比列有多高【虽然有没有这样令人佩服的榜单我也有所怀疑】有些人逻辑混乱如此还敢写什么“讨湘檄文”,我也真是佩服他)。

这种性格和局势的关系只是湘人崛起的源头,更为重要的原因,乃是见过市面的湘人子弟得了风气之先,知道中国改怎么走,能怎么走,走到了带领国人奋发前进的前头。

湖南地处内陆,不是靠着这场太平天国的大变乱,无论是后来培养了不少伟人猛士的湘军子弟,还是当时领导着他们的晚清名臣们都难以有获得这种领风气之先的机会。

曾国藩这个提起近代中国,提起湖南就不得不说的人物,难道就因为他攻灭太平天国所以标榜史册嘛?他那更为能証擅战的弟弟国痊为何比起他来历史的回声就小那么多?

恰恰因为曾国藩不是一价莽夫。他能够办洋务,造机器,选送出国幼童。当然还因为他能持守正道,坚守本心。

他一个天天纠缠于书文礼仪的礼部侍郎怎能有机会去考虑怎么举办洋务,又怎么有机会去开办一个真正的近代工业企业-如江南制造局。

又如中国现代外交第一人,长期被部分脑子不清的国人斥为汉奸的郭嵩涛,不是有开始举办洋务有心开发对外交流的湘淮各系人马支持,就算他已经睁眼看世界,又怎么有机会出师西洋各国呢?

太平天国搅乱的是一谭死水,而这死水微澜给的机会刚好被湖南人抓住了。

这个机会,才是湖南人崛起的真正原因。

说道这个机会,不得不提起的是戊戌变法,这场没给中国大地带来多少真正变革的改良活动在湖南却的的确确留下来影响。时为湘抚的陈宝箴是唯一一个确实执行了光绪帝变法诸诏的地方大员。

这个陈宝箴的历史功绩,但我们回过头来看,别人都不作为什么就他做了? 就是因为他也是帝党一员嘛?

恐怕没那么简单,翻翻资料我们得到一个大概的影响,陈宝箴在湖南做的一切改革不仅出自他自己的意志,更出自湖南当时士绅的开明,他们认可这种改革,认为这种改革有利于自己。

这种眼光在它省似乎的确不那么常见。

总之,一句话,湖南人的崛起靠的决不是物质的财富,而是恰逢其时的顽强精神和采一时风气之前得机缘。

对于湖南人近代崛起得再认识,对于探索当代中国人如何崛起我想也不无裨益吧

 

历经数载剿灭太平天国成就了曾国藩和湘军

 

歌德说,他是时代的产儿,如果早生20年或晚生20年,他都将是另一种类型。常言道时势造英雄,其实英雄也好凡人也罢,都离不开他所生存的社会环境。三国时期善于相人的许子将曾预言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同样是这一个曹操,生逢太平治世或者乱离之世,就成了完全不同的两种人。英雄固然也造就着时势,以他们不同于平凡人的所作所为影响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但这种影响力的大小与强弱,以及能否发挥其影响力,都要首先取决于他们所处的客观环境。

曾国藩如果早生20年或者晚生20年将会是一种怎样的类型?这已经不容许也没有必要去假设了。历史将他推到了不早不晚的这样一个时代,使他的中晚年(也就是最有作为的时期)碰上了大清王朝最动荡不安、内忧外患最为严重的时代,更重要的是—把他推到了与太平天国殊死斗争的前台。

毫无疑问,从咸丰二年(1852)墨出山,以一介书生练兵征战是曾国藩一生当中最为重要的转折点。是风起云涌的太平天国运动影响了他,造就了湘军,不然他的人生真的会是“另一种类型”。

湘军是时代的产物,曾国藩是时势造就的英雄。团练虽然早就有,只有到了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才真正走上前台,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战略力量。曾国藩和湘军之前的团练武装,仅限于在各个地区清查户口、维系治安,不过是保甲制度在功能上的延伸,从来没有大规模招募和正规化训练的先例,更不用说独当一面、出省作战(哪怕是越出本府本县的防区)了。对付以前的农民起义甚至川楚白莲教起义,传统的团练可以有效地协助绿营兵作战,但对太平军则无能为力。曾国藩早就指出,传统的团练是对付“流寇”的,而太平军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流寇”,而是“窃号之贼”,它具有组织严密、作战勇敢的庞大军事力量;有牢固的固定的控制区域;有可以和北京中央政权相抗衡的天国政权,这些都是以前的“流寇”所不能相比的。在太平军面前,清政府的经制兵—八旗和绿营已经不堪使用也不敷使用,旗绿诸将畏敌如虎,或者望风而逃,或者临敌即溃。太平军从永安突围一路打到南京,都没有遇到像模像样的攻击,倒是江忠源率领为数不多的楚勇在蓑衣渡一战让天朝将士吃了一个大亏,并迫其改道而进。太平天国是一面镜子,它在照出清军的腐朽无能的同时,也照出了勇营的大有可为。凡有识之士,都可以看出只凭改造八旗和绿营已经不可能、也来不及扑灭太平天国点燃的熊熊烈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团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勇营武装,既有虎虎朝气,又有着许多经制兵所不具备的优势。特别是曾国藩一手训练出来的湘军,竟然抵挡住了风头正劲的太平军西征军,并一举杀出两湖,俨然形成了“踞上游之势”直下南京的局面。

如果说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以及它不同于以往农民起义的特点促成了湘军的产生,那么太平军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对绿营主力部队的毁灭性打击,同样在客观上帮了曾国藩和湘军的大忙,使他们从战略助攻部队变成了战略主攻部队。

从金田起义开始,一直到江南江北大营第二次被打破,绿营始终是追击和围困太平军的主力,也是与太平军精锐交战的急先锋。1853年太平军定都南京后,江南大营、江北大营一直集中了绿营最为精锐的部队。太平天国在北征、西征时,都不得不对两肋插上的这两把利剑有所忌惮。直到1860年,这股威胁才被彻底清除。这年春,天国的领袖们为了彻底解除清军对天京的包围,组织了第二次攻破江南大营之役。洪秀全亲自召开了军事会议,与干王洪仁玕、陈玉成、李秀成等共同商定破敌之策。会后,李秀成依据干王制定的“围魏救赵”之计,千里奔袭杭州,攻敌必救,诱使江南大营分兵救援。清军果然中计,派兵往救杭州。不料李秀成已经星夜间道返回天京,与陈玉成等部太平军乘敌之虚发起猛烈进攻,一举攻破江南大营,使这把插在天京近边的利剑灰飞烟灭。清军主将和春自杀,张国梁落水丧生,江苏巡抚徐有壬自杀身亡,两江总督何桂清被革职拿问。一时间,数万绿营官兵或死或降,清政府寄予厚望的绿营主力一夜之间损失殆尽。

此前,湘军在长江中游取得一系列胜利后,虽然受到清廷的重用,但它作为“体制外的军队”,始终没有被清政府纳入最可依赖的范围。清政府的如意算盘是,由湘军在长江中游与太平军鏖战,而让绿营在南京地区集结,这样硬仗由湘军来打,胜利果实由绿营来摘取。不料,湘军虽然是“后娘的孩子”,中游的战事也几经曲折,但能打硬仗的湘军终于越打越强,逐渐占了优势;绿营虽然由国家大力供养和扶持,却是扶不起的阿斗、糊不上墙的烂泥,江南、江北大营两次被太平军击破,特别是这一次江南大营惨败,清政府已经很难迅速组织起有力的反攻力量,只能把镇压太平天国的希望寄托在湘军身上。曾国藩和左宗棠、胡林翼等人也都敏锐地意识地到了这一点。左宗棠在湖南听说这一消息后,禁不住感叹:“天意其有转机乎!”身边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江南大营将蹇兵罢,万不足以讨贼,得此一彻底洗荡,而后来者可以措手。”这“后来者”自然当仁不让地是指湘军了。果然,朝廷很快发来了上谕,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全权负责长江中下游的“剿匪”战事。由此,曾国藩与湘军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前述只是太平天国对湘军“客观上的帮忙”,此外还有“主观上的帮忙”。

罗尔纲先生指出:湘军“之所以如此重要,不在于与太平天国的对抗,湘军陆军远非太平军对手,曾国藩自己也承认他的陆军‘全不能战’,太平天国的败亡,实洪秀全‘自惹而亡’。”①的确,太平天国一次又一次地由于它本身的失策、失和、失误、失政而为曾国藩和湘军提供了发展、喘息、调整、进攻的绝好时机。这种失误既有军事上的,又有政治上的,既有战术上的,又有战略上的,既有前线的,又有朝中的。

1855年初,在两湖战场大获全胜的湘军在江西遇到了麻烦,石达开主持的太平军西征与曾国藩主持的湘军东征,在九江、湖口一带针尖对麦芒般遭遇了。一山不容二虎,何况是在这样一个局促的战场上,这样两个水火不相容的死对头!两强相争,石达开技高一筹,先是在湖口、九江一带连破湘军,还俘获了曾国藩的座船,逼得曾国藩险些自杀;同时派军乘虚西进,第三次占领武昌,使湘军第一次东征的成果完全丧失。曾国藩领着湘军坐困于江西,进退失据。先是大将塔齐布病亡,再是罗泽南战死于武昌城下,马继美死于南昌,周凤山兵败被革职,只有刘于浔率领湘军水师驻守南昌、临江,也是师久无功勉强盘踞而已。太平军中到处传唱着这样一首顺口溜:“破了锣(罗),倒了塔,杀了马,飞了凤,徒留(刘)一个也无用。”一位封建文人也忧虑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破锣倒塔凤飞洲,马丧人空一个留。此语传闻真可叹,斯时寇盗大堪忧。”到1856年4月4日,江西太平军已经控制了江西13府中的8府54个州县,而曾国藩和他的湘军被困在南昌和南康两府间的狭小地带,难以打开局面,湘军的使命似乎要宣告终结了。

就在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到鼎盛局面的时候,一场严重的内讧发生了,这就是天京变乱。自永安建制起,东王杨秀清的地位就远高出其他诸王之上,西王以下各王“俱受东王节制”。随着定都天京以后革命形势的稳定与好转,杨秀清的野心也一天天膨胀起来,他不再满足于做“九千岁”,而想打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局面,取洪秀全而代之,或者把洪秀全完全架空,做真正的天朝领袖。事实上杨秀清当时已经是天朝真正的当家人,洪秀全自进入南京城后便重蹈了历代封建皇帝的覆辙,满足于奢靡享乐,“从此君王不早朝”,把一切军政大权都交给了杨秀清。杨秀清在主政的三年间充分展现出了天才的军事、政治才干,天国的建设还算井井有条,特别是攻破了江南江北大营,西征也取得辉煌战绩;同时他也越来越不知收敛,甚至利用自己“代天父传言”的特权杖责天王洪秀全,逼迫洪秀全封他为“万岁”。1856年9月2日,北王韦昌辉突然率部从江西前线赶回天京,杀死杨秀清及其众多部属(大都是为天国出生入死的“老兄弟”)。后来韦昌辉滥杀过多,为洪秀全所杀,石达开被召回天京主持大局。但经此一变的洪秀全已经不再相信异姓兄弟,石达开忠而见疑,负气出走,先是到安庆,最后于1857年10月率10余万太平军远征,脱离了天朝体系。

    天朝的变乱直接影响了战局,为湘军“突出重围”创造了机会。死于内讧的数万太平军将士中,既有功勋卓著、能征惯战的大将,更多则是从广西跟出来的“老兄弟们”,是太平军的精锐。石达开率部出走,使太平天国少了一位智勇双全、德高望重的翼王,也使曾国藩和湘军失去了最为惧怕的对手。石达开率所部10多万人独立行动后,再也没有发挥出他那杰出的军事天才,始终没有打开局面,最后在四川大渡河畔兵败被杀。就在天京变乱的当年年底,胡林翼率湘军重占了武昌;就在石达开率军出走的当月月底,江西湘军攻陷湖口,内湖水师得以冲出鄱阳湖与外江水师会合。1858年5月19日,李续宾督率湘军攻克九江,林启荣与17000余名守城将士全部战死,江西战场的主动权落入湘军手中。

如果把太平军与湘军的争战分为三个时期的话,前期的争夺围绕着九江,中期的争夺围绕着安庆,后期的争夺则是围绕着天京。三座城市,沿着长江自上而下,恰好印证着曾国藩所提出的“踞上游之势”破竹而下的战略设想。曾国藩设计虽妙,太平军斗志更坚,每一次争夺战都让湘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每一次最后的失败又都是由于太平天国的战略性失误帮了湘军的忙。安庆之战尤其如此。

天国后期的战略方向始终未能统一,从而导致了军事决策上的犹豫不定和朝令夕改。忠王李秀成和英王陈玉成是天王军事上的左膀右臂,陈玉成一直主张集中力量解安庆之围,遏制湘军在上游的攻势;李秀成则主张先进攻苏州、杭州、上海,等到东南的战局稳定之后再回师西援。由于洪仁玕的支持,天王采纳了李秀成的意见。苏杭一带的财富虽然填充了天朝的圣库,西线的形势却一天天恶化起来。直到1860年9月下旬,天国才意识到形势的严峻,组织各路太平军进行第二次大规模的西征。如果太平军集中主力在皖北战场决战,以部分兵力在外围进行牵制作战,还有希望打破湘军对安庆的包围,但他们在军事行动上却一误再误。李秀成在皖南攻祁门不下,便转道入浙江,又经江西打往湖北,牵延了时日,也错失了消灭曾国藩总部的绝好机会。陈玉成先是试图直接救援安庆,与多隆阿部接战不利后又绕道西进,直扑武汉。这本来是湘军、特别是胡林翼最为担心的(胡当时任湖北巡抚,有守土之责),但陈玉成在黄州遇到了英国水师提督何伯和参赞巴夏礼,他们声称进攻武汉会妨碍英国的商业利益,警告陈玉成不要这样做。陈玉成便停止了向武汉的进攻,转向鄂北一带作战。这样并不足以牵动湘军回援,对于安庆战局是徒劳的,陈玉成不得不在转战数月后于1861年4月底重新回到安庆集贤关内外,开始直接进攻围城的曾国荃部。这时李秀成已经从江南杀入湖北,进逼武昌,使曾国藩和胡林翼惶惶难安,曾的幕僚赵烈文判断:“李秀成既已至鄂省南境,更进则武昌动摇,安庆之围亦当不攻自解。”可惜李秀成只在鄂省逗留了一段时间,并未继续向武昌进攻。当他听说李世贤部在江西乐平打了败仗、陈玉成则在两个月前从湖北撤退时,便移兵东进杭州经营他的苏福省去了。湘军上下虚惊一场,太平天国解救安庆之围的最后机会已经失去。同年9月,安庆失陷,次年5月,英王陈玉成被俘后牺牲,天国的日子更加艰难了。太平天国失败后,洪仁玕总结说:“如果英王不死,天京之围必大不相同,因为若彼能在江北活动,令我等常得交通之利,便可获得仙女庙及其附近诸地之源源接济也。英王一去,军势军威同时坠落,全部瓦解,清军便容易战胜。”

1860年以后,清军对太平天国的作战逐渐形成了三个主战场:曾国藩直接领导的西线战场,李鸿章部淮军开辟的苏南战场,左宗棠楚军开辟的浙江战场。这样就从战略上形成了对天京的包围态势。太平军各部只有集中兵力,密切配合,才有希望打破包围、争取主动。可是通观这一时期的作战,太平军留给我们的印象是,一方面内部意见不一致,难以形成统一的战略行动和密切的战役配合;一方面被敌人牵着鼻子走,东征西进,在疲于奔命消耗实力、坐失战机。湘军围攻安庆、打天京,都靠的是一股“极乱时站得定”(罗泽南语)的坚韧,太平军却恰恰缺少这种坚韧。安庆失陷后,太平军已经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军事上的一切努力都将是徒劳的,何况天朝的大厦早就被内部生出的蛀虫腐蚀得岌岌可危摇摇欲坠了。

天国之兴,在于得民心,所以才会在北上东进的征程如滚雪球般迅速壮大了队伍,许多生存无计的百姓携家带眷投入天国的怀抱。太平军过境之处,人们莫不怀念,湘军领导人气得大骂“莠民”“兵至为民,贼来从逆”。在江西袁州被湘军围攻时,太平军准备弃城而去,城中绅士竟筹资挽留。历史上,每当压迫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也就是鲁迅所说的“想为奴隶而不能”的时代,受压迫者都会把希望寄托在新兴的反抗力量身上,满怀热情地讴歌他们,极尽所能地支持他们。可惜事情的发展常常令他们失望,这些新兴的反抗力量往往比旧势力腐败还快、盘剥还烈。真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洪秀全写下了《原道觉世训》,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却并没有条件也并不想去落实,“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人尽是姊妹之群”,“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些话只是说说而已,岂能真正实现?打进南京城时,洪秀全的后宫里就已经有80多位“姊妹之群”了,他的天王府富丽堂皇不让于任何一代骄奢的封建帝王,他的专制独断不弱于任何一个昏聩的前朝皇帝。登上王位后,洪秀全曾一口气做了500多首《天父诗》,其中一句就是“只有臣错无主错”。宣扬人人平等的天国中,有着比历代封建王朝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森严等级制度,“凡东王、北王、翼王各王驾出,侯丞相轿出,凡朝内军中大小官员兵士如不回避,冒冲仪仗者,斩首不留……凡检点指挥各官轿出,卑小之官兵士,亦照路遇列王规矩,如不回避或不跪道旁者斩首不留。”天朝后期,贪污腐化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单是各种大大小小的“王”就封了2700多个。李秀成号称“万古忠义”,同治二年(1863)洪秀全让他拿出10万饷银,他果然能“将合家首饰及银两交十万”②,忠王尚且家藏如此巨富,可见建国之初的“圣库”政策已经名存实亡,其他庸碌各王腐化敛财的情况不复可问矣!天朝渐失民心的情况不复问矣!太平天国后期的一首民谣唱道:“太平天国万万年,军师旅帅好买田。卒长司马腰多钱,百姓可怜真可怜。”太平天国后期主要领导人洪仁玕在自述中痛心疾首地指出:“今日大局竟致如此……并非丧在妖军之手,却在自己之手!”

更失民心的原因在于破坏。鲁迅先生指出:“无破坏即无新建设,大致是的;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不破不立,是有道理的,太平天国的失误在于破多而立少,特别是将传统文化一概否定、破坏无遗,更成为不得人心的关键一点。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曾明文规定:“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否则问罪也。”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就抓住这一点,号召所有读书人及忠义血性的人们起来同此等“大逆不道”的诛心言行斗争到底。太平天国起义军之所以有摧枯拉朽般的冲击力量,在于它有一个明确的宗教信仰的号召,把人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拜上帝教的产生颇有些不伦不类,它是洪秀全在对基督教义一知半解的情况下“中西合璧”出来的结果,后来西方人了解了拜上帝教的教义和洪秀全的言行后,并不承认它与西方的基督教同出一源。那些支持太平天国的人们,更看重的是借助造反的力量实现自己对平等、幸福的追求,而一旦要他们接受那些外国传来的半洋半土的宗教信仰,在颇似禁欲主义的束缚下长期生活,又目睹“小天堂”中的种种不平等与罪恶,他们必然难以接受,对于受传统文化浸润最深的士人阶层尤其如此,士人又恰恰是中国社会基层的精神中坚和指导者。于是乎,几乎所有的旧式知识分子和许多的近世学者,都对曾国藩打败太平天国的文化意义予以高度肯定,认为:“其与太平天国之争,乃为文化而战,为宗教而战,亦为维人伦而战,其目的、其伟大岂仅在封毅勇侯谥文正公耶!”太平天国试图摧毁一切传统偶像的强制性做法,更是被证明为失误。“事实证明,征服心灵远没有摧毁神像那么简单,改变人们世代传习的宗教信仰习俗和观念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绝非单凭严刑峻法便可以奏效,必须要经过一个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过程。而太平天国的毁灭偶像政策既有悖于国情民心,同时又过于简单粗暴,违背了移风易俗的客观规律,所以注定会以失败而告终。尽管太平天国摧毁了无数偶像,但民众始终没有心悦诚服地接受上帝信仰,相反,却在心理上拉大了与太平天国政权之间的距离,进而削弱了太平天国的统治基础。也正因为如此,太平天国败亡后,缺乏生命力的上帝教便告夭折,几乎没有留下一丝痕迹,而民间的宗教信仰习俗又悄然恢复了原貌。”

 

生平年谱

1811年(嘉庆十六年)11月26日(农历10月11日)生于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乡天平村, 乳名宽一。 1815年(嘉庆二十年)5岁在家识字读书。一年后入家塾“利见斋”。

1826年(道光六年)16岁 春,应长沙府试(童子试),名列第七。

1830年(道光十年)20岁 就读于衡阳唐氏宗祠,师从汪觉庵。一年后转入湘乡涟滨书院。改号涤生。

1833年(道光十三年)23岁秋,参加湘乡县试,考取秀才。

1834年(道光十四年)24岁 春,入岳麓书院。秋,参加乡试中第三十六名举人。冬,入京准备会试,途径长沙,始与刘蓉交往。

1835年(道光十五年)25岁 4月,会试落第,留京寓长沙会馆读书。

1836年(道光十六年)26岁春,恩科会试再次不第,出京返家。至长沙,与刘蓉、郭嵩焘在湘乡会馆相聚两个月。

1838年(道光十八年)28岁会试中第三十八名贡士。试后改名国藩。殿试取在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列第一等第三名,道光帝拔置第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年底乞假返家。

  1839年(道光十九年)29岁夏,出衡阳,谒杜工部祠、石鼓书院。秋,出邵阳,察访武岗、新化、兰田、永丰。12月,子纪泽生,离家起程赴京。本年起始作日记,持之以恒,至终不辍。

1840年(道光二十年)30岁 5月,庶吉士散馆,列二等十九名,授翰林院检讨。7月,得病,经欧阳兆熊、吴廷栋治疗、护理,两月始愈,三人遂成好友。

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31岁 8月,偕倭仁往谒理学大师唐鉴,请教治学之方,检身之要。“考德问业”,“为义理所熏蒸”。11月,任国史馆协修,遍鉴前史,辨具得失。是年,喜读胡林翼赠送的《陶文毅公文集》。写作《里胥》,直道民间疾苦,鞭笞腐败吏治。

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32岁致力程朱之学,每日必做日课:早起、主敬、静坐、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33岁 4月,升任翰林院侍讲。7月,钦命为乡试(四川)正考官。8月,补授翰林院侍讲。12月,充文渊阁校理。

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34岁 8月,郭嵩焘引江忠源来见,结为师生。派充翰林院教习庶吉士。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35岁 10月,升翰林院侍讲学士。李鸿章入京会试,以年家子投其门下受业。

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36岁 1月,充文渊阁直阁事。自书其书舍曰:“求阙斋”。夏秋间,养病城南报国寺,与同寓刘传莹就汉学、宋学深入研讨,知学须返本务要,“执两用中”。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37岁 7月,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街。11月,钦派武会试正总裁,殿试读卷大臣。

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38岁 3月,子纪鸿生。10月,辑录古今名臣大儒言论,按修身、齐家、治国三门分三十二目辑成《曾氏家训》。

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39岁 2月,升授礼部右侍郎。9月,署兵部右侍郎。

1850年(道光三十年)40岁 4月,上《应诏陈言疏》,直揭官场“委靡因循”、官吏“畏葸”“柔靡”。“今日所当讲者,惟在用人一端耳”。7月,兼吏部左侍郎。

1851年(咸丰元年)41岁 1月,洪秀全在广西桂平金田村组织起义。5月,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咸丰帝“怒掷其折于地”欲罪之。

1852年(咸丰二年)42岁 1月,上《备陈民间疾苦疏》。7月,任江西乡试正考官。行抵安徽太湖县小池驿,得母讣闻,回籍奔丧。10月初抵家。太平军出广西、入湖南,9月攻长沙,10月取决岳州。

