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消费的结构均衡与刘易斯拐点

郑 栋 才

       经济学至今没有弄清楚投资、消费结构均衡的原理，因此也无法判断现实中的投资、消费结构是否均衡。而市场则任由角力的劳资双方（劳方非单指体力带动者，下同）力量强弱的变化，去左右劳动收入与社会平均利润率的波动，进而确定投资、消费结构，结果却与此结构的均衡毫不相干。当劳动力过剩，劳方势弱，社会平均利润率高企，劳动收入过低时，投资/消费亦常常是非均衡过高。直至产能过剩，经济高速增长无法持续时，人们才认识到此结构已经失调，必须增加消费才能恢复均衡。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等国严重失衡的高投资低消费和美国等国的高消费低投资，是导致这场至今仍在恶化、消费需求不足导致总需求持续萎缩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可见这一结构均衡的重要性。我们主张市场经济改革，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市场调节这个最无效的环节，才能最准确、最有效、最低程度对市场进行必要的干预。但我们首先必须认识投资、消费结构均衡的原理，本文试图探索这一原理。

     （注：下文中X0、Y0、t0、Xa、Ya、Xb、Yb、G0、G1的后一数字或字母均为下标，与图1相对应）

        图1中有A、B、C三个分图，反映三个在t0时GDP总值X0t0相同的经济体A、B、C的增长。假没A与B在t0时都实现了充分就业，A的劳动人口自然增长速度极慢，而B的增长速度很快。为使A与B都能持续充分就业、稳定增长，B的投资和产能必须比A更快地增长（前者的投资用曲线Y0Yb、后者用曲线Y0Ya表示）以匹配劳动力的增长和技术进步。因此在t0时等值的GDP中，B有更大部分用于投资（现实中的投资并非全部实现为产能增长，但为简化问题，本文假定都实现为产能增长）；相反，相对于B，A有更多用于消费、更少用于投资，使产能的增长正好匹配较慢的劳动人口增长。A与B的投资、消费比例结构差别很大，但都是均衡的，并使A与B都能持续充分就业、稳定增长。由此可见，投资与消费的均衡并不是由一个固定的数字来确定的，而是根据具体情况，随技术进步和劳动人口增长的不同而可变的。A相对于B，经济增长速度会慢一些（前者用曲线X0Xa、后者用曲线X0Xb表示），但平均生活水平会高一些（前者用X0Xa与Y0Ya之间的部分、后者用X0Xb与Y0Yb之间的部分表示，即GDP减投资），B的情况则相反。尽管如此，由于各自的情况不同，A与B的消费都达到可能的最好水平，实现的都是均衡的、最高可能的潜在经济增长。

