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天生仲尼

    “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

这句诗说的是孔子思想启蒙了大众，指引着人生和人类的道路。因为孔子那时候，在思想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允许议论国事，没有山巅罪。孔子在上课时就敢于对国君评头品足，并且提出自己的政治理念。由于孔子站在民众立场上，提出仁的主张，提倡人对仁道的现实承担，反对统治者实行的苛政——苛政猛于虎，必须打老虎——必须实行仁政，减轻对民众的压迫和掠夺，停止战争，制止杀戮，最受劳苦大众欢迎和拥护，因此被推崇为圣人。圣人者，智者贤者之谓也。对于人类来说，蒙昧如黑夜，智慧如阳光。孔子的出现，犹如一道阳光，给蒙昧的人们带来了光明。然而，也就是那个时期，孔子受到统治者们的抵制和反对，因为孔子动了他们的奶酪——孔子要他们将税收由30%降到10%，他们当然不高兴了。于是，污孔、反孔就从那时候开始了。

在孔子时代，各国相互战争，统治者立足未稳，因此反孔还不是很激烈，只是对孔子态度冷漠而已，仅仅当他是一条“丧家之狗”，还不至于“人道毁灭”。然而，到了秦始皇（前259年—前210年）灭了6 国统一天下坐稳江山以后，对孔子的态度就极其严厉了。历史上最著名的焚书坑儒，就是他干的，对学习研究孔子的知识分子，直接就“人道毁灭”了——空前而不绝后，后来者，比秦始皇厉害万倍，一场运动，几十万“儒生”就没了；又一场运动，所有古籍被烧了。殷鉴不远，当惊古今同！

说孔子思想得到普及，其实，这是指秦朝建立以前说的，到秦朝就结束了。秦朝以后，中国仅有的一道阳光就这样被乌云遮住了。到了汉朝，因为汉推翻秦，表面上不反孔子，但骨子里还是秦始皇那一套，其实是换汤不换药。对此，有人非常欣赏，总结为“百代都行秦政制”，并且自诩为“秦始皇”第二，以此为荣，沾沾自喜，不变暴君本色。然而，就是这个秦政制，使中国长期处于黑暗中，所以说，天虽生仲尼，万古依然长如夜。孔子的仁政，未尝一日在中国实行过，所以，有人将中国落后的原因归咎于孔子，实在是无稽之谈。

有人以为，汉朝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孔子捧到神坛上去了，因此，天生仲尼，万古不再长如夜。殊不知，董仲舒是迎合统治者的需要，将孔子反对苛政的主张偷换成“忠于皇上的愚民术”，所以叫做儒术。儒术即愚术。统治者的手法：明里尊孔，暗里曲解《论语》，将孔子贬为秦政的吹鼓手和维护者，这样比明里反孔效果更好。董仲舒不过是将秦始皇的乌云换成汉武帝的阴霾而已。世人眼钝，看不出来，还将他当大儒崇拜——只要看看汉武帝实施过仁政没有，就知分晓了。

    话又说回来，鄙人以前学《论语》只按现在的白话语言来理解古代的文言文，往往是南辕北辙，不得要领。其实，文言文的一个字包含的信息量往往胜过白话文的N字——古文的字讲究以神会意，而白话文多是文字的堆砌。

             六州歌头

        缠中说禅 填词

       
          黄泉路拥，何处托行尸。 
　　　　双锦字，焚作泪， 
　　　　百千丝，葬沉泥，落魄成新鬼。 
　　　　情如水，收无计， 
　　　　生若死，醒犹醉，觉还疑。 
　　　　熬梦酿愁，辛苦咸酸味，几许人知。 
　　　　埋长亭别恨，挂老树相思。 
　　　　究竟缘谁，尽心痴。 
　　　　
　　　　入红尘戏。 
　　　　惊天地，鹏展翅。 
　　　　挟风雷，存永罪，终不悔。 
　　　　振罗衣，立云霓，抖擞凌霄志。 
　　　　银河坠，缺星堤，弯日轨， 
　　　　旋经纬，乾坤回。 
　　　　混浊同污，纳纳穹苍气， 
　　　　激荡崔嵬，送鲸涛翻海。 
　　　　掷酒一高歌，万古同杯。 
　　　　

