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前景建筑在就业的预期上。这个基本的常识，在当代社会随着“体制进，市场退”，变成了“科举考公进，知识技能退”，历史上并非孤例，恐怕也不是最后一例。所谓科举崇拜，典型就如清北崇拜，衡水模式的崇拜。但是科举无关就业，也无法保证前程，这本来就是社会常识。事实上，即便是在历史上科举最好的黄金时期，科举对前程的保证程度，都远远低于对就业的帮助。而这反过来又被错误地视为“科举对就业有帮助”，No!　注意这个环节：科举需要读书，有点文化，总比没有文化好；但是，不等于科举就是教育，科举本身就为了就业。

科举是一个坏东西，但是作为历史中存在的经验教训，又是一个好东西的“经验存在”。往大处说，帮助理解大清的尴尬国境；往小处看，可以帮助了解孔乙已的尴尬人生。

在此经验背景下，如同看清楚玻璃板上的苍蝇，科举崇拜人已经泯灭的心灵，泛然纸上。当一些人自以为无可反驳地“子非鱼，汝诘科举之非，先取状元之先”，白话就是“你说有清北亦或不选，先有清北录取再说”。目前大概是仅存于汉语语境之中的一种诡辩，类似于：你要批评秦朝暴政，先当上皇帝，且先当上第一个皇帝，再说！看似无可证伪，但是秦朝就非暴政矣？类似的还有，袁腾飞无权批评毛上帝，除非袁腾飞干更多的坏事！！

西方或日本中代的封建等级制，古代禁止以下犯上，现代无人再如此傻逼。因此，此类国人愚民之中，自以为聪明的诡辩自证，除了说明这些人在相关事物上心灵泯灭，没有其他意义。

其实，每年高考之中，不算竞赛进入清北，仅仅就高考裸分而计，广东省前百名都可以选清北，但并非所有人都选了清北。这就已经证明：清北并非必然之所选。甚至我自已在当年，也是可以选清华的，只不过“有成绩，没胆量”，因为需要先考而后报。高考之前，根本不知道自已的成绩，是否会“向高而低滑”，没有竞赛减分先约，也就需要留有裕量，胆量自然没了。不过这些都是很次的原因。其实看看目前清北方面内外知具的毕业资讯，清北“喜讯”似乎只是作为教育机构的广告门面外，舍此别无他用：75%的考研率，50+%的就业率，平均6K起薪；此前考研外的主要去向就是培训机构，（由此可见清北崇拜，利自何来）；疫情之后，不知所踪，但是连小学幼儿院都开始充斥着“清北毕业生”的求职门面，显见其坊间就业，并不乐观。

科举独木桥的边际，就是狭窄，这两个字。其实，仅仅从“补课坊间宣传，已经只剩下清北招牌”，本身就已经说明科举取利，已经其渐趋狭窄。如果真的前程远大，何必强调清北挂帅？

这些观念冲突及其利害关系，我等视之，早已洞若观火，只不过“世人科举迷魂醉，直将虚渡作千秋”，而已。
但是我们却不可以，也不会与这些人士争论；就算把他们踢离自已身边，也绝不会与之争论。
因为科举是权威，“扭曲现实，自已而不受惩罚”即是权威；权威的背后是大帝，清北就是科举背后的皇帝，争论下去就是“爱体制，才是真的爱国”的大是而非的大问题了，自当适可而止！

对于广东考生来说，不取清北，更有对中华政治取仕之传统习惯的理解。此乃常人能知，却非凡人愿解。简单以文科取仕为例，（目前的理科就公，其实也是当成文科用，只不过是“理科生逻辑强一点”而已，所以很多考生就会想：既然目标就是考公，考公从文，干脆直接从文科下手了）。对于古代中央集权来说，会避免从广东上海等东南富地选取“若干培养对象”；也会避免从京畿之侧选取八旗亲贵。前者缺乏稳定性，也缺乏忠诚度，“忠诚投资的性耗比最低！”；后者容易结党营私，祸害社稷。所以优选新官，都是从“偏远贫困中选能员”，最为忠诚干练。虽然这一原则，宜从文科角度去理解；其实对于理科选才，也是一样的。以目前走冷的“强基”论，对于中西部基地来说，是选两湖中原的穷地子弟备材，还是广东富生去试西北风？所以广东考生，特别是珠三角大湾区，相对富裕地区的考生，其实最为科举不宜。

“科举崇拜，清北崇拜”乃至于顺理成章的“衡水模式崇拜”，其实都不过是“机构之营，无利不起早”罢了；稍宜慎从，三思后行。

所以广东考生固然也须经科举，毕竟教育已经给科举体制和平统一了，独木之外别无他桥；但若跟着衡水模式搞“科举崇拜，清北崇拜”的话，只不过是剃头挑子一端热，自作多情，也将自讨没趣罢。实际上，此亦本人当年亲身的深切教训。自然不会让自家儿女，再重走弯路。教育是必须的，儿女在科举路上必然会受感染，为人父母师长，就要保留意识，稍作调校。

回到教育的前景之就业的本地预期，大体上就是：没有国内宣称的那么好，也没有国外瞎扯的那么糟；而且此两者与真实情况都相差太远。把这两个极端值取个中间数，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