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合成先生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在湖南文艺出版社《芙蓉》杂誌供职时的同事，是一位写作快手。当时他在《芙蓉》工作时间很短暂，但却接受了编辑部交给他的一件庄严任务，去道县调查采访1967年震惊中外的道县大屠杀事件，写成了五万字的纪实文学作品，可是由于與论控制很紧，当时未能问世，一直搁置，未有下文。这些年来，一直成为我心中的一个遗憾和悬念。然而，谭先生矢志不移，契而不舍，以二十四年磨一剑的史家气概，经过一次、再次的实地调查采访核实补充，终于写成了洋洋五十万字的这本大书《血的神话》出版问世，让当代同胞和子孙后代永远记住这个民族悲剧的历史真相，永远不准再蹈这样的历史覆辙。这真是做成了一件极其重要、极有意义的历史工程，善莫大焉！我们怎能不肃然起敬，十分感佩。

我是以极其强烈的悲愤、极其坚定的毅力读完这部沉重的历史著作的，那些被极权体制麻醉和驱使所制造的大规模血淋淋的大屠杀事件始末和其中大量残忍不堪的杀人细节，令人毛骨梀然，惊心动魄，不忍卒读。当时九千之多的无辜同胞死于非命，这种惨绝人寰的民旅悲剧只有在极端专制、极端残酷的政治体制和愚民中才会发生，九千之多惨死的无辜同胞的冤魂，留给我们民族的创伤和思考，是永远不会忘却、永远不会安宁、永远不会终结的。

冥冥之中，我仿佛听到九千之多冤魂的悲泣和惨号，仿佛听到自己灵魂痛苦的呻吟。我不禁扪心自问：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份子和作家，我为那些受害的同胞做了什么呢？？作为“文革”的受害者和幸存者，我有什么权利保持沉默！？在上述沉痛心情的驱使下，我不能不写这篇文章，以尽到应尽的职责，以安慰被煎熬的良知和灵魂。

阅读《血的神话》，我联想到周实先生的历史随笔《刀俎》，周实先生以洗炼的文笔和严峻的思考，记叙了中国历代帝王镇压人民和异己份子所采用的各种酷刑手段，读之阴森恐怖，思接千载。而《血的神话》正是当代极权统治继存历代帝王屠杀手段的现实翻版。这真是中国历史的负面传承和国家恐怖主义的阴暗遗产。历代统治者所奉行的“帝王之术”，—

方面是严酷的思想控制，一方面则是血腥的暴力镇压，以恐吓人民，使之逆来顺受不敢反抗，巩固极权主义的统治。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以迂廻曲折方式推进，是充满着两面性的，一方面是不断探索和艰苦跋涉奔向光明进步的向往；一方面却是阴暗的血腥和恐怖，专制的阴谋和欺骗，这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因袭循环。恩格斯说过：“政府的恶劣是可以用臣民的恶劣来解释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此之谓也！邓小平先生也说过：“一个好的体制可以使坏人变成好人，一个坏的体制也可以使好人变成坏人。”道县大屠杀那些杀人策划者和刽子手的蜕变就是如此。作为伟大的政治家，邓小平先生深深懂得上述历史规律，其功过自有历史评说，在此不敢妄加评论。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也曾有过深刻反省：“中国这个民族血液有一种特别浮躁的东西，每隔十几年就会丧失理性，来一阵疯狂行为。”整个“文革”运动和由之产生的道县大屠杀事件是如此，当今掀起的拜金主义狂潮和欲望狂潮亦是如此，这都是极权体制施行愚民政策所产生的恶果。但我们至今缺乏警惕和冷静反思。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魏瑟尔先生说过：“忘掉历史无异于对历史的受害者进行第二次屠杀。”谭合成先生勇敢地承担了历史的责任，历尽艰辛反复核实，将文革当中发生的大屠杀事件的来龙去脉及前后始末，保留其原生态的面貌源源本本记录下来，给中国的当代史和“文革”史保留一份厚重的历史见证和历史档案，这是对当代历史的最大贡献。《血的神话》是一部珍贵的历史报告，是属于历史著作。历史著作要求真实性、准确性和正当性，而不是要求虚构、夸饰、渲染的所谓文学性。《血的神话》严格按照上述历史著作的要求写作，摈弃了任何虚构、夸饰和渲染，这是十分明智的。在我看来，《血的神话》不仅具有严格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正当性，同时不乏文学色彩，其行云流水的语言风格和夹叙夹议的思想表达，都是耐人寻味的，特别是作者运用了道县的某些生动的地方方言，就很具有形象性和反讽幽默意趣。阅读《血的神话》我更注意它的历史真实性和丰富性，而不是它的文学色彩，文学色彩太强，反而会削弱真实性的力度，这是历史著作应该避免的大忌。可以断言，《血的神话》将比形形色色的极权制度的寿命更长，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价值将日益清晰地凸现出来。