1853年(咸丰三年)43岁 1月21日,接帮办湖南团练旨。经郭嵩焘力劝出保桑梓。30日,抵长沙与湖南巡抚张亮基商办团练。3月19日,太平军攻占江宁,定都为天京。9月,奏准移驻衡州练兵。11月,建衡州船厂赶造战船。派人赴广东购买洋炮,筹建水师。

1854年(咸丰四年)44岁 2月25日,奉命率师出征太平军。发布《讨粤匪檄》。命褚汝航为水师总统、塔齐布为陆军先锋,统率17000人,挥师北上。5月,兵败靖港,投水自裁获救。7月25日,重整水陆各军后,出师攻陷岳州。10月14日取武昌。咸丰帝令其部署理湖北巡抚。7天后收回成命。改赏兵部侍郎衔。12月2日攻陷田家镇。

1855年(咸丰五年)45岁 2月12日夜,石达开总攻湘军水营,烧毁湘军战船100余艘。曾国藩座船被俘,“文卷册牍俱失”。“公愤极,欲策马赴敌以死”,罗泽南、刘蓉力劝乃止。

1856年(咸丰六年)46岁 7月,坐困南昌。9月2日,杨、洪内讧(天京事变)后,太平军元气大伤。10月,曾国藩在长募勇组建吉字营入援江西。

1857年(咸丰七年)47岁 2月27日,其父去世,偕弟国华回籍奔丧。7月,两次上疏,请求在家终制,获咸丰帝准许。是年建“思云馆”。

1858年(咸丰八年)48岁 5月19日,李续宾、杨岳斌率水陆两军攻陷九江。弟国华入李幕。7月13日,接上谕命其出办浙江军务,17日起程。8月5日,抵武昌。与胡林翼会商进兵、筹饷之策。11月15日,李续宾、曾国华死于三河之役。12月,作《爱民歌》以训湘军。

1859年(咸丰九年)49岁 1月,李鸿章来建昌进谒、留营襄办军务。是月,曾国葆改名贞干,入湘军,为其兄国华报仇。2月,作《圣哲画像记》。11月,拟四路进兵之策,攻取安庆。

1860年(咸丰十年)50岁 5月,辑录《经史百家杂钞》26卷,“取精用宏”,“尽抡四部精要”。6月,左宗棠来营,留住两旬,商讨东南大局;奉命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7月,委授两江总督,并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10月18日与胡林翼、李续宾商筹北援之策。上疏请求带兵北上扫夷勤王、以“雪敷天之愤”。12月,祁门大营两度被困,太平军距大营仅20里,“危险万状”。

1861年(咸丰十一年)51岁 8月23日,是《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9月5日,湘军攻陷安庆。25日,移住安庆。11月20日,奉旨督办四省(苏、皖、浙、赣)军务,其巡抚、提镇以下悉归节制。12月,在安庆创办内军械所。年底,定三路军进军之策:“以围攻金陵属之国荃,而以浙事属左宗棠,苏事属李鸿章,于是东南肃清之局定矣。

1862年(同治元年)52岁 1月31日,奉旨任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曾国荃补授浙江按察使。2月14日,左宗棠率军由江西入浙江。4月,李鸿章率军抵上海。5月,曾国荃率军进驻雨花台,会同彭玉麟的水师围攻天京。7月18日,为借兵助剿事再疏力陈利害:“岛人借助剿为图利之计......而中华之难,中华当之”,决不能让洋人以助剿来“蹂躏中国之土地”。9月,为死于战乱而未及安葬的桐城儒生方东树、戴钧衡6人立石修墓,妥为安葬。12月,其弟曾国葆病死于雨花台湘军大营。年底,华衡芳与徐寿父子试制成中国第一台蒸汽机,曾国藩见后,于当天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国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

1865年(同治四年)55岁 1月,选汉唐以来各臣奏疏17首,编《鸣原堂论文》。3月,主持修葺种山、尊经两书院。收养八百孤寒子弟,并从自己养廉银中捐款课奖。5月26日,接上谕:率军赴山东剿捻。6月,主持整理《王船山遣书》完稿,共320卷,交金陵书局出版。6月18日,北上剿捻之策:重镇设防,划河圈围,清野查圩,马队追踪。9月,经杨州、清江浦抵徐州。一路调兵布防堵围,沿途又张榜招员。10月,将金陵制造局上迁海虹口,和李鸿章原设的炮局及购自美国人的铁厂合并,再加容闳购回的百多部机器建成江南制造总局。12月,核定长江水师永远章程及营制营规。

1866年(同治五年)湘军总领曾国藩奉令进驻周家口,以钦差大臣的重权身份,督师剿捻。

曾国藩根据捻军行踪不定、流动作战的特点,采用了“重点防务、坚壁清野和画河圈围”的对策,但最终全部失败。后来,他在周口西至漯河建立起“沙河百里防线”,企图借此天堑消灭捻军。

一天,曾国藩从《商水县地图》上看到曾庄、曾楼村的村名,随修书差人送至商水城西曾庄,邀了几个老翁赴周口议事。议事间,曾庄来人知道是曾国藩的用意是与他们认宗。这也是求之不得的事,能有这么威武的同族亲近人,曾庄人还愁什么光不能沾到呢,于是他们齐跪在地拜见曾国藩。

1867年(同治六年)57岁 3月,在江南制造总局下设造船所试制船舰。同时拟设译书馆。5月,会同李鸿章将江南制造总局由虹口迁高昌庙,征地扩迁,规制大增。6月,补授体仁阁大学士。

1868年(同治七年)58岁 4月,奉上谕改授为武英殿大学士。5月31日,至上海视察江南制造成总局。8月,奉命调任直隶总督。9月,江南造船厂试制的第一艘轮船驶至江宁,曾登船试航,取名“恬吉”。12月,抵京师,陛见那拉氏与同治皇帝。

1870年(同治九年),奉命前往天津办理天津教案。曾国藩到天津后,考量当时局势,不愿得罪法国,接受了一系列屈辱要求,成为其个人生平上一大污点。[3]

1871年(同治十年)61岁 8月19日,挈李鸿章联衔会奏《拟选子第出洋学艺折》。9月,视察水陆各营防务、训练情况。11月抵上海。

1872年(同治十一年)62岁 2月27日,领衔上奏:促请对“派遗留学生一事”尽快落实。并提出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推荐陈兰彬、容闳为正副委员常驻美国管理。在上海设立幼童出洋肄业局,荐举刘翰清“总理沪局选送事宜”。 3月1日,时发脚麻之症,舌蹇不能语。3月12日,午后散步署西花圃,突发脚麻,曾纪泽扶掖回书房,端坐三刻逝世。是月,清廷闻讣,辍朝三日。追赠太傅,谥文正。6月25日,灵柩运抵长沙。7月19日,葬于长沙南门外之金盆岭。次年12月13日,改葬于善化县(今望城县)湘西平塘伏龙山。与夫人欧阳氏合葬。

 

文学成就


曾国藩继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风格,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他论古文,讲求声调铿锵,以包蕴不尽为能事;所为古文,深宏骏迈,能运以汉赋气象,故有一种雄奇瑰玮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为后世所称。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变化、发展,又选编了一部《经史百家杂钞》以作为文的典范,非桐城所可囿,世称为湘乡派。清末及民初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均受他文风影响。所著有《求阙斋文集》、《诗集》、《读书录》、《日记》、《奏议》、《家书》、《家训》及《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等。不下百数十卷,名曰《曾文正公全集》,传于世。另著有《为学之道》、《五箴》等著作。

 

军事功劳

  

咸丰二年(1852年)十一月,太平军自湖南北出,攻克汉阳。

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建立地方团练,称为湘军,分陆军、水师两种,士兵则招募湘乡一带农民为主,薪俸为一般绿营的三倍左右,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咸丰四年(1854年),总计有陆军十三营六千五百人,水师十营五千人,会集湘潭,誓师出征。初战在岳州、靖港败于太平军,接连吃败战,曾国藩几跳水自尽,在上书时,只能以「屡败屡战」自嘲。后重整军实,复占岳州、武昌,太平军势力退出湖南。咸丰八年(1858年5月),攻占九江,气势很盛;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荃包围安庆,以「扎硬寨,打死仗」闻名。同治三年(1864年),湘军攻破天京(南京)。太平军抵抗湘军,让湘军吃足苦头,南京城破时,曾国藩说:「今粤匪之变,蹂躏竟及十六省,沦陷至六百余城之多,而其中凶酋悍党,如李开方守冯官屯、林启容守九江、叶芸来守安庆,皆坚忍不屈。此次金陵城坡,十万余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曾国藩入南京后,搞三光政策,「……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其实十余万人大多是老百姓,南京文士李圭道:「至官军一面,则溃败后之虏掠,或战胜后之焚杀,尤耳不忍闻,目不忍睹,其惨毒实较『贼』又有过之无不及,余不欲言,余亦不敢言也。」(李圭:《思痛记》),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有详细记载南京城破:「……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曾国荃杀人如麻,纵兵焚城,「雪帅」彭玉麟见状不满,先后二次(1861年安庆之围与1864年金陵之围)致函曾国藩,要求大义灭亲。曾国荃于南京抢得大量财物,曾国藩对朝廷奏称「伪宫贼馆,一炬成灰,并无所谓赋库者,然克复老巢而全无货物,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见之事」。曾国藩处死李秀成,是为杀人灭口。湘军将帅之廉勇,军纪之严格,是其勇猛善战的重要原因,亦使湘军威震天下。由此,战乱各省纷纷赴湖南募勇招兵,蔚然成风,故有“天下无湘不成军”之说。

 

思想学术


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对“乾嘉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火,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痛恨次骨”。他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已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至于关

系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脚踏实地,洁己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曾国藩将农业提到国家经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如他说过购买外洋器物……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

通过对家庭成员的八本三致祥教育,曾家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好儿女,尽管是侯门大族,100多年来未见有纨绔子弟,这不能不说是曾国藩教育思想的成功。曾国藩家教理论体系为:以八本为经,以八宝为纬,以四字要诀、三致祥、三不信穿插其中,经纬连贯,脉络相通,形成的一套治家的完整可师的理论体系;这套理论不同中国传统的关于教育后代的核心理念,反对孔孟朱子颜氏等著名家训所一贯坚持的学而优则仕的学说,并付诸实施。它对当今社会几乎每个家庭所面对的教育困惑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疆场竞斗之计曾国藩以编练湘军起家,书生治国,镇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其军事思想内涵极丰,确有过人之处。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国强”,“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主张军政分理,扣负其责。他购买洋枪、洋炮、洋船,推进中国军队武器的近代。治军以严明军纪为先,同时着意培养“合气”,将士同心,他认为“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选择有四点要求:“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实识,四曰营务整齐”。曾国藩军事思想中最丰富并值得今人借鉴的是其战略战术。如“用兵动如脱兔。静如处女”,主客奇正之术,“扎硬寨,打死仗”,水师不可顺风进击,善择营地,“先自治,后制敌”,深沟高垒,地道攻城之术,水陆配合,以静制动,“先拔根本,后翦枝叶”等等。

处世交友之道曾国藩对交友之道颇有见地,他认为交友贵雅量,要“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要集思广益,兼听而不失聪。“观人之法,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处世方面,曾国藩认为,“处此乱世,愈穷愈好”。身居高官,“总以钱少产薄为妙”。“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为人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笑而忘之”。“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曾国藩写有格言十二首,基本上概括了他的处世交友之道。

修身养性之诀 曾国藩总结了修身十二款: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亡所能、作字、夜不出门。他认为古人修身有四端可效:“慎独则心泰,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思诚则神钦”。曾国藩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守笃诚,戒机巧,抱道守真,不慕富贵,“人生有穷达,知命而无忧。”

人格修炼对他事业有帮助,首先是诚,为人表里一致,一切都可以公之于世。第二个是敬,敬畏,内心不存邪念,持身端庄严肃有威仪。第三个就是静,心、气、神、体都要处于安宁放松的状态。第四个字是谨,不说大话、假话、空话,实实在在,有一是一有二是二。第五个字是恒,生活有规律、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最高境界是“慎独”,举头三尺有神明。他每天记日记,对每天言行进行检查、反思,一直贯穿到他的后半生,不断给自己提出更多要求:要勤俭、要谦对、要仁恕、要诚信,知命、惜福等,力图将自己打造成当时的圣贤。许多人都认为人格修

炼是空虚的东西,认为修身是虚无缥渺的东西,甚至还是迂腐的,但曾国藩一生的事业,修身才是他事业成功最重要的原因。

曾国藩认为:“养生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忿,三曰节欲,四曰每夜临睡前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养生之道,“视”、“息”、“眠”、“食”四字最为要紧,养病须知调卫之道。

  

国藩的日课十三条:

一、主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片刻,来复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四、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都是徇外为人 。) 

五、读史(每日圈点十页,虽有事不间断。) 

六、谨言(刻刻留心)

七、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八、保身(节欲、节劳、节饮食。) 

九、写日记(须端楷,凡日间身过、心过、口过,皆一一记出,终身不间断。))

十、日知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分德行门、学问门、经济门、艺术门。) 

十一、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的多寡,养气之盛否。)

十二、作字(早饭后作字。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功课。) 

十三、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曾国藩与《冰鉴》 《冰鉴》简评:

 《 冰鉴》一部纵横中外的人才学教科书,一部关于识人、相人的经典文献,是曾国藩总结自身识人、用人心得而成的一部传世奇书,是曾国藩体察入微、洞悉人心的心法要诀,它因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启迪性和借鉴性而受到各界人士的重视和喜爱。《冰鉴》为读者打造一条走近曾国藩的智慧之道,感受他独到的识人、用人策略。一部真正的智慧经典,不仅可以跨越她所属的领域,而且可以跨越时空!

《冰鉴》存疑:

1、冰鉴是晚清中兴之臣曾国藩著述(存疑)的一部关于相人识人的作品。分7章。

2、古代盛冰之器。《周礼·天官·凌人》:“祭祀共(供)冰鉴。”

3、鉴,镜子。言镜洁如冰,比喻明察。江淹《谢开府辟召表》:“臣谬赞国机,职宜冰鉴。”

4、指月。元稹《月》:“绛河冰鉴朗,黄道玉轮巍。”话说《冰鉴》:

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毛泽东

知人之鉴,并世无伦。 ——李鸿章

公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画精严,无间可寻,大帅如此,实起事以来所未见也。 ——太平天国石达开

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 ——刘邵

……

有人说,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13套学问,流传下来的只有一套,那就是《曾国藩家书》。其实传下来的有两套,另一套是曾国藩看相的学问、《冰鉴》这一部书。 ——南怀瑾

后世评价 梁启超对曾氏倾心推崇,称“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梁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内指曾国藩「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

正如辛亥革命中的章炳麟对曾国藩的评价一样,近百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曾国藩褒扬者有之,斥骂者也不乏其人。早在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时,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送其绰号“曾剃头”。到了1870年“天津教案”,不少人骂他是卖国贼,以致曾国藩也觉得“内咎神明,外咎清议”,甚至有四面楚歌之虑。辛亥革命后,一些革命党人说他“开就地正法之先河”,是遗臭万年的汉奸,建国后的史学界对他更是一骂到底,斥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地主买办阶级的精偶。

民国著名的清史学家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将曾国藩与左宗棠对比:“国藩以谨慎胜,宗棠以豪迈胜。”

中国现代史上两位著名人物毛泽东和蒋介石都高度评价过曾国藩。毛泽东青年时期,潜心研究曾氏文集,得出了“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结论。即使是在毛泽东晚年,他还曾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蒋介石对曾氏更是顶礼膜拜,认为曾国藩为人之道,“足为吾人之师资”。他把《曾胡治兵语录》当作教导高级将领的教科书,自己又将《曾文正公全集》常置案旁,终生拜读不辍。据说,他点名的方式,静坐养生的方法,都一板一眼模仿曾国藩。曾国藩的个人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蔡锷将军对曾氏以爱兵来打造仁义之师的治兵思想推崇备至:“带兵如带子弟一语,最为慈仁贴切。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付之一炬。”(《蔡松坡先生遗集》(二),第5页)。

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咸丰同年间,曾国藩在“借夷助剿”、夷商代运南漕、派人购买美国机器创办江南机器局、办理天津教案等涉外活动中的表现,指出在严重的内忧外患而大多数士大夫沉湎于义理考据之时,曾国藩能独立时代潮流,把握风云际会,并且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继承和发扬林则徐、魏源的经世致用之学,大力倡导学习西方,开展自强新生政运动,从而成为中国近代化的风云人物。

中国近代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积极实践的第一人。在他的指导下,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开启近代制造业的先河;建立第一所兵工学堂,肇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其中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书(部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就是此中佼佼者。

修身齐家治国中华千古第一完人中国自古就有立功(完成大事业)、立德(成为世人的精神楷模)、立言(为后人留下学说)“三不朽”之说,而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星辰,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他打败太平天国,保住了大清江山,是清朝的“救命恩人”;他“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学习西方文化,使晚清出现了“同治中兴”;他克已唯严,崇尚气节,标榜道德,身体力行,获得上下一至的拥戴;他的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博大精深,是近代儒家宗师,“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蒋介石),实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事业,不愧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升官最快做官最好保官最稳之楷模 “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这是因为,第一,他升官最快,三十七岁官至二品,在清朝独一人;第二,做官最好,政声卓著,治民有言;第三,保官最稳,历尽宦海风波而安然无恙,荣宠不衰。他熟读中国历史,对官场之道参深悟透,积淀一整套官场绝学,用之于中国官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的第一高手曾国藩一生致力结交、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府是中国历史上规模和作用最大的幕府,几乎聚集了全国的人才精华为招揽人才,留住人才,他舍出谦逊的老脸,屡屡上书举荐部下,为部下谋官要权,争谋职位。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官至总督巡抚者就有40多人。他们既有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李瀚章这样的谋略作战军需人才,也有像俞樾、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第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


中国传统文化持家教子的最大成功者

 

曾国藩是最好的儿子,能使父母宽心;是最好的哥哥,教导和照顾弟妹,体贴入微,曾国藩更是仁慈的父亲,是儿女的好榜样。他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在骨肉亲情日渐淡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值得每个人一读。大多数官宦之家,盛不过三代,而曾氏家族却代代有英才,出现了象曾纪泽、曾广均、曾约农、曾宝荪、曾宪植、曾昭抡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和高级干部。

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精神的典范式人物曾国藩在同辈士大夫中“属中等”,颇为钝拙,但他志向远大、性格倔强、意志超强,勤学好问,非常人所能及。他从少年起,就“困知勉行,立志自拨于流俗”,天天写日记反省自己,一生中没有一天不监视自己,教训自己。他待上、待下、待同事谦恕自抑,豁达大度,一生朋友很多,很受人尊重;他守着“拙诚”、埋头苦干,不论遭受多大打击,都不灰心丧气,而能再接再厉,坚持到底。这就是他成功的根本秘诀。

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曾国藩具有高深的学问素养,是一个“办事(干出事业)兼传教(留下思想学说)之人”(毛泽东)。《清史稿——曾国藩传》也说:“国藩事功大于学问,善以礼运。”他一生勤奋读书,推崇儒家学说,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成为继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他革新新桐城派的文章学理论,其诗歌散文主持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文坛,可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

 

遗嘱原文

日课四条,同治十年金陵节署中日记

一曰慎独则心安。

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之难,又在慎独。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二曰主敬则身强。

内而专静统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为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聪明睿智,皆由此出。庄敬日强,安肆日偷。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则人悦。

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初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人达人之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

四曰习劳则神钦。

凡人之情,莫不好易而恶劳。无论贵贱。智愚、老少,皆贪于逸而惮于劳,古今之所同也。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古之圣君贤相,若汤之昧旦丕显,文王日昃不遑,周公夜以继日,坐以待旦,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勉。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无逸》一篇,推之于勤则寿考,逸则夭亡,历历不爽。为一身之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才识。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获,引为余辜。大禹之舟乘四载,过门不入,墨子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故荀子好称大禹、墨翟之行,以其勤劳也。军兴以来,每见人有一材一技,能耐艰苦者,无不见用于人,见称于时。其绝无材技,不惯作劳者;皆见弃于时,饥冻就毙。故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能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祇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是以君子欲为人神所凭依,莫大于习劳也。

余衰年多病,目疾日深,万难挽回,汝及诸侄辈身体强壮者少,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强而后有振兴之象,必使人悦神钦而后有骈集之祥。今书此四条,老年用自儆惕,亦补昔岁之愆;并令二子各自勖勉,每夜以此四条相课,每月终以此四条相稽,仍寄诸侄共守,以期有成焉。

 

名言语录

1、为善最乐,是不求人知。为恶最苦,是惟恐人知。

2、人生至愚是恶闻己过。人生至恶是善谈人过。

3、天下第一好事,莫如诱人为善。圣贤所以为圣贤,只是欲引天下后世之人皆入于善。

4、事莫待来时忍,欲莫待动时防。即来思隐,即动思防,如火炽水溢,障之甚难。

5、高才能文章,善居之,足以成名,不善居之,足以致祸。

6、能庇人便是大人,受人庇便是小人。

7、或谓才子多傲,余曰傲便是不才。

8、君子满腹天理,故以顺理为乐。小人满腹人欲,故以得欲为乐。欲无时可足,故乐不胜忧。理无时不存,故随在皆乐。至乐顺理。纵欲之乐,忧患随焉。[6]

 

人物轶事


身体小谈  

曾国藩出生时,祖父曾经梦到有一只巨蟒缠在他家的柱子上,所以认为曾国藩是巨蟒转世,曾国藩出生后家中的一棵死梧桐树竟然重新焕发出了生命,让其祖父更加相信巨蟒转世这一梦语。而凑巧的是曾国藩患有类似“牛皮癣”一类的皮肤病,(有一说“火蟒藓”),浑身上下都是像蛇的鳞片一样的癣,所以曾国藩也相信了巨蟒转世这一梦语。在岳麓书院学习时因为怕别人看到身上的鳞片,所以夏天燥热时还穿戴整齐的读书,让先生大加赞赏。


爱好:抽纸烟、下围棋


审鸡蛋案

一天,天气晴朗,年幼的曾国藩从学校回到了家里。刚放下书包,其父就焦急地说:“我明明煮了五个鸡蛋,怎么只有四个?”于是就把曾国藩叫来,对他说:“煮熟的鸡蛋是分给你们吃的,现在少了一个,不知是那个偷吃了,快帮你母亲查一查。” 曾国藩思索了一下,答到:“这个很容易,我有办法查出来。” 说罢,曾国藩端出一个脸盆,倒了几杯茶,把家里的人都喊拢来,叫每人喝一口茶水,吐到盆里,他站在旁边观察,结果有一个佣人吐出的茶水里夹有鸡蛋黄粉。曾国藩的父亲高兴极了,觉得儿子聪明,将来能当官审案子。

“千年死一个”

富厚堂,是曾国藩的故居。大门口悬挂着“毅勇侯第”四个金色大字。“侯府”建于清同治年间,是曾国藩委托其弟在家营造的。据说建房的时候,曾国藩兄弟对匠工师傅款待很好,而对一般徒弟则有所刻薄。新屋建成的时候要诵“上梁文”,砌工老师傅尽赞美语,操着荷叶土音为之颂曰:“两江总督太细喱,要到京里做皇帝。”那天,看热闹的人很多,站在大门口的一个乡民见大门很高很宽,就希奇地问:“这张大门怎么要开这么宽?”一位对曾府心怀不满的徒弟就说:“门宽好出丧么!”师傅听了,觉得这个“良心”不能丧,就马上把不吉的话断过来:“是的,门宽好出丧,千年死一个,万年死一双。” 乡里的习俗,对房屋上梁的赞语灵一半,而咒语是全灵的。曾府的人听得上梁的赞语是“要到京里做皇帝”;对大门的赞语是:“万年死一双”,非常高兴,马上把匠工师傅连同徒弟伢子都召进堂屋里,用上乘的酒、茶,盛情地招待了一番。说来也巧,富厚堂自同治五年建造以来,已有130余年了,的确还没死过一个人呢。先是曾府从曾国藩夫人欧阳氏住起,最后一个住的是曾国藩的第四代孙曾昭恒,连续四五代上百人,没有一个人死于富厚堂;后是建国以来设立区公所、乡政府及部门机关,先后住过的干部好几百,但没有一个是死在这里的。

