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此一说：“主权高于人权，没有主权哪来人权？”另有此一说：“人权高于主权，没有人权主权何用？”这两种说法是近日来因“利比亚问题”而在中国的“网络江湖”中引发了各种各样的口水战，并且到了难分胜负的程度。不过笔者认为，已经融入国际社会并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国民都应该站在二十一世纪的高度，深刻认识人权与主权的关系，方才有可能真正屹立与世界民族之林！

人权，也叫“天赋人权”，主权，也叫“国家主权”。要想搞清楚“人权，主权，孰轻孰重”这个问题，首先就要搞清楚什么叫“国家”。 国家――“国家是阶级的统治机关”（《列宁全集第三卷），“掌握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手中。包括国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军队、警察、监狱等，是统治阶级行使权力的工具”。由此可见，“国家”就“是统治阶级行使权力的工具”，而所谓的“国家主权”（即主权）事实上就是一种“统治权”。按照现代法学理论来讲，“国家主权”（即“统治权”）都是“由人民赋予的”。相反，人权（即“天赋人权”）不论是现代还是古代，都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只不过因信仰的原因而赋予了具有神秘色彩的“天赋”意义而已，而且这种具有“天赋”意义的人权，尽管理当受到“国家主权”（统治权）的保护，但却并非是“国家主权”的恩赐。由此可见，“天赋人权”与生俱来不容置疑，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的共识，相反，“国家主权”（统治权）是一种“由人民赋予的”权利，不应该凌驾于“天赋人权”至之上！

不过，有意思的是，在中国几千年的“统治文化”中，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君王）都不承认“天赋人权”的存在，也不承认“统治权”（即“国家主权”）是“由人民赋予的”。相反却不约而同地把“统治权”（即“国家主权”）赋予神秘色彩的“君权天授”，并以“天子”（上天的儿子）自居。中国几千年流传至今的这种“统治文化”现象，不但长久地贻害中华民族，而且至今还留有贻害中华民族的余毒，而本文开头谈到的两种说法中的一种，就是这种“统治文化”余毒的反应。由此可见，“人权，主权，孰轻孰重”的确是一个需要认真深刻思考的问题。

其实，在“人权，主权，孰轻孰重”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先贤孟子早就给出了答案，而且这种答案早于所谓“西方创造人权概念”的年代。据说“西方创造人权概念”也仅有300多年左右，而孟子（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远远早于西方2000年有余。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用现代语言解读不难看出，“民为贵”则指“天赋人权”为上，“ 社稷次之”则指“国家主权”为中，“君为轻”则指君王权力为下。人然而不幸的是，在强大的“统治文化”力量面前，伟大的先贤孟子，在他的有生之年也没能战胜强大的“统治文化”力量，进而把“人权，主权，孰轻孰重”的精辟见解广谱于世，以至于造成今天的后人们依然还在“人权，主权，孰轻孰重”的问题上纠缠不休，这不能不说也是先贤孟子的一种遗憾。总之，笔者认为，在如今的“特殊国情”面前，在“人权，主权，孰轻孰重”的问题上，中国人还将争论不休，尽管人类社会早已有了广泛的共识。

                      2011年4月7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