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区媒体(American Community Media,ACoM) 10月2日举行 “美国变化中的选民”(Profiling America’s Changing Electorate)系列全国新闻简报会,本场主题为 “ 2026年的非裔选票:投票率、抵抗与争取政治代表权”(The Black Vote in 2026: Turnout, Resistance and the Fight for Representation), 聚焦即将到来的期中选举,非裔选民的投票意愿、经济压力、投票权、选区重划,以及年轻非裔男性政治态度的变化。简报由 ACoM 副主编 Pilar Marrero 主持。邀请三位讲者,包括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政治学副教授、James Weldon Johnson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Race and Difference 主任 Dr. Andra Gillespie;Black Men Vote执行主任 Michael Bland;以及投票权倡导者、最高法院重要选区重划案件 Allen v. Milligan 的主要原告 Evan Milligan。非裔选民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最稳定支持民主党的族群之一,但 “支持民主党” 并不必然等于 “愿意出来投票”。主持人在开场引用近期研究指出,64%的非裔选民表示,针对投票权的攻击以及南方各州的选区重划,使他们更有可能参加今年期中选举;75%认为捍卫非裔自由具有高度紧迫性,71%同样认为投票权与种族正义十分紧迫。另一方面,针对年轻非裔男性的调查却显示出明显落差:92%认为投票重要,但仍有26%表示不确定是否会投票,或不太可能参加2026年期中选举。
曾参与 Allen v. Milligan 案的 Evan Milligan 从《1965年投票权法》(Voting Rights Act)谈起。他表示与几年前相比,目前美国投票权所处的环境 “更加脆弱,也更加危险”。Milligan 回顾,1965年《投票权法》实施后,美国南方非裔民选官员人数大幅增加,也明显推动非裔社区参与选举。但2013年最高法院 Shelby County v. Holder 判决削弱了该法最重要的预先审查机制。过去,有种族歧视历史的州在重新划分选区后,需要先将方案提交联邦政府审查;这一预防机制失效后,挑战歧视性选区的责任越来越多地落到选民和民权团体身上。他以一个形象的比喻形容《投票权法》:“ 如果把1965年《投票权法》比作一个三明治,那么第四和第五条就是其中最好吃、最有分量、也最有力量的部分。”而 Shelby County v. Holder 的裁决,实际上拿走了其中最具预防作用的部分。Milligan 本人参与的阿拉巴马州选区诉讼,正是这种变化的缩影。阿拉巴马州约 27% 人口为非裔,但原有 7个国会选区中,只有一个选区让非裔选民具有较强机会选出自己支持的候选人。Milligan 等人因此提出诉讼,要求建立第二个能够给予非裔选民公平代表机会的国会选区。2023年美国最高法院在 Allen v. Milligan 案中支持原告的重要主张,并维持《投票权法》第二条的关键保护。Milligan警告,近年来的司法和政治变化, 再次使这些保障面临挑战。他说:“ 我们眼睁睁看着这个国家围绕多种族、开放和透明选举建立起来的法律基础设施被拆解。” 他呼吁媒体、倡导组织和选民不要再用过去5年或10年的政治思维理解 2026 年的选举,因为 “ 我们已经处于一个非常不同的时期 ”。与此同时,他提醒,投票权并不是非裔选民唯一关心的问题。食品、汽油等生活成本,以及社区公共资源不足,都在直接影响选民的生活。当家庭每天面对经济压力时,如何把对民主制度和投票权的担忧转化为实际投票行动,是组织者面临的现实挑战。Milligan认为,提升非裔投票率不能只把目光放在今年11月,而应该建立长期的公民参与文化:“ 我们必须用10年、15年、20年的视角来看待这件事 ”,让年轻人从成长过程中就持续接触有关投票和公民行动的讨论,到18岁时已经理解参与民主制度的重要性。
