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幸拜读到“ 红星新闻”记者陈谋发表的访谈文章《一本写自贡盐商的历史小说，竟然把读者看饿了》。虽说有幸，但在这有幸的背后既有羡慕也有感激，同时更有笔者掩藏心中的遗憾及尘封已久的怀旧悲伤情怀。

记者陈谋的访谈对象，是近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37万字长篇历史小说《 慎余堂 》的女青年作家李静睿。她是笔者的自贡同乡，而且一笔难写个姓李的字，便倍感亲切。

《慎余堂》一书，笔者虽未拜读到，但相信李静睿在其书中必定输入了我家族祖宗祠堂“李四友堂”的若干信息。这一说法的主要依据，来自书中的自贡大盐商“老四大家族”之一胡氏家族祖宗祠堂“胡慎怡堂”——该小说将其实名更改成了“慎余堂”。全称应为“胡慎余堂”，地址位于自贡市贡井区已不存在的前“贡井盐厂”辖地内。因其是小说体裁而非历史正史记载之名，不必较真。

自贡大盐商的“老四大家族”，即指“王李胡颜”四姓。其四姓的祖宗祠堂名号，分别以当时的资本大小排序为“王三畏堂”、“李四友堂”、“胡慎怡堂”、“颜桂馨堂”。这在“自贡地方志”和时下互联网上如百度等社交网站的网页搜索引擎上，有其大量的史实资料，且能俯拾即是。

本笔者李树身，出身嫡系于“李四友堂”；母亲王世贤，出身嫡系于“王三畏堂”；笔者的大姨妈王世文，在讲究门当户对的时代嫁到“ 胡慎怡堂 ”，即是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胡绩伟先生的家族之中。在清朝末代以前，自贡盐商的“老四大家族”，男娶女嫁多是四姓互相联姻。

笔者的羡慕与感激，是指自贡本土女青年作家李静睿，用长篇小说的方式，又一次向世人推介了自贡大盐商“老四大家族”的兴衰历史；同时，也帮“老四大家族”后人的我们长了脸、增添了光彩。

笔者掩藏心中的遗憾及尘封已久的怀旧悲伤情怀，是指在李静睿尚未出生的1965年初，我已经潜心投入到了以“李四友堂”历史背景为主要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之中。可叹，风云突变......

大约在1964年下半年，时任中宣部部长周扬在《 人民日报 》发表文章，倾情鼓励文学青年投身业余文艺创作。当时，笔者在自贡四大盐厂之一、有职工近四千人的“郭家坳盐厂中心化验室”工作。初生牛犊不怕虎，拿起笔杆积极响应。初试牛刀就旗开得胜，创作的话剧登上了舞台演出。

信心倍增，“野心”膨胀，从1965年初起，白天上班，晚上写作至深夜，初稿的稿纸已经叠成了一大摞。不料到了1966年初，以“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简称“四清运动”在全国城乡中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于是，时任自贡市文化局局长何某某为团长的“四清工作团”进驻我厂，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存在有“四不清”问题的人。不久之后，一些“运动积极分子”便在厂部食堂过道墙上贴出“ 大字报”，措词吓人并指名道姓地喝道：“李树身，你长期深更半夜写的那些为资产阶级涂脂抹粉的东西，赶快交出来！”

那时我已经满过20周岁。在“四清工作团”的勒令下，我诚惶诚恐，忐忑不安地抱着一大摞文稿纸进入“四清工作团”会议室，在10几个“四清工作团”成员的威逼下“交待问题”。经过几个所谓“文化专家”的审讯后无果而终，便命令我听后处理。

岂料风云骤变——1966年著名的“中共中央5.16通知”发表在《人民日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有一天，“四清工作团”的人把我叫去，在无言中把文稿还给了我。在一阵晕头转向过后，我终于明白“四清工作团”被撤走；再在一阵晕头转向过后，看到一些职工们手臂上戴着“毛泽东思想造反兵团”的红袖套......

我知道再没有写作机会了，便抱着那一大摞失而复得的文稿纸回关于《慎余堂》一书的补叙到贫民窟般的家中，人不知鬼不晓地把文稿纸偷偷地烧了；是一边痛哭一边地烧了。笔者相信，至今还活着的，即当年曾在自贡市郭家坳盐厂厂部工作的人，并未忘记我的那一场厄运。

现在，青年作家李静睿的《慎余堂》一书出版，就已弥补了我平生想完成的愿望却遭一把火烧掉了的终身遗憾。特此向青年作家李静睿致谢，并希望早日获得一本《慎余堂》拜读，以解饥渴。

下面是《一本写自贡盐商的历史小说，竟然把读者看饿了》一文的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