毛泽东“独服曾文正”之谜

毛泽东年轻时,曾对曾国藩倾服备至,现藏韶山纪念馆的光绪年间版《曾国藩家书》中,数卷扉页上都有毛泽东手书的“咏之珍藏”。他曾说:曾国藩建立的功业和文章思想都可以为后世取法。认为曾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孕群籍而抱方有”,是国学的入门书。曾国藩治军最重视精神教育,毛泽东一生很注意这点。曾“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毛建立红军之初便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蒋介石推崇曾国藩之谜

蒋多次告诫他的子弟僚属:“应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书版及书礼”,“曾文正家书及书礼......,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他审订《曾胡治兵语录注释》时说:曾氏已足为吾人之师资矣。在黄浦军校,他以曾国藩的《爱民歌》训导学生。他说我认为曾、左能打败洪、杨是他们的道德学问、精神与信心胜过敌人。“誉之为圣相,谳之为元凶”之谜曾国藩曾被人推许为孔子、朱子以后,再度复兴儒学的圣哲;建树功业、转移运世的伟人贤者,清朝咸同中兴第一名臣。然而,也有人骂他是民贼、元凶、汉奸、民族罪人、擅权滥杀的“曾剃头”、好名失德的“伪君子”。

 

家族后代

   

祖父母

太高祖贞桢(元吉公)

高祖父尚庭(辅臣公)

曾祖父衍胜(竞希公)(1743——1816)

祖父玉屏,字兴阝文(星冈公)(1774——1849)

父毓济,字竹亭(麟书)(1790——1857)

母江氏(1785——1852)

外祖父:江良济(1750——1835,字沛霖,号云峰,行聪六。原配刘氏,1750——1778,早殁)

外祖母:熊氏

曾国藩(1811——1872,派名传豫,乳名宽一,字伯涵、子城,号涤生)

元配:欧阳氏(1816——1874,衡阳人)

如夫人:陈氏(1840——1863,江宁人)

岳父:欧阳凝祉(1784——1869,初名鳌,又名沧溟,字福田)

岳母:邱氏(生长子牧云,字秉栓,次子凌云,字秉钧,长女适曾国藩,次女适彭治官)

    

子女后代

子曾纪第(又名桢第,早夭)

子曾纪泽(1839——1890,字吉力刚,号梦瞻)

媳:贺氏(1840——1857,元配,婚后一年难产死,贺长龄女)

刘氏(1841——1903,继配,刘蓉之女。生子女各3人)

子曾纪鸿(1848——1881,字栗诚)

媳:郭氏(1847——1935,名筠,字诵芬,《艺芳馆诗钞》作者,郭沛霖之女)

女曾纪静(1841——?,字孟衡)

女婿袁榆生(字秉桢,湘潭县人,袁漱六之子)

女曾纪耀(1843——1881,字仲坤)

女婿陈松年(1844——1884,字远济,茶陵人,陈源兖岱云子)

女曾纪琛(1844——1912,字凤如)

女婿罗允吉(1846——1888,字兆升,湘乡人,罗泽南子)

女曾纪纯(1846——1881)

女婿郭依永(1845——1869,字刚基,一名立篪,湘阴人,郭嵩焘子)

女曾纪芬(1852——1935,晚号崇德老人)

女婿聂缉槼(1855——1911,字仲芳,衡山人,聂亦峰子)


兄弟

弟国潢(1820——1886,派名传晋,原名国英,字澄侯)

弟国华(1822——1858,派名传谦,字温甫,出抚给叔父曾骥云为子)

弟国荃(1824——1890,派名传恒,字沅甫,号叔纯)

弟国葆(1828——1862,派名传履,字季洪,后更名贞斡,字事恒)


姐妹

姊国兰(1808——1863)

嫁王国九(字鹏远,号万程,贺家坳人,与国兰有二子一女,长子王临三,次王昆八,女适贺孝七之子)

妹国蕙(1814——1864)

嫁王待聘(又名王率五,为王国九排行兄弟)

妹国芝(1817——1846)

嫁朱咏春(又名丽春,号存一,梓门桥人)

  满妹(1830——1839,痘殇)

 

人物故居

曾国藩故居富厚堂,又名毅勇侯第,是曾国藩的侯府,坐落在位于湖南娄底市双峰县东部的荷叶镇富托村,与湘乡市、湘潭县、衡山县、衡阳县毗邻,总占地面帜四万多平方米,主体建筑近一万平方米,是典型的沿中轴线对称的明清回廊式建筑群体。

富厚堂座南朝北,背倚的半月形鳌鱼山从东南西三面把富厚堂围住。从远看去,富厚堂好似坐在一张围椅中。周围自然环境优美,后山上树木茂密,古树参天。门前是一片较开阔的平地,平地中有小河向东流去,平地四周峰峦叠嶂,群山环抱。

曾国藩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个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曾国藩故居已被有关部门确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其代表性建筑,主要有“白玉堂”、“黄金堂”、“万年堂”、“大夫第”、“富厚堂”等(“有恒堂”为曾国葆故居)。曾国藩先后晋升为两江总督、直隶总督,诏加“太子太保”,封“一等毅勇候”,授 “英武殿大学士”,升“光禄大夫”,谥称“曾文正公”。同治4年(1865年)秋,素无终身官场打算的曾国藩,准备先动员家眷回籍“立家作业”,自己以后再作引退,因夫人欧阳氏对旧居黄金堂门前“塘中有溺人之事,素不以为安”,即令其子曾纪泽,“回湘禀商两叔”,移兑富托庄屋,由曾国潢、曾国荃、曾纪泽经手主持,依照候府规模,花十年功夫营造了富厚堂。富厚堂占地四万余平方米,建筑面积9202.86平方米,为土石砖木结构,回廊式风格,内外群有八本堂、求厥斋、旧朴斋、艺芳馆、思云馆。八宝台、辑园、凫藻轩、棋亭、藏书楼等各种建筑,当年正门上悬挂着“毅勇侯第”朱地金字直匾,门前花岗石月台上飘扬着大清龙凤旗、湘军帅旗、万人伞等,景象颇为壮观。整个建筑虽具侯府规模却古朴大方,虽有雕梁画栋却不显富丽堂皇,基本体现了曾国藩对建宅“屋宇不肖华美,却须多种竹柏,多留菜园,即占去四亩,亦自无妨”的意旨。1866年秋,主楼竣工,曾国藩夫人、子女和儿媳即回籍住进了富托新屋。

  富厚堂原称八本堂,取曾国藩“读书以训诂为本,诗文以声调为本,事条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忘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作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的家训,后曾纪泽据《后汉书》“富厚如此”而改现名。富厚堂虽不胜家华,然曾国藩得知修屋花钱七千串而为之骇叹,他在同治六年二月初九日的日记中写道:“接腊月甘十五日家信,知修整富厚堂屋宇用钱共七千串之多,不知何以浩费如此,深为骇叹!余生平以起屋买因为仕宦之恶习,誓不为之。不料奢靡若此,何颜见人!平日所说之话全不践言,可羞孰甚!屋既如此,以后诸事奢侈,不问可知。大官之家子弟,无不骄奢淫逸者,忧灼曷已!”

  富厚堂是否可称“曾国藩故居”,社会上颇有争论,文物部门从实际出发,认为富厚堂不管是“故居”还是“民居”,它作为清代一幢规模巨大的仿宋、明回廊风格的建筑群体,保护它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1996年,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富厚堂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省县两级政府拨出专款,对其进行了必要的抢救性维修,并成立了“富厚堂管理所”,派有专人管理,内设有两个专题陈列展览,常年对游人开放,1995年10月,双峰县人民政府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举办了全国首次曾国藩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100多人参加了会议,并专程到富厚堂参观。

 

曾国藩墓

曾国藩墓,长沙市文物保护单位。位于长沙城西南15公里处望城县平塘镇桐溪寺后伏龙山上。清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归葬于此,墓占地面积约300平方米。

     

历史评价

《清史稿·曾国藩传》: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竦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天性好文,治之终身不厌,有家法而不囿於一师。其论学兼综汉、宋,以谓先王治世之道,经纬万端,一贯之以礼。惜秦蕙田五礼通考阙食货,乃辑补盐课、海运、钱法、河堤为六卷;又慨古礼残阙无军礼,军礼要自有专篇,如戚敬元所纪者。论者谓国藩所订营制、营规,其於军礼庶几近之。晚年颇以清静化民,俸入悉以养士。老儒宿学,群归依之。

尤知人,善任使,所成就荐拔者,不可胜数。一见辄品目其材,悉当。时举先世耕读之训,教诫其家。遇将卒僚吏若子弟然,故虽严惮之,而乐为之用。居江南久,功德最盛。

左宗棠: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李鸿章: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

胡林翼:曾公素有知人之鉴,所识拔多贤将。

石达开: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划精严,无间可寻,大帅如此,实起事以来所未见也。

薛福成:曾国藩识人之鉴越轶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行迹之表,确然许为导才。

杨昌济: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范、曾办事兼传教之人也。

王闿运:用将则胜,自将则败。

容闳:故其身虽逝,而名闻千古。其才大而谦,气宏而凝,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亦称旧教之特产人物。

蔡锷:曾、胡俩公,中兴名臣之铮佼者,其人其事,距今仅半个世纪。

梁启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吾以为曾文正公今而犹壮年,中国必由其手获救。

毛泽东: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美无缺,使以今日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

蒋介石:曾公乃国人精神典范。辛亥以前,曾阅曾文正全集一书,……民国二年失败以后,再将曾氏之书与胡左诸集,悉心讨究……实不愧为当世之名将。

 


*.左宗棠收复新疆内幕:慈禧是真正决策者

 

在慈禧第二次垂帘听政前后,中国发生了严重的边疆危机。清王朝就像一间破屋子一样四处漏风。到底先堵哪个漏洞,这个问题考验着慈禧的政治智慧。面对大臣们先“海防”还是先“塞防”的争论,慈禧如何权衡利害做出决策?面对外国势力的渗透,慈禧是强硬抵制还是妥协投降?

在外国侵略者觊觎中国边疆的情况下,清政府碰到了许多问题,在这些边疆危机中,慈禧对于国内的版图是不同意被列强侵占的。

同治四年的时候,中亚的浩罕国将领阿古柏趁新疆发生反清起义的时候率兵侵占了新疆,而英俄两国都想通过阿古柏政权把新疆从中国割裂出去。而清政府不仅面临着新疆危机,东南沿海有海防薄弱,所以必须在“海防”和“塞防”中做出抉择。

 

阿古柏(约1829—1877年),全名为穆罕默德·雅霍甫;后来有了权势,则又称“雅霍甫伯克”(伯克为突厥语中的官名)。“阿古柏”其实是“雅霍甫伯克”的不确切译音,这只是汉文史料长期以来一直这样记载,约定俗成罢了。

 

阿古柏出生在中亚浩罕汗国(今中亚乌孜别克斯坦)塔什干城所属一个名叫匹斯坎特的小镇。他的族别至今似乎还是个谜,有说是乌孜别克族的,也有说是塔吉克族的,等等,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绝不是维吾尔族,更不是中国新疆任何一个地方的人。阿古柏在新疆长达13年的军事活动,只可以称之为“入侵”。

 

阿古柏的父亲伊斯麦持·乌拉,是一名专为病人诵经的宗教职业者。阿古柏出生不久,父母离异,母亲带着他改嫁给一个肉商。屠夫的养子长大以后仍然是“屠夫”;不同的是,阿古柏以杀人为职业。

 

然而,给屠夫当养子也未能长久,他在少年时代就成了一个孤儿。为了糊口,长着一副漂亮脸蛋和风流身段的阿古柏,成了一个舞姿出众的街头“巴特恰”——男扮女装的舞童。

 

他的容貌和舞技终于被一个过路的浩罕城官吏所看中,被带回浩罕汗国首府,不久又被转送给浩罕国王玛达里汗的侍卫官穆罕默德·卡里姆·卡希卡,他从此便开始扶摇直上。

 

那个善于馅媚逢迎的卡里姆·卡希卡,在很短时间里,就从浩罕霍占特城的阿奇木伯克升为浩罕汗国的将军。在流浪生涯中学得同样善于馅媚逢迎的阿古柏,也开始主贵仆荣。可惜好梦难久,这位王子在后来的王位争夺中丧生。阿古柏不得已又投靠了塔什干总督纳尔·穆罕默德·库什伯克。伯克大人不仅喜爱能歌善舞的阿古柏,又看中了阿古柏的异父同母妹妹。与权贵联姻,昔日的“巴特恰”阿古柏于是一跃而为伯克的副官,后来又当上了500人长的官儿。跻身军界后,他参与了镇压哈萨克牧民的起义,以诡计多端、凶狠残忍而闻名,很得妹夫的青睐,终于出任了浩罕阿克麦吉特(即今中亚纳罗夫斯基要塞)的伯克。“雅霍甫伯克”的名号就是从这时叫响的。

 

在此后的若干年里,由于沙俄的军事侵扰,加以内部的权力纷争,浩罕汗国的政局日益动荡;使已经开始在军、政二界崭露头角的阿古柏,面临着被倾轧鲸吞的危险。为了寻求新的出路,阿古柏的注意力,被帕米尔以东的喀什噶尔所吸引——那里可能正是他施展野心的用武之地。

 

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后,清王朝的政治腐败已暴露无遗;全国各地农民起义势如烈火、此起彼伏;天山南北也群起响应,维吾尔人民发动了一场以库车为中心的大规模反抗封建统治和地方农奴制的起义,给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以沉重打击。

 

可惜,新疆的农民起义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和斗争方向,地方的权贵和宗教上层人士很快就篡夺了农民起义的果实。一时间,南疆先后出现了3个大规模的割据政权,即:库车的热西丁霍加、和阗的哈比布拉帕夏与喀什噶尔的司迪克伯克为首的三家地方政权。

 

起义军的库车政权建立不久,热西丁霍加开始极力向南部扩展势力。派遣部将加玛力丁霍加率5000士兵攻占了乌什与阿克苏。阿克苏阿奇木伯克沙依提战败后逃往喀什噶尔,投靠其兄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库吐鲁克。

 

得知北线吃紧,库吐鲁克伯克本应及早与驻疏勒(当时称喀什噶尔汉城)的喀什噶尔办事大臣奎英联络后有所准备,但企乎并未有多大动静。这就给喀什噶尔一带企图混水摸鱼、占山为王并进而割裂统一局面的投机分子们,制造了可乘之机,也给阿古柏的入侵提供了有利条件。

 

当时,喀什噶尔伽师垦区有个名叫金相印(别号金老三)的回族土豪,带上自己的两个儿子,伙同另一个绰号马秃子(即马元)的回族阿訇,径直跑到阿克陶。鼓动受清团委派驻扎在维依塔克的柯尔克孜伯克司迪克,乘乱举兵起事,并许诺夺下喀什噶尔后,拥立司迪克为王。

 

司迪克也早在窥伺动向跃跃欲试,听了金、马两人的鼓动,当即点头称是,并马上派人到各山区召集人马。喀什噶尔办事大臣奎英与汉城守备何步云闻讯大怒,不知设法招抚,反而到处滥杀无辜,招致各地军民相继起事。

 

1864年7月26日,叶尔羌城百姓暴动,占领城池。29日,英吉沙清军中营把总王得春约人于巴扎天(星期五)起事。30日,喀什噶尔白山派头目托乎提· 马木提又乘乱占领了喀什噶尔回城,并自称“帕夏”(国王)。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库吐鲁克与其弟沙依提伯克带人逃往汉城。金相印与马秃子利用这一片混乱,协助司迪克迅速组建了暴动部队,领兵向喀什噶尔进发。守在汉城的奎英,立即命令库吐鲁克伯克与沙依提伯克两兄弟率本部兵马前往截敌。双方在今疏勒县塔孜浑地带一场激战,库吐鲁克军大败,率残兵落荒而逃不知所终。奎英率清军坚守汉城,再也没能出来过。

   

司迪克的军队于8月间包围了喀什噶尔回城。已占城为“帕夏”的白山派头目托乎提·马木提,征调全城只要能拿长矛的居民甚至宗教人士前去守城。经过数昼夜激烈的攻防战,城内弹尽粮绝。司迪克乘机又以重金收买了城内的浩罕商人做内应,最终一举攻占了回城。

 

按照“协定”,柯尔克孜伯克司迪克做了喀什噶尔“帕夏”,封金相印为大臣,马秃子也当上了“元帅”。

 

早在1864年的5、6月间,浩罕汗国国王毛拉·艾力木浑尔汗,就曾派遣近侍玉努斯江出访喀什噶尔,刺探天山以南军政局势。6月3日库车农民起义后,消息就迅速传到艾力木库尔汗耳里。于是,当8月间司迪克占领喀什噶尔后才十几天,大批的浩罕汗国间谍就以商人身份,秘密潜入喀什噶尔回城,收买了当地24名伯克和阿訇,联名写信要求浩罕汗国出兵,袭取喀什噶尔、驱逐司迪克。这无非是要强奸民意、乱中夺权,肆意干涉我国内政罢了。

 

经过近半年的统治,司迪克也深感民心不服宝座难稳,很想找一个既能维护个人既得利益,同时在喀什噶尔又有点儿名气的贵族,来给他当傀儡。或许他也可能受了被浩罕间谍收买的亲信的某些影响,找来金相印、马秃子两人商定后,决定派人前往浩罕汗国,邀请张格尔的独生子布素鲁克回来执政,企图以白山派“霍加后裔” 的名号哄骗人心、维持统治。

 

1864年12月,金相印奉命抵达浩罕首府,请求艾力木浑尔汗,将住在塔什干的布素鲁克带回喀什噶尔。

 

艾力木库尔汗听后正中下怀,以为机不可失,马上点头答应。于是派人找来正在穷愁潦倒中的布素鲁克,许愿封他为喀什噶尔“帕夏”,并希望他将来好好“合作”,为浩罕汗国效力。布素鲁克顿时身价百倍,当然大喜过望,说什么他都是会答应的。

 

但是,艾力木库尔汗毕竟老谋深算,对这个一天之前还不名一文的什么“霍加后裔”,绝不肯轻易相信,还是派一名得力的心腹陪同前往的好。这时,正值阿古柏为自己的不利处境苦恼,而浩罕统治者也正为如何打发阿古柏而犯愁之际,于是,命运之神便选中了阿古柏。

 

1865年春,布素鲁克在答应艾力木库尔汗绝对听命于阿古柏之后,由阿古柏督队、金相印陪同,一行数十人走上了返回喀什噶尔的道路。

 

布素鲁克虽是张格尔的儿子,但却鸡肠狗肚毫无主见,实在是个文不能提笔、武不能拿枪的笨伯,根本无力充当风云变幻中政治头领的角色,与久经杀场又是政界奸雄的阿古柏相比,作为实际上的傀儡,不能不事事随阿古相摆布。阿古柏随身只带了50名骑兵和十几个浩罕文武官员,陪同布素鲁克抵达喀什噶尔后,司迪克与马秃子早己恭候多时。但是,当司迪克看见布素鲁克身后多了个阿古柏时,心中老大不快;他虽然也举兵起事,但让外国人插上一脚,却出乎他本意之外,不免大生戒心。

 

不太愉快、但却可谓盛大的欢迎宴会持续了整整5天。在此期间,阿古柏早巳洞悉了司边克请回布素鲁克的真实用意,便暗中挑拨布素鲁克与司迪克发生不和。司迪克此时总算摸清了布素鲁克与阿古柏乃至与浩罕汗国的关系,也看透了阿古柏此来用心险恶,不可久处,不由为自己引狼入室的愚蠢举动懊恼不已。司迪克头脑毕竟简单,盛怒之下,与阿古柏反目成仇。阿古柏立即组织兵变,将司迪克驱逐出城。司迪克此后的行动便有了反侵略的新意义。

 

1865年3月,司迪克集合六七千柯尔克孜族士兵发起反击,决意驱逐阿古柏夺回喀什噶尔。阿古柏此时却佯做袖手旁观,布素鲁克只好自己带兵出城。因他缺乏起码的军事指挥能力,哪里是司迪克的对手,只有大败逃回的份儿。但这正是阿古柏的用意,他就是要借这种机会将布素鲁克紧紧拴在自己裤腰带上。

 

随后,阿古柏拿出了露一手的派头,只带了百余名骑兵前去踹营,只一阵冲杀,就击溃了司迪克的指挥部。司迪克被迫退回维依塔克故地。

 

 阿古柏迅速组织起一支数千人的军队,兵分二路:一支南下英吉沙,于4月11日攻陷该城,清朝领队大臣托克托布等战死;另一路进兵维依塔克山区,欲置司迪克于死地;司迪克不幸再度战败,被迫逃亡中亚塔什干一带,后来不知所终。

 

4月中旬,阿古柏宣布在喀什噶尔成立所谓的“哲德沙尔汗国”,让布素鲁克当政权傀儡,自己担任武装部队总司令。长达13年的—场旨在分裂中国、割据一方的反动闹剧,就此正式开幕了。

 

“哲德沙尔”即“七城”之意,指天山以南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阿克苏、库车、乌什7座大城。当时。除喀什噶尔回城(今喀什市)与英吉沙外,包括喀什噶尔汉城(今疏勒县)及其他5城,还根本不在阿古柏手中,此人野心和胃口之大可以想见。

 

1865年4月下旬,阿古柏兵马已扩充到6000多人。他买通清朝册封的叶尔羌阿奇木伯克尼亚孜,借口去叶尔羌朝拜木合买提霍加麻扎,骗取了起事占城的首领阿不都热合曼信任。朝拜一结束,阿古柏便率兵向叶尔羌城发起偷袭。

 

为了保家卫国,叶尔羌城百姓高喊着“见到安集延人就杀”的正义口号,先在城头、后在街巷与侵略者展开了殊死格斗,打得阿古柏军队大败而逃,粉碎了敌人的偷袭预谋。

 

安集延,是浩罕国的两贸名城,新疆人多以“安集延人”代指浩罕汗国的人。那一口号反对外国侵略的正义性质是显而易见的,在以后的十几年中,这一口号曾激励和团结了千千万万为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殖民侵略的新疆各族人民。

 

当阿古柏率领败军从叶尔羌往回撤的途中,碰上了一支劲旅。原来,当叶尔羌人民成功地击退阿古柏后,将一批浩罕俘虏和战利品派人解送阿克苏,准备交给库车热西丁的军队,并要求热西丁出兵进攻阿古柏;才到巴楚,就看见热西丁手下大将加玛力丁已带大兵进来了。热西丁原来的目标是对着清朝统治者的,在得知浩罕将领阿古柏居然入侵中国并建立伪政权后,马上调转枪头共御外侮,再一次表明了新疆各族人民对外国强盗不共戴天的仇恨。

 

阿古柏在今琉勒县罕南力克一带,遭到了他自进入新疆后受到的第二次惨重失败。在库车军队猛烈的攻势下,阿古柏本人身受三处重伤,败兵们更加溃不成军;阿古柏好几次都念着安拉的名字准备接受最后的灭亡;没想到喀什噶尔回城的布素鲁克却派来了援兵,阿古柏才侥幸逃脱。库车军队伤亡也极重,远道而来,后援不继,也被迫撤往阿克苏。

 