总之，《血的神话》给予我们的思想启示和思考空间是很丰富的，掩卷沉思，各种复杂感受奔涌而来，使我难以平静。从深层次挖掘和探讨，道县农村以贫下中农的名义大规模屠杀手无寸铁的近万名同胞，这种旷世暴行决非偶然的盲目行动，而是中共“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理论和实践在“文革”当中结出的极端恶果，是极权主义愚民政策欺骗、麻醉最严重的必然产物，当年政权领袖提倡的、灌输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早就埋伏了杀人的契机。这种精神屠杀导致的人身屠杀是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当年道县农村大规模杀人都是以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作为依据的，都是以国家基层统治机器和国家领袖的名义进行的。那些号召残暴杀人极端愚昧、极端野蛮的基层领导及刽子手们，其实都是施行国家恐怖主义的极权主义的工具，他们固然罪不可赦，但他们背后的推手极权主义的罪魁祸首更应该承担历史罪责，得到彻底清算，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想起七十年前苏联斯大林政权制造了屠杀两万多波兰军官的卡廷惨案，而今已真相大白。俄罗斯总理普京参加了“卡廷惨案”七十周年纪念活动，在卡廷纪念碑前单膝跪地纪念死难者，被媒体评论为“代表俄罗斯人民对卡廷惨案作了比较真心的的反省”，令人悲痛的是，道县大屠杀事件的当事者和刽子手（包括极权主义幕后推手）至今没有反思和忏悔，基本上逍遥法外，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这就是现代中国的现状。

几十年后的今天，当年导致刽子手疯狂屠杀的极权体制和国家机器不但没有深刻的必要反思，反而千方百计回避、掩盖惨痛民族悲剧的历史真相，它本身的历史罪责不但没有彻底清算，而是在以后年代变本加利重复制造历史惨案，这是感到极其痛心、极其愤慨的！想想看，文化大革命这场国家领袖和国家体制亲自制造的民族大劫难中，有多少人家破人亡，有多少无辜同胞死于非命！如果详细周密调查统计出来，那可是比道县屠杀事件牺牲者大得多的庞大惊人的数字。文革民族大劫难的历史真相至今被掩盖、被抹杀、被歪曲，这种现象难道具有民族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感的人们能够容忍、能够沉默、能够畏怯，而不敢大声呐喊，拍案而起吗？如果我们推卸这种历史责任，我们的灵魂是有罪的，将愧对国家民族，愧对子孙后代。谭合成先生承担了这种历史责任，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我相信深受历史苦难的中国同胞（特别是知识份子群体）中，一定会有更多见义勇为的有胆有识的耿介之士会逐渐挺身而出，揭露和探讨历史真相，向回避、掩盖、歪曲历史真相的专制体系，毅然决然掷去白手套！我虽不才人微言轻，将义无反顾地投身这个正义的行列，甘当历史座基的一块碎石。

二零一二年初春写于长沙望月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