                                                                                                图1

        A与B的投资、消费结构均衡，是正常情况下的均衡。下面将要讨论的C，则是非正常的有大量失业情况下的投资、消费结构均衡，这才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C比A和B有更大的劳动力总量，如果用当时C的生产力水平来衡量，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t0时C的GDP应在远高于A和B之上的G0t0，并由劳动力自然增长和枝术进步决定，在充分就业情况下沿着G0G1持续稳定地增长；而要实现这一增长，投资必须沿着曲线P0P1增长，使产能的增长正好滿足劳动人口自然增与技术进步的需要；与此同时，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也必须沿着G0G1与P0P1之间的部分均衡地增长。但这并非C的实际情况。或由于经济闭锁、体制落后、产业失调、政策失误、枝术落后、战争破坏等等原因，C在t0时的GDP假设只达到与A、B相同的值X0t0，投资和产能都严重不足以滿足全员劳动的需要，存在大量显性或隐性的失业劳动者。由于劳动似乎无限供给，C有一个很大的高速增长空间，而且也需要高速增长才能接轨潜在增长G0G1，逐步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增长。但也正因为这样，又很可能出现失控的经济高速增长。由于劳动力大量失业和产能严重不足，C可以把GDP中更大比例的部分耗于投资去增加产能，并由高速投入生产的原失业者去推动高速增长的产能，同时持续地抑制消费的增长，使经济能持续沿着图1C中的曲线X0X高速增长，整个过程表面上看完全处于均衡的状态，就象B比A有更大比例的投资，但也是均衡的那样（这就是本文要举例A、B的原因）。其实C与A、B是完全不同的，但只有当C沿着X0X高速冲到接近充分就业的最高点X，即通常所称的刘易斯拐点时，它的不均衡性、它的结构失调及其导致的种种矛盾才会充分表现出来。当经济增长到X点时，过剩劳动力已消耗完毕，劳动由无限供给突然转变为自然增长的有限供给，受此有限供结和技术有限进步的约束，经济决对不能再沿着沿X0X的延长线继续高速增长，最多只能沿XG1方向增长，这是一条动态化的潜在产出线，是不可超越的。有人会说，那就改沿XG1方向增长不就得了吗，这太简单了。问题是经济增长速度能否说改就改呢？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与一定的投资、消费结构密切相关。经济的高速增长与低消费高投资的比例结构密切相关，与收入分配中高贫富差别密切相关，与产出产品中低比例消费品、高比例投资产品的结构密切相关，与消费低增长、产能高增长的比例结构密切相关。这就是说，如果在正常情况下经济由G0增长到X所形成的投资、消费结构及积累的产能总量，与经济由X0高速增长到X所形成的投资、消费结构及积累的产能总量是完全不同的。当经济以高出潜在产出增长速度很多的速度与潜在产出相撞时，才显现出大量的产能过剩。用图1C来说明就是，经济沿着X0X高速增长达到刘易斯拐点X时，投资沿Y0Y高速增长，所积累的产能一定高于经济沿速度较慢的潜在产出均衡增长G0X到达X点时所积累的产能，同样亦高于继续沿速度较慢的潜在产出线XG1均衡增长或所需要的产能（更详细的分析请参阅广东科技出版社2003年出版发行的笔者所著《劳动价值、边际效用与经济均衡》一书）。在短时间内大幅降低增长速度，淘汰大量的产能，改变上述的整个结构体系，除了以破坏力的方式去实现之外，再没有其他办法了。

        刘易斯拐点是不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呢？下文给出的答案非常明确，是否定的。其实，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中的危机暴发点，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理论中现实的经济增长对自然增长的冲击点，本质上与刘易斯拐点是同一个点，且比后者在理论上更深刻。刘易斯拐点多指第一产业劳动大规模向二、三产业转移过程中劳动从过剩、无限供给到供给不足的转变点，而经济周期理论中，通常是指危机导致大量失业，在复苏过程中劳动从过剩到不足的转变点，虽然规模大小不同，但性质是一样的。劳动从过剩到不足的转变，与产能总量上从不足到过剩的转变，是同一过程的正反两方面表现，而后者才是决定性的。因为劳动供给的自然增长是由十几年以前人口的出生率与五、六十年前出生的人口退出劳动市场的速度（如果忽略战争、疾病等因素）所决定的，对于当前的经济来说已经是一个不可改变的既定因素，只有投资和产能的增长，才是经济必须调控的因素。在劳动人口自然增长既定的前提下，我们既不能消灭一部劳动力去适应产能的不足，只能是失业；也不能创造出更多的劳动力去适应经济和产能的高速增长。问题是当劳动力过剩时，劳动力自然增长对经济没有约束作用，劳动力似乎可无限供给，当过剩劳动力消失时，劳动力自然增长才对经济起硬约束作用。因此能控制的只能是投资和产能的增长去适应劳动人口增长及技术进步对它的需求。《新世纪》周刊发表张艳玲、周琼、唐家婕的《中西部争抢农民工 全国普现招工难》（2011.02）一文中说：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表示，‘民工荒’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快速增长所形成的劳动力需求。”互联网上有大量文章也这样说。笔者不清楚这是否就是蔡昉的原意，但就此“根本原因”的判断而言，肯定是错误的。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当分配不公使经济高速地沿X0X增长达到刘易斯拐点时，过剩劳动消失，而产能的增长已完全失控，超过了劳动人口自然增长和技术进步的需求，也由此引出了劳动供给增长不够快的伪命题。这种失控使经济高速增长冲向拐点是必然的，中国经济增长就是一个最典型的实例。在整个经济高速增长期，消费增长相对于经济增长非常缓慢，在GDP中所占比例不断下降，而投资却高速增长，在GDP中所占比例不断增大，投资与消费这种比例失衡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而到达刘易斯拐点时才充分显露的产能过剩则是其必然结果。在拐点出现劳动供给不足只是一种现象而不是问题的根本。