阿古柏回去后残喘已定,又发兵攻打喀什噶尔汉城。已被围困13个月之久的清军官兵,此时早已陷入绝境。喀什噶尔帮办大臣奎英正要拼死一战。守备何步云却偷偷打开城门投降了敌人。奎英与一批清军将吏誓死不降,大骂叛贼何步云后。奎英亲自引爆库存炸药,众人赴火自焚。大敌当前,这些人都表现出高尚的爱国主义英雄气节!同时死难的,还有奎英妻于氏、子育俊、孙灵景与协办大臣福珠凌阿及其妻钮氏、子英俊、英敏、英志等数十名志士。

 

1865年9月1日,阿古柏占领汉城,纵兵奸淫掳掠整整7天,无数满汉官民死于非命。所余的千余名清军官兵和手无寸铁的妇女儿童,被迫皈依伊斯兰教后,才得幸免。为了稳住这些降众,阿古柏不仅给何步云封赐厚赏,又娶了何的女儿与之联姻。

 

阿古柏原先低估了新疆各族人民对他的反抗决心,在饱尝了正义铁拳的苦头之后,他变得更加诡诈残忍,开始部署更大规模的侵略活动。

 

1865年秋,中亚浩罕汗国本土也遭到沙俄军队的强大军事进攻。约有7000多浩罕残军,在艾力木库尔汗近侍官玉努斯江率领下,逃来喀什噶尔投奔阿古柏。他们的到来,无疑是对已无退路的阿古柏雪中送炭。阿古柏从此打消了依靠故国的念头,也使他吞并整个新疆的勃勃野心骤然膨胀。

 

当年底,阿古柏第2次发兵叶尔羌又告失利。当玉努斯江的7000侵略军休整完毕后,阿古柏对叶尔羌发动了第3次强攻。这一次他双管齐下,派玉努斯江领兵去攻早让他望而生畏的叶尔羌,自己则东向出击巴楚。结果叶尔羌与巴楚相继陷落。屠城邀功的玉努斯江被任命为叶尔羌伯克。

 

随后,阿古柏故伎重演,又以去和阗朝拜七伊玛目则比乌拉麻扎为名,在城外诱捕了前来迎候的和阗“帕夏”哈比布拉。阿古柏在一场屠城血战后,踏着5万余和阗军民的血躯进占了该城。原叶尔羌的阿奇木伯克、卖国贼尼亚孜担任了伪政权的和阗伯克。

 

同年冬天,身为傀儡的布素鲁克,对阿古柏的一系列胜利和凶残暴虐,日益感到忧虑恐惧,在阿古柏部下一伙吉尔吉斯人的鼓动下,占据了喀什噶尔汉城,企图摆脱阿古柏的统治。阿古柏闻报,率兵星夜返回,攻城41天后,镇压了兵变,将布素鲁克软禁于英吉沙,后又以让他去麦加朝觐为名,将布素鲁克赶回了浩罕。

 

但具有“霍加后裔”招牌的傀儡,对阿古柏毕竞是很有用处的;至少在伪政权的大局尚未稳固之前,还是有了比没有强。为了便于对民众进行欺骗,阿古柏又找到了波罗尼都长子玉素甫的儿子买买提明,这是布素鲁克的堂兄,号称“卡塔条勒”。于是由这位卡塔条勒出任了阿古柏伪政权的傀儡。

 

可是,卡塔条勒远不像布素鲁克那样好摆弄,加以十几年以前,就是以他为首在喀什噶尔发动过一场名为“七霍加之乱”战祸,广大人民深受其害。因而阿古柏的这一招,更让当地民众唾骂憎恶。迫于无奈,卡塔条勒当傀儡还不到4个月就被阿古柏暗中毒死。为了掩人耳目制造一个崇敬“霍加后裔”的假象,阿古柏还在阿帕克霍加麻扎为卡塔条勒举行了盛大葬礼,还痛哭祷告了一番。

 

1866年初,库车热西丁再派部将伊斯哈克率兵3000,强攻叶尔羌;又计划自阿克苏发兵南北夹击喀什噶尔。伊斯哈克夺回巴楚后,阿克苏援兵久久不来,双方相持不下。阿古柏再度攻陷巴楚,伊斯哈克在叶尔羌又失利,于是投降了阿古柏。阿古柏又乘胜攻占了阿克苏。

 

至此,浩罕侵略者阿古柏已将塔里木盆地西南缘的全部地方置于自己的铁蹄之下。他开始自称“毕杜勒特”(即“洪福无量的人”),宣布自己的伪政权为“洪福汗国”;至于什么“霍加后裔”之类的傀儡,他是再也用不着了,狼子野心已是昭然若揭!

阿古柏并不就此放下屠刀,他决计征服整个新疆。

 

1867年5月,阿古柏亲率大军到达拜城以西的察尔其一带,与热西丁派来迎敌的库车军队决战。从清晨激战到晌午,当地3万多军民全部战死。库车城危在旦夕。

 

阿古柏第3次使用老骗术,说要去库车朝拜圣人加拉力丁霍加的麻扎,要热西丁不得动武。利用宗教感情进行欺骗,是阿古柏的一惯手段。热西丁明知是计也无奈何,把阿古柏放进库车城。第二天清晨,阿古柏派人向城中百姓宣布:热西丁昨夜“暴病而亡”。为笼络人心,阿古柏任命已经归顺的热西丁之弟担任伪政权的库车伯克。随后,阿古柏占领了喀喇沙尔(今库尔勒、焉耆)。

 

阿古柏建立了反动的“洪福汗国”之后,开始了极端反动的军事独裁统治,农民赋税负担极重,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同时他又充分利用宗教这—手段,使伊斯兰教成为征服和奴役新疆各族人民的强硬工具,把伊斯兰教“沙里阿特”法规作为伪政权的最高法律,任意掠夺和处死稍有不同看法的人。为达此目的,他在各地广修礼拜寺和“圣人”麻扎,耗费了无可计量的人、财、物力。

 

需要提及的是,阿古柏割裂中国独霸一方建立的所谓“汗国”是同他与英、俄殖民主义者及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勾结分不开的。

 

1868年,英国人、印度康格拉茶园主罗伯特·沙敖就奉命来到喀什噶尔,与阿古柏秘密会晤。第二年,阿古柏就派亲信伊赫拉尔汗(又名米尔扎·沙迪)赴印度与英国人勾结。英国驻印度总督亲自接见,还赠其大批枪支弹药和修造军械的设备,又允许他自觅工匠带往喀什噶尔,为阿古柏建立军火工厂。

 

沙俄当然也不甘落后,1870年初就赶快派出使者到喀什噶尔,劝诱阿古柏向沙俄投诚。到1872年5月,阿古柏就在喀什噶尔与沙俄签订了出卖中国主权的所谓《俄阿条约》。1874年,英国痛悔迟了一步,也抓紧派人去喀什噶尔,签订丁同样性质的所谓《英阿条约》。

 

在此期间,阿古柏还去信给英国女王摇尾乞怜。1873年,英国使团到喀什噶尔,向阿古柏送交了维多和亚女王的亲笔信与各种赠品,其中包括各种枪支和二门小炮;而沙俄则更“大方”,派出索莫夫与莫罗佐夫兄弟的两支商队,自吐尔尕特山口运送大批军火到喀什噶尔,交阿古柏军队使用。英、俄两国的这种“竞赛”,到 1875年到了高潮,英国人一次就从印度给阿古柏运去连发枪2.2万支,山炮8门,炮弹2000发。

 

此外,阿古帕曾派外甥阿吉托拉(亦名赛义德·阿古柏)亲去彼得堡面见沙皇道谢,在1873年返回时又到了土耳其,阿古柏承认土尔其奥斯曼帝国为宗主国,土耳其国王则册封阿古柏为“艾米尔”(伊斯兰教政权首领),妄图使阿古柏的伪政权在伊斯兰世界合法化。2年后,阿古柏就从土耳其一次购得新式步枪1.2万支,火炮8门。国外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分子们,为了瓜分、吞并新疆,在阿古柏这个跳梁小丑所搭的破烂舞台上,表演得是多么的起劲!

 

1876年,俄国派遣以库罗帕特金大尉为首的俄国使团,到喀什噶尔与阿古柏会晤,要求阿古柏出让边境国土,并指望取代浩罕汗国控制边境贸易,阿古柏也曾作出许多违背中国人民利益的许诺。历史事实证明,阿古柏确实是他们的忠实走狗!

 

为此,1877年清朝外交大臣郭嵩焘出使英国时,见到了阿古柏伪政权的所谓“使节”赛尔德,对他们要求英国承认和保护伪政权一事,郭嵩焘代表中国政府予以严正斥责。

 

1870年3月,阿古柏在帝国主义的公然支持下,从喀拉沙尔发兵进攻吐鲁番。当地上万名回、维吾尔百姓自动集结起来奋力抵抗,让侵略军躺下几千具尸体大败而归。5月间的阿古柏再攻吐鲁番,当地民众杀敌3.3万亲人,只是由于叛徒马仲、马人得的出卖,吐鲁番城才落入阿古柏之手。

 

 1871年,阿古柏凭借手中的军队和帝国主义的洋枪洋炮,相继攻占了乌鲁木齐、古牧地、木垒、玛纳斯、鄯善等地。阿古柏的气焰甚嚣尘上,大有要把全新疆一口鲸吞之势。此时,只有少数清军退据塔城、乌苏一线艰难固守,与内地完全失去了联系。

 

1874年底,清朝调集以刘锦棠为首的湘军、豫军、川军及吉林、黑龙江马队,西进陕、甘集结待命。阿古柏在新疆的反动统治,终于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

 

新疆各族人民早已不堪忍受阿古柏政权的奴役压榨。原喀什噶尔伯克阿布杜热衣木等人,不避千难万险逃往北京,得知清军要进疆平乱,自愿担任西征军向导。 1875年2月12日,喀什噶尔商人拜合提等人,受当地原清朝维吾尔官员的委托,抄便道翻越冰达坂,长途跋涉抵达北疆乌苏,拜见清前敌带兵大臣孝顺,请孝顺向驻塔城行营的代理伊犁将军荣全呈递“喀什噶尔回子伯克禀帖”,代表新疆各族人民,表示了心向祖国、渴望统一并决心协助清军光复失地、全歼入侵强盗的强烈愿望。荣全也马上派人上书朝廷,说驻疆清军已做好准备,望朝廷速发大兵进剿阿古相匪帮。

 

这时的清政府早已是金絮其外,败絮其中。有限的国力使得清王朝只能集中力量堵住一个漏洞。但是,无论是东南沿海还是西南边陲,都是中国至关重要的门户。在这僵持不下之时,慈禧的态度,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这一场所谓“塞防”和“海防”之争,当时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认为,应该选海防。而当时的陕甘总督左宗棠正在进军平定陕甘回民起义,对新疆的地方了解很多,他认为新疆自古以来物产富饶,在战略上也非常重要,应该趁英国、俄国还没有完全介入的时候,及时地收复新疆。

 

两个被慈禧认为朝廷重臣的大臣所上的奏折完全不同,慈禧看到这两份不同意见的奏折以后进行了严格的平衡分析。左宗棠长期在西北用兵,他对于西北的形势了解非常多,所以慈禧感觉到左宗棠的意见是有道理的。

在“塞防”和“海防”的这场大论战中,先堵哪个漏洞,考验着慈禧的政治智慧。那么慈禧为什么如此坚决的要收复新疆呢?仅仅是因为她信任左宗棠吗?

为什么她先要收复新疆呢,我们讲得彻底一点,新疆是大清版图中间的很大一部分,失去这样大的领土,慈禧要受到千古骂名的。光绪元年三月二十八日,她命令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把收复新疆的大权完全交给了左宗棠。在慈禧的大力支持之下,朝廷给予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军饷是比较充分的。

 

时机已经完全成熟。

    

1875年3月10日,陕甘总督左宗棠筹划西征阿古柏事宜,担任西征大军总指挥官。至1876年11月6日,清军攻克玛纳斯,阿古柏在北疆的据点已全被清除。左宗棠旌麾南指。即将率军跨越天山,收复南疆失地。

   

正是因为一百多年前,左宗棠成功地收复了新疆,所以在现在的中华大地上,我们仍然可以为有着美丽而又富饶的新疆而骄傲。然而就在后世高度评价左宗棠的历史功绩的时候,沈渭滨教授却把关注点投向了收复新疆的决策者——慈禧。

左宗棠出兵新疆,一共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达到了目的,这也是左宗棠到现在仍然享有崇高威望的原因。那我要问,决定收复新疆,并且在财政、用人、建省等方面做决策的慈禧,她的举措不也应该也要予以肯定的吗?

      

左宗棠42岁出仕,菩萨心肠,霹雳手段,惊天动地收复新疆

 

1875年,清廷内部出现了“海防”与“塞防”之争。当时清廷面临着来自东西方向的双重危机:西部新疆已经完全丢失,东面日本图谋台湾。清廷两位主要大臣意见分歧。李鸿章重“海防”,左宗棠则主张加强西部“塞防”,收复新疆。左公强调“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对于左宗棠力主收复新疆的建议,慈禧太后心里没底,询之于左宗棠:需时几何?左宗棠的答复是:“剿抚兼施,一了百了,得五年时间”。

    

慈禧太后对左宗棠的“一了百了”四字十分欣赏,对左宗棠敢於承担责任的勇气尤为赏识,西征之事遂得以确定。1875年5月,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1.新疆残局

    

1851年,太平军兴,长江中下游流域从此战火不绝。不几,新疆的形势也渐趋不稳。1864年,南疆和北疆几地分别建立了地方割据政权。1865年1月,在叛清割据政权的邀请下,以安集延人(乌孜别克人)为主体的浩罕汗国派遣军事首领阿古柏等60余人进入新疆喀什噶尔,以帮助巩固政权为名,行篡位夺权之实。同年4月,阿古柏成立所谓“哲德沙尔(Yatta Shahar) 汗国”,以布素鲁克为傀儡,自己担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哲德沙尔”即“七城”之意,指天山以南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阿克苏、库车、乌什等7座大城。其实,当时除喀什噶尔回城(今喀什市)和英吉沙外,喀什噶尔汉城(今疏勒县)及其他5城并不处於阿古柏集团控制之下。

    

1865年秋,浩罕汗国本土遭到俄国军队攻击,约7000余浩罕汗国败军逃来喀什噶尔投奔阿古柏,阿古柏的实力大为增强。其时,安集延人的原有“地盘”已被扩张的俄罗斯人占去约四分之三,安集延人一面战守剩余领地,一面向中国新疆扩张,寻求出路。

    

在英国等支持下,1870年3月,阿古柏率部攻占吐鲁番。1871年,阿古柏相继攻取乌鲁木齐、古牧地、木垒、玛纳斯、鄯善等地。1871年7月,俄罗斯军队趁清廷无力西顾,以“回乱未清,代为收复”的名义,也借机抢占了北疆伊犁。至此,新疆完全脱离清廷控制。阿古柏占领新疆大部后,积极扩充实力。1870年,英国派遣使团到达喀什噶尔,为阿古柏提供军事教官和武器。1873年,英国再次派出300人组成的使团,携英国女王的亲笔信到达喀什噶尔,于1874年2月与阿古柏集团签订通商条约。1875年,英国仅从印度即给阿古柏运去连发枪2.2万支,山炮8门,炮弹2000发。此外,1873年,阿古帕派外甥阿吉托拉出使土耳其,声明承认土尔其奥斯曼帝国为宗主国,土耳其国王则册封阿古柏为“艾米尔”(统治者)。1875年,阿古柏又从土耳其购得新式步枪1.2万支,火炮8门。阿古柏集团在新疆苦心经营,但其政权基础仍然十分脆弱。

   

2.西征政治策略

    

1876年4月,左宗棠先生以65岁高龄,抬棺西征。他的西征政治方针是:“剿抚兼施”,“剿”新疆外来势力,“抚”人口占新疆绝大多数的原住居民。外来势力主要包括阿古柏集团和自陕西逃来新疆的白彦虎回民集团。左宗棠的这一策略合理地缩小了打击面,大大减小了清廷收复新疆的阻力。总观左宗棠的征战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太平天国时期,陕甘回民起义时期和收复新疆时期。有学者认为,左宗棠在镇压陕甘回民起义时期,“剿”的比重过大,“抚”的比重不够,笔者也有同感。

    

至於左宗棠在陕甘期间重“剿”轻“抚”政策的形成,是否如某些研究者所指出的,与左公等宗教观念淡薄的满汉统治者们,内心并没有把回民作为一个有别于自己的民族来看待,而只是由於自己的道德框架不能容许“平等”的观念,更不能容许有对一个活人(宗教头领)有着超过对天命皇权的崇拜有关,有待商论。左宗棠“痛剿以服其心”的镇压陕甘回民起义政策的结果是,在陕甘上演了许多的人间悲剧。是以白彦虎回民集团自陕西经甘肃入新疆,也许算得上是左公的一处败笔。

    

然则白氏集团入疆以后,因其已经构成了对清廷收复新疆的重大障碍,左公对其重“剿”轻“抚”则又变得不可避免和合理起来。值得指出的是,左公在收复新疆时,对除阿古帕和白氏集团以外的当地大多数其他伊斯兰信徒已经变得相当宽宏友善,此一修正是否系左公由陕甘回民事自省调整所致,不得而知。笔者观乎当今之俄罗斯车臣危机,俄罗斯政府重“剿”而轻“抚”,与车臣民族主体为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战事历时十年,至今仍未完全平息,此处不表。左宗棠在新疆还需要解决俄罗斯占领伊犁的问题。在西征开始初期,俄罗斯对清军的行动还是乐观其成的,盖因一旦安集延人在新疆站稳脚跟,将可能在英国和英属印度的支持下,向俄军发起反攻,收复其被俄罗斯占去的“地盘”。是以有俄罗斯人卖给清军粮食一事。

    

3.西征军事策略

    

左公以“先迟后速,缓进急战”的八字方针,拉开了军事行动的帷幕。“缓进急战”的策略主要着眼于解决长距离作战条件下的后勤保障问题,“迟”为后勤,“速”为决战。他根据新疆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先北后南”的战略部署,拟首先攻占北疆,收复乌鲁木齐这一全疆要津,作为日后进军南疆和向西收复伊犁的基地。1876年4月7日,左宗棠从兰州移营肃州,准备发起进攻。当时,清军已有部分兵力驻守在哈密、巴里坤、古城、塔尔巴哈台等战略要地,与敌军相持。4月底,左宗棠命总理行营营务、湘军统领刘锦棠率马步25营分批入疆,经哈密前往巴里坤。至此,清军出关总兵力有80余营,约六七万人。清军按先北后南的方针,决定首先收复南北疆的交通要冲乌鲁木齐。

阿古柏得知清军西进的消息,急忙布置防御,令马人得,马明、白彦虎等分守乌鲁木齐、昌吉、呼图壁、玛纳斯、古牧地等地,阻止清军南下;主力部署在吐鲁番和托克逊,阿古柏本人在托克逊督战。其总兵力约4万人。 1876年7月,刘锦棠率所部各营到达巴里坤,并进驻古城,7月底与金顺部在济木萨会合,谋攻古牧地。8月中旬,清军进扎古牧地城东和东北,用开花大炮轰塌坚固的城墙。8月17日,清军经过数天激战,占领古牧地,歼敌近6000人。

 

白彦虎--陕西回乱

  

清代西北诸省是我国回族人口分布最集中的地区,而同治元年(1862年)以前,陕西省又是西北诸省中回族人口分布最集中的省份之一。据《中国人口·陕西分册》,1850年陕西人口总数为1210.7万人,而《秦陇回务纪略》卷1谓“陕则民七回三,甘则民三回七”。所谓“民七回三”亦为大略之数,以此为基础来推1862年以前陕西的回族人口大约有150万——200万。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署理陕西巡抚毕沅在奏折中谈到陕西回民情形时道:“查陕西各属地方,回回居住较他省为多,而西安府城及本属之长安、渭南、临潼、高陵、咸阳及同州府属之大荔、华州,汉中府属之南郑等州县回民不下数千家,俱在巡抚衙门前后左右居住,城内礼拜寺共有7座,其最大者系唐时建立。西安回民大半耕种、畜牧暨贸易经营,颇多家道殷实,较其他处回民稍为体面”到19世纪中叶爆发回民起义时陕西渭河两岸到处都是回回村庄和堡寨,甘肃东部的宁夏至平原千余里,也尽是回族村庄,西部的河州(今临夏)、狭道州(今临洮)、清水、张家川、河西、西宁、大通、民和、化隆、门源等地也都成为回民聚居的地方。

  

中国回民大分散、小集中的居住格局,自形成之时,就于汉族同处一地,由于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的不同,使双方的误解,隔阂日趋加深。特别是西陕甘地区“回汉杂居,俗尚各别,睚眦小忿,本人情所不能无。” 回、汉两族对于这种因习尚绝殊而导致的“龃龉相仇杀,(亦)视为固然者久矣。”咸丰八、九年间,有些县分就发生大规模的回汉持械殴斗的事件。然而,清政府却利用这种矛盾,采取以汉制回的政策,处处偏袒汉人,“凡争论斗殴,无论曲直,皆抑压回民。汉人复持众欺凌,不知回性桀骜,亿万同心,日积月长,仇恨滋深。” 此外,在政治上回民也受到重重压制,“刑部自宪庙以来,屡奉堂官严禁,虽皂卒亦不许一回杂入。” 左宗棠在分折这次战争的起因时亦指出,“陕回之祸由于汉回构怨已久,起衅之故实由汉民。”

  

晚清太平天国起事后,各地都兴起了团练,俗称为勇。清代的勇与兵有严格区分,勇是团练即民兵,兵是正规军。咸丰末年,为了对付太平军,河南巡抚严树森曾招募了六百名陕西回勇往开封协防,事毕后回陕遣散,为陕西团练大臣张芾所留用。适逢太平天国扶王陈得才勾结捻党,在同治元年从河南经由武关入陕西,陕西大乱,这批被征的回勇乘乱散走。一批原籍同州、散伙归家的回勇走到华州(今陕西华县)圣山小张村,有个回勇看上了村边的竹子,主人姓王的园主商定,每斤铜钱20枚。正在砍竹子时,主人的父亲来了。老头得知卖竹子的情况后,觉得价钱低了,想反悔。但是,老头不是责怪自己的儿子不会做买卖,而是诬陷砍竹子的回勇是偷竹子,双方发生了冲突。恐怕谁也没想到,这一冲突,竟然导致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乱。

  

按照当地官府的规定和民间的习惯,一旦发生盗抢案件,有“鸣钟告警”一说。竹子买卖双方发生了冲突,按主人的一面之辞是“偷”而不是“买”,打盗贼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于是,随着鸣钟聚集而来的当地团练,不分青红皂白就大打出手,一下子打死了两名砍竹子的回勇。这一下,麻烦接踵而来。

  

被打死人一方的回勇,当然不服气。但是,这些回勇还算通情达理,他们不是以牙还牙,而是到华州官府去告状,希望官府能主持公道。而当时的华州知州濮尧则认为是回民“越界砍竹”恫吓说,“尔回子与长毛勾通谋反。打死一回即少一贼”不但不追问被告打死人命责任,反将告状的回民重责数百,赶出州衙。并且声言:“向后回伤汉民一以十抵,汉伤回民十以一抵”。(刘东野《壬戌华州回变记》)知州的话语,在传播中,被变成了“打死回民不必经官”,无疑是火上加油。说起来,这些回勇也不是想闹事。地方志记载这次冲突道:“官长不为伸理,且为汉人作主,有打死回民不必经官之谣。当此之时,回民亦俯首帖耳,不为少动。”(《华阴县续志》民国21年本)

  

华州衙门的捕快班头秦英,也是个回民,对知州大人的偏袒极为不满。于是,秦英有心帮这些受了冤屈的回勇一把,他把回勇带到城外的回民村居秦家庄,与村里的回民一串连,打算结队到州衙请愿。至此,回民尚没有反叛的打算。 “亦俯首贴耳,不为少动”,但待到太平军进抵渭南赤水镇,华州团练邀约华阴乡团齐集华州,准备合力堵御,秦家庄回民情愿的消息传开,就变成了“回回要造反”了:“回民将作捻匪(太平军)内应,必先除去内患,然后再堵贼匪。”

于是二华团众,开至华州回民聚居的堡寨棗秦家村,称“回民造反,先行剿洗”,秦家庄被团练血洗,又放火烧毁了秦家村清真寺及周围的回民村庄。事情便越闹越大。华县卷三云:“回族冬春牧羊,践踏田禾,与汉人冲突。咸丰八、九年,械斗尤烈。自回族在圣山砍竹,州牧濮圭又右汉左回,堂谕云:‘汉伤回民,十以一抵,回伤汉民,一以十抵。’快班头秦英,回族也,忿忿下堂,谋变愈急。嗣后华山团长白祥生,合渭邑团长张映兰,缉诛回民十七人于麦田。诛回谍于白泉铺,回民纷纷北渡,秦家寨,也家滩焚烧一空,遂有回族大祸。”

  

此后,渭南的冯元佑带领万人团,“将回村不分良莠,一概剿洗”。华州、华阴团练剿洗了秦家村一带的所有回村,又四处递鸡毛传贴散发:“陕西不留回民,天意灭回,必将回民歼除净尽,回房烧毁不留”这样,汉民称“回回造反”,回民说“汉人灭回”,一场残酷剧烈的民族冲突开始迅速蔓延。

  

据《秦难见闻记》记载:“先是同州(今大荔)所属地方见回即杀。自宝绅格杀勿论之告示出,于是霸桥、斜口、新丰、水沟、蓝田一带,亦如同属”。巡抚令“曹继堂往东劝谕,至斜口见奸民(团练)气势凶恶,截杀往来回民,因谕之曰:‘汝等不享平安,而多杀无辜,此取祸之道也。一旦回民复仇,汝其无噍类矣。’答曰:‘我等众逾十万,粮支数年何怕之有。’

  

五月十六日,清廷派原任江西.安徽巡抚兼陕西总团练张芾携同西安回绅马伯龄,临潼知县缪树本、绅士将若纳,和其侄孙张涛等,前往渭南等处“安抚”,张沛等随带团练20余人,由省城出发,经高陵至临潼,再由新丰渡渭河,于到临潼县境之油房街后,召集回民进行劝谕。结果谈判破裂,回民杀死张芾(张芾是去平抚回民的,却在轿子里放有“剿回”的传帖).于是汉民和回民之间的武装仇杀沿渭河流域迅即展开。

  

关中各县,有的是回民先起来反抗汉民,有的是汉民团练先起来洗劫回民,整个关中东部,处于民族仇杀之中。如渭北的耀州、富平、高陵、同官,是汉民先向回民开刀;而临潼、渭南、同州、大荔、华州、华阴一带,则是回民占了上风。陕西西安、凤翔二府,及其它州县的回民被成县成乡成村的遭到屠杀,有些县城内,所有回民无一幸免.而回军所到之处,也是生灵涂炭,烧杀抢掠,伤及无辜.整个关中地区,在腥风血雨之中.