　此词荡气回肠，直抒胸臆，后一句“掷酒一高歌，万古同杯。”浩然正气，直冲云霄，震撼人心。

    《论语》二十篇，实为一大文章，而首章三个“不亦”，为文章之纲领，也是儒学之总纲。儒学，是孔子之学，然而孔子并不称自己为儒学，"儒"本是鄙称，儒家这一称号不是孔子自家封号，而应是墨家对孔子这一学派的称呼。儒学实际上是圣人之学，本应改称圣学或孔学，但因约定俗成，只好沿用了。至于儒术则是妖术，而儒教则为邪教。儒术、儒教等，都是后人篡改、歪曲孔子学说学说的产物，与孔子无关，请读者诸君明鉴。世人皆说《易》难解，实则，《易》是隐而难，《论语》是显而难，是难上加难。《论语》书成后，真能解首章的，千古以来，未曾见也。而首章都不能解，后面就更是以盲引盲了。理解《论语》不仅仅靠文字功夫，主要还是靠心胸境界，如有不服，请读完此书再说，大可以批评讨论。

      本书所写，皆发前人所未发。其他人从其字句中求《论语》之真精神，不过是啃尸之徒。《论语》不死之真精神，岂在区区字句间。读懂《论语》，唯有神会。神会，则字句之纠缠自然顿明。下面将解释一个千古无人能解的问题：为什么《论语》首章是三个“不亦”，不是二个，也不是四个或其它？

    对于以前所有解《论语》的人，对这三个“不亦”，连这些人自己都是囫囵吞枣，又怎么可能解释好？上面为什么是三个“不亦”的问题，这些人连提都不敢提，或者根本就没想到，就更不要说解答了。这也是天虽生仲尼，万古依然长如夜的一个原因。这个问题的答案，本书在前面的解释中其实已有所透露：在上文《3.方行天下》中就有“圣人者，必圣其时、必圣其地、必圣其人，复圣它时、复圣它地、复圣它人也。”也就是说，这三个“不亦”，基于儒家最基本的信念，即儒家思维最基本的结构：天、地、人。

     “学而时习之”，言“天”，孔子对天的著名论述是：“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在儒家思维的基本结构下，天与天时，“天、天时”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与“天、天时”紧密联系的就是所谓的“天命”了。参照前面对“时”的解释，就不难知道，《论语》对天时、天命的态度就是：“与天其时而天与其时”，意为在实践过程中主动顺应和掌握运用客观规律而得心手；“与天其命而天与其命”，意为在人生道路上主动把控命运使理想得以实现。“学而时習之”就是要成就这“与天其时而天与其时”，“与天其命而天与其命”。儒家对“时运”、“命运”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这是儒家与道家、释家和耶家的主要区别。

     “有朋自远方来”，言“地”。地，包括土地等，但不单指土地，甚至地球之类的玩意，而是指大道流行的场所、空间等。地是离不开天的，有其天时，必成就其地。其地，包括一切的现实客观条件。通常所说的“地运”、“国运”等，就属于“地”的范围。一般人更熟悉的，就是所谓的“地利”了，儒家对“地利”的态度也是“与地其利而地与其利”，即营造良好环境促进事业发展。“有朋自远方来”就是要成就这“与地其利而地与其利”。