政治学者 Dr. Andra Gillespie 则从历史投票数据和近期民调分析2026年的非裔选票。她指出,尽管近年共和党在部分非裔选民中有所斩获,但目前还不能断言美国非裔选民已经发生长期的政党 “重新排列”。从过去几十年的数据看,非裔仍然是美国最稳定的民主党选民群体之一。她特别提醒,不能简单以总统大选预测期中选举,因为两种选举的选民结构并不相同。期中选举的选民通常年龄较高,而且低投票倾向选民所占比例较低。由于美国长期存在的社会经济不平等,非裔选民在非总统大选年份尤其容易出现投票率不足的问题。尽管如此,非裔选民在国会选举中支持民主党的整体模式仍相当稳定,比例接近9比1。与此同时 2026年最突出的议题, 仍然是 “经济、可负担性和通货膨胀” 。Gillespie表示,从近期多项民调可以看到, 非裔选民确实非常关心经济,而且经济问题与其他族群一样处于优先位置。不过,她也提醒媒体谨慎解读相关民调,因为部分全国调查中的非裔受访者样本只有约120至200人,因此误差可能相当大。真正左右2026年结果的变量之一,可能不是非裔选民究竟支持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而是他们是否会出来投票。Gillespie指出,非裔人口约占美国总人口14%,但近年来部分期中选举出口民调中,非裔约占整体选民 9%至11%,意味着投票率仍有明显提升空间。她认为,如何动员平时不一定参加选举的“低投票倾向选民” 将成为关键。谈及2024年大选,她表示,共和党当时在动员低投票倾向选民方面做得更好,而部分原本倾向民主党、却并不经常投票的选民没有被充分动员;当时的经济状况以及选民把经济问题归咎于谁,也可能是重要原因。而到了2026年,这种政治效应“有可能朝相反方向发展”。
Black Men Vote 执行主任 Michael Bland 则把焦点放在年轻非裔男性身上。他认为根本问题是,美国政治体系往往讨论 “非裔男性怎么投票”,却很少真正去问他们 “为什么这样投”。他说, " 许多非裔男性很少收到针对他们的政治宣传邮件、短信,也很少被邀请参加焦点小组或真正影响竞选策略的研究。问题并不是他们没有政治意识,而是政党和竞选团队经常没有用他们真正关心的议题与他们沟通。" Black Men Vote 的研究显示,年轻非裔男性关心的不只是笼统的经济,而包括创业机会、资本与财富积累、教育成本、托儿费用以及心理健康等非常具体的现实问题。Bland 形容,不少年轻人按照社会告诉他们的道路去做, “读完高中、上大学、拿到学位”,但毕业后却发现,自己仍然承受沉重的经济压力,有时甚至看到没有走同样道路的人经济状况反而更好。这种落差会直接影响他们对政治制度的信任。他说,这些问题其实也并非只属于非裔男性,“ 教育、创业和资本、心理健康,这些也是普通美国人正在面对的问题 ”。Bland还强调,非裔男性并不是一个政治立场完全一致的单一群体。不同地区、年龄、教育与经济背景的非裔男性,对政治和政党的看法可能明显不同。因此以传统党派标签解释这一群体已经越来越困难。对于如何提高年轻非裔男性的投票参与,Bland 认为,单纯强调 “民主受到威胁” 未必足够。尤其对18至45岁的年轻选民而言,更直接的问题往往是:“ 你能怎样帮助我把更多钱留在口袋里?” 他认为,民主党近年来针对非裔男性的持续性政治沟通不足。即使这个群体总体上仍大量支持民主党,如果政党只在大选最后阶段才与他们沟通,而没有长期回应经济机会、创业、住房、家庭成本和教育等问题,就很难期待他们自动转化为稳定的投票率。
在问答环节,记者提出一个直接的问题:" 政治人物是否已经与非裔选民真正关心的问题脱节?即使是非裔政治人物,对这个社区重视什么,是否也存在某些刻板印象?” Bland 回应说, 他不愿简单判断非裔政治人物是否 “误读” 了自己的选民,但政治体系确实应该对非裔选民保持更高度、更持续的关注,因为这个群体长期以来仍以压倒性比例支持民主党,但他们期待的回报并没有完全兑现。他引用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的著名比喻说,时至今日,那张承诺平等机会的 “支票”,对许多非裔美国人而言,仍然写着 “资金不足”(insufficient funds)。Bland 认为真正需要争取的是, 那些并非每次选举都会投票的非裔选民。他把这类选民形容为, 坐在家中沙发上的“Tyrone” - 他们不是没有政治立场,而是在等待一个真正能够说他们的语言、理解他们生活处境的候选人。换言之,2026年非裔选票最终能否转化为真正的政治力量,可能取决于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政党究竟只是需要他们的选票,还是愿意真正听见他们的声音。整场简报呈现出 2026 年非裔选民所面对的一项核心矛盾:一方面,对投票权、种族正义和政治代表权受到削弱的忧虑正在上升;另一方面,生活成本、就业、教育、住房和家庭经济压力,又使越来越多选民要求政治人物提供更加具体的答案。因此 2026年非裔选票的关键, 可能并不是 “ 多数人会支持哪个政党 ”,而是有多少人相信自己的选票能够真正改善生活,并最终愿意走进投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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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oM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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