    

陕西回乱

  

陕西回乱初期有三个中心:一是东府大荔同州一带;二在西安的北部的三原、高陵;三在西府凤翔附近。回民首先在东府大荔县八女井、羌白镇、王阁村和渭南仓头镇发难。之后战火蔓延到渭南、华州、华阴、大荔等州县。接着回乱很快扩大到西安府的临潼、三原、高陵、泾阳、咸阳等县.

六、七月间,西安附近的回民在西安城郊同清军及地方团联进行了激烈战斗,在金胜寺全歼梅锦棠团联。回民军占领六村堡后,团团围困西安城。西府包括凤翔、岐山、宝鸡三县,过去有回回三十六坊,也跟着起义了.其中风翔回军围困府城长达十六个月之久。

  

这样回军自东向西,席卷了整个关中平原,声势浩大,回军发展到三十万人左右。

  

陕西巡抚瑛棨带着绿营兵和团练驻扎在西安城内,被回军所围困。清廷派直隶提督成明率京兵2000赴陕围剿。八月,成明被回民起义军围困在朝邑城内。九月初,胜保为钦差大臣,率步骑8000人,由洛阳入潼关进剿。十二月,清军失败,胜保被清廷赐死,一八六三年一月,清廷又派多隆阿为钦差大臣赴陕围剿.多隆阿原来是一名八旗军军官,因胡林翼的提拔而升任湘军将领(在他麾下的那一部分湘军名为楚勇)清军由东向西对起义军的重要据点发动进攻,在八月间打破了对西安的封锁,把回民赶到了陕西西部。十月,渭城决战后,回军撤入甘肃境内。

     

回军自同、西二府失败以后,分两路撤退,一路经礼泉、乾州而达州;另一路经兴平、户县而达周至。前一路到州后,一部分南下凤翔,与凤翔府的回民联合作战。后一路希望与太平军联合,没有成功。所以最后都到了陇东的董志原。 

        

回军原来有东府十八大营,凤翔三大营,头目基本都是阿訇。到了董志原以后,成立新十八大营。十八大营没有总头目,各自为政,谁也不服谁,形同一盘散沙。

    

为配合西捻军在陕西的军事行动,一八六七年又从董志原大规模返回关中和陕北.进入关中地区的回民军在眉县与西捻军达成协议:西捻军东攻同、朝,回民起义军围攻西安。因西安清军防守甚严,两军联合东进,经咸阳、泾阳、三原、富平,到达同州、朝邑。旋又西进围攻西安,转战蒲城、富平、三原一带。

    

回、捻联合抗清局面形成后,清廷命令左宗棠迅速入陕。左宗棠制定了“先秦后陇”和“先捻后回”的反动方针,妄图把回、捻军消灭在泾渭河之间地区。九月,联军进入陕北,并建立临时根据地,后因双方不能有效合作,西捻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境内,回军又回到董志原。

    

回民军在董志塬转碾三年。在这里,回民仍以务农为主。遇到清兵来攻,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完全是游击战。后来清兵攻势越来越紧,十八大营合并,成立四大营。守不下去了,就向宁夏金积堡撤退,与马化龙回合。

  

甘肃回民首领马化龙不能很好的与陕西回民军合作,陕西回军到后,马化龙心存戒心,回民军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陕回民军向他借粮,粮价涨到三十两银子一斗,直至发生人吃人,狗吃狗的地步,人民饿死病死的无数。正值清兵来攻,马化龙与清军相约:金积堡的回兵以草腰为号,官兵见了不杀,光杀陕回;白彦虎看到这种情况,实难支持下去,就向河州突围,后又转到西宁、肃州、哈密、乌鲁木齐等地,其他大部分回民军在金积堡向清营投降。随白彦虎的部分回军后在西宁又一次投降。第一次投降的回民被左宗棠安插在化平 (泾源)及平凉、静宁南北二塬。第二次投降的回民被安插到张家川和泾源新民乡。(左宗棠对回民实行"剿抚并用"的方针,回民起义军如果愿意放下武器,就地安抚.所以陕西回民投诚部队都被安置在甘肃、宁夏境内.陕西东府回民大体被安插在宁夏泾源三川,在甘肃平凉的大岔河也有一部分.耀州的回民被安插到平凉的北原和南原四十里铺,又一部分到了泾源、凤翔府三十六坊的回民,被安插到平凉的为多,也有一部分到了会宁、渭城一带的回民被安插到平凉的白水、甲积山沟和下阳家。随白彦虎逃到俄罗斯的基本都是西安府的回民,西安府的回民在平凉、华亭县等地也有一部分,在白彦虎沿途经过的地方也安插了一些人)

  

白彦虎

  

白彦虎小名白素,经名穆罕默德·阿尤布。他确切出生年月应该是1840年5月25日,去世的日子是1882年7月26日(他去世的日期及去世的病因在俄国外交部历史档案里有记载)去世时,白彦虎年仅42岁,正值壮年。

关于白彦虎的出生地与籍贯争论最多,说法不一。1956年至1957年,西北大学马长寿先生曾带领助手,对陕甘两省10余县市回族各界人士进行调查。在他们的调查资料中,有关白彦虎籍贯及出身的说法很多:1956年2月24日,西安回民、59岁的惠登鳌说,白彦虎是长安首帕掌的农民;3月25日,西安洒金桥回民马实轩讲,白彦虎是长安叶护壕家的农民;1957年7月6日,平凉回民马长有对调查人讲,白彦虎是咸阳人;平凉回民苏梅轩讲,白彦虎是彬州白吉原人,农民出身;平凉拜长清认为白彦虎是西安人,屠户出身;甘肃径源县吴德正老人(时年96岁)提出白彦虎是西安自家湾人;径源另一回族吴姓老人又提出白彦虎是长安碌靖堰人,18岁就挂了帅。从上述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在马长寿先生的调查中,多数意见肯定白彦虎是西安人,农民家庭出身。这是40年前有识之士及时实际调查出的宝贵见解及史料。

目前,在我国学术界及民间,有关白彦虎籍贯还有两种说法:一说他是径阳人,一说他是大荔人。第1种说法是由新疆马彦虎提出的。1986年7月,马彦虎在新疆伊宁访问了白彦虎嫡孙白万喜老人,得知白彦虎是陕西径阳人,弟兄2人,有5个儿子。白万喜1938年肃反时才从阿拉木图返回中国定居。由于他是白家的第3代传人,青少年时代又在苏联度过(回国时28岁),故他讲的径阳人就为许多学者所接受并广为流传。

第2种说法是由大荔县一位回族老人马喜民提出的。他说小时候听老父亲讲,白彦虎是大荔白家寨人。白家寨一度叫龙虎寨,就是当地回民为记念白彦虎、白彦龙弟兄俩而起的名。

马喜民认为径阳当年不是起义重点,距大荔40公里处白家寨(在羌白与下店之间)有处镇风宝塔,那里是当年起义的中心。他还讲,大荔一带许多回族老人都知道此事。他的讲述没有史料可查,但也算是一种说法。

就白彦虎的籍贯问题,有一份资料十分可贵,即波雅尔科夫写的《东干起义后记》。该书出版年代大早,1901年在阿拉木图出版,已无法找到原著作了;但可喜的是该书手稿现珍藏于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国立历史档案库中。白彦虎第6个孙子几经周折,才获得了这部宝贵手稿的复印件。尽管手稿中错字很多,有些地方也不清楚,但其价值却十分难得。因为波雅尔科夫是当年回族移民定居地七河省省长,他对东干人的历史及习俗十分感兴趣。当年东干人不识俄文,汉字也不会写,故波雅尔科夫的著作就是最早纪录东干人历史的最珍贵的文献史料了。

该手稿第10页上第3部分专讲自彦虎。关于白彦虎出生地点,他这样写道:“还没有充分的资料来确定白彦虎的出生地。一部分东干人说他出生在北京,一些东干人说他出生在西安府王集村。第三部分东干人说他出生在陕西的城固县,因为他的父亲曾在城固当过官。”“有趣的是白彦虎的儿子也说不清其父亲的籍贯。”

根据波雅尔科夫的文字资料,白彦虎出生地就是西安府的王曲村。他的爷爷是农民,他的父亲不是农民,而是一个小官吏。白彦虎的父亲在北京、城固县及西安府都做过官,这可以从白彦虎的青少年经历中了解到一点线索。而且,白彦虎兄长白彦龙曾做过清朝的武举人,年轻时白彦虎也曾在清军中当过兵,这都与他们的家庭背景有关系。白彦虎几个孙子说,他们只记得老人讲,他们老庄子在一条小河旁,河上有座小桥,他们故乡有一座砖木结构的塔。100多年了,他们根本说不清白家的籍贯。白彦虎·六娃到西安来过两次,他只有到别人说的径阳去寻根了。关于白彦虎青少年时代的史料很少。波雅尔科夫讲,白彦虎小时候在北京上过几年宗教学校,但识字不多。还有的东干老人讲,白彦虎根本就不识字,因为他小时候只爱习武,不爱读书。看来第2种说法有问题,因为他总归还是念了几年书,有材料证实,进入俄境之后,白彦虎还带着一些汉字书籍。

据查,白彦虎青少年时代是在北京度过的。1859年,19岁的白彦虎被选为北京一个大区的宗教主管。据白彦虎儿子回忆,当时白彦虎是以全票当选的,这足以证明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在穆斯林中享有很高威望。在该区宗教活动中,他已显示出极强的组织才干。众人评价他办事公正,精力过人。他忠于自己的民族,很少考虑个人。他家常救济穷人。

1861年,白彦虎被征入伍。这时,清军已对反帝反封建的太平军实行残酷的镇压,白彦虎为自己这段历史悔恨不已。60年代一份《苏联回民报》曾刊登一份资料,讲述了白彦虎这段经历。文中讲:白彦虎过俄境后,曾多次向人讲过他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但在清军中干得时间不长,他就返回故地西安府,正好碰上陕甘回族反清起义,他毫不犹豫地投入到这场斗争之中,并坚持战斗到最后,成为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中最坚定的分子及优秀的代表人物。起义时他年仅22岁。直到1882年去世,他的后半生都贡献给了这场反封建的斗争了。

当年曾经见过白彦虎的波雅尔科夫这样描述白彦虎:“他是个中等个子,宽肩膀,身体十分健壮,目光炯炯,反应机敏。他浑身好象有使不完的劲。”“他的脸上有几道伤疤,好几处伤疤互相交错着。这些伤疤不但没有影响他的美观,反而使他更加威武。”“白彦虎穿的是亮黄色丝绸衣衫,属地道的中国款式。他的体形、他的步伐反映出他很有自信心。”“他的目光透出了一种智慧,他的整个外表是典型的中国汉子。他的脸型也很有特点”。

波雅尔科夫从文字上描述了白彦虎的外貌及气质。现在住在营盘的白彦虎第6个孙子六娃家中珍藏着一幅白彦虎水粉画像。从画像上看,白帅膀阔腰圆,浓眉大眼,身披大斗篷,留一长辫子,头戴小白帽。营盘人都说,现任营盘中学校长的白彦虎第3个孙子酷象其祖父。这幅珍贵的画像是家住北京的一位清朝官吏后代保存下来的,1992年由北京一位回族作家转赠给了白彦虎·六娃。六娃从北京返回时,全营盘人都出来迎接白帅的遗像,场面十分隆重感人。据说,这幅画像是当年清王朝通缉榜文上的画像。 

  

金积堡之战与甘乱的平息

  

陕西回乱之初,甘肃回民即纷纷响应。1864年初,陕西回民陆续进入甘肃,回军声势更加壮大。在和清军的反复斗争中,甘肃地区逐渐形成了四个反清斗争中心:马化龙领导的以金积堡为中心的回军地区;马占鳌领导的以河州为中心的回军地区;马文禄领导的以肃州(今酒泉)为中心的回军地区。在回民军的打击下,清王朝在甘肃的统治处在风雨飘摇之中。陕甘总督杨岳斌、刘松山部老湘军在回民军和进入陕西的西捻军联合打击下,一筹莫展,束手无策。

  

1862年秋,宁夏平远所(今属同心)回民马兆元为反抗官府勒索发动起义,汉民也主动参加。不久马兆元被回族上层诱杀,宁夏回民军攻占宁夏府城(今银川市)和灵州城(今灵武),世居金积堡的伊斯兰教新教大阿訇马化龙被推举为抗清首领。马化龙(1810-1871年)系宁夏灵州(今灵武市)人,少时在伏羌马二阿訇和山东金阿訇门下学习阿文和伊斯兰经典教义,学成“穿衣挂帐”为阿訇后,与其弟务农经商,曾捐得千总武职。1849年继任伊斯兰教哲赫忍耶教派第五代教主,遂开始振兴哲派的活动,把哲赫忍耶门宦推向了鼎盛时期。时清王朝政治腐败,施行民族压迫和宗教歧视政。同治二年(1863年)马化龙响应云南、陕西回民反清起义,率灵州一带500堡寨回民起义,自卫保教,成为西北回民反清起义的主要领袖之一。他以“总理宁郡两河等处地方军机事务大总戎”之名,坐镇金积,指挥宁、灵、平、固、秦、伏等地起义军,左右西宁、狄河、肃州及陕回各路大军。

由于杨岳斌对镇压陕甘回民起义没有办法,清政府另派闽浙总督左宗棠任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左宗棠确定了“先秦后陇”的作战方针。

1867年7月,左宗棠率所部楚军近2万人到达陕西,对陕西回民起义军步步紧逼,各个击破,使陕西回民起义军损失惨重。

1868年11月,左宗棠以陕西大局已定,便加紧进行进军甘肃的各项准备,拟定“三路进兵之策”,分三路向甘肃进军:

刘松山率部由绥德西进,直指金积堡,是为北路;李耀南、吴士迈率部由陇州、宝鸡趋秦州,是为南路;左宗棠和刘典率军自乾州经邠州、长武赴泾州,是为中路。其中,北路是重点进攻方向。

金积堡位于灵州西南25余公里,东通花马池,南通固原,西靠黄河,是马化龙部回民起义军的中心。

左宗棠在作好一切准备之后,便大举向甘肃回民起义军进攻。

1869年秋,北路清军刘松山部进抵灵州,9月8日攻占吴忠堡东西的郭家桥。中路清军则由固原、平凉北进,左宗棠进驻平凉,从而形成对金积堡的大包围态势。

在南线,清中路军占领预望城、黑城子、李旺堡等村堡,守卫该地区的陕西回民起义军纷纷向西撤离。甘肃回民起义军马万春部无法阻止清军前进,同心城、韦州堡一带起义回民大部投降清军。中路清军于11月中旬进至金积堡西南秦渠一带,距金积堡仅5公里。

北路刘松山部在中路清军策应下,夺取灵州城,打通了后路,从而完成了对金积堡地区的包围。

从12月起,清军在金积堡外围与起义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清军采取步步为营的方针,相继攻占了吴忠堡周围和金积堡北面的堡寨。回民起义军依托秦汉二渠,挖壕筑墙,步兵凭墙防守,骑兵则主动出击,忽东忽西,不断袭击敌人。12月11日,总兵简敬临率楚军突入回民军阵地,被起义军包围,士卒死伤甚众,简敬临等也被击毙。

但是,起义军的处境非常困难。金积堡东西两面的险要地永宁洞和峡口均落入清军之手。峡口在堡的西面,是黄河青铜峡口,也是秦汉二渠的渠口,永宁洞是山水沟(今山水河)通过秦渠涵洞的地方,秦汉二渠在此汇合,北流至黄河。

1870年2月12日,起义军从河西履水过河,夺回峡口,并打败前来进攻的清军。

与此同时,回民起义军在永宁洞方向也发动进攻。

1870年2月9日晚,起义军千余人从金积堡东南突然进至秦渠南,占领石家庄和马五寨几个村堡,抢修防御工事。石家庄扼秦渠之要。刘松山得知石家庄被占,连夜率部来攻。起义军退至马五寨继续抗击。2月14日,刘松山在进攻马五寨时中弹而死。

清军进攻连连受挫,士气日低,起义军乘机发动反攻。起义军一部由马正纲率领由宁州、正宁进入陕西三水,马朝元也率部由金积堡出宁条梁(今陕西靖边西),两支队伍在甘泉会合,东攻韩城、郃阳。与马化龙有联系的河州、狄道回民军也攻占渭源,直逼巩昌,使甘肃战局为之一变。形势对起义军十分有利。

由于起义军缺乏统一的领导和指挥,各自行动,不能有效地协同配合,所以有利形势逐渐丧失。进入陕西的起义军在清军的追堵下,力量受到很大削弱,只得退回甘肃。在金积堡地区,马化龙对清政府抱有幻想,几次向清军“求抚”,遭到拒绝后,又分兵四出,没有集中兵力给敌人以致命打击,对永宁洞水口的几次进攻也未得手。

起义军的失策,给了清军调整部署的时间。左宗棠一面调兵截击入陕起义军,并奏调郭宝昌进攻花马池、定边,以打通金积堡东路粮道,一面命刘松山的侄子刘锦棠接统老湘军,重新组织对金积堡的进攻。刘锦棠一面加强对永宁洞的防守,一面在黄河两岸夹河筑垒,保护河西通道,并将灵州至吴忠堡之间堡寨逐一攻占。

为从南面进攻金积堡,左宗棠命令黄鼎、雷正绾率中路军夺取峡口,并攻占金积堡西面汉渠内外20余座起义军营垒,直逼金积堡西南的洪乐堡。

在清军的大举进攻面前,起义军毫不畏惧,顽强抵抗。清军付出了沉重代价,才攻下金积堡周围各堡寨。清军在金积堡四周挖掘长壕两道,壕深几米,宽十几米,壕边筑墙,高达丈余,两壕一防堡内起义军突围,一防堡外义军救援。清军沿壕分段驻守,金运昌部驻北面,刘锦棠部驻东、南两面,雷正绾部驻西南,黄鼎部驻西面,徐文秀部驻西北面。

在清军的严密包围下,河州回民起义军派出的两支援军被阻截,金积堡防御形势日趋恶化。

1870年12月31日,起义军粮尽援绝,陈林率部分起义军向黄鼎、雷正绾“求抚”。 6天之后,马化龙亲赴刘锦棠营中请降,表示愿以一人“抵罪”。马化龙及其子马耀邦向清军交出各种火炮56门、各种枪千余杆,并写信向王家疃庄的回民起义军劝降。同治十年(1871年)正月十三日,马化龙与亲属及反清首领共1800余人被清廷残酷杀害。罹难后,清廷将其头颅遍示全国各地达10年之久。教民为纪念马化龙殉难,尊其为“十三太爷”卿同治十年正月十三日被害之意),并在吴忠设立拱北纪念。

1871 年3月2日,清军攻入王家疃庄。金积堡之战遂以起义军的失败而告结束。

金积堡是陕甘回民起义的核心堡垒。金积堡之战的失败,使整个西北地区的反清形势受到极大影响,清军从此掌握了西北地区的主动权。金积堡之战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起义领袖马化龙出身于回族上层,他的反清主要是为了保持和加强其原来的宗教、政治特权和经济地位,并不是要推翻清朝统治,因而没有提出鲜明的政治口号,更没有斗争到底的决心,时时想“求抚”,最终还是请降,这是金积堡之战失败的根本原因。二是起义军没有统一领导,力量分散,形不成强大、集中的打击力量,各部之间的协同也不好。所以往往是各自为战,被敌各个击破。当然,作战指挥上也有原因可找,没有抓住有利战机适时集中兵力夺回永宁洞水口就是一大失策。

清军方面则比较成功。左宗棠针对西北地区的地理特点,制定了正确的作战方针。完成对金积堡的包围后,又成功地使用深沟高垒阻断了起义军的内突外援,迫使处在绝境中的起义军“求抚”。但是,清军的胜利也是付出了代价的。在这次作战中,清军 “死伤山积,屡失大将”,仅刘松山部老湘军,官兵死伤千余人,因伤致残两千余人。

左宗棠承认十多年来“剿发平捻”,所部伤亡之多也没有超过这次作战的,可见清军损失之重。

  

1871年秋,左宗棠进驻安定(今定西),湘军数十营进逼河州,以马占鳌阿訇为首领的回民军沉着应战。在河州外围太子寺一带抢筑坚墙厚垒,配备数百名回族和东乡族、撒拉族的优秀射手轮番狙击,清军伤亡惨重,溃不成军,丢弃大量器械物资。马占鳌鉴于敌我力量悬殊,前途未卜,乃力排众议,乘胜求抚,换得左宗棠的信任。马占鳌、马悟真、马海晏等被编入清军马队。

  

1872年秋,以马桂源、马本源兄弟为首的青海回族、撒拉族武装与白彦虎、崔伟等陕西回民等在西宁以东大峡小峡一带并肩抗击清军的进攻。由于清军进攻循化,西宁回族士绅动摇求和,使起义军腹背受敌,白彦虎北退大通又转向河西,马桂源兄弟退往循化,失败被杀。

  

