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前那幅照片，是我十余年参加黄委会举办的首届摄影、美术、书法作品展览的时候拍摄的。照片上那些奖章都是岳父丁兆旺用毕生的汗水获得的治黄奖章的极小一部份。据档案记载，他参加工作以后，先后17次荣获委、市、部、全国劳动模范，为治黄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单位给岳母分房子时，全国劳模的遗孀可以适当照顾，可死活找不到证书，档案翻过来到过去找不到，就连国庆人民大会堂观礼的邀请书也没有了。事过多年，妻子从全国劳模农林口河南代表团代表的合影中意外发现了他的身影。

当时，组织展览的同志要我为照片命名，我就以《父亲的治黄勋章》为题参展了。岂料，照片意外获得了二等奖！我很清楚，绝不是照片的艺术性感动了评委，而是勋章的拥有者----父亲那深邃的目光透过奖章穿射出来的巨大魅力以及他的后人念怀前辈的治黄精神给了大家深刻的印象。

花开花落,岁月荏苒。岳父已经离开我们30年了。轻轻抚摩着他留下的一枚枚治黄勋章，想起他曾经的音容笑貌，睹物思人、心潮澎湃，岳父那高大的身躯就好象仍然清晰地站在我们眼前一样！

  其实，我并没有见过岳父大人。他是一九七七年去世的，和我失之交臂，有关他平凡又神奇的传说都是断断续续听熟知他的后人回忆的，他的形象显然已经定格在我面前：光知道拼命干活儿的共产党员，一米八几的大个子，声音洪亮，不识字却善于演讲，没有文化却和大学生们亲密无间且组织能力极强。

   以前那时候评先进和劳动模范，更多的物化指标就是看你为国家和人民贡献的大小，落实到黄河最前沿的一线工地上，就看你推的防洪石料的多少。 那可不含糊啊!累弯了腰、晒红了背，记录的数字交替上升,岳父推的车数经常遥遥领先，他领导的“丁兆旺小组”在黄河上闻名遐迩。

  奇怪的是当时的人们都不讲报酬、也不和组织讲价钱，干起活儿来就不知道累。用那时候时髦的解释，刚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有感恩的思维模式。

  岳父从小就给富人扛长工，共产党解放了他，所以他把对党的感情都转化到了工作上。那些奖章其实是用他的心换来的，用吃苦耐劳的汗水换来的。虽然他那些宝贝不能吃、没有实惠，可他却主贵的很。

  岳父在修防段工务上当科长，直接管理比如买树苗、丈量土石方的工作，有些人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有时候就拿着礼品找他，希望他眼睛活一点，手头儿松一点儿。遇见这样的事儿岳父总把原则放在首位。

   有一次，卖树苗的送来一大包花生.要和他“说事儿”。当时,儿女们谁不希望把花生留下来,在物质极端匮乏的年代,那可是好几十斤油啊!可是岳父连香烟都没抽他的就叫来人把花生带走了.岳父说,你收了他的花生,他就卖给你卖不出去的死树苗,反正他吃不了亏,真正吃亏的是公家。

国家自然灾害时期，岳父积极带领群众在荒芜的黄河滩地种了很多庄稼，主动为国家分忧。他和母亲累死累活，不仅养活了儿女还帮助了老家。妻子至今还记得，父母亲               脊梁上被太阳晒出来的毒水泡！当时河南饿死好多人，可是段上的职工家属却安然度过了那个特殊年代。文革中，有人就此贴他的大字报，说他带头种粮食就是搞资本主义，岳父在寒风中不屑地耸耸肩头的大衣，嘲讽地说：“人饿死了谁管黄河？

岳父逢节假日经常带着家人回武陟老家。他不仅仅孝顺自己的爹娘和亲人，而且关心家乡的生产生活，村里找他帮忙，他从不推辞

一九七六年岳父患癌症已经到了晚期，发现后单位立即把他从工地拉到了北京住院治疗。那时候北京的大医院很不好住，水利部部长钱正英听说消息，立即安排秘书联系解决。手术回来后，他的脚都肿了。当时，正赶上黄河复堤，修将军坝，岳父脚不能走路。就叫女儿用架子车拉他去工地现场指挥。这个场景很经典可不是刻意用生命作秀，以至于多年以后现场的人还嘘唏不已。

有一回，我在花园口照相，随便问一老者是否认识丁兆旺，老者眼睛一亮道，阿，认识认识，段部的，大高个,能干着勒……”

段部就是修防段的俗称，当地群众都这么叫，一九七七年岳父在那里走完了属于他的路。

现在，每当捧起这些奖章，每当我们走上将军坝，他老人家仿佛就站在我们面前，催我们奋进、给我们指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