        怎样才能避免遭遇刘易斯拐点呢？打个比喻来说吧。假设图1C中的G0G是一条已经修好的火车主干线，现在要修一条支线衔接G0G。支线与主线成一定角度∠X0XG0，我们必须在修铁路到达角的顶点X之前，例如从H点开始就修正支线的走向，形成一条弧线，最后在W点与主线相切（弧线HW与G0G在W点的方向一致）而衔接，弧线曲率越小，火车从支线使入主干线就越平稳。但如果我们沿直线X0X一直修到X点，那么火车高速运行到X点急转时就必然翻车。同样的道理，追赶型的经济增长要平稳地衔接上动态的潜在增长（或称可持续充分就业的增长），就必须控制好经济在接近潜在增长时的速度和结构，使之与潜在增长的速度和结构非常相似。因此在经济高速冲向刘易斯拐点的一段时间之前，就应该逐步降底经济的增长速度，逐步增大消费的比例、压缩投资的比例，逐步提高劳动收入、压抑资本的社会平均利润率，使经济例如从图1C中的H点开始沿曲线HW增长，在W点与潜在增长以几乎相同的速度和产业结构，以相同的消费增长、相同的投资和产能增长，以相同的消费、投资比例结构而相衔接。这时没有产能的过剩和非均衡高速增长，因此也不会有劳动从过剩到不足的转变，不会有刘易斯拐点的出现。这种增长方式可以使经济在劳动成本逐步而不是跳跃式提高的情况下，渐渐淘汰低效落后的产能，形成压力加快技术进步，使经济在社会劳动生产率更高水平的W点与潜在增长相衔接，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在W点之后能继续平稳地沿潜在增长曲线向前发展 ，也不会受“失去的十年、二十年…”的困扰。现在我们再回头去看X0X那段高速增长期会发现，其实我们是追赶得太心急了，我们的精力、我们的经济增长已过多被浪费在已证明是多余的低效产能的增长上，大大超过劳动人口增长对它的需要量。用物理学的一个概念来说，就是我们做了太多的“无用功”。如果我们能及时、合理地提高劳动成本，让广大民众合理地享受更多的经济成果，就不仅能使社会的总效用最大化，而且经济也会均衡地向前发展。多年来笔者曾反复地论证过，社会效用的最大化与经济均衡是内在统一的，不可分割的。