回族猎户马文禄从1865年起领导肃州(今酒泉)回民坚持自卫抗清,牵制了河西的清军。1873年春,白彦虎由青海退到河西,曾与马文禄协同拒守,由于清军的追击,白彦虎被迫出关,马文禄坚持到九月,援尽粮绝,被迫出降。左宗棠纵兵屠城,结束了甘肃地区最后一役。

   

退入新疆

   

1866年,白彦虎被推选为回民义军十八大营元帅之一,年仅26岁,1868年3月,回民十八营改编为四大营,分别由白彦虎、马正和、禹得彦、崔伟率领。1866年,左宗棠被任命为陕甘总督,1867年又出任钦差大臣,亲率12万清军入陕,并动用了12个省的银饷、5个海关的关税共计白银4000万两,还向英国洋行借了220万两白银,购置大量洋枪洋炮镇压回民起义。此后,与左宗棠斗争最坚决的就是白彦虎。双方人力财力对比悬殊,绝非一个档次。

从1867年8月左宗棠入陕至1873年11月清军攻占陕甘回民起义军的最后据点,在这6年中,18位元帅里有7位战死沙场(马正和、杨文治、张四明、王明章、沙学德、赫明堂、冯君幅),有9位投降清朝就抚(禹得彦、崔伟、余彦禄、蓝明泰、阎兴泰、邹保和、陈林、马生彦、毕大才),马长顺随白彦虎出嘉峪关之后下落不明。可见,1871年12月肃州失守后,18元帅中只留下白彦虎一人了。1873年西宁失利之后,为了民族生存,崔伟、毕大才、禹得彦等实力很强的几支回民义军纷纷投降了清军,有些人甚至成了镇压回民起义的帮凶;但白彦虎却决心抗争到底,不怕孤军作战,表现出一种崇高的革命精神。据史书记载:“西宁、陕西回之就抚也,白彦虎独迁延观望。”“陕西回军领袖崔伟等人降清后,唯白彦虎一起狡黠异常,自知罪孽重大,虑不为官军所容,虽亦托词乞抚,而责其呈缴马械,则迁延发展,观望不前。”这段史料证实白彦虎在西宁失利之后的斗争策略及坚决态度,但其中有一句分析不对,即“自知罪孽重大,虑不为官兵所容”。应该说,白彦虎忧虑的是整个回民起义的事业,忧虑的是他部下的那些广大妇孺老幼。据马长寿调查资料,“在西出嘉峪关之后,有人劝白彦虎投降,他就表示过:“我的头可断,可这些广大老幼将如何?”《苏联回族报》上也提到了在过境前夕的一次集会上白彦虎的同样表态。可见,白彦虎决心血战到底不是只为个人安危,而是为民族生存及移民群体的安危而着想。没有这个思想基础,就没有他那种超人的意志与胆略。

1873年4月,白彦虎亲率陕甘回民军余部进入新疆,后4年便是他一人率军作战。

1874年初,陕甘回族起义军实际上只留下白彦虎一支部队了。当时,左宗棠向北京报告:肃州大捷之后,在西安、敦煌、玉门、疏勒河一带只逃脱7000名回民军。据俄国另一学者讲:“在肃州(今甘肃酒泉)8个月围困中,清军共杀害回民两万人,在西宁杀了9千人,在金积堡杀害回民5万人。”现存新疆图书馆的《伊米德史》上册第86页上讲:“回历1292年(公历1876年),有消息讲从兰州方向串来了大虎、小虎两名赫赫有名的东干(回民)。他们率领三万名骁勇的东干巴图鲁(英雄),进入吐鲁番一带。”看来,进入新疆的仅白彦虎一支队伍无疑,人数在3万以上。据营盘老人对笔者讲,进入新疆的回民义军及家眷总人数在7万-8万。应该指出的是,这时候的白彦虎部队已经是陕、甘、宁、青及新疆回民起义军的联合部队了,还有一些不愿意留在关内受安置的回民赶到了新疆。

西出阳关之后,回民义军十分困难。茫茫戈壁,水源极缺,人烟稀少,沿途死伤人不少。据东干老人回忆,当时为争夺一口水井,义军与清军要经过几番争夺,双方都要死人。沿途也有走不动而掉队的。至今,在酒泉、哈密、昌吉、清水、焉香、巩留、伊宁、霍城一带,仍有些操陕甘方言的回民乡庄,乡庄的人就是当年掉队的回民义军后代。

进入新疆境内之后,陕甘回民军已无战斗力,只有择路逃生,而清军穷追不舍。清朝调集重兵准备将义军倾族剿杀。到1876年初,左宗棠已集结西北各路清军140个-150个营,计6万-7万人,投入一线兵力80个营,近4万清军,从凉州、兰州、海州、哈密四个方向向陕甘义军追来。这时,白彦虎的队伍拖儿带女作战,老少妇孺皆有。据老人回忆,当年义军马背上一边是装娃的背篓,一边是做饭的铁锅。有时饭刚做好,追兵到了,义军将饭锅一掀,用湿泥土一冷却,驮上马背,拔腿就走。他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转战几千公里,坚持了10余年。

至今,中亚营盘老人中仍流传着《白彦虎杀嫂》的故事。白彦虎部队进入新疆之后,由于生态条件恶劣,队伍中伤病员太多,义军人心不稳,情绪低落。当白彦虎部队走到吐鲁番与乌鲁木齐之间的一个驻地时,白彦虎的亲嫂在灶房造饭时大发牢骚,埋怨自彦虎不知要将他们带向何处。她一边往灶里填柴,一边发牢骚。正好白彦虎身佩宝刀走到她身后,旁边一批人为她捏了一把汗。她一见白帅,声更高了,白帅一怒之下杀了亲嫂。白帅目的在于稳住军心,表明宁死不屈,没有退路,只能前进。其兄白彦龙在酒泉中弹身亡,过了不久他又杀了亲嫂。事后,白彦虎三天没吃饭,一个人独自在炕上躺了三天。他后悔,但是为了这批人的生存,为了民族整体利益,军心及军纪此时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没有他这么个统帅,这支特殊的部队很难坚持到最后,也许只能落个石达开式的全军覆没的下场。

  

应该说,从1873年4月起,白彦虎率部进人新疆哈密之后这4年斗争(1873年4月-1877年12月)是难度最大的斗争,也最艰苦。首先是在兵力对比上,左宗棠清军都是正规部队,且装备精良,人数近8万;而白彦虎部“除老弱妇女外,能战者至多不过千”。其次是恶劣的自然条件。“西出阳关无故人,”“出了嘉峪关,眼泪擦不干,”“一川石头大如斗,风吹石乱满地走,”缺水无食,风吹日晒。没有顽强的意志及超人的精神,这支特殊队伍本本无法保存下来。在西逃路上不知病死饿死了多少逃亡者,流落散失在他乡的义军及家眷也不计其数。可以这样说,白彦虎率部西逃求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万里长征,而且是一次特殊形式的万里长征(拖儿带女,马驮车拉,妇孺老幼者多,负伤体弱者众),也是一次特殊条件下(进人边远地区,历史条件十分复杂,新疆多种政权混杂)的万里长征。

 

清军先打驻守乌鲁木齐的白氏集团,既可依托哈密、巴里坤等后方基地,又可阻止俄军继续东侵。加之白彦虎率部逃来新疆后,无心恋战,对阿古柏只是敷衍了事,其战斗力也低于阿部,因此清军先行解决白氏集团实属上策。1876年8月,左宗棠指挥清军发起了北疆战役。 刘锦棠从缴获的敌方信函中得知乌鲁木齐守备空虚,决定除留两营兵力守古牧地外,主力迅速向乌鲁木齐挺进。8月18日黎明,清军出发。守卫乌鲁木齐的马人得、白彦虎未料到清军行动如此迅速,一闻炮声,即弃城向达坂方向逃跑。清军收复乌鲁木齐、迪化州城及伪王城。盘踞昌吉、呼图壁与玛纳斯北城之敌如惊弓之鸟,未等清军进攻即弃城而逃,只有玛纳斯南城之敌负隅顽抗。从9月2日始,清军金顺部会同刘锦棠部,伊犁将军荣全等部猛攻玛纳斯南城,11月6日攻克。至此,北疆地区除伊犁外,所有敌占据点全部克复。此时冬季来临,大雪封山,不便于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清军决定暂停进攻,进行休整,待春天到来再向南疆进军。收复南疆的部署,左宗棠根据敌方情况于1876年11月初即已拟定,阿古柏在达坂、吐鲁番、托克逊三城部署重兵,加强防守,其本人则坐镇喀喇沙尔指挥。左宗棠针对这一情况,提出了三路并进的作战方案:刘锦棠、广东陆路提督张曜、记名提督徐占彪各部克复达坂、吐鲁番、托克逊三城,打开南疆门户,然后乘胜西进,收复所有失地。具体部署是:刘锦棠部由乌鲁木齐南下攻达坂城,为北路;张曜部由哈密西进,为东路;徐占彪部出木垒河,越天山南下,为东北路。张、徐两部协力攻取吐鲁番,得手后,立即攻托克逊。

1877年4月14日,清军经过几个月的充分准备,开始向南疆进军,刘锦棠率主力1万余人及开花炮队由乌鲁木齐南下,16日进至达板外围,乘守敌不备,迅速完成对该城的包围。4月18日,清军打退增援之敌,在达坂域外增筑炮台。4月19日,炮台筑成,清军用开花大炮轰塌城中大炮台、月城和城垛,击中敌弹药库,敌军死伤甚众,企图突围,被清军截杀未逞。敌守军在清军强大攻势面前只得投降,达坂城遂克复。这一战,清军共击毙敌军2000余人,俘敌1000多人。与此同时,张曜部和徐占彪部在盐池会师后,于4月21日克七克腾木,22日克辟展,25日克胜金台,向吐鲁番挺进。

4月26日,刘锦棠部攻克托克逊。随后,张、徐二部在罗长祐部湘军协助下收复吐鲁番。至此,清军三路并进,未及半月即收复三城,为彻底打败阿古柏创造了条件。南疆人民纷纷起义,反对阿古柏的反动统治。阿古柏见大势已去,于5月下旬逃至库尔勒自杀。其子伯克·胡里在喀什噶尔称王,继续顽抗。

1877年9月,清军挟连克三城余威,乘秋高气爽之际,开始部署收复南疆八城之战。刘锦棠率马步32营为前锋,张曜率马步16营为后队,共2万余人,向西挺进。敌守军放弃喀喇沙尔和库尔勒西逃往库车。刘锦棠根据敌西逃库车,立足未稳等情况,决定亲率精兵追击。10月15日,刘锦棠率2000精兵追至布古尔(今轮台),击败敌骑千余。10月18日,追至库车城外,发现大量敌军。刘锦棠在随后跟进的后队到达后,猛攻库车,敌军大败,白彦虎率余部向西逃跑。清军收复库车。

10月19日,刘锦棠继续西进,21日抵拜城,22日在铜厂大败白彦虎军和伯克·胡里军。24日,清军克阿克苏城。26日克乌什。至此,清军在一个月内驰驱1000公里,连克南疆东四城(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

清军的破竹之势,使盘踞在西四城(叶尔羌、英吉沙尔、和阗、喀叶噶尔)的敌军惊恐万分。和阗叛军呢牙斯向清军请降,并主动率兵围攻叶尔羌。伯克·胡里率兵自喀什噶尔增援叶尔羌,打败呢牙斯。但前喀什噶尔守备何步云乘机反正,率数百满汉兵民占据喀什噶尔汉城。伯克·胡里赶忙回救喀什噶尔。何步云派人向刘锦棠乞援。刘锦棠当机立断,决定不待张曜全军到达,便分兵三路前进:一路由余虎恩率步骑5营从阿克苏取道巴尔楚克(今巴楚东)直趋喀什噶尔为正兵;一路由黄万鹏率骑兵6营、张俊率步兵3营,经乌什取道布鲁特边境,出喀什噶尔西为奇兵,约定于12月18日两路同抵喀什噶尔;刘锦棠自率一部经巴尔楚克直捣叶尔羌和英吉沙尔,策应攻取喀什噶尔。12月17日,余虎恩、黄万鹏等部齐至喀什噶尔,当晚一举收复该城。伯克·胡里、白彦虎率残部逃入俄境。12月21日,刘锦棠收复叶尔羌,24日收复英吉沙尔。1878年1月2日,清军克复和阗。至此,新疆全境除伊犁地区外,全部收复。清军收复新疆之战取得伟大胜利。1881年,中俄通过谈判,中国收回伊犁。

清军收复新疆之战,粉碎了英、俄勾结阿古柏侵占新疆的企图,维护了中国的领土主权,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这次战争所以取得胜利,除战争的正义性和新疆各族人民积极支援这一根本原因外,还有军事上的原因。首先,清军的战略方针正确。左宗棠根据西北战场具体情况,提出“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的总的方针,把粮饷的采运、保障和武器弹药的供应放在战略位置加以考虑,使战争准备十分充分,体现了因地制宜、打有准备之仗的原则。事实证明,这一方针完全符合新疆战场实际,是十分正确的。其次,清军的作战指挥灵活机动。左宗棠坐镇肃州,掌握全盘情况,而将前线指挥权赋予刘锦棠。刘锦棠和前敌诸将积极协同,善于抓住有利战机,机断行事,从而在整个收复新疆之战中攻必克,战必胜,势如破竹,锐不可当,充分体现了正义之师的不可战胜。

从敌方来看,阿古柏反动政权的分裂行径遭到了新疆各族人民的一致反对。在清军的强大攻势面前,敌方难以组织起真正坚固的防卫。加上阿古柏对清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又未能事先占领控制哈密、巴里坤等战略要地,在作战指挥上又执行被动挨打、消极防御的方针,这就难以避免被清军打败的结局。

 

4.左宗棠功在千秋

    

左宗棠收复新疆,功在千秋。左公仙逝,徐某挽云:“千载证丹忱,前出师表,后出师表;中兴论元辅,湘乡一人,湘阴一人。”,湘乡(县)一人指曾国藩,湘阴(县)一人指左宗棠。曾左事功虽存争议,但以封建王朝的标准来衡量二人,则此联实不为过。而以左公收复新疆,功犹巨大,堪当后人纪念。左公在新疆大兴屯垦之风,使清廷戍边政策发扬光大,并惠及今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发展实质上只是扩大其规模,完善其布局。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左公柳向后人传递的不仅仅是余荫和春风,更像是表达出中国领土完整的不容侵犯,坚稳如根一样。

    

5.异邦血脉

    

在清军的追击下,白彦虎率部属约3300余人,退至中亚楚河一线,即今哈萨克斯坦与吉尔斯坦两国交界处,定居下来。此前不久,已有甘肃籍起义回民约1200人由新疆乌什进入俄境。此后,又有吐鲁番一带起义回民约1800人经喀什噶尔西北乌恰逃入俄邦。稍后几年,复有伊犁地区回民约4700人陆续前来俄境。中国回民在异邦的土地上艰难地生存了下来,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繁衍生息。他们聚族而居,以蔬菜农业为主,兼营畜牧,如今人口已达12万余众,被当地人称为“东干人”。据称,如今90%以上的“东干人”仍然使用着陕甘方言,--- 新疆的许多回民原本就是来自陕甘,尽管他们已经完全看不懂中国文字。“东干人”用俄文字母对陕甘方言进行拼写,创造出了一种新型的汉语拼音文字 ---“东干文”,其中也吸收了一些俄文和突厥语的词汇。

    

有考究者披露,“东干人”至今仍然保留着许多清末西北特有的土话,他们称政府机构为“衙门”,称政府官员为“大人”、“头子”,称商店为“铺子”,称妇女为“婆娘”,男孩叫“娃娃”,女孩叫“丫头”等。

    

如今,120多年过去,时光似乎已经冲淡了仇恨。那原本就不是人民之间的仇恨。是统治者们伤害了人民!据说,现在“东干人”对自己血脉的来源地中国依然充满了感情,他们称中国为自己的“舅家”,对中国人热情友好。笔者由此想,当恩仇泯灭,他们何尝不可以成为当今中国加强与中亚人民联系的桥梁?

    

一位名叫“黑雅尔”的“东干人”,写下过这样一首“东干文”诗歌:《啊,贵重的客人》,描写了自己对故国浓烈的感情,读来不禁令人动容:

 

新疆建省始末以及其历史意义

1884年(光绪十年)11月19日,清政府颁发上谕,任命刘锦棠为新疆巡抚,魏光焘为新疆布政使,标志着新疆省的正式建立。新疆建省是中国边政史和新疆近代史上一件意义深远的重大事件,甚至有学者认为,“这一制度的革新成了中国边疆史上的里程碑”。对于新疆建省,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早在民国时期,一些相关论著中就有所涉及。1949年以后大陆学者中更不乏关注者。台湾也有一些学者进行了探讨。但是,近年来仍有部分学者未充分注意前人的研究成果,甚至有学者做出了“对于新疆建省,史学界很少论及”的判断。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新疆建省研究做一学术史的梳理,希望对推进和深化这项研究有所助益。以前虽有学者对此做过介绍,惜乎过于简略,难以反映相关研究的全貌。

新疆建省的酝酿

如果把新疆建省分为酝酿、筹划、实施和完成四个阶段的话,龚自珍、魏源等提出建省之议,应为新疆建省的酝酿阶段。 1820年龚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议》中首次提出新疆建省问题,堪称新疆建省的奠基人。有一些学者对此加以研究,并给予高度评价。有学者指出,“能够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大胆地提出‘夺伯克之权’,在新疆全境推行郡县制,龚自珍确是第一人”。龚氏《西域置行省议》和《御试安边绥远疏》的最大贡献在于“用历史发展的观点分析了在新疆建省实施行省制度的必然性,从发展生产、保卫边防、维护国家统一等几个方面,论证了新疆建省和移民实边的必要性”。有论者谓,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是当时“一个比较全面、具体、有价值的、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的有创见的符合历史要求的建省方案”。

其“基本构想是推行郡县制代替军府制,称民实边,巩固国防,缓解全国人口过剩问题;变屯田为世业,使客丁成编户,革新社会制度,废除缺乏活力的兵屯经济,完成由农奴徭役制农村经济向封建租佃制经济的过渡,把新疆建省与社会改革联在一起。” 有学者全面探讨了龚自珍的新疆建省计划。他首先指出,龚自珍关注边政问题,除了家学的影响外,还与当时的时局有密切关系。龚氏反对弃疆之说,鼓吹移民屯垦,“不单是清朝第一个建议在新疆建省的人,也是第一人提出新疆省具体行政建置方案的人”。他把龚氏提出的方案,与乾隆年间管治新疆的规划,光绪年间左宗棠、刘锦棠等的建省计划和宣统《新疆图志》所载光绪时期最后议定的新疆政区进行比较后指出,龚氏的方案谋划甚精,特点突出:(1)龚氏议建的基层政区有50县3州,比左宗棠、刘锦棠所议设和光绪建省后所实设的州、县、直隶厅总数都要多1/3到1/2;(2)龚氏十分重视新疆的战略地位,其关于把临近北边俄罗斯境的塔州和临近西边浩罕、布鲁特的吐蕃(乌什)、砖房(喀什噶尔)建为直隶州,将西北的伊犁划分为东西两府,合设8县,伊东府为总督驻所等项建议,均是卓有远见之论;(3)龚氏深知乾隆利用札萨克和伯克制来笼络新疆蒙、回各族的苦心,所以在计划中对他们的出路做了周密的考虑和安排;(4)左宗棠、刘锦棠的计划意在安内,藉保蒙古、陕西、山西以卫京师,而龚氏的计划则意在进一步拓边,“通西海”,抱负更为宏大;(5)乾隆制定的治疆政策,强调回、汉隔离,对汉人到新疆经商多所限制,更防止汉人前去屯田,龚氏则建议移民实边,屯田兴农。

至于魏源,有学者注意到,“他先后撰《西北边域考》及《答友人问西北边事书》等著作,倡言新疆改设行省”,并在《圣武记》中明确提出“列亭障,置郡县”之议。学者们对龚、魏的新疆建省主张评价颇高。有学者赞曰:龚自珍的建省之议“是涉及当时新疆行政制度的重大改革,有利于社会进步的重要主张。对新疆历史与现状缺乏深入的研究,没有一点革新精神的人,是提不出这样精辟和独到的见解来的。”“龚、魏主张在新疆改设行省、置郡县思想的核心是开发新疆,增其财富,加强新疆与内地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从而巩固边防,有效地抗击外国的侵略。它洋溢着爱国主义的激情,反映了剧烈变动时代的要求。”

新疆建省的原因

龚、魏的新疆建省之议并未得到清廷的重视,有超前意识的先行者总是孤独的,所谓曲高和寡,应者寥寥。龚自珍曾赋诗预言云:“五十年后言定验,苍茫六合此微官。”实践证明,龚自珍是一位极有远见的智者,他的建议最终在60多年后的1884年得到了实现。因为半个世纪后的中国和新疆,形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建省的主张有了更为现实的需要,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和支持,清廷也不得不面对现实,改易祖宗成法。总体来说,新疆建省与当时中国边疆面临的内忧外患密切相关。边疆危机下的“海防”与“塞防”之争,可以说是新疆建省的一个远因,在此不赘述。关于新疆建省更直接的动因,学者们从若干侧面进行了探究。有学者强调边疆危机对新疆建省的推动作用,认为自19世纪20年代起,清政府在西北地区遇到严重的边疆危机,内忧外患纷至沓来,既“显示出清王朝的腐朽,也暴露出其传统的边疆治理制度的严重弱点”,“迫使清政府对其边疆治理政策进行高速,对边疆行政管理制度加以改革”,新疆因此得以建省。

另有学者也认为,19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新疆“出现的长达20年之久的疆土危机,是促成清政府在新疆设行省、改郡县的根本原因”。有学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新疆建省的原因:(1)清政府在新疆设立的军府制对地方行政不重视,无治民之官,又无统一的政府,各地王公伯克各行其是,对农牧民大肆盘剥勒索,加剧了清政府与各族人民之间的矛盾,这就需要一种新的体制以改变新疆的地方行政管理;(2)新疆的地理位置和当时面临的形势也需要一种新的行政建制,来增强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能力;(3)从清政府粉碎阿古柏侵略后的现状看,也迫切需要解决新疆的行政建制问题。有学者强调军府制的消极因素,认为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新疆生产的发展,旧的军府制度的弊病逐渐暴露出来,对外,军事力量渐趋衰弱,无力抵御外来侵略,在沙皇俄国、浩罕等对我国西北边疆的侵略中无所作为;对内,造成各地王公伯克势力的膨胀,占据大批土地和农奴,既阻碍着中央政令的推行,又阻碍着生产的发展。新疆建省问题由此摆到了清政府面前。有学者注意到新疆建省的内在动因,认为建省是“新疆与祖国内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长期交往的必然结果,是新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此外,左宗棠收复新疆后,汉人大批进入新疆,“使原来孤立的回疆社会文化发生了相当的变化”,种下了新疆建省的“因素”。


