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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学及其研究会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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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学及其研究会的创建
2002年5月30日，原伊克昭盟（2001年撤盟设市为鄂尔多斯市）副盟长奇朝鲁先生，在鄂尔多斯日报发表文章《开掘鄂尔多斯人文资源，弘扬鄂尔多斯文明精华——关于开展鄂尔多斯学研究的思考》，第一次在媒体正式提出“鄂尔多斯学”概念。他认为，创立鄂尔多斯学，弘扬鄂尔多斯文明，是新世纪鄂尔多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维护稳定”和“二次创业”的客观要求，是一项全新的事业，也是一项庞大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创办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把国内外有志于鄂尔多斯学研究的各界人士广泛联络起来，纳百家之言，汇百家之智，发动大家的力量，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必将使鄂尔多斯学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发扬光大。研究会要遵循学术研究交流的“两为”、“双百”方针和原则，广泛联络海内外关心、关注鄂尔多斯学的学术团体及有关人士，增进友好往来，吸纳人才，发挥人才集聚效应，共同认识、研究、宣传、热爱、开发、建设鄂尔多斯，提高鄂尔多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水平以及知名度。
2002年9月16日，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正式成立。它是经鄂尔多斯市委、市政府批准、市民政局注册登记的研究鄂尔多斯学的群众性学术团体，是市社科联的团体会员。2004年被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联合会吸纳为直属团体会员。研究会创立17年来，把“立足学术、服务建设、创新机制、着眼发展”和“举社会之力，办大众之事”作为办会理念，以“向心、奉献、低调、务实、节俭、高效”为会风，以“知识体系+应用服务”为基本架构和功能，以创建品牌地方学、构建和谐研究会为目标，紧密围绕“年轻化、专业化、规范化、信息化”的发展布局，走进大学、走进基层、走进网络，努力全方位、深层次、多领域服务社会，取得很大成绩。研究会多次被鄂尔多斯市社科联评为先进学会。2007年被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评为全区先进民间组织。在全国中小城市社科联第十九次工作会议上被评选为全国先进学会。2010年被国家民政部评为“全国先进社会组织”。2016年被鄂尔多斯市民政局评为AAAA级社会组织。2017年在全国社科联第十八次学术工作会议上被评为“全国社科联创建新型智库先进社会组织”。研究会奇朝鲁会长2009年当选内蒙古自治区“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和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
鄂尔多斯学及其研究会的创建是一项全新的事业，也是一项庞大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其中最艰巨的任务是创建“鄂尔多斯学”这个全新的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
2015年，在“地方学应用与创新座谈会”上，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主任陈育宁教授提出：“鄂尔多斯学=知识体系+应用服务”。也就是说，只有创建了鄂尔多斯学这个全新的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才能应用它来更好地为当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一体化融合发展服务。还有学者认为，既然称之为鄂尔多斯“学”，那么创建学科知识体系是基础和根本，也是灵魂和旗帜。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是构建和应用“鄂尔多斯学”学科知识体系的有基础和灵魂的群众性学术团体。这也是创建鄂尔多斯学及其研究会的初衷所在。
鄂尔多斯学及其研究会的创建与发展，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奇朝鲁先生在“回溯鄂尔多斯学及其研究会的15年”中，深有感触地讲到探究的艰辛、收获的欣慰、瞻念的豪情，特别是讲了“用15年来做的三件大事”：一是创建了鄂尔多斯学这个地方学品牌，这是核心；而创办研究会平台以及创组专家委员会团队，这两件事是围绕鄂尔多斯学这个核心展开的。
的确，创建鄂尔多斯学是核心。那么，怎样创建鄂尔多斯学？
在鄂尔多斯学及其研究会创建之初，内蒙古文联主席、鄂尔多斯学研究者阿云嘎先生在《鄂尔多斯学研究》2002年第1期发表的文章《试论鄂尔多斯学研究中对几个关系的把握》中指出：应该找出一个角度、切入点或者方向，把所有这些研究组织成一个有机整体。任何一个学科研究或者课题研究都应该有一个核心问题或者“纲”，大家从各自角度去深化它，推动它，最后又去突破它。这应该是任何一个研究工程的必然过程，以地区命名的科学也应该如此。我们的研究不仅应该有广度，而且更应该有深度，而要达到一定的深度就必须避开现象的罗列或泛泛而论，找出一些基本规律性的东西。要深化鄂尔多斯学研究，还必须学习和掌握当今世界很多新的概念和研究方法。据了解，现在的历史、人文、文化研究中出现了很多新的概念、方法和角度，这些都大大促进了研究的深化。尽可能多学习和掌握这些新的东西，我们就可能将鄂尔多斯学研究与当代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水准相衔接，达到一种比较高的水平。