     “人不知而不愠”，知，乃智慧；愠，郁结，蒙蔽。此句主语是“人”。人，天地之心也。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句话的意思是：为社会建立一套以“仁”的道德伦理为核心的精神价值系统。为百姓指明一条共同遵行的理性大道，继承孔子圣人不传的学问，为天下后世开辟永久太平的基业。说的就是这“人不知而不愠”的过程。那么天地之心在哪里？天地之心就在人的心里，人心立，则天地立其心。西学讲人化自然，人化自然”是人类活动改变了的自然界，后来又有了所谓的人择原理。“人择原理”指出：我们之所以活在一个看似调控得如此准确，以至能孕育我们所知的生命的宇宙之中，是因为如果宇宙不是调控得如此准确，人类便不会存在，更遑论观察宇宙。任何一个基本物理常数是跟当前的有足够的差异，那么我们所知的生命便不能存在，例如氧气低于50%，温度高于50%等。但对这“天地人”的关系，还是没有儒家、《论语》讲得透彻。“人不知而不愠”，就是要成就“与人其和而人与其和——与其他人融洽关系而得到大家认同和支持，最终成就真正的“人和”。

“修身”，指修养身心。齐家治国最根本的还是在修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楚国的宰相叫詹何。有一次楚王问他，治国最重要的是什么？詹何回答说：“修身。”楚王听了以后，心想：“我问的是治国，你为什么说修身？”所以他又重问了一遍：“我是问治国之要，治国当中最重要的。“詹何非常坚定地回答说：“我从来没有听过身修而国不能治的。君王他是国家最高的领袖，上行可以带动下效。君王能做好修身，这个国家一定会安定。”修身的具体行为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就是择善而从，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行之于仁。——这里插说几句，有人将礼误解为“封建礼教”，其实，礼通理，不指自然万物运行的秩序。人类社会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那么礼就包含了人类社会运行的秩序。比如到超市购物埋单时要排队，这就是礼；又比如你无意间碰了别人，说一声“对不起”，这也是礼而所谓的封建礼教，如果违反了人权，就不是礼了。

修身然后“齐家”，齐家就是有条不紊。这“家”，不仅是一般所谓的家庭，那是“小家”，还包括一个地区的家和一个国家的家，那是“大家”。齐家才能“乐”，这读yue，意为“箫韶九成，盛世之象”。家不齐，国不齐，矛盾纷争不断，怎么可能有“箫韶九成，盛世之象”？所以要“齐家”，“有朋自远方来（与朋友如人中之凤，依照仁道发扬之光大之普及之）”就是要“齐家”。其结果就是“乐”。“乐”也就是“家”的“不愠”，只有“不愠”才可能“箫韶九成，盛世之象”，才可能“乐”。那么，“齐家”为什么和“地利”挂钩？家、国都属于“地”的范畴，通常有所谓的“家运”、“国运”等，要“齐家”，改变“家运”、“国运”，就要“与地其利而地与其利”，这样才能最终成就“箫韶九成，盛世之象”，其中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齐家”，然后要“平天下”，而只有“天下平”了，世界“不愠”、没有郁结了，世界大同了，才算是“平天下”，才算是“人和”——和气和睦和谐，才算是君子行“圣人之道”，才算是“不亦君子乎？”上面的“说”、“乐”，都是“不愠”的特殊形式，分别对应着个体和家，但真正的“不愠”是全天下的，范围到最大。这个天下不单单指人类社会，按现代术语，至少是包括了整个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比如爱护自然、绿色环保，天人相应等。天下万物都要和谐共处，都要“不愠”，这才是真的“不愠”，也才是真的“平天下”。只有这样，才是真的“人和”了。所以，“平天下”与“人和”是密不可分的！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到，“学而时習之”、“有朋自远方来”、“人不知而不愠”与“说、乐、君子”以及“天、地、人”或“天时、地利、人和”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的，并且是一一对应的。《论语》的首章是站在这样的高度立论的，而不是如千古以来那些盲人的瞎解释所说那样。只有这样，才算初步明白“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的意思，也才算初步知道《论语》说了点什么。