左宗棠与新疆建省


新疆建省进入筹划阶段,左宗棠功不可没。有学者指出,左宗棠早年曾读《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等书,留心边疆问题。1833年,22岁的左宗棠赴京参加会试落选,作《燕台杂感八首》,其中“有一首诗呼应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可见左宗棠在当时就“早早意识到新疆该建行省,该兴屯垦”。论者还注意到左宗棠对龚自珍的继承性,认为左宗棠《遵旨通筹全局折》和《复陈新疆情形折》从防止沙俄的侵略,改革新疆的政治、经济,加强西北边陲的国防,节约国家的开支立论,阐述新疆建省的重要性和必然性,并把收复伊犁和改建行省统一考虑,反映出左氏“关于新疆改建行省的理论,是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安边绥远疏》的有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有学者更明确指出,左宗棠是在“龚、魏影响下,于一八七七年提出新疆设县建省问题,新疆建省由酝酿跨入了筹划阶段”。也有学者认为左宗棠早年有新疆建省构想,是受了“林则徐之影响”。还有学者指出,左宗棠一生中最值得后人称许的有两件事,一是创办福州船政局,制造船舰,加强海防,二是收复、开发新疆,巩固西北塞防,“两者都明显地受到了林则徐思想和行动的影响,可以说是对林则徐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实践”。早年对西域的关注,为左宗棠后来收复新疆奠定的思想和知识基础。当他大权在握,可以一展鸿图之时,酝酿已久的建省之议再次浮出了水面。在1875年致友人的信中,左宗棠提出了在新疆“立省置郡县”的问题。 1877年,左宗棠正式提出建省之议。有学者指出,左宗棠在1877年的《遵旨通筹全局折》中,“不仅阐述了保卫新疆的重要意义,而且第一次正式向清廷提出了新疆设置行省的建议,为清政府的正确决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在西征过程中,积极采取措施,遣返难民,屯田垦荒,改革征收田粮的旧制度,厘定币制,筹设铁工厂,修筑道路,修筑城墙,把军事斗争与政治、经济、军事建设以及收复伊犁、开置行省等互相结合进行,“做到了成竹在胸,环环相扣,为新疆建省铺平了道路”。

左宗棠督办新疆善后成功的主要原因有:(1)他本人以耕读起家,富有实干精神;(2)他有一支吃苦耐劳,能战能耕的骨干队伍;(3)他把善后事宜和开置郡县统筹考虑,避免了军府制度的弊端;(4)新疆各族人民摆脱了混乱局面,在善后事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5)他注意推广洋务,以促进近代工业的生长。有论者总结了左宗棠提议建省所持的理由:(1)改设行省有可治之民;(2)改设行省可奠定长治久安的基础;(3)改设行省可节省军饷。有学者对左宗棠关于新疆建省的思想和筹划进程进行了探讨,认为“维护西北边防的安全是左宗棠主张在新疆建省的根本出发点。他在这方面的一切部署,从政治、经济到边事,都是为这个根本目的服务的。”有论者对左宗棠的培养和提拔人才对新疆建省的意义做了阐发,指出经他选拔的重要官员不下10人,诸如刘典、刘锦棠、张曜、杨昌濬、谭钟麟、魏光焘、陶模、饶应祺、祝应寿、陈宝善、徐占彪、刘璈等。他们“新疆建省中起了重要作用。刘锦棠、魏光焘、陶模、饶应祺出任前四任巡抚;杨昌濬署理过陕甘总督,谭钟麟接杨任陕甘总督,张曜督办新疆军务。他们是新疆建省中的中坚人物。如果没有他们,新疆建省很可能夭折。”学者们对左宗棠在新疆建省中的作用评价较高。有学者指出,左宗棠最先制定出处理新疆问题的基点,即收复新疆与改设行省是处理新疆问题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他最早提出改设行省是为了更有效地抗击沙俄和英国的侵略,捍卫国家领土的基本方针;他屡次抗疏力争,终于使清廷原则上同意在适当的时候设新疆行省。

他“不畏艰险、苦心经营,筹划、实施新疆善后事宜,为新疆建省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他从新疆民情、社情出发,较为合理地设计了新疆行省的蓝图;他凭其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成功地收复了新疆,为新疆建省创造了客观条件。”更有论者赞曰:左宗棠对于新疆“一意主张收复,一意主张建省,终于贯彻实现。这一个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成功,实在是周、秦、汉、唐所创见”。左宗棠“堪称新疆建省的倡导者、推动者、设计者和奠基者”,他在新疆建省中的功绩,“永垂于中华民族边疆建设史上”。


刘锦棠与新疆建省


到了新疆建省的实施阶段,刘锦棠发挥了重要作用。有论者谓,刘锦棠在1882年9月的奏折中,“以自己在新疆七年之久的实地调查,不但指出了在新疆建省的必要性,而且说明了在新疆建省的必然性,并比较切合新疆实际状况地提出了建省的具体实施方案”。建省前,刘本着“设立行省当从州县办起”的原则,首先在南疆设立了道、府、厅、州、县各级统治机构。1883年,刘又在北疆任命了一批地方官吏。建省后,刘锦棠等人继续进行这项工作,为建省做出了贡献。有学者指出,在新疆建省及其建署最后完成的过程中,刘锦棠做了大量的工作,因此我们“绝不能忽视新疆建省的最终执行者和完成者——刘锦棠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此外,建省后,他作为首任新疆巡抚,为完善新疆政权建设,恢复和发展生产,“长期操劳,建树尤多”。

有学者考察了建省后刘锦棠的作为,首先是采取措施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主要有:(1)裁兵屯田——将清军中一部分老弱兵丁裁汰下来,拨给土地,令其耕作;(2)遣犯屯田——发遣内地绞罪减流人犯,到新疆开荒种地;(3)移民实边——吸收内地农村中破产的农民来新疆务农。这些屯垦措施对恢复新疆社会经济起了重要作用。其次是兴办文教。第三是边防建设。[44] 还有学者对左宗棠与刘锦棠在新疆建省方案上的分歧做了分析:左的方案是新疆设行省,督抚并设;将新疆划为北南两路,北路以乌鲁木齐为中心,为总督治所,南路以阿克苏为中心,为巡抚治所,下属厅、州、县近30个。刘的方案是仿照江苏建置大略,添设甘肃巡抚一员,驻乌鲁木齐,仍受陕甘总督节制,管辖哈密以西南北两路各道厅、州、县,并请赏加兵部尚书衔,俾得统辖全疆官兵;设甘肃关外等处地方布政使一员,随巡抚驻扎;旧有镇迪道,援福建、台湾之例赏加按察使衔,令其兼管全疆刑名、驿传事务。“应该说,刘锦棠的建省方案较之左宗棠的相关方案要更为切实、可行。经过慎重考虑,清廷最终批准施行的是刘锦棠的建省方案”。

另有学者也指出,刘锦棠提出的改郡县设官制的方案,比左宗棠“奏拟设立各官,稍为简省”,“比较切实可行”。有论者对新疆建省前后左宗棠和刘锦棠采取的主要措施做了梳理,主要有:(1)整顿吏治,废止伯克制度;(2)肃清残敌,加强边界防务;(3)安民薄赋,发展农业生产;(4)尽地之宜,兴办蚕桑渔牧各业;(5)恢复传统工艺,试办现代工矿企业;(6)发展商业贸易;(7)改革币制税政,增加财政收入;(8)整修驿路,增办近代交通邮电事业;(9)发展教育卫生事业。论者称赞道,左、刘等人“审时度势,抓住西征胜利的有利时机,争取朝廷的批准,赢得民众的支持,抵制各种反对意见,谨慎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新疆建省这一酝酿已久的大事得以完成,促进了新疆社会政治、经济发生不可逆转的重大变化,对巩固国防,维护祖国统一,产生深远影响。”


新疆建省的影响和意义

    

新疆建省是新疆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学者们从各个方面对此进行了探索。有学者认为,1884年新疆建省,虽与龚自珍的建省和社会改革的设想“有很大的距离”,但“新疆省的建立,对于防止外国侵略者与本地民族上层反动头人的勾结,增强国宝的统一,便利国内各民族人民的交往,恢复和发展新疆经济等方面,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的”。有学者认为,新疆建省“加强了我国从秦以来形成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统一和团结”,理由如下:(1)建省后全疆设道府州县,在行政建置上与内地完全一致,使全国在行政管理上进一步统一起来;(2)建省后将原来以军府制为主体的多元化的行政体制,改为单一的郡县制,使军政大权归于巡抚;(3)建省后原有的札萨克和伯克制度得以废除,地方一切行政归地方官管辖,进一步加强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4)建省促进了新疆和内地的联系,为新疆的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具体体现在下述方面:挖井修渠,招民屯垦,使生产迅速恢复;修筑道路,增开邮局,铸造钱币,促进交通和商业的发展;设厂开矿,改革生产技术,促进生产发展,抵制俄英侵略。对于建省后伯克制和札萨克制的变化,有学者的看法有所不同,认为建省后“逐步取消了伯克制,札萨克制统治则大大削弱了”。

有学者谓,新疆建省是新疆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是新疆行政体制方面的一次重大变革,对于提高新疆的政治地位,维护祖国的统一,对于新疆增加抵御外来侵略力量,加强各民族间的往来和团结,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有论者这样评价新疆建省:(1)“进一步削弱了地方封建割据势力,实现了新疆与国内其他各省行政制度的统一”,对于“防止帝国主义侵略者与地方民族上层中的反动头目相勾结、制造分裂阴谋,煽动分裂叛乱”,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都具有积极意义;(2)消除了其他各省人民“前来开发边疆的人为壁垒”,关内民众大量移居新疆,对于恢复和发展遭到破坏的经济、对于保卫祖国西北边防,都想了重要作用”;(3)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内地民众移居新疆,“对于促进新疆地区反帝反封建斗争、对于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有学者指出,太平天国起义在13年后才波击到新疆,而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在一年之内就传播到了新疆,“事实雄辩地说明,新疆省的建立,使西陲边疆各族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同内地人民的斗争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时论说到边疆危机,往往指责慈禧对外妥协。这一说法不合事实,请看:日本侵略琉球,转而侵略台湾,慈禧对琉球确实没有足够保护,但对本国台湾却指示刘铭传坚决抵抗,终使日本不能得逞;法国侵略越南进而窥视云南,慈禧暗助黑旗军抗法,宣布对法战争。最后,承认法国保护越南却不肯割地赔款,《中法条约》是历次条约中对中国损害最轻的条约;英俄企图通过阿古柏军的入侵而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慈禧坚决反对,命左宗棠平定新疆,保住了清皇朝版图中最大一块领土。为收复伊犁,慈禧指令崇厚赴饿谈判,订约后又不满崇厚失地太多,改派曾纪泽使俄,终于从虎口中夺回大部分领土。

日本发动中日甲午战争,她一开始就倾向主战,骨子里却主张列强调停,本意是无法战胜日本而希望依靠“以夷制夷”取得体面和平。只是打不过日本而不得不求和,在弱国无外交的情况下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

事实俱在,能说她在边疆危机中一味妥协卖国吗?哪一个统治者甘心把国家领土白白送人?慈禧之所以不惜动武,根本上是为了保住领土,不愿在自己手中割去土地。历史对慈禧的指责,丛集在权欲、专制、暴戾、卖国、腐败等方面,这些大多是缺乏知人论世,、实事求是的,从而构成了对慈禧的妖魔化。

这些指责出现的历史背景,主要在戊戌维新失败到辛亥前后,解放后更甚。造成妖魔化的原因,一是康梁出于保光绪的需要,而攻其一点;二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出于反清需要,而大造反满舆论;三是解放后在阶级斗争影响下,出于对地主阶级头子的批判,需要一棍子打死。

我们看待一个历史人物,特别是一个问题人物,应该要采取实事求是、知人论世的态度,千万不要简单化、片面化。

天下第一女人”并非我们想象中那般,只知道卖国求荣,她也想抵抗和保卫中国。

 

光绪十一年(1885年)7月27日清晨,74岁的湘人左宗棠停止了最后的呼吸。这个拥有“二等恪靖侯、东阁大学士、太子太保、一等轻骑都尉、赏穿黄马褂、两江总督、南洋通商事务大臣”等七个头衔的硬汉,是在福州北门黄华馆钦差行辕任上去世的,这意味着大清王朝最后的顶梁柱倒下,退出了历史舞台。

曾国藩评价左宗棠说“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为国尽忠,亦以季高为冠。国幸有左宗棠也”。左宗棠有着卓越的战功,最大的贡献是收复新疆之战。新疆之战,为中国保住了一百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被称之为晚清对外战争唯一胜仗。因此,梁启超先生说左宗棠为“五百年来第一伟人”!

清同治三年(1864),中亚细亚的浩罕国将领阿古柏侵占新疆,攻占南路八城,不久又占领了北路的乌鲁木齐和伊犁地区,并于同治六年悍然宣布成立“哲德沙尔汗国”。沙俄趁火打劫,于1871年7月上旬,越过边境,侵占了伊犁九城地区,“设官置戊,开路通商,晓示伊犁永归俄辖”,并对清政府谎称“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并向准噶尔盆地渗透。

当时,日本入侵中国台湾,东南沿海防务也十分紧张。西北边疆和东南海疆同时告急,必须在“海防”与“塞防”之间作出优先抉择,引发了清庭一场“塞防”与“海防”之争。

对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主张放弃新疆的观点,左宗棠力表异议,指出西北“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力主收复新疆。在左宗棠的坚持下,慈禧最终采纳了左宗棠的建议。

此时的左宗棠已年近花甲,西征除了与高度的民族责有关外,还与林则徐有着历史渊源。

因为禁烟运动,林则徐被清政府发配到新疆以取悦列强。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林则徐才接到皇帝赦免诏书,得以离开哈密,踏上东归之路。“格登山色伊江水,回首依依勒马看”,林则徐对新疆是有着强烈的感情的。

一个在新疆,一个在湖南,林则徐和左宗棠是怎么相识并得以相知的呢?林则徐是从自己的知己好友、两江总督陶澍的女婿胡林翼那里了解到左宗棠的情况的。胡林翼称左宗棠为:“近日楚才第一。”向林则徐大力推荐左宗棠。而左宗棠对林则徐更是仰慕已久。“心神依倚,惘惘欲随”。

公元1850年1月3日,这一天被史书称之为“湘江夜话”,林则徐和左宗棠终于有机会得以相见。此时的林则徐已六十有余,途经湖南时,派人把左宗棠找了来。两人年纪相差27岁,却一见如故,畅谈治国方略,纵评天下大事,相见恨晚,结为忘年之交。

林则徐还预见俄国将成为中国的边疆大患,谈及他对新疆地理的观察,俄国在边境的政治军事动态和自己的战守计划,并将在发配新疆期间的材料、战守计划以及沙俄在中国边疆的政治、军事动态,悉数托付左宗棠,并说:“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以吾数年心血,献给足下,或许将来治疆用得着。”临行前,林则徐还说:“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他日西定新疆,非君莫属。”

巧的是,27年后,左宗棠冒着千里戈壁的风沙酷暑,怀揣着林则徐给他的作战方略和地图,抬着那口木棺,破釜沉舟,孤注一掷,真的义无返顾地走进了新疆。

收复新疆的战争是没有退路的。光绪六年(1880年)六月,69岁高龄的左宗棠在新疆部署兵事,出肃州抵哈密坐镇,命令三路大军并进,彻底击溃了阿古柏残余势力,收复大片国土。左宗棠的大营驻扎于西河坝旧名孔雀园的地方(即今之市运输公司、市修造厂处,“大营门”这个地名即源于此)。“大营状如城郭,与新城相对峙。由是街道大兴,商随营集,平碛构卢,店舍鳞比,市镇喧阗,百货衔属辐辏,实为从来未有之盛。”左宗棠在新疆期间,曾大力兴办屯垦业,其功绩遗泽至今。

1881年初,中俄《伊犁条约》签定,中国收回了伊犁和特克斯河上游两岸领土(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和北面的斋桑湖以东地区却被沙俄强行割去)。这是晚清历史最扬眉吐气的一件大事,是晚清夕照图中最光彩的一笔,也是左宗棠最辉煌的记忆。浙江巡抚、左宗棠的老友杨昌睿在清廷恢复新疆建省后到西域,看见处处杨柳成荫,人们安居乐业,生活得其乐融融,吟了一首《恭诵左公西行甘棠》:“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在左宗棠曾走过的那条西征路上,至今还可以看到“左公柳”在飘扬。



*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

作者:公仆之仆


从1840年到1900年,清末中国对列强的战争几乎都是惨败,而唯有在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中国在数个战场却能获胜,顶住了法国在海战和陆战的进攻,获得了胜利。当然这个胜利也是非常有限的胜利,陆战中国胜,海战还是法国胜,因此最后谈判后签订的那个条约,当然还是李鸿章签订的,就是中国从越南撤出,越南归属法国,而法国从澎湖撤出,也放弃封锁台湾。

 

虽然是有限的胜利,但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胜利了,一是,中国第一次在对列强的战争中没有割地赔款,也没有损失太大,仅仅是失去了属国越南,而越南那个时候已经被法国基本占领,各大主要城市和90%的地盘都已经在法国手中,中国陆战的胜利,其实也仅仅是在中越边境上的胜利,即镇南关大捷,是一个自保性的,反击性的胜利。但是,法国由于战争失利,其当时的内阁政府倒台,法国也颜面大失。但法国也有所得,得到了越南。

 

很奇怪吧,在1885年以前,中国在与列强的战争中是不堪一击。在1840,第一次鸦片战争,在1856-1860有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打进北京,还火烧了圆明园,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割让九龙,赔款英法各800万两。第二次鸦片战争对清政府的刺激更大,原因是清帝国的首都北京失陷,皇帝的园子被抢劫和焚烧。而且在天津到北京途中的八里庄战役中,清军还在被英法联军屠杀,几乎没有还手之力。英法联军与清军的作战,联军有近2万人,清军有10万人,1:5,还是打不过。那么何以在1860年之后20几年的时间,中国的陆军就可以与列强之一法国一战了呢?中国在这20年间发生了什么变化吗?

 

当然,变化就是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的崛起,而且中国已经开始了洋务运动。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李鸿章的北洋舰队,但在中法战争以后,由于有了台湾和马尾的教训,中国就开始搞北洋舰队了。

 

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中法大战,是对崛起的湘军和淮军的的一个检验。这个实战的检验已经证明,中国那个时候的军事变革还是非常的成功的,而且那个洋务运动也是对头的。

 

应该说,法国的战力比英国人要稍弱一些,而且,法国在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刚刚败于德国,士气受到一定的打击。但,法国毕竟是老牌的帝国,其军事实力还是非常强大的。

 

中法大战分为几个阶段,而且还分陆战和海战两块。先是陆战,战场在越南的北部。法军一路从南到北打过来,占领了西贡,顺化,河内,与越南的皇帝签署了一系列的条约,意思就是,法国要做越南的保护国,中国要退出。因为在清代,越南还是中国的属国,有宗主国与属国的关系,与中国与朝鲜的关系一样。在越南北部,中国军队一开始是失利,山西北宁一线失利,退守凉山,老街一带。然后中法在天津就签订了一个《中法简明条约》,还是李鸿章签订的,看来李是签约专业户了。条约的意思就是中国军队要退到边界,开放边界的几个地方通商,承认法国是越南的保护国。但有意思的是,李鸿章耍了一个滑头,搞了一个条约的法文本和中文本,两者的词语的意思略有不同,至少是有些歧义,时间表也没有定。

 

而当法军继续进军的时候,发现中国军队还在凉山和老街一带,而且还前出凉山100里。但李鸿章解释说,凉山一线已经接近中越的边界线了,中国不能再退了。而法军还是进军,结果就开始打。这个时候,是李鸿章的淮军大将潘鼎新为广西巡抚。而朝廷内部刚刚发生了一个大地震,清流派的内阁大员都被慈禧太后给轰出去了,也就是恭亲王一系的人马。左宗棠进了军机处,而左宗棠一直是非常强硬的。淮军的另一员大将刘铭传被派到台湾任巡抚。台湾那个时候刚刚觉得有些重要,因为在1876年,日本进攻台湾,因此台湾的地位就重要起来,朝廷就准备在台湾建省。台湾里面派系林立,有湘军,有楚军,楚军是左宗棠派系的,是湘军的变种,还有淮军。

 

中法的第二次陆战是在一个叫观音桥的地方,中国取胜。法国大怒,认为中国人没有遵守条约,因此在上海开始了一个谈判,中国是派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去的,法国要中国赔款3500万两,被曾国荃拒绝。于是,战场就转到了海上。先后有马尾海战,台湾基隆和淡水之战,还有浙江宁波镇海之战。马尾海战,法军大胜,南洋水师全军覆灭;基隆和淡水之战,互有胜负,刘铭传打的非常艰苦,但一直坚守淡水,没有后退,法军也没有办法。刘铭传的军队总人数只有不到35000人,法军有近20000人,其比例不到2:1,刘铭传能与法军对抗而战至平局,非常不易。基隆淡水之战,中国方面伤亡10000人,法军伤亡2100人。后来法军占领澎湖,封锁台湾海峡;镇海之战,法军败退,其统帅海军中将孤拔的旗舰被击伤,孤拔受伤,后来死掉了,有说是受伤而死,有说是生病而死。

 

在1885年,战场又转回到陆上。这个时候,两广总督张之洞到任,调湘楚系的老提督冯子材为主将。冯子材以13000人,对抗法军2000人,6:1的比例,在镇南关用诱敌深入的计策,打了法军一个埋伏,大胜,法军死亡1600人,一路败退,清军一路追击,收复凉山老街,并准备进军河内。此役,中方阵亡4000人。

 

后来李鸿章出来,见好就收,与法国签订一个条约,《中法新约》,承认法国为越南保护国,中国退出越南,而法国也放弃澎湖,解除对台湾的封锁。左宗棠听说李鸿章签订了这样一个条约,大骂李鸿章是千古罪人。其实,李也没有大错,因为陆上中国略占优势,也就是一个自卫反击战而已,越南的大部领土已经被法国占领。而海上还是劣势,各退一步,也就是那个结果。

 

中法大战后,中国陆军的军事改革已经见了一定的成效,海军还是比较弱。在此之前,李鸿章就上过一道折子,意思是筹建海防,建立三大海军,当时朝廷还在犹豫,何况李鸿章和左宗棠还进行了一场很大的争论,就是海防和塞防谁为重要和优先的问题。在中法大战后,由于台湾的地位非常重要,中国在马尾还大败,因此朝廷就同意了李鸿章的建议,开始筹措建立北洋舰队。

 

有一个问题是,在1885年的时候,中国陆军,无论是淮军湘军楚军,都可以与列强之一的法国陆军一战,可是到了10年后的甲午战争,在陆战上,淮军如何就不敌日军了呢?淮军的战斗力会下降的那么快吗?笔者认为,对日军的失利,主要还是战略上的失误。

 

在中法大战中,中国没有坚持保有属国越南,而是将军队摆在中越边界,前期作战,只是利用刘永福的黑旗军与法军周旋。刘铭传在台湾也是以防御为主,在兵力部署上,也是尽可能的多一些,台湾之战,不到2:1.,镇南关之战,几乎是6:1,这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在中法战争中,中国一直是谨慎对待,兢兢业业,而且中方虽然是宣布与法国开战,可惜宣战的时候,没有其他国家的领事到场。而法国方面,一直没有对中国宣战,打的几次海战,其目的是为了得到中国的赔款。

 

甲午战争,中国方面在战略上犹豫不定,前后不一,是保朝鲜还是放弃,一直犹豫。在是否出兵朝鲜也犹豫不定。因为中国与日本此前有一个条约,就是,朝鲜如果有事,如果中国不出兵,日本也不能出兵。因此,中国战争前期的准备问题很大。因为,或者就不出兵,这样日本也没有借口出兵;或者就出兵,并且要迅速。牙山一战,中国在军队人数方面还有劣势。另外一个就是中国一直轻视日本,因此对日作战的准备,就远没有对法作战那样的兢兢业业和准备充分。而日本方面的准备非常的充分。那个在黄海大战中实际指挥日本舰队的东乡平八郎,在中法大战的时候,一直是以观察员的身份呆是法国的战舰上,从马尾海战到台湾战役,东乡都一直在观察中国军队的表现和战法。

 

在甲午战争中的对日作战,如果淮军和北洋舰队,能按照毛的军事思想去打,如不打无准备之战,不打无把握之战,慎重初战,首战必胜等,不打则已,打则必胜,还有集中优势兵力等原则,那一定不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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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慈禧太后统治的同光中兴阶段在全国各地掀起和领导的改良运动

  

