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三星集团，并不是正常的资本主义企业，它大体上是半岛军事对抗状态常态化，所催生的怪物，相当于韩国工业战备动员的结果。要理解这句话的描述，需要了解一点教科书上没有明言的，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常识：资本主义是高效的，但不是战争战备的经济形态，作为战争动员目的话，资本主义是低效的；相反，社会主义是低效的和平经济形态，但作为战争动员的话，它是高效的，高动员率的。明白这个道理，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二战苏联是和平的病夫，总体战时的战斗民族。

同理，在朝鲜南北对峙的双方而言，北朝鲜的先军总体战体制，对于和平经济来说是低效的，以致每年饿死1%的青壮年国民是社会常态；但是对于预备的“半岛南北大战争”来说，北朝鲜体制相对于南韩就是高效的。这也是北朝鲜之所以能够弱势经济，能与南方一直抗衡，而美国必须用常备驻军的方式，抵销朝鲜体制的动员优势。

这样就可以理解，三星集团在韩国的真正地位：为什么韩国会无限制提供贷款掩盖亏损，支持这一家三星，令其成为韩国事实上的国企，“科举的大厂”。原因不是资本主义的结果，而是韩国本身，需要在任何时候，能够直接从某大厂（今天它叫三星），获得至少是短期内支持战争的一切！所以三星没啥优势产品，有的是包罗万象。对于韩国经济社会来说，它的作用就等价于向全社会抽税，补贴三星这一家“动员总备公司”。不出意外地，导致了三星的高薪，以及韩国全社会的鸡血惨状。

如果韩国的腐败多一点，情况可能还未必这么极端。比如说，三星处于比较腐败的全斗焕之类的时代，三星这类“国家总备集团”就相当于私人家族承揽藩主！也就是中国古代所称的诸侯王。那么韩国经济的形态，就会类似于二战之前，日本同类角色的财阀，比如三菱重工，住友集团等等。当然，在今天政治而言，确实是腐败啦。不过在腐败既然存在于社会历史中，当然有它“存在的合理性”，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家族传承和自我选拨，不必对公众舆论负责，也就不会出现科举全面鸡血化。

此机制让今天很多浪漫人士，听上去不太舒服。但这些人士，大概也会对英国人，对君主制和长子继承权的合理性解释不舒服：其合理性就是减少了无谓的争夺。偏偏韩国同样鸡血地以扫除所有腐败为标榜，韩国社会的悲惨就有点难免了：腐败没有扫除，肯定的嘛，有特权就一定有相应的腐败！韩国社会鸡血鲶鱼地球第一。要让韩国出现电视连续剧《鲶鱼》般的悲惨现实，还需要另一必要条件：凯恩斯主义！相当于定向输出货币，兑现超额税。在“抗击朝鲜威胁”前提下，似乎不成问题。

到此为止，初步解释了，韩国科举体制下的悲惨社会，但是要完整构筑出，韩国社会的目前的教育误区，还需要一些稍为次要的历史拼图。

韩国大概因为没有能够成功镇压光州事件为代表的学生运动，导致韩国培植地区城市自治的改革意图没有实现。所以韩国的资源和人口，集中到北朝鲜大炮射程之内的汉城（噢！它今天呢称，喊首尔），“发展经济”！这是连韩国人自已也觉得很搞笑的现实，《中央日报》声称是要钱不要命。如此为南北终极战争而准备的经济大计，真的打起仗来，大概只能“冒着敌人的炮火，上班，上班，上下班”了。实际上，当地方自治的政治不能成立的情况下，人口和资源向原都市集中，乃经济规律。

失去了地方自治政治格局，还产生了历史错误的，但是符合西教倡仪的“普世平均”的价值观的结果，各地中产阶级向汉城集中，又再寻求在汉城等级之中向上爬，高人一等而有主动。类似于导致罗马共和国灭亡的政治矛盾：既然自治体现的平等性不能实现，人口和资源，包括受教育人口，当然就会向政治中心集中，（罗马共和国时期就是向罗马城集中）；然后寻求“人人平均”而为之平等！这跟天朝优良传统的“均贫富，不患贫而患不均”，只不过是东西方文化在同一意义上的殊途同归。

在一个自治为政治基调的社会，不会产生这种“必须科举向上爬才高人一等”的民情。即便在科举发达的中华宋明时代，也无非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好老婆”招徕驻书虫。如果中华科举时代，科举本身真的能够制造经济层次的等级差距，明朝清朝律例，就不会定法“没有科举功名者，以民告官即以贱犯贵，举报属实，也是先有重罪，重打三百大板（依法认真揍的话，估计没有一个活的）后，刺配三千里”以强调两者等级了。而在韩国根本不必此类律例，家长抽起皮鞭鸡娃，自觉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