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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年后的聚会

热度 1已有 2120 次阅读2011-3-4 00:56 分享到微信

34年后的聚会

——2005年11月30日

家龍大哥通知我，準備搞個聚會，老同事們分別來自大同、太原、榆次，還特別提到，大家很想見到我。

我問家龍，有沒有我不想見的“那兩個人”（紅五類）？回答：“沒有”；我欣然前往。

“那兩個人”曾是我的好朋友；正是他二人在“文革”中搜腸刮肚地揭發我，顛倒黑白的誣陷我！帶著群衆到北京我的家裏“捉拿”我！發電報“通緝”我！……我最信任的“那兩個人”，不僅出賣了我，還落井下石，一心一意置我於死地……我想，我這一輩子最不想見到的人，就是他們二位！

北京初冬的一天，刮著不溫柔、不友好的大風！我頂著強勁的逆風，找到聚會地點，開門迎接我的是滿屋子友好、熱情的熟面孔……我以極快的速度，確認出誰是誰，與他們一一握手、擁抱。

這一天是2005年11月30日。

不堪回首，卻無法忘記的那10年，是我們這一代人永遠的話題。

我們原本是一個團結、友愛的集體，被那場無情的“革命”搞得支離破碎，原本融洽、友好的同事關係，被一句“與人鬥，其樂無窮”，挑唆得你死我活……

他是一個幽默、詼諧的同事。“文革”前與我關係甚好，“文革”中曾在“那兩個人”的鼓動下孤立、打擊我……我並不記恨他，因爲，在一次下鄉（演出）途中，他曾經在我差一點滾下山時，拉了我一把，使我倖免遇難！是我的救命恩人。34年後，他依然幽默、詼諧。聽說我在北京，他專程從太原趕來參加聚會；一見面，就動情的對我說：“……這30多年來，我一直想當面對你說一句話：你是真正的將門虎子！”，刹那間，多年的怨氣煙消雲散！

同事們，笑談我寫的一張大字報，他們竟然能夠完整的背出其內容：“你有甚麽資格給我寫大字報？大熱天騎車，還戴一雙白手套，也不怕把你的手捂餿了！”。對於這張大字報我確實毫無印象。

34年後的今天，我才得知，這張大字報，曾引起同事們小小的轟動；他們說：“這是一張有水平的大字報。”

做爲“黑五類”的我，是沒有資格寫大字報的，我實在是被壓制的忍無可忍，才寫了這唯一的一張大字報。

同事們還提到我撕大字報的事；“文革”開始不久的一天，大清早起床，看見我的宿舍門口貼著一張通告，大意是：我屬於“公安六條管制分子”之一，不准我“亂說、亂動、不准參加任何戰鬥組織……”，我順手將它撕下來，帶著它，當天就登上到北京的列車，去有關部門“上訪”，爲自己討個說法。

我拿到了我不屬於“公安六條管制分子”的尚方寶劍，洋洋得意的回到大同。此後，直到我調離大同，“革命群衆”與我這“黑五類”相安無事，群衆們再也沒有爲難我。

我離開大同已30餘年，與同事們再無往來。然而，我的這兩個“壯舉”依然是同事們經久不衰的話題，他們幾乎一致認爲“她那種出身背景，在那麽惡劣的處境下，公然敢撕大字報！全國也找不到幾個！說明她是個沒有私心的人，是個正直的人”。……能得到這樣的評價，我足亦！

他們還告訴我，文革時，雖然把我當成挨整對像孤立我，但確實很佩服我，背後向我豎大拇指……得知當年的“對立面”，如此稱讚我，真的讓我很感動。

在那個非常時期，寫一張大字報，撕一張大字報，竟然得到了同事們對我一系列的肯定和認可。這是我怎麽也想不到的……但，我相信那句老話——是非曲直，自有公論。

其實，我的“壯舉”，僅僅只是爲了維護我做人的基本權利，沒有想太多。

經過這10年，我早已明白，真正要整我，也有能力整我的人，是我曾經那麽，那麽信任的“組織”。

這次聚會我見到了一位，在文革中和我一樣的“倒楣蛋”——現在已是我國著名作曲家的王西林。

他畢業於上海音樂學院，後在中國廣播樂團就職；莫名其妙的挨整，莫名其妙的“下放”到我們這個小團，使我們有緣當了幾年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