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是指1861年(咸丰十年底开始)至1894年,清朝同治皇帝、光绪皇帝在位期间(1862-1908年)慈禧太后统治的同光中兴阶段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的“师夷之长技以自强”的改良运动。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对如何解决一系列的内忧外患分裂称为“洋务派”与“守旧派”,洋务派主张利用取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发展新型工业,增强国力,以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对中国迈入现代化也奠定了一定基础。

 

洋务运动旧称“同光新政”。1860年后,在中外联合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清朝封建集团中逐渐形成了一批具有买办性和近代性的官僚和军阀。他们在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不但认为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可以调解和妥协,“借洋助剿”,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而且还可以采用一些资本主义生产技术,以达到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的目的。这部分人就是当时清政府内当权的洋务派,他们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所从事的洋务,史称洋务运动。所谓“洋务”,是指诸如外事交涉、订条约、派遣留学生、购买洋枪洋炮以及有按照“洋法”操练军队(北洋,福建,南洋舰队)、学习外洋科学、使用机器、开矿办厂等对外关系与外洋往来的事物有关的一切事情。

 

产生原因

1)太平天国运动和外国侵略冲击了清王朝的统治

2)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维护清王朝统治

3)顽固派因循守旧,盲目排斥一切外洋事物

4)总理衙门设立后,以慈禧为首的满清统治者.暂时支持了后实力且受外国侵略者赏识的洋务派

5)工业革命的扩张,“中外和好”局面的形成为洋务运动的开展提供了可能

 

持续时间

1861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

 

历史背景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内外交困。统治集团内部一些较为开明的官员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维护清朝统治。

1860年12月曾国藩上奏折说,目前借外国力量助剿、运粮,可减少暂时的忧虑;将来学习外国技艺,造炮制船,还可收到永久的利益。第二年他对上述看法加以发挥,主张购外国船炮,访求能人巧匠,先演习,后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成为官民通行之物,那时可以剿发(指太平军)、捻(捻军),勤远略,这是救时第一要 务。1862年李鸿章到上海后,得到外国侵略者帮助训练洋炮队、设洋炮局。他认为,清军作战往往数倍于外敌,仍不能胜,原因在于武器不行,枪炮寙(yǔ)滥,如能使火器与西洋相埒,则“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今起重视,最后可达自主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3卷)。奕看到曾李两人学造外国船炮,决定派员前往学习,在奏折中说,治国要做到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

 

产生过程

1860年12月曾国藩上奏折说,目前借外国力量助剿、运粮,可减少暂时的忧虑;将来学习外国技艺,造炮制船,还可收到永久的利益。第二年他对上述看法加以发挥,主张购外国船炮,访求能人巧匠,先演习,后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成为官民通行之物,那时可以剿发(指太平军)、捻(捻军),勤远略,这是救时第一要务(《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14卷,第11页)。1862年李鸿章到上海后,得到外国侵略者帮助训练洋炮队、设洋炮局。他认为,清军作战往往数倍于外敌,仍不能胜,原因在武器不行,枪炮寙(yǔ)滥,如能使火器与西洋相埒,则“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今起重视,最后可达自主(《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3卷)。奕?看到曾李两人学造外国船炮,决定派员前往学习,在奏折中说,治国要做到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内容来自dedecms

  

各持己见


洋务派

奕等人认为,只要在封建制度中加进一些西洋先进技术,可以镇压人民,可以自主自强,封建统治便可长治久安,并认为筹办洋务,必定能得到列强的支持。

为了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部分成员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主张引进、仿造西方的武器装备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创设近代企业。如曾国藩的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上海),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张之洞的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等。这些官员被称为“洋务派”。

    

守旧派

慈禧太后派,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外侮。洋务派反对守旧派,认为守旧派“陈甚高,持论甚正”,然而“以礼义为干橹,以忠信为甲胄,无益于自强实际。二三十年来,中外臣僚正由于未得制敌之要,徒以空言塞责,以致酿成庚申之变”。洋务派与顽固派互相攻击,斗争十分激烈。总理衙门是推动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但洋务派势力主要不在清朝中央,而在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慈禧明白,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要保持清朝的统治地位,必须依靠拥有实力并得到外国侵略者赏识的洋务派。所以她暂采取了支持洋务派的策略。

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顽固派,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外侮。他们攻击洋务派学习西方先进生产技术是“陈甚高,持论甚正”,然而“以礼义为干橹,以忠信为甲胄,无益于自强实际。二三十年来,中外臣僚正由于未得制敌之要,徒以空言塞责,以致酿成庚申之变”。洋务派与顽固派互相攻击,斗争十分激烈。总理衙门是推动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但洋务派势力主要不在清朝中央,而在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慈禧明白,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要保持清朝的统治地位,必须依靠拥有实力并得到外国侵略者赏识的洋务派。所以她暂采取了支持洋务派的策略。

 

发展过程

主持和提倡办洋务的洋务派,是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在外国侵略者扶

植下发展起来的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一个派别。起初人数不多,但他们的势力与日俱增。在朝廷里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奕祈和文祥等人,在地方上是握有实权的大官僚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其中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集团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以及后起的张之洞集团影响较大。

 

中央及地方代表势力

在中央,不久前成立的总理衙门办事大臣,恭亲王奕?成为洋务派在中央的代表势力。

 

代表人物


爱新觉罗·奕訢


爱新觉罗·奕訢(1833-1898年),爱新觉罗氏。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异母弟,1851年(咸丰元年)封为恭亲王。1860年9月,咸丰帝于英法联军攻陷通州八里桥后逃往热河,令奕訢留守北京,“督办和局”。10月24日、25日,奕訢先后与英、法代表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北京条约》。1861年1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奕訢、桂良、文祥受命为总署大臣。8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11月,奕訢与慈禧勾结,利用领有重兵驻扎北京一带的胜保,发动政变,摘掉了当权的以肃顺为核心的赞襄政务八大臣。从此,慈禧垂帘听政,奕訢为议政王,掌管军机处及总理衙门。奕訢力主“借洋兵助剿”,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支持地方实力派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举办近代军事工业,开展洋务活动,成为清廷中枢主持洋务的首脑人物。1865年,因受慈禧猜忌,被罢去议政王职务。1884年中法战争中,被免去一切职务。1894年,重新起用为总理衙门大臣,后又受命督办军务。1898年戊戌变法之初病死。

 

曾国藩

曾国藩(1811—1872年),湖南湘乡人,出身于地主家庭。1838年中进士,1839年任侍郎。他崇尚程朱理学。1853年,咸丰帝任命他为帮办团练大臣,在湖南督办地主武装团练。他建立了一支地主武装,兵勇及其将领全用湖南人,因此被称为“湘军”或“湘勇”。湘军以地域的、封建的关系为纽带来巩固内部;以程朱理学作为思想武装;以战利品和官爵鼓舞士气;将领大多数选自所谓“宿儒”、“生员”等地主知识分子。1854年2月,湘军练成水陆两军约一万七千人。

江南大营溃散以后,清政府升任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节制浙、苏、皖、赣四省军务。曾国藩对镇压太平天国军提倡“捕人要多,杀人要快”。曾国藩被太平天国军称为“曾剃头”。他举办洋务,建立新式军火工业,制造武器,武装湘军。1864年,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成功。曾国藩为首的湘系成为地方上势力最大的实力派。1870年,他在直隶总督任内查办天津教案,被认为媚外卖国,屠杀人民,激起公愤。1872年初,病逝于南京。

 

李鸿章

李鸿章(1823—1901年),清末大臣,洋务派地方代表。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进士。1853年,在籍办团练,协助镇压太平军,屡遭失败,投靠曾国藩当幕僚。1861年在安徽按湘军编制,组织淮军。1862年4月,李鸿章和他的淮军调赴上海。4月25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代理江苏巡抚。在上海,李鸿章雇用外国侵略军头目训练淮军,招募外国工匠制造近代化的军火,加强了淮军的军事力量。1862年,淮军配合“常胜军”在江浙地区镇压太平军。1865年,清政府派李鸿章任两江总督。第二年11月,他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去镇压捻军。镇压捻军起义以后,淮军势力越来越大,大批淮军盘踞在长江中游,另一部分淮军驻扎在直隶、山东等地。李鸿章的势力遍及了长江和黄河一带。1870年,在曾国藩推荐下,李鸿章代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管军事、经济、外交等大权,成为满清统治阶级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从70年代开始,他陆续开办军火工厂和筹建北洋海军,同时,又开办一些民用工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天津电报局、津榆铁路、上海织布局等。对于外国侵略,在大环境下,他不得已妥协退让,被认为投降卖国。从19世纪70年代起到他临死前,清政府同外国侵略者签订的一系列丧权卖国条约,大多是委托他参与或亲手签订的。如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新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在90年代,他被认为先后两次收受沙俄以总计350万卢布的巨额贿赂,与沙俄签订出卖中国领土主权的《中俄密约》和《旅大租地条约》。阻碍了民族复兴的发展。但现今也需要客观的从多方面评价其人。从某些方面来说他可以算是慈禧太后的替罪羊。据闻在签订马关条约后他曾发誓此生不再踏上日本国土,即使后来路遇日本,日本官员请他入陆休憩小许也被他拒绝。但不管如何,满清政府的覆灭是历史的必然。

 

左宗棠

左宗棠(1812—1885年),清末大臣,洋务派地方代表。字季高,湖南湘阴人。1860年为曾国藩推荐,统领部分湘军,曾自募约五千人,组成“楚军”,左系湘军形成。1862年初,经曾国藩举荐,升任浙江巡抚,与法国组织“常捷军”,陷宁波、绍兴等地。1866年以闽浙总督身份创办福州船政局。次年调任陕甘总督,“身虽西去,心犹东注”。督陕甘期间,曾办兰州制造局,因西北盛产羊毛,又办兰州织呢局。1875年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次年率军入疆,进攻阿古柏反动政权。1878年收复除伊犁以外新疆全境,建议设立新疆行省,开发新疆。1881年升军机大臣,调两江总督。1884年中法战争中是主战派,督福建军务。次年因病退职死。他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在70年代以后裁撤洋员,与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的“非洋人洋匠不可” 的情形有所不同,反映了他具有一定的自力更生办洋务的思想特点。

 

张之洞

张之洞(1837—1909年)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1863年成进士,先后任湖北学政,四川学政,翰林院侍讲学士等职,1882年任山西巡抚。中法战争爆发,张之洞力主与法决战,清廷授以两广总督之职,张捐银三千两奖给抗法将领刘永福,并奏请起用前广西提督冯子材督师。冯子材在镇南关、谅山大败法军,张之洞名声大增。1898年,张之洞撰写《劝学篇》,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对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纲领的总结和概括,也是对洋务派兴办洋务事业的指导思想比较完整的表述。他于1889年任湖广总督,在湖北建成湖北织布局,汉阳炼铁厂,汉阳兵工厂等,成为与李鸿章齐名的洋务要人。在维新运动中,张之洞加入“强学会”,当获知慈禧太后反对变法时,张之洞便退出“强学会”。并下令禁查上海《强学报》压制湖南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张之洞力主痛剿。清庭发布宣战谕旨后,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同英国等订立所谓“东南互保” 的章程。1908年,张之洞受命督办粤汉铁路和湖北境内的川汉铁路,次年10月病死。谥号“文襄”,其文稿辑为《张文襄公全集》。

 

中国第一条铁路诞生

洋务运动的内容很庞杂,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教育,外交等,而以“自强”为名,兴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其他企业,建立新式武器装备的陆海军,是其主要内容。从60年代开始开办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安庆内军械所等近代军事工业。其中,江南制造局是中国第一个较大的官办军事工厂,1865年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办,全厂约2000余人,主要制造枪炮、弹药、水雷等军用品,同时还制造轮船,1867年后开始制造船舰。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创办的规模最大的船舶修造厂,1866年由左宗棠在福州创办,全厂约1700余人,以制造大小战舰为主。安庆内军械所是清政府最早开办的近代兵工厂,1861年12月由曾国藩在安庆创建,厂子规模不大,主要制造子弹、火药、炮弹等武器。除创办上述一类工厂外,还派遣留学生学习技术。但是,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资金、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困难。

于是,洋务派在“求富”的口号下,从70年代起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方式,开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唐山胥各庄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兰州织呢局等民用企业。与此同时,洋务派还开始筹划海防,在1884年初步建立起南洋、北洋和福建海军。在洋务派控制了海军衙门以后,又进一步扩建北洋舰队,修建旅顺船坞和威海卫军港。

 

实践过程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  

洋务运动前期,洋务派以“自强”“求富”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

1861年,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军械所,任用中国工匠,仿制西式枪炮,是中国最早的近代军事工业。从1862年起,用三年时间研制成功的我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

洋务运动后期,洋务派为解决军事工业资金、燃料、运输等方面的困难,打出“求富”的旗号,兴办了一批民用工业。

下面的这份时间表,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洋务运动中的一些最重要的内容:

1861年,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是清政府新设立的外交机构。

1862年,在北京设立专门培养翻译翻译人员的“同文馆”,这是清代最早的“洋务学堂”(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

1863年,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第二年又在广州设立一个“广方言馆”。“广方言馆”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于培养通晓外语的人才。

1865年,在上海建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内设翻译馆;同年,又在南京建立金陵机器制造局。本文来自织梦

1866年,在福州建立马尾船政局。

1870年,在天津建立军火机器总局(后改名为北洋机器制造局)。

1872年,在上海建立轮船招商局;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出洋,由容闳指导选派。

1875年,建议在各省设立洋学堂;创立科举考试中“洋务进取”一项。

1878年,在兰州建立兰州织呢局,这是中国最早的一家机器毛纺织厂。

1880年,在上海建立机器织布局,这是中国最早的机器棉纺织厂;同年,在天津设立京师学堂,购置军舰;设立南北电报局。

1881年,设立开平矿务局。

1882年,建立旅顺军港。

1885年,清政府新设立了海军衙门;在天津设陆军武备学堂。

1890年,在汉阳建立湖北枪炮厂;在湖北,江西设立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

以上这些当然不是完整的洋务运动内容,而仅是列举了一些最重要,也最有代表性的内容,实际上当时小一点的厂矿企业还有不少。

 

重要项目

    

安庆内军械所


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创设的制造近代武器的军事工业,也是洋务派创办的仿制西式武器的第一个军事工业。主要制造子弹、火药、炸炮等。“内”,表示这个军械所属于安庆军内的设置。1864年,清军攻陷南京后,该厂由安庆迁到南京,改名为金陵机械制造局。

    

江南制造总局

  

又称江南制造局,1865年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办。1867年,由虹口迁至高昌庙,经过不断扩充成为清政府最大的军事工业。该厂技术和机械设备主要依靠外国,除制造枪炮弹药外,也制造机器和修造轮船。1905年造船部分独立,称“江南船坞”,兵工厂部分人称制造局。后分别改称“江南造船所”和“上海兵工厂”。它是洋务派开办的最大的近代工业,它用自炼钢材仿制的毛瑟枪,赶上19世纪后期德国新毛瑟枪的水平,它研制的无烟火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是,江南制造总局是官办的,经费由清政府调拨,生产不计成本,不考虑经济效益,缺乏发展的动力。它采用封建衙门式的管理,用管军队的方法约束工人,工人缺乏生产积极性,产品质量得不到保证。

    

福州船政局

  

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经营的设备最齐全的新式造船厂。1866年由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聘用外国人担任技师。主要由铁场、船场和学堂三部分组成,1884年马尾海战中遭到严重破坏。后虽经恢复但大不如前,辛亥革命后,改称海军造船所。

    

汉阳铁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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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春,两广总督张之洞筹划在广州建立炼铁厂,同年他调任湖广总督,筹办的炼铁厂也随迁汉阳,1890年在大别山下动工兴建,1893年汉阳铁厂基本完工,共有六个大厂,四个小厂,炼铁炉两座。1894年投产,开始均为官办,从筹办起至1895年,共用经费五百八十余万两。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因无力筹措经费,于1896年改为“官督商办”。辛亥革命前夕,汉阳铁厂工人约三千人,每年出钢七万吨。抗日战争时期,汉阳铁厂部分设备被国民党政府迁往重庆成立大渡口钢铁厂。解放后收归人民所有。

    

轮船招商局


简称“招商局”。中国最早设立的轮船航运企业。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李鸿章招商筹办。1873年1月成立。总局设上海,分局设烟台、汉口、天津、福州、广州、香港以及横滨、神户、吕宋、新加坡等地。1885年(光绪十一年)改为官督商办。1909年(宣统元年)归邮传部管辖。1912年改为商办,更名商办招商局轮船公司,后又改称商办招商轮船有限公司。1932年国民党政府收归国营,更名国营招商局,归属交通部。抗日战争期间,总局先迁香港,后移重庆。战后迁回上海。1947年共有船460艘,33万余吨。1948年成立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1951年改称中国人民轮船总公司,香港仍沿旧称。1985年成立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同文馆

  

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人从事翻译工作,但正式设立外语学校却晚至1862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的同文馆。在清政府与外国订立《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时,竟连一个懂得外文的中国人都找不到,任凭侵略者的蒙骗。

1861年奕奏请设立外语学校,培养外语人才和外交人才。1862年8月,同治帝正式批准成立“京师同文馆”。学员学习汉文外,主要学习外文。聘有外籍教师英国人包尔腾,法国人司默灵、毕利干,俄人柏林,美国人丁韪良、傅兰雅、海灵敦等先后任教。丁韪良从1869年任总教习,总管教务达30年。总税务司赫德兼任监察官,实际控制了经费和人事大权。 同文馆完全按正规学校来办,陆续开设英文馆、俄文馆、德文馆和东文(日文)馆。只招收13、14岁以下八旗子弟,后又招收15—25岁的满汉学员,也招收不限年龄的满汉学员。学习期限初定3年,到1876年分为两种:一是由外文而及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8年;一是年龄稍大、仅借中文译本学习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5年。1867年时增设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学生最多时达120人。毕业生大多任清政府译员、外交官员和其他洋务机构官员。设有印刷所,翻译印《万国公法》及数理化和文史等方面书籍。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

 

孙中山与洋务运动:

  

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当他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的1894年6月北上,提出《上李鸿章书》时,年方28岁,其政治思想正在由改良向革命演变。他在上书中,对洋务运动赞赏与批评同时并举,最后并赋予殷切期望。他赞赏洋务派敢于冲破“成例”的束缚和“群议”的阻挠,倡导洋务运动,“励精图治”、“勤求政理”,“育才则有同文、方言各馆,水师、武备诸学堂;裕财源则辟煤金之矿,立纺织制造之局;兴商务则招商轮船、开平铁路,已先后辉映”;“快舰、飞车、电邮、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以凌我者,我今亦已有之”。由于自己看到“国家奋筹富强之术,月异日新,不遗余力,骎骎乎将与欧洲并驾矣”,因而“逖听欢呼,闻风鼓舞”。在这里,孙中山所说的,应该不是一般的阿谀奉迎之词,而是反映了当时一个爱国青年对洋务新政的看法。他批评洋务运动“仿效西法”,虽取得显著成就,但终因“舍本图末”,“徒袭人之皮毛,而未顾己之命脉”,所以“犹不能与欧洲颉颃”。他明确提出:“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者,徒维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他提出以上四大改革纲领,意在拓展洋务领域,推进洋务运动,并非反对洋务运动,否定洋务派实行的新政,而是认为“今年以来,一切新政次第施行,虽所谓四大之纲不能齐举,然而为之以渐,其发轫于斯乎”?对洋务运动期望之殷切,溢于言表。

 

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的异同点


(1)从性质来看:洋务运动是清朝封建地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而实行的一场自救改革运动;戊戌变法既是一次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又是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也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

(2)从目的来看:洋务派创办洋务的根本目的是维护清朝统治;维新派的根本目的是:发展资本主义。

(3)从主张来看:都主张学习西方,但前者只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后者还学习政治制度,发展资本主义。

(4)从活动方面来看:洋务派掀起洋务运动;维新派掀起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

 

失败的主要原因


洋务运动在当时的中国,其失败命运是不可避免的。

第一,在不触动腐朽的封建专制的前提下,洋务派试图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使洋务运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时,洋务运动处处受到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从而加大了洋务运动开展的阻力。

第二,洋务派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们既是近代工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也是其摧残者和破坏者,其封建衙门和官僚式的体制,必定导致洋务企业的失败。

第三,洋务运动的目的之一是抵御外侮,但洋务派在主持外交活动中,坚持“外须和戎”,对外妥协投降,他们所创办的近代企业有抵御外侮和“稍分洋人之利”作用,但却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

甲午战争,洋务派标榜的“自强”、“求富”目标未能实现,洋务运动基本失败。

第四,当时的大多数中国人对洋务知之甚少,思想还处于被愚昧迷信和封建礼教束缚的阶段。

 

历史的评价

宗旨:


洋务派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希望利用先进的技术维护封建统治,改革不触动封建制度。 后来的甲午中日战争证明,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是,它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科学生产技术,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

洋务派兴办近代工业初时是把“平中国” 和“敌外国”相提的。前者反映了国内阶级矛盾,后者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同外国侵略者的矛盾。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已十分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处在“内忧” 与“外患”频仍之时,洋务派只有依靠西方列强,共同镇压人民,才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所以洋务运动实践的结果必然否定了“敌外国”。如果说洋务运动是一场改革,那么它只能是沿着半殖民地化的方向“改革”而已。这一点在所有列强都愿意支持办洋务的事实上得到证明。李鸿章说淮军遇到“内地贼匪”,自信能取胜,遇到外国进攻,“胜负即不可知”。洋务大员丁日昌说,他的船炮“可以靖内匪,不能御外侮”。洋务运动进行了30年,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却在“自强”“求富” 的口号下,养肥了第一代军阀集团。

观点:

洋务派主观上并不希望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甚至在其创办民用工业之时,一再表示不允许私人创办同类企业,对资本主义的产生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但由于洋务派在中国封建制度下,引进了同封建生产关系所不相容的新的生产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必然在客观上加速了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从而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这是不以洋务派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洋务派办民用工业,为了解决资金问题,采取“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方式,吸收私人资本。这“商股”部分即是民族资本主义因素。从70年代开始,更有一批官僚、地主、商人,直接投资于近代民用工业,终于使中国有了一点先进的生产能力,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也就促进了资产阶级的出现和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

其他:

此外,洋务派同顽固派的论争及其对顽固派的不彻底的批判,多少动摇了恪守祖训的传统及纲常名教的绝对权威地位,对于学习西方,开了好的风气。又由于洋务派组织翻译了不少外国科技书籍,派遣不同年龄和资历的留学生,因而培养了一批外交和科技人才,而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对于促进民主思想的传播,也起到开一代风气的拓荒作用。在此基础上,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从洋务官僚中分化出一批我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作用:


洋务派经营的近代工业企业,是以不改变封建生产关系为前提的。所办企业,具有很强的对外依赖性、封建性和一定程度的垄断性。因此,洋务派要在中国兴办近代工业企业和筹办海防,都不得不在工业技术、资本乃至管理上受帝国主义的左右和牵制。因而也就加深了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的控制,洋务派也就加速了自身的买办化。这样的企业不仅无法避免自身遭到破产的命运,而且严重地阻碍和压制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

过程:

办“洋务”30年间,中国被迫开辟的通商口岸,由1860年前的7个增加到1894年的34个,外国的进口额,也由1864年的5100余万两,激增为1894年的1亿6千余万两。进口货物中,80年代前鸦片占首位,80年代后棉织品跃居第一,鸦片退居第二,但绝对数仍一直上升。出口的货物,80年代前主要是茶和丝,80年代后棉花和大豆逐步增长。中国被迫加速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成为它们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廉价原料产地。因此,洋务运动的过程,就是中外反动派进一步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化逐步加深的过程,也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

 

结果:

  

虽然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是在洋务运动同一个过程中艰难地成长起来的,这主要是受中国近代经济规律制约的结果,对洋务派来说是事与愿违的。但是,洋务运动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随着近代工业的兴建,引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生产技术,一批近代产业工人在中国社会出现了,在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里,也造就了一批掌握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