       避开刘易斯拐点的这一调控，相信至少要在碰撞刘易斯拐点之前十年以上就必须开始。这一调控的难度：1.应该是越早开始着手难度越低，越接近刘易斯拐点的难度越大，超过一定阶段后就不可能了；2.调控的方式必须从非均衡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去寻找，找到了根本原因，加上时间的允许，难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非均衡高速增长直至撞向刘易斯拐点的根本原因，在于收入分配不公。由于劳动过剩，导至劳方在劳资双方的角力中处于弱势，过低的工资收入使全社会消费需求的比例不断下降，过高的社会平均利润率既过度刺激了投资的欲望，也为资本的高积累高投入创造了条件，使经济在高投资低消费的模式下高速增长。因此从图1C的H点开始就必须用种种手段，例如用劳动法的方式及行政手段有计划地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水平，从而提高劳动成本，挤压利润，只要力度适当，无论民族的积累趋向有多强，都可以迫使投资沿图1C中的EF曲线增长，逐步趋向于充分就业的潜在增长所需要的投资和产能增长。与此同时，工资提高，消费增加，投资与消费的比例趋于合理，又使国内的需求总量扩张到理想的状态，使经济在进出口贸易不断扩大而又基本保持平衡的情况下，维特总供求的平衡。留有十年以上的时间，抓住问题的根本，以上的调控可以非常从容地进行，并最后与潜在增长相衔接。这就是经济追赶期特殊的投资、消费结构均衡。如果说实现难，那就难在对经济规律的深刻理解和清醒的而不是和经济一样发热的头脑上。我国有一个庞大的经济学家队伍，可惜当我国经济运行到那个关键时刻时，他们除了对经济高速增长大唱赞歌之外，却少有几人站出来要求降低速度、均衡增长的，有也被赞歌的声浪彻底淹没了。如果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说说好听的活、唱唱赞歌，要来有什么用呢！经济学家们应该用更多的精力去研究中国经济是如何走上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之路，怎样才能避免走上这条路的理论，这样，决策部门才有可能从各种不同的学派中找到好的理论指导。

         现在的情况不同了，经济已经越过避免刘易斯拐点的最好时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为了保增长而扩内需，但我们扩大的不是消费需求而是投资，结果速度保住了，但这恐怕就是撞向潜在增长曲线，撞向刘易斯拐点的最后冲刺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国投资、消费结构的失衡及其造成大量产能过剩，并非仅由这一冲刺所造成，但它也确实使失衡进一步恶化了。经济被逼到刘易斯拐点这个角落里，要在这个角落里完成大幅降速和转型的所有调控任务，在短短时间内完成收入分配结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供给结构向消费倾斜的调整，结果这些本来可以在一个较长时间轻松完成的任务都变成了互相冲突的力量。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劳动收入，抑制资本过高利润，是趋向均衡最根本的调整，如果它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平稳地进行，那么其后增消费、抑投资的需求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供给结构调整和增长速度调整就可以顺理成章平稳地进行。但是在刘易斯拐点，所有这些都必然发生急速的变化。首先劳动的名义收入增长是被迫突然加快的，其结果必然是消费需求和总需求快速增加，导致通货膨胀；增加消费品供给的产业结构调整，也必须通过价格体系的调整才能实现，急速的向消费倾斜的产业结构调整，需要消费物价指数快速上扬即高通货膨胀才能实现。这样，分配结构、产业结构调整与物价稳定之间发生严重冲突，为了抗通胀，结果是名义劳动收入增加，但又不能超越通胀，实际劳动收入在减少。现实已经证明，投资、消费的需求结构不但没有趋于均衡，消费所占比例反而进一步缩小了。如果真的使劳动收入和消费比例实际增长，那么工资推动物价，物价又推动工资，形成恶性循环，其后果更加危险。这样，投资、消费结构趋向均衡的调整就卡死了。此结构无法在短时间内理顺，就仍然是一种只能与经济继续高增长相配合的结构。但在另一头，劳动又突然从无限供给转变为有限的、自然增长的供给，经济绝对不可以继续实现那种非均衡的高增长，这与整个产业结构又发生严重冲突。目前暂时维特着的高增长很快就会走到尽头，当我国劳动人口自然增长对经济增长起硬约束作用时，再加上技术进步因素，我国经济平均增长速度无论怎么算也超不过5％，甚至更低。说到这里，一定有很多人会提出质疑：用德国、日本、美国等等国家单位劳动创造的价值来比较，我们还差很远，怎么我们就被劳动人口的自然增长约束住了呢？我们离潜在产出的上限还很远，我们应该还有很长的高速增长期才对。其实道理很简单，我们的经济是在低技术产能的高速投资、积累和保护的情况下高速增长，过早达到潜在产出的，这时还停留在低技术状态，就已经被劳动人口自然增长所约束，速度降下来了，不同于美国、德国、日本在高技术状态下，受劳动人口自然增长约束的只是速度，不影响它们单位劳动的高产出。有人会说，我们现在已着手提高劳动收入,淘汰低技术产能，加上物价上胀成本上升，正迫使企业加快技术改造和创新，不就可以维持经济高速增长了吗！不错，所有这些的方向都是对的，只可惜来得太迟，在刘易斯拐点卡死了。除了上述提高劳动真实收入在GDP所占比例无法实现外，我们再说技术进步。我们已经积累了大量过剩的低技术产能，必须进行大规模的淘汰，加上高技术投资，才会有生产技术的一点进步。产能淘汰得太慢不行，无法完成急转弯；淘汰得太快也不行，造成的大量结构性失业者将无法迅速转入高新技术产业（这里补充一句：充分就业，包括在刘易斯拐点和潜在产出时的充分就业，绝非100％的就业。而在每次经济爆发危机后，都会出现大量的失业，你不要以为这些失业者马上就能重新投入生产，推动投资和产能的高速增长。他们是经济结构失衡的结果，在一个较长时期是不可返回生产的结构性失业者），它将与劳动人口自然增长形成合力对经济增长产生更强的抑制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技术取得长足进步，但这大都是靠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而来，可以说这样的技术进步也走到头了，能转移的都转移了，别人不会把最新的和核心的技术转移给你，要赶超发达国家的枝术，只能靠自已创新。但我国一向不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包括国内的知识产权也得不到很好的保护，因此打击了国内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影响技术进步的速度。技术进步需要时间一步一步地走，不可能依靠它去填补劳动供给增速突然下降在经济增长要素中留下的缺口。现在更令人担心的是，短时间内旧的低技术产能被淘汰了，新的高技术产能及相关人才又上不来。刘易斯拐点这个角落里种种相互冲突的卡死现象，在我国已经表现得非常充分，原因就是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角落，已经失去逐步与潜在增长相衔椄所必须的时间。