由此可见，在鄂尔多斯学研究中，只要找到一个核心，找出一些基本规律性的东西，那就能够在两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一是把有关鄂尔多斯的所有研究组织成一个有机整体，二是将鄂尔多斯学研究与当代全球各地方学最新研究成果和水准相衔接。
那么，在地方学研究领域，能够把相关当地的所有研究组织成一个有机整体，并且能够与全球各地方学研究成果相衔接的一个核心是什么？应该说，是信仰。
鄂尔多斯学及其研究会创始人奇朝鲁在《回顾与瞻望》中有感而发：“使命感和责任感决定了我们去追求这种选择，去做信仰和信念决定我们应该做、必须做的事情。·······志同者必然道合。对事业的认同感汇集成一股巨大的信心和力量。”正因为有信仰，所以根本任务和终极目标就会十分明确，如奇朝鲁先生在《浅论鄂尔多斯学及其研究会》中所言：“遵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去探寻认知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包括鄂尔多斯学与鄂尔多斯文化及其与鄂尔多斯经济、政治、生态等社会文化现象的内在客观规律，是鄂尔多斯学研究的根本任务”；“运用规律，引领发展；认识自我，超越自我；集成创新，道法自然是终极目标”。
决定我们应该创建、必须创建鄂尔多斯学学科知识体系的信仰，是科学信仰。
谈到信仰，人们会联想到宗教，但是宗教只是一种文化，而不是信仰。宗教文化、英雄崇拜、科学信仰，这是三个不同层次的概念。我们应该理解最基本的客观事实，即人本身作为自然界的产物，人的自身自然与外部自然都同样受自然法则的支配。不是人类想成为人类才出现了人类，而是自然法则决定了在自然界必然会出现人类，所谓“始生人者天也，人无事焉”；而出现了人类之后，自然法则依然在无形中决定人的命运并支配事物的发展变化。因此，有智慧、有灵性的人们，能够意识到自身有限的力量之外，在无形中还客观存在着巨大的能量。对此，从宗教角度来臆想，就会形成宗教文化；从圣人天才的角度来感知，就会形成人物崇拜；从科学角度来领悟，就会形成科学信仰。
蒙古族宗教文化具有开放、包容、平等的特征，在成吉思汗《大札萨》中就有“凡宗教，一律尊崇，且不得有厚此薄彼之行为 ”的法典条文。蒙古族的成吉思汗祭祀、苏力德（神矛、旗帜）祭祀等，主要体现的是对英雄人物的崇拜以及对无畏精神的传承与弘扬。“全体蒙古的总神祗”的本质内涵，是对长生天、祖先、英雄人物的崇拜，这比宗教领域里对“神”的膜拜，要更理性、更可贵、更具人性化。恩格斯认为，“人所固有的本质比臆想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神’的本质，要伟大的多，高尚的多， 因为‘神’只不过是人本身的相当模糊和歪曲了的反映”。蒙古人对“天之骄子”成吉思汗的崇拜，就是对英雄人物所固有的本质的崇拜，是对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的理解，也包涵着对长生天以及整个宇宙自然的好奇、向往、热爱、敬畏、仰慕之情。在此基础上，蒙古人的信仰升华为科学信仰。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陈先达教授在《科学信仰和宗教信仰的区别》中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和宗教信仰有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以事实为依据的信仰，是建立在规律基础上的信仰；宗教信仰是建立在“信”的基础上的信仰，我“信”因而我信仰。宗教信仰不追问“为什么可信”，而是“信”；科学学说不是问“信什么”，而是要问“为什么可信” 。不能回答“为什么信”，“可信”的科学根据和事实根据是什么，就没有科学；而穷根究底地追问为什么信，为什么可信，信仰的科学根据和事实根据是什么，就没有宗教信仰。
学科信仰是建立在探索、感知和把握客观规律基础上的信仰。鄂尔多斯人之所以在英雄崇拜基础上具有科学信仰，努力创建以探索规律为根本任务、以道法自然为终极目标的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就是因为不仅关注英雄人物创造了什么丰功伟绩，而且更注重他创造丰功伟绩所遵循的客观规律。例如“鄂尔多斯”，无论是当初作为众多的宫殿，还是后来形成忠诚的部落，都是围绕着成吉思汗形成和发展的，因此鄂尔多斯人对天之骄子成吉思汗具有特殊的情感和崇拜。然而，具有学科信仰的人们，分得清“天”与其“骄子”的关系，知道“骄子”成吉思汗很厉害，而其父“天”更厉害，这是不同层次上的两个概念。
阿云嘎先生在《读<成吉思汗箴言选辑>所感》中认为：“成吉思汗强调‘长生天的力量’。何为长生天的力量？我们可以理解为自然规律或者历史的必然性。因此他主张‘以诚敬天’，要求顺应事物的自然规律和历史潮流。”
鄂尔多斯学研究，就是要“以诚敬天”，努力顺应事物的自然规律和历史潮流。
对客观规律在历史进程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恩格斯指出：“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在表现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
说到底，我们能不能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构建新的系统性的鄂尔多斯学学科知识体系，就取决于能不能更全面、更深刻地发现、认识和把握在无形中始终支配鄂尔多斯历史进程和社会发展的内部隐蔽着的一般规律。
（本文系《鄂尔多斯学的构建与应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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