    但这只是一个大纲，只是一个框架，更重要的东西还在后面。

    《论语》——中文第一书，其开头：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圣经》——西文第一书，其开头：
    “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相互对比，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显然的，这种区别也构成国学与西学的重大分歧，更构成了国人和西人思维方式和生存状态的重大分歧。

      《论语》“子曰”，对应的是当下，是现世，是人；而《圣经》“起初”，对应的是起源，是根源，是神。对于国学来说，“天、地、人”的思维和生存结构是当下的，所谓当下，就是承担。任何根源性的探讨，都必须以这当下的承担为前提。换句话说，一切科学、宗教、艺术，都是以这“天、地、人”的思维和生存结构的承担为前提的。你，首先是一个人，而且是在世界、天地中生存的人，没有这个承担，一切都瞎掰。然而，人，对于国学来说是主体，不是一个前提，因为任何前提都以当下的承担为前提，连前提这个词都要以之为前提。那么人，又怎能是一个前提所能困住的？没有人，就没有人的承担，还谈什么国学？

      而西人的生存和思维方式又是什么呢？柏拉图有著名的洞喻，说人如在洞中，须走到洞外，靠理智的光辉才能看清楚世界。这个比喻完全概括了柏拉图后整个西学以及西人的状态。这里没有了承担。人需要靠理智的光辉，这理智的光辉，在耶教里变成了上帝。耶教从本质上说就是柏拉图思想的神秘化。后来，科学代替了上帝的位置。但无论是理智、上帝还是科学，人都是奴隶。人不能独自去承担，独自去面对，而是要靠某样东西，即使那样东西被称为理智的光辉，也是典型的懦夫思维。

       对于西人来说，他们可以如古希腊一样悲剧，一样面对命运去抗争，但人的尊严只是一个推论或假设的前提。然而，只有奴隶才需要解放，只有奴隶才需要自由，只有奴隶才需要尊严，而你本解放，你本自由，你本尊严，又何须劳什子的解放来解放你、自由来自由你、尊严来尊严你？——你只要承担，人一样去承担就行了。承担什么？承担这个天地。人，乃天地之心；天地，乃人之躯壳；你连自己的躯壳都不能承担，你还能算是人吗？

         承担，就是《论语》，也是儒学的真精神。什么是承担？就如笔者所写《六州歌头》里的“入红尘戏。惊天地，鹏展翅。挟风雷，存永罪，终不悔。振罗衣，立云霓，抖擞凌霄志。银河坠，缺星堤，弯日轨，旋经纬，乾坤回。混浊同污，纳纳穹苍气，激荡崔嵬，送鲸涛翻海。掷酒一高歌，万古同杯。”这，就是承担。这里不需要假设什么理智的光辉，也不需要假设什么上帝，如果真有什么理智、上帝，都只能是人的理智、人的上帝，最终都需要人来承担。人，浩然之气充盈天地，天地都为之小。一人成大，一人就成其天地之大。没有这种胸襟，没有这种浩然，就没有资格谈论儒家，也没有资格谈论《论语》。

     当然，西学之内也并不都是糊涂蛋，例如马克思、海德格尔，他们所展示的就是柏拉图以来西学完全不同的道路。从气质上说，马克思走的是刚阳路子，而海德格尔是阴柔的——这方面的研究，这里就不展开了，只是要说明，那些妄自菲薄、以贩卖污辱祖宗为乐的畜生，不仅不理解国学，连西学也是人屁不通。用郭德刚的口吻送给这些人，就两字：死去！

　　对首章三个“不亦”的初步了解，最终必须落在“承担”上，如果没有这种对“天地人”，对“圣人之道”，以及对行“圣人之道”最终达到“不愠的世界”的承担，那么就没必要继续《论语》的研读。上面也说过了，鸭子是没必要读《论语》的，虽然鸭子也有“承担”，但只有君子才需要《论语》，也才能“承担”《论语》。