        历史上，刘易斯拐点前还有一个怪现象，就是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按理说，住房是一种消费品，此泡沫与上述消费不足的非均衡分析似乎相矛盾。其实它仍然是收入分配不公，劳动收入严重偏低，消费不足，投资与资本高速积累的结果。贫富差别的不断扩大，使越来越多的人买不起房，能购房居住的是中等以上的收入者。但很快人们就发现，房子在不断增值，买房子甚至能获得比投资实业还高的利润。而富有者可以买到远超过他们居住所需要的房产，加上还能从银行贷款一套一套地买下去，于是他们开始大量地购入房产，有的甚至组成炒房团，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进行炒作。贫富差别的扩大使富人有能力把房价越炒越高，消费得起的人就越来越少。大量囤积于富人手中的房子已不再是消费品，而是用于投资增值的的投资品。因此，房地产泡沫并非过度消费，而是过度投资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是追求高额利润过度投资的结果。由于经济越接近刘易斯拐点，急于寻找投资出路的过剩资本越多，房地产泡沫就越吹越大了。房地产泡沫与产能过剩在刘易斯拐点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甚至更具破坏力。

         现在，国内外都在热议中国经济是否已到达刘易斯拐点、是否会硬着陆。这种争论徐了对那些国际金融大鰐有用外，对我们并无多大意义。我们也不必因别人唱空、做空中国而动怒，因为空并不是唱出来的，也不是做出来的，他们只有因空而做空只才能获利，如果他们非空而做空，你就更没有必要动怒了。无论你说会硬着陆也好，说不会硬着陆也好，我们都必须面对中国经济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现实。对我们来说，有前瞻性、指导性的议题，应该是如何减轻经济失衡在刘易斯拐点所产生的破坏力。

（此文2011年07月15日发表于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u/2243397760http://blog.sina.com.cn/u/2243397760，